导弹袭击两天之后，奥马尔毛拉秘密致电美国国务院 [1] 。他对美国有个建议。他说，袭击只能激起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并引发更多的恐怖主义活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克林顿辞去总统职务。
沉着冷静的国务院官员迈克尔·E·马利诺夫斯基应对了这通电话。他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本·拉登是东非炸弹袭击事件的幕后主谋。马利诺夫斯基还补充说，他明白奥马尔是出于部族道德规范而庇护本·拉登的，但这个沙特人的行为就像是一个站在主人家窗口朝邻居打枪的客人。马利诺夫斯基警告奥马尔，只要本·拉登继续留在阿富汗，美国就不会向该国提供任何重建援助。尽管这次交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它却是此后美国与塔利班之间多次坦率而非正式对话的开端。
奥马尔毛拉无疑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问题。本·拉登对美国的战争宣言使塔利班产生了分裂。有些人说美国历来是阿富汗的朋友，为什么要毫无必要地把这个朋友变成一个强敌？他们指出，本·拉登内部圈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包括本·拉登在内）都没有发布圣令的宗教权威，更不用说宣布圣战了。其他人则认为美国在发射导弹的那一刻已经成了阿富汗的敌人。
奥马尔对本·拉登违抗其权威的行为非常愤怒，但美国人袭击阿富汗领土一事却使他陷入了窘境 [2] 。如果他交出本·拉登，就会被视为是在向美国的压力屈服。他估计自己如果这么干，塔利班的权力就将不保 [3] 。当然，奥马尔毛拉先前和图尔基王子达成的协议也是个问题。图尔基很快就会重返坎大哈接收本·拉登，把他带回沙特王国。
奥马尔再次召见本·拉登。“我流泪了，”本·拉登承认。“我对奥马尔毛拉说，我们会离开他的国家，前往真主的广大领地；但我们会把妻子儿女留下来托给他照顾。我说我们将寻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奥马尔毛拉说，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个地步。” [4]
本·拉登然后又作出了个人效忠的承诺，这与基地组织成员对他的宣誓很相似。他承认奥马尔是信众的领袖。“我们把你视为高贵的埃米尔，” [5] 本·拉登写道。“我们邀请所有的穆斯林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来协助你、与你合作。”
口袋里有了这份承诺，奥马尔毛拉的态度转变了。他不再将本·拉登视为威胁。两个人之间建立了友谊。从那时起，每当塔利班的其他成员指摘这位沙特人的不是，奥马尔毛拉都会是他最有力的维护者。他们常一起去坎大哈西部的一个水坝底下钓鱼 [6] 。
“这一次，你何不跟我同去？” [7] 10月中旬，图尔基王子问他的巴基斯坦同事、三军情报局局长纳西姆·拉纳将军。“这样的话，奥马尔毛拉就能看到我们两国都是认真的。”
基于本国得到的情报，巴基斯坦人告诉图尔基本·拉登是两起使馆爆炸案的主谋，而内罗毕使馆的炸弹袭击者还是沙特公民。图尔基沮丧地意识到，他此次协商的目标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异见者，而是一个高明的恐怖分子。毫无疑问，塔利班最为强大的两个盟国——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应该能劝说阿富汗交出这位惹是生非的客人。
图尔基王子和拉纳将军来到奥马尔毛拉先前接见过沙特王子的同一家旅店。图尔基向这位塔利班领袖致意，随即提醒他曾经作出承诺。奥马尔还没答话就突然起身离开了房间，一走就是20来分钟。图尔基心想他也许是和舒拉顾问团商量去了，甚至有可能在和本·拉登本人谈话。最后，这位信众的领袖总算回到房间，说道：“肯定是译员搞错了。我从来没跟你说过我们会把本·拉登交出来。”
“但是，奥马尔毛拉，这话我说了可不止一次了，”图尔基气急败坏地说。他指着奥马尔的主要顾问、代理外交部长瓦基勒·艾哈迈德·姆塔瓦基勒毛拉，说他上个月还来过沙特王国，讨论交人的事情。奥马尔怎么能假装没这回事？
奥马尔说话的声音变成了尖叫，而且他还开始冒汗。图尔基不禁怀疑他是否吸了毒 [8] 。奥马尔冲着王子大喊，说本·拉登是“一个高贵的人、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只不过希望看到美国人被逐出阿拉伯世界。“你们不该迫害他，而是应该和我们、和他携起手来，与不信真主者作战。”他称沙特阿拉伯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还直接辱骂起客人来，言语之过分让译员都大为踌躇。
“这一套我受够了，”图尔基愤怒地说。“但你要记住，奥马尔毛拉，你现在所做的事，将给阿富汗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
图尔基和拉纳将军乘车返回机场，一路上两个人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们还要再次飞过塔尔纳克农场本·拉登那破破烂烂的避难所，这尤其令人恼怒。从那时起，农场里那个人所挟持的已不仅仅是图尔基的个人声誉，还有沙特阿拉伯的世界地位。
虽然美国的导弹袭击破坏了阿富汗的营地，基地组织没费什么事就把营地搬到了别处——这一次是在坎大哈和喀布尔人口密集地区的附近 [9] 。但是，袭击造成的恐慌仍没有消退；一向对外人心怀戒备的基地组织社群成员，如今又自己和自己斗了起来。本·拉登护卫队的头目赛义夫·阿德勒确信自己的营地里有个叛徒。毕竟，要不是本·拉登他们在最后一刻决定拐上去喀布尔的路，导弹袭来之际本·拉登和舒拉顾问团的核心成员本该在霍斯特。
本·拉登仍然像以前那样随意地和手下人坐在一起，任何人想要接近他都很容易。有一次，一个名叫阿布·沙萨的苏丹人走进圈子，当着其他领导人对本·拉登说起无礼言语来。一个叫阿布·占达勒的手下认出此人是个“塔克费尔”派，就提出要坐到他和本·拉登之间。“用不着，” [10] 本·拉登让占达勒放心，但他说话时把手搁在了手枪上。
“塔克费尔”派的苏丹人突然动了一下，阿布·占达勒立即猛扑过去，把他的双手反剪到背后，再往他身上一坐，叫那人再也动弹不得。本·拉登笑着说：“阿布·占达勒，随他去吧！”
不过，这位机警而强壮的忠诚追随者给本·拉登和他的埃及护卫队留下了深刻印象。本·拉登送给阿布·占达勒一支手枪，让他做自己的贴身保镖。手枪里只有两发子弹——万一本·拉登被捕，占达勒就要把它们射进他的脑袋。阿布·占达勒每天晚上都会精心擦拭这两发子弹，并且对自己说：“这两发子弹是奥萨玛谢赫的。我祈求真主永远不要让我使用它们。”
图尔基王子遭到奥马尔毛拉羞辱之后，塔利班和本·拉登的护卫队都很紧张，他们估计沙特会采取报复行动。塔利班在霍斯特抓住了一个举动怪异的乌兹别克青年。他名叫西迪克·艾哈迈德，是个在沙特王国长大的流亡者。他交代说，利雅得市长萨勒曼王子雇他来杀本·拉登（萨勒曼王子否认了此事）。如能成功，刺客将得到200万沙特里亚尔，并获得沙特公民身份。“你以为你能杀死奥萨玛·本·拉登谢赫，然后从14名拿着自动武器、训练有素的护卫手中逃走？” [11] 阿布·占达勒厉声问道。这小伙子只有18岁，但看上去还是个孩子。“我错了，”他哭道。他吓坏了，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最后本·拉登说，“放他走吧。”
1999年2月初，本·拉登又一次浮现在迈克·朔伊尔的视野之中。中情局接到线报，称本·拉登和一帮阿联酋王室的放鹰狩猎者正在坎大哈南部的沙漠中宿营。这个密报来自其中一名阿联酋王子的保镖。他们到那儿是要打波斑鸨，这种濒危鸟类以飞行快速、生性狡狯知名，据说还有催情的功用。王子们是乘着C-130运输机飞来的，他们带来了发电机、冷藏卡车、精巧的空调帐篷、通讯设备和电视所需的高耸天线，还有将近50辆四驱皮卡，这些车他们离开时会留下来，算是给塔利班主人的礼物。朔伊尔在侦察照片上能清楚地看到营地，甚至能辨认出栖息在柱子上的猎鹰。但他却找不到本·拉登规模较小的宿营地；朔伊尔知道，他的营地肯定就在附近。
每当本·拉登踏进王室营地之中，那名阿联酋保镖就会向他在巴基斯坦的上线报告；不出一个小时，这个信息就会送到朔伊尔的办公桌上。安插在营地四周很大范围内的阿富汗间谍证实了沙特人进进出出的情况。
朔伊尔个头很高，一身衣服总是皱皱巴巴，戴着眼镜，一部棕色的大胡子又粗又硬。你都可以想象，他的肖像要是挂在19世纪普鲁士庄园的墙上肯定十分协调。他是个干劲十足、要求极严的人，每天晚上只睡几个小时。科尔曼曾注意到，雇员签到本上朔伊尔名字下登记的全是“上午2点30”这样的时间。他通常要在办公室呆到晚上8点。朔伊尔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科尔曼对这类人很了解），对自己需要做的工作保持着一种冷静而超然的态度。就在几个月前，朔伊尔得到情报称本·拉登将在坎大哈市长的府邸过夜。朔伊尔建议立即发动巡航导弹袭击，但遭到军方拒绝；他们说导弹袭击可能会致使300人丧生，而附近的一座清真寺也很可能被炸毁 [12] 。这些婆婆妈妈的顾虑让朔伊尔怒不可遏。
朔伊尔坚信，本·拉登现身波斑鸨营地是暗杀此人的最佳机会。抱着这种想法，他陪同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去白宫和迪克·克拉克见面。五角大楼再次下令巡航导弹进入发射准备状态（这是美国爱用的暗杀手段），打算在次日早晨发动袭击。凑巧的是，克拉克最近刚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回来，他在那里协助一笔价值80亿美元的美制战斗机销售谈判。他和阿联酋王室有私人的交情。毫无疑问，他脑海中肯定浮现出了黄沙间王子们尸横遍地的景象，以及此前“无限延伸”行动的失败。另外，中情局并不能保证本·拉登确实身在营地之中。
克拉克否决了这一行动。特内特也表示反对。朔伊尔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与干掉本·拉登的大好机会相比，让这些人反对行动计划的顾虑显得太无足轻重，而且完全是从利益关系出发。“我不是个事事考虑后果的人，”朔伊尔承认。仿佛是要证明这句话，他发出了一系列表示自己深受伤害、并对上司提出指责的电子邮件。中情局的走廊里一时议论纷纷，说朔伊尔已精神崩溃，说他对本·拉登的痴迷把自己给压垮了。与此同时，他在亚力克站对一位资历更高的联邦调查局主管大发其火，使得调查局局长弗里愤然致电中情局局长特内特。5月，朔伊尔被解除亚力克站站长职务。“你是累垮了，” [13] 他的头儿对他说。
局里本指望朔伊尔会退休，并接受已经为他铸好的情报勋章。“那玩意儿你留着塞屁眼吧，”朔伊尔说。到了星期一，他还是按自己早得叫人头晕的老时间签到上班，在图书馆里占了一张桌子。一个月又一个月，无事可做的朔伊尔始终呆在那里，等着中情局来找他——等局里下定杀人的决心，不再为担心弄死几个王子而犹豫不决。
奥尼尔的办公室位于纽约联邦广场26号25层的东北角，从一扇窗可以远眺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另一扇窗则能看到布鲁克林桥。他让自己这间办公室成了联邦调查局独一无二的地方。他把政府配发的监狱制造的办公家具通通扫地出门，然后搬进一张淡紫色的长沙发。火红色的桃心木咖啡桌上放着一本写郁金香的书——《令男人疯狂的花朵》，屋子里摆满了各种植物和时令鲜花。他有两台电脑，一台是调查局配发的破烂古董机，另一台则是他自己用的高速个人电脑。办公室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一部小电视，总是调在CNN的频道上。奥尼尔这里没有其他办公室墙壁和桌上常见的家庭照片，而是装点着一幅幅法国印象派绘画。
局里没几个人知道他在新泽西有一位妻子和两个孩子（小约翰和卡萝尔），奥尼尔1991搬到芝加哥的时候他们没有跟去。奥尼尔到芝加哥之后不久就遇到了瓦莱丽·詹姆斯。她是一位时装销售主管，离了婚，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她身材高挑，长得很漂亮；她的目光中透着坚定，还有一副叫人心动的嗓音。她在一家酒吧里看到了奥尼尔，还请他喝了一杯，因为“他有一双最让人无法抗拒的眼睛。”他们一直聊到第二天早晨5点钟。
奥尼尔每个星期五都会送花给瓦莱丽，那是他们相遇的周纪念日。他的舞跳得很棒，还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上过《美国音乐台》 [14] 节目。每次瓦莱丽出差办事，都会发现自己住的旅馆房间里已经送来了一瓶葡萄酒。“你确定你没结婚吗？”瓦莱丽问道。
就在奥尼尔迁居华盛顿之前，一个女特工在调查局的圣诞聚会上把瓦莱丽拉到旁边，告诉她奥尼尔在新泽西有家小。“这不可能，”瓦莱丽说。“我们就要结婚了。他都征得我父亲同意了。”
奥尼尔追求瓦莱丽的时候，在华盛顿还有个女友。她名叫玛丽·琳恩·史蒂文斯，在五角大楼联邦信用联盟工作。两年前，她新年夜去芝加哥看奥尼尔的时候，他就请求她只和“自己一人”约会。有一次玛丽·琳恩偶然听到奥尼尔电话答录机上的留言，发现了他和瓦莱丽的事。她质问了奥尼尔；他跪地求她宽恕，还发誓说从此再也不见瓦莱丽。但等玛丽·琳恩回到华盛顿，她那位恰好来自大西洋城的发型师又告诉她奥尼尔已有妻室。奥尼尔解释说他还在和律师商量离婚的事，说他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等最后几条法律细节谈好就结束了；他不希望因为透露这样的一场婚姻而危及自己和玛丽·琳恩的关系。他和瓦莱丽·詹姆斯说的基本上也是这一套。
来华盛顿没多久，奥尼尔又认识了另一个女人。她名叫安娜·迪巴蒂斯塔，是一位时髦的金发女郎，从事国防工业。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奥尼尔结了婚——是一位同事告诉她的——但奥尼尔始终没让她发现自己还有别的女人。安娜的牧师警告她，“那家伙永远都不会娶你。他永远不会宣告自己现在的婚姻无效。”然而有一天奥尼尔却告诉她自己已宣告婚姻无效——他是在撒谎。“我知道这对你有多重要，”他对她说。在同一个晚上，他常常会上半夜陪玛丽·琳恩，其余的时间则和安娜一起度过。“我记得他一直都是清早五六点就走，”玛丽·琳恩说。“我从来没给他做过早餐。”与此同时，他还与芝加哥的瓦莱丽维持着关系。三个女人全都以为奥尼尔会娶自己为妻。他还迷上了司法部一位容貌美丽、大权在握的女性，不过她已经结婚——这让他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之中。
怪异的是，奥尼尔这出一人多角的感情剧与敌手奥萨玛·本·拉登的生活颇为相似。如果奥尼尔身处一个允许重婚的社会之中，他家里必定会妻妾成群。但他生性喜欢鬼鬼祟祟，而且就是凭着危险的秘密和机变的谎言发达起来的。当然，奥尼尔的工作也为他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因为他总能以执行“机密”任务为由，一连好多天踪影全无。
在他的性格之中，也有想从承担义务的情感关系中寻求安慰的一面；他和瓦莱丽·詹姆斯似乎最接近这个目标。奥尼尔迁居纽约时瓦莱丽也一同前往。他们在斯徒维桑特小区找了一间公寓。奥尼尔非常喜爱瓦莱丽两个已成年的孩子，朋友甚至误以为他们是他亲生的；瓦莱丽第一次当上祖母、需要人照料孩子的时候，奥尼尔会呆在家里照看婴儿，好让她去上班。他们的生活逐渐规律起来。星期二早晨，他们会把衣服送到洗衣店，然后去跑步。每个周六的早晨，奥尼尔会去发廊理发、热水修面，好好享受一番。星期天，他和瓦莱丽偶尔会去教堂，有时还骑着自行车到市里兜风。每逢奥尼尔招待完来自委内瑞拉或是乌兹别克的警察、深夜时分酩酊大醉地回到家中，他爬上床睡觉时常常都会端一杯牛奶，外加一碟子嵌着碎巧克力的甜饼干。他特别喜欢在万圣节给孩子们发糖果。
但他身上却有着一份躁动不安，似乎总是生怕事情搞得不够复杂。1999年安娜·迪巴蒂斯塔得到了纽约的一个工作邀请，这很可能把他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奥尼尔竟然恳求她一定要来。“我们可以结婚啊！”他说。但等到安娜来了，奥尼尔却告诉她还不能马上搬进他家。他说他的公寓里住着“一帮学语言的人”。
和每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过的都是不同的生活。他设法让自己的社交圈子相互独立，这样有一群朋友以为他的女友是瓦莱丽，另一群朋友以为是安娜，还有一群则以为是玛丽·琳恩。他会带她们去不同的餐厅，甚至到不同的国家度假。“爵士乐是他的最爱，”瓦莱丽说。而在安娜身边，他听的则是安德烈·波伽利 [15] 。“我们俩最喜爱的歌是‘告别时刻，’”她回忆说。玛丽·琳恩则让他看起了大歌剧。“有一次我邀请他看《摩菲斯特》，他大老远从加利福尼亚飞过来了。”他的政治观点也很灵活，往往会与当时身边的同伴相符合；在这个人面前他是个温和的民主党，而到了另一个人面前他又成了温和的共和党。
到了假期，他会回新泽西的家中探望父母，还要去看妻子和孩子。虽然他和克里斯蒂娜已分居多年，却始终没有离婚。他向了解自己家庭情况的朋友解释说，这是“天主教的传统。” [16] 他仍旧供养着他们，而且常常和孩子们通电话。但大西洋城是他生活中极少向人提及的一部分。奥尼尔生命中的女人们都觉得他不可信任；因此，他所寻求的那种无条件的爱与忠诚，她们也就不可能给。由于自己欲罢不能的欺骗习惯，奥尼尔始终是一个孤零零的人。
这种一团乱麻的生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危害。他把自己的掌上电脑落在了扬基体育馆；那里面全是世界各地警方联络人的信息。幸运的是，扬基队的警卫人员找到了掌上电脑。后来他又把手机忘在了出租车上。1999年夏天，他和瓦莱丽开车要去泽西海岸，结果他的那辆别克在梅多兰兹附近坏了。奥尼尔的调查局用车恰巧就停在不远处的一个局外秘密地点；因此他就去换了车，没有理会调查局禁止因私人事由使用公务车的规定。不过，奥尼尔当时要是没有让瓦莱丽进那所屋子上卫生间，他违纪用车的事也许还不致引起注意。瓦莱丽根本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联邦调查局得知这一违规行为后（据说是一名心怀怨恨的特工打了小报告，此人曾利用这个地点开汽车修理店，结果被局里发现），奥尼尔遭到申斥，还被停了15天的薪水。
这种经济处罚让奥尼尔几乎无法承受。他一向是个爱表现的主人，所有的账单都要抢着来付；有一回另一个特工提出要分担一半费用，奥尼尔竟然把他的钱撕成了两半。这些表现都变成债务堆积了起来。帮奥尼尔计税的一个特工注意到他信用卡上的欠债，说道，“天哪，约翰，你这状况可是敌方发展的大好对象。” [17] 奥尼尔仍在为妻子的房子支付按揭 [18] ，从自己的退休基金中拆东墙补西墙，还向富裕的朋友借钱 [19] ——他们手里的欠条他总有一天要还。任何欠下这么多债务的人，通常都会被视为安全隐患而受到严密注意。
他不牢靠、惯于欺骗，而且有可能被敌方攻破。他也极具责任感，足智多谋，聪明过人。无论是好是坏，美国当时都得依靠这个人来阻止奥萨玛·本·拉登。
伊拉克不太可能作为盟友加入基地组织反对西方的战争，但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以来，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过一系列接触。萨达姆·侯赛因想寻找盟友来挽救自己四分五裂的政权，而伊斯兰激进分子最起码在渴望复仇这一点上与他相同。1992年，哈桑·图拉比在伊拉克情报机构和基地组织之间安排了一次会议，目的是制定一个推翻各国亲西方阿拉伯政府的“共同策略” [20] 。伊拉克代表和本·拉登见了面，并对他大加恭维，称他是预言中所说的马赫迪，是伊斯兰的救世主 [21] 。他们希望他能停止支持反萨达姆的叛乱分子 [22] 。本·拉登同意了；但作为交换，他要求伊方提供武器以及伊拉克国内的训练营地。就在那一年，扎瓦希里去了巴格达，而且见到了独裁者本人 [23] 。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向基地组织提供了任何武器或营地，而本·拉登不久就恢复了对伊拉克异见者的支持。
然而，对话仍然在断断续续地进行。1998年本·拉登发布反美圣令的时候，伊拉克情报官员曾飞赴阿富汗，和扎瓦希里商讨将基地组织迁到伊拉克的问题 [24] 。当时，本·拉登与塔利班的关系颇为紧张，基地组织的几名高层人员也倾向于寻找一个新的庇护所。本·拉登反对这个想法，因为他不想欠伊拉克暴君的人情。
1999年10月，扎瓦希里带着一本假护照再次前往巴格达，去参加第九届伊斯兰人民议会 [25] 。这是一个由宗教学者和活动家组成的国际协会，由伊拉克政府赞助。很凑巧，一个名叫阿布·穆萨卜·扎卡维的约旦圣战者差不多也在同一时间到达。扎卡维并不是基地组织的成员，不过他在阿富汗的赫拉特开设了一座训练营。他把自己视为本·拉登的竞争对手，但他与圣战组织的关系很密切。伊拉克情报机构可能协助扎瓦希里和扎卡维建立了一个由库尔德激进分子组成、名为“伊斯兰辅助者”的恐怖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受黎巴嫩真主党一事的启发而建立的。 [26] （后来，扎卡维成为2003年美国攻入伊拉克之后基地组织反美力量的领袖。）
奥尼尔特别担心基地组织会抓住新千年将近的时机，大肆渲染它与美国的战争。他确信伊斯兰恐怖分子已经在美国建立起滩头阵地。这种看法与调查局领导认可的观点大相径庭。弗里局长在白宫的会议上反复强调说，基地组织没有对美国国内构成任何威胁。在1999年6月之前，本·拉登甚至都没有被列入联邦调查局通缉要犯的名单。
奥尼尔渐渐觉察到基地组织的袭击有一种节奏，还跟朋友们说：“我们已经晚了。”1999年下半年时，他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他知道本·拉登非常看重时机选择和象征意义，而千年之交正是制造戏剧性效果的无与伦比的机会。奥尼尔认为目标可能是某种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饮用水、电网，也可能是交通系统 [27] 。然而，根本没有什么情报能支持这种假设，这令他大为沮丧。
12月，约旦当局逮捕了16名恐怖分子嫌疑犯，据信他们计划炸毁安曼的雷迪森酒店，以及其他几处西方人常去的旅游景点。密谋者之一就是阿布·穆萨卜·扎卡维，不过他没有被捕。约旦人还发现了刻成光盘的6卷本基地组织训练手册。约旦的分支机构中有几个阿拉伯裔美国人。
中央情报局警告说美国国内可能会发生多起袭击事件，但他们却给不出多少细节 [28]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边境巡逻队、国民警卫队、特工处，以及每一个治安官办公室和警察局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袭击即将来临。对恐怖袭击的畏惧，和普遍的“千年虫”之忧搅在了一起——许多人担心大部分电脑可能无法适应计时系统在千年之际的变化，从而导致技术世界的崩溃。
12月14日，华盛顿州安吉利斯港的一名边境警卫拦住了一个名叫艾哈迈德·雷萨姆的阿尔及利亚男子。此人一副焦虑不安的样子引起了她的怀疑。她让他从车上下来。另一个警卫打开后备厢，说道：“嗨，这里有名堂。” [29] 一名海关官员从后面揪住雷萨姆的外套，推着他朝汽车后备厢走去。那里面装着4个定时器，100多磅尿素，还有14磅硫酸盐。这些成分可以造出俄克拉何马爆炸案中使用的那种炸弹。
雷萨姆撒腿就跑，那名海关官员手里只抓住他一件外套。警卫们追上前去，在4个街区以外抓到了他——他正要闯进一辆等候信号灯的汽车。
人们发现，雷萨姆的目标是洛杉矶国际机场。尽管采取了那么多防范措施，要不是雷萨姆的紧张神态引起了那位边境警卫的警惕，新千年可能就会在一场大灾难之中开始。但是，厄运却将降临在另一个地点。
虽说雷萨姆曾在阿富汗本·拉登的一个营地中学习制作炸弹的技术，但他并不是真正的基地组织人员。他是个打着基地组织旗号自由行动的恐怖分子——一个没有多少宗教知识的小贼，姑且称他为先遣队员——“9·11”之后冒出了一大批像他这样的人。他接受了基地组织的训练，胆子也大了起来，就在蒙特利尔建立了自己的临时分支机构。雷萨姆在袭击之前曾给阿富汗打电话，讯问本·拉登是否愿意把他的行动归于基地组织名下，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复。
约翰·奥尼尔确信雷萨姆在美国国内还有同党。他们是什么人？在哪里？他觉得有一座滴答作响的钟正在朝新年倒数——在那个时刻，基地组织的袭击将引起最大的关注。
华盛顿州当局从雷萨姆口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加尼”，还有几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号码的区号是“318”，但杰克·克卢南拨通这个号之后，接电话的却是路易斯安那州门罗市的一个小孩子。克卢南又看了看号码。他心想，也许区号是“718”。他又拨了一次，发现这个号码的机主是阿卜杜勒·加尼·梅斯基尼，一个住在布鲁克林的阿尔及利亚人。
在奥尼尔的监督下，联邦调查局布鲁克林指挥部对梅斯基尼进行了监视。窃听器监听到梅斯基尼打给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电话，他提到了雷萨姆和蒙特利尔的另一名嫌疑犯。12月30日，奥尼尔以阴谋破坏的罪名逮捕了梅斯基尼，并以违反移民法的罪名逮捕了其他几名恐怖分子嫌疑犯。梅斯基尼和雷萨姆最终都将成为美国政府的合作证人。
那个寒冷的新年之夜，奥尼尔和200多万人齐聚纽约时代广场 [30] 。午夜时分，他给白宫的克拉克打了电话，说自己就站在巨大的光球下面，时钟正敲响新的千年。“他们要是打算在纽约干什么事情，肯定会选这个地方，”他告诉克拉克，“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 [31]
新千年之际的那次围捕后，奥尼尔认定基地组织在美国埋下了潜伏机构。加拿大与约旦分支机构之间的联系最后都归到了美国；可即便是在美国使馆的爆炸事件和洛杉矶机场的未遂炸弹袭击之后，调查局高层仍旧把基地组织看作一种遥远而可以控制的威胁。但反恐处的副主管戴尔·沃森是个例外。接下来的几个月之中，奥尼尔、沃森和迪克·克拉克多次会面，创立了一个名为“千年行动后总结”的战略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了几项旨在根除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的政策变革，其中包括：增加国内反恐联合行动组的数目；从国内收入署和移民归化局抽调更多人员，监控资金和人员的流向；创立一个流水线式的工作流程，以分析通过窃听得到的信息。但是，这些变革并不足以克服千年之交后遍布华盛顿的官僚主义怠惰气氛。
临近斋月末尾的“力量之夜” [32] ，纪念的是先知穆罕默德在希拉山洞中首次接受真主之命的日子。在2000年1月3日那个吉祥的日子里，也门亚丁港的5个人开了斋戒，一路走到海边。他们看到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一艘玻璃钢制的钓鱼小艇搁浅在浪花之中。他们的目光落到了那台崭新的225马力雅马哈舷外马达上。几个人就这件咄咄怪事讨论了一番，认定小艇是来自天国的礼物。他们当时正处于斋月宗教仪式的净化状态，因此认为自己的虔诚得到了回报；于是他们就把船上所有能拿的东西拿了个精光，首先拆的就是那台重达600磅、价值超过1万美元的马达。他们刚把硕大的马达卸下来它就一头栽进海水之中，他们只得把它滚上岸来。到那时候马达已经给彻底泡坏了。
接下来，其中一个人打开了船舱。舱里塞满了奇形怪状的砖头。他觉得这些东西肯定是印度大麻制品，可是砖头和砖头之间连着导线，还接了块电池。他拽下一块砖头闻了闻。有一股古怪的油味儿，根本不像印度大麻。几个人认为这些砖头不管到底是什么东西，肯定都很值钱。因此他们在小船和海岸之间排成一线，一抛一接地传起砖头来。
突然，基地组织的两个人乘着一辆小越野车开了过来，质问那5个人在对他们的船做什么。他们俩看到也门人正在扔“砖头”，吓得直往后退。
后来美国调查人员发现，这艘玻璃钢小艇原本是用来对美国驱逐舰“沙利文”号发动自杀袭击的，该舰当时正在亚丁港加油。基地组织的人在艇上装的C-4炸药太多，又卸掉了增加浮力的装置，结果小艇刚下拖车就沉到了水底的软沙上。他们最后还是用船用起重机把小艇捞了上来，很快它就会被收拾好，准备用于另一次行动。
* * *
[1] 美国国务院机密电文，“阿富汗：塔利班的奥马尔毛拉8月22日与国务院联系”，1998年8月22日。
[2] 对拉希姆拉·优素福扎的采访。
[3] 美国大使馆（伊斯兰堡）电文，“情况报告六：巴基斯坦/阿富汗对美国袭击的反应”，1998年8月25日。
[4] 罗伯特·菲斯克，“本·拉登的秘密被半岛电视台记者揭开”，《独立报》，2002年10月23日。
[5] 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168页。
[6] 斯蒂芬·布朗和朱迪·帕斯特纳克，“早在‘9·11’之前，本·拉登的飞机就已经在悄然飞行”，《洛杉矶时报》，2001年11月18日。
[7] 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
[8] 《明镜》周刊访谈：“接着奥马尔毛拉就冲我大喊”，《明镜》周刊，2004年3月8日。克里斯托弗·苏丹英译。
[9] 对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德尔的采访。
[10]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六），2005年3月24日。
[11]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六），2005年3月24日。
[12]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31页。
[13] 对迈克尔·朔伊尔的采访。
[14] 《美国音乐台》（American Bandstand）是美国广播公司的老牌电视歌舞节目，于1952—1989年间播出。——译者
[15] Andrea Bocelli（1958—），意大利著名的盲人男高音歌手。后文所说的“告别时刻”（Time to Say Goodbye）是他1997年与英国女歌手莎拉·布莱曼合作演唱的歌曲。——译者
[16] 对格兰特·阿什利的采访。
[17] 对联邦调查局匿名特工的采访。
[18] 韦斯，《他警告了美国：严阵以待的联邦调查局反恐斗士约翰·奥尼尔》，第279页。
[19] 对乔·坎蒂梅萨的采访。
[20] 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124页。
[21]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22]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61页。
[23] 杰弗里·戈德堡，“巨大的恐怖”，《纽约客》，2002年3月25日。
[24]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66页。
[25] “伊拉克：前总理披露有关伊拉克基地组织创建的秘密情报资料”，安莎通讯社，2005年5月23日。
[26] 这些推测的依据是伊拉克过渡政府前总理伊亚德·阿拉维所说的话。他声称在伊拉克秘密情报部门的档案里发现了有关信息。
[27] 对刘易斯·斯基利罗的采访。
[28] 塞缪尔·R·伯杰的陈述，《“9·11”报告：国会联合调查》，2002年9月19日。
[29] 罗伯特·德雷珀，“炸毁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密谋”，《绅士季刊》，2001年12月。
[30] 对约瑟夫·邓恩和马克·罗西尼的采访。
[31] 克拉克，《针对所有敌人》，第214页。
[32] 对罗伯特·麦克法登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