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12日上午11点15分，就在“科尔”号准备启航的时候，一只玻璃钢钓鱼小艇接近了它要猎杀的庞然大物。舰上有几个值勤的水兵，但许多人都在下层甲板，或是在食堂排队打饭。驾驶小艇的两个人在接近“科尔”号中部的海面停了下来，朝舰上的人微笑挥手，然后肃立站好。这一时刻所体现的象征意义和强弱反差，正是本·拉登梦寐以求的东西。“驱逐舰代表着西方的都市，”他说，“而那艘小船则代表着先知穆罕默德。”
海港中剧烈爆炸的冲击波把岸上的汽车都震翻了。两英里之外的人们以为发生了地震。在亚丁市的一辆出租车中，爆炸的冲击让法赫德·库索猛地一惊。他是基地组织支援小组姗姗来迟的一名成员。库索本应负责拍摄袭击场面，但别人发来寻呼通知他该架起摄像机的时候，他根本就没醒。
一个火球从吃水线上猛然升起，那名趴在栏杆上想看看艇上的人要干什么的水兵顿时被吞没。爆炸在驱逐舰左舷撕开一个40英尺见方的大洞，把等候吃午饭的水兵炸得血肉横飞。17人丧生，39人受伤。几名水兵为了逃离火海，从船舷炸开的洞里游了出来。这艘巨大的现代战舰敞着伤口，仿佛是一只被开膛破肚的动物。
“科尔”号遇袭才几个小时，巴里·莫恩就致电总部，要求让纽约办事处主管这次调查。“是基地组织干的，”他对汤姆·皮卡德说。他希望让奥尼尔去做现场的指挥。
和调查使馆爆炸案时一样，皮卡德再次婉言拒绝了纽约办事处的要求，他说并没有证据表明基地组织参与此事。他想派华盛顿外勤办事处去。莫恩越过皮卡德直接向局长路易斯·弗里陈情，弗里当即同意把此案交由纽约办事处负责。但是，派奥尼尔去亚丁的问题却引起了争议。
“约翰是我的人，”莫恩坚持说。奥尼尔的经验和献身精神无人可比。莫恩被告知，“如果事情搞砸了，板子可要打在你的屁股上。”
“这我可以接受，”莫恩说。
奥尼尔欣喜若狂。这将是他破获基地组织犯罪集团的绝佳机会，可能也是他挽救个人事业的最后一搏。“对我来说成败在此一举，”他对华盛顿的一位朋友说。
自从5年前在华盛顿第一天上任、协同“转移”拉米兹·优素福的行动以来，奥尼尔汲取了许多经验。其中一个经验就是把补给品直接存放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的滑动垫木上，这样快速反应小队就能够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爆炸之后刚过了24小时多一点，奥尼尔和其他60余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和支持人员已经身在空中。
他们必须先在德国停留，等候也门当局的入境许可。也门方面仍然宣称爆炸是一次事故。凑巧的是，许多受伤的水兵当时也在德国。他们被空运到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里是美国在境外规模最大的一家医院。奥尼尔带着调查员直接前往水兵们接受救治的病房。炸弹专家在伤者的头发和衣服上搜寻爆炸残留物，与此同时奥尼尔和一位海军的调查员则走遍整个房间，和受伤的水兵谈话。水兵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和姑娘，大多数还没到20岁。有的人缺手断脚，有的人被烧得惨不忍睹。三名水兵的伤势过于严重，无法接受询问。他们之中的凯茜·洛佩斯军士全身上下都裹着绷带，但她一直在示意自己想说话。一位护士把耳朵凑到她的嘴唇边上，听到了低低的几个字。她说：“抓住他们。”
会说阿拉伯语的年轻特工阿里·苏凡是新近分到I-49小组的。一等他踏上前往也门的飞机，奥尼尔就告诉他，“科尔”号舰爆炸案的主管特工将由他担任。这是苏凡职业生涯以来最为重大的任务。
苏凡说起话来就特别兴奋，他的英语中略带一点点黎巴嫩口音，那里是他的出生地。他知道生活在无法无天和一片混乱之中是什么滋味，也曾目睹城市毁于战火。他们一家人在内战期间逃到了美国。苏凡热爱美国，因为这个国家允许他拥有梦想。同样地，美国也接纳了他。他的经历和在西方感到疏离的穆斯林完全相反；这些人转向了伊斯兰教，希望从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苏凡个人从来没有因为身为阿拉伯人或穆斯林而遭到任何歧视；反之，他曾被选为学生团体的主席，并赢得了许多学术奖励。在维拉诺瓦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之后，他打算去剑桥大学攻读博士。不过，他那时对美国宪法非常着迷；而且和许多归化美国的公民一样，他对自己所得到的新生活也怀有一种感激之情。就在他准备投身学术生涯的时候，他决定——“权当开个玩笑”——把自己的简历投给联邦调查局。他认为，一个阿拉伯裔的穆斯林美国学者被调查局雇用的几率简直低得可笑。但苏凡受到了神秘感的吸引，而且他内心深处显然有某种不愿再被课堂束缚的东西。就在他收拾行装准备去英国的时候，答复来了：两星期之内去联邦调查局学院报到。
奥尼尔把苏凡招入I-49小组是因为他的语言能力，但苏凡的进取心、想象力和勇气很快就令奥尼尔刮目相看。飞机在亚丁着陆后，特工们看到外面有也门特种部队的一支小分队。他们身穿黄色制服，头戴老旧的苏式钢盔，每名士兵手里的AK-47步枪都瞄着飞机。与调查员随行的人质援救小组负责保卫工作，神经高度紧张的组员们见此情景立即端起M4卡宾枪和手枪。苏凡意识到，如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动，他们全都得死在跑道上的血战之中。
他打开了飞机的舱门。黄制服之中有个人手里拿着对讲机。苏凡拿了一瓶水直接朝他走去，一路上黄制服们的枪口始终对着他。室外的气温大约有43℃；也门士兵们虽然端着武器，但个个都热得委顿不堪。
“看样子你很渴，”苏凡用阿拉伯语和手持对讲机的军官说。他把那瓶水递了过去。
“这是美国水吗？”军官问道。
苏凡向他保证这是美国水；他还对那个军官说，其他士兵也都有美国水喝。他们把苏凡给的水当成了贵重商品，有的人甚至都没舍得喝。
这个简单的友好举动让士兵们放下了手里的武器，苏凡控制住了机场的局面。
奥尼尔下飞机时发现也门士兵在朝他敬礼，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我跟他们说你是个将军，”苏凡道出了秘密。
奥尼尔最先注意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国际本拉登集团”的一块招牌。这家沙特本拉登集团的附属公司与也门政府签订了合同，重新修建1994年毁于内战的机场。招牌是个小小的提示：他如今是在对手的场地上。
奥尼尔已经花时间把这个国家研究了一番。他读的是蒂姆·麦金托什-史密斯题为《也门：不为人知的阿拉伯》一书。他了解到，也门的首都萨那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城市，而哈德拉毛（本·拉登的故乡）这个地名的意思是“死亡已经降临”。奥尼尔用他的万宝龙圆珠笔在这些句子下方重重地划了横线，他看书一向有这个习惯。他绝对不允许自己因为不了解异国的情况而失败。
然而，他真正的敌人到头来却是本国的大使芭芭拉·博丁。两年前，她亲自促成了美国与也门之间的一项协定，允许美国军舰在亚丁港加油。现在看来，这是个极大的失策。奥尼尔抵达之后，两人在早晨6点会了面。带着一副新泽西口音的奥尼尔说，他非常期待与她在“雅门”合作。
“是‘也’门，”她冷冷地纠正了他的发音。
在奥尼尔看来，也门遍地都是圣战者，内战带来的冲击也还没有平息。“也门这个国家有1800万公民，而机枪就有5000万支之多，”他后来汇报说。频频响起的枪声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气温时常超过48℃或49℃，蝎子和家蝇一样随处可见。此外，也门还遍布着间谍，他们手头的窃听设备多的是。扎瓦希里圣战组织最大的分支机构之一就在当地活动，还有许多曾在阿富汗与本·拉登共同战斗的老兵。等奥尼尔其余的队员抵达也门，他警告他们：“这可能是联邦调查局历来最具敌意的工作环境。”
但博丁却认为，在这个动荡不安却极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也门是美国很有发展前景的盟友。这个国家是新生的民主政权，比邻国要宽容得多；它甚至允许女性投票。和奥尼尔不同，博丁大使有许多在危险环境下工作的经验。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期间，她是美驻科大使馆的副主管。使馆被伊军围困的137天她始终留在那里，直至所有美国人被撤出。另外，芭芭拉·博丁性格的强硬和直率也不亚于约翰·奥尼尔。
博丁认为她与奥尼尔达成了一个谅解，即他带来的队员不能超过50人。结果，抵达也门的调查员和支持人员远远超过了这个数，这让她大为光火。在她的心目之中，这就等于是一架军用飞机载着“300个荷枪实弹的人”前来占领得梅因 [54] 。（据奥尼尔说，他带的队伍只有150人，而不是300人。其他特工和新闻报道也证实了这一点。）她恳请奥尼尔要顾及他所进入的微妙外交环境。奥尼尔答道，他来这里是为了调查罪案，而不是搞外交。博丁和联邦调查局打过交道，因此奥尼尔这么作答也在她意料之中。“联邦调查局自有一副做派，就是他这种模样，”她得出了结论。“像奥尼尔这样的人可不止一个。他只是特别过分而已。”
她的目标是维护美国与也门之间的微妙关系。为了改善这种关系，她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虽然人们不难理解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的方针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国务卿曾就“科尔”号一案对博丁作过明确指示，要求她确保美国调查员的安全，并在调查中对他们予以协助 [55] 。这些指示才是她的第一要务，而不是维护美国与也门政府的关系；然而，她继续通过一些手段阻止调查局留下太多的“脚印”，如减少特工人数、不让他们携带重武器。她说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着想。与此同时，当地的电视上每晚都能看到也门议会中有人公开号召对美国发动圣战。
博丁下令把联邦调查局全体队员搬到亚丁酒店，那里挤满了美国军方和政府的其他雇员。奥尼尔的调查员得三四个人挤一间房。“45名联邦调查局人员在酒店的舞厅里打地铺，”奥尼尔汇报说。他在酒店的8楼设立了指挥中心；50名海军陆战队员守卫着垒了沙袋的走廊。酒店的外面有也门军队的机枪掩体环绕。除了确保美国人老老实实呆在酒店里面之外，实在搞不清这些机枪掩体还有什么目的。“我们就是囚犯，”一位特工回忆说。
抵达也门的那个上午，奥尼尔很早就上了船，朝港口1000码之外倾斜在水面上的“科尔”号驶去。寻找死者的工作仍在继续，甲板上停放着覆以美国国旗的尸体。这艘战舰看上去曾那么坚不可摧，但如今在甲板下方，乱成一团的电线和破碎金属之中混杂着人的血肉。透过被炸开的大洞，奥尼尔能看到潜水员在搜寻死者的遗体；在他背后，高踞山岩上的亚丁城环抱着港口，就像是一个古老的剧院。
负责给军舰加油的水兵对调查员说，这艘舰加满所需的24万加仑燃油通常得6个小时。他们开始加油才45分钟，炸弹就爆炸了。他以为是汽油管炸了，于是立即将加油管道断开。紧接着一层黑色的云雾就笼罩了军舰。那不是油烟。那是炸药的残留物。
奥尼尔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也门政治安全部（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负责人的工作，好言好语地劝说他们配合调查。他明白诉讼证据必须经得起美国司法标准的考验，因此也门方面审问嫌犯时他的特工必须在场，以使美国法庭确信没有任何人遭到刑讯逼供。他还试图从看到爆炸的也门居民中搜集目击证言。政治安全部和博丁都反对这一要求。“你想让一帮身高6英尺2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去挨家挨户敲门？”博丁问奥尼尔。“还有，不好意思，你们这些人有几个会说阿拉伯语？”
实际上，联邦调查局分队中只有五六个人会说阿拉伯语，而语言往往是造成误会的原因。奥尼尔绝大多数时间都让阿里·苏凡跟在自己身边。有一次奥尼尔和也门情报机构的一名上校谈话，对方总是推三阻四。奥尼尔沮丧地叹道：“天哪，这简直是从他嘴里拔牙么！”上校的个人译员用阿拉伯语转述了这句话，这位军官腾地站起身，满脸怒色。“我说什么了？”奥尼尔问苏凡。苏凡告诉他，译员对上校说的是：“你要是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把你的牙齿拔下来！”
也门当局感觉自己受到了侵犯和不公正的待遇，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奥尼尔索取证据的交换条件，他们要求联邦调查局向他们开放该局在海外获取的所有情报。出于法律原因，奥尼尔无法提供这个权限。也门人最后总算拿出了一盘港口旁监控摄像机拍下的录像带，但带子上的内容显然被剪辑过，最关键的爆炸时刻被抹掉了。奥尼尔向华盛顿报告了自己的沮丧经历，克林顿总统随后向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总统发出了照会。照会没有起到多少作用。联邦调查局确信有人向炸弹袭击者透露了“科尔”号抵达的消息，因此希望把调查范围扩大——这会把总统的一位家人以及政治安全部的一名上校牵扯进去。要追踪这种线索，也门当局可没有什么兴趣。
奥尼尔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奉承别国警务人员之中度过的。他发现，各国的警察组成了一个全球一致的兄弟团体。不过，他提出的某些证物要求还是让当地警探大惑不解，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调查局闻名遐迩的先进法医侦破技术。像指纹采集这样的基本做法在也门都很少采用。例如，他们无法理解奥尼尔为什么要提走一名同谋戴过的帽子——他是想检查上面是否留有DNA证物。就连港口里含有炸弹残留物和玻璃钢小艇碎片的淤泥他们也不让碰，后来调查局支付了也门政府100万美元才得以着手挖掘。大量残渣碎片被装上驳船，然后运往迪拜仔细检查。
也门是一个地位意识极强的社会，由于苏凡已经把奥尼尔“提拔”为“将军”，和他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有一位就是负责总统安全的哈穆德·纳吉将军。纳吉将军最终同意带他们去炸弹袭击者驾船出发的地方。警方找到了一个叫哈尼的12岁小男孩，袭击者卸下小艇的时候他正在码头上钓鱼。其中一个人给了哈尼100也门里亚尔（大约60美分），让他照看自己的尼桑卡车和船拖车，但那人再也没回来。警方拘留了哈尼，以防他跑得无影无踪，然后又把哈尼的父亲抓进来照顾他。“如果他们对待愿意合作的证人是这个样子，”奥尼尔说，“想想他们会怎么对付那些难弄的家伙。”
奥尼尔还去看了炸弹袭击者住过的安全屋。房间里既干净又整齐。主卧里有一块祷告毯，朝向北方——麦加的方向。浴室的水池里全是袭击者赴死之前刮下的体毛。想到沐浴净身和最后祷告的情景，调查员们都很严肃。
但是，合作进行得仍然非常缓慢。“这次调查碰到了石头上，”纳吉将军承认。“我们这些阿拉伯人很顽固。”
阿里·苏凡拿话逗他，说道：“你可是在和另一个阿拉伯人打交道，我也很顽固。”
苏凡翻译了这两句对答之后，奥尼尔声称阿拉伯人在顽固这方面无法和爱尔兰人相比。他讲了爱尔兰奥尼尔家族的一个故事。据他说，奥尼尔家族的男人被誉为全国最强壮的男人。那里每年都会举行一场湖上划船比赛，以湖心的一块巨石为终点。奥尼尔家的人总是获胜。可是有一年另一个家族划得更快，超到了前面，看来会率先摸到石头。“但那时我的曾祖父拔出剑来，”奥尼尔说，“斩下自己的一只手朝岩石扔去。你们能有人比得上他么？”
苏凡和将军面面相觑。“我们是顽固，”苏凡说，“可我们不是疯子。”
调查员们面临着一个问题：“科尔”号有沉没的危险。海军的工程师们竭力想阻止这种有辱尊严的情况发生。最后，挪威的一艘巨型半潜式打捞船来到亚丁港，准备将受损的美舰载回遥远的祖国。这艘船的中部甲板能够沉入水中，足以托起钻井平台。“科尔”号被打捞船载着离开亚丁港的时候，舰上的公共通话系统播放了“星条旗永不落”，继之以摇滚小子那首桀骜不驯的“美国好汉” [56] 。
由于周围有许多明显的威胁，特工们常常和衣而卧，武器就放在身边。调查员从一位维修技师处获悉，有人曾开着一辆与炸弹袭击者购买的卡车相似的车子到店里来，让他在车上安装了一些金属盘。从盘子的安装方式来看，它们可能是用来控制爆炸方向的。炸弹做得这么大，那么最诱人的袭击目标无疑是特工们住的酒店。
博丁认为这些畏惧情绪被夸大了。她说特工们对任何人都怀疑，包括酒店的员工在内。她叫奥尼尔放心，说他时常听到酒店外响起的枪声很可能并不是针对调查员的，只不过是婚礼庆祝上的喧闹。后来有一天晚上奥尼尔正在召开会议，紧靠酒店外面的地方有人开枪。人质援救小组纷纷就位。苏凡又一次冒险走了出去，和驻扎在街上的也门部队说话。
“嗨，阿里！”奥尼尔说。“小心点！”他从酒店的楼梯匆匆跑下来，确认苏凡穿上了防弹马夹。沮丧、压力、危险，以及处境使然的密切关系，让两个人走得更近了。奥尼尔开始把苏凡叫做自己的“秘密武器”。和也门人谈话的时候，他直接称苏凡为“我的孩子”。
苏凡在狙击手的掩护下缓缓走到酒店外面。那儿的也门军官让他放心，说一切都“没问题”。
“要是都没问题，街上的车怎么全没了？”苏凡问道。
军官说附近肯定是在举行婚礼。苏凡四下里一望，看到酒店周围全是身穿传统服装的男人，有的人坐在吉普车上，全都拿着枪。他们是平民，不是军人。苏凡想起了索马里的部族暴动——暴乱的结果，是美军士兵的尸体被人在摩加迪沙街头拖来拽去。他心想，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此时此地。
奥尼尔命令美国海军陆战队派出两辆装甲车，堵住酒店前方的那条街。那天晚上没有再出现什么状况，但第二天奥尼尔就把他的队伍搬到了停泊在亚丁湾的美海军“杜卢思”号运输舰上。他乘直升机飞回岸上的时候，还必须先征得也门政府的批准。直升机飞行员发现飞机被一枚萨姆-7导弹 [57] 的雷达瞄上了，不得不实施规避机动。奥尼尔把大部分调查员送回了美国。他本人、苏凡和另外4名特工又搬回了酒店。由于受到炸弹袭击的威胁，酒店里的住客几乎都走光了。
博丁和奥尼尔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以至于巴里·莫恩不得不飞往也门，好弄清事态的严重程度。莫恩发现，“很显然，她对奥尼尔恨得要命。”但博丁却告诉他奥尼尔和也门人处不好关系。在接下来的10天之中，莫恩和联邦调查局队员以及美国军方官员谈了话。每天晚上到了也门当局办事的时候，莫恩都会和奥尼尔一同前往，看他如何与国外的同僚打交道。会议无一例外地拖得很晚，奥尼尔会施展出劝诱、施压、安抚、恳请等手段，尽一切可能把调查进程一点点往前推进。有一天晚上，奥尼尔向政治安全部的加利卜·卡米什将军抱怨说，他需要也门方面逮捕的嫌疑犯的照片。关于此事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凌晨时分。卡米什将军彬彬有礼地解释说，他们完全不需要联邦调查局参与这件案子；奥尼尔则耐心地向他说明局势的紧迫性。莫恩困得几乎连头都抬不起来了。但第二天晚上将军却宣布，“你要的照片我拿来了。”
奥尼尔向将军表示感谢，然后又继续恳求他允许美方面对面地讯问嫌疑犯，而不是让也门审讯者代为发问。这是一种没完没了、令人痛苦的谈判，但在莫恩看来双方谈判时都带着敬意，甚至颇有几分亲切。卡米什将军对奥尼尔的称呼是“约翰兄弟”。回国之后，莫恩向局长汇报说奥尼尔的工作极为出色，还补充说博丁是“惟一让奥尼尔分心的人”。他即将离开也门时对博丁也是这么说的。他告诉博丁自己不会把奥尼尔召回去。当然，派奥尼尔去也门的人就是莫恩，他也许并不愿意从博丁的角度来看事情。不管怎样，驻外大使对于允许哪些美国人留在外国有着最终的发言权，而奥尼尔显然不在可留者之列。
10月末，也门人逮捕了基地组织的摄影师法赫德·库索。“科尔”号遇袭时，负责拍摄炸弹袭击的库索睡过了头。他承认自己和一名自杀袭击者曾为曼谷的“哈拉德”——“科尔”号袭击的独腿主谋——送去5000美元。库索说钱是给哈拉德买新假肢用的。这段讯问谈话的文字抄录一个月之后才被转给联邦调查局。
苏凡记得他在阿富汗发展的一个线人提到过哈拉德这个名字。那个线人说哈拉德是个装着一条金属假腿的战士，在坎大哈的一座旅店当埃米尔；线人称他是本·拉登的“跑腿” [58] 。苏凡和奥尼尔把哈拉德护照上的相片传真给阿富汗的线人，对方认出就是此人。这是“科尔”号爆炸案和基地组织之间的第一个真正联系。
苏凡心下疑惑：在即将实施一次大行动的时候，为什么要把钱送出也门？难道还有另一个他毫不知情的行动正在进行？苏凡向中央情报局询问关于哈立德的信息，以及基地组织是否有可能在曼谷一带举行过会议 [59] 。中情局没有答复他提出的明确要求。由于中情局隐瞒了“科尔”号爆炸案主谋以及马来西亚会议的信息，为17名美国水兵之死寻求正义的努力受到了阻碍。远比此事更为悲惨的后果也即将来临。
“科尔”号爆炸案的调查开始一个月后，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戴尔·沃森告诉《华盛顿邮报》，由于和也门方面的“持续合作，联邦调查局得以进一步减少驻留该国的人员……联邦调查局很快就可以让现场的高级指挥约翰·奥尼尔回国。”这看来是在公开向博丁的抗议屈服。同一天，也门总理对《邮报》说，他们没有发现“科尔”号炸弹袭击者与基地组织之间的任何联系。
奥尼尔恰好在感恩节之前回到国内。瓦莱丽·詹姆斯见到他时大吃一惊：他足足瘦了25磅。他说他感觉自己是在一个人打这场反恐战争，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任何支持；他还担心自己走了之后，调查就会逐渐停顿下来。事实上，据巴里·莫恩说，奥尼尔离开后也门方面的合作明显变得迟缓了。由于留下的调查员仍然受到威胁，放心不下的奥尼尔试图于2001年1月返回也门，但博丁拒绝了他的申请。与此同时，美国调查员感觉他们遇袭的可能越来越大，于是就撤进了萨那美国大使馆的围墙之中。
苏凡终于获准对睡过头的摄影师法赫德·库索进行讯问。库索个子矮小，态度倨傲，脸上的大胡子稀稀落落，还老是用手去拽。讯问开始之前，政治安全部的一名上校走进房间，亲吻了库索的两颊——这是在向所有人表示库索是受到保护的。事实上，每当库索眼看着就要说出重要的情况，也门上校就会坚持暂停讯问，不是说该吃饭了，就是说该祷告了。
但是，经过好几天的讯问，苏凡还是让库索开了口：他承认自己在曼谷和哈拉德以及“科尔”号的一名炸弹袭击者见过面，他们俩住在该市的华盛顿酒店。库索供认自己的任务是把基地组织提供的3.6万美元资金交给他们。这不是他曾经提到的5000美元，也不是给哈立德换新假肢用的钱。现在看来，这笔钱显然是为了给“9·11”劫机者米达尔和哈兹米购买头等舱机票，以及供他们几天后抵达洛杉矶时所用。如果中情局当时把这两名基地组织成员的情况告诉了调查局，得出这个结论就是明摆着的事。
为核实库索说的情况，联邦调查局特工检查了电话记录。他们发现曼谷的华盛顿酒店和库索在也门的住所之间有过通话。他们还注意到，曾有人从马来西亚的一个付费电话亭给这两个地方打过电话。这个电话亭恰恰就在基地组织召开会议的公寓套间外头。库索告诉苏凡，他本来应该到吉隆坡或是新加坡（这两个城市他好像总也分不清）和哈拉德碰头。苏凡再次给中情局发去一份正式的电传。他还随电传发去了哈拉德的护照相片。这几个电话号码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和马来西亚相关的线索？有没有关于哈立德的线索？中情局仍旧一声不吭。
如果中情局对苏凡作了答复，提供了他要求给予的情报，联邦调查局就能了解到马来西亚会议的情况，以及和米达尔与哈兹米的关联。调查局将会获悉美国境内有基地组织的人员，而且他们入境已经有一年多——这是中情局业已掌握的情况。由于纽约市此前已对本·拉登提出指控，而米达尔和哈兹米又是他的同伙，调查局就有权对嫌疑犯进行跟踪、窃听其住所、截获其通讯、克隆其电脑、调查其联络人——这些基本的调查步骤本可以阻止“9·11”事件的发生。
2002年6月1日，也门当局逮捕了8名男子，并称这几人参与了企图炸毁美国驻也门大使馆的密谋。苏凡和联邦调查局剩余的人员就躲在那里。后来又出现了几起针对联邦调查局的新威胁，弗里局长在奥尼尔的建议下把调查局分队全部撤了回来。
对“科尔”号的袭击是本·拉登的一大胜利。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营地挤满了新来的应征者，海湾各国的捐赠者拎着装满石油美元的新秀丽手提箱纷纷赶来，就像阿富汗圣战的光辉时期一样 [60] 。最起码现在有钱分了。尽管有遭到制裁和谴责的危险，对本·拉登呆在阿富汗仍意见不一的塔利班领导层见到钞票之后也变得更加顺从。本·拉登把他的高层领导人分散开来——阿布·哈夫斯去了坎大哈的另一个地点，扎瓦希里则前往喀布尔——这样预料之中的美国报复行动就不致将基地组织领导人一举歼灭 [61] 。
但是，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国家正处于总统竞选中期，克林顿试图通过在巴以之间促成一项和平协定，为自己即将结束的任期增光添彩。“科尔”号爆炸案发生之际，谈判正在走向破裂。克林顿坚持说，尽管那是个颇为尴尬的政治时刻，他的政府在当年10月差一点就对本·拉登再次发动导弹袭击 [62] ；但中央情报局在最后一刻建议取消行动，因为他们不能完全肯定本·拉登身在营地。
本·拉登既愤怒又失望。他本指望把美国引入曾经困住苏联的同一个陷阱：阿富汗 [63] 。他的策略是不断发动袭击，直至美国军队入侵；然后圣战者就将群起而攻之，让入侵者流尽鲜血，最终使整个美利坚帝国因战争的伤口而倒下。大英帝国和苏联就是这样完蛋的。他确信同样的情况也会在美国身上发生。然而，战争宣言、对美国使馆的袭击，以及现在对“科尔”号的袭击，都不足以挑起大规模的报复。他必须制造一起令美国无可容忍的暴行。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也许会问，如果没有本·拉登的主使，“9·11”或其他类似的悲剧还会不会发生？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事实上，历史的构造板块的确在发生变动，并促使西方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进入了一个冲突的时期；然而，这场斗争的形态是由几个人的领袖魅力和看法所决定的。如果没有赛义德·库特卜的著作，或是阿卜杜拉·阿扎姆的圣战号召，遍及世界的沙拉夫派叛乱也许仍将发生，但基地组织就不会存在。基地组织赖以维系的基础是各种人物的独特联合，尤其是埃及人——扎瓦希里、阿布·乌贝达、赛义夫·阿德勒，还有阿布·哈夫斯——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反映着精神之父库特卜的思想。但如果没有本·拉登，埃及人就只不过是一个圣战组织。他们的目标很褊狭。在一个伊斯兰运动分散各地、各自关注其国家主义目标的时期，是本·拉登提出了创建国际圣战军团的想法。在他的领导之下，一个经济上已经破产、不得不四处流亡的组织才不致分崩离析。正是由于性格中的固执，本·拉登才能对因杀戮太多而起的道德争执充耳不闻，才能对足以粉碎大多数人梦想的反复失败不以为意。所有这些特点，都可以归为邪教领袖或狂人的性格特征。但是，本·拉登还具备艺术家一般的技巧；他不仅要运用这种技巧来达到令人震惊的效果，还要利用它来让一些人心向往之——本·拉登要求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 * *
[1] 对马克·萨吉曼的采访。许多统计数字都来自他的重要研究著作《恐怖主义网络探秘》。
[2] 萨吉曼说，“400人之中（他的样本）只有4个人有轻微的失常迹象。这个比例低于全世界精神疾患的基础概率。”马克·萨吉曼，《恐怖主义网络探秘》，外交政策研究所电子刊物，2004年11月1日。
[3] 尼克·菲尔丁，“奥萨玛的新兵训练有素”，《星期日泰晤士报》，2005年4月3日。
[4]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5]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6]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66页。据萨吉曼自己估计，这一时期的应征者不超过5千人。
[7] 伯恩斯坦，《晴天霹雳：2001年9月11日的故事——从圣战到地面零点》，第86页。
[8]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五），2005年3月23日。
[9] 美制定向反步兵地雷，爆炸时能产生扇形面杀伤破片。——译者
[10]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11] 戴维·罗德和C·J·奇弗斯，“基地组织的采购清单与杀人手册”，《纽约时报》，2002年3月17日。
[12] 阿布·扎伊德，“在本·拉登重返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联盟复兴之后”，《阿拉伯祖国》周刊，1996年6月7日。
[13]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本书作者参与创作的《全面围攻》（The Siege）也在基地组织成员观看的影片之列。
[14] 阿兰·卡利森和安德鲁·希金斯，“喀布尔电脑中的备忘录令人胆寒”，《华尔街日报》，2001年12月31日。
[15] 无日期和署名的文件，“中央情报局关于扎瓦希里兄弟的报告”。
[16] “基地组织是否在制造炭疽杆菌？”CBS新闻，2003年10月9日；埃里克·利普顿，“据称，基地组织的信件表明该组织在‘9·11’之前曾制定过炭疽袭击的计划”，《纽约时报》，2005年5月21日。
[17] “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故事”（一），《中东日报》，2004年12月8日。
[18] 对格奥尔格·马斯科洛、约瑟夫·约菲、约亨·比特纳、曼弗雷德·默克和科尔杜拉·迈尔的采访。
[19] “汉堡关系”，BBC新闻，2005年8月19日。
[20]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65页。
[21] 《圣经》中记载的罪恶之城，后来被耶和华降下硫磺与火摧毁。——译者
[22] 约翰·克鲁森，“从和蔼师长到杀人狂徒”，《芝加哥论坛报》，2004年9月11日。
[23] 布赖恩·罗斯，“与一名恐怖分子面对面”，ABC新闻，2002年6月6日。
[24] 富达和菲尔丁，《恐怖的主谋：全世界最具毁灭性的恐怖袭击背后的真相》，第82页。
[25] 尼古拉斯·海伦、约翰·戈茨、本·斯莫利和乔纳森·昂戈德-托马斯的采访，“真主的战士”，《星期日泰晤士报》，2002年1月13日。
[26]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54页。
[27] “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替代证言”，美国诉穆萨维一案。
[28]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55页。
[29] “本·拉登讲道宣扬牺牲的盛宴”，中东媒体研究所特别报道系列——第476号，www.memri.org，2003年3月5日。
[30] 保罗·马丁，“芝加哥和洛杉矶的高楼是下一批袭击目标”，《华盛顿时报》，2004年3月30日。
[31] 《对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前后情报机构活动的联合调查》，第131页；《明镜》周刊，《“9·11”内幕：究竟发生了什么》，第16页。
[32] 《对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前后情报机构活动的联合调查》，第131页；对阿里·苏凡的采访；埃里克·沃特金斯，个人通信。
[33] 格奥尔格·马斯科洛，“‘神圣星期二’行动”，《明镜》周刊，2003年10月27日。
[34]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35]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353页。
[36] 对赛义德·巴兹卜的采访。
[37] “‘9·11’中的三名劫机者：辨别身份、监控与追踪”，委员会声明第2、第4号，“9·11”事件调查委员会。
[38] Jack Nicklaus（1940—），美国高尔夫球手，被公认为最伟大的职业高尔夫球运动员。——译者
[39] 对马克·罗西尼的采访。
[40] 米勒在报告中被称为“德怀特”，见“关于联邦调查局对‘9·11’袭击相关情报处理情况的审查”，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2004年11月，第233页。
[41] 对中央情报局亚力克站匿名雇员的采访。这位雇员告诉我，“只出了这么一件大纰漏，这才是真正的奇迹。”
[42]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479页。
[43] Charels Mason（1934—），美国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曼森极具煽动本领，吸引了一批以年轻女性居多的追随者，后来媒体将这一组织称为“曼森家庭”。——译者
[44] 史蒂夫·科尔，“一次秘密追捕行动在阿富汗展开”，《华盛顿邮报》，2004年2月22日。
[45] 迈克尔·伊西科夫和埃文·托马斯，“沙特金钱的踪迹”，《新闻周刊》，2002年12月2日；《“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215—218页；《对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前后情报机构活动的联合调查》，第172—174页；“关于联邦调查局对‘9·11’袭击相关情报处理情况的审查”，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2004年11月，第325页。
[46]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47]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四），2005年3月22日。
[48]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90—191页。
[49] 本杰明和西蒙，《神圣恐怖的时代》，第323页。
[50] 伯根，《圣战：在本·拉登的秘密世界之中》，第186页。
[51] 对匿名中央情报局前任官员的采访。
[52] 《圣经》记载中人类祖先亚当的两个儿子。——译者
[53] 对芭芭拉·博丁、肯尼思·马克斯韦尔、托马斯·皮卡特、帕斯库利·“帕特”·达穆罗、吉姆·罗蒂、汤姆·唐隆、阿里·苏凡、凯文·吉布林、巴里·莫恩、戴维·凯利、马克·罗西尼和凯文·多诺万的采访；约翰·奥尼尔，“美国海军‘科尔’号遭到炸弹袭击”，在第19届“全球恐怖主义、政治稳定与国际犯罪问题”政府暨工业年度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3月；格雷厄姆，《情报至关重要：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沙特阿拉伯，以及美国反恐战争的失败》，第60—61页；伯根，《圣战：在本·拉登的秘密世界之中》，第184—192页；韦斯，《他警告了美国：严阵以待的联邦调查局反恐斗士约翰·奥尼尔》，第287—312页；纪录片“他早就知道”，网址：www.pbs.org。
[54] Des Moines，美国衣阿华州首府。1972年以来，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都从这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开始。——译者
[55] 对迈克尔·希恩的采访。
[56] Kid Rock（1971—），美国著名说唱摇滚歌手。“美国好汉”（American Bad Ass）中的“bad ass”一词在英语中并无贬义，指的是性格强悍、藐视权威、经常打破规则的人物。——译者
[57] 前苏联制单兵肩射地空导弹。——译者
[58]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59] 据苏凡说，2000年12月“中情局背地里”讯问了他在阿富汗的那名线人。中情局这一次是在分享他的情报来源，不过他们照章办事，让伊斯兰堡的联邦调查局法务专员也参与讯问。中情局官员当时让线人辨认了马来西亚会议上哈拉德的一张监控照片。这样一来，中情局就可以说他们出示照片时确实有调查局人员在场；但是，那次讯问中使用的是阿拉伯语，调查局的专员不会说这种语言。因此，他并不知道讯问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60] “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故事”（四），《中东日报》，2004年12月12日。
[61]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91页。
[62] 克林顿，《我的生活》，第925页。
[63]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