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活动在基地组织社区很少见，但本·拉登想要庆祝一番。他定下了自己17岁的儿子穆罕默德与阿布·哈夫斯14岁的女儿赫蒂彻的婚事 [1] 。赫蒂彻是个文文静静、大字不识的小姑娘，女人们都在想到时候她和穆罕默德彼此会说些什么。她们完全能想象到赫蒂彻在新婚之夜会多么地吃惊，因为人们极少谈论性的问题，更不用说跟孩子了。
婚礼时本·拉登找了一座大厅——原是坎大哈郊区的一家电影院，后来被塔利班洗劫一空——招待到场的500名男宾。（女人和小新娘呆在另一个地方）婚庆开始时本·拉登朗诵了一首长诗，还道歉说诗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演讲写手的作品。“大多数兄弟都知道，我不是个用笔战斗的人，”他谦逊地说。诗中有一段对“科尔”号爆炸的颂辞：
一艘让勇者都胆寒的驱逐舰，
在港口和公海之上激起恐惧，
傲慢、自负与虚假的力量护卫着她破浪前行，
她在巨大假象的笼罩下缓缓驶向灭亡，
等待着她的，是波浪中起伏的一艘小艇。 [2]
12台电视摄像机拍下了婚礼的情景，但本·拉登对结果并不满意——他知道这首诗会成为阿拉伯卫星频道和基地组织征募录像中的重头戏——因此第二天早晨他让人们重新架起摄像机，把这段朗诵又录了一遍。他甚至安排了几个支持者坐在自己前面高声叫好，让人觉得大厅里还有几百人，而不是只有几个记者和摄影师。极为重视形象管理的本·拉登甚至要求一位拿数码相机拍了张快照的记者重拍一遍，因为他的脖子看起来“松松垮垮”。他的胡须是染过的，以掩饰其中的一缕缕白色；但焦虑和失眠造成的黑眼圈他却掩盖不了——这两样东西现在是他挥之不去的伴侣 [3] 。
12岁的哈姆扎是本·拉登和他最钟爱的妻子所生的惟一孩子。婚礼上这孩子也读了一首诗。他黑色的睫毛长长的，瘦削的脸颊和父亲一个样，戴着白头巾，身穿一件迷彩背心。“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过，要被逼着离开祖国？”孩子以惊人的镇定严肃地问。“我们将和‘卡非尔’战斗到底！”
“真主至大！”男人们高喊着作答。然后他们唱起了歌：
我们的人在反抗，我们的人在反抗。
只有通过血与火的洗礼
我们才能夺回故土
我们的耻辱才能消除。
它将永远持续。
它将永远持续。 [4]
下午的祷告过后，饭菜端了上来——肉、米饭和番茄汁。这对本·拉登来说是难得的奢侈食物。不过，有些就餐者却觉得饭菜实在是简单得可以。本·拉登的继父还发现自己水杯里有个虫子似的东西在蠕蠕而动。
宾客们一面为小新郎剥橘子，一面高喊：“吃啊，吃啊！今天晚上还长着呢！”男人们都说这孩子羞涩的笑容像极了父亲。他们跳起舞来，又唱了许多歌，还把新郎抬起来欢呼。然后他们把孩子推上车，送他回家里的大院去过新婚第一夜。
乔治·W·布什宣誓就职几个月后，迪克·克拉克和布什新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会面，并请求把自己分配到其他岗位 [5] 。从新政府接手的那一刻起，恐怖主义显然就不是它急于处理的要务。1月，克拉克第一次向赖斯介绍了本·拉登及其组织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当时他的印象是赖斯从未听说过基地组织。后来她降低了克拉克职位（全国反恐行动协调者）的级别，这样他汇报情况时就得找副主管，而不是主管。克拉克希望推行资助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与北方联盟抗击塔利班及基地组织的策略，但遭到了赖斯的拒绝 [6] 。她说政府需要制定一个更为广泛的策略，将与塔利班对抗的其他普什图部族也包括进来。但这一策略的筹划拖了好几个月时间，而且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也许你需要一个不像我这么执迷的人，”克拉克在那次会面中提出。他嘲讽的对象是赖斯和她的副手斯蒂芬·哈德利。这两个人觉得很意外，并请求他在10月之前先留下来。那期间他们对克拉克说，他应该找一个“类似的人”来接替自己。
“符合这个要求的人只有一个，”克拉克说。
在奥尼尔看来，克拉克的工作对他最合适不过。接到这份工作邀请时，他正因政府对恐怖主义的混乱反应而感到绝望，而个人的前途也让他颇为苦恼。他始终怀有两个抱负——到华盛顿做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或者是主管纽约办事处。弗里6月份就要退休，因此高层将会有职位空缺；但对公文包失窃事件的调查很可能已阻断了他在调查局的所有晋升之路。不过，如果成为全国反恐行动的新头儿，他个人就可以摆脱那些莫名其妙的指控；想到今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调查局都得听自己指挥，他肯定也觉得十分快意。
另一方面，他的经济状况也很紧张。如果他到白宫做这份工作，他的工资水平和调查局时还是一样。司法部对他的调查是个毁灭性的打击。除了其他债务之外，奥尼尔现在还欠自己的律师8万美元 [7] ，这比他一整年拿回家里的钱还要多。
整个夏天克拉克都对奥尼尔紧追不放；奥尼尔犹豫良久但还是没有答应。他和几个朋友讨论了工作邀请的事，但后来想到联邦调查局总部可能有所风闻，他就担心起来。奥尼尔有一次在慌乱中给克拉克打电话，说中央情报局的人知道自己成了候选人。“你一定得告诉他们没这回事，”他恳求说。他敢肯定，如果中情局知道了这件事，那么调查局肯定也会发现。克拉克如他所请，给中情局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故作不经意地提起自己还在寻找接任者，因为奥尼尔已经回绝了——其实奥尼尔仍然想当候选人。工作邀请的事奥尼尔也和莫恩谈过，他说自己不希望莫恩等流言传出才知道此事；但他直截了当地对莫恩说，他对这份工作完全没有兴趣。
钱的问题也许是一个障碍；但久经官场内部斗争的奥尼尔也知道，一旦自己走上这个新职位，华盛顿的某些权势人物就会以无情的手段来对付他。克拉克的邀请很有诱惑力，但也很危险。
多年以来，扎瓦希里一直在和圣战组织内部反对他与本·拉登关系的人斗争。他极为鄙视那些自己在欧洲过着舒服日子，却对他横加指责的圣战组织成员。他称这些人“本是一腔热血的革命斗士，但在经历了文明与奢华的生活之后已变得冷若冰霜”。 [8] 扎瓦希里以往的盟友被多年的挫折弄得筋疲力尽、心灰意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囚禁在埃及的伊斯兰领袖所提出的倡议；这些领袖宣布单方面停止暴力行动。其他人也不愿再忍受阿富汗简陋的生活条件。但是，即便组织正在走向解体，扎瓦希里仍然拒不接受任何与埃及政权或西方谈判的想法。
扎瓦希里有一次盛怒之下，竟然辞去了圣战组织的埃米尔。但没有了他，整个组织就完全失去了方向。几个月之后，他的继任者放弃了领导职务，扎瓦希里重新掌权。然而，根据阿尔巴尼亚分支机构成员在审判时所作的证言，埃及境外的圣战组织成员仅有40人，而该组织在埃及国内的运动已被彻底扑灭。圣战组织已奄奄一息，而从十几岁起就让扎瓦希里心驰神往的梦想也将随之而去。他已经失去了埃及。
2001年6月，圣战组织走到了尽头。基地组织吸收了它，并建立起一个正式名称为“基地圣战”的实体。这个名字反映出埃及人仍然是核心圈子的成员；9人组成的领导委员会中只有3个不是埃及人。但这个组织是本·拉登的，而不是扎瓦希里的。
埃及人的支配性地位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争议，尤其是在基地组织的沙特阿拉伯成员之中。为安抚心怀不满者，本·拉登解释说他始终可以依靠埃及人，因为他们一旦回到自己的国家就会被捕；和他一样，埃及人也是没有祖国的人。
本·拉登把一项特别的任务交给了扎瓦希里和埃及人。他希望他们杀死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 [9] 。这位北方联盟的指挥官代表着一支实实在在的力量，它是塔利班完全控制阿富汗的惟一障碍。瘦削而英俊的马苏德是一位杰出的战术家，而且能使出和塔利班同样残忍无情的手段。由于塔利班已经和基地组织结盟，迪克·克拉克等人认为马苏德是在阿富汗解决本·拉登问题的惟一希望。
马苏德是一个颇为热切的合作伙伴。他本人是虔诚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他的妻子身穿布尔卡包头长袍，而他的队伍曾不止一次犯下屠杀暴行。和他的竞争对手一样，马苏德可能也是借助鸦片贸易来供养自己手下的民兵。但他能说一点法语（在喀布尔上高中时学的），而且以爱好波斯语诗歌著称，看来他会是一个比塔利班文明得多的领导者。2001年2月，塔利班暴徒抡起大锤砸遍喀布尔博物馆，把阿富汗的艺术遗产化为齑粉；到了3月，他们又用坦克和防空武器轰击巴米扬省的两座巨大佛像——它们已经在俯瞰古丝绸之路的山崖上矗立了1500多年。塔利班在世人眼中的评价急剧下降，马苏德的声望则相应地迅速上升。
由于马苏德的国际声望日益提高，2001年4月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对欧洲议会成员发表了演讲。他谈到了基地组织对世界构成的威胁。马苏德还告诉美国官员，他自己的情报人员获悉基地组织打算对美国发起一次恐怖行动，其规模将远远超过东非的美国使馆炸弹袭击。
7月，扎瓦希里假托伦敦伊斯兰观察中心的名义，用蹩脚的法语写了一封信。他请求让两名记者去采访马苏德。这封信寄出之后，他又发去了阿卜杜勒·拉苏尔·赛义夫本人的推荐。请求得到了批准。
对美国发出警告的并非马苏德一人。国家安全局多次监听到有人兴奋地谈起一次筹划之中的大行动（“规模惊人”、“广岛重演”）；除此之外，人力来源更为丰富的阿拉伯国家情报机构也发出了紧急的警告。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警告美国说，恐怖分子当年7月打算“利用一架装满炸药的飞机” [10] ，在罗马袭击前往日内瓦参加八国峰会的布什总统。为防止这一袭击发生，意大利当局设置了防空阵地。塔利班的外交部长瓦基勒·艾哈迈德·姆塔瓦基勒 [11] 向美国驻白沙瓦总领事和喀布尔的联合国人员透露，基地组织正在策划对美国发动一次极具破坏性的袭击。大概在同一时间，约旦情报部门偶然听到了这个行动的名称，并将其转告给华盛顿——这个传言中的行动叫做“盛大的婚礼” [12] 。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所处的文化认为，殉教烈士死去的那一天就是他婚礼的日子，天国的处女们将迎接他的到来。
本·拉登决定自己再娶一个新娘，她是个15岁的也门少女，名叫阿迈勒·萨达 [13] 。本·拉登的一名保镖去了趟山城伊卜，付给新娘家人5000美元的彩礼钱。据阿布·占达勒说，婚礼的庆典热闹极了。“人们高声歌唱，尽情欢笑，还向天鸣枪。” [14]
虽然这场婚姻似乎是本·拉登与也门的一个重要部族之间的政治协议，意在促进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征募情况，但本·拉登的妻子们却很不高兴，连他母亲都把他训了一顿 [15] 。本·拉登的两个儿子穆罕默德和奥斯曼怒冲冲地找到阿布·占达勒。“你怎么给我们的父亲找了个和我们一般大的新娘？”他们质问道。阿布·占达勒抱怨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带去也门的钱是娶新娘的彩礼。他原以为那是给殉教行动用的。
大约就在那时，本·拉登的第一位妻子纳吉瓦离开了他。经过这场生养了11个孩子、为时27年的婚姻，纳吉瓦决定带着女儿们和弱智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回到叙利亚。她当初嫁的那个人既不是圣战者，也不是国际恐怖分子；那是个只有十几岁的富有的沙特少年。身为本·拉登的妻子，她期望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可以去旅行，有社会交往；那该是一种轻松的生存状态，再加上几样点缀就会变得更惬意：随时听候使唤的仆人、海边的一座别墅、一艘游艇，说不定还有巴黎的一所房子。然而，她的生活却是东奔西走、穷困潦倒，周围的环境往往脏污不堪。她已经牺牲得太多，不过现在终于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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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29日，在曼哈顿的一个联邦法庭里，陪审团判定东非美国使馆爆炸案的4名嫌疑犯有罪。这是纽约南区检察官完美记录的顶点：他们的努力使25名恐怖分子被绳之以法。领导南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是玛丽·乔·怀特，还有她的助理肯尼思·卡拉斯和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与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的斗争始于1993年世贸中心的第一次炸弹袭击。8年之后，对这25人的定罪是美国在这场斗争中的惟一胜利；而定罪的基础则是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深入细致的调查，尤其是I-49小组。
奥尼尔去旁听了结案陈词，判决宣布后他把史蒂夫·高丁拉到一旁。高丁就是那位在讯问中突破穆罕默德·奥瓦里的特工，而他审的奥瓦里也实现了在美国接受审判的愿望。奥尼尔把胳膊搭在高丁肩上，说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他。“我打算派你去佛蒙特的一所语言学校。你要去学阿拉伯语。”
高丁闻言不禁有点发懵。
“你知道这场仗还没打完，”奥尼尔接着说。“奥瓦里跟你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得在国外发起袭击，让你们注意不到国内的活动。’”
奥尼尔明白刑事审判只是对付恐怖主义的方法之一，它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如果对手是一个由技术熟练、目标坚定而且甘愿赴死的信仰者组成的复杂国外网络，这种方法就更难发挥作用。但迪克·克拉克在新千年之际的逮捕行动中曾对他说“我们要干掉本·拉登” [16] ，奥尼尔却不同意这种想法。虽然基地组织对执法部门构成的挑战远远超过黑手党或其他任何犯罪组织，但法律手段之外的措施——军事袭击、中情局的暗杀计划——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反而让本·拉登在崇拜者眼中变得愈发伟大。另一方面，对25名恐怖分子定罪则是真实而合法的成就，它证明美国司法系统是可信而正直的。但是，政府机构间的勾心斗角和联邦调查局高层不紧不慢的态度却阻碍了纽约I-49小组的工作；他们被蒙住了眼睛，看不到当时已来到国内的危险。
使馆爆炸案审判进入尾声的时候，“9·11”事件的19名劫机者几乎都已在美国安顿下来。差不多同一时间，中情局派驻联邦调查局总部国际恐怖主义分部的代表汤姆·威尔希尔正在调查哈立德·米达尔和哈拉德（“科尔”号爆炸案的独腿主谋）两人之间的关系。中情局一度认为这两个名字很相近，因此可能是同一个人；但多亏了阿里·苏凡的调查，中情局现在了解到哈拉德是本·拉登护卫队的成员。“好，这个情况很重要，”威尔希尔给他在给中情局反恐中心的主管发去电子邮件。“此人是个超级杀手，策划了‘科尔’号袭击事件，东非使馆的爆炸案可能也出自他的手笔。”威尔希尔已经知道纳瓦夫·哈兹米就在美国，而哈兹米、米达尔曾与哈拉德同行。他还发现米达尔持有赴美签证。“绝对要出事，” [17] 威尔希尔认定。他请求将这一重要信息透露给联邦调查局。中情局对他的请求始终没有回复。
那年夏天，威尔希尔请联邦调查局派驻中情局反恐中心的分析师玛格丽特·吉莱斯皮“有空时”看一看马来西亚会议的材料。她直到7月底才抽出空来做这件事。威尔希尔并未透露参加此次会议的一些人可能已来到美国。实际上，威尔希尔根本没有表现出那封电子邮件中的紧迫之情，虽说他私下已知道基地组织正策划在美国国内发起一场“类似广岛”的行动。
不过，威尔希尔却想知道联邦调查局已经掌握的情况。他交给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的另一位分析师迪娜·科西三张监控照片，让她给I-49小组的几名特工看一看。照片显示的是米达尔和哈兹米，还有一个貌似库索的人。威尔希尔没有告诉科西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但他说其中一个人名叫哈立德·米达尔。与此同时，玛吉 [18] ·吉莱斯皮在情报网 [19] 的数据库中检索了马来西亚会议的情况，但中情局并没有把任何关于米达尔签证或哈兹米来到美国的情况放在网上。国家安全局报告了导向马来西亚会议的一系列事件，但情报网提示她这些信息不得告知刑事调查员。6月11日 [20] ，中情局的另一名主管克拉克·香农会同玛吉·吉莱斯皮和迪娜·科西前往纽约，与调查“科尔”号爆炸案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谈话——除了苏凡，他当时不在国内。会议于上午10点左右开始，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的特工首先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调查的进程。特工们一连说了三四个小时。最后，大约在下午2点，中情局主管香农让科西把照片拿出来给她的同事们看看。共有三张高清晰度的监控照片。一张低角度拍摄的照片显示米达尔和哈兹米站在一棵树旁边。主管想知道调查局特工能不能认出这里面的哪个人，另外库索是否在这些照片之中。
联邦调查局I-49小组的特工问照片上都是些什么人，拍摄于何时何地。“还有没有其他照片了？”一名特工问道。香农拒绝回答。科西向他们保证，“未来的几天或几周之内”她将设法获得传递这些信息的许可。会议变得激烈起来；人们扯着嗓门大喊大叫。联邦调查局特工知道，能帮助他们破获罪案的线索就被人拿着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但他们从香农或其他两名联邦调查局分析师的嘴里再也挤不出任何信息——除了一个细节：科西最终吐出了哈立德·米达尔这个名字。
前任海军飞行员、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史蒂文·邦加特是I-49小组的特工，他请求中情局主管在米达尔这个名字之外再给他们一个出生日期或护照编号。仅凭名字本身不足以阻止他进入美国。刚从巴基斯坦回国的邦加特带来了30名疑似基地组织分子的名单及其出生日期。作为防范，他把材料交给了国务院，以确保这30人无法进入美国。这是标准程序，是大部分调查员会首先处理的事情。但中央情报局主管不愿提供额外的信息。
我们可以假想这次会议的另一种开法：中情局主管获准向调查局透露米达尔已来到美国的关键细节、他和也门那个电话号码的联系（这个号码简直就是基地组织的交换台）、他与同样身在美国的哈兹米的关系，以及这两人与基地组织和哈拉德的联系。摆在纽约办事处桌子上的照片之中，不仅含有“科尔”号爆炸案的解答，还有一个严峻的事实：基地组织已进入美国，并准备发动袭击。
但是，马来西亚会议还有第四张监控照片——中情局主管没把它拿出来。那是哈拉德的照片。“科尔”号的调查者当然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们手里有此人的重点关注档案，而且已经和大陪审团谈过，准备对他提出指控。如果奥尼尔看到了这第四张照片，他肯定会去世贸中心的中情局纽约办事处找主管玛丽·玛格丽特·格雷厄姆，要求他们将关于哈拉德及其同伙的所有信息转给调查局。中情局扣下这张哈拉德站在未来劫机者身边的照片，从而阻碍了调查局对“科尔”号袭击的调查，也使“9·11”的密谋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那个时候米达尔已经回到也门，然后又去了沙特阿拉伯。他可能就是从那里把其余的劫机者带进了美国。中情局主管和I-49小组那次令人沮丧的会议召开两天后，米达尔在吉达的美国领事馆拿到了新的赴美签证。由于中情局没有让国务院把米达尔的名字列入监控名单，7月4日国庆那天他在纽约下了飞机。
美国政府历来有对最需要知情的人隐瞒信息的倾向，6月11日的会议正可谓登峰造极。限制信息共享的法律障碍始终存在。按照法律——《联邦刑事诉讼条例》第六条第五款的规定——大陪审团聆讯期间得出的信息应该保密。调查局把这条规定当成一种近乎绝对的禁令，禁止泄漏任何与调查有关的材料。每天早晨，迪克·克拉克的保密电脑上至少会收到100条来自中情局、国安局等其他情报机构的报告，但联邦调查局从来不会提供类似的信息。第六条第五款的规定也意味着特工们不得与从事情报工作的同事讨论刑事案件——即便他们隶属于同一小组。
但是到克林顿政府第二届任期的时候，得自情报行动的信息（尤其是可能与犯罪有关的信息）就可以提供给刑事调查员了。事实上，这成了一种基本程序。联邦广场26号大厦的特工常会去楼上一个高度保密的房间，他们可以在那儿阅读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文字抄录，听中情局派驻在那里的代表介绍情况。举个例子，这种合作曾帮助人们对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定罪；谢赫的公寓在一次情报搜集行动中被放置了窃听器，从而证明他批准了针对纽约的恐怖活动。但是，总有人担心审讯期间泄漏的敏感信息会破坏情报行动。
司法部于1995年颁布了一项新政策，旨在规范特工与刑事公诉人之间的情报交换，但却没有对特工与特工之间的交换作出规定。联邦调查局总部错误地诠释了这一政策，将它变成了限制本局调查员的拘束衣。特工们受到严正警告：与本局刑事调查人员共享情报信息就意味着自毁前程。至于何种情报可以共享，这得由根据1978年《国外情报监视法案》设立的一个华盛顿秘密法庭来决定——按照法庭的说法，这种共享被称为“扔过墙头” [21] 。由于官僚主义的混乱与不作为，这个政策逐渐阻断了对I-49反恐小组而言至关重要的信息沟通。
中央情报局忙不迭地将区隔自己和调查局的障碍变成了制度。中情局主管在6月11日的会议上没有告知调查局特工照片中人的身份，并搬出套话来解释：这将破坏“敏感的来源和手段”。他们获悉马来西亚会议的情报来源是也门的那个电话号码，属于基地组织的忠实拥护者艾哈迈德·胡达，它对于摸清基地组织的网络极为重要。讽刺的是，胡达这个电话号码最开始恰恰是联邦调查局在使馆爆炸案的调查（由纽约办事处负责）中发现的。中情局知道马来西亚会议照片中的一个人——哈立德·米达尔——是胡达的女婿，但这个关键的细节他们也没有告诉调查局。
国家安全局懒得向《国外情报监视法案》的秘密法庭申请许可，而是直接限制了重要情报的传递。例如，米达尔在圣迭戈给胡达的号码拨了8次电话，和刚生完孩子的妻子通话 [22] ；这个信息国家安全局根本就没有通报。“牛栏”（容纳I-49组员的窄小办公隔间）的墙上贴着一张联络图，标出了艾哈迈德·胡达的号码和世界各地其他号码的联系。它提供了基地组织国际分布范围的地图。如果当时能有一条线把也门的胡达家和哈兹米、米达尔在圣迭戈的住所连接起来，基地组织已进入美国的事实就将明明白白地显露在人们面前。
面对种种限制，I-49小组以主动而机变的方式作出了回应。当国家安全局不再向调查局和纽约南区的检察官们透露从本·拉登卫星电话上截获的内容，I-49小组想出了架设两座卫星天线的方案：一座设在遥远的太平洋帕劳群岛，另一座设在印度洋的迪格加西亚岛，这样就可以截获本·拉登卫星电话的讯号。国家安全局极力反对这个方案；不过，为了防止调查局架设天线，他们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地吐出了114条监听记录。但其他的监听记录他们仍然攥着不放。小组还在坎大哈巧妙地建造了一个可以打国际长途的卫星电话亭，希望那些想打电话回家的圣战者会使用这个便利设施。特工们不仅能窃听电话，还能通过电话亭里暗藏的摄像头看到打电话的人。在马达加斯加，I-49小组的特工们架设了一座天线，旨在截获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通话。为了重新获得美国政府已经拥有却拒绝共享的信息，他们耗费了数百万美元和数千小时的人力。
I-49小组的特工们对索取情报被拒的事已司空见惯，甚至还为此买了一张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CD [23] ——上面有那首著名的“墙上的另一块砖” [24] 。每当他们听到那套“敏感来源和手段”的官腔，就会把电话听筒举到CD唱机跟前，然后按下播放键。
2001年7月5日，迪克·克拉克召集众多国内机构代表——其中有联邦航空管理局、移民归化局、海岸警卫队、联邦调查局和特工处，向他们发布警告。“国内可能会发生非常重大的事件，而且就是在最近，”他告诉各机构的代表。
同一天，约翰·奥尼尔和瓦莱丽·詹姆斯抵达西班牙，他受邀到西班牙警察基金会讲话 [25] 。奥尼尔决定给自己放几天假，考虑一下今后该何去何从。虽然司法部已撤销对公文包失窃事件的质询，调查局自己却展开了内部调查，这对他一直很有压力。与此同时，他获悉《纽约时报》正准备对此事进行专门报道。记者们不仅知道公文包里装着秘密材料，还掌握了此前瓦莱丽进入局外安全屋停车库的事件，以及奥尼尔的个人债务情况。调查局或司法部内部的人向记者泄露了上述信息，还有高度敏感的细节——奥尼尔当时正在编制的办事处年度预算。这些致使司法部和调查局对奥尼尔进行调查的材料，却被毫无顾忌地透露给了记者，以进一步破坏奥尼尔的事业。选择在这个时候泄露信息，似乎是为了彻底断送他接任克拉克国安局工作的机会。工作的事在那时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去西班牙之前，奥尼尔和西尔弗斯坦地产公司的董事长拉里·西尔弗斯坦见了面。这家公司刚刚接管世界贸易中心的管理工作。西尔弗斯坦邀请他来做安全总监。这份工作的收入是他政府薪水的两倍多。但奥尼尔当时没法答应。他对巴里·莫恩说，他不愿在个人名誉仍遭到质疑的时候从联邦调查局辞职。奥尼尔向西尔弗斯坦保证从西班牙回来之后给他答复；那时他还没有完全回绝迪克·克拉克。
他和瓦莱丽还有她儿子杰一起在马贝拉酒店住了几天，打打高尔夫，看看书。常担任联邦调查局与西班牙警方之间联络人的马克·罗西尼做他们的陪同翻译。7月8日，奥尼尔在他们那间别墅的阳台上点起一根雪茄，对罗西尼说，“我可以不伺候了。”
那天是他成为联邦调查局特工20周年的纪念日。干满20年的特工就可以拿着全额养老金退休，而且终于能够对调查局说一句：“老子不伺候了！”
罗西尼注意到奥尼尔脸上挂着笑容，但他的双眼却很忧伤。他即将作出自己的选择。罗西尼看得出来，奥尼尔是在向以往的自己告别，向自己可能取得的成就告别。有些梦想是永远无法实现了。比如，他此生将永远抓不到本·拉登。
奥尼尔在西班牙的那段时间，穆罕默德·阿塔和拉米兹·本·希布赫一直也在那里 [26] 。他们呆在一个名叫萨洛的海边小景点，研究“9·11”袭击的最后细节。
奥尼尔的衣着和举止俨然是在向联邦调查局的夙敌——黑帮——致敬；同样，他对恐怖分子的思维方式好像也有几份亲近。他崇拜的英雄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迈克尔·柯林斯。这位殉难的新芬党领袖开创了现代游击战争，最后被自己人出卖（和奥尼尔一样）。虽说身为调查局特工的奥尼尔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对手，还指挥过几次针对他们的非常成功的行动，但他对这个组织的理想却颇为同情 [27] 。显然，他在迈克尔·柯林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最近10年来，他发现自己在一场殊死斗争中遭遇了有史以来最胆大妄为的恐怖分子。此人的目标让奥尼尔震骇不已，但此人的执着和不屈不挠也无人能及。
在“科尔”号调查和公文包事件的质询之后，奥尼尔意识到自己的声誉已大受损害，国家安全局的那份工作是没希望了。联邦调查局的管理人员退休之后通常都会到报酬很高的公司里做安全顾问，这样他们在干事业的最后几年时光总算能多挣点钱。奥尼尔应征了几个类似的职位，但从西班牙回国后他决定去世界贸易中心工作。包括马克·罗西尼在内的一些朋友向他表示祝贺，说：“最起码你现在很安全。这地方他们已经炸过了。”奥尼尔答道：“他们还会再试的。不把这两座大厦弄倒他们不会罢休。”他又一次本能地把自己放在了危险的靶心。也许在决定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他也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不难想象，在伊斯兰激进分子和许多其他宗教信徒的心目中，奥尼尔的生活恰恰象征着他那个国家和他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堕落。在当时的美国，人们的精神被推向了极端。社会核心的安逸道德观已经衰败，随之败落的还有主流教派——它们萎缩成了与人们毫不相干的事物。与此同时，迅猛发展的基要主义教派则在改变国内的政治形态。克林顿总统任内的性堕落，被宗教右派的教条主义所取代。奥尼尔本人也在道德堕落和极度虔诚之间挣扎。他是个通奸者、浪荡子、骗徒、自大狂，还是个物质主义者。他喜爱名流和名牌，生活入不敷出。这些特点恰恰是本·拉登藉以描绘美国形象的老一套内容。但如今奥尼尔要寻找一个精神寄托。
认识瓦莱丽的时候，奥尼尔已经对天主教堂敬而远之。瓦莱丽的父亲是芝加哥的一位基要主义牧师。奥尼尔很喜欢“火与硫磺” [28] 式的布道，但那个时期他也在领导联邦调查局针对反流产抗议者暴力行为开展的全国调查。他和瓦莱丽都意识到了基要主义信仰的力量和危险。反流产抗议者去的教堂和他俩以前去过的地方很像，而吸引这些人的则是传统信仰所不能提供的狂喜经验。反流产抗议者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愿意以上帝的名义杀害别人。奥尼尔和瓦莱丽搬到纽约之后，加入了第五大道那座宏伟的大理石教堂的教区。诺曼·文森特·皮尔 [29] 曾在那里讲道，宣扬他乐观的“积极思考”哲学。教堂是一个避风港，但心中动荡不安的奥尼尔无法接受如此平静的宗教。
联邦调查局停车库事件之后，奥尼尔开始每天读《圣经》。在也门的时候，他床边的桌子上总放着一本《圣经》，还有新近出版的迈克尔·柯林斯自传。2001年春天，他重新投身天主教，每天早晨都去参加弥撒。他对瓦莱丽说，一位神父正在就离婚的事给他咨询。当年8月，他妻子克里斯蒂娜在财产协议上签了字，得到了孩子的监护权和新泽西林伍德的房产。但是，奥尼尔即将得到的自由似乎却愈发加重了他的精神负担。
奥尼尔买了一本书，名叫《重温你的〈圣经〉！》。比起奥尼尔，身为牧师之女的瓦莱丽对《圣经》要了解得多，他再怎么学也赶不上。他们对救赎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他相信灵魂能通过善行得到拯救；瓦莱丽则认为信仰耶稣基督才是得救的惟一途径。她总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奥尼尔注定要下地狱。
从西班牙回国后不久，奥尼尔偶然翻到一本名叫《灵魂之鸟》的儿童书。瓦莱丽当时正在浴室里打扮，准备去上班；奥尼尔拿着书走进来读给她听。她听得心不在焉。书里说的是一只单脚站立在我们灵魂之中的鸟。
这就是灵魂之鸟。
我们感觉的一切它都能感到。
脚踝上别着自动手枪的硬汉子奥尼尔读道，有人伤害我们时灵魂之鸟会痛苦地乱跑，而我们被拥抱时它也会满怀喜悦。然后他读到了抽屉的那一段：
你想知道灵魂之鸟是由什么做成的吗？
噢，其实很简单：它是由抽屉做成的。
这些抽屉可不是一拉就开的——因为每个抽屉都有一把特别的钥匙锁着！
奥尼尔抽泣起来，让瓦莱丽大吃一惊。但他还在接着读抽屉的故事——一个抽屉装的是幸福，一个是悲伤；一个是嫉妒，一个是知足——最后他泣不成声，再也读不下去。他完全崩溃了。
这件事过后，他马上全心投入祈祷之中。他有几本祈祷指南，还用丝带或报事贴在最喜欢的页码上做了标记。《圣经》中的诗篇的文字尤其吸引他，其中就有第一百四十二篇：
在我所行的路上，
敌人暗设网罗陷害我。
求你向我右边观看：
没有人关心我。
我没有逃难的地方，
也没有人照顾我。
耶和华啊，我向你呼求。
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在活人之地的业分。”
求你留心听我的呼求，
因为我落到极卑微的地步。 [30]
奥尼尔在一本红皮祈祷书背面夹了一张天主教的祈祷时间表。从7月30日起，他开始按表格上的时间逐一打钩，几乎到了强迫症的程度。如今，普通的天主教徒很少有人像穆斯林那样每天祈祷四五次，但神职人员和极为虔诚的信徒仍然遵循着这种古老的传统。也许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奥尼尔发现早期天主教和现代伊斯兰教的某些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因为教会的日历中满是殉教者和坚定思想家的纪念日——这些人要是生活在今天，想必会被视为宗教极端主义者。在奥尼尔的时间表上，首先是纪念拉韦纳主教圣彼得·赫里索洛格斯 [31] 的欢宴之日，此人曾下令禁止跳舞，还迫害过异教徒。第二天7月31日纪念的是劳耀拉的圣依纳爵，这位不屈不挠的西班牙战士创立了耶稣会。与现代基督徒的想法相比，这些圣人理想中由上帝统治的社会，与赛义德·库特卜的设想反倒更为接近。
奥尼尔这份时间表上的每次祈祷都打了勾，直到8月19日星期天。《纽约时报》在那一天终于刊出了关于公文包事件的报道。此后，时间表上的记号戛然而止。
后来，人们在汉堡分支机构一名成员的电脑上发现了本·拉登的录像演讲，他说：“我们这个宗教的责任是伟大而艰巨的，其中有一些甚至令人厌憎。” [32]
本·拉登谈到先知穆罕默德曾警告过阿拉伯人，说眷恋生活、害怕战斗将使他们变得软弱。“这种失落感与痛苦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我们抛弃了真主和他的圣战，”本·拉登说。“真主使你们陷身卑劣的境地之中，而且不会解除你们的困境，除非你们回归自己的宗教。”
回顾先知临终前关于阿拉伯只能有伊斯兰一个宗教的嘱咐，本·拉登问道：“我们在清算之日 [33] 将如何对真主作答？……这个时代的‘乌玛’（国际伊斯兰群体）已经迷失方向，已经步入歧途。如今，美国人进入两处圣地之国已有10年之久……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许多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对战斗的畏惧以及对尘世生活的眷恋，它们正是造成这种痛苦、屈辱与蔑视的源泉。”
这些话语深深打动了19名年轻男子的心。他们之中许多人有技术、有才能、受过教育，而且在西方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本·拉登唱出的羞耻感仍然激起了他们的共鸣。
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难道不想取悦真主吗？
我们难道不想进入天国吗？
本·拉登鼓励他们以身殉教，为了等待着他们的更高荣耀而牺牲自己大有前途的生命。“我们已经在狮子的口中挣扎了20余年，”他说，“多亏真主的慈悲和眷顾：苏联人的飞毛腿导弹紧追了我们10多年，接着美国的巡航导弹又紧追了我们10年。信仰者知道，死亡的时间既不可提前，也不能推迟。”接下来他引用了《古兰经》第四章的一段话，并且在演讲中重复了三次——这是给即将出发的劫机者的一个明显信号。
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死亡总要追及你们，
即使你们在高耸的巨塔之中。 [34]
奥尼尔是一个有诸多缺陷、两极分化式的人物，但他的坚强与热切在调查局之中无人能比；除了他，没有人能要求中情局交出其隐瞒的点滴信息，或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本可以阻止“9·11”事件的拉网行动。调查局是个胆怯的官僚机构，向来憎恶强有力的个人。对于那些抱负远大或敢于挑战主流看法的雇员，调查局向来以冷酷无情著称。奥尼尔对基地组织威胁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根本就没几个人愿意相信他。也许是奥尼尔动辄树敌的性格最终毁掉了自己的事业，但他的那些敌人也帮助了基地组织——他们毁掉了一个本可能扭转局面的人。纽约办事处本来就一直晕头转向，而没有了奥尼尔，他们更是出现了许多重大失误。
奥尼尔在西班牙的时候，菲尼克斯的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肯尼思·威廉斯向局总部、亚力克站和纽约办事处的几位特工发去一份示警电讯 [35] 。“此电讯的目的是提醒调查局和纽约方面，奥萨玛·本·拉登有可能组织了某种协同行动，分别派人到美国的民用航空大学和学校学习飞行，”电讯上说。威廉斯接下来又建议总部，称有必要对国内的所有飞行学校做记录、询问驾驶员，并造出一份所有曾申请飞行训练签证的阿拉伯学员名单。
这份电讯被打印出来分发下去，杰克·克卢南是看到它的纽约特工之一。他把电讯揉作一团往墙上一扔。“叫谁去询问这三万个人啊？”他问菲尼克斯的主管。“我们他妈的哪有时间干这事？”不过，他还是核查了菲尼克斯那位特工列出的几个阿拉伯名字。没有任何情况。在菲尼克斯设有办事处的中央情报局也查了这些名字，同样一无所获。后来人们发现，菲尼克斯那位特工提到的一个学生和哈尼·哈居尔（据信是“9·11”事件中的驾机者之一）交好，但该特工建议进行的调查几乎不可能牵出“9·11”阴谋。至少，仅凭调查本身是不够的。
8月中旬，明尼苏达州的一所飞行学校与当地联邦调查局外勤办事处联系，称有个名叫扎卡里亚斯·穆萨维的学员让他们感到担忧 [36] 。他问了一些令人生疑的问题，比如纽约市周围的飞行航线，还有驾驶室的门能否在飞行中打开。当地办事处很快查明穆萨维是个伊斯兰极端分子，曾去过巴基斯坦，很可能也去过阿富汗。特工们认为他也许是一个潜在的自杀式劫机者。由于穆萨维是法国公民，所持签证已经过期，移民归化局就把他拘留了。负责此案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员提出申请，希望总部能批准他们检查穆萨维的笔记本电脑。他们的申请被拒绝了，因为特工们无法提出进行检查的充分理由。明尼苏达办事处的主管就此事再次提醒总部，却被告知他这是在“制造紧张气氛。”不服气的主管回敬说，他这是在“设法阻止有人劫下一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这个怪异的预感足以表明，当特工们看到威胁报告时，脑海中下意识涌现的就是这类念头。
穆萨维可能本来要参加基地组织在“9·11”事件之后发动的第二轮袭击，这轮袭击的目标很可能是西海岸。如果明尼苏达州的特工获准对穆萨维进行详细调查，他们就会发现他与拉米兹·本·希布赫之间的联系——希布赫在给他寄钱。穆萨维带着一封马来西亚聚焦技术公司（Infocus Tech）的录用信，签字者是耶齐德·苏法特 [37] 。这个名字对联邦调查局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中央情报局隐瞒了吉隆坡会议的情况——会议地点就设在苏法特的公寓套间。联邦调查局没能把来自本局明尼苏达办事处的警告，与菲尼克斯办事处肯尼思·威廉斯的示警电讯结合起来分析。调查局一如既往地对迪克·克拉克和白宫方面隐瞒了这些信息；这样一来，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统览全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