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调查局命令阿里·苏凡和也门的其他队员立即撤回。“9·11”第二天的早晨，中央情报局亚丁站的主管帮了忙，开车把他们送到萨那的机场。这位主管和他们一起坐在休息室等候时，手机上接到一个电话。他告诉苏凡，“他们想和你通话。”
联邦调查局的一个通讯专家从包里拿出卫星电话，架起圆盘天线，好让苏凡打电话。他接通了调查局总部的迪娜·科西，她让他留在也门。他非常不快。他希望回到纽约调查发生在美国本土的袭击——现在就回去 ！“这就是因为那件事——昨天发生的事情，”她说道。“库索是我们惟一的线索。”
她不愿透露其他任何情况。苏凡把行李搬下了飞机，但他觉得很不解。库索——“科尔”号爆炸案中那个睡过头的摄影师——和“9·11”能有什么关系？另一位调查员罗伯特·麦克法登以及特警队的几个人和他一起留了下来，以策安全。
调查局总部的命令是“以一切必要手段”确定劫机者的身份；这样的指示苏凡从来没见过。等他们回到使馆的时候，一份印有嫌疑犯照片的传真从保密线路上发了过来。然后中情局的那位主管把苏凡拉到旁边，递给他一个马尼拉纸信封。那里面装着三张监控照片，还有一份关于马来西亚会议的完整报告——这正是苏凡以前索取过、中情局却一直不给的材料。阻碍情报交流的“墙”如今倒塌了。意识到中情局以及调查局的某些人早在一年半多之前就知道有两名劫机者身在美国，苏凡冲进卫生间呕吐起来。
其中一张照片上显示的一个人好像是库索。苏凡找到也门政治安全部的部长加利卜·卡米什将军，要求再次和犯人库索见面。“这事和‘科尔’号有什么关系？”卡米什将军问道。
“我说的不是‘科尔’号，”苏凡说。“约翰兄弟现在不知下落。”他说起了其他的事情，但一时哽咽难言。卡米什将军眼里也盈满了泪水。两人沉默良久，都深深感到了奥尼尔离去所造成的巨大空缺。
卡米什将军说犯人在亚丁港，而那天晚上飞首都的航班只剩最后一班。他拨通下级的电话，冲着话筒就吼：“今晚给我用飞机把库索送过来！”美国人几乎能听到电话那头打立正碰鞋跟的声音。然后将军又给机场打电话，要他们接通飞行员。“我的犯人不上飞机，你就不许起飞，”他命令道。
午夜时分，库索坐到了政治安全部的办公室里。他的情绪很暴躁。“纽约或者华盛顿出了事情，你们也用不着找我谈啊，”他说。苏凡给他看了那三张有劫机者米达尔和哈兹米的监控照片，但库索说他自己都不在上面。
第二天，中央情报局终于把马来西亚会议的第四张照片交给库索。他们对这张照片一直深藏若虚。库索很不情愿地指出照片上的人是哈拉德，不过此人的身份苏凡已经知道。他是“科尔”号爆炸案的主谋。这张照片是基地组织和“9·11”事件的第一个联系。
苏凡连着审了库索三个晚上，然后又花了整整一个白天写报告、做研究。第四天晚上，疲劳过度的苏凡累垮了，被送进医院。但是，次日早晨他又回到了政治安全部的办公室。库索指认出马尔万·谢希，此人驾驶的美国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进了南塔。库索在坎大哈的一个旅店见过谢希。他记得谢希在斋月期间生了病，是旅店的埃米尔照顾的。这位埃米尔名叫阿布·占达勒。碰巧的是，阿布·占达勒当时也已经被也门方面逮捕。
阿布·占达勒在也门人当中算是个大块头，孔武有力，留着一部大黑胡子。不过，监狱里的几个月已经磨掉了他的狠劲。苏凡一眼认出他是本·拉登的保镖。
看到美国人，阿布·占达勒沉下脸来。“这帮异教徒在这里干什么？”他问道。他拿起一张塑料椅转了个方向，抱着胳膊坐下来，用脊背冲着审问者。
经过一番劝诱，苏凡让阿布·占达勒转过身来面对着自己，但他还是不肯直视苏凡的眼睛。不过，阿布·占达勒确实愿意说话；他用连珠炮似的汉志地区方言，发表了一通批判美国的长篇大论。他还对自己从未被起诉一事提出抗议。“为什么把我关在监狱里？”他一再追问。
“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美国人休息时问也门同僚。
“嫌疑。”
“什么嫌疑？”
“你知道，就是嫌疑 么，”也门官员回答说。
苏凡意识到这个犯人接受过严格的抗审讯技巧训练，因为他对苏凡已经了解的事总是承认得很干脆——例如，他曾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和阿富汗打仗——而其他的情况则一概否认。这些反应是为了让审讯者对自己的假设产生怀疑。阿布·占达勒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善良的穆斯林，尝试过圣战，但如今已经幡然醒悟。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杀手，而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努力铲除世间邪恶的革命者；在他看来，这种邪恶主要来自美国，一个他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家。
经过几个晚上，阿布·占达勒逐渐适应了审讯的活动。他30岁出头，比大多数圣战者都年长。他成长在本·拉登的故乡吉达，看过许多宗教书籍。他爱喝茶，还喜欢向美国人讲授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历史观；他的弱点是不擅社交。苏凡在阿布·占达勒的批判中找到了几个有用的细节——他已经厌倦了战斗；他对本·拉登向奥马尔毛拉宣誓效忠感到担心；他很挂念自己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患有骨骼疾病。苏凡还注意到阿布·占达勒没吃和咖啡一起送来的糕点，他说自己患有糖尿病。苏凡可以利用这些细小的发现，让阿布·占达勒指认出劫机者。
第二天晚上，美国人拿来一些无糖的华夫饼干。阿布·占达勒对这个好意表示感谢。苏凡还给他带来一本阿拉伯语的美国历史。
苏凡和他所代表的一切，都让阿布·占达勒感到困惑：这是个能和他辩论宗教问题的穆斯林，此人在联邦调查局工作，还热爱美国。他很快读完了苏凡给他的历史书；他深受震撼地了解到植根于美国传统之中的美国革命和对暴政的激烈反抗。他的世界观是基于一个假设建立起来的，即美国是世界的罪恶之源。
与此同时，苏凡则试图确定阿布·占达勒的道德底线。他问到了发动圣战的正当方式。阿布·占达勒热切地谈起战士在战斗中应如何对待敌人。《古兰经》和先知圣训中有许多指示说的都是光明磊落的战斗行为。
有哪一条指示允许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苏凡问他。
阿布·占达勒说，这是因为敌人在武器上占据优势，但自杀袭击者把这个差距拉平了。“他们就是我们的导弹，”他说。
那妇女和儿童呢？苏凡又问。难道她们不应该受到保护吗？他提到了东非的美国使馆爆炸案。他回忆起内罗毕使馆门前公共汽车上的一个女人。人们发现她在大火之中把婴儿紧紧抱在怀里，想用身体保护他。母子俩都被活活烧死。这个母亲有什么罪过？这个孩子灵魂的归宿又将如何？
“她们死后会得到真主的酬报，”阿布·占达勒说。他还补充道：“你知道使馆爆炸之后有多少人前来投奔本·拉登吗？数以百计的人来找我们，要求以身殉教。”
苏凡说，但东非爆炸案的受害者之中有许多穆斯林，可能还是大多数。两人的讨论变得激烈起来。阿布·占达勒几次引用了宗教权威的话或是《古兰经》中的章节，但他发现在神学问题上自己不是苏凡的对手。于是阿布·占达勒断言说，使馆爆炸案发生在星期五，那些受害者当时本应该呆在清真寺里；他们不是真正的穆斯林。这是“塔克费尔”派的常见观点，不过苏凡至少知道了他的道德底线。
第五天晚上，苏凡猛地把一本新闻杂志甩在两人之间的桌子上。那上面登着飞机撞入世贸双塔和五角大楼的照片，还有一些可怖的照片拍的是被困在塔中的人们，以及从100多层楼坠下的跳楼者。“这是本·拉登干的，”苏凡告诉他。
阿布·占达勒听说了袭击的事，但并不知道多少细节。他惊诧不已地研究着照片。他说这看起来就像是“好莱坞电影”，但如此规模的暴行显然让他极为震惊。那时，人们认为伤亡者可能有数万之众。
在那间狭小的审讯室中，除了苏凡和阿布·占达勒，还有麦克法登和两名也门调查员。他们都感觉苏凡已逼近成功。美国和盟国的军队正在为进入阿富汗作战做准备，但他们还需要信息：基地组织的结构、藏身地点和出逃计划。美国情报官员希望苏凡和其他调查员能够提供上述所有情况。
很凑巧，咖啡桌下面的搁架上正好有一份也门当地的报纸。苏凡把它拿给阿布·占达勒看。大字标题写着：“200名也门人在纽约袭击中丧生”。
看完标题，阿布·占达勒倒抽了一口气。“真主啊，救救我们吧，”他喃喃地说。
苏凡问道，什么样的穆斯林能干出这种事。阿布·占达勒坚持说，对纽约和华盛顿发动袭击的肯定是以色列人，不是本·拉登。“谢赫还没有那么疯狂，”他说。
苏凡拿出一本册子，里面有已知基地组织成员和多名劫机者的面部照片。他让阿布·占达勒指认这些人的身份。也门人很快地翻了一遍，就把册子合上了。
苏凡再一次把册子打开，让他花点时间慢慢地看。“这里面有些人我们已经抓到了，”他说。他希望阿布·占达勒不会意识到劫机者都已经死了。
阿布·占达勒看到马尔万·谢希的照片时略微停了一下，然后把这一页翻了过去。“这一页你还没看完，”苏凡说。“1999年的斋月。他生病了。你是他的埃米尔。你还照顾他来着。”
阿布·占达勒惊讶地看了看苏凡。
“我向你提问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答案了，”苏凡说。“你要是个聪明人，就跟我说实话。”
阿布·占达勒承认他认识谢希，还为他取了在基地组织用的名字阿卜杜拉·沙尔奇。他还指认出穆罕默德·阿塔、哈立德·米达尔和另外4个人。但他仍然坚持认为本·拉登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行为。他断言这是以色列人干的。
“我能肯定，干这件事的人就是基地组织的成员，”苏凡说。他从册子里抽出7张照片，在桌上排开。
“你怎么知道？”阿布·占达勒说。“谁告诉你的？”
“是你，”苏凡说。“这几个人就是劫机者。你刚才把他们指认出来了。”
阿布·占达勒的脸色变得煞白。他用双手掩住自己的脸。“让我单独待一会儿，”他请求说。
苏凡出了房间。回到屋里的时候，他问阿布·占达勒现在怎么想。
“我想谢赫是发疯了，”他说。然后他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苏凡 [1] 。
起初有人对马克·罗西尼说约翰·奥尼尔没事，所以“9·11”当天和次日他几乎都在给奥尼尔世界各地的朋友打电话，说奥尼尔很好，让他们放心。现在，他得一个一个地给这些朋友再打一遍电话。奥尼尔让他气恼万分。“这个该死的混蛋。他干嘛不逃开？”连着好几个星期，罗西尼回家时都得先在车里坐着哭一会儿，然后再走进家门。有些特工崩溃了。还有一些特工（如丹·科尔曼）由于那天吸入了粉尘，肺部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
世贸中心的火燃烧了100天。这100天之中，刺鼻的焦臭直透进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令人恶心的气味时刻在提醒特工他们未能阻止袭击发生，自己也险些因此送命。一位在编特工、炸弹专家伦纳德·哈顿没能生还。他曾在使馆爆炸案和“科尔”号袭击的调查中与奥尼尔一起工作，并为救助双塔中的被困者献出了生命。在“9·11”之后忙乱异常、似乎总也过不完的几个月里，I-49小组的成员们在震惊、悲痛和耻辱中收拾着情绪。袭击发生前，他们比全国的任何人都更了解美国面临的威胁。然而，I-49小组几乎一直是在孤军奋战。自使馆爆炸案以来，他们始终在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常常几个月甚至几年地呆在国外；由于调查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断送了婚姻，或是重要的感情。即便在“9·11”之前，他们就已经筋疲力尽。如今，组员们的伤痛之中又加上了一重归结在他们身上的耻辱——他们明知悲剧即将来临，却没能阻止它发生。
纽约港区、中央车站和曼哈顿区的电话线杆上贴满了自制的寻人启事，奥尼尔的照片就在这1000多名失踪者之中。不顾重重困难，瓦莱丽的弟弟、在芝加哥当医护人员的约翰·麦基洛普发誓要找到奥尼尔。他和25名同事开车来到纽约，一路上一直由警车护送。他们是从全国各地自发涌向该市的急救队伍之一。在美国的城市中看到军队的感觉很奇怪，而且还有机枪掩体守卫着桥梁和重要建筑。美国各地的所有机场都已关闭，但空中常有军用喷气机掠过，就像是被激怒的大黄蜂。
麦基洛普来到地面零点 [2] ，小山一般燃烧着的巨大废墟让他瞠目结舌。救援人员没日没夜地在废墟中挖掘，指望能找到幸存者，但眼前这幅景象让麦基洛普的希望化为了泡影。“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该怎么跟姐姐说？”
世贸中心许多死者的遗体始终未能找到。但9月21日，在自由街和格林尼治街路口的瓦砾堆中挖掘的救援人员找到了一具身穿深蓝色西服的男尸。他的钱夹装在胸前的口袋里。是约翰。
从许多方面来看，世贸中心的死难者仿佛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议会；他们代表着世界上的62个国家，以及几乎每一个种族和宗教。死难者之中有曾是嬉皮士的股票经纪人、纽约消防队的天主教同性恋牧师、日本的曲棍球手、厄瓜多尔的厨师长、芭比娃娃收藏者、素食主义的书法家、巴勒斯坦的会计……他们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众多不同方式，证明了《古兰经》之中的训谕——夺走一条生命就等于毁灭整个世界。基地组织瞄准的目标是美国，但它却击中了全人类。
死难者的断体残肢从废墟中挖出之后会被登记编号，然后鉴定身份。鉴定时常会用到急救人员从亲属那里得到的DNA材料，比如遇难者梳子上的几缕头发。每一具尸体的每一块遗骸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全市穿制服的各部门中有400多人死于“9·11”，每当找到他们之中的一员，人们就会举行一项特别的仪式 [3] 。奥尼尔就是这样。他的遗体被盖上一面美国国旗，在废墟中挖掘的纽约市警察和消防员肃立致敬，目送他被抬进救护车。
在大西洋城长大的时候，约翰·奥尼尔当过托伦蒂诺圣尼古拉斯教堂的祭坛助手。9月28日，1000名悼念者聚集在圣尼古拉斯堂向他告别。他们之中有许多是特工和警察，还有外国情报机构的成员；早在反恐斗争成为战斗号召之前，他们就追随奥尼尔投身其中。那还是袭击之后的紧张时期，教堂附近的街道上设置了路障，还有一架军用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迪克·克拉克自“9·11”事件以来没流过一滴泪。但在风笛奏响、灵柩经过的时候，他突然间痛哭失声。他想起了和约翰的最后一次谈话。约翰拒绝了工作邀请。“看看好的一面嘛，”奥尼尔告诉他。“以后不管你什么时候来纽约，咱们都可以到‘世界之窗’餐厅去。”然后他又说：“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是好兄弟。”
奥尼尔的葬礼，就是他始终惧怕的那种由巧合造成的灾难。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瓦莱丽·詹姆斯和她的两个孩子，还有安娜·迪巴蒂斯塔第一次见到了对方。他所有的秘密一下子都揭开了。但是，他也得到了救赎。奥尼尔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不是个称职的父亲。5月份他得到了第二次机会：他有了第一个孙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瓦莱丽的孙子百般呵护的奥尼尔，却难以接受自己也成为祖父的事实，这个身份总会给人以丧钟敲响之感。过了两个月，他才鼓起勇气去看孩子。可是在那之后，这个办公室里从来不放家庭照片的人却把孙子的一张相片摆到了陈列胜利纪念品的墙上。他伤心欲绝的儿子在葬礼上读了一封奥尼尔写给孙子的信。信上写道：“你生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你应该了解父母的民族背景，热爱并珍视那些古老的民间传说。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你首先是一个美国人。在你之前，曾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为了你的自由而斗争。我们所珍爱的一切都在国家的保护之下。要支持、维护并尊重那些以保卫国家为职责的人。”
在等待伊斯兰世界的圣战者揭竿而起、纷纷拥向阿富汗的时候，本·拉登和扎瓦希里对行动的成功得意非凡。“那就是美国，被真主在最脆弱的地方予以痛击，”10月7日，本·拉登在预先录好的一盘录像带中说。那是美国和英国轰炸机对塔利班阵地发动首轮袭击的第二天。“它最伟大的建筑被摧毁了，我们为此感谢真主。那就是美国，从北至南、由东到西都充满了恐惧；我们为此感谢真主。”然后他发出了号召。“这些事件把整个世界划成了两边——一边是信仰者，一边是异教徒。愿真主使你们远离他们。每一个穆斯林都必须赶快行动，使他的宗教取得胜利。信仰之风已经来临。”
一天晚上，本·拉登和扎瓦希里在坎大哈的一处旅店做客。他们的主人是个瘫痪在床的沙特神职人员，名叫哈立德·本·乌达·本·穆罕默德·哈尔比。“我们策划了行动，还做过计算，” [4] 本·拉登回忆说。“我们坐下来估算了敌人的伤亡数字。我们估计，几架飞机上的乘客肯定会死。至于双塔，我们估计飞机撞入的三四个楼层里的人也得送命。我们的估算就是这样。我是最乐观的。根据我从事的职业和工作（即建筑业），我估计飞机上的燃料起火后会使钢材的温度大大升高，直到把它们烧得通红，几乎丧失其物理属性。因此，如果飞机在这里撞上塔楼，”——他用双手比划着——“塔楼这个位置以上的部分将会坍塌。这是我们期望的最大效果。”
袭击发生后，基地组织的许多家庭就撤出了营地。扎瓦希里的朋友艾哈迈德·哈德尔的妻子玛哈·埃尔撒姆纳收拾起一些衣服和食物，带着孩子们前往喀布尔以南50公里洛加尔的一家孤儿院。他们在那儿躲了几天。那里有水井，还有室内的浴室。11月中旬，喀布尔失守两天之后的夜里，扎瓦希里的家人出现在孤儿院门前。他们的样子惨透了。孩子们全赤着脚，有一个女儿还衣不蔽体。扎瓦希里的妻子阿扎病得很重。她解释说，他们先逃到了霍斯特，然后又回到喀布尔去取补给品。美国的空袭就是那时开始的。
发着烧的阿扎说，她从来没意识到丈夫真正的身份。“我从来不知道他是个埃米尔，”她说。“我简直不敢相信。” [5] 玛哈觉得这很奇怪，因为其他所有人都知道。
阿扎抱着最小的艾莎，那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她已经4岁了，但还在用尿布。阿扎担心自己要是死了，就没有人能照顾艾莎。小女孩眼睛睁得老大，个头显得很小，总是要人照看。
那时的天气已冷得刺骨。虽然战争仍在城市之中进行，基地组织的男人们却已经在托拉博拉备战，他们的家人则决定去巴基斯坦。人们组成了一支大型车队，在山间缓缓行驶。路过加德兹的时候，阿扎和孩子们在一个名叫贾拉拉丁·哈卡尼的塔利班政府官员开的旅店停下来，但玛哈一家人继续往霍斯特去了。那天晚上响起了两次雷鸣般的爆炸声，剧烈的震荡让有的孩子呕吐起来，还有几个拉了痢疾。次日早晨，玛哈的一个儿子赶去探看扎瓦希里的家人。他发现他们住的房子被击中了。水泥的天花板塌了，把阿扎压在下面。救援者找到了小艾莎，她受了伤，但还活着；于是他们就把她放在外面的一张床上，打算先把阿扎救出来。她还活着，但不让人们把她挖出来；她害怕男人们会看到自己的脸。最终，她的哭喊声停息了。等救援者终于回过头来照顾小艾莎，才发现孩子已被冻死。
在托拉博拉的山洞中，本·拉登和扎瓦希里探望了基地组织剩余的战士，并鼓励他们坚守阵地，等待美国人的进攻 [6] 。不过，基地组织的战士却发现12月的前两周之中和他们作战的是阿富汗人，而美国人则乘着B-52轰炸机，在他们鞭长莫及的高空飞过，向他们的山洞投下“滚球”炸弹 [7] 。“我们的圣战者大约有300人，” [8] 本·拉登回忆说。“我们在不超过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分散挖掘了100条堑壕，这样就可以避免因空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尽管他做了准备，12月3日美国轰炸机对一个山洞群发动袭击之后，阿富汗地面部队在洞中发现了100多具尸体；他们辨认出其中18人是基地组织的指挥官。
本·拉登觉得自己被那些没有前来投奔他的穆斯林出卖了。连塔利班也悄然溜走。“只有几个人还能保持坚定，”他抱怨说。“其余的人没等和敌人遭遇，就降的降、跑的跑。” [9] 他在12月17日这样写道。托拉博拉的短暂战斗已经结束——它给基地组织带来了毁灭性的损失，但对美国和盟国来说也同样如此：他们没有逮到自己要抓的人。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剩余的战士已经逃进巴基斯坦。他们保住了性命，却丢掉了阿富汗。本·拉登特意在这个时刻写下了被他称为最后遗赠的文字。
在遗嘱之中，本·拉登试图挽回自己死后的声名。“我把处于这一艰难时代的所有穆斯林视为自己的亲人，”他写道。他提到了东非的使馆爆炸案、毁于一旦的世界贸易中心，还有对五角大楼的袭击。它们都是伟大的胜利。“尽管真主让我们遭受了挫折，这些沉重的打击却标志着一个开始；此后的数十年之内，美国和异教的西方世界就会被消灭。这是真主的意愿。”
接下来他提到了自己的家人。“我的妻子们，愿真主赐予你们祝福，”他写道。“你们从第一天就知道，这是一条荆棘丛生、地雷遍布的道路。你们放弃了生活的乐趣，放弃了自己的家人，选择和我共度艰难的生活。”他恳请她们不要考虑再嫁。“我的儿子们，请原谅我，自从选择了圣战的道路，我关注你们的时间实在是太少……我选择了一项危险的事业，这其中各种各样的磨难会扰乱一个人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背叛，我本可以取得胜利。”然后他建议儿子们不要加入基地组织。“在这一点上我以信众的指挥者奥马尔·本·哈塔卜为榜样。他命令儿子阿卜杜拉不要在他死后继任哈里发。他说：‘如果是这好事，我们已经享受得够多；如果不是，那么我奥马尔一个人受苦就够了。’”
2002年3月，基地组织在霍斯特一带靠近“狮穴”的山区重新聚集。“捕食者”无人驾驶飞机在天空中盘旋，美国和阿富汗的军队，以及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法国、德国和挪威的士兵正在执行清剿山区的“蟒蛇”行动。战斗已收缩到阿富汗崎岖不平的东部边缘的沙赫克特山谷。当地的军阀已经被买通，边境据称也封锁了，基地组织的士兵则不断遭到轰炸。然而，一队骑马的人还是未受阻碍地进入了巴基斯坦。
他们来到一个村子，当地的民兵领导古尔·贾恩留着长胡子、戴着黑头巾，这表明他可能是塔利班的同情者。“我见到一个年纪挺大的胖子，是阿拉伯人，戴着墨镜和白色的头巾，” [10] 贾恩4天之后说。“他打扮得像阿富汗人，但披着一件漂亮的外套，而且是和另两个蒙面的阿拉伯人一起来的。”披着漂亮外套的那个人下马和他们说话，既彬彬有礼又不失风趣。他向贾恩和一个阿富汗同伴打听美军和北方联盟部队的位置。“我们担心会撞上他们，”他说。“请告诉我们该怎么走。”
几个人说话的时候贾恩溜走了，他要仔细看看美国飞机在当地丢下的一张传单。那上面有一张戴着眼镜和白头巾的男子的照片。此人长着一张宽宽的胖脸，鼻子又高又大，嘴唇很饱满。未经修剪的胡子在两鬓处已经发灰，下巴的地方则夹杂着一缕缕白色。他高耸的前额上被头巾束带扎住的地方有一块暗色的硬皮，那是长年祷告磕头的结果。他眼中反映出人们会在医务人员身上看到的决断，但也显示出一丝与通缉传单颇不协调的宁静。传单标明，对扎瓦希里的悬赏金额是2500万美元。
贾恩又回到谈话者中间。那个他认定是扎瓦希里的人对他说，“愿真主保佑你，让你远离伊斯兰的敌人。请不要告诉他们我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通缉传单上印着一个电话号码，但古尔·贾恩没有电话。扎瓦希里和蒙面的阿拉伯人消失在群山之中。
* * *
[1] 对阿里·苏凡和罗伯特·麦克法登的采访。
[2] “Ground Zero”一词指的是纽约世贸中心的废墟，原意为核爆炸时爆点在地面或水面的铅垂投影点。或译“归零地”、“零点地带”。——译者
[3] 韦斯，《他警告了美国：严阵以待的联邦调查局反恐斗士约翰·奥尼尔》，第383页。
[4] 约翰·R·布拉德利，“‘铁证’录像带的权威译文”，www.johnrbradley.com/art27.html，2004年7月15日。阿里·艾哈迈德英译。
[5] 对玛哈·埃尔撒姆纳的采访。
[6] 斯马克，《基地组织的大逃亡》，第119—120页。
[7] 即美制BLU-82型航弹，重6.8吨，杀伤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译者
[8] 本·拉登录音带：“致伊拉克穆斯林兄弟的信”，BBCNews.com，2003年2月12日。
[9] “《Al-Majellah周刊》得到本·拉登的遗嘱”，《Al-Majellah周刊》，1992年10月27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10] 伊琳·R·普鲁舍，“基地组织两名高层领导被发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3月26日。
主要人物
阿布·哈夫斯·马斯里（Abu Hafs al-Masri） ：前埃及警察，圣战组织成员，阿布·乌贝达死后继任基地组织军事指挥。真名穆罕默德·阿提夫。他是与本·拉登关系最为密切的顾问之一，2001年11月在美国发动的空袭中丧生。
阿布·哈耶尔·伊拉克（Abu Hajer al-Iraqi） ：前伊拉克军官、电气工程师，参加过阿富汗的圣战，并在苏丹成为本·拉登的亲密顾问。虽然并未接受过神学培训，他却是基地组织圣令委员会的领导人，并提出两个观点来开脱对美军使用暴力和杀害无辜的行为。目前被关押在美国监狱之中，曾用磨尖的梳子刺伤监狱看守。真名马姆杜·马哈茂德·萨利姆。
阿布·占达勒（Abu Jandal） ：和本·拉登一样，阿布·占达勒也是原籍也门的沙特公民。2000年，他在阿富汗成为本·拉登的首席保镖。曾将本·拉登迎娶第五位妻子的彩礼送往也门。美国海军“科尔”号舰遭炸弹袭击后，占达勒被也门当局逮捕，并成为联邦调查局的重大消息来源。目前他已被释放，住在也门。
阿布·里达·苏里（Abu Rida al-Suri） ：原籍大马士革、移民到美国堪萨斯城的商人，1985年加入阿富汗圣战。据信，在1988年8月11日首次公开探讨基地组织的那次会议上，他手写了会议记录。后来他在喀土穆成为本·拉登的朋友和商业顾问。现仍居喀土穆，经营着一家糖果厂。真名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
阿布·乌贝达·班希里（Abu Ubayadh al-Banshiri） ：前埃及警察，曾在阿富汗战场赢得声誉，后来被扎瓦希里介绍给本·拉登。他成了基地组织的第一位军事指挥。1996年5月在维多利亚湖的一次渡轮事故中丧生。真名阿明·阿里·拉希迪。
赛义夫·阿德勒（Saif al-Adl） ：2002年以来担任基地组织的军事指挥。真名尚不清楚。他可能是穆罕默德·易卜拉辛·马卡维，曾任埃及军官。据信，他现在藏身于伊朗。
阿卜杜拉·阿纳斯（Abdullah Anas） ：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曾与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并肩作战，娶阿卜杜拉·阿扎姆的女儿为妻。曾在服务局与奥萨玛·本·拉登和贾迈勒·哈利法共事。他可能是阿富汗阿拉伯人中最伟大的战士。真名布德热姆·布努阿。现居伦敦，是芬斯布里公园清真寺的伊玛目。
约翰·安提塞弗（John Anticev） ：联邦调查局I-49小组的特工。他查出了艾哈迈德·哈达在也门的电话号码。这个至关重要的号码相当于基地组织的交换台。
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 ：领导“9·11”劫机小组的埃及人；驾驶美国航空11号班机撞入世界贸易中心。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 ：极具领袖魅力的巴勒斯坦神职人员，1984年在白沙瓦创立服务局。他发出圣令号召穆斯林抗击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从而使阿拉伯世界卷入阿富汗战争之中。1989年11月24日阿扎姆遇刺身亡，此案至今仍未破获。
马赫福兹·阿扎姆（Mahfouz Azzam） ：艾曼·扎瓦希里的舅舅；扎瓦希里母亲一族的家长，在开罗从事律师职业多年，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赛义德·库特卜的门徒，后来担任其辩护律师。现仍居埃及赫勒万。
乌梅玛·阿扎姆（Umayma Azzam） ：艾曼·扎瓦希里的母亲。现仍居埃及迈阿迪。
艾哈迈德·巴兹卜（Ahmed Badeeb） ：曾是奥萨玛·本·拉登在萨格尔学校时的老师，后来担任图尔基王子的幕僚长。阿富汗圣战之后，巴兹卜成为合众国际社的董事会主席。目前他在吉达经商。在2005年该国的首次市政竞选中，他的形势颇为不利。
赛义德·巴兹卜（Saeed Badeeb） ：艾哈迈德·巴兹卜的兄弟，图尔基王子的情报分析主管；他现已退休，在吉达和华盛顿特区两地生活。
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 ：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与最高指导；1949年被埃及当局杀害。
哈立德·巴塔菲（Khaled Batarfi） ：奥萨玛·本·拉登在吉达的邻居，也是他自小的朋友；现为《麦地那报》编辑，并常在《阿拉伯新闻报》上发表专栏作品。
拉米兹·本·希布赫（Ramzi bin al-Shibh） ：汉堡分支机构的成员，负责监督“9·11”密谋的实施。2002年9月11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被捕，现关押在美国的一个秘密地点。
阿卜杜拉·本·拉登（Abudullah bin Laden） ：奥萨玛·本·拉登的长子，现居吉达，在沙特本拉登集团的分部工作。
阿卜杜勒·拉赫曼·本·拉登（Abdul Rahman bin Laden） ：本·拉登和乌姆·阿卜杜拉的儿子，出生时患有一种名为脑积水的先天疾患，智力也因此遭到永久性的损害。现与母亲一起住在叙利亚。
穆罕默德·本·拉登（Mohammed bin Laden） ：沙特本拉登集团的创始人，本·拉登王朝的开拓者。生于也门哈德拉毛地区的鲁巴特；年轻时离开也门前往埃塞俄比亚，并于1931年来到沙特阿拉伯。1967年，59岁的穆罕默德·本·拉登在沙特阿拉伯南部死于空难。
奥萨玛·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1958年1月生于利雅得；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他开始为阿富汗圣战募集资金；1988年创立基地组织。目前下落不明。
史蒂文·邦加特（Steven Bongardt） ：联邦调查局特工，I-49小组成员，现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任教。
理查德·A·克拉克（Richard A. Clarke） ：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任反恐行动协调者。2003年辞去政府职务后，著有畅销书《针对所有敌人》。他还是安全港咨询公司的创始人。
约翰·克卢南（Jack Cloonan） ：前任I-49小组成员，曾操控贾迈勒·法德勒和阿里·穆罕默德两名下线。现为克莱顿咨询公司董事长（该公司从事风险控制业务，尤其擅长绑架事件的谈判），兼任美国广播公司顾问。
丹尼尔·科尔曼（Daniel Coleman） ：联邦调查局特工，I-49小组成员，1996年成为调查局纽约办事处驻中情局亚力克站的代表。同年，他在该站建起关于本·拉登的第一个情报案卷，并于审讯贾迈勒·法德勒时揭露了基地组织的网络。现已从调查局退休，在先驱公司工作。该公司为执法、军事机构和情报部门训练人员。
埃萨姆·德拉兹（Essam Deraz） ：埃及电影工作者，并为本·拉登作传。他记录了1988年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情况。现居开罗。
安娜·迪巴蒂斯塔（Anna DiBattista） ：约翰·奥尼尔的前女友；现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马里奥特公司工作。
法德勒医生（Dr. Fadl） ：曾在扎瓦希里入狱时和后来的阿富汗期间担任圣战组织名义上的领导，至1993年辞职——据称他到也门牧羊去了。真名赛义德·伊马姆·谢里夫，但写作时以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勒·萨拉姆为笔名。现囚禁于埃及监狱中。
贾迈勒·法德勒（Jamal al-Fadl） ：本·拉登在喀土穆时的苏丹籍秘书，窃取11万美元后向美国当局寻求庇护，是从基地组织叛逃的第一人。在纽约举行的使馆爆炸案（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审判中，他指证了4名基地组织成员。现居美国某地，处于证人保护之下。
图尔基·费萨尔（Turki al-Faisal） ：生于1945年2月15日，费萨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最小的儿子。他主要在劳伦斯维尔学校和乔治敦大学接受教育，但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后就辍学了。后来担任沙特情报部门首脑，并于反苏圣战期间主管阿富汗方向的情报工作。曾任沙特驻英国大使，后来又在华盛顿担任驻美大使。他退休后就住在华盛顿。
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Patick Fitzgerald） ：纽约南区前任助理检察官，曾协助起诉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和1993年世贸中心炸弹爆炸案中的嫌疑犯。作为首席律师，他成功地对涉嫌参与1998年美国东非使馆爆炸案的基地组织成员提出了起诉。现任伊利诺斯州北区检察官，以调查中情局女特工瓦莱丽·普莱姆身份被泄事件知名。
路易斯·弗里（Louis Freeh） ：1993—2001年间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现为特拉华州威尔明顿MBNA信用卡公司副总裁、总顾问。
斯蒂芬·高丁（Stephen Gaudin） ：联邦调查局特工，I-49小组成员，曾审问穆罕默德·奥瓦里。现在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办事处工作。
艾哈迈德·哈达（Ahmed al-Hada） ：曾在阿富汗作战的也门籍圣战者，他在萨那的电话成了基地组织传递信息的交换台。他的女儿胡达嫁给了哈立德·米达尔。现被关押在也门。
纳瓦夫·哈兹米（Nawaf al-Hazmi） ：“9·11”事件中的劫机者，死于撞入五角大楼的美国航空77号班机上，时年25岁。哈兹米是个富有的沙特人，长在麦加，曾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营地接受训练，并到波斯尼亚和车臣地区作战，后来成为“9·11”密谋的参与者。他参加了2000年1月的马来西亚会议，并于2001年1月15日来到美国。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 ：反苏圣战期间阿富汗普什图族的指挥官，于1992年挑起阿富汗内战。1996年塔利班掌权之后逃往伊朗。现领导着一支阿富汗反政府力量。阿富汗政府指控他犯有战争罪行。
瓦莱丽·詹姆斯（Valerie James） ：约翰·奥尼尔的前女友；现居纽约，任瓦莱丽·詹姆斯展示公司总裁，为时装设计师展示作品。
瓦埃勒·朱莱丹（Wa’el Julaidan） ：阿卜杜勒·阿扎姆在白沙瓦服务局中的亲密盟友。1958年生于麦地那，在亚利桑那大学求学。与本·拉登关系密切。后来为旨在帮助阿富汗难民的沙特慈善机构“穆斯林世界联盟”工作。现居吉达。
扎纳卜·艾哈迈德·哈德尔（Zaynab Ahmed Khadr） ：扎瓦希里的朋友艾哈迈德·赛义德·哈德尔和玛哈·埃尔撒姆纳的女儿。她和本·拉登与扎瓦希里家的孩子们一起在白沙瓦和阿富汗长大。现已离婚，与母亲和几个孩子住在加拿大。
贾迈勒·哈利法（Jamal Khalifa） ：1956年9月1日生于麦地那，曾和本·拉登一起就读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并结为朋友。毕业后在麦地那当生物老师，后于1985年决定参加阿富汗圣战。第二年娶本·拉登同父异母的姐姐谢哈为妻。1988年迁居马尼拉，以建立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分部。联邦调查局称哈利法为菲律宾的阿布·赛义夫恐怖主义组织募集资金，但从未对其提出起诉。他在约旦被宣告无罪，并未参与所控的多起恐怖主义密谋。现居吉达，经商为业。
哈拉德（Khallad） ：美国海军“科尔”号舰爆炸案的主谋。出身于一个也门家庭，在沙特阿拉伯长大，并在那里结识了本·拉登。15岁时加入阿富汗圣战，最终在与北方联盟作战时失去了一条腿。后成为基地组织护卫队的一员。真名陶菲克·本·阿塔什。现关押在美国。
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 ：沙特人，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担任记者多年。在抗击苏联占领的圣战期间报道了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情况。本·拉登流亡苏丹期间，他的庞大家族试图让他放弃暴力，回到沙特王国，卡舒吉充当了本·拉登家族的信使。“9·11”事件之后，为数不多的沙特人承认文化差异是导致悲剧发生的一个因素，卡舒吉就是这些与众不同者之一；后来他被沙特最大的日报《祖国报》聘为编辑，但因刊登抨击宗教权威支持暴力的文章和漫画而被解雇。现在华盛顿担任图尔基王子的媒体顾问。
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ed Shah Massoud） ：普什图族军事首领，阿富汗战争中最杰出的战略家。在将苏联逐出阿富汗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后于1992年加入布尔汉丁·拉巴尼总统的政府，任国防部长。拉巴尼政府垮台、阿富汗内战开始之后，马苏德成为北方联盟的首领，该联盟由反对塔利班的圣战者领袖组成。2001年9月9日，本·拉登派出的人刺杀了马苏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