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来到阿富汗受训的人，并不是一无所有的社会失败者。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反映的是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曾在80年代早期研究过的、组成恐怖主义群体的“模范埃及青年”。大部分可能被基地组织招募的人都来自中产或上层阶级 [1] ，而且几乎所有人出身的家庭都是完整的。他们大多接受过大学教育，而且非常偏爱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他们之中没有多少人出自宗教学校；实际上，许多人曾在欧洲或美国接受教育，甚至能说多达五六门语言。他们没有任何精神不正常的迹象 [2] 。在加入圣战之前，许多人甚至都不是特别笃信宗教。
比起抗击苏联的圣战者前辈，他们的历史更为复杂，也更多样化。上一代圣战者之中有许多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士——医生、教师、会计、伊玛目——他们携家带口来到了阿富汗 [3] 。新一代圣战者则多是年轻的单身男子 [4] ，但也有精通造假、信用卡欺诈和毒品走私的罪犯，这些人的技巧以后派上了大用场。上一代人绝大多数来自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新的应征者中则有许多来自欧洲和阿尔及利亚。特别的是，没有任何人来自苏丹、印度、土耳其、孟加拉国，甚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反苏圣战中，一些什叶派穆斯林曾参与战斗 [5] ；本·拉登在马萨达的基地中甚至还有一个什叶派营地。新的圣战者群体则全部是逊尼派。他们的直接目标是为波斯尼亚和车臣的战争做好准备，然后再回到本国建立伊斯兰政府。从1996年到2001年营地被摧毁，阿富汗的训练营共接纳过1万到2万名受训者 [6] 。
应征者在面试中会被问及自己的背景和特别技能。收集这些信息有助于确定给各人委派何种任务；例如，一个名叫哈尼·哈居尔的年轻沙特人就提到他曾在美国学习飞行。他将成为“9·11”密谋的一部分。
除了艰苦的体能训练，新的应征者还要接受基地组织世界观的灌输。有些受训者在听课笔记中明确写下了该组织的乌托邦式目标 [7] 。
1．在世上建立真主的统治。
2．为了真主的事业以身殉教。
3．清除伊斯兰各阶层中的堕落分子，实现净化。
这三个目标表述精确，界定了基地组织的吸引力和局限性。它们召唤的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这些人根本不会停下来问一问：在以净化宗教为惟一政治宗旨的人手中，真主的统治将会是什么样子？而死亡这种个人目标，仍然是吸引许多应征者前来的主要原因。
他们对以前的行动进行研究；既有使馆爆炸案之类的成功范例，也有谋刺穆巴拉克这样的失败。他们的教材是一本180页的手册《反暴君圣战中的军事研究》，书中含有伪造、武器训练、安全和谍报方面的章节。“我们号召与叛教政权进行的抗争，从来就不知道什么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柏拉图式的理想……或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外交，”手册一开头写道。“但它却了解子弹的对话，刺杀、爆炸与毁坏的理想，以及大炮与机枪的外交。”
训练中有三个主要阶段 [8] 。新到的应征者要在新兵训练营里待15天，他们在这儿会被训得筋疲力尽，有时候晚上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到了为期45天的第二阶段，应征者将接受地图判读、堑壕修筑、天文导航方面的训练，并学习使用五花八门的武器：轻机枪、克莱莫杀伤地雷 [9] 、迫击炮、肩射火箭，还有防空导弹。演练的目标始终是美国人，不是美国兵就是美国的交通工具；不过根据一名基地组织学员在意识形态课堂上的笔记，“伊斯兰的敌人” [10] 还有：
1．离经叛道者（穆巴拉克之流）
2．什叶派教徒
3．美国
4．以色列
敌人种类太多，将始终是一个令基地组织头痛的问题，尤其是碰到斗争舞台上出现新的角色、重要程度又各不相同的时候。
完成第二阶段训练的人可以选择加入游击战学校，培训期同样是45天。学校里设有培训劫持和谍报技术的专门营地，以及一门为期10天的暗杀课程。一名基地组织受训者在日记中写到，他有一天学的是“从摩托车上向刺杀对象及其保镖开枪”，另一天学的则是“从上方、前方和后方朝车里的两个目标射击” [11] 。另一个营地专门培训炸弹制作技术，还有一个名为“神风队”的营地 [12] 仅向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开放。他们身穿特制的白色或灰色服装，单独居住，不和任何人交谈。
学校里有一座藏书颇丰的军事图书馆，其中就有以色列恐怖主义者、最终成为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的自传《反叛》。另一本书说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建立快速部署部队的情况，书中假想了这样一个场景：一艘装载液化天然气的轮船被炸毁在波斯湾咽喉部的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导致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受训者对这个想法很着迷，花了许多时间来策划如何实施这样的行动。晚上他们常会看好莱坞的惊险片，从中寻找灵感。他们尤其爱看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的电影 [13] 。
扎瓦希里对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特别感兴趣。他指出，“这些武器的毁灭性效果不亚于核武器。” [14] 他建立了一个名为“扎巴迪”——意思是“凝乳”——的项目，研究造成大规模杀伤的非常规手段，而且还潜心钻研医学杂志，了解各种各样的药剂。“尽管这些武器极其危险，我们却正是因为敌人才认识它们的；敌人一再强调制作这些武器的成本很低廉，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写道。他手下一个名叫阿布·哈巴卜的人在贾拉拉巴德附近建起一个实验室，用狗来实验自制的神经毒气，还把它们痛苦死去的过程拍摄下来。做实验的狗往往拖到5个多小时之后才死 [15] 。阿布·哈巴卜向受训者解释说，人类对这种毒气的反应更大，因为他们没有狗身上那么强的抗体。扎瓦希里还在坎大哈附近建立了另一座实验室，一个名叫耶齐德·苏法特的马来西亚商人 [16] 在实验室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试图培育生物武器，特别是炭疽杆菌。苏法特在萨克拉门托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获得过化学和实验科学的学位。
本·拉登起初并不反对使用生物或化学武器，但他发现自己和阿布·哈夫斯发生了冲突。使用这类不分对象的武器自有其伦理问题与后果，基地组织就此进行争论时哈夫斯是强硬派的领袖。这些武器会在伊斯兰国家使用吗？会不会以平民为目标？温和派指出，使用任何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会使全世界不再同情穆斯林事业，并激起美国针对阿富汗的大规模报复。与其他选择相比，本·拉登显然更倾向于核武器 [17] ，但这种武器又带来了额外的道德顾虑。强硬派指出，美国已经在日本使用过两次核武器，而他们目前在伊拉克使用的弹药中就含有贫铀。如果美国决定再次使用核武器，又有谁能够保护穆斯林？联合国吗？还是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基地组织必须创造出一种能让伊斯兰世界免受西方帝国主义侵害的武器。
应征者之间的共同点——除了他们的城市习气、见多识广的背景、教育程度、运用语言的能力和电脑技术之外——往往都是客居异乡。大多数人加入圣战的时候，所处的国家并不是养育他们的祖国。他们之中有生活在法国流亡者聚居区的阿尔及利亚人，生活在西班牙的摩洛哥人，或是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的也门人。他们虽然取得了成就，但在自己客居的社会之中却几乎没有地位可言。和赛义德·库特卜一样，他们也是在西方生活期间把自己定义为激进的穆斯林。一个住在伦敦的巴基斯坦人觉得自己既不是真正的英国人，也不是真正的巴基斯坦人；身处科威特的一个黎巴嫩人，或是客居布鲁克林的一个埃及人，也同样会有这种身在边缘的感觉。孤身一人、备受疏远，亲人往往又远在天边，离乡背井的人只有转向清真寺；他在那里可以找到同伴，还有宗教的安慰。伊斯兰教提供了共性的要素。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它成了一种身份认同。
清真寺的伊玛目们自然会响应促使这些人寻求精神家园的疏离感与愤怒。移民国家中新建的清真寺绝大多数由沙特阿拉伯资助，寺中的神职人员也是瓦哈比派的宗教激进分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在宣扬圣战的光荣。受到这些豪言壮语和反苏圣战胜利传奇的激励，青年男子常常成群结伙地作出决定，奔赴阿富汗。
汉堡的4个年轻人就是这样 [18] 。
汉堡是德国最繁荣的城市，居民中百万富翁的比例在欧洲都市之中高居榜首。1999年的汉堡是小资产阶级和自由意志论者的堡垒。这座城市总是认为自己更具英国而非德国的特点——既高贵，又不失礼貌；既有贵族气派，又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它吸引了大批外国学生和政治难民，其中大约有20万人是穆斯林 [19] 。1992年秋天，穆罕默德·阿塔来到这座城市，报名攻读汉堡-哈堡工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研究生。德国的外国学生想在这里呆多久都没问题，他们无需支付学费，还可以到欧盟各国任意旅行。
历史留下的伤痕很容易就能发现：它们不仅表露在旧城区重建的部分，也体现在国家法律与德国人的性格之中。新德国小心翼翼地把容忍奉为宪法中的原则，该国的政治避难政策在全世界也是最为开放的。公认的恐怖主义组织在德国可以合法地活动，募集资金和人员——但这仅限于国外的恐怖主义者，国内的可不行。策划恐怖行动不会触犯法律，只要恐怖袭击发生在国外。自然，许多极端分子充分利用了这个避风港。
除了妨碍对激进群体进行调查的宪法屏障，还有德国国内的戒备之心。以前，德国曾遭受过仇外情绪、种族主义和警察滥用权力的伤害；任何可能唤起这些阴魂的行动都被视为禁忌。联邦警察宁愿把力量集中在本土的右翼分子身上，对外国的组织却很少关注。德国害怕的是它自己，而不是别人。德国人与国内的外国激进势力之间达成了默契：只要德国人自己不遭到袭击，就不会有人去打扰他们。出于对本国极端主义历史的恐惧，德国无意间成为了一种新极权主义运动的寄居地。
伊斯兰激进分子与纳粹党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虽然伊斯兰激进分子常被斥为法西斯式派别，圣城清真寺（阿塔和朋友们聚集的地方）之中埋藏的憎恨还没有发展为一种迫切的政治企图。但是，和在失败的耻辱中诞生的纳粹党一样，伊斯兰激进分子同样有一种狂热的决心：世世代代都被人踩在脚下的他们，一定要做历史的主宰。
虽说阿塔只有一点模糊的社会主义政治概念，他和他的圈子却填充了纳粹垮台后无人做主的政治空间。阿塔的一个朋友穆尼尔·穆塔萨迪克称希特勒“是个好人”。 [20] 阿塔自己也常说，犹太人从他们在纽约市的全球总部控制着媒体、银行、报纸和政治。另外，他还坚信犹太人策划了波斯尼亚、科索沃和车臣的战争，以此来遏制伊斯兰。他认为莫妮卡·莱温斯基是受命去败坏克林顿名誉的犹太特工，因为克林顿太同情巴勒斯坦人的事业。
所有人都觉得阿塔的性格极度僵化，这一点正是纳粹的特征。毫无疑问，由于需要抵御这个慷慨城市中的诱惑，他的性格特点被愈发强化了。汉堡的整洁与效率想必让年轻的城市规划师阿塔赞叹不已，这与他成长的开罗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赛义德·库特卜在美国察觉到的恶劣特征——物质主义、淫乱放荡，以及精神上的虚伪——在汉堡也是昭然若揭：这儿有喧闹的赌场、在橱窗里搔首弄姿的妓女，还有那些雄伟而又空洞的大教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堡是著名的造船中心。“俾斯麦”号战列舰就是在这里建造的，还有德国的潜艇舰队。自然，它成了盟军轰炸的首要目标。1943年7月，“蛾摩拉 [21] 行动”——摧毁汉堡——是当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袭。但是，袭击所摧毁的远远不只是工厂和港口。在这场旨在恐吓德国人的蓄意行动中，日以继夜的空袭燃起的火海吞噬了4.5万条生命。造船厂的工人大都住在易北河对面哈堡的排屋里，而盟军对这里的空袭尤为猛烈。阿塔住的公寓地处马林施特拉斯54号，这栋重建楼房所在的整条街在当年的恐怖空袭中都被摧毁殆尽。
阿塔是个完美主义者；本行的制图工作他做得很熟练，但没有什么创意。从身体上看，他的举止带着一丝女性特征：他既“文雅”又“纤弱” [22] ，因此他的性取向（无论多么秘而不宣）让人很难判断。他黑色的眼睛机警而聪慧，但极少流露出情绪。“有段时间我很难分辨出他眼黑和瞳孔的区别，这一点本身就让他显得非常、非常的吓人，” [23] 他的一位女同事回忆道。“他有个不同寻常的习惯：每当他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听你作答，他都会把嘴唇紧紧抿起来。”
1996年4月11日，27岁的阿塔签署了一份从圣城清真寺拿来的标准遗嘱 [24] 。就在那天，以色列发起“愤怒的葡萄”的行动，袭击了黎巴嫩。据一个朋友说阿塔勃然大怒，并在袭击当天填写了临终遗言，以此表明自己会用生命来进行报复 [25] 。
遗嘱中体现的情绪反映了整个宗教群体的信条，不过阿塔还一再表明自己对女性的厌恶；在他心目中，女性的软弱无力与腐化堕落和犹太人如出一辙。遗嘱中声明：“任何孕妇或不信真主者都不可参加我的葬礼，也永远不得为我扫墓。任何女人都不得请求我的宽恕。为我清洗遗体的人必须戴手套，以免直接触碰我的生殖器。”声明中针对女性的愤恨以及对性接触的恐惧让人不禁会想，阿塔走向恐怖主义不仅是由于文化的冲撞，也源于他自身矛盾的性取向。
穆罕默德·阿塔、拉米兹·本·希布赫、马尔万·谢希和齐亚德·贾拉这4位汉堡朋友于1999年11月抵达哈尔丹营地，参加基础训练课程。他们来得正是时候。
三年前，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在托拉博拉的一个山洞中向本·拉登提出了“飞机行动” [26] 的建议。这三年来，基地组织一直在研究对美国本土发动袭击的计划。穆罕默德设想发起两波行动，从美国东海岸和亚洲各劫持5架飞机。其中9架飞机将撞向选定的目标，如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与核电厂。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本人将驾驶最后一架飞机。他将杀死机上所有的男人，继而发表一份谴责美国中东政策的宣言；最后他将驾机着陆，并释放机上的妇女和儿童。
本·拉登当时拒绝了这个别出心裁的想法。但1999年春天，本·拉登又把穆罕默德召回坎大哈，准许他将这一行动付诸实施 [27] 。
几个月之后，本·拉登、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和阿布·哈夫斯在坎大哈碰头，选择可能的袭击目标。参与此事的只有这三个人 [28] 。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造成极具象征意义的破坏。本·拉登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是有可能被摧毁的。“美国是一个军事力量强大无比、经济范畴极为广泛的超级大国，” [29] 他后来承认。“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并不稳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这个基础作为目标，并对其明显的薄弱点予以特别关注。如果有100个薄弱点遭到打击，真主保佑，美国就会衰落、就会垮台，就会放弃世界的领导权。”他认为，组成美国的各州联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
因此，本·拉登自然想对白宫和美国国会发起袭击。他也把五角大楼列入了名单。如果他能成功摧毁美国政府所在地及其军事总部，整个美国的解体似乎就并不是痴人说梦了。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提出的目标是世界贸易中心；他侄子拉米兹·优素福6年前发动的炸弹袭击未能摧毁这一建筑。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 [30] 和洛杉矶的图书馆大楼（现在叫联邦银行大厦）也被讨论过。本·拉登决定，对美国西海岸城市的袭击先等一等再说。
能用于行动的钱很少，但甘愿殉教牺牲的人却所在多有。如果袭击计划仅限于在半空中炸毁飞机，就没有必要去培训飞行员；但是，随着这个设想逐渐发展为最终的高明方案，“飞机行动”显然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人员，而他们掌握飞行技巧可能需要多年时间。
本·拉登委派他最信赖的4个人参加此次行动。但是，他们几个谁都不会开飞机，而且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英语能力是获得飞行员执照的必备条件。他们没有在西方生活的经验。穆罕默德试着辅导这几个人。他教他们学习英语短语，还收集来美国飞行学校的小册子。他们在电脑上玩飞行模拟游戏，观看描述劫机事件的好莱坞电影。但是，这几名参与者的能力与任务宏伟目标之间的巨大差距一定很令人泄气。
纳瓦夫·哈兹米是上述4人之一 [31] 。1993年，他17岁时就来到了阿富汗。他体格强壮，脸上常闪现出帅气的笑容。他父亲是一位富有的麦加杂货商。哈兹米儿时的朋友哈立德·米达尔 [32] 也出身于麦加的一个显赫家庭。这两个有钱人家的沙特少年以本·拉登为榜样，他们曾在波斯尼亚并肩战斗，后来又和塔利班一起抗击北方联盟——该联盟由分散的圣战者组织和阿富汗前政府支持者组成，领导者是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米达尔虽然有沙特的公民身份，但他的原籍是也门。他娶了一位也门战友的妹妹哈达·胡达，和她生了两个女儿。事实上，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使馆爆炸案时发现了胡达家里的电话号码，而这个号码对于了解基地组织的规模至关重要。美国情报机构如果想破获“9·11”的阴谋，哈兹米和米达尔两人的行动就是最为切近的希望。
因为哈兹米和米达尔都是沙特公民，他们俩很容易就获得了赴美签证。他们甚至都不需要亲身去使馆申请。但另两名未来的劫机者都是也门人，对于他们来说情况就不同了。移民部门认为也门人一旦进入美国，就很有可能在非法的地下社会之中消失无踪。因此，他们俩申请签证时也被例行公事地驳回了。面对无法将所有人手送进美国的困境，本·拉登转而把他们送往东南亚，研究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另一方案的可能性——直接在空中炸毁美国班机。那时，袭击美国本土的宏伟计划似乎被搁置了起来。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穆罕默德·阿塔和他的朋友们首次现身阿富汗。他们几个人错开了时间，在11月末的两个星期内相继抵达，当时树叶已在飘落，斋月即将开始 [33] 。阿布·哈夫斯立刻就注意到了他们：受过教育，懂技术，具备基本乃至熟练的英语能力。这几个人用不着别人告诉他们应怎样在西方生活。签证不会有问题。他们只需要学会飞行、而且甘愿赴死就行了。
等本·希布赫到了阿富汗，阿塔、贾拉和谢希告诉他，他们被选中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具体内容尚不清楚 [34] 。一天晚上，4个人受邀和本·拉登共进斋月盛宴。他们谈到塔利班的问题，本·拉登还询问了欧洲穆斯林的情况。接下来他告诉这四个人他们将成为殉教烈士。
他们得到的指示是返回德国，然后报名参加美国的飞行学校。
计划没有变化快的飞机行动现在有了两个独立的小组，每一组都将负责发动一起大规模的袭击。汉堡分支机构的人有的报称自己把护照弄丢了，有的则说护照被窃，以掩盖他们的阿富汗之行。与此同时，原本被选中执行飞机行动的4个人去了吉隆坡。除了哈立德·米达尔和纳瓦夫·哈兹米之外，这一组还有两个也门人阿布·巴拉和陶菲克·阿塔什，后者又名陶菲克·阿塔什·哈拉德。
哈拉德是基地组织之中又一个难以捉摸却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与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北方联盟作战时失去了右腿，现在装着一个金属假肢。虽然生于也门，他却是在沙特阿拉伯长大的，自小就认识本·拉登。他参与了使馆爆炸案，以及针对停泊在亚丁港的美国海军“沙利文”号舰的未遂袭击。他还将成为10个月之后美海军“科尔”号舰爆炸案的主谋。
1999年底，哈拉德致电米达尔，要他到吉隆坡参加一次会议。这是两个小组惟一的一次会面。美国国家安全局从米达尔的也门岳父艾哈迈德·哈达的电话上（基地组织利用这个电话通告信息）监听到一次交谈，其中提到了即将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会议、哈立德·米达尔的全名，以及另两个与会者的名字：纳瓦夫和萨利姆。国家安全局以前从同一部电话上获悉纳瓦夫的姓是哈兹米，但这次该局却并未搜寻自己的数据库。“他们可能是在图谋不轨，” [35] 国家安全局报告说。但它并没有进一步追查此事。
但是，中央情报局已经掌握了米达尔和哈兹米这两个名字 [36] 。沙特情报部门图尔基王子的首席分析师赛义德·巴兹卜此前曾在利雅得的每月例会上警告美国同行，称这两个人是基地组织的成员。凭借这一信息，中情局在米达尔去马来西亚途中暂住迪拜的时候，派人进入了他的旅馆房间。美国特工拍下了他的护照，然后把照片传真到亚力克站。护照所含的关键信息是米达尔持有可多次入境的赴美签证，有效期到2000年3月底。亚力克站向世界各国的多家情报机构发出通知，称“我们需要进一步确认这两名旅行者的身份及其活动……以判定他们是否构成了任何真正的威胁。” [37] 这份通报中还称米达尔旅行证件的副本已被交给联邦调查局。实情并非如此。
中情局请求马来西亚方面对吉隆坡的会议进行监控。1月5日，会议在地处风景点的一个僻静公寓套间之中举行，从那里望下去就是杰克·尼克劳斯 [38] 设计的高尔夫球场。公寓套间的主人是耶齐德·苏法特，那个与扎瓦希里合作培育炭疽杆菌的马来西亚商人。由于没有对会议进行窃听，发现基地组织密谋的机会也丧失了——这一密谋将最终导致美“科尔”号舰爆炸案和“9·11”袭击。没有了不眠不休、警觉过人的迈克·朔伊尔，亚力克站已经锋芒不再。朔伊尔那时还坐在图书馆里，等着中情局起用他。
会议当天，利雅得情报站给亚力克站发去电传，提到了米达尔赴美签证的情况。派驻亚力克站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道格·米勒看过电传之后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请求中情局批准向联邦调查局通报两个情况：一是马来西亚的会议，二是近期可能有一名或多名恐怖分子前往美国。在从一个机构向另一个机构传递情报之前，必须征得这样的批准。米勒被告知，“这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事。” [39] 一个星期之后，米勒就此事再次征询派驻调查局总部的中情局副局长汤姆·威尔希尔的意见。威尔希尔名义上的职责是为中情局向调查局传递信息提供便利。米勒把自己草拟的备忘录交给他，还问道：“这个备忘是否可行，还需要我重新做一遍吗？” [40] 威尔希尔始终没有答复。那以后，米勒就把这回事给忘了。
马来西亚秘密情报部门的特别分部用相机拍下了十来个进入公寓套间和去网吧上网的基地组织人员。1月8日，特别分部通告中情局驻泰国的负责人，称参加过会议的三个人——米达尔、哈兹米和哈拉德——即将飞往曼谷。凑巧的是，哈拉德将在曼谷与美“科尔”号舰的炸弹袭击者会面。但是，中情局却没有警告任何特工应对这几个人进行跟踪。中情局也没有通知国务院将米达尔的名字列入恐怖分子监控名单；如果名单上有米达尔，那么他在美国入境时就会被截住，或被置于监视之下。
三个月之后，中情局获悉哈兹米已于2000年1月15日飞抵洛杉矶。中情局当时如果检查了乘客名单，就会注意到与他同行的还有米达尔。至少有一名已知的基地组织人员身在美国，但中情局既没有通知联邦调查局，也没有通知国务院。
既然明知米达尔和哈兹米是基地组织的人、知道他们拥有赴美签证，而且至少已有一人来到美国本土，中情局为什么不向其他政府机构通报这些信息？和往常一样，中情局担心基于特定情报的指控可能会损害自己与国外情报机构的关系；不过，美国设有保护此类机密信息的安全措施，而联邦调查局碰到类似行动时照例会与中情局合作。但是，从和约翰·奥尼尔打交道的经验来看，中情局知道此人碰到任何与联邦调查局沾边的案件都会要求完全掌握控制权，而这件案子肯定也是如此。中情局有许多人（不光是被晾在一边的朔伊尔）憎恨奥尼尔，而且对动辄出错、行事不分轻重的联邦调查局怀有顾虑，不放心把敏感的情报托付给他们。因此，中情局也许是做出了隐瞒信息的决定，以避免奥尼尔插手该案。奥尼尔的几个下级认为这极有可能。
中情局把理应传递给调查局的信息保护起来，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I-49小组的一些成员后来认为，中情局掩盖米达尔和哈兹米的情况是由于他们想把这两个人发展过来。中情局急欲获得基地组织内部的情报来源。它根本就未能打入该组织的核心圈子，甚至无法在基本上来者不拒的训练营中安插一个愿意和美方配合的内线。米达尔和哈兹米在他们眼中想必是很有吸引力的机会。但这两个人一旦进入美国，也就进入了联邦调查局的管辖范围。中情局没有在国内行动的法律权威，虽说事实上调查局常常发现中情局在美国国内从事秘密活动。纽约市的情况更是如此，这里满是来自外国的人员。奥尼尔曾多次就I-49小组发现的鬼把戏向中情局的纽约负责人提出抗议。联邦调查局有些调查员还怀疑，中情局可能是在和沙特情报部门进行一项联合行动，以绕过上述法律限制。当然，国外情报机构在美国开展行动也属非法，不过这种行动对它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中情局究竟为什么没有将至关重要的信息传递给调查局，以上的几种说法仅仅是猜测。也许有一个原因能够更好地解释这一问题：中情局当时已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威胁和警告之中 [41] 。亚力克站1996年建立之初只有12名雇员 [42] ，马来西亚会议举行的时候增长到了约25人。负责应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恐怖活动的反恐中心还有30来个情报分析师，但基地组织并不是他们的首要责任。亚力克站的分析师资历都很浅，平均的工作经验只有三年左右。分析师大多是女性，这在中情局近东分部男性主宰的环境中对她们很不利。年轻女分析师们的主要职责，就是防止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这份担子的压力沉重之极，以至于她们在局里人眼中都成了工作狂——有人比照被判刑的疯狂杀手查尔斯·曼森，戏称她们是“曼森家族” [43] 。 [44] 但是，中情局老一辈公务员对她们拉响的警报根本就不屑一顾。
自亚力克站创立以来，干劲十足的迈克·朔伊尔一直是该站的领导。由于中情局的分析师们认为奥尼尔是致使朔伊尔丢掉工作的罪魁祸首，亚力克站内部的气氛变得非常糟糕。仅仅几个月之前，派驻亚力克站的联邦调查局资深特工要求获得权限，以向调查局传递中情局的信息。此事引起的争执不断上升，一直捅到了两个机构各自的首脑弗里和特内特那里。朔伊尔被迫下台，那位如愿获得权限的调查局特工却患了癌症，不得不在马来西亚会议召开的几天前辞职。留在亚力克站的三名调查局特工谁也没有传递信息的资格，因此他们想要传递任何机密电讯都只能仰赖中情局的批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00年6月，当时级别较高的特工查尔斯·E·弗拉姆被派到了亚力克站。他从未在任何一份备忘录、电传，或是人们的议论之中发现中情局向调查局隐瞒了信息。弗拉姆后来知道了马来西亚会议的情况，他认为当时信息没有传递到调查局是一个情有可原的错误，因为千年来临之际出现了大量的威胁。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至关重要的事件。
米达尔和哈兹米1月15日抵达洛杉矶后，本应报名参加飞行学校。如此重大的任务想必让他们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两个人都不会说英语，连找个住处都成了极大的挑战。不过，他们到达后不久就结识了奥马尔·巴尤米 [45] 。他是个极少去上课的42岁老学生，靠一位沙特政府承包商提供的津贴过活。1998年，由于巴尤米所住的公寓楼经理涉嫌犯罪，他也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当地办事处的注意。调查局在圣迭戈的一个消息来源确认巴尤米是沙特政府的特工，但由于沙特阿拉伯被视为美国的忠诚盟友，这个信息对调查局特工们来说没什么意义。不管怎样，特工们的上级还是下令停止这次调查，他们担心讯问巴尤米可能会干扰当时正在进行的另一项重大反恐行动。
巴尤米后来对调查员说，2000年2月1日他驾车从圣迭戈来洛杉矶，到沙特领事馆处理签证方面的事情。出了领事馆他就去附近的一家伊斯兰餐厅吃午饭，无意间听到有人在说海湾地区的阿拉伯语。他跟米达尔和哈兹米简单聊了几句。他俩抱怨说洛杉矶的日子很难熬，于是他就邀请他们去圣迭戈。三天之后他们出现了。他让两人在自己的公寓留宿，然后在街对面帮他们找了另一个住处，还借给他们头两个月的房租钱。他举行了一个聚会，把他们介绍给当地穆斯林群体的其他成员。
如果巴尤米是被派去监督这两个人的，那么派遣他的人是谁？也许他是米达尔和哈兹米的基地组织联络员。显然他们需要有个人来照顾。但是，由于巴尤米从沙特领事馆出来就直接去了餐厅，有些调查员认为这两个未来的劫机者可能已处在沙特政府官员的监控之下，而且沙特方面也知道他们是基地组织成员。中情局是惟一了解哈兹米和米达尔身份，并且知道他们身在美国的政府机构。从吉隆坡到曼谷，再到洛杉矶，中情局一路跟踪着米达尔和哈兹米。也许中情局认为与美国人相比，沙特情报机构发展这两个人的可能性更大。另外，这样一来中情局在行动中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上述观点来自一些满怀怨恨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员；他们觉得很奇怪，中情局为什么始终没有告知他们基地组织人员身在美国的情况？米达尔和哈兹米来到美国时距“9·11”还有11个月。联邦调查局具有对这两个人进行调查、了解他们企图所需的一切权限，但由于中情局没有透露基地组织两名活跃成员身在美国的情况，劫机者就得以放手执行计划，直到再想阻止他们已为时太晚。
纽约办事处主管刘易斯·斯基利罗在新千年到来之后不久就退休了，奥尼尔非常想干他这份工作。由于纽约办事处规模大，地位重要，主管该处的奥尼尔将成为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助理局长。办事处主管的职位暂且由他代理，与此同时调查局还在考察接任的两个人选——奥尼尔和波士顿办事处的主管巴里·莫恩。莫恩的经验较为丰富，而奥尼尔树敌更多。此外，奥尼尔一向完美无瑕的工作记录，如今也因为他让瓦莱丽·詹姆斯用了局外秘密据点的卫生间而蒙上阴影。据称，调查局副局长托马斯·皮卡德曾对奥尼尔说，他的事业不会再有任何前途 [46] 。纽约办事处主管的职位被交给了莫恩。
任命宣布后不久，莫恩与奥尼尔在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不期而遇。那时莫恩还在因竞争期间奥尼尔针对自己的攻击而耿耿于怀。听到敲门声的莫恩打开房门，发现奥尼尔拿着两瓶啤酒站在外头。“听说你是个爱尔兰人，”奥尼尔解释道。
莫恩对两人即将共事的前景颇有顾虑。他对奥尼尔说，他需要办事处里的人忠于自己。“你是不是靠得住，这一点我没把握，”他直言相告，还提出给奥尼尔另找一个职位，有可能是在新泽西办事处。
奥尼尔恳请留在纽约，说这是出于“家庭原因”。他说如果莫恩能让他留下，“我会比你最亲密的朋友还要忠诚。”
“这一点还得你自己来证明，”莫恩告诫他。
奥尼尔答应了。“对此，我只求你一件事：支持我，”他说。
莫恩接受了这个条件。但他很快发现，支持奥尼尔几乎相当于一份全职工作。
调查局反恐部门的人常说起“转移”拉米兹·优素福时的一件轶事。优素福在巴基斯坦落网后被飞机送到纽约州纽堡市的斯图尔特机场，然后改乘联邦调查局的一架直升机前往纽约市下曼哈顿联邦广场附近的都会惩戒中心。“两个大块头把上了镣铐、蒙着眼的优素福架下飞机，”斯基利罗回忆道。“我们升空后沿哈得孙河往南飞去。特警队的一个人问我，‘能不能把他的眼罩拿掉？’优素福过了一分钟才能看清东西。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升机当时正从世贸中心旁边飞过。特警队的那个人捅了他一下，说道：‘你瞧，大楼还立着呢。’优素福说，‘要是我们的钱再多一点，这楼就不会是立着的了。’”
但是，由于世贸中心仍然屹立不倒，它成了纽约反恐联合行动组成功的标志。这个联合行动组由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纽约市警察局、港区管理局，以及其他多家地区与联邦机构组成。2000年9月，反恐联合行动组选在世贸中心著名的“世界之窗”宴会厅庆祝成立20周年纪念。有些代表打着黑领结显得不太自在，不过这个晚上他们要为自己而庆祝。市长鲁迪·朱利亚尼参加了庆祝活动，他曾担任纽约南区的美国检察官；继任他先前职务的玛丽·乔·怀特也在场。怀特赞扬行动组“在调查与定罪方面取得的成功记录臻于完美，”被定罪的有优素福和其他6名世贸中心炸弹袭击者，以及计划刺杀政府官员、炸毁纽约标志性建筑的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和9名追随者。宴会厅里的人曾目睹恐怖主义世界发生的变化：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和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那相对单纯的时期，他们更关注的是知名度而非恐怖；而现在恐怖主义已进入一个令人警醒的、蓄意大肆杀戮的新世界。
那是个雾蒙蒙的夜晚，浮云遮住了塔楼106层上人们的视线。在房间里穿行的奥尼尔似乎很怡然自得，不过有些人也许会感到奇怪：玛丽·乔·怀特为什么在赞扬联邦调查局具体人员的时候对奥尼尔略而不提？I-49小组派驻亚力克站的新代表马克·罗西尼那天也在。他刚刚订婚，还向他极为崇拜的上司介绍了自己的未婚妻。罗西尼就是“约翰的人”之一。他什么都学奥尼尔的样，包括头儿喜欢的雪茄和餐馆；他甚至连穿着都模仿奥尼尔。但罗西尼并不知道，由于两个月之前一桩令人烦恼的事件，他这位导师的事业已陷入更为剧烈的动荡之中。
那年7月，奥尼尔去奥兰多开了一个退休前人员必须参加的会议。他根本没有退休的打算，而且因为不得不来开会感到很不耐烦。不过既然已经到了佛罗里达州，他就让瓦莱丽·詹姆斯也过来，这样他们就能去迈阿密度周末。
会议中途奥尼尔接到一个传呼，于是就出去回电话。几分钟之后他回到会议室，其他特工已经休会吃午饭去了。他的公文包不翼而飞。奥尼尔先打电话向当地警局报案，然后又打电话给莫恩。他承认公文包里装着一些机密电子邮件，以及一份极为敏感的文件——外勤办事处年度报告。这份文件里含有对纽约每一次国家安全行动的逐项分析。此事必须上报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司法部长。
“这事太恶心了，”奥尼尔回到旅馆房间时对瓦莱丽说。他面如死灰。
几个小时之后，警察在另一家旅馆里找到了公文包。包里的一支万宝龙钢笔被人偷走，一个银质雪茄剪和一个昂贵的打火机也不见了。文件完好无缺。指纹分析很快得出结论，文件没被人动过。然而，这是奥尼尔在事业已经岌岌可危时犯下的又一个无心之过。
虽然奥尼尔立即报告了公文包被窃一事，而且包内的文件并没有泄漏出去，司法部还是下令对他进行刑事调查。莫恩认为这种做法很荒唐。如果此事由他处理，他会建议对奥尼尔予以口头申斥，至多也不过是个书面批评。他说，别人也常把工作带回家里做；只不过他们从没碰上文件被盗的事罢了。莫恩觉得很内疚，因为是他催促奥尼尔尽管完成外勤办事处年度报告的。奥尼尔只不过是遵照了他的指示。
尽管两个人曾竞争过纽约的最高职位，莫恩却成了奥尼尔最坚定的维护者。莫恩明白，表现出色是任何官僚体制的敌人；机构间斗争和部门内的倾轧会令最杰出的人意志消沉，想战胜这些就必须具备强有力的个性。杰出人物需要受到保护和鼓励；惟其如此，在一个坚强有力、富于远见的杰出人物的领导下，像联邦调查局这样了无生气的官僚机构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奥尼尔就是这样的一位领导。他使纽约办事处成为整个调查局效率最高的机构；但莫恩慢慢意识到，这也让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奥尼尔在两极分化的官场斗争中招来的许多敌人都急欲把他毁掉。现在，他为自己的敌人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基地组织逐渐形成了一种名为“集中决策、分散执行” [47] 的管理哲学。本·拉登定下袭击目标、选出行动的领导人，然后提供至少一部分资金。在这之后，行动的策划与袭击手段就全部交给负责执行的人。
这种方法在使馆爆炸案中颇为成功，但原定于千年之交实施的几项行动却出了岔子。其中一次行动的失败简直有点可笑：基地组织打算在斋月末尾对美国海军“沙利文”号驱逐舰发起炸弹袭击 [48] ，但丢人的是，用来冲击美舰的玻璃钢小艇竟然沉在了亚丁港里。
这个计划最初的意图是袭击也门海岸的一艘油轮。本·拉登按照他一贯的特点，敦促策划者把抱负放得再远大一些。他希望他们炸沉一艘美国军舰。计划失败后，本·拉登要求换掉负责执行的两名自杀袭击者。此次行动的当地主管阿卜杜勒·拉希姆·纳希里坚决反对本·拉登的决定。他指出，其中一名袭击者曾在基地组织训练营遭巡航导弹袭击时受伤，因此剥夺他对美国军舰还以颜色的机会是不公平的——这艘军舰很可能就参与过导弹袭击。此外，他们这组人已经共同训练了一年半时间，纳希尔还造出了一枚更为复杂的新炸弹。这枚炸弹的装药是有形状的，能够把爆炸的威力集中到一个方向 [49] 。一切都已就绪，只等一下艘美国军舰来到亚丁港。
本·拉登松了口，让这位主管继续指挥行动。他还发布了一段威胁要对美国再次发起袭击的录像。和使馆爆炸案之前接受ABC采访时一样，他又设置了一个挑逗敌人的线索：这一次，他的腰带上挂着一把造型独特的也门弯刀。扎瓦希里在他身旁宣称：“话已经说够了。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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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丁高踞于一座火山遗迹的山坡之上，火山锥塌陷下去的地方形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深水港之一 [51] 。之所以取名“亚丁”，是由于人们认为这里是传说中伊甸园的所在地。据说，亚丁还是诺亚方舟浮起的地方，该隐和亚伯 [52] 两人也葬在这里。这座充满了传奇和古迹的城市在英国殖民时代曾经历过繁荣，不过这繁荣景象到1967年就结束了。那一年，也门分裂为两个国家，也门民主共和国尝试起了颇为坎坷的世俗社会主义道路。1994年时战争已经结束，国家也恢复了统一，但分裂的痕迹仍然显而易见。由于长达数十年的暴力与动乱，亚丁已不复是当年的那个世界性港口。
停泊在港口输油浮标处的美国海军“科尔”号是一艘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导弹驱逐舰 [53] 。这艘线条流畅的军舰采用了先进的隐形技术，旨在减少被雷达发现的可能性。但是，它在亚丁港却醒目异常：500多英尺长、排水量8300吨，舰上旋转的天线搜寻着天空，留意任何可预见的威胁。“科尔”号是美国海军“生存力”最强的舰船之一：舰上的重要部位有总重达70吨的装甲保护；配备了针对核生化武器攻击的被动防护系统；船体足以抵御威力高达每平方英寸5.1万磅的爆炸。除了在“无限延伸”行动中发射过的战斧巡航导弹，“科尔”号还配备了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一门5英寸舰炮，以及每秒可发射50枚20毫米炮弹的“密集阵”近防武器系统。舰上的计算机和雷达构成了名为“宙斯盾”的网络，能同时追踪200英里以外来袭的数百枚导弹，或是数百架飞机。“科尔”号的强大装备本来是用于和苏联海军作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