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之成，要大力感谢数百人的慷慨帮助。虽说这番盛情我永远无以为报，我还是希望他们能感觉到，我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
赛义德·库特卜在科罗拉多州格里利也许过得颇为苦恼，但他并没有我这样的幸运，能遇到格里利市博物馆负责协调档案与研究工作的佩姬·A·福特，以及北科罗拉多大学詹姆斯·A·米切纳图书馆档案室的主任珍妮特·沃特斯。她们对我热情接待，让我阅读了馆内很有用处的文献。北科罗拉多大学主管学校发展的副校长肯·麦康洛伊慷慨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背景情况；历史学教授迈克尔·韦尔什则带我参观了校园与城镇，他这位导游见解深刻而又妙趣横生，让我不禁羡慕起他的学生来。
置身于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文化之中，外国的记者需要依靠“协调人”的指引。他们会帮你安排会面、为你翻译，常常还会告诉你一个异乡人自己根本无法领会的背景。我在开罗的时候，有令人开怀的曼迪·法赫米陪同采访真是特别幸运，当然还有罗拉·马哈茂德和贾兰·扎延。在探究艾曼·扎瓦希里医生迈阿迪童年时光的过程中，随行的萨米尔·拉发特对我的帮助非常宝贵。我非常感谢马赫福兹·阿扎姆和奥马尔·阿扎姆两位，对于我无穷无尽的询问，他们给予了耐心而又亲切的回答。贾迈勒·班纳和埃萨姆·埃尔延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深入看法至为宝贵，卡迈勒·哈比卜则提供了关于圣战组织起源的大量情况。在探究伊斯兰运动方面，马姆杜·伊斯梅尔、贾迈勒·苏丹和蒙塔赛尔·扎耶特都是必不可少的消息来源，福阿德·阿拉姆则帮助我理解了政府在面对此类组织带来的挑战时所做出的反应。阿卜杜拉·施莱费尔是个极有见地而又十分风趣的人，此外他还有一手叫人惊讶的好厨艺。刚刚出狱、仍未摆脱磨难阴影的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慨然允许我参考他极为宝贵的研究成果。我特别要感谢以下几位的友谊与盛情：贾恩·蒙塔赛尔和萨夫瓦特·蒙塔赛尔、桑纳·哈诺宁·内古斯、阿卜杜勒·瓦哈卜·易卜拉辛博士和艾达·贝尔马维、雷蒙德·斯托克、吉姆·普林格尔和萨米亚·贝尔马维、埃萨姆·德拉兹、阿里·萨利姆，还有我的老教授，叶海亚·伊扎比博士。
“9·11”之后，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向沙特阿拉伯王国申请签证。最终我意识到自己无法以记者身份获签，于是就接受了一份在本·拉登故乡吉达的《沙特公报》“指导”年轻记者的工作。这个事出偶然的小手段让我认识了沙特社会，而这种认识从记者高高在上的角度是不可能得到的。为此，我一定要感谢报社的总编艾哈迈德·优素福博士；编辑穆罕默德·舒坎尼博士，邀请我进入该报新闻编辑室的就是他；还有我的同事伊夫蒂哈尔·艾哈迈德、拉梅什·贝隆、拉米兹·扈利、马兹哈尔·西迪基。不过，我最好的老师还是各位记者：费萨尔·巴贾伯、哈桑·巴苏韦德、纳吉拉·法特希、马姆杜·哈里西、哈桑·哈特拉什、穆罕默德·祖海布·帕特勒、马哈茂德·舒凯里，还有萨巴赫特·西迪基。我由衷地感谢法伊扎·安巴赫、伊丽莎白·O·科尔顿、哈立德·巴塔菲博士、贝尔汉·海卢、彼得·哈里根、贾迈勒·哈利法、贾迈勒·卡舒吉、哈立德·马伊纳、阿卜杜拉·谢里博士、侯赛因·舒波吉和吉娜·阿伯克龙比-温斯坦利，他们的慷慨热情让我的沙特之旅不仅收获良多，而且其乐无穷。
在巴基斯坦，我厚着脸皮在记者同行们身上榨取报道圣战的经验。感谢美联社的凯茜·甘农、法国《世界报》的弗朗索瓦丝·希波、阿布扎比电视台的贾迈勒·伊斯梅尔、巴基斯坦《黎明报》的伊斯梅尔汗、《伊斯兰堡新闻报》的拉希姆拉·优素福扎，以及半岛电视台的艾哈迈德·扎伊丹。马赫纳兹·伊斯帕哈尼介绍的巴基斯坦概况对我很有帮助，而且他还提供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消息来源。尽管哈立德·赫瓦贾在世界观上和我迥然不同，他还是煞费苦心地帮助我理解他的观点。我要特别感谢扎纳卜·艾哈迈德·卡德尔；我们曾在巴基斯坦和加拿大多次交谈，她回顾了自己在基地组织社区之中的生活经历。巴赫拉姆·拉赫曼带着我走遍了阿富汗，有他相伴总是很令人愉快。我好像还欠着穆斯塔法酒店的多米尼克·梅德利的情，什么时候得请他喝一杯。
在我几次走访苏丹期间，伊萨姆·埃尔丹·图拉比这位主人不但盛情款待，也让我受益匪浅。我还得感谢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他信任我，因此把自己回忆到的事情和盘托出；还有哈萨布拉·厄梅尔，他直言不讳地谈了本·拉登给苏丹情报部门带来的两难处境。
为揭示基地组织汉堡分支机构的秘密生活，《明镜》周刊的格奥尔格·马斯科洛及其调查小组所做的工作堪称一流。我在汉堡的时候，格奥尔格把手下最优秀的一位记者科尔杜拉·迈尔借给我当导游，而我对身在德国的劫机者的描述，就有赖于她的洞察力。我也要感谢柏林的前任政府反恐事务主管吉多·施泰因贝格博士，他在恐怖主义研究方面的专业知识帮助我深化了自己的理解。在西班牙，我得到了罗西奥·米连·约翰逊的大力协助，他是一位很有魄力的记者，也是个极好的人。我还要感谢埃尔卡诺皇家学院的埃米利奥·拉莫·德埃斯皮诺萨和海扎姆·阿米拉·费尔南德斯。在马德里采访期间，随行的古斯塔沃·德阿里斯泰给了我许多激励。西班牙国家警察的胡安·科蒂诺、恩里克·加西亚、埃米利亚诺·布尔迭尔和特奥多罗·戈麦斯·多明格斯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还想在此感谢几位同行：西班牙《世界报》的费尔南多·拉萨罗，《国家报》的何塞·马里亚·伊鲁霍、《阿贝赛报》的拉蒙·佩雷斯·毛拉，特别是《华尔街日报》的基斯·约翰逊；他们几位在来源和信息两方面都给了我慷慨的帮助。
我第一次去巴黎政治研究学院采访中东研究教授吉利斯·凯普尔的时候，他反倒要我去给他的学生上课。结果，那堂课是对这位学者的最好介绍——他对埃及伊斯兰激进运动的开创性研究，塑造了这一运动所有相关研究的形态。在这些学生身上，强烈而又持久地反映着他的影响。我也非常感激我以前在《纽约客》的编辑李·艾特肯，还有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弗·迪基和卡萝尔·迪基，如果没有他们相伴，我的几次巴黎之旅决不会那么乐趣无穷。渊博的学者奥利维尔·罗伊曾几次和我一起探讨他的想法，让我很是感激；勇气可嘉的反恐法官让-路易·布吕吉埃也向我介绍了他对基地组织的独特见解。
对于任何有心探究伊斯兰激进运动和圣战的记者而言，伦敦都是颇为特别的一站。我有一些最具价值的消息提供人获准在这里政治避难。尽管自身的地位可能随时有变，他们还是很愿意和我谈话。我特别要感谢亚西尔·瑟勒、奥萨玛·鲁什迪和哈尼·西巴伊。在我走访伦敦期间，阿卜杜拉·阿纳斯和卡迈勒·赫勒巴维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对于我理解阿富汗阿拉伯人的经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苏格兰场伦敦警务处总部的阿兰·弗赖伊向我介绍了英国的反恐怖主义观点。半岛电视台的明星记者优斯里·富达非常热情好客，他陪同我参加了几次令人难忘的晚间聚会。《中东日报》前编辑阿卜杜勒·拉赫曼·拉希德向我提供了大量情况，而他的继任者塔里克·胡迈德自从和我在吉达初次见面后，也同样对我慷慨相助。我还要向穆罕默德·沙菲致以特别的敬意，他是《中东日报》的一位伟大记者，曾多年报道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激进运动。我非常感谢他的热情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理查德·A·克拉克，他极为耐心地指引我和华盛顿的方方面面周旋。在联邦调查局，I-49小组成员的坦诚相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尤其是杰克·克卢南、丹尼尔·科尔曼、马克·罗西尼和阿里·苏凡，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接受过我的无数次采访。没有他们，也就没有这本书，就是这么简单。帕斯库利·达穆罗确保纽约办事处向我敞开大门，对于他的信任我非常感激。乔·瓦利克特和吉姆·马戈林协助我安排会面，常常会忙到下班之后很晚。我要感谢联邦调查局总部的约翰·米勒、迈克尔·科坦和安杰拉·贝尔，他们在安排会面与提供情况上给了我很大帮助。迈克尔·朔伊尔直言不讳地向我介绍了亚力克站和中央情报局的文化。他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研究可谓无与伦比。还有一些美国情报界人士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但恕我不能透露他们的名字。
三位女性——安娜·迪巴蒂斯塔、瓦莱丽·詹姆斯和玛丽·琳恩·史蒂文斯——向我讲述了她们对约翰·奥尼尔那往往令人痛苦的回忆。她们把自己的这些经历托付给我，是我莫大的荣幸。
语言不通当然会构成障碍，因此我要向在世界各地聘请的译员表示感谢。阿拉伯语：我的前任助理迪娜·易卜拉辛无疑是无价之宝，而且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娴熟的翻译；还有迪娜的妹妹梅、她们的母亲埃达偶尔也会帮忙；我的阿拉伯语教员阿姆贾德·M·阿布·纳瑟尔；吉兰·卡迈勒；尼达尔·达拉塞赫，他也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好助理；开罗的雷哈姆·谢里夫。德语：拉尔夫·耶格和切斯特·罗森。法语和意大利语：卡罗琳·赖特。西班牙语：罗西奥·米连·约翰逊、弗兰克·霍奇金斯和马霍尔·爱德华·吉普。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刊登于《纽约客》杂志；实际上，这个选题始于2001年9月11日，当时我请求编辑戴维·雷姆尼克派我做这项工作。从那时起，该杂志一丝不苟的编辑部始终都在协助我。杰弗里·弗兰克、查尔斯·米切纳和丹尼尔·扎莱夫斯基都曾处理过收入最终成书的文章。我对《纽约客》的实情调查员们始终心怀感激，彼得·坎比领导下的这个部门是我最喜爱的部门。在这个选题中协助过我的调查员有：吉塔·丹尼舒、鲍里斯·菲什曼、雅各布·戈尔茨坦、玛丽娜·哈斯、奥斯汀·凯莉、南迪·罗德里戈、安迪·扬，特别是娜娜·阿斯福尔，她还在几次重要采访中担任了阿拉伯语翻译。非常感谢杂志的图片编辑娜塔莎·伦恩，她搜集来的许多照片都被收录在本书之中。
为帮助我获得签证，或是联络单靠我自己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人，许多人曾热情相助。珍妮特·麦克利格特和米尔特·比尔登在这方面非常热心。伊丽莎白·弗尼亚不仅帮助我构思本书，居然还为我在阿拉伯找到了那份工作。她所作的贡献在本书之中随处可见。
有一小批私人学者对恐怖主义的研究对新闻记者起到了极大帮助，在此我要感谢丽塔·卡茨与“搜寻国际恐怖主义实体”机构、“恐怖主义调查计划”的史蒂文·埃默森和洛伦佐·维蒂诺，还有埃文·F·科尔曼，他们拿出自己搜集的资料供我参考。我还要感谢莫特利·赖斯律师事务所的迈克尔·埃尔泽纳，他慨然允许我在事务所规模惊人的档案室中翻查文献。卡伦·格林伯格与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安全中心的教职员工，率先对本书之中探讨的许多观点进行了检验。
我很幸运，能够成为“海湾2000”这个虚拟社群中的一员。创建该社群的加里·希克是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学院的前任院长。毫无疑问，“G2K”（圈内人的称呼）已成为一个无价的资源宝库，人们可以在这里分享知识，交流想法。
即便是在相互竞争的时候，记者与记者之间也还是要彼此依赖。除了前文中已经提到的同行，我还要特别感谢以下几位的帮助：CNN恐怖主义分析师彼得·L·伯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约翰·伯内特、ABC新闻的克里斯·艾沙姆、《芝加哥论坛报》的斯蒂芬·富兰克林、《经济学家》周刊的乔纳森·莱贾德，还有《时代》周刊的菲利普·斯马克，他们都向我传授了更为丰富的经验，还提供了诸多宝贵的联系人。他们是勇敢无畏的记者，也是我可贵的朋友。
“9·11”事件发生时在《沃特斯》杂志当记者的柯特·谢尔德森，那天早晨去世贸中心开会恰好迟到了。正因为他在地铁上睡着了，所以才能活着向我讲述此事。他的故事被收入《纽约客》杂志2001年9月24日那期著名的黑色刊。身为同行的柯特还替我参加了约翰·奥尼尔的追悼仪式，并且采访了当时到场的奥尼尔的一些朋友和同事。
威尔·哈伯给了我非常宝贵的帮助，莫娜·阿卜杜勒-哈利姆也是如此，另外她还成了我征询意见时最可资信赖的人。多年来简·麦金罗伊一直是我所中意的版权编辑，我向来都很倚重她的判断。诺拉·安克拉姆也是我特别仰赖的一个人，她帮助我把一大堆杂乱的资料整理成了14箱卡片。她总是高高兴兴的，让这项时而令人气馁的工作也变得光明起来。
我对斯蒂芬·哈里根和格雷戈里·柯蒂斯这两位好友特别感激，他们阅读了本书最为粗糙的原稿，并提出了极有帮助的建议。写这本书的想法，原本就是史蒂夫提出来的。彼得·伯根、雷切尔·布朗森、约翰·卡尔弗特、史蒂夫·科尔、玛丽·德博拉·多兰、托马斯·赫格哈默、迈克尔·罗林斯、马克·萨吉曼和迈克尔·韦尔什也阅读了全文或部分章节，并提出了他们的专业意见，让我受益匪浅。本书中仍然存在的任何舛误都是我的责任；但多亏了这些耐心读者的热情帮助，错误已经被减少了许多。
为了这个选题，我的朋友和经纪人温迪·威尔曾四处奔走；幸运的是，此前担任过我三本著作编辑的安·克洛斯这一次又和我再度合作。我的团队重又走到了一起，对此我十分感激。我的妻子罗伯塔全力支持我写作本书的决定，尽管这意味着在完成此书所花费的近5年时间里，我们基本上都是天各一方。终于能回家了，我真高兴。
教育家、作家赛义德·库特卜，他所著《里程碑》一书引燃伊斯兰激进运动。图中他正在向科罗拉多州立教育大学校长威廉·罗斯展示自己的一本著作（可能是《伊斯兰的社会公正》）。
科罗拉多州格里利，20世纪40年代航摄。“我现在住的小镇叫格里利，它美极了，呆在这儿很容易就让人有置身天堂之感，”库特卜写道。但他也看到了美国黑暗的一面。
受审时的库特卜，1965年左右。1966年他被处以绞刑。“感谢真主，”判决宣布时他朗声说。“我坚持了15年的圣战，终于赢得了这个以身殉教的机会。”
艾曼·扎瓦希里在开罗的一个中产阶级郊区迈阿迪长大。他是个孤僻的孩子，被班上的同学视为天才。
学童时代的扎瓦希里（右）
在开罗大学攻读医科时的扎瓦希里（下）
艾曼·扎瓦希里在302名被告之中的编号是113，他们被控协助或策划了1981年10月安瓦尔·萨达特被刺事件。由于扎瓦希里的英语比较好，所以被指定为众被告的发言人。这张照片摄于1982年12月，当时他正在向各国新闻界发表演说。许多人称，囚犯之所以在埃及监狱中受到严刑拷打，是伊斯兰激进运动犯下的残暴行径所致。“他们踹我们，打我们，用电线抽我们，还给我们上电刑！他们还放野狗咬人！”
受审的众被告。
（左）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盲人谢赫”）也是被告之一。当时他是伊斯兰组织的埃米尔。
（左）穆罕默德·本·拉登1931年来到沙特阿拉伯时只是个一文不名的也门劳工，后来他成为国王最喜爱的承包商，现代沙特王国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是他修建的。这张照片摄于1950年左右，图中他正在向巡视麦加大清真寺整修情况的塔拉勒·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王子打手势。
（右）穆罕默德·本·拉登和费萨尔国王。塔伊夫公路修筑期间，费萨尔国王常常来查看施工进度，询问费用超支情况。公路修建完毕的时候，沙特阿拉伯最终实现了统一，穆罕默德·本·拉登则成了民族英雄。
（左）大清真寺的整修耗时20年。朝觐期间，它可以同时容纳100万朝觐者。
（左页下）：朱海曼·奥泰比，1979年清真寺袭击的头目。这一事件是沙特阿拉伯历史的转折点。叛乱分子提出的要求预示着本·拉登后来的主张。奥泰比被捕后乞求宽恕，沙特情报部门主管图尔基王子告诉他：“你该去求真主宽恕！”
贾迈勒·哈利法，本·拉登大学时代的朋友，后来还成了他的姐夫。哈利法和第一位妻子结婚后搬进了本·拉登家的房子。由于对在阿富汗建立一支纯粹阿拉伯军队的问题存在分歧，两人的友谊最终破裂。这支军队就是基地组织的前身。
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与母亲离婚后，本·拉登就随母亲搬到了吉达的这所房子。
奥萨玛·本·拉登在吉达的第二所房子。这栋公寓楼有四个单元，是他在施行一夫多妻之后买下的。
阿布杜拉·阿扎姆。1984年他发布圣令，号召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加入阿富汗圣战“行旅”。他和本·拉登在白沙瓦设立了服务局，为阿拉伯人来阿富汗参战提供便利。
1988年本·拉登在托拉博拉的一个山洞中。他创立基地组织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
（下）1988年阿扎姆在潘希杰尔山谷。他去那里会见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抗击苏联侵略战争中最伟大的阿富汗指挥官。马苏德坐在阿扎姆旁边，胳膊搂着阿扎姆的儿子易卜拉辛。这次探访之后不久，阿扎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包括易卜拉辛）在炸弹袭击中遇难。此案始终没有破获。
哈米德·古尔将军，阿富汗圣战期间主管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美国和沙特阿拉伯通过三军情报局向阿富汗偷偷输送了数亿美元，这些资金是苏联撤军之后塔利班形成的主要原因。
（右）图尔基·费萨尔王子，沙特情报部门主管。他负责阿富汗方向的情报事务，而且与本·拉登合作过。后来他曾和塔利班领袖穆罕默德·奥马尔毛拉协商，但却空手而归。
苏军占领结束后，图尔基在交战的圣战者派别间进行斡旋。照片上他在最左侧，旁边是布尔汉丁·拉巴尼，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政党的领袖。居右者是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
从新泽西看世界贸易中心。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的追随者就在这里密谋要炸倒双塔。
拉米兹·优素福是世贸中心第一次爆炸案的主谋。基地组织野心勃勃的方案正是以他阴险的想象力为雏形。
哈桑·图拉比，健谈而颇具煽动性的理论家。他策划了苏丹的伊斯兰政变，并极力说服本·拉登为该国投资。“本·拉登很讨厌图拉比，”一位朋友私下说。“他觉得图拉比是个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本·拉登来苏丹的时候是个富人，离开时却已身无长物。
本·拉登在苏丹期间，沙特阿拉伯国王剥夺了他的公民权，并派一名信使去收回他的护照。本·拉登把护照扔给使者，说：“既然你们觉得这东西能左右我，那就拿去吧！”
早晨，本·拉登会步行去清真寺，身后跟着一群门徒和崇拜者；他会留下来向寺内神圣的学者们讨教，还时常在去办公室上班之前与他们共进早餐。
1996年，奥萨玛·本·拉登返回阿富汗。他习惯把那把卡利科夫AK-74步枪（反苏圣战期间得到的奖励）带在身边。
2001年，塔利班战士开赴前线与北方联盟作战。塔利班组织从1994年圣战者统治的一片混乱中兴起，并迅速巩固了他们对阿富汗的控制。起初，本·拉登及其支持者根本不知道塔利班是些什么人——曾有谣言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
（右页上）1998年5月，扎瓦希里和本·拉登在阿富汗召开新闻发布会。在阿富汗，本·拉登与扎瓦希里的命运不可逆转地缠绕在了一起，他们各自的组织——基地组织和圣战组织——最终也合而为一。
喀布尔，达鲁阿曼宫。苏军撤退后，这座宫殿被夹在阿富汗内战各方的战火之间。经过25年连绵不断的战争，阿富汗大部分地区都已化为废墟。
（上）1998年8月7日，肯尼亚内罗毕美国大使馆遭到炸弹袭击之后的废墟——这是基地组织有据可查的第一次恐怖主义袭击。袭击造成213人死亡，数千人受伤。150多人被飞射的玻璃碎片刺瞎了眼睛。
（右）9分钟之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遭到炸弹袭击，11人死亡，85人受伤。
（左）为报复炸弹袭击，克林顿政府摧毁了阿富汗的几处基地组织训练营，以及本图中喀土穆的希法制药厂。这一行动致使制药厂的一名夜班守卫丧生，后来人们发现该厂与化学或生物武器的制造毫无关系。
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舰遭到自杀性攻击，袭击者是两名驾驶钓鱼小艇的基地组织成员。这次袭击险些让美国海军最坚不可摧的一艘舰艇沉入海底。17名水兵丧生。“驱逐舰代表着西方的都市，”本·拉登说，“而那艘小船则代表着先知穆罕默德。”
迈克尔·朔伊尔，亚力克站——中情局的“虚拟”本·拉登情报站——的创始人。他和联邦调查局的约翰·奥尼尔是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
理查德·A·克拉克，白宫负责反恐行动的头儿，他提出让奥尼尔接替自己的工作——这个提议可能就是导致奥尼尔倒台的原因。
1991年，瓦莱丽·詹姆斯在芝加哥的一家酒吧里见到约翰·奥尼尔，还请他喝了一杯，因为“他有一双最让人无法抗拒的眼睛”。奥尼尔当时已经结婚，但他并没有向自己追求的诸多女性透露这一情况。
在和芝加哥的瓦莱丽交往期间，奥尼尔又请求华盛顿特区的玛丽·琳恩·史蒂文斯只和“自己一人”约会。
在华盛顿，奥尼尔又和安娜·迪巴蒂斯塔有了亲密关系。“那家伙永远都不会娶你，”安娜的牧师警告她。
2001年8月22日，约翰·奥尼尔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在欢送茶会上，他向丹尼尔·科尔曼和调查局的队友们告别。第二天，他开始在世界贸易中心上班。
（上）阿里·苏凡（左，他旁边的是乔治·克劳奇特工）从也门的基地组织嫌疑犯口中问出劫机者的姓名，随后就去了阿富汗。图中他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拉登喀布尔藏身处的废墟。
奥尼尔的葬礼，就是他始终惧怕的那种由巧合造成的灾难。图中，他的母亲多萝茜和妻子克里斯蒂娜正在离开大西洋城的托伦蒂诺圣尼古拉斯教堂。来参加葬礼的悼念者有1000人。
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燃烧了100天。“9·11”袭击10天之后，人们找到了约翰·奥尼尔的遗体。
图片出处
特向以下允许本书转载照片的机构与个人致以谢意：
图第1页：赛义德·库特卜与科罗拉多州立教育大学校长：北卡罗来纳大学米切纳图书馆。格里利鸟瞰：格里利图书馆。受审时的库特卜：《金字塔》周刊
图第2页：儿时的扎瓦希里：阿扎姆家，法新社/本部/《生活日报》。扎瓦希里在医学院：阿扎姆家，法新社/盖蒂图像
图第3页：受审的众被告：美联社。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阿拉丁·阿卜杜勒/路透社/科比斯图像。受审时的扎瓦希里：盖蒂图像
图第4页：穆罕默德·本·拉登和塔拉勒王子在大清真寺：塔拉勒王子提供。穆罕默德·本·拉登和费萨尔国王：沙特本拉登集团提供。大清真寺：阿巴斯/马格南图片社。朱海曼·奥泰比：沙特阿拉伯大使馆提供
图第5页：贾迈勒·哈利法：作者搜集。奥萨玛·本·拉登在吉达住的第一所房子：作者搜集。奥萨玛·本·拉登在吉达的第二所房子：作者搜集
图第6页：阿布杜拉·阿扎姆：阿卜杜拉·阿纳斯提供。年轻的奥萨玛·本·拉登：环境保护署/科比斯图像。阿扎姆和马苏德：阿卜杜拉·阿纳斯提供
图第7页：哈米德·古尔将军：作者搜集。图尔基王子：科比斯图像。图尔基王子在交战的圣战者派别间斡旋：贾迈勒·卡舒吉提供
图第8页：世界贸易中心：盖蒂图像。拉米兹·优素福：联邦调查局提供
图第9页：哈桑·图拉比：作者搜集。奥萨玛·本·拉登：斯科特·麦克劳德。奥萨玛·本·拉登去的清真寺：作者搜集
图第10页：带着枪的奥萨玛·本·拉登：法新社/盖蒂图像。坦克上的塔利班战士：赛义德·萨拉赫丁/路透社/科比斯图像
图第11页：新闻发布会上的本·拉登和扎瓦希里：CNN，经盖蒂图像授权。达鲁阿曼宫的废墟：作者搜集
图第12页：肯尼亚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的废墟：路透社。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的废墟：联邦调查局提供。希法制药厂的废墟：作者搜集
图第13页：美海军“科尔”号舰：盖蒂图像。迈克尔·朔伊尔：美联社。理查德·克拉克：美联社
图第14页：瓦莱丽·詹姆斯和约翰·奥尼尔：瓦莱丽·詹姆斯提供。玛丽·琳恩·史蒂文斯和约翰·奥尼尔：玛丽·琳恩·史蒂文斯提供。安娜·迪巴蒂斯塔和约翰·奥尼尔：安娜·迪巴蒂斯塔提供
图第15页：约翰·奥尼尔和丹尼尔·科尔曼：丹尼尔·科尔曼提供。本·拉登阿富汗藏身处的废墟：联邦调查局提供。约翰·奥尼尔的母亲和妻子在他的葬礼上：美联社
图第16页：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哈勒·古尔兰/开达新闻图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