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曼·扎瓦希里——将成为库特卜先锋队领袖的人——在开罗以南一个名叫迈阿迪 [1] 的宁静的中产阶级郊区长大，那儿离纷杂喧嚣的开罗市有5英里。迈阿迪不像是一个孕育革命的地方。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有一帮埃及裔犹太金融家想在芒果和番石榴种植园以及尼罗河东岸的贝都因人居住地之间建立一个英国式的村庄，于是就开始出售地皮。地产开发商给这里的一切都定下了规矩，从花园篱笆的高度，直到街道两旁豪华别墅上百叶窗的颜色。和格里利的创建者内森·米克一样，迈阿迪建立者的梦想也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它不但安全、整洁、有序，而且能以包容和自如的态度存在于现代世界之中。他们种植桉树以驱赶蚊蝇，还在花园里栽下玫瑰、茉莉和九重葛，让空气中弥漫花香。许多早期的定居者是英国军官和公务员，他们的妻子发起了花园俱乐部和文学沙龙；随英国人之后来定居的是犹太家庭，二战结束时他们在迈阿迪的人口中已将近三分之一。战争结束之后，迈阿迪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汇集各色人等的大杂烩：流亡国外的欧洲人、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还有一些特定类型的埃及人——他们在餐桌上说的是法语，对板球比赛特别关注。
这个世界性社区的中心是迈阿迪体育俱乐部。它建立于英国仍占领埃及的时期，而且有些与众不同：俱乐部接受埃及成员。关于社区事务的讨论常常在全是沙地的18洞高尔夫球场上进行，背后就是吉萨金字塔和棕榈摇曳的尼罗河。俱乐部为休息室里的英国人提供下午茶；努比亚仆人则端着一杯杯冰凉的雀巢咖啡，穿行在游泳池边晒日光浴的帕夏 [2] 和公主之中。火烈鸟迈着长腿在花园水塘的睡莲间漫步。迈阿迪俱乐部成为创建者心目中理想埃及的表现——世故、尘俗、种族多样，但又结合着英国人的阶级观念。
然而，创建者悉心制定的规矩却无法承受开罗日益膨胀的人口的重压。20世纪60年代，另一个迈阿迪在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社区扎下了根。沿铁路修建的9号公路将迈阿迪的繁华地带与巴拉迪区划分开来。巴拉迪区指的是社区内本地人居住的部分，埃及自古以来得不到控制的贫穷在这里表露无遗。驴车在未经铺砌的街道上嘚嘚地走着，兜售花生和山药的小贩四处叫卖，肉店里挂着叮满了苍蝇的畜体。然而，这个城区里也住着一小部分中产阶级——其中有教师和中层官员——吸引他们前来的是迈阿迪更为清新的空气，以及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指望：跨过铁路，成为体育俱乐部的一员。
1960年，穆罕默德·拉比耶·扎瓦希里医生 [3] 和妻子乌梅玛从赫里奥波里斯搬到了迈阿迪。拉比耶和乌梅玛出身于埃及最显贵的两个家族。扎瓦希里家族正逐渐成为医学界的王朝。拉比耶是艾因沙姆斯大学的药理学教授。他的弟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皮肤科医生，也是性病方面的专家。他们树立的传统将在下一代身上延续：1995年开罗的一份报纸刊登了工程师卡什夫·扎瓦希里的讣告，提到了该家族46位成员的名字，其中31人不是医生就是药剂师或配药师，遍布在阿拉伯国家和美国；其余的人里还有一位大使、一位法官和一位议会的议员。
不过，扎瓦希里家族的名字首先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1929年，拉比耶的叔叔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扎瓦希里成为爱资哈尔大学 [4] 的校长，这是位于旧开罗中心一所有上千年历史的大学，目前仍是中东伊斯兰学术界的中心。伊玛目 [5] 穆罕默德被认为是这所大学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者，尽管那时候他人缘很差 [6] ，最后因师生罢课罢工抗议他的政策，而不得不离开学校。拉比耶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是爱资哈尔的学者。
拉比耶的妻子乌梅玛·阿扎姆的家族也同样显赫，但是更富有，更具政治地位。她父亲阿卜杜勒·瓦哈卜·阿扎姆是开罗大学的校长，也是利雅得沙特国王大学的创建人。除了繁忙的学术工作，他还担任过埃及驻巴基斯坦、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大使的职务。他是当时泛阿拉伯国家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他的叔叔曾经是阿拉伯联盟的创建人，也是该联盟的第一任秘书长。
虽然出身如此显赫，扎瓦希里教授和乌梅玛却搬到了铁道巴拉迪一侧100大街的一处公寓房。后来他们在靠近火车站的154大街10号租了一所复式公寓。迈阿迪的社会对他们没什么影响。他们信仰宗教，但并不显得多么虔诚。乌梅玛出门时不带面纱，不过这并不是很少见；公开表现宗教热忱的事情在当时的埃及很少有，迈阿迪的居民对此则几乎是闻所未闻。这一带的教堂比清真寺多，还有一所颇为繁荣的犹太会堂。
很快，扎瓦希里的家里就有了许多孩子。老大艾曼和双胞胎妹妹乌姆尼亚出生于1951年6月19日。这对双胞胎兄妹后来在医学院念书时始终是佼佼者。3年后，他们的小妹妹赫巴出生，后来也当了医生。另两个孩子穆罕默德和侯赛因则成了建筑师。
艾曼的父亲是个秃头大胖子，眼睛稍有点斜视，以行为古怪和心不在焉出名；不过他深受学生和邻家孩子们的喜爱。大部分时间他不是呆在实验室，就是呆在他的私人诊所 [7] 。由于研究的关系，扎瓦希里教授偶尔会去捷克斯洛伐克；而当时由于对货币进出的限制，埃及鲜有人能出国旅游。他总是带着大包小包的玩具回来。他喜欢带孩子们到迈阿迪体育俱乐部去看电影，影院对非会员是开放的。小艾曼很喜欢看卡通片和迪斯尼电影，这些电影每星期在露天影院放三个晚上。到了夏天，他们一大家子会去亚历山大的海滩。不过，一家人都要靠着教授的薪水生活，经济状况往往颇为局促，尤其是还得担负5个雄心勃勃的孩子的教育。直到艾曼长大成人，他们家才买了一辆汽车。和很多埃及学者一样，为了多挣点钱，扎瓦希里教授最终离开埃及去国外——阿尔及尔——教了几年书。为节省开支，扎瓦希里一家还在屋子后面养了母鸡和鸭子，教授则经常买回整箱的橘子和芒果，让孩子们补充天然维生素C。虽说他的本行就是药剂师，但他还是反对大量服用化学药品。
对50、60年代居住在迈阿迪的人来说，有一条定义性的社会标准：迈阿迪体育俱乐部的成员资格。迈阿迪社会的一切都以这条定义为中心。由于扎瓦希里夫妇从来没有加入俱乐部，所以艾曼就总是被权利和地位的核心拒之门外。这个家庭逐渐因保守和稍许落后出了名；如果照着别人对他们的称呼，这家人就是“赛义迪”（saeedis）——指来自上埃及某个地区的人——俗话说就是“土包子”。
迈阿迪的一端，是被绿草茵茵的游戏场和网球场包围着的维多利亚私立学校，是英国人为男孩子们建立的预备学校。学生们上课时都得穿外套、打领带。该校最著名的毕业生之一是极具天赋的板球手米歇尔·沙勒胡卜 [8] ；后来他成了电影演员，又改名为奥马尔·谢里夫。巴勒斯坦学者和作家爱德华·萨义德，以及后来的约旦国王侯赛因，也曾在该校就读。
然而，艾曼·扎瓦希里上的州立中学位于这个郊区的另一端，是绿色大门内一幢很普通的低矮建筑。这所学校是给9号公路那一边的孩子们开的。两所学校的学生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即便在玩耍时也从不碰面。维多利亚学院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评估教育成绩，州立中学却对西方持反对态度。在那扇绿色的大门内，操场上是恃强凌弱者的天下，课堂中的统治者则是暴君一般的老师。像艾曼这样一个身体羸弱的小男孩，不得不寻找策略以谋生存。
孩童时的艾曼长着一张圆脸和一双机警的眼睛，平平的嘴唇很少露出笑容。他酷爱读书，学习成绩非常出色，而且讨厌激烈的体育运动——他认为这些运动“不人道” [9] 。小小年纪他就因信仰虔诚而出了名，经常到侯赛因·西德基清真寺做礼拜。这座不起眼的清真寺是一座大型公寓楼旁边的附属建筑，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演员因为觉得演艺职业对真主不敬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这座清真寺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毫无疑问，身处一个有众多著名宗教学者的家族之中，艾曼对宗教感兴趣显得很自然；不过，这愈发强化了他温和与超凡脱俗的形象。
他是个出色的学生，总是能得到老师们的喜爱。他的同班同学认为他是个“天才” [10] ，但他喜欢沉思，上课时好像总是在神游。有一次，校长让人给扎瓦希里教授捎去一个便条，说艾曼漏了一次测验。教授答复道：“从明天起，你就会因为身为艾曼·扎瓦希里的校长而自豪。将来，你更会对此感到骄傲。” [11] 事实上，艾曼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虽然别人认为艾曼总是非常严肃，可在家时他却有更活泼的一面。“他笑起来的时候会浑身打颤——那种笑法我们叫‘亚尼’（yanni），是发自内心的，”他在迈阿迪当律师的舅舅马赫福兹·阿扎姆说。
艾曼的父亲于1995年去世。乌梅玛·阿扎姆如今还在世，住在迈阿迪一个家电商场楼上的舒适公寓里。她厨艺很好，最拿手的就是做库纳发——一种以奶酪和坚果为馅、在香橙花果酱里浸过的酥点。乌梅玛是地主上层阶级的孩子，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吉萨的几块肥沃耕地和法尤姆绿洲，这为她提供了基本独立的收入。艾曼和母亲都酷爱文学，她还会背下艾曼写给她的诗——通常是表达对她热爱之情的赞美诗。
扎瓦希里的舅舅马赫福兹是阿扎姆家族的族长。他发现，虽然艾曼秉承了扎瓦希里家族的医学传统，但在政治方面却和母亲的家族更为接近。自从150多年前第一个埃及议会诞生时起，阿扎姆家族中就有人在政府担任公职，不过他们通常都站在与政府对立的一方。马赫福兹继承了反抗的传统，15岁就因为密谋推翻政府被关进监狱。1945年总理艾哈迈德·马希尔被刺，马赫福兹在政府对激进分子的围捕中再次被捕入狱。“艾曼做出的事，我自己当年也是准备要做的，”他自豪地说。
赛义德·库特卜曾在1936年当过马赫福兹·阿扎姆三年级时的阿拉伯语老师，他和这位年轻的学生建立起了毕生的友谊。后来，阿扎姆为穆斯林兄弟会写稿，革命初期库特卜将之发表出来。于是，他成了库特卜的私人律师，也是库特卜被执行绞刑前最后见到的人。库特卜赴死之前，阿扎姆来到了监狱医院。当时库特卜非常平静。他签署了委托书，授权阿扎姆处置他的财产，然后在自用的《古兰经》上签了名，送给阿扎姆——这是殉教者留下的珍贵遗产。
年轻的艾曼·扎瓦希里曾一次又一次地听他亲爱的舅舅马赫福兹讲述库特卜纯粹的人格，还有他在狱中所受的折磨。这些事迹带来的影响，在1960年中期发生的一件事上得到了体现。当时，艾曼和弟弟穆罕默德刚做完黄昏时的祷告，离开清真寺步行回家。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的车子停了下来，他提出要捎两兄弟一程。对扎瓦希里兄弟来说，坐汽车还是比较稀罕的，更别说是和副总统共乘了。但艾曼说：“我们不想和一个参与审判杀害穆斯林的人同坐一辆车。” [12]
小小年纪就对权威如此鄙夷，这表现出扎瓦希里个人的大无畏精神和强烈道德观念，以及对自己信仰正确性的深信不疑。这种刚愎自用的性格此后一直伴随着他，使他与遇见的每一个人几乎都会发生摩擦。而他对世俗政府当局的蔑视，也使他在政治上始终是一位流放者。在一个没有自律的人身上，这些反叛的特征也许会造成一团混乱；但在艾曼身上，它们却变得很有条理，并为他一生的事业指引了方向——将库特卜的愿望付诸行动。
“纳赛尔政权以为杀死赛义德·库特卜和他的同志，就是给了伊斯兰激进运动致命的一击，” [13] 扎瓦希里后来写道。“但是表面的平静掩盖了库特卜思想的直接作用，以及现代伊斯兰圣战运动的核心在埃及的形成。”其实，就在赛义德·库特卜走上绞刑架的那一年，艾曼·扎瓦希里协助成立了旨在推翻政府、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地下组织。当时他只有15岁。
“我们都是来自迈阿迪高中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扎瓦希里后来作证说。他那个组织的成员通常在彼此家里见面，有时则在清真寺碰头，然后再转到尼罗河沿岸的大街上找一个僻静的场所。起初他们只有5个人，很快扎瓦希里就成为组织的“埃米尔”，即首领。他不断暗中吸收新成员加入他们的事业，可是这个事业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而且很容易就能让他们送命。“我们的手段实现不了我们的抱负，”在证词中他坦言承认。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的决定。
迈阿迪的居民享受着这里的繁荣和社会地位，这个地方让他们不致受到变化无常的宫廷政治的影响，但现在这一切却使他们觉得自己成为了埃及革命的目标。父母们甚至不敢当着自己孩子的面表达看法 [14] 。同时，像扎瓦希里这样的秘密组织在全国大批涌现。这些组织主要由一些躁动不安、受到疏远的学生组成，它们规模很小，缺乏组织，往往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后来，爆发了1967年与以色列的战争。
在对以色列进行了多年的口诛笔伐之后，纳赛尔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撤出西奈半岛，继而封锁了蒂朗海峡和以色列之间的航运。作为回应，以色列则先发制人地发起了大规模的袭击，仅用两小时就摧毁了埃及的空中力量。约旦、伊朗和叙利亚加入了对抗以色列的战争，但就在同一天下午，他们的空中力量也被消灭了。几天之后，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在当代中东历史上，这是一个心理转折点。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取胜如此之快，胜得又如此彻底，这对很多穆斯林来说是莫大的羞辱。他们一直都认为真主是站在自己这边的。他们不仅丧失了军队和领土，更失去了对领导者、国家乃至自己的信心。而在这全面崩溃的时刻，宗教激进主义强烈地吸引着埃及和其他国家。清真寺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尖锐的声音；这个声音说，打败他们的力量远远不是以色列这个小国。是真主抛弃了穆斯林。而返回真主身旁的惟一途径，就是回归纯粹的宗教信仰。这个声音给绝望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答：伊斯兰教才是出路。
在解答的过程中，人们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认识：真主站在了犹太人一边。直到二战结束，伊斯兰世界中的反犹主义都还很少见，可如今这种态度正在扭曲这个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犹太人在穆斯林的统治下安然地——不过也是恭顺地——生活了1200年，享受着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到了30年代，纳粹在阿拉伯语短波无线电上的宣传，以及基督教传道士的诽谤，把反犹主义这种古老的西方偏见传染到了伊斯兰世界。二战之后，开罗成为纳粹分子的避难所，他们还在开罗的军队和政府中担任顾问。伊斯兰激进运动的兴起恰逢法西斯主义的衰落，但是这两者却在埃及重合在一起；于是，法西斯的病菌被传给了一个新的载体。
以色列国的建立，以及它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为军事强国的事实，使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大受震撼。阿拉伯人发现自己身处劣势之中，这让他们倍感挫折。历史在逆转；如今的阿拉伯人就好像回到了蒙昧年代，和当初一样四分五裂、没有组织、处于边缘地位。连犹太人都能支配他们。清真寺里的声音说，阿拉伯人丢弃了赐予他们真正力量的武器：信仰。历史上，是宗教让阿拉伯人成为了伟大的民族；现在的人们如果能恢复这一宗教的热情与纯粹，真主就会再次站在他们这边。
埃及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主要攻击目标，是纳赛尔的世俗政权。在圣战的术语中，首要任务是打败“近处的敌人”——也就是不纯粹的伊斯兰社会。至于“远处的敌人”——西方社会，则可以等到伊斯兰完成自身的改造之后再来对付。对扎瓦希里和他的战友们来说，这意味着最起码要在埃及施行伊斯兰教的律法。
扎瓦希里还想要复兴哈里发，即由伊斯兰传道士统治国家。这种统治形式正式结束是在1924年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不过自13世纪起哈里发的统治就没有了实权。扎瓦希里相信，只要建立起哈里发的统治，埃及就会成为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集结点，并领导它们发动对抗西方世界的圣战。“真主庇佑，随后历史就会出现新的转变，” [15] 扎瓦希里后来写道：“这将对美利坚帝国和犹太人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大为不利。”
1970年，纳赛尔死于心脏病突发。他的继位者安瓦尔·萨达特迫不及待地要确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于是很快就与伊斯兰教徒达成和解。萨达特称自己是“有信仰的总统”，是“伊斯兰的第一人”，他和穆斯林兄弟会做了一笔交易。如果萨达特在对抗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的斗争中得到兄弟会的支持，他就会同意该组织宣道布教，只要他们不使用武力即可 [16] 。萨达特释放了关押在监狱里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却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对他自己的政权构成的威胁，尤其是那些受赛义德·库特卜文章影响成为激进派的年轻一代兄弟会成员。
1973年10月，在斋月期间，埃及和叙利亚跨过苏伊士运河，同时攻打了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尽管叙利亚军队很快被击退，而埃及的第三军在联合国的介入下才被解救出来，埃及还是把这次战争视为一场挽回了面子的大胜仗，它为萨达特提供了急需的政治胜利。
且不论这些情况，扎瓦希里的地下组织开始逐渐壮大——到1974年该组织已经有了40名成员。那时的扎瓦希里已长成一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带着大大的黑边眼镜，蓄着和嘴唇一般宽的胡子。他的脸更瘦了，发际也在后退。他还是开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伊斯兰激进组织在这所学校闹得热火朝天。但他身上却没有狂热分子的明显特征。他身着西方的服装——通常穿西服外套，打领带——他的政治行为在当时几乎无人知晓，连家人都蒙在鼓里 [17] 。对那些知道他激进立场的人，他则恳请他们不要发动革命。他认为革命从来都很血腥，因此更倾向于发动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一举夺下政府的控制权。
不过，他也没有把自己的政治感受完全隐藏起来。埃及向来有把政治苦难转变成幽默的传统。扎瓦希里的家人回忆起他曾讲过的一个笑话 [18] ，说的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带着她胖乎乎的小宝宝——在埃及地方的阿拉伯语中，小宝宝叫“革艾罗斯”（go’alos），去看携皇家仪仗途经此地的国王。女人为她的宝宝祷告说：“真主保佑，让大家看到你将来也像他一样风光！”有个军官无意中听到了她的话。他质问道：“说什么呢你！你疯了吧？”但20年之后，这个军官又看到携庞大仪仗的萨达特从同一个地方经过。军官惊呼：“真主啊，革艾罗斯！你真的成功了！”
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扎瓦希里带着美国新闻记者阿卜杜拉·施莱费尔参观了学校，这个人后来成为开罗美国大学从事媒体研究的教授。在扎瓦希里的生命中，施莱费尔是对他很有激励的一个人。他身材瘦长，头发拳曲，身高6英尺5英寸，蓄着一部山羊胡须，这胡子早在他50年代的叛逆时期就开始留了；总之，施莱费尔的样子和诗人埃兹拉·庞德惊人地相似。他生长在长岛一个并不严守教规的犹太家庭。他经历过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时期，还曾与黑豹党和切·格瓦拉交好；后来1962年在去摩洛哥的途中，他碰巧又接触到了伊斯兰教的苏菲派。“伊斯兰”这个词有一个含义是“归顺”，施莱费尔就是这么做的——他皈依了伊斯兰教，把自己的名字“马克”改为“阿卜杜拉”，此后他的职业生涯都在中东度过。1974年，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新闻部工作的施莱费尔初次来到开罗，担任当地分部的主管。对他来说，扎瓦希里的舅舅马赫福兹·阿扎姆就相当于一个赞助人。美裔犹太人皈依伊斯兰教是非常少见的；而从施莱费尔那一方面来看，他觉得马赫福兹这个人很有意思。没过多久，他就感觉到自己处在了阿扎姆全家的庇护之下。
施莱费尔很快感觉到了埃及学生运动的转变。埃及校园中出现了年轻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首先是在该国南部地区，然后是开罗。他们自称“伊斯兰组织”。萨达特政府对此持默许态度，还偷偷地为他们提供武器 [19] ，让他们能够保护自己不受马克思主义者和纳赛尔分子的攻击。在这样的鼓励之下，伊斯兰组织使大部分埃及大学变得激进起来。不同的组织像穆斯林兄弟会那样，结成了一个个被称为“安曲得”（意为一串葡萄）的小规模分支机构 [20] 。短短4年之内，伊斯兰组织就完全控制了校园，男学生蓄起胡子，女学生则蒙上面纱；在大部分埃及人新近的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
施莱费尔需要有人指导他更好地认识当时的环境。他通过马赫福兹和扎瓦希里见了面，扎瓦希里同意带他到学校里看看，私下向他介绍一些情况。“他很瘦，戴了眼镜却特别显眼，”施莱费尔说，这让他想起自己认识的美国激进主义者。“我总感觉，30年前城市大学的左翼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这副模样。”施莱费尔看到学生们在为游行示威印制海报，年轻的穆斯林女性在缝制着头巾，虔诚的穆斯林妇女都会带这种头巾。随后，扎瓦希里和施莱费尔沿着大街穿过开罗动物园，走到了大学桥。等他们站到宽广的、缓缓流淌的尼罗河之上，扎瓦希里夸耀说，伊斯兰运动在大学招募时，从医学和工程学这两个最出色的学院里招来的人最多。“难道你不觉得这很了不起吗？”
施莱费尔不以为然地附和了一下。他提到，这两个系在20世纪60年代也曾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运动的大本营。他发现，伊斯兰运动只是学生反抗运动中的一个新潮流。“听着，艾曼，我以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听你说话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党组织里。我觉得，和我谈话的这个人好像并不是一个传统的穆斯林。”扎瓦希里很有礼貌地听着，但看起来施莱费尔的评论有点让他摸不着头脑。
此后不久，施莱费尔又碰到了扎瓦希里。那是在一年一度的宰牲节，一年中最为神圣的日子。迈阿迪法鲁克清真寺漂亮的花园里举行了户外祈祷。施莱费尔到了那儿之后，发现扎瓦希里和他的一个弟弟在一起。兄弟俩非常紧张。他们铺开塑料的祷告垫，竖起了麦克风。本应吟诵《古兰经》并进行冥想的时刻，却变成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比赛：一方是整个集会上的人群，一方是拿着麦克风的扎瓦希里兄弟。“我发现他们在介绍沙拉夫派的教义，这种教义不承认任何晚于先知时代的伊斯兰传统，”施莱费尔回忆道。“这情景让祈祷的优雅气氛荡然无存。当时一片混乱。”
后来，他走到扎瓦希里面前。“艾曼，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施莱费尔指责道。扎瓦希里想解释，但施莱费尔打断了他。“我不想和你辩论。我是沙菲派，你是沙拉夫派。但是你现在想制造‘菲特纳’（fitna）”——这个词的意为挑起争端，是《古兰经》所禁止的行为——“你要是想这么干，就应该到你自己的清真寺里去。”
扎瓦希里驯顺地回答说：“你说得对，阿卜杜拉。”
终于，互不相关的地下组织逐渐发现了彼此的存在。仅开罗一地就有5个或6个基层组织，成员大多不超过10人 [21] 。这些基层组织之中的4个 [22] （包括扎瓦希里的组织在内）后来合并为圣战组织，简称“圣战”。虽然他们的目标和穆斯林兄弟会主流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目标类似，但是他们却无意通过政治手段达到目的。扎瓦希里认为，这种方法玷污了纯粹伊斯兰国家的理想。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甘愿作出妥协的态度，他逐渐心生鄙夷。
扎瓦希里1974年从医学院毕业，随后到埃及陆军当了三年军医，驻地在开罗市外的一个基地。服完兵役后，这位年轻医生就在他和父母住的复式公寓里开了一家诊所。这时他已经有二十七八岁，到了该结婚的年纪。直到那时，他还没有女朋友。按照埃及的传统，他的亲朋好友开始为他介绍合适的对象。扎瓦希里对浪漫的爱情不感兴趣。他想要找的生活伴侣，应该拥有与他同样坚定的信念，而且甘愿承受他清教徒般的性格必将带来的磨难。在介绍给艾曼认识的“未来”新娘之中，有一位名叫阿扎·努维埃尔，她是一位家族世交的女儿。
与扎瓦希里和阿扎姆的家庭一样，努维埃尔家也是开罗的望族。阿扎生长在一个富有的迈阿迪家庭。她身材特别娇小——就像个小姑娘一样——但性情却非常刚毅。如果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方，她或许会成为一位职业女性或社会工作者。但在开罗大学的第二年，她就开始带头巾；家人看到她对新投身的宗教信仰如此虔诚，都被吓了一跳。“在这以前，她穿的都是最时髦的衣服，” [23] 她哥哥埃萨姆说。“我们不希望她虔诚到这个地步。她开始频频祷告，还读起了《古兰经》。慢慢地，她彻底改变了。”很快阿扎就又有了进一步的举动，她带上了盖头（niqab）。这种盖头把女性眼睛以下的脸部全遮住了。据她哥哥说，阿扎会整夜整夜地读《古兰经》。早上醒来时，他常看到阿扎坐在祷告垫上，手里捧着圣书睡着了。
盖头给这位已到婚嫁年龄的姑娘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尤其是在埃及这个仍希望跻身西方化的现代社会的国度。对大多数同辈来说，阿扎决定把自己隐藏在盖头之后，这等于是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否定了她的阶级。她拒绝摘掉面纱的举动，成为一种对意志的考验。“求婚者很多，全都出自拥有显赫官阶、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家庭，”她的哥哥说。“但几乎所有的求婚者都想让她摘掉盖头。她很冷静地拒绝了。她想找一个能够完全接受她的人。艾曼也是这样。”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阿扎按照风俗把面纱掀开了几分钟。“他见到了她的脸，然后就离开了，”埃萨姆说。后来两个年轻人在几个场合又简短地谈过话，但都不是很正式。在举行婚礼之前，艾曼一直都没有再见过她的未婚妻。
他给努维埃拉一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很佩服艾曼显赫的家族，但他对信仰的虔诚又让他们心怀戒惧。虽然他很有礼貌，又非常和气，却从不跟女人打招呼，那些穿裙子的女人他连一眼都不瞧。艾曼从来没有和阿扎的家人讨论过政治，而他向阿扎透露了多少别人也不得而知。不管怎样，阿扎对他的地下激进活动肯定持赞成态度。她曾经对朋友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以身殉教 [24] 。
1978年2月，他们在大陆索威酒店举行了婚礼，这里曾经是开罗剧院广场著名的英埃人酒馆，不过现在已经风光不再，只剩下了一点过时的尊严。依照新娘新郎的意愿，婚礼上没有音乐，也不让拍照。“仪式是半传统的，”施莱费尔说。“我们在男宾区，整个区的人都滴酒不沾，一本正经；大家喝了许多咖啡，也没人开玩笑。”
“命运的转折使我在1980年夏天开始与阿富汗人接触，” [25] 扎瓦希里在他简短的回忆录“先知麾下的骑士”中写道。那时他正替另一位医生在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家诊所上班。诊所所长问他是否愿意陪他去巴基斯坦，照料那里的阿富汗难民。当时由于苏联入侵，成千上万的难民逃过了边境。扎瓦希里立即答应了。一直以来他都暗自打算在那里为圣战建立一个安全的基地，因为从现实情况考虑这在埃及是不可能的。“尼罗河流淌在两片沙漠间的狭窄山谷之中，既没有农作物也没有水，”他在回忆录中说。“由于这种地形，在埃及根本不可能开展游击战；而且，这样的地形让山谷里的居民只能听命于政府当局，让他们做工人受剥削，还使得他们不得不应征入伍。”要建立一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军队，最终打回埃及掌握政权，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国内的地点也许会比较合适。
扎瓦希里和一位麻醉师和一位外科医生一起去了白沙瓦。“我们三个是率先到这里参加援助工作的阿拉伯人。”扎瓦希里称。他在巴基斯坦待了4个月，一直为国际红十字会在伊斯兰国家的分支机构红新月会工作。
白沙瓦这个名字源于一个梵语词，意为“花之都市”。在佛教时代，白沙瓦也许真的是名副其实；不过，如今这里的优雅早已荡然无存。这个城市坐落于开伯尔山口东端，自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时起就是侵略军汇集之地，入侵者也在此地多元的人口中留下了自己的基因印记。白沙瓦曾是大英帝国的重要前哨站，从这里再往前就是一直延伸到莫斯科的广袤荒原。1947年英国放弃了这个兵站，白沙瓦逐渐衰落为一个普普通通却难以管理的农业城镇。然而，战争却唤醒了这个古老的城市；扎瓦希里来到这儿的时候，城里充斥着走私贩、军火商和鸦片商。
这座城市还不得不应付大批拥入的阿富汗人，他们被赶出了家园，饥饿难耐。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人数已达140万——第二年这个数字几乎又翻了一番——他们大部分都是从白沙瓦入境的，想在附近的营地里找到栖身之所。许多难民都因苏联的地雷或对城镇的猛烈轰炸而受伤，急需医疗救护。但是，医院和诊所的条件却日益恶化，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扎瓦希里在家信中说，他经常不得不用蜂蜜来给伤口消毒 [26] 。
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谈到了孤独带来的苦恼，还请求母亲多写点信给他 [27] 。在这些短笺中，他偶尔会借诗歌来表达绝望的心情：
她用善良来面对我的恶行，
却不要求任何回报……
愿真主消除我的愚笨
让她快乐吧，别因为我的冒犯伤心……
哦，真主啊，愿你能同情这个陌生人
他多么渴望见到自己的母亲。
通过和当地部族首领的接触，扎瓦希里秘密越过边界去了几趟阿富汗 [28] 。他成了最早见证阿富汗自由战士勇气的局外人之一。这些战士自称“穆贾赫丁”（mujahideen），也就是圣战者。同年秋天扎瓦希里回到开罗，也带回了一大批关于反苏圣战“奇迹”的传说。这是一场即使在阿拉伯国家也鲜为人知的战争，尽管在那时它是20世纪80年代最为血腥的武装冲突。扎瓦希里开始在各个大学到处游走，为圣战招募人手 [29] 。他蓄起胡子，还刻意穿上巴基斯坦式服装——下身是宽松的长裤，上身披着长罩衫。
当时，阿拉伯志愿者的人数还很少。有一个圣战者领导人的代表团来到埃及，扎瓦希里带着舅舅马赫福兹到谢泼德酒店与他们见面。他们俩把阿卜杜拉·施莱费尔提出的一个想法转告给了阿富汗人。施莱费尔一直为西方新闻机构无法近距离采访这场战争感到苦恼。他让扎瓦希里帮他找三个聪明的阿富汗年轻人，他可以把他们训练成摄影师。这样，他们就能记录下自己的故事，施莱费尔则负责剪辑和旁白。不过他警告扎瓦希里：“他们要是拍不到枪战，我们可不会播。”
此后不久，施莱费尔就去找了一趟扎瓦希里，询问自己的提议结果如何。他发现他的朋友说话时一本正经，而且语焉不详，叫人觉得奇怪。扎瓦希里一开始就说，美国人是敌人，我们必须与之对抗。“我不明白，”施莱费尔回答。“你刚从阿富汗回来，在那儿你还和美国人合作呢。现在你怎么又说美国是敌人？”
“当然，我们接受美国人的帮助只是为了去打苏联人，”扎瓦希里回答。“但他们都一样邪恶。”
“你怎么能做这样的比较？”施莱费尔非常愤怒。“在美国，信仰伊斯兰教要比在埃及自由得多。还有，苏联封掉了5万座清真寺！”
“你是个美国人，所以你不明白，”扎瓦希里说。
施莱费尔气愤地告诉他，他们俩之所以还能进行这番讨论，完全是因为北约和美国的军队阻止了苏联，使得它无法荡平欧洲，继而把注意力转向中东。这次谈话最终不欢而散。他们经常相互争辩，但总是带着尊敬，也不失幽默。这一次，施莱费尔感觉扎瓦希里不是在和他一个人谈话——他是在向一大群人发表演讲。
施莱费尔为阿富汗培养新闻记者的提议，没有达成任何结果。
1981年3月，扎瓦希里在白沙瓦的红新月会又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次他缩短了行程，两个月之后就回到了开罗。后来他写道，他把阿富汗的圣战视为“非常重要的训练课程，它能让圣战者做好准备，以针对当今独霸世界的超级大国，也就是美国，发动一场期待已久的战争”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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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瓦希里回到迈阿迪继续行医，此时的伊斯兰世界仍因1979年的多次政治地震而动荡不已。这其中不仅包括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还有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回到伊朗，推翻孔雀宝座——这是伊斯兰激进分子首次成功接管一个重要国家的政权。流亡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萨·巴列维到美国治疗癌症时，受阿亚图拉煽动的学生团体袭击了德黑兰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萨达特认为霍梅尼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疯子……他将伊斯兰变作了笑柄” [31] 。他邀请患病的伊朗国王来埃及住下。国王于第二年病逝。
对各地穆斯林来说，霍梅尼重新架构了与西方的争论。他不愿将伊斯兰的未来让给世俗民主的政治模式，而是要施行骇人的倒退。他那令人入迷的布道，在语言上唤起了过去一千年间伊斯兰不屈不挠的力量，而这也是本·拉登革命性抨击言论的先声。西方引起霍梅尼怒火的具体目标是自由。他掌握政权不久后曾说：“是的，我们是反动派，而你们是文明的知识分子：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可别让我们回到1400年前。你们，你们想要自由，一切都要自由，党派也要自由，你们这些想要一切自由的人，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要的自由会腐化我们的年轻人，会为压迫者扫清道路，会将我们的国家拖向地狱。” [32] 早在20世纪40年代，霍梅尼就表明他已经做好准备，要借助神学的掩护和物质的支持，以恐怖手段来羞辱伊斯兰的假想敌。
其实，霍梅尼来自伊斯兰的什叶派分支，而不是逊尼派；后者控制着伊拉克和伊朗之外的伊斯兰世界，这让他成为一个身处逊尼派激进分子之中的复杂人物 [33] 。不过，扎瓦希里的圣战组织还是对伊朗的革命给予了支持 [34] 。
那时，伊斯兰激进组织已经是一种广泛而多样化的运动，其中既包括穆斯林兄弟会这类愿意在某个政治体制之下运作的组织，也包括像扎瓦希里这样希望摧毁政府、建立宗教独裁国家的人。伊斯兰激进分子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施行伊斯兰教的律法——沙里亚（Sharia）。他们认为，构成伊斯兰教法基础的500篇《古兰经》经文是真主恒久不变的诫命 [35] ，而且提供了一条回归先知与先知直接继承者完美时代的道路——不过实际上，法令在先知死后的几个世纪中已经有了演变。这些经文对人的行为作出了细致而广泛的规定，从别人打喷嚏时该作何反应，到何种情况下允许佩戴黄金首饰。经文还对某些罪行——如奸淫和酗酒——制定了具体的惩治办法，但对于其他罪行（包括杀人）却没有说该如何处罚。伊斯兰激进分子说，虽然社会已经历了15个世纪的变迁，但由于伊斯兰教法直接来自真主的思想，所以它是尽善尽美、无可改进的。他们想无视穆斯林学者长期以来形成的司法观念，建立起一个更忠实于伊斯兰教宗旨的法律体制；这个体制不受西方影响的沾染，也不会因接触现代事物而临时作出改动。另一方面，非穆斯林和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则争辩说，沙里亚信条反映的是这个文化中苛严的贝都因部族准则；这些准则是伊斯兰教诞生的起源，显然不适合用来治理一个现代社会。在萨达特的统治下，埃及政府当局不断允诺要遵从伊斯兰教法，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表明这个诺言是多么的不可信。
萨达特与以色列的和平协定，让观点各异的伊斯兰激进派别团结到了一起。一条新颁布的法律也让这些派别怒火中烧；此项法律是由总统夫人吉汗倡导的，赋予了妇女离婚的权利，但在《古兰经》里妇女并没有这种特权。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也是他最后的一次） [36] ，萨达特取笑虔诚妇女所戴的伊斯兰盖头是“帐篷”，并禁止大学中的女性戴这种盖头。激进分子对总统反唇相讥，把他描绘成一个“异教徒”。按照伊斯兰律法的规定，人们不得对统治者发起攻击，除非此人不信仰真主或是先知。宣称萨达特是异教徒，就等于公开号召人们来暗杀他。
为回应伊斯兰激进分子策划的一系列示威活动，萨达特解散了所有的学生宗教协会 [37] ，没收了协会的财产，还关闭了它们设立的夏令营。他一改往日对这些组织容忍乃至鼓励的态度，转而提出一个新口号：“宗教无政治，政治无宗教。” [38] 在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心目中，再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具挑衅意味了。
扎瓦希里不仅期望能除掉埃及的国家领导人，还想彻底推翻现有的秩序。他偷偷从埃及军队招募军官，等待圣战组织在人员和武器方面积蓄起力量、足以采取行动的时刻。他的首要军事策划阿布德·祖玛是军事情报机构的上校，也是1973年反以色列战争中的英雄（为了向他致敬，开罗的一条街道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祖玛的计划是杀死国内的重要领导人，占领军事和国家安全部总部、电话交换大楼，当然还有无线电和电视大楼，这样伊斯兰革命的消息才能传播出去，才能掀起——照他的期望——全国范围内反对世俗政权的起义 [39] 。后来扎瓦希里作证说，这是个“周密而高明的计划”。
扎瓦希里组织里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勇猛的坦克指挥官埃萨姆·卡马里。由于有勇有谋，卡马里少校不断得到擢升，把同僚远远甩在身后。按照扎瓦希里的描述，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贵人物。他心甘情愿地、沉着地忍受着诸多苦难和牺牲，而这些苦难和牺牲大都是由于他品格高贵而招致的” [40] 。扎瓦希里虽然是迈阿迪地区分支机构的高级成员，却经常听从卡马里的意见。卡马里有着与生俱来的指挥才能——这种本领扎瓦希里显然并不具备。实际上，卡马里发现扎瓦希里身上“少了点什么” [41] ，还曾经警告他：“不管你参加了哪个组织，都不要去当领导。”
卡马里开始从军事要塞中偷偷运出武器弹药，藏进扎瓦希里在迈阿迪的诊所。这家诊所就在扎瓦希里父母住的复式公寓的楼下。1981年2月，当组织成员从诊所把武器转移到一个仓库时，警察抓住了一个带着包的年轻人，包里装满了枪支和军事布告，还有标明开罗所有坦克部队部署位置的地图。卡马里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受到牵连，于是就消失了，但他手下有几名军官被捕。令人费解的是，扎瓦希里却安然无恙。
直到逮捕这些人之前，埃及政府都自认为伊斯兰地下组织已被消灭。同年9月，萨达特下令逮捕了1500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埃及的杰出人物——不仅有伊斯兰激进分子，还有一些没有宗教倾向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埃及基督教徒、学生领袖、记者、作家，还有穆斯林兄弟会团体的医生——这是社会各界不同政见者的大杂烩。这次的搜捕之网漏掉了扎瓦希里，但却抓住了圣战组织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不过，在圣战组织分散的机构之中，有一个军事基层组织已在匆忙中策划了一次碰运气的行动。23岁的哈立德·伊斯兰布利中尉提出，在下个月萨达特参加阅兵时将其刺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