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奥尼尔给卢·冈恩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冈恩的儿子在“科尔”号遇袭时丧生。“今天是我任职的最后一天，”奥尼尔告诉他。“在我为政府服务的31年之中，被指定为负责人、调查美国海军‘科尔’号舰遇袭事件是最令我自豪的一刻。我把全部精力投入了调查之中，并坚信我们确实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您和其他死难者家属也许并不知道，我也曾因你们的丧亲之痛而哭泣……今后我每天都会在祈祷中为您和其他所有亲属祝福，并且会继续以一个平民的身份追踪调查。愿上帝保佑您、您珍爱的人，还有其他的家庭；愿上帝保佑美国。” [38]
奥尼尔正在办公室收拾东西装箱的时候，阿里·苏凡进来向他道别。苏凡当天晚些时候要返回也门；事实上，奥尼尔作为联邦调查局特工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签署文件，派苏凡的一队人回到那个国家。他们俩穿过马路，来到乔氏餐馆。奥尼尔要了个火腿奶酪三明治。
“你这异教徒的生活方式不想改一改？”苏凡指着三明治里的火腿开玩笑说。“你可要下地狱。”但奥尼尔完全没有说笑的兴致。他恳求苏凡回国之后一定要到世贸中心去看他。“顺着那条路过来就到了，”他说。看到奥尼尔求着别人记住自己，苏凡感觉很奇怪。
接着苏凡透露说，他就要结婚了。说完这话他有些担心，不知奥尼尔会作何反应。以前每当他们谈起女人的时候，奥尼尔都会说两句俏皮话，或是作出一副这个话题让他极不自在的样子。“知不知道离婚为什么得花那么多钱？”奥尼尔有一次问他。“因为这个婚离得值啊！”
这一次，奥尼尔想了一会，然后说：“她跟你那么长时间都能忍下来，肯定是个好女人。”
第二天，奥尼尔开始在世界贸易中心上班。
奥尼尔从调查局退休的次日，派驻亚力克站的联邦调查局分析师、正在查看马来西亚会议有关情报的玛吉·吉莱斯皮向移民归化局 [39] 、国务院、海关和联邦调查局发出通告，让这些部门把哈立德·米达尔和纳瓦夫·哈兹米列入各自的监控名单。她注意到这两个人都于2000年1月来到了洛杉矶，和艾哈迈德·雷萨姆企图炸毁洛杉矶机场的时间差不多。那以后米达尔曾离开美国，然后再次返回。吉莱斯皮把这一信息传递给了她在调查局总部的同事、情报分析师迪娜·科西。
科西看到信息后深感担忧，于是给I-49小组的主管发了一封题为“IT：基地组织”的电子邮件。“IT”的意思是“国际恐怖主义”。这封措辞急切的邮件命令小组查明哈立德·米达尔是否还在美国。邮件中并没有解释米达尔可能是什么人，只是说他与基地组织有关，而且可能参与了“科尔”号爆炸案，因此他“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对小组的命令是“找到米达尔，查明其联络人，以及他来到美国的原因。”但科西说，搞刑事调查的特工不能参与这次搜索行动。结果，当时小组里只有一个搞情报的特工，而且还是个刚刚报到的新手。
杰克·克卢南是小组的临时主管。他请求让搞刑事的特工来进行此次调查。由于纽约市对本·拉登已有指控，他们在搜寻基地组织任何相关人员时的自由就要大得多，也能动用更多的资源。科西给小组发了电子邮件：“如果找到了米达尔，必须由情报特工来讯问。讯问时刑事特工不得在场……如果讯问时获得的信息表明确实存在触犯联邦法律的重大罪行，这一信息就可以依照正规的程序传过‘墙头’，并转交给后续的调查。”
但是，科西最初的那封电子邮件被偶然转发给了I-49小组中的一位刑事特工史蒂夫 [40] ·邦加特。他是个极具进取心的调查员，以前在海军开过战斗机，就跟电影《壮志凌云》 [41] 拍的一样。一年多来，他都在抗议那堵日渐增高的‘墙’为刑事调查员们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障碍。“指给我看看，哪个文件上写着我们不能得到这个情报？”他曾几次质问总部。不过，要找到文件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墙”其实主要是诠释的问题。自6月11日会议以来，邦加特一直在催促科西提供监控照片上几个人的信息，那其中就有哈立德·米达尔。科西的电子邮件被转发到他电脑上之后，邦加特给她打了电话。“迪娜，你这不是在耍我么！”他说。“米达尔就在国内？”
“史蒂夫，你得把它删掉，”她指的是邮件。她说他无权获得这一信息。“明天我们会就此事开一个电话会议。”
第二天，科西拨通了预定的电话。中央情报局亚力克站的一位主管也参加了通话。他们告诉邦加特，在搜寻米达尔的工作中他得“按兵不动”。他们解释说，由于“墙”的缘故，他们无法再向他透露更多的信息。邦加特把自己的抗议又重复了一遍：“墙”只是官僚主义无中生有弄出来的东西，它让特工们无法从事自己的工作。“这家伙要是在国内的话，可不是为了去逛他妈的迪斯尼乐园！”他说。但对方——不仅是科西，还有她的主管——又一次告诉他务必按兵不动。
邦加特第二天气愤地给科西发去一封邮件：“不管发生了什么问题——有一天可能会有人因此送命——不管是不是由于这堵‘墙’，公众都将无法理解我们的效率为什么这么低下，为什么要把手里的每一点资源都浪费在所谓的‘问题’上。”
实习情报特工罗布·富勒接到了查出米达尔去向的任务；要查的还有哈兹米，监控名单上他的名字和米达尔挨在一起。上个月，米达尔在入境卡上填写的住址是“纽约万豪酒店”。这位特工孤身一人前往纽约的9家万豪酒店，搜寻两名基地组织成员。他们早就走了。
8月30日，奥尼尔退休8天之后，图尔基王子交出了沙特情报部门主管的职位。几十年来，这还是身居高位的王子第一次遭到排挤。据说，这是由于阿卜杜拉王储对图尔基很恼火——他没能把本·拉登抓回来。
图尔基说他不是被解职的。“我离开是因为感到累了，” [42] 他说。“我觉得岗位上需要新鲜血液。”他把自己比作“一个熟过了头的水果 [43] 。你知道，它先是发出怪味儿，接着果皮掉落，最后烂掉。所以我请求辞职。”
一离开联邦调查局，奥尼尔的心情就好了起来。人们都说，好几个月——也许是好几年——都没有见过他脚步那么轻快。他说想买辆新奔驰，把老旧的别克车换掉。他告诉安娜·迪巴蒂斯塔，他们终于有能力结婚了。9月8日星期六的晚上，他和瓦莱丽·詹姆斯去广场酒店参加一场婚礼，跳舞时他们俩几乎每曲必跳。“我觉得肩上卸掉了一副重担，” [44] 婚礼上，他对自己以前的上司刘易斯·斯基利罗说。他还在瓦莱丽能听见的地方跟另一位朋友说，“我准备给她买枚戒指。”
第二天，9月9日，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同意与两名阿拉伯电视记者见面，并接受采访。他们在他的营地已经等了9天。马苏德无疑是阿富汗最伟大的指挥官 [45] 。他经历了长达25年的战争；他的对手有苏联、阿富汗共产主义者和敌对圣战者，如今的敌人则是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的联合力量。死里逃生的能力，在马苏德的传奇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是阿富汗建立一个替代塔利班的温和伊斯兰政权的最大希望。
扎瓦希里伪造的信件，使这两名假记者得以进入马苏德的办公室。摄影师的电池包里装的全是炸药。炸弹让两个刺客血肉横飞，炸死了一名译员，飞射而出的两块金属片扎进了马苏德的心脏。
阿里·苏凡在也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对另一位特工说：“本·拉登这是在安抚塔利班。马上就要出大事了。”
那一天，本·拉登和扎瓦希里参加了一次活动，为塔利班前任内务部长的父亲守灵。基地组织的两名沙特成员走到内务部副部长穆罕默德·哈克萨毛拉 [46] 跟前，告诉他马苏德死了。北方联盟宣称马苏德只是受伤。“不，相信我，他完蛋了，”沙特人对部长说。他们夸耀说本·拉登下达了刺杀马苏德的命令。如今北方联盟已群龙无首，塔利班完全控制阿富汗的最后一个障碍也被基地组织卖的这个大人情消除了。
9月10日星期一，奥尼尔给他的一个朋友、担任保卫公司管理人员的罗伯特·塔克打电话，约他当晚见面，谈谈世贸中心的安全问题。塔克在北塔的大堂和奥尼尔碰头，两个人乘电梯上到奥尼尔在34楼的新办公室。奥尼尔对他的领地颇为自豪：占地16英亩的7栋建筑，9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两人到上头的“世界之窗”餐厅喝了一杯，然后随着人流乘电梯下楼，到伊莱恩餐厅和他们的朋友杰里·豪尔一起吃饭。奥尼尔点的是牛排和通心粉。餐馆闻名遐迩的女店主伊莱恩·考夫曼还记得，奥尼尔一边吃甜点，一边慢慢地啜着一杯冰咖啡。“他不是酒鬼，和店里的许多人不一样，”她说。大约在午夜时分，三个人又去了中国俱乐部，那是中城区的一家夜生活场所。“我们已经晚了，” [47] 奥尼尔再次说道。
瓦莱丽·詹姆斯那天晚上在招待客户。当时恰逢时装周，身为销售代表和主要设计师的她忙得不可开交。奥尼尔先前给她办公室打过电话，保证最晚10点30前回家。她等到一个钟头之后才上床睡觉。她醒来时已是1点30，他还没回家。她气呼呼地坐到电脑前玩起了游戏。约摸凌晨4点的时候约翰回来了，往她身旁一坐。“宝贝，你这空档接龙玩得可不怎么样，”他说。但瓦莱丽觉得奥尼尔对自己太不重视，上床睡觉时都没跟他说话。第二天早晨她还是冷若冰霜。奥尼尔说：“请原谅我。”瓦莱丽被他打动了，也说：“原谅，当然原谅。”他主动提出开车送她上班。8点13分，他把瓦莱丽送到花卉区，她在那儿有个约会。然后他就朝世贸中心驶去。
本·拉登、扎瓦希里和一小队基地组织核心成员逃入了霍斯特上方的山中，位置靠近“狮穴” [48] 。本·拉登的阿富汗历险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他告诉手下人将会发生重大的事件，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很快就会来到阿富汗，和他们共同抗击超级大国。他们带着一架圆盘式卫星天线，还有一台电视机。
“9·11”之前，本·拉登和他的追随者常会做一些极其逼真的梦。通常在黄昏时分的祷告过后，前一晚做了梦的基地组织成员会讲述自己的梦境，本·拉登则来解释梦的意义。有些对密谋一无所知的人说梦到一架飞机撞向一栋高楼。“我们在踢足球赛。一边是我们的球队，一边是美国人，”一个人告诉本·拉登。“可奇怪的是，我在想奥萨玛为什么全派飞行员上场？这是要踢球赛，还是要开飞机？” [49] 基地组织的发言人苏莱曼·阿布·吉斯梦到自己和本·拉登一起看电视。电视上放的是一家埃及人坐在餐桌前，大儿子正在跳埃及民间舞蹈。荧光屏下方的一条滚动字幕说：“为了给阿克萨（耶路撒冷的清真寺）的孩子们复仇，奥萨玛·本·拉登对美国人发动了袭击。”当他在另50个人面前向本·拉登讲述这一梦境的时候，本·拉登只说了一句，“好，我以后告诉你。”但是，本·拉登后来突然下令不许再谈梦的事，尤其是梦到飞机撞进高楼的情景 [50] ，他担心它们会导致计划暴露。他自己则梦到美国化为灰烬，还认为这是一种预言 [51] 。
I-49小组办公室的隔间里，史蒂夫·邦加特正在看自己电脑上的情报。有报告称，托拉博拉的基地组织营地又投入了使用。“这肯定没好事，”他心想。巴里·莫恩正在办公室上班，突然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尖啸。他朝窗外望去，但没看到那架几乎从与他平齐的高度掠过的飞机，但听见了一声轰响。他还以为那是飞过哈得孙河上空的喷气机突破了音障。片刻之后他的秘书尖叫起来；莫恩冲到她窗前往外一望，顿时看到几个街区之外，世界贸易中心北塔92层楼上出现了一个冒火的大洞。莫恩立刻把手下的人召集起来。他告诉特种部队和证据搜集小组，说他们得去协助纽约警方和消防队。他后来想了想，又派出了反恐特勤队。
特拉华州MBNA信用卡公司的电脑专家小约翰·P·奥尼尔当时正在前往纽约的途中，他要去给父亲的新办公室安装一些设备。从火车车窗里，小奥尼尔看到世贸中心在冒烟。他拨通了父亲的手机。奥尼尔说他没事。他说自己正朝外边走，要去查看损坏情况。
携带约9千加仑喷气燃料 [52] 的飞机撞进了塔楼距奥尼办公室58层的上方。他下到了底楼大厅的那一层。人们并没有惊惶失措；他们被搞糊涂了。是炸弹吗？还是地震了？一切都莫名其妙。天花板喷淋系统喷出的水在大理石地面上聚成了水洼。底层两层楼高的教堂式玻璃窗被震得粉碎，大堂里吹起了令人不安的微风。那个时候，在北塔燃油着火位置以上的楼层，最早的一批跳楼者已经跃出了窗户。那些下坠时四肢乱舞的身体，像手榴弹一样在地面炸开。楼外的广场本来已布置好准备举行午间音乐会，现在坐椅上却挂着断体残肢。几十只鞋子散落在广场的地砖上。世贸楼内有一个日间托儿所，奥尼尔帮着把孩子们领到了外面安全的地方 [53] 。
在阿富汗，基地组织的成员怎么也收不到卫星讯号。有个人用自己的手捧住天线圆盘，把它对准天空，但收到的全是静电噪讯。最后有人打开了收音机，调到BBC的阿拉伯语频道。播音员的一则报道正要播完，突然说刚刚收到重大新闻：一架飞机撞上了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以为只有这一次行动的基地组织成员高兴地喊起来，纷纷匍匐在地。但本·拉登说：“等会儿，等会儿。” [54]
阿里·苏凡和其他几名特工当时在美国驻也门大使馆。芭芭拉·博丁大使已轮换到其他国家，新任大使还没有抵达。苏凡和未婚妻通电话的时候，听她说世贸中心遭到了袭击。他请求副主管准许他们进入大使办公室打开电视。就在他开电视的那一刻，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南塔。
瓦莱丽·詹姆斯正在办公室里摆布鲜花，突然“电话铃发疯似的响个不停。”那时刚过上午9点。两个孩子惊惶失措地给她打电话。最后奥尼尔的电话总算来了。“亲爱的，我没事。我的上帝啊，瓦莱丽，太可怕了。到处都是碎尸。你哭了？”她是在哭。他问她知不知道撞上塔楼的是什么东西。瓦莱丽说她儿子估计是一架747飞机。他接着又说，“瓦莱丽，我的老板恐怕都死了。这份工作我可不能丢。”
“现在是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她对他说。
在阿富汗，本·拉登也哭了，他还向真主祷告。成功袭击两座塔楼，这标志着真主的无上眷顾，但后面还有行动。本·拉登向难以置信的同伴们举起三根手指 [55] 。
9点25分，驱车到费城出差的安娜·迪巴蒂斯塔接到奥尼尔的电话。信号一开始还挺好，后来就不行了。奥尼尔说他在楼外面，很安全。“你确定真的离开大楼了吗？”她问道。奥尼尔回答说他爱她。她料定他会回到楼里去。
晴朗无云的天空中充满了滚滚黑烟，纸片如暴雪一般洒落——备忘录、照片、股票交易记录、保险单——它们在柔和的东南风之中飘飘荡荡，一直飞到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区。建筑物的碎片洒落到下曼哈顿的街道上，那里已是遍地尸体。有些人是被飞机撞击塔楼时的爆炸抛出来的。一名男子走出塔楼时拎着不知什么人的一条断腿。有的跳楼者落到了几名消防员身上，当场把他们砸死。
整个纽约市的消防队和警察局全体出动，警笛声响彻空中。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再没能回来。史蒂夫·邦加特逆着逃离世贸中心的人流，向两座塔楼奔去。他听到了第二次撞击的轰响。“那是第二架飞机！”有人大喊。邦加特心想不知道飞机是什么种类，说不定是有一架私人喷气机偏离了航向。随后，他在距塔楼三个街区的地方看到了一台巨大的引擎——是爆炸时从塔楼那边飞过来的。引擎砸在一个女人身上。她还活着，还在引擎下面蠕动。那一刻邦加特意识到，这肯定是本·拉登的手笔。
奥尼尔又回到北塔，消防部在那里设立了指挥所。大堂里满是喷气燃料的臭味；燃料还流进了电梯井，形成了一个可能爆炸的井状空间。身背沉重装备的消防队员沿着楼梯朝上走去。他们见惯了灾难，但此刻眼里也充满了畏惧和犹豫。与此同时，缓缓移动的人流从一二楼夹层的自动扶梯下到底层，那情景宛如梦境。他们全都湿淋淋的，身上满是污泥。有些人是从上部楼层逃出来的，一个个衣不蔽体，还受了严重的烧伤。警察引导他们从地下的隧道出去，以避开跳楼者。大厅里传开了谣言，说第三架飞机正在朝他们飞来。突然，北塔遭袭后始终动弹不得的一架电梯弹开了门，吐出十来个茫然无措的乘客。他们在第一架飞机撞击时就被困在电梯里，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56]
联邦调查局的通讯专家韦斯利·黄从一扇炸开的窗户里跃入大堂，刚巧避开一名跳楼者坠落的身体。那是个身穿蓝裤子白衬衫的中年男子。黄和奥尼尔相识已有20多年。即便在这样的混乱之中，奥尼尔仍然是镇定如恒，衣冠楚楚：他身穿一贯的深色西装，上衣袋露出白色的西服手绢，只有后背上沾的一块灰表明他的世界已天塌地陷。奥尼尔问黄有没有消息可以透露——他承认自己现在是个局外人，已经不能与闻这类细节。“五角大楼真的被撞了吗？” [57] 他问道。“天啊，约翰，我不知道，”黄说。“我得去问问。”但那时奥尼尔的手机接收信号有点问题，于是他就走开了。他说，“过一会儿我再来找你。”黄最后一次看到奥尼尔的时候，他正朝通往南塔的隧道走去。
上午9点38分，第三架飞机撞进美国军方的总部、美军强大力量的象征——五角大楼。五角大楼遇袭的消息传来时，本·拉登向目瞪口呆的追随者举起了四根手指。但针对美国国会的最后一次袭击将以失败告终。
阿里·苏凡在也门给奥尼尔打了电话，但无法接通。
刚从佛蒙特的语言学校返回的史蒂夫·高丁，在丘奇街和维西街的路口捡起了一块飞机碎片。他不由自主地想：“这都是因为我审讯时提的问题不够多。”几英尺之外，巴里·莫恩正沿着维西街朝西走，他要去警察紧急指挥中心。他在街上看到一只穿着粉色袜子和网球鞋的女人断脚。突然，大地颤动起来。他抬头一看，只见南塔正垂直向下塌陷，越往下势道和力量就越大，同时喷吐出满是混凝土碎末的巨大灰云，将周围的写字楼笼罩在硕大无朋的烟尘瀑布之中。那声音就像是一列特快列车呼啸着冲过站台，一阵狂风紧随其后。患有椎间盘突出的莫恩一瘸一拐地跟在两名消防队员后面，从世贸中心7号楼震碎的窗户里跑了进去。7号楼的大堂里有六七个男人紧紧贴在一起，躲在一根柱子后面。一个消防队员朝他们喊话，让他们互相抓紧了，不要松手。就在那时，南塔坍塌的碎片像炸弹一般轰然冲入。要不是躲在柱子后面，他们都得粉身碎骨。大堂里一片漆黑，人们被刺鼻的粉尘呛得透不过气来。楼外面，所有的东西都在燃烧。
半个街区之外，I-49小组的黛比·多兰和阿比·帕金斯正在丘奇街和维西街路口一座楼房的地下室里。她们俩想起了罗茜——1998年内罗毕爆炸案时她被埋在瓦砾堆下，救援人员没能把她救出来。她死于脱水。当时她们以为自己也会被埋在楼底下，就开始往垃圾筒灌水。
丹·科尔曼开着调查局的车，在圣保罗小教堂附近等I-49小组的另一个成员。他看到一股烟云朝百老汇大街这边袭来。这让人难以理解。科尔曼的搭档从他车旁跑过，一路向北奔去。“上车！”他高喊。另外4名警察也跳上车来，其中有一个心脏病犯了。紧接着烟云就把他们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快开空调！”一个警察喘着气说。科尔曼打开空调，车里顿时烟雾腾腾。他赶忙把空调关了。
车上的人都在大喊大叫，让他快离开那里，但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把车往后倒了倒，差点掉进一个地铁入口。后来救护车出现了，那几个警察下了车。科尔曼丢下车，步行去找组里的其他人。
他逆着往外逃的人流走进烟云之中。人们就像是满身灰土的盗墓者，仿佛刚被人从坟墓里挖出来。他自己也白得像个雪人，逐渐变硬的灰尘把他的头发结成了硬壳。灰尘之中混杂着混凝土、石棉、铅、玻璃纤维、纸、棉花、喷气燃料，还有双塔2749名死者粉身碎骨的血肉之躯 [58] 。
瓦莱丽听到隔壁的出租办公室传来尖叫，赶忙冲过去看那里的大屏幕电视。一看到正在坍塌的南塔，她就颓然坐倒在椅子上，说道：“我的上帝啊，约翰死了。”
* * *
[1] 对艾哈迈德·扎伊丹、贾迈勒·哈利法和玛哈·埃尔撒姆纳的采访；扎伊丹，《揭秘本·拉登》，第109—158页。
[2] “本·拉登为‘科尔’号袭击作诗”，路透社，2001年3月2日。
[3] 阿卜杜拉·本·奥萨玛·本·拉登说，他父亲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本·拉登之子语带挑衅”，BBC，2001年10月14日。
[4] 政府展示的证据，美国诉穆萨维一案。
[5] 对理查德·A·克拉克的采访；亦可见克拉克，《针对所有敌人》，第225—234页。《“9·11”调查委员会报告》也称克拉克在5月或6月对赖斯说希望调职；他告诉我那是在3月份。
[6] 菲利普·谢农和埃里克·施米特，“布什与克林顿的助手受到委员会的严厉审查”，《纽约时报》，2004年3月24日。
[7] 对瓦莱丽·詹姆斯的采访。奥尼尔的基础年薪为120336美元。
[8] 穆罕默德·沙菲，“本·拉登助手扎瓦希里抨击逃往欧洲的圣战组织成员”，《中东日报》，2001年4月23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9]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凯茜·甘农，“奥萨玛下达刺杀令”，《广告报》，2002年8月16日；乔恩·李·安德森，“喀布尔来信：行刺者”，《纽约客》，2002年6月10日；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177页；迈克·贝彻和亨利·舒斯特，“阿富汗领袖到底了解多少？”，CNN，2003年11月6日；《“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39页；国防情报局机密电文，“TIR（有删节）/马苏德被刺与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有关”，2001年11月21日；本杰明和西蒙，《神圣恐怖的时代》，第338页；科尔，《幽灵战争：中情局、阿富汗与本·拉登的秘史——从苏联入侵到“9·11”》，第568页。
[10] 萨姆·塔尼豪斯，“中央情报局的盲目野心”，《名利场》杂志，2002年1月。塔尼豪斯称袭击将在热那亚的八国峰会上发生；但克拉克告诉我，线报称总统将在罗马被刺杀。
[11] “报章称美国无视对恐怖袭击的警告”，路透社，2002年9月7日。
[12] 约翰·K·库利，“‘9·11’之前还有其他未被注意的警示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5月23日。
[13]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14]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六），2005年3月24日。
[15]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16] 对理查德·A·克拉克的采访。
[17] 达娜·普里斯特，“委员会称布什曾得到多次警示”，《华盛顿邮报》，2004年4月13日。
[18] 玛格丽特的昵称。——译者
[19] 情报网（Intelink）是一个可供其他情报机构使用的系统，它存在缺陷。该系统只会向吉莱斯皮显示可供联邦调查局情报部门查看的信息。如果她当时查阅了“大力神”网络——中情局的这一强大数据库包括所有的电文和国安局监听通讯，而且她都有权查看——她就能全面了解中情局所掌握的米达尔和哈兹米的情况。
[20] 对迪娜·科西、史蒂文·邦加特、阿里·苏凡和马克·罗西尼的采访，以及米切尔，《分支机构：“9·11”密谋的内幕，以及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为何没能阻止它》，第305页；科弗·布莱克声明，2002年9月20日，《对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前后情报机构活动的联合调查》。迪娜·科西告诉我，她曾将米达尔和哈兹米的名字写在照片背后，好让I-49小组的刑事调查员掌握这些信息，但邦加特说他从未见到她写的名字。
[21] 对杰克·克卢南、阿里·苏凡、帕斯库利·“帕特”·达穆罗、丹尼尔·科尔曼和鲍勃·英曼将军的采访；《“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78—80页。
[22]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2.2.2.。
[23]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24] Pink Floyd，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英国乐队，其作品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墙上的另一块砖”（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出自该乐队专辑《迷墙》（The Wall），旨在抨击泯灭个性的教育方式，以及通过思想控制把人塑造成“砖块”的社会体制。——译者
[25] 对马克·罗西尼、瓦莱丽·詹姆斯、恩里克·加西亚、埃米利亚诺·布尔迭尔·帕斯夸尔和特奥多罗·戈麦斯·多明格斯的采访。
[26] 对何塞·马里亚·伊鲁霍、基斯·约翰逊和拉蒙·佩雷斯·毛拉的采访；《“9·11”报告：国会联合调查》，第239页；富达和菲尔丁，《恐怖的主谋：全世界最具毁灭性的恐怖袭击背后的真相》，第137页。
[27] 对丹·科尔曼的采访。
[28] 指在布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最后审判、罪人永受地狱之火煎熬等情景。——译者
[29] Norman Vincent Peale（1893—1993），美国新教牧师、作家，“积极思考”哲学的创始人。——译者
[30] 引自《圣经新译本》，1993版。——译者
[31] Saint Peter Chrysologus（406—450），433年起任拉韦纳（Ravenna）大主教，直至去世。——译者
[32] “奥萨玛·本·拉登谢赫在伊历1420年十月第一天开斋庆祝上的讲话”，穆塔萨迪克文件，切斯特·罗森英译。英文根据从阿拉伯语转译的德语版本译出，我对译文的一些语法错误和生硬之处做了修改。
[33] 亦称“报应日”、“末日”，即真主对人们所作所为的最终审判和总清算之日。——译者
[34] 引自《古兰经》（马坚译本），4∶78，原译后一句为“即使你们在高大的堡垒里”。考虑到英文“the looming tower”（即本书书名）与世贸双塔（twin towers）之间的关照，此处酌译为“高耸的巨塔”。——译者
[35] 对杰克·克卢南、马克·罗西尼和丹尼尔·科尔曼的采访；米勒，斯通和米切尔，《分支机构：“9·11”密谋的内幕，以及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为何没能阻止它》，第289页；《“9·11”报告：国会联合调查》，第20页。按照联邦调查局的行话，所谓“电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就是一封需要回复的电子邮件；它不是什么非正式的文件。电讯已取代电传，成为一种正式的通讯手段。
[36] 对理查德·A·克拉克和迈克尔·罗林斯的采访；《“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273—276页。
[37]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51页；“恐怖主义的倡导者”，《周末澳大利亚人》周刊，2004年7月24日。
[38] 韦斯，《他警告了美国：严阵以待的联邦调查局反恐斗士约翰·奥尼尔》，第350页。
[39] 对阿里·苏凡、杰克·克卢南、马克·罗西尼和丹尼尔·科尔曼的采访；埃莉诺·希尔，“情报机构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就知道‘9·11’事件中的劫机者”，联合调查组声明，《“9·11”报告：国会联合调查》，2002年9月20日。
[40] 史蒂文的昵称。——译者
[41] Top Gun，美国影片，摄于1986年，以美国海军战斗武器学校（该校的英文代称即TOPGUN）为背景。——译者
[42] 鲁拉·哈拉夫，“图尔基·费萨尔与《时报》记者共进晚餐”，《金融时报》，2003年11月1日。
[43] 保罗·麦古，“傀儡操纵者”，《悉尼先驱早报》，2002年10月8日。
[44] 韦斯，《他警告了美国：严阵以待的联邦调查局反恐斗士约翰·奥尼尔》，第359页。
[45] 乔恩·李·安德森，“喀布尔来信：行刺者”，《纽约客》，2002年6月10日。
[46] 凯茜·甘农，“奥萨玛下达刺杀令”，《广告报》，2002年8月17日。
[47] 对杰尔姆·豪尔和罗伯特·塔克的采访。
[48]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49] 本·拉登与阿里·赛义德·加姆迪谢赫一起用餐的录像。
[50] 萨吉曼，《恐怖主义网络探秘》，第117页。
[51] 彼得·芬恩，“汉堡沸腾着的恐怖”，《华盛顿邮报》，2002年9月11日。
[52] 《明镜》周刊，《“9·11”内幕：究竟发生了什么》，第50页。
[53] 韦斯，《他警告了美国：严阵以待的联邦调查局反恐斗士约翰·奥尼尔》，第366页。
[54]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55] 迈克·贝彻，“被拘留者透露本·拉登对袭击的反应”，CNN.com，2002年9月10日。
[56] 塔楼内部景象的具体细节来自对柯特·谢尔德森和迈克尔·欣森的采访；朱尔·诺代和热代翁·诺代拍摄的纪录片，墨菲，《“9·11”：口述的历史》；芬克和马赛厄斯，《永不忘记：2001年9月11日的口述历史》；史密斯，《来自地面零点的报告》。
[57] 对韦斯利·黄的采访。
[58] 安东尼·德帕尔玛，“世贸倒塌时的烟云到哪里去了？”《纽约时报》，2005年1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