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瓦希里作证说，直至1981年10月6日上午9点之前，他都不知道关于这个计划的任何消息，而那时离预定发动刺杀的时刻只有几个钟头。他所在分支机构中的一个成员（一位药剂师）带来了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深感震骇，”扎瓦希里对审讯者说。药剂师提出，他们必须得做点什么，来帮助这个仓促的计划取得成功。“但我对他说，‘我们能做什么？难道他们想要我们到大街上胡乱开枪，然后让警察把我们抓去？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扎瓦希里又给他的病人看病去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听说阅兵表演仍在进行，于是就以为行动已经失败，而所有相关的人都已被捕。后来他去了一个妹妹家里。妹妹告诉他阅兵表演中止了，总统安然无恙。真正的消息此时还没有传开。
当时，萨达特正在庆祝1973年十月战争8周年的纪念日。他身边围绕着达官显贵，其中有几名美国外交官，还有后来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布特罗斯·加利。萨达特向通过检阅台的部队致敬时，一辆军车突然改变方向朝检阅台驶来。伊斯兰布利中尉和另三名同谋跳出车子，往台上投掷手榴弹。伊斯兰布利把冲锋枪弹夹里的子弹全部射向萨达特。这位总统始终傲然挺立，直至身上布满弹孔。“我杀了法老！”伊斯兰布利高喊。
萨达特的死讯于当天晚些时候宣布，这并没有在阿拉伯世界中引起多少悲痛。由于萨达特与以色列讲和，阿拉伯人都把他视为叛徒。按照扎瓦希里的观点，这次刺杀就实现伊斯兰国家的目标而言上并未取得任何成就。不过，在事件过后的国内动荡之中，也许还有时间把这一伟大的计划付诸实施。埃萨姆·卡马里不再躲藏，他让扎瓦希里安排他和实施刺杀行动的组织接触 [42] 。当晚10点，距离萨达特被刺才8个小时，扎瓦希里就来到卡马里藏身的公寓，他们在公寓外的一辆小汽车里和阿布德·祖玛见了面。卡马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它有可能让他们消灭整个政府和许多外国领导人：在萨达特的葬礼上发动袭击。祖玛同意了，他要求卡马里提供十枚炸弹和两把枪。就在第二天，他们再次碰头。卡马里带来了武器和几盒弹药。与此同时，胡斯尼·穆巴拉克领导的新政府正在围捕数以千计的可能参与谋刺的人。阿布德·祖玛还没开始实施行动计划就被捕了。
扎瓦希里肯定知道自己的名字会被供出来，但是他还是迟迟未走。10月23日，他终于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准备再次前往巴基斯坦。他去向一些亲属告别。扎瓦希里的弟弟侯赛因开车送他去机场，在尼罗河滨海路被警察截了下来。“他们把艾曼带回迈阿迪的警察局，他身边围着一堆警卫，”他的表兄弟奥马尔·阿扎姆回忆说。“警察局长扇了艾曼一个耳光——艾曼一巴掌就扇了回去！”这件事让整个家族都大为惊讶，不仅是因为扎瓦希里不顾后果的鲁莽反应，更因为在家人们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动过粗。敢回敬警察局长耳光的扎瓦希里，立即在狱友中名声大噪。
安全部队对新到囚犯的欢迎，就是脱光他们的衣服，蒙眼上铐，然后用棍子抽打。受到羞辱和恐吓、无所适从的犯人，随即被投入狭小的石头牢房，仅有铁门上小小的方形窗洞透进一丝光亮。这个地牢是12世纪伟大的库尔德征服者萨拉丁驱使十字军俘虏修建的。地牢是萨拉丁城堡的一部分 [43] ；这座城堡建在一座可以俯瞰开罗的山上，700年来它都是埃及政府的所在地。
受审狱友们发出的惨叫，让很多人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虽说他们自己并没有受刑。由于扎瓦希里在组织中的地位，他频频遭到拷打；埃及负责审讯的情报75处所发明的诸般巧妙而残忍的刑罚，也常被用在他身上。
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的“9·11”悲剧诞生在埃及的监狱之中。开罗的人权主义者认为酷刑催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首先是在赛义德·库特卜身上，然后就是他的门徒，包括艾曼·扎瓦希里。囚犯们的怒火针对的主要是世俗的埃及政府，但一股强烈的愤怒之情也指向了西方世界。在他们看来，西方世界是埃及暴虐政权背后的驱动力。他们认为伊斯兰社会的腐化与受辱是由西方造成的。实际上，羞辱这一主题（也就是酷刑的本质）对于理解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愤怒至关重要。埃及的监狱变成了一座制造激进分子的工厂，这些人寻求报复——他们把这叫做正义——的愿望压倒了一切。
蒙塔赛尔·扎耶特是和扎瓦希里关在一起的一名伊斯兰律师，后来他为扎瓦希里辩护，还给他写了一部传记 [44] 。扎耶特认为，扎瓦希里在监狱里的创伤经历让他由一个相对温和的圣战支持者，变成了一个暴力而无情的极端分子。扎耶特和其他证人还提到了他与埃萨姆·卡马里之间关系所受的影响。卡马里一直是扎瓦希里的密友，也是他非常崇敬的人物。扎瓦希里刚一被捕，内务部的官员就开始对他严刑拷打，逼他供出仍旧在逃的卡马里少校。当时，卡马里是埃及的头号通缉犯。卡马里在一场动用了手榴弹和自动武器的交火中安然脱身，警察却死伤甚多。在不顾一切搜捕卡马里的过程中，安全部队把显赫的扎瓦希里家族人员赶出门外，掀开屋里的地板，还把墙纸撕得精光，以搜寻证据。他们还守在扎瓦希里家中的电话机旁，指望着什么时候逃犯终究会打电话过来。两周之后，电话终于来了 [45] 。打电话的人自称“埃萨姆医生”，说要跟扎瓦希里见面。卡马里打电话的时候并不知道扎瓦希里已经被捕，因为当局对此一直秘而不宣。一名假扮家里人的警官对“埃萨姆医生”说他不在。打电话的人建议说，“请他和我一起去做昏礼吧，” [46] （即日落时分的祷告）地点在两人都知道的一家清真寺。
“卡马里和扎瓦希里订约时正在去迈阿迪的路上，但他注意到了安全部队的人，于是又逃走了，”时任内务部反恐组领导的福阿德·阿拉姆说。他是一位颇具长者风范的人物，嗓音非常低沉。阿拉姆在1965年审讯过赛义德·库特卜，从那以后还审过几乎所有主要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我叫艾曼·扎瓦希里到我的办公室，准备和他说我们的计划。”阿拉姆感觉扎瓦希里“害羞而冷淡。他说话时不看你，这在阿拉伯国家是礼貌的表示。”据扎瓦希里的舅舅马赫福兹说，扎瓦希里此时已经遭到了残酷的折磨。他到阿拉姆办公室时实际上只穿了一只鞋，因为另一只脚上有伤。阿拉姆让人把扎瓦希里家的电话线转接到他的办公室，并把扎瓦希里一直扣在那里，直到卡马里再次来电。这一次扎瓦希里接了电话，约好和卡马里在埃姆巴巴的扎瓦亚清真寺见面。按照计划，扎瓦希里去了清真寺，并指认出了自己的朋友 [47] 。
扎瓦希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没有直接承认此事，只是写到在监狱中受到的“羞辱”时隐晦地提了一下。“被捕后最令人痛苦的事，莫过于圣战者迫于酷刑不得不向敌人供出他的伙伴，亲手破坏自己的运动，把自己和同伴的秘密交给敌人。” [48]
扎瓦希里指证了卡马里和其他13人之后，用心险恶的政府当局故意将卡马里和扎瓦希里关在了同一间牢房里。卡马里被处以10年徒刑。“和往常一样，他以非同一般的镇静和沉着接受了这个消息，”扎瓦希里写道。“他甚至试图安慰我，还说：‘我很同情你今后要背的包袱。’”1988年，卡马里在越狱时被警察开枪打死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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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2名被告之中，扎瓦希里的编号是113。他们被控协助刺杀总统或策划刺杀，还有其他各种罪名（扎瓦希里的罪名是倒卖军火）。伊斯兰布利中尉和其他23人被指控实际参与刺杀行动，并单独受审。伊斯兰布利和其他4个同谋被处以绞刑。埃及几乎所有的著名伊斯兰激进分子都与这次刺杀行动有涉 [50] 。经常举办展览和会议的开罗埃及展览中心里搭建了一个巨大的临时法庭，其他的被告（其中有些还是少年）全给塞在法庭一侧动物园一般的大笼里面。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圣战组织、伊斯兰组织、穆斯林兄弟会——这些组织构成了伊斯兰运动四分五裂的核心。各国际新闻机构报道了这次审判。扎瓦希里在这些被告中英文最好，所以被指定为他们的发言人。
1982年12月4日开庭首日的录像显示，电视摄像机的灯光照射在这300余名被告的身上，他们有喊口号的，有做祷告的，还有人在拼命朝家里人喊。最后，摄像镜头停在了扎瓦希里的身上，他超然于这些纷杂之外，神情严肃而专注。31岁的他身穿白色长袍，肩披一条灰色围巾。
看到示意，其他囚犯都安静下来，扎瓦希里大声说：“现在我们要和整个世界说话！我们是谁？他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想说些什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是穆斯林！我们这些穆斯林坚信自己的宗教，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实践上。所以，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一个伊斯兰的社会！”
其他被告用阿拉伯语喊道：“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接下来，扎瓦希里用激昂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说道：“我们不懊悔；对于我们为自己的宗教所做的一切，我们不懊悔；我们牺牲过，而且也准备要付出更多的牺牲！”
其他人高呼：“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扎瓦希里又说：“我们在这里——这里是真正的伊斯兰前线，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真正伊斯兰抵抗力量！”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现在，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他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他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他们想彻底破坏杰出的伊斯兰运动……其二，他们想实现一个阴谋——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渗透扫清障碍。”
其他人喊道：“我们不会让穆斯林为了美国人和犹太人流血！”
囚犯们拽下鞋子，掀起长袍，展示他们身上酷刑留下的伤疤 [51] 。扎瓦希里谈到“埃及肮脏监狱之中的虐待……我们在那里遭到了最为残酷的非人待遇。他们踹我们，打我们，用电线抽我们，还给我们上电刑！他们还放野狗咬人！他们还放野狗咬人！他们把我们吊到门檐上，”——他弯下身子演示当时的情状——“我们被反绑着双手吊起来！他们抓走了我们的妻子、母亲、父亲、姐妹和儿子！”
被告们高喊：“穆斯林的军队必将回归，我们一定会打败犹太人！”
摄像机拍到了一个眼睛特别大的被告，他穿着绿色的束带长袍，把胳膊伸出囚笼栏杆大声叫喊，接着就晕倒在身旁囚犯的怀中。扎瓦希里高声报出几个囚犯的名字，他说这几个人都死于酷刑。“民主在哪里？”他大声喊道。“自由在哪里？人权在哪里？正义在哪里？正义在哪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扎瓦希里对酷刑的指控，后来在国外的医疗报告中得到了证实。报告指出，他身体各部位的6处伤是受到“坚固物体”击打所致。后来扎瓦希里在一件控告情报75处（负责监狱审讯的部门）的案子中作证。一名情报军官的证词证实了扎瓦希里的话。这名军官供认，他曾目睹扎瓦希里在监狱里的情形，“他的头发给剃光了，他的尊严在经受种种折磨时被彻底摧毁”。情报军官后来还说，有一次他在审讯室的时候，另一个囚犯也被带了进来，手脚都上了镣铐。审讯人员想让扎瓦希里招认自己参与了萨达特刺杀案。那个囚犯说，“他明知这种罪是死刑，你们还指望他招认吗？”扎瓦希里则回答：“死刑比折磨要仁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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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三年。有时被告们每天都得去临时法庭，但随后可能要过一个多月再去。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许多人被关到一起之前还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他们自然而然地搞起了密谋。有的囚犯急切地说要重建组织，也有人在深入地探讨令人丧气的现实：这么多人被捕，运动这么快就被泄漏。扎瓦希里向一个狱友承认：“我们被击败了，因此变得很迷茫。” [52]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思索地下行动为何会失败，而怎样做才可能成功。“艾曼对我说，他并不希望萨达特被刺事件发生，”他的狱友和传记作者蒙塔赛尔·扎耶特回忆说。“他认为他们应该等待机会，通过军事政变来连根拔除埃及政权。他没有那么嗜血成性。”
扎瓦希里受过的教育、家庭背景和相对富足的家境，让他成为令人瞩目的人物。每隔一天，家里都会派一个司机给他送吃的来 [53] ，扎瓦希里则会把食物分给其他囚犯。他还在监狱的医院里帮过忙。
在这个时期，扎瓦希里遇到了埃及最著名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他也在萨达特遇刺案中以密谋者的罪名受到指控。拉赫曼谢赫是个奇怪而又令人难忘的人物，年幼时因患糖尿病双目失明，不过生就一副动人心魄的洪亮嗓音。由于对纳赛尔提出了有力的批判，拉赫曼谢赫在未受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纳赛尔投入监狱关了8个月，因此他在伊斯兰圈子里颇有名气。纳赛尔死后，这位盲人谢赫的影响也扩大了，尤其是在上埃及——他在当地的爱资哈尔大学艾斯尤特分校讲授神学。他在学生中发展了一批追随者，并成为伊斯兰组织的领导人。为了给激进运动筹集资金，一些年轻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开始敲诈科普特基督徒 [54] 。这一派的基督徒在埃及总人口中占大约10%，但大都是店主和小企业主。年轻的激进分子曾多次闯入科普特教徒的结婚典礼，抢劫在场的来宾。按圣战神学理论的规定，某些行动必须要经过圣令（即宗教裁决）的神圣化，否则就会被视为犯罪。奥马尔谢赫非常热心地签署了圣令，赞成对基督教徒大开杀戒、对科普特教徒开的珠宝店实施抢劫。圣令的根据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目前正处于交战状态。
自从萨达特最终试图对伊斯兰激进分子加以约束以来，这位盲人谢赫在沙特阿拉伯等其他阿拉伯国家逗留了三年时间，并在那里为他的事业找到了富有的资助者。1980年回到埃及时，他已不仅仅是伊斯兰组织的精神顾问，而是成为了“埃米尔”。在奥马尔谢赫最早发出的圣令中，有一篇宣称一位异教徒的领袖理应被有信仰者杀死。当他因共谋刺杀萨达特接受审判时，他的律师成功地使法庭相信，鉴于他的代理人并未直接提到萨达特总统的名字，所以他和刺杀事件的关系至多也不过是附带提及而已。入狱6个月之后，奥马尔谢赫被释放了。
虽然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这两个最主要激进组织的成员有着共同的目标——把当局政府搞垮，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策略却截然不同。盲人谢赫宣称全人类都应该信奉伊斯兰教，而且只要能把这个讯息传播开来他就知足了。扎瓦希里极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不相信群众；除了自己对伊斯兰教的那种刻板理解，其他任何形式的信仰他都不屑一顾。因此他宁愿在暗中进行单方面的行动，直至他的组织能够夺取权力，施行其极权主义的宗教观点。
在奥马尔谢赫的领导下，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曾经合作过，但是圣战组织一方（包括卡马里和扎瓦希里在内）却试图让自己的人来主持大局。在开罗的监狱中，两个组织的人就实现真正伊斯兰革命的最佳途径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还在谁是革命最佳领导者的问题上争吵不休。扎瓦希里指出，伊斯兰教法规定埃米尔不得是盲人 [55] 。奥马尔谢赫反驳说，伊斯兰教法也规定埃米尔不得是囚犯。两人之间的敌对变得非常激烈。扎耶特试图让扎瓦希里在抨击奥马尔时略加收敛，但是扎瓦希里拒不让步。结果，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又分裂了。由于这两个人互不妥协的性格，这两个组织还将继续保持两极分化的状态。
扎瓦希里被裁定犯有贩卖武器罪，处以三年徒刑。审判结束的时候，他的刑期差不多也已经服完。也许因为扎瓦希里在指证其他囚犯时的合作态度，政府撤销了对他的其他几项指控。
1984年扎瓦希里获释出狱，此时的他变成了一个冷酷的激进主义者，他的信仰也已经被锤炼为不可动摇的决心。扎瓦希里出狱不久，开罗美国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和他谈过话。易卜拉辛感到他身上有着明显的不信任感和强烈的报复欲，这都是在监狱中受到虐待的人所表现出的特性。酷刑折磨对这些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人或许还产生了其他始料不及的影响。很多人都说自己在受到拷打之后曾出现幻觉 [56] ，看到圣人把他们迎入天国，而正义的伊斯兰国家也因他们的殉难而成为现实。
易卜拉辛在20世纪70年代就完成了一份关于埃及政治犯的研究。根据他的研究，大多数新加入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都是出身乡村、到城市求学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是政府中层官员的孩子。他们很有抱负，往往被科学与工程领域所吸引，而这两个领域只接收最具资格的学生。与社会学家的看法不同，他们并非异化的、居于边缘地位的年轻人。相反，易卜拉辛写道，他们是“模范的埃及年轻人。如果要说他们不够典型，那也是因为他们远远超越了同代人的普通水准” [57] 。易卜拉辛认为，伊斯兰激进组织之所以能成功招募这些青年，是因为他们很看重兄弟情谊、分享与精神上的支持；作为由农村来到城市的移民，这些因素让他们得以“软着陆”。
扎瓦希里在监狱里就读过这份研究报告，并激烈反对其中的观点。他说，被招募者响应的是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理想，而不是其组织所能满足的社会需求。“你那世俗的分析把我们的运动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 [58] 他对易卜拉辛说。“愿真主怜悯你。”
易卜拉辛用阿拉伯的一句古语来回应扎瓦希里的质疑：“任何付出努力的人，都有一份回报。如果他成功了，得到的回报就是双份。但要是他没有成功，也还有一份回报——他努力过。”
扎瓦希里笑笑说：“你得到了一份回报。”
扎瓦希里重操旧业，又做了外科医生；不过，由于他曾在控诉刑讯折磨一案中指证情报75处，他担心这会招致政治后果 [59] 。他想申请英国的一项外科研究员基金 [60] 。虽然埃及政府禁止他在三年内离开埃及，他还是计划到沙特阿拉伯吉达市的伊本·纳菲西医院工作。扎瓦希里弄到了去突尼斯的旅游签证（可能用的是假护照） [61] 。显然他并没有打算再回来。出狱之后他就刮掉了胡子，这表明他要重新开始地下工作。
扎瓦希里正要离开的时候，在开罗机场碰见了朋友阿卜杜拉·施莱费尔。“你要去哪儿？”施莱费尔问道。
“沙特，”扎瓦希里直言相告。他看上去轻松快乐。
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听着，艾曼，离政治要远一点。”施莱费尔告诫道。
“我会的！”扎瓦希里回答。“我会的！”
* * *
[1] 有关迈阿迪历史与社会状况的信息，主要来自对萨米尔·W·拉发特的采访，以及他所著《1904—1962年的迈阿迪：一个开罗郊区小镇的社会与历史》。
[2] “帕夏”（pasha）是旧时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物官员的称号，现在多用作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名人的尊称。——译者
[3] 有关扎瓦希里家族的信息主要来自对马赫福兹·阿扎姆和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以及与他们的个人通信。
[4] 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由爱资哈尔清真寺演变而来，地处埃及首都开罗，是伊斯兰世界最进步、最负盛名的大学。——译者
[5] “伊玛目”（Imam）在阿拉伯语中的原意为站在前列的人，即引路人和领袖。宗教上一般用来指清真寺领拜人和伊斯兰教的大学者。——译者
[6] 尤南·里兹克，“爱资哈尔的1934年”，《金字塔周刊》，2004年5月13—19日。
[7] 对哈立德·阿布·法德勒的采访。
[8] 拉发特，《1904—1962年的迈阿迪：一个开罗郊区小镇的社会与历史》，第185页。
[9] 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
[10] 对扎基·穆罕默德·扎基的采访。
[11] 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
[12] 对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
[13]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三）。
[14] 对扎基·穆罕默德的采访。
[15]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六）。
[16] 对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的采访。
[17] 查纳·罗斯托姆，“扎瓦希里的妹妹首次谈论兄长”，《最后一点钟》周刊，2001年10月24日。
[18] 对马赫福兹·阿扎姆和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
[19] 对希沙姆·卡西姆的采访。
[20] 库利，《并不神圣的战争》，第40页。
[21] 对阿卜杜勒·哈利姆·曼杜尔的采访。
[22] 对卡迈勒·哈比卜的采访。
[23] 对埃萨姆·努维埃尔的采访。
[24] 对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
[25]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二）。
[26] 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
[27] 对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罗伯特·马昆德，“恐怖的信条”，《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1年10月18日。
[28] 对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
[29] 对马哈茂恩·凡迪的采访。
[30]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二）。
[31] 易卜拉辛，《埃及伊斯兰教与民主：评论文集》，第30页注。
[32] 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在Feyziyeh神学院的讲话”，1979年8月24日；转载于鲁宾和鲁宾，《反美恐怖主义与中东地区：文献读本》，第34页。
[33]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先知死后，信徒们由于在继承次序问题上的争执发生了分裂。自称“逊尼派”的信徒支持选出新的哈里发；另一些信徒则成为“什叶派”，认为哈里发应该由先知的后人接任，第一位继承人应是先知的表亲和女婿阿里。此后，这两个分支在宗教和文化方面产生了众多分歧。
[34] 阿卜杜勒·纳赛尔，《埃及的伊斯兰运动：对1967—1981年国际关系的认识》，第73页。
[35] 罗伊·莫塔希德，个人通信。
[36] 格内纳，“‘圣战’：埃及的‘伊斯兰出路’”，第80—81页。
[37] 凯普尔，《圣战：政治伊斯兰之路》，第85页。
[38] 阿卜杜，《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埃及与伊斯兰的胜利》，第54页。
[39] 1981年对艾曼·扎瓦希里的审讯。
[40]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五）。
[41] 对亚西尔·瑟勒的采访。
[42] 1981年对艾曼·扎瓦希里的审讯。
[43] 对蒙塔赛尔·扎耶特的采访。
[44] 他写的传记题为《我所认识的艾曼·扎瓦希里》，书中对传主诟病甚多。迫于扎瓦希里支持者的压力，扎耶特在开罗的出版商撤回了这本书。
[45] 对福阿德·阿拉姆的采访。
[46] 对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
[47] 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
[48]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十一）。
[49] 对卡迈勒·哈比卜的采访。
[50] 扎瓦希里的弟弟穆罕穆德受到缺席审判，但后来指控被撤销。他最小的弟弟侯赛因在指控撤销前，在监狱里呆了13个月。
[51] 据称福阿德·阿拉姆亲自监督了刑讯。他声称从未发生过刑讯折磨事件，所有这类说法都是编造。他的话也许有一定的真实性。囚犯们讲述的许多故事都过于恐怖怪诞，让人感觉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这些人肯定也是刻意被推到记者面前的，以达到破坏政府名誉、提高伊斯兰激进分子地位的目的。阿拉姆给了我一段摄于1982年的录像。录像上，年轻的蒙塔赛尔·扎耶特（他对我说自己曾屡次遭到毒打和电击）在托拉监狱愉快地欢迎新入狱的犯人，还告诉他们自己受到的待遇有多好。“他们甚至给了我这本《古兰经》，”他举着手里的一本袖珍书说。现在，扎耶特则坚称自己是在严刑拷打之下被迫说那番话的。不过，贾迈勒·哈比卜（他两手都有香烟烫出的疤痕）却说扎耶特从来没有遭到过拷打。“他只不过对媒体这么说罢了，”他告诉我。
问题在于，扎瓦希里究竟遭到了何种待遇。“你在组织里的级别越高，受到的拷打也就越多，”哈比卜说。“艾曼认识几个军官，而且还持有武器。他遭到了严刑拷打。”曾经入狱的几个人告诉我，最常见的一种刑罚是把人双手反绑，然后吊到门框上——整个人的重量都集中在反绑的双手上，有时一吊就是几个小时。多年之后，哈比卜两臂的麻木感才完全消失。扎瓦希里本人从来没有谈过自己的经历，但他曾写道：“刑讯折磨是一具残酷的踏车，它压断人们的骨头，剥掉他们的皮肤，撼动他们的精神，毁灭他们的灵魂。它的手段是慢慢地折磨。它拘捕女人，实施性侵犯，用女里女气的名字称呼男人，让犯人挨饿，给他们变质的食物，断他们的水，不让外人探访，以羞辱被拘捕者”（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四]）。可以想见，对于扎瓦希里医生这样傲气的一个人来说，狱中的屈辱肯定是更加不堪。
扎瓦希里称监狱里把“野狗”当作一种刑罚，曾经入狱的人也经常提到此事。据说赛义德·库特卜第二次被捕时也曾遭狗撕咬。狗在伊斯兰文化中被视为低贱的流浪动物，因此这种刑罚对人的侮辱尤其严重。
[52] 对奥萨玛·鲁什迪的采访。
[53] 对奥萨玛·鲁什迪的采访。
[54] 科普特教会是基督教东派教会之一，属一性论派。科普特一词是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占领埃及时对埃及居民的称呼，后专指信奉科普特礼仪的基督教信仰者。在埃及，科普特教会至今仍是基督教各派中最大的教会，宗主教座堂设在亚历山大里亚。——译者
[55] 对蒙塔赛尔·扎耶特的采访。
[56] 易卜拉辛，《埃及伊斯兰教与民主：评论文集》，第20页。
[57] 易卜拉辛，《埃及伊斯兰教与民主：评论文集》，第19页。
[58] 对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的采访。
[59] 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
[60] 赫巴·扎瓦希里，个人通信。
[61] 对奥萨玛·鲁什迪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