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萨尔国王把王子们送到美国接受教育。最小的王子图尔基1959年被送到了新泽西州的劳伦斯维尔学校，那时他才14岁。劳伦斯维尔是一所上层阶级的预科学校，不过对图尔基来说，来这儿上学就已经体验到了美国的平等主义。上学第一天，有个学生就在王子的屁股上一拍，算是自我介绍，然后问他叫什么。图尔基回答之后，那学生问道：“跟感恩节的火鸡 [1] 一样？” [2] 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身份，也没人在乎。这种新奇的体验，让他能化身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同学们叫他特克，或是费萨尔斯蒂克斯 [3] 。 [4]
他长相俊美，英气逼人：高高的前额，鬈曲的黑发，下巴上有一个深深的凹陷。他五官刚硬的线条和父亲一样，但眼神里却没有老头子眼中闪动的那份凌厉；他的样子显得比较内向，还有点迷迷糊糊。虽说做了学校法语俱乐部的主席，他却并不是个好学的人，而是更喜欢运动。他在校足球队踢球，还代表新泽西击剑队参加了1962年的青少年奥运会。他非常聪明，但总不能专心学业。高中毕业时他上了几英里之外的普林斯顿大学，但一个学期之后就因成绩不合格被退学。他又转到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大学学习。1964年，一个同学走过来问他：“听到消息了吗？你父亲当国王了。” [5]
身处美国安定的环境之中，图尔基始终关注着祖国发生的动荡，包括穆罕默德·本·拉登的经济救援——这一及时的举动让费萨尔得以重组政局，稳定王国的统治，否则当时恰逢阿拉伯社会主义兴起之际，王室都有可能被推翻。王室与本·拉登家族之间建立的纽带，在费萨尔国王孩子们的这一辈尤为紧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父王继位时本·拉登对他的帮助。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获胜后，整个阿拉伯世界都陷入了沮丧之中。情绪极度低落的图尔基开始逃课，后来又不得不在暑假里上补习班，把落下的课程补回来。他的一个同学——是个性情随和的阿肯色州小伙子，名叫比尔·克林顿 [6] ——花了4个小时给他补课，准备即将到来的伦理学考试。那天是8月19日，恰逢比尔·克林顿21岁生日。图尔基那门课得了个B；不过没过多久，他还没有拿到本科学位就从乔治敦退学了。他继续在普林斯顿和坎布里奇大学听课，但始终没有足够的学习动力去读到毕业。
1973年他终于回到沙特王国。他去见父亲，问他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国王以为图尔基是想找份工作。于是他高高挑起右侧的眉毛，说道：“听着，你那些哥哥的工作都不是我给的。自己的工作自己去找。” [7] 当然，国王这位最小的王子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他的地位早已有了保障：王室拥有巨大的财富，而父亲又把王国的事务牢牢攥在手中。图尔基的舅舅卡迈勒·阿扎姆谢赫让他在外事联络局担任工作。“我对情报工作不感兴趣，”图尔基说。“我当时甚至没意识到这是一份情报领域的工作。我还以为是和外交有关的事情。”他说话时轻声细语，知识分子气很浓，似乎更适合那种宴会席间觥筹交错、网球场下亲切协商的工作，而不是去搞需要阴险手段的情报。他娶了来自王室一个旁支的努弗·宾特·法赫德·沙特公主，安心过起日子来——在整个地球上，他这样的日子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但历史的板块正在发生变动，他所享受的安逸生活则在朝一场大灾难漂移而去。
图尔基王子回到故乡之际，沙特正处在至关重要的时刻。自第一次石油大发展以来，国内发生的剧变让许多沙特人猝不及防。他们记忆中的国家在所有方面都相当原始。在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沙特人的生活和2000年之前的祖先没什么两样。很少有人会把自己视为沙特人，因为国籍的概念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而政府在他们的生活中基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们是没有边界限制的部族居民。贫困是无可抗拒的现实，而人们的期望又非常有限，因此就产生了一个没有等级可言、像沙地一般平坦的社会。《古兰经》的训谕和部族的行为准则，指引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许多人（可能是绝大多数）从来没看到过汽车，也没见过外国人。他们除例行背诵《古兰经》之外几乎就没有接受过其他教育，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对于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来说，生活的本质就在于没有变化。永恒与现世完全是一回事。
突然间，这片沙漠就充满了变化：公路、城市、学校、外籍劳工、美钞，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凌驾一切的新认识：人们意识到了周围的世界，也意识到了自己在其中的地位。他们的国家和生活都变得很陌生。他们被抛进了充斥着各种观念和价值的国际市场；许多向自身传统之中求索的沙特人，在对伊斯兰教始终不变的信仰中找到了答案。面对怒涛一般席卷而来的现代洪流，瓦哈比派的教义在沙特竖起了一座防御的堤坝。不仅是极端分子，沙特有许多人都认为发展的潮流正在侵蚀阿拉伯民族的根本品质——这是它最为神圣的东西。
令人难以想象的财富从天而降，掉在这些清苦沙漠游民的头上——他们深信这是真主对虔诚子民的奖赏。但矛盾的是，这种奖赏却正在危害他们民族独特性的方方面面。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石油大发展以来的20年间，沙特的人均收入几乎赶上了美国 [8] ；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沙特王国肯定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强国。令人不胜向往的前景掩盖了一个事实：由于阶级分化，这个仍然自视为部族大群体的社会其实已四分五裂。奢侈的沙特人，在全世界成了贪婪、饕餮、腐败和虚伪的典型象征；还有一个说法可能更伤沙特人的自尊——他们成了世人嘲笑的对象。他们在赌台、美酒和妓女身上挥霍无度，贪心的沙特女人身披银貂皮、拎着香榭丽舍大街的购物袋，随随便便买下的珠宝足以倾覆国民经济，这般景象让整个世界在发噱之余也感到震惊：看来，沙特人今后可能会拥有世上的一切。1973年的石油禁运愈发加深了世人的这种忧虑。禁运使油价飙升，也为沙特政府造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钱多得真不知该怎么花。无论在公众还是私人场合，沙特人都大笔大笔地挥霍着财富，这更加表明沙特阿拉伯已经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钱袋——至少是对王室而言。
王室不仅统治着国家，而且这国家基本上都归他们所有。一切无主的土地都属于国王；只有他一人才能决定把这地给谁。随着国家的扩展，国王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侄子侄女、表亲堂亲都拿到了最肥沃的地皮。犹未餍足的王子们还以“代理人”、“咨询”的名头强行插足商业交易之中，搜刮了几十亿美元的回扣和贿赂。且不算这笔来自商业的“过路费”，沙特家族（王室）本来就已经侵占了全国石油利润的30％到40％ [9] ，其名义是供给王室成员的津贴。整个民族独特性趋于腐化的所有迹象，都在沙特家族的身上得到了体现；因此，他们的子民想发动革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尽管如此，在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公共机构的社会中，沙特王室还是一支颇为进步的力量。1960年，费萨尔王储不顾瓦哈比教派的坚决反对，开始在女性中推行教育；两年之后，他正式废除了奴隶制。在沙特与也门的边境战争中，他说服约翰·F·肯尼迪总统派来美国的部队，保护沙特王国。他把电视引进了沙特，不过他的一个侄子却在1965年领导反对电视台开张的抗议活动时丧生。与前一位国王相比，费萨尔行动时有了更大的自由；这是因为他自己的虔诚无可置疑，而且还对极端分子保持着警惕——他们始终在监视沙特主流社会的思想与行动。对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费萨尔统治时期最为阴险的一项功绩就是吸收了“乌莱玛”（宗教学者） [10] ——他把乌莱玛变成了国家的雇员。政府大力推行较为温和的宗教观点，试图以此平息在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动荡中孳生的激进情绪。费萨尔是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因此他能以惊人的速度在社会中推行这些变革。
国王的儿子们帮助他巩固了权力。图尔基当上王国间谍组织的首脑，他哥哥沙特王子则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依靠这两位接受过美国教育的王子，沙特阿拉伯逐渐巩固了自己在世界共同体中的地位。王国的巨大财富，能够缓解飞速变化带来的不知所从，缓和人们对王室腐败的憎恨；而新兴的精英阶层老于世故，对技术也很熟悉，他们能让这个疑心深重、笃信宗教的社会打开紧闭的窗户。然而，费萨尔国王在1975年遭侄子刺杀（他是抗议电视台开张的那个人的兄弟），这充满希望的未来也随他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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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20日清晨，图尔基接到父亲的继任者哈立德国王的召见。图尔基当时在突尼斯，正和法赫德王储一起参加阿拉伯国家峰会。那一年图尔基34岁，他即将面临沙特阿拉伯短暂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危机。
那天早晨的破晓时分，麦加大清真寺年迈的伊玛目穆罕默德·苏巴伊尔谢赫，准备带领朝觐最后一天汇集在这里的5万名穆斯林 [11] 做祷告。正当他朝麦克风走去的时候，有人猛然把他推开，接着清真寺的圣殿里就响起了一阵枪声。四散混在朝觐者中间的一群叛乱分子突然从长袍下掏出步枪。他们用铁链锁上大门，把朝觐者关在清真寺内，还杀死了几名警卫。“穆斯林，注意！” [12] 一个长相粗豪、胡子乱蓬蓬的男人喊道：“真主至大！马赫迪出现了！”
“马赫迪！马赫迪！”持枪的男人们喊高喊。
那天是伊历1400年的元旦——这血腥的宣言迎来了一个动荡的新世纪。按照某些口耳相传、颇有争议的伊斯兰传说，马赫迪（“指引者”）将在世界末日来临前不久出现。马赫迪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尤其在瓦哈比派的伊斯兰教之中，因为《古兰经》里并没有提到这位救世主。根据传说的描述，马赫迪是先知的后裔，而且继承了他的姓名（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他会在朝觐期间出现。最后，尔撒将重返人世，要求人们坚持奉行伊斯兰教。尔撒和马赫迪将共同与伊斯兰的敌人战斗，并恢复世间的公正与和平。
自称马赫迪的人名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卡坦尼，但暴动真正的领导者却是朱海曼·奥泰比。奥泰比是宗教激进主义的传道师，在国民警卫队当过下士。他们两人曾因煽动叛逆罪被关押在一起。据奥泰比说，就在那段时间，真主托梦喻示他卡坦尼就是马赫迪。
由于奥泰比的这个梦，卡坦尼相信自己必定就是被真主选中的人。两个人出狱后，卡坦尼娶了奥泰比的妹妹。他们关于救世主的言论很快就引来了追随者，尤其是来自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当时是穆斯林兄弟会激进运动的一个中心）的年轻神学学生。靠着富有支持者的大力捐助，奥泰比的门徒配备了精良的武器，而且训练有素。这批人之中有一些（包括奥泰比本人在内）是负责保卫王室的沙特国民警卫队成员。他们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并推行神权统治，为很快就要降临的大灾难做好准备。
贾迈勒·哈利法当时还住在本·拉登家的房子里，他曾在几个不同的清真寺碰见奥泰比与他的追随者讲道。他们在引用《古兰经》时常会搞出严重的错误。本·拉登当时肯定也见过这些人。人们听到他们公开声言反对政府，都十分震惊。他们甚至还把里亚尔钞票撕成两半，因为那上面印着国王的像。
在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这样的行为是闻所未闻的；然而，政府方面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不愿与极端分子直接对抗。有一度“乌莱玛”的成员曾盘问过奥泰比和卡坦尼，看他们是否在传播异端邪说，但并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他们被视为伊赫万狂热分子（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的冲锋队）在乡村的重现；实际上，奥泰比还真是一名伊赫万成员的孙子。没有人认为他们对既定的社会秩序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就在叛乱分子切断大清真寺的电话线之前，本·拉登集团还在寺内做整修的一位雇员 [13] 给公司总部打了电话，报告了发生的事件；公司的一位代表又把情况通报给哈立德国王。
当晚9点，图尔基从突尼斯飞回吉达，然后开着自己的车来到麦加。整个麦加城都被疏散了，空无一人的街道显得很诡异。平时把清真寺照得通明的巨大射灯已经关闭，寺内的全部电源也已切断，整座建筑如山峰一般耸立在暗影之中。图尔基去了一家酒店，时任国防部长的叔叔苏丹王子正在那里等他。图尔基拉开门刚要进去，只听一声枪响，宣礼楼上叛乱分子的狙击手把酒店的玻璃门打得粉碎。
那天晚些时候，图尔基又来到清真寺100米开外的指挥部；接下来的两周他都将在那里度过。大多数人质已被释放，但还有数量不明的人质被关在圣寺里面。谁也不知道叛乱者有多少人、持有多少武器、做了怎样的准备。内务部一支约有100人的安全部队发动了首次攻击，试图夺回清真寺。他们很快就倒在了枪口下。
剩下的安全部队很快得到了来自沙特陆军和国民警卫队的支援。然而，现场的王子们如果要下令对清真寺发动军事袭击，必须事先征得沙特宗教权威的同意；当时，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得到这一恩准。根据《古兰经》的规定，大清真寺内禁止使用任何暴力——即便是拔棵树也不行——因此对政府和乌莱玛而言，要在圣地之内发动枪战都是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国王下令在圣地内开枪，可能会遭到自己人的违抗。另一方面，如果乌莱玛拒不签署授权政府夺回清真寺的圣令，人们就会以为他们和叛乱分子站在一边。王室和神权之间由来已久的契约将就此破裂，结果如何谁都无法想象。
乌莱玛的领袖是年届70的盲人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他是一位著名的宗教学者，但对科学持怀疑态度，而且很敌视现代事物。他声称太阳绕着地球旋转 [14] ，而载人登月一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当时，本·巴兹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且颇受牵累的境地：奥泰比是他在麦地那教过的学生 [15] 。乌莱玛与哈立德国王在那一晚的会晤中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人们无从知晓；不过，政府随后拿出了批准使用致命武力的圣令。有了乌莱玛的许可，苏丹王子下令实施一轮炮击，继而对三个主要入口发起正面进攻。部队根本就没能突破叛乱分子的防线。
清真寺里有400到500名叛乱分子 [16] ，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全是沙特人，还有也门人、科威特人和埃及人，甚至还有一些美国的黑人 [17] 。在朝觐之前的几个星期，他们从国民警卫队的武库 [18] 盗出自动武器，放在连架棺材里 [19] （通常用来抬死者进寺清洗遗体）偷偷运入寺内。叛乱者把武器和给养藏入庭院下方的数百个地下小室，这些隐蔽的洞室是供朝觐者静思用的。现在，他们布下了防御工事，还占据着清真寺上层的制高点。沙特军队的人只要一露头，就可能被他们的狙击手干掉。
清真寺外的现场指挥部里，聚集起了一帮身居高位的王子和来自不同兵种的将军。他们不顾后果的命令，再加上美国和巴基斯坦众武官一大堆相互矛盾的建议，不仅造成了一片混乱，也带来了不必要的伤亡。当天中午，苏丹王子发动了一场自杀式直升机攻击，把部队绳降到清真寺中心的阔大庭院之中。他们被杀得精光。这之后，国王转向了年轻的图尔基王子，让他坐镇指挥。
图尔基制定了一个方案，以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和对圣地的破坏。首要的任务是获取情报，为此他找到了本·拉登家族。他们手里有清真寺的地图、电气布局图，以及一切与该寺有关的技术信息。这些情报对图尔基正在筹划的攻击至关重要。
萨利姆·本·拉登手里挥舞着冲锋枪，坐在车前盖上来到了指挥部 [20] 。他是兄弟之中的老大，也是本·拉登家族的族长。萨利姆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与他虔诚、冷淡而寡言的父亲恰好是两个极端。他酷爱冒险，还有着近乎疯狂的幽默感，这在全国都出了名，也让他与国王十分亲近。虽然萨利姆有时也敢拿国王开玩笑，国王还是很喜欢他。他是个胆大无比的飞行员，敢低空掠过沙漠里的国王行营，还在空中玩出各种花样，后来国王只好禁止他再开飞机 [21] 。家族里流传的一个故事说，萨利姆有一次做痔疮手术时叫人把过程录下来，然后把带子送给了国王。在极端保守的沙特社会，行事如此胆大妄为的人恐怕没有几个——除他之外估计再无第二人。
奥泰比及其追随者控制了清真寺的广播系统，并借此机会向全世界播送他们的信息。虽然政府极力想把叛乱分子边缘化，将他们描绘成一帮因电视游戏和橄榄球风行而不满的宗教狂热分子，奥泰比高声提出的要求依然在麦加的街道之中回荡，让全国上下的每一个咖啡馆和水烟吧都骚动起来。
奥泰比坚持要求奉行伊斯兰的、非西方的价值观，并与西方各国断绝外交关系，从而扭转使社会走向现代的各种变化。这些人想要创造一个极度封闭的沙特阿拉伯。王室的统治权将被剥夺，他们从沙特人民手中攫取的财富则要进行全面清点。不仅是国王，连支持其统治的乌莱玛也要遭到谴责——他们对人民不公，犯下了种种恶行。对美国的石油出口要被切断，所有的外国公民与军事专家都将被逐出阿拉伯半岛。这些要求预示着本·拉登将在15年之后提出的主张。
到了星期五，包围的第5天，沙特部队已夺回大清真寺的上层和两座宣礼楼。天房圣殿周围封闭的走廊里展开了激战，尸体的恶臭使空气变得污浊不堪。叛乱分子的尸体遭到了损毁——女叛乱者用枪把尸首的脸部打得稀烂，让政府查不出他们的身份。在政府找到的还算完整的尸体之中，有一具就是传说中的马赫迪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卡坦尼，尸体的下巴被枪打飞了 [22] 。然而，即便救世主马赫迪的死也没有让叛乱终结。
利用萨利姆提供的清真寺地图，图尔基派特种部队执行了一系列侦察行动。他们悄悄溜进清真寺的数百间门户，把阵亡士兵的遗体带了出来。但图尔基想亲眼看看寺内的情况。他把部长穿的长袍换成了一套普通士兵的卡其布制服，然后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包括他的哥哥沙特王子和萨利姆·本·拉登）一起进入了这座神圣的清真寺。
清真寺长长的拱廊和宏伟的广场都空荡荡的，感觉很瘆人。图尔基和随行的人发现，大部分叛乱分子都已逃入地下的祷告室，这些兔子洞一般的小室是在大庭院地底的火山岩中挖出来的。他们现在占据的地势就像是一个地下蜂房，易守难攻。政府根本不知道叛乱分子在储藏室里备下的椰枣和水能让他们支持多久，而有没有可能对这个地下迷宫发动进攻也是个未知数，因为那里面随处都可以设伏。数千名士兵可能会因此送命，叛乱分子手里的人质更不知得死掉多少。费萨尔国王的两位王子和穆罕默德·本·拉登的大儿子在寺里蹑手蹑脚地走了半个小时，画出从叛乱分子位置目力所及的范围，还有他们可能布下的防线。他们的行动关系到整个王国的命运，因为如果他们无法夺回这片圣地，就会失去沙特人民的信任。对于他们来说，对于四面八方的穆斯林来说，世间万物之中唯有这座清真寺最为神圣。如今它却成了一个荒诞的战场。先前那阵炮击造成的损坏令人震惊。图尔基注意到，连清真寺里的鸽子都飞走了；很早以前就有朝觐者说，这里的鸽子总是按着和朝觐人群同样的逆时针方向，在清真寺上空盘旋。在图尔基看来，人类的这场血腥冲突似乎已打乱了自然界的虔诚。
政府方面曾有过一个设想，用水把地下的洞室灌满，然后通上高压电，把里面的人统统电死。不过，这是个把人质和叛乱分子一锅端的方案；另外，图尔基还意识到，“得用整个红海的水才能把洞室灌满。”另一个方案是把炸药捆在狗的身上，然后遥控引爆。
面对这些无望的选择，图尔基原本可以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援助；中情局当时正在麦加附近的塔伊夫城为沙特训练特种部队。但是他发现，在需要采取立即行动的时候，法国人办起事来没有美国人那么复杂。他征询了时任法国秘密情报部门首脑的传奇谍报人物——身材高大、气派威严的克洛德·亚历山大·德马朗什伯爵。德马朗什建议使用毒气 [23] 。图尔基同意了，但他坚持一定要用非致命的气体。计划的设想是要让叛乱分子不省人事。来自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的三名突击队员来到了麦加。由于非穆斯林不得进入圣城，于是人们就举行了一个简短而正规的仪式，让这三个队员皈依伊斯兰教 [24] 。突击队员把毒气送进了地下的洞室，但令人头疼的是，这些洞室都是相互连通的；毒气没能发挥作用，叛乱分子仍旧继续抵抗。
由于伤亡人数不断增多，沙特部队只得在寺内的庭院中钻洞，再往地底的洞室里扔手雷。这种不辨敌我的办法炸死了许多人质，但也把余下的叛乱分子逼到了更为开阔的地带，神枪手就可以将他们消灭。进攻开始后过了两个多星期，剩余的叛乱分子终于投降。
奥泰比也在投降者之列。他的模样看起来就像个疯子；当叛乱分子从地穴中踉跄而出的时候，他还傲气十足地转过脸，把乱作一团的头发和胡子冲着电视台的采访镜头。等这场悲剧一结束，他的傲气也就消失了。图尔基去医院看过奥泰比，当时他正在那里治伤。奥泰比跳下病床，抓住王子的手就亲。“请您让哈立德国王宽恕我！”他哭着说。“我发誓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图尔基错愕不已，一时说不出话来。“宽恕？”他最后说。“你该去求真主宽恕。”
政府把奥泰比和他的62个门徒分别送往8座不同的城市，并于1980年1月9日在各地将他们斩首。这是沙特阿拉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处决。
沙特政府承认，叛乱期间政府方面有127人死亡，461人受伤。约有12名朝觐者和117名叛乱分子被杀。但是，根据非官方的统计，死者则超过了4000人 [25] 。无论伤亡究竟有多少，沙特王国都遭到了重创。王室的权威受到了公然的挑战。从此以后，一切都与以往不同了。沙特阿拉伯走到了必须改变的关头——但这改变应该何去何从？是走向开放、自由、宽容、现代和西方的民主进步观念，还是走向变本加厉的专制和宗教压迫？
在清真寺之围的最初几天，奥萨玛·本·拉登和弟弟马赫鲁斯遭到逮捕 [26] 。他们当时正从巴鲁德的家族农场（在麦加和吉达之间的路上）驱车回家。政府当局发现了两人的车从沙漠开出时扬起的灰尘，还以为他们是逃脱的叛乱分子。被捕的时候，兄弟俩说他们不知道麦加已经被围。他们被扣押了一两天，但家族显赫的社会地位起到了保护作用。奥萨玛后来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星期足不出户。他原先一直反对奥泰比和自己身边的众多沙拉夫派极端分子。然而，5年之后的奥萨玛将会对白沙瓦的一位圣战者兄弟说，奥泰比和他的追随者是真正的穆斯林 [27] ，他们并没有犯下任何罪过。
从叛乱分子投降到大规模处决的一个月间，伊斯兰世界又遭到了一次新的冲击：苏联部队于1979年圣诞夜入侵了阿富汗。“我愤怒之极，立刻赶去那里，” [28] 本·拉登后来宣称。“我几天之内就赶到了阿富汗，那时1979年还没过完。”据贾迈勒·哈利法说，本·拉登在那之前根本就没听说过阿富汗这个国家，而且直到1984年才去那里，当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的人才初次注意到他。本·拉登解释说，他1984年之前的阿富汗之行“是严格保密的，这样才不至于让我的家人发现。” [29] 他说自己成了一名信使，负责递送富有沙特人的慷慨捐赠。“那时我一把钱交给对方就直接返回，因此对真正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30]
对本·拉登参与阿富汗圣战影响最大的人物名叫阿卜杜拉·阿扎姆，是一位颇具领袖魅力的巴勒斯坦学者和玄学家。阿扎姆1941年出生于吉宁，1967年在以色列占领西岸地区之后逃往约旦。他考入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并于1973年在该校获得伊斯兰法学博士学位，比他的朋友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 [31] （盲人谢赫）晚了两年。这之后他成了约旦大学的老师，但因其巴勒斯坦激进主义观点而于1980年被学校解雇 [32] 。他很快又在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在学校的清真寺引领祷告。
对于像奥萨玛·本·拉登这样情绪高涨的年轻穆斯林来说，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 [33] 是现代传道师战士的代表——这类人物在伊斯兰教传统中有着牢固的地位，就像日本的武士一样。阿扎姆将自己的虔诚与博学，与一种平静却又不惜流血的强硬态度结合在一起。他提出的口号是“只要圣战与长枪；不要谈判，不要会议，也不要对话。” [34] 他戴了一条直披至肩的黑白色巴勒斯坦头巾，提醒人们他是个自由战士。他来到吉达的时候，已经以勇气和雄辩而远近闻名。阿扎姆个子很高，身体结实，夹杂着两绺白须的黑胡子非常惹眼，深色的眼睛里散发着坚定的光芒。他说自己认为伊斯兰将通过武力统治世界，这番远景让听者如痴如醉。
尽管阿扎姆的追随者越来越多，身在吉达的他却坐立不安；他急欲参加新生的阿富汗抵抗运动。“圣战对于他来说，就像水对鱼一样，” [35] 他妻子乌姆·穆罕默德说。没过多久，他就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国际伊斯兰大学找到了一份教《古兰经》和阿拉伯语的工作 [36] ，并于1981年11月以最快速度搬到了那里 [37] 。
不久之后，他每个周末都要在白沙瓦度过，那里是阿富汗抵抗苏联占领军的总部。他去了难民营，看到了人们遭受的可怕磨难。他和以白沙瓦为基地的“穆贾赫丁”（圣战者）领导们会面。“到了阿富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38] 阿扎姆后来在传遍世界的无数录像和讲话之中回忆说。“我感觉自己经历了一次死去重生。”根据他的说法，那场战争是原始的、超自然的，是在一片奇迹之地上进行的战争。他以引人入胜的方式，把阿富汗人描述成一个正义、虔诚的前工业时代民族，他们代表着人性中最为纯洁质朴的一面，正在和残暴、冷漠而机械的现代力量进行斗争。在这场战争之中，伊斯兰教的信徒得到了天使无形之手的援助。阿扎姆说有苏联直升机被人们用绳子拽下来，还声称鸟群起到了预警雷达系统的作用 [39] ——天边飞来的苏联喷气机还没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们就会振翅而起。他的故事中提到，圣战者屡次发现身上的衣服被子弹射穿，但他们自己却安然无恙；殉教烈士们的遗体始终不腐，还散发着芳香。
按照库特卜的构想（阿扎姆对此深信不疑），斗争的对象是“贾西利亚”——伊斯兰教诞生之前没有信仰的世界。如今，这个世界仍然在用物质、世俗和性别平等的种种诱惑，腐化与损害着伊斯兰的虔诚徒众。在阿富汗这片原始的土地上，人们面对苏联巨人发起的这场英勇但似乎注定要失败的圣战，颇有几份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经过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的巧妙包装，阿富汗圣战者的传奇事迹将传遍整个世界。
阿扎姆回到沙特王国的时候常会去吉达，就住在本·拉登留宿客人的套房里 [40] 。他在本·拉登的公寓楼里举行招募活动，向沙特青年描述阿富汗难民的疾苦与圣战者的英勇，让他们深受触动。“你们一定 要去！”他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责任！把一切都放下，去阿富汗！”
本·拉登崇敬阿扎姆，认为自己就要成为像他这样的人。从阿扎姆那一方面来说，这位手眼通天而生活极为克己的年轻主人也让他觉得很有意思。“他在家里过的是穷人的生活，”阿扎姆感到惊讶。“连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都看不到。任何一个约旦或埃及工人的家都要比奥萨玛的家像样。但是，如果你要他为圣战者捐助100万里亚尔，他当场就会给你开出支票。”不过，有一件事还是让阿扎姆颇为困惑：沙特的天气热得要命，本·拉登却没有开屋里的空调。“既然有空调，你为什么不用？” [41] 他没好气地说。本·拉登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客人的要求。
很快，吉达就成为了响应阿卜杜拉谢赫号召、加入阿富汗圣战“行旅”的年轻人的中转站。本来就拿着报酬的征兵者四处搜罗想要参战的人 [42] ，还把新兵入伍时拿到的钱（通常是几百美元）扣下一半，装进自己的腰包。年轻的穆斯林朝觐者是特别受关注的征召对象。为了把人弄上前线，征兵者许诺说他们将来能在援助组织里工作——但这些组织根本就不存在。来自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逃犯纷纷溜进沙特王国，而沙特情报部门则为他们提供伪造的证件。沙特本拉登集团在开罗设有办事处 [43] ，招募熟练工人去两所圣寺工作，这个集团逐渐成为了激进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渠道。扎瓦希里很可能联络过经吉达前往阿富汗的埃及人，这也就让他进入了本·拉登的领域。
本·拉登为应征入伍者建立了一个中途之家 [44] ，甚至还在自己家里留宿他们。到了夏天，他会为高中和大学的学生开设特别军事夏令营 [45] 。虽说年纪轻轻，本·拉登很快就成了一个高明的资金募集者。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富有沙特人纷纷慷慨解囊。为鼓励这类活动，沙特政府对国航飞往巴基斯坦的航班做了大幅度折扣——巴基斯坦是圣战资金的交付点。阿卜杜拉王储个人捐赠了几十辆卡车 [46] ，以支持圣战事业。这种全国性的努力固然激动人心，但它所养成的慷慨习惯和伙伴关系将在未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集合前往阿富汗参与圣战的人们认为，共产主义的进逼对伊斯兰教本身构成了威胁。对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来说，阿富汗这个国家并没有什么意义，但阿富汗人民的信仰却至关重要。他们正守卫着自己的宗教——那是真主最后的嘱咐，是人类得到拯救的惟一希望。
贾迈勒·哈利法完全被阿扎姆的观点说服了。后来他对朋友奥萨玛说，自己决定去阿富汗。为表示对朋友的支持，本·拉登提了一个建议，希望贾迈勒娶他最喜欢的姐姐谢哈为妻。她比奥萨玛大几岁，离了婚，奥萨玛在照顾她和她的三个孩子。按照习俗贾迈勒一开始还不能见她，因此奥萨玛就把姐姐的好性子、幽默和虔诚大大地夸了一番。
“你这算是什么建议？”哈利法说。“要是我死在那儿了怎么办？”
但他还是同意在妥为安排的情况下尽快和女方见面。两人见面后贾迈勒就打定了主意，他说谢哈是他“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女人。”不过，因为考虑到自己有可能在阿富汗牺牲，他把婚期推后了一年。
本·拉登也想公开地去阿富汗，但他得不到当局的许可。“沙特政府正式要求我不得进入阿富汗，因为我的家族与沙特领导者的关系极为密切，” [47] 本·拉登后来说。“他们命令我在白沙瓦好好呆着；因为如果苏联人把我抓住，就能证明沙特在支持反苏力量。政府认为我进入阿富汗是授人以柄。我没听他们的。”
他还要与另一个权威对抗；对他而言，这个权威更难以违逆。他的母亲不许他去。他苦求母亲允可，说他去阿富汗只是为了照料圣战者的家人。他说自己会每天打电话回家。最后他还是做了保证：“我一定离阿富汗远远的。”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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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尔基的名字Turki与英语中的“火鸡”（turkey）同音。——译者
[2] 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讲话，乔治敦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系，2002年2月3日。
[3] 与英语中的“fiddlesticks”（胡说八道）谐音。——译者
[4] “劳伦斯”，劳伦斯维尔学校年鉴，劳伦斯维尔，新泽西，1962年5月4日，第5页。
[5] 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讲话，乔治敦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系，2002年2月3日。
[6] 克林顿，《我的生活》，第110页。
[7] 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
[8] 赖特，“沉默的王国”。1981年，沙特的人均收入与美国持平。
[9] 赖特，“沉默的王国”；对贝尔汉·海卢的采访。
[10] 拉希德，《沙特阿拉伯史》，第124页；亦可见泰特尔鲍姆，《假作虔诚：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反对派》，第17页起。
[11] 莱西，《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家族》，第478页。事件情况主要来自莱西和詹姆斯·巴肯，“伊赫万派归来”，见霍尔登和约翰斯，《沙特家族：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王朝的兴起与统治》，第511—526页。
[12] 海卡尔，《伊朗：不为人知的故事》，第197页。科奇干称那天寺内的数千名朝觐者谁都没听到卡坦尼说的话，“更没有任何人”召唤马赫迪。科奇干，“伊斯兰复古主义与沙特阿拉伯的变化”，第15页。我找不到其他可以支持这一断言的消息来源。
[13] 卡门·本·拉登，《王国之内：我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第123—124页。
[14] 阿布哈利勒，《本·拉登、伊斯兰教和美国的新“反恐战争”》，第64页。
[15] 霍尔登和约翰斯，《沙特家族：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王朝的兴起与统治》，第517页。
[16] 拉希德，《沙特阿拉伯史》，第144页；莱西估计为200人，见《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家族》，第484页；阿布里什估计为300人，见《沙特家族的兴起、腐化与将要来临的败落》，第108页。阿拉伯方面则称有数千人。保罗·巴里上尉说有1500名叛乱分子，见《突击队》，2002年10/11月。
[17] 霍尔登和约翰斯，《沙特家族：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王朝的兴起与统治》，第520页。
[18] 麦基，《沙特人：在沙漠王国之中》，第231页。
[19] 莱西，《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家族》，第484页。
[20]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21] 和父亲一样，萨利姆也死于飞机失事。1988年，他在得克萨斯圣安东尼奥郊外驾驶一架超轻型飞机时失事身亡。
[22] 霍尔登和约翰斯，《沙特家族：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王朝的兴起与统治》，第525页。
[23] 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
[24] 关于这一事件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达拉热在书中引用了保罗·巴里上尉（他带领三名法国队员前往麦加）的话，称他们为了对大清真寺实施袭击，当场就“皈依”了伊斯兰教。见奥利维耶·达拉热，“15年前：攻入麦加大清真寺”（Il y a quinze ans：La prise de la Grande Mosquée de La Mecque），《世界报》，1994年11月20、21日。阿布里什称叛乱分子是被法国空降部队制服的，他们确实往洞室里灌了水、通了电。见阿布里什，《沙特家族的兴起、腐化与将要来临的败落》，第108页。图尔基则说法国人既没有皈依，也没有进入麦加。德马朗什也称法国人没有进入麦加。见德马朗什和奥克朗，《邪恶帝国：如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第112页。根据沙特情报部门一个匿名来源所提供的权威消息，我采用了巴里上尉的说法。
[25] 泰鲁，《沙暴：在阿拉伯的日日夜夜》，第90页。
[26]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27] 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55页。
[28] 罗伯特·菲斯克，“反苏战士把他的军队指向和平之路”，《独立报》，1993年12月6日。
[29] “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30] 同前。
[31] 韦弗，《埃及画像：在激进伊斯兰世界之中的旅程》，第180页。
[32] “显微镜下”，半岛电视台，2003年2月20日。
[33] 他和艾曼·扎瓦希里母亲的家庭（开罗的阿扎姆家族）并无亲戚关系。
[34] 阿布杜拉·本·奥马尔，“奋斗着的谢赫：阿布杜拉·阿扎姆”，《伊斯兰的召唤》，穆罕默德·赛义德英译，1996年7月—9月，www.islam.org.au/articles/14/AZZAM.HTM.
[35] 穆罕默德·沙菲，“《中东日报》对乌姆·穆罕默德的采访，”《中东日报》，2006年4月30日。
[36] “显微镜下”，半岛电视台，2003年2月20日。
[37] 穆罕默德，《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37页。
[38] 阿卜杜拉·阿扎姆的招募录像，无题，1988年。
[39]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40] 阿扎姆，《高山》，第150页。
[41]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42] 萨拉赫，Waqaf Sanawat al-Jihad。
[43] 奥达·盖哈德博士和阿马里·阿里·哈桑博士，“战略论文：激进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对埃及的研究”，www.ahram.org.eg/acpss/eng/ahram/2004/7/5/SPAP5.htm.
[44] 对埃萨姆·德拉兹的采访。
[45] 穆罕默德·萨迪克，“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故事：他们参加了圣战与激烈的战斗”，《Al-Majellah周刊》，1996年5月11日。
[46] 沙迪德，《先知的遗产：专制者、民主派，以及伊斯兰的新政治》，第83页。
[47] 半岛电视台对奥萨玛·本·拉登的采访，2001年10月7日。本·拉登称这一谈话是在1979年，也就是他自称初次前往阿富汗的那一年。
[48] 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