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个月之后，图尔基·费萨尔王子去了巴基斯坦。苏联占领阿富汗让图尔基十分震惊，他认为这是向波斯湾温暖海域的征程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轮到巴基斯坦。他认为，苏联的最终目标是控制位于波斯湾底部的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与伊朗在这里隔海相望，地势就像是一只鱼钩在朝张开的嘴里伸去。苏联从这里能控制住石油的供应线：将石油从沙特、伊拉克、科威特和伊朗运出的巨型油轮都必须经过此地。无论谁掌握了这个海峡，就等于是把刀子架在了世界石油供应的咽喉上。
图尔基在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同行向他通报了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情况，然后带他去了白沙瓦郊外的难民营。民众遭受的苦难如此深重，这让图尔基震撼莫名。他回国时许诺要为圣战者捐助更多的资金，不过他认为这支参差不齐的队伍绝对不可能战胜苏联红军。“阿富汗已经完蛋了，”他下了结论。他只希望能够拖延苏联必将对巴基斯坦发动的入侵。
华盛顿方面也有人持同样的看法，特别是时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不过，布热津斯基却把苏联的入侵视为一次机会。他立即致信卡特，称“现在我们也可以让苏联陷进自己的越南战争了。” [1]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盟友的支持，美国人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沙特人，其实也就是图尔基——这位受过美国教育的王子掌管着阿富汗人的财务。
在美国与沙特通过巴三军情报局向抵抗力量输送资金和武器的秘密联盟之中，图尔基成为了关键人物。这个计划必须严格保密，以免被正在为入侵巴基斯坦寻找口实的苏联抓住把柄。美国人出一块钱，沙特人也出一块，直到战争结束；捐款的数额则从第一笔的7.5万美元增长到了后来的数十亿美元。
图尔基面临着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圣战者差不多就是一群乌合之众。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富汗境内的武装民兵队伍约有170支之多 [2] 。为控制住这种混乱的局面，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在阿富汗流亡者之中选出了6个主要团体，指定由他们负责接受援助。阿富汗难民（到1988年人数已达327万）必须在这6个官方指定团体中的一处登记，才有资格领取食物和供应品。最大的两个流亡者团体分别由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和布尔汉丁·拉巴尼率领，它们各自负责着白沙瓦的80万难民 [3] 。图尔基强行建立了第7个官方指定的团体，以更好地代表沙特阿拉伯的利益。这个组织名为“伊斯兰联盟”（Ittihad-e-Islami），由本·拉登等人私下提供资金，领导者是阿卜杜勒·拉苏尔·赛义夫 [4] 。这个阿富汗军阀气概不凡，仪表堂堂，个头足有6英尺3，身上披着五颜六色的毛毯。他曾就读于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能说一口漂亮的古典阿拉伯语。他所信奉的瓦哈比派信仰与战前在阿富汗居于主流的沙菲派传统并不合拍，但对于沙特阿拉伯政府及其宗教权威来说却最合适不过。这7个圣战者团体的领导，后来被中情局等为其提供主要支持的情报机构称为“七个小矮人”。
图尔基预见到这几个贪婪而好斗的“小矮人”会带来很多麻烦，于是他反复敦促各个你争我斗的组织团结起来，实行统一指挥。1980年，他把这些圣战者的领袖带到麦加。图尔基的助理艾哈迈德·巴兹卜负责陪同。巴兹卜找到了平息抵抗军首领之间争端的最好办法：把他们关进塔伊夫的一座监狱 [5] ，直到他们同意选赛义夫（图尔基的人）为全体的领导。但是，他们刚一离开沙特王国，监狱里达成的协议就破裂了。“他们又成了老样子，”图尔基抱怨道。
阿富汗战争早期，“不敢亲身参与” [6] 的心理让本·拉登一直远离战场，后来他对此深以为耻。他去巴基斯坦的时候仅限于拉合尔和伊斯兰堡两地，连白沙瓦都不会涉足，然后就匆匆赶回吉达的家中。在两国之间的频繁穿梭，让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由于他不再参与沙特本拉登集团在麦地那先知清真寺的重建工作，也就放弃了自己的那份收益 [7] ——据阿卜杜拉·阿扎姆估计，这笔钱有800万里亚尔，大约相当于250万美元。
1984年，阿扎姆说服本·拉登越过边境来到加吉，赛义夫在那里的山上有一个军营，山下就是苏军的一处大型基地。“我惊讶极了。他们的装备少得可怜，其余的一切——武器、道路和战壕——也都很糟糕，” [8] 本·拉登回忆说。“我向万能的真主请求宽恕。由于听从了那些劝我不要去阿富汗的人，我觉得自己犯下了罪过……我感觉这4年的拖延是不可饶恕的，除非我为圣战牺牲。”
1984年6月26日早晨7点，加吉营地的大部分圣战者还在睡觉。当时是斋月期间，他们白天要斋戒，祷告和吃饭都改在晚上，一直得忙到深夜。一架苏联喷气机的轰鸣让他们清醒过来。营地上的人纷纷跳进浅浅的战壕。“轰炸让整座山都颤抖起来，” [9] 本·拉登说。他看到空袭的敌机飞得那么低，都惊呆了。“落在营地外面的导弹发出阵阵巨响，把圣战者还击的炮声都淹没了，好像那些炮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别忘了，光是听到爆炸的声响，你都会说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动静。还有导弹落在营地里面，感谢真主，它们没爆炸。那些导弹就像铁块一样坠落在地上。我感觉自己从未如此接近过真主。”
据本·拉登的记录，圣战者那天早晨击落了4架苏联飞机。“我亲眼看到了（其中一名）飞行员的所剩无几的尸骸，”他惊叹地说。“三根手指、一段筋、半边脸皮、一只耳朵、脖子，还有背部的皮。有些阿富汗弟兄过来给尸体拍照，就好像那是只被宰的羊！我们大声欢呼。”他还满怀敬佩地提到，空袭开始之时阿富汗人和吓坏了的阿拉伯人不一样，他们根本就没往战壕里躲。“感谢真主，我们的弟兄没有一个人受伤。事实上，那场战斗给了我极大的动力，鼓励我继续坚持这项事业。我愈发坚信圣战者绝对不会受到伤害，除非那是真主的意愿。”
本·拉登当即返回沙特阿拉伯，并在斋月结束前为圣战者募集到一笔巨款——“数额大概在5000万到1亿美元之间” [10] ，阿卜杜拉·阿扎姆骄傲地回忆道。“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了。”这笔钱之中有200多万来自本·拉登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在那之前，人们大都把本·拉登视为阿卜杜拉谢赫的一位大有可为的门徒。但是，他突然间就遮蔽了导师的光芒，成为了圣战最主要的私人资助者。
阿扎姆对此的反应，是正式与这位门徒携手合作。1984年9月，他们在麦加的朝觐期间见了面。虽然本·拉登是个温和而恭敬的人，但他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可能是在加吉遭受的那次空袭中诞生的，当时阿拉伯人全都跳进战壕躲了起来。本·拉登发现，阿富汗人只把他们当作“尊贵的客人”，而不是真正的圣战者。他向阿扎姆提议：“我们应该负责来自阿拉伯的圣战者，因为我们比较了解他们，而且能对他们进行更严格的训练。”两人就此达成一致，决定让阿拉伯人以更为正规的方式在阿富汗发挥作用，虽说当时真正投身于圣战的阿拉伯人并没有多少。决心改变这种状况的本·拉登，宣布要为每一个加入圣战队伍的阿拉伯人（以及他的家庭）提供到阿富汗的机票、住所和生活费。这些费用加起来大约是每家每月300美元 [11] 。
除了本·拉登宣布的惊人消息，阿扎姆又发布了一条让各地穆斯林激动不已的圣令。阿扎姆在后来以《保卫穆斯林的土地》为题出版的书中指出，阿富汗的圣战对于每一个体格健全的穆斯林来说都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12] 。他把发行前的一本样书送给了沙特阿拉伯的首席宗教学者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谢赫。巴兹为此书作了序，并在吉达本·拉登家族的清真寺中发布了自己表示支持的圣令。
阿扎姆的圣令对“个人主命”（fard ayn）和“全体主命”（fard kifaya）这两个概念做了区分。第一个概念指的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履行的个人义务，例如祷告和斋戒。如果有谁逃避这种义务，那他就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如果不信真主者侵略了穆斯林的土地，驱逐侵略者对当地的穆斯林来说就是“个人主命”——强制性的义务。如果他们失败了，那么这种义务就会扩展到邻近地区的穆斯林身上。“如果他们也不能成功，或者是出现了人手不够的问题，那么他们后面的穆斯林就有责任挺身而出，依此类推。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它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的‘个人主命’。”只要是想参加抗击侵略者的圣战，孩子们不需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欠债者不必求得债主的许可，连女人都无需得到丈夫的批准。而第二个概念“全体主命”，则是群体的责任。阿扎姆举了一个例子：一群人正走在海滩上，“他们看到了一个快要溺死的孩子。”他说，这个孩子就是阿富汗。对于在场的所有会游泳者来说，他们有义务把这个溺水的孩子救上来。“如果其中有人冲上去救他，那么其余的人也不会犯下罪过。但是，如果谁都不行动，那么会水的人就全都有罪。”阿扎姆进而指出，反苏圣战既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个人义务，也是整个穆斯林的义务；除非侵略者被击退，否则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有罪的。
得到了本·巴兹等其他著名宗教学者的认可，阿扎姆圣令的消息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群体之中迅速传播开来。虽然阿富汗阿拉伯运动确实始于这两个事件——本·拉登宣布为阿拉伯圣战者提供经济支持，以及阿扎姆振奋人心的圣令——但不得不说的是，他们最初的努力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没有几个阿拉伯人真正响应他们的号召；至于那些确实加入圣战的人，既可以说他们是遵从阿扎姆圣令的嘱咐，受保卫伊斯兰的义务所驱使，也可以说是受到了本·拉登金钱的吸引。
本·拉登和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一回到巴基斯坦，就建立了一个被他们称为“服务局”（Makhtab al-Khadamat）的组织，地点设在本·拉登在白沙瓦大学城地区租的一所房子里 [13] 。本·拉登每月提供2.5万美元 [14] 以维持服务局的运转。他租的这所房子也成了阿拉伯圣战者投宿的旅店，以及阿扎姆办杂志和印刷书籍的总部。服务局基本上就是一个资金汇集点；两人通过广泛募集活动筹来的钱都存放在这里。贾迈勒·哈利法也来到了服务局，与本·拉登和阿扎姆一起工作。他们付出了很大努力，以确保捐款（常常是整箱整箱的现金）能真正发到难民的手中。阿扎姆在穆斯林兄弟会之中有着资深地位，这使他能在国际范围内为自己不断宣传的反抗事业呼号。不过，他所做的努力仍然无法与本·拉登相比。这个被他称为“上天所赐 [15] ”的人，与沙特王室和海湾地区石油业界的亿万富豪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拉登还利用了自己与图尔基王子的关系。图尔基的幕僚长、本·拉登以前的科学老师艾哈迈德·巴兹卜每月要去两次白沙瓦，为圣战者领导人送去现金 [16] 。沙特政府每年要向阿富汗圣战捐赠3.5亿到5亿美元 [17] 。这笔钱存在一个由美国政府控制的瑞士银行账户上，美国人用它来支持圣战者；不过，沙特人还通过自己私下的捐助项目，为他们拥护的圣战指挥官募集了数百万美元。在私下募集的捐款之中，超过十分之一的数目被用于支持本·拉登的非官方活动。
图尔基说他第一次见到本·拉登是在白沙瓦，时间大约是1985 [18] 或1986年。那次会面后不久，他们又在沙特驻伊斯兰堡领事馆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相遇。本·拉登尽职尽责地向图尔基汇报了自己的活动，比如他带来了重型机械设备和工程师，以修建防御工事。他给王子的印象是害羞、说话轻声细语、友好和善，“几乎给人以性情温柔之感”，而且是个很有用处的人。通过本·拉登，图尔基可以招募阿拉伯青年加入圣战，还能在不受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控制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训练和教导 [19] 。此外，本·拉登还募集到了大量不经账面的钱款，这对熟练的情报人员而言是一笔可资利用的宝贵财富。
服务局成了来白沙瓦寻找参战途径的阿拉伯青年的登记处。它为这些年轻人（其中有许多高中生）提供了暂住地，并把他们带到各个训练营。在这个神奇故事动辄涌现的地方，本·拉登也成了圣战传说的一部分。许多阿富汗阿拉伯人效忠于阿扎姆，但本·拉登却在为他们支付房租。他很快就以富有和慷慨闻名。瘦高而醒目的本·拉登在医院的病房中穿行，一边向受伤的战士分发腰果和巧克力 [20] ，一边细心地记下他们的姓名住址。他建起了一个神学图书馆 [21] ，让在市里打发时间的圣战者提高修养，还至少教过一名年轻的阿富汗战士阿拉伯语 [22] 。他出资让赛义夫在紧邻白沙瓦的部族地区创立了圣战大学 [23] ，这所学校后来将以恐怖分子的培训地而举世闻名。他还参与了阿扎姆出版的阿拉伯语杂志《圣战》 [24] 。与服务局其他的一些人不同，他在政治上并不是很老练圆滑，但工作起来却不知疲倦——“他是个极富想象力的活动家，”与他在服务局共事的阿尔及利亚人阿卜杜拉·阿纳斯评价说。“他吃得很少，睡得也很少。他非常慷慨。他会把自己的衣服给你穿，把自己的钱给你用。”
然而，本·拉登给人的印象却并不是一位很有魅力的领袖，尤其是当他处于阿卜杜拉·阿扎姆的阴影之下时。“他脸上总挂着一丝微笑 [25] ，一双手长得很柔软，”一位久经沙场的巴基斯坦圣战者回忆说。“跟他握手，感觉就像是和一个女孩子握手。”他显得害羞而严肃，许多人都觉得他有些天真幼稚。他笑起来的时候会以手掩口。后来成为本·拉登密友的一个叙利亚人还记得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那是1985年的11月。他那时还没什么名气。我们在一家旅店的大厅里祷告。大家让他说两句，于是他就谈起了马。他说，如果你喜爱一匹马，它也会响应你。他那时脑袋里想的就是这个——马。” [26]
阿卜杜拉谢赫把聚集在白沙瓦的一小群阿拉伯人称为“外乡旅” [27] 。阿拉伯人不与当地人来往，还建起了自己的清真寺、学校，办起了报纸。有些人来到这里时身上只揣了一个电话号码，除此之外别无长物。有了本·拉登发放的慷慨补助，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就在哈亚塔堡的郊外安顿下来。那里靠近部族地区的边缘，由一片两层楼的屋村住宅构成。屋里的各种现代设施一应俱全：冰箱、洗衣机、烘干机，等等 [28] 。实际上，这里的许多人生活得比本·拉登还要舒适。
开伯尔山口的那边就是战争。来到白沙瓦的阿拉伯青年向真主祈祷，希望在穿过山口之后能以身殉教，进入天国。为了打发时间，他们互相交流自己的传奇故事，讲述吸引穆斯林青年前来解放阿富汗弟兄的召唤。实际上，真正参与这场战争的几乎全都是阿富汗人。尽管有阿扎姆著名的圣令和本·拉登的补助，反苏战争期间来到此地的外乡人最多也没有超过3000人 [29] ——他们被称为阿富汗阿拉伯人——而这其中的大部分从来就没有出过白沙瓦。
这些阿富汗阿拉伯人在祖国往往都是为人唾弃的叛逆者。他们发现，自己刚一离开，身后的国门就关上了。其他一些穆斯林青年则是受到了本国政府的鼓动，而他们真正加入圣战之后却又被政府指责为狂热分子。对于许多人来说，此后恐怕很难再回到故乡。这些被抛弃的理想主义者自然很希望有一个领袖。除了事业和彼此之外，他们再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他们是没有国家的人，自然连国家这个概念都极为反感。他们把自己视为一支没有边界的武装，在真主的授权下保卫着整个穆斯林。这恰恰是本·拉登的梦想。
在白沙瓦，他们有了新的身份。阿拉伯群体里的人极少使用真名，问别人的真名也是极不礼貌的。在这个隐姓埋名的地下社会中，孩子们往往连父亲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 [30] 。圣战者所取的化名中通常会反映出他第一个儿子的名字，或是与本人个性相符的某种特点。圣战者常见的姓名（如阿布·穆罕默德）之后所缀的一个名字则表示此人的国籍——例如，“利比”代表他是利比亚人。这种姓名的密码很简单，想要破解却很难，因为你必须得了解一个人的声名或家庭，才能明白他姓名中暗指的事物。
召唤许多阿拉伯青年来到白沙瓦的，并不是在阿富汗战争中获胜，而是死亡。在遍及清真寺与阿拉伯语书店的书籍、传单、录像带和磁带之中，“以身殉教”成了阿扎姆极力兜售的东西。“我四处旅行，就是要让人们了解圣战，” [31] 回顾他在世界各地的清真寺和伊斯兰中心所做的演讲，阿扎姆这样说道。“那时我们是在努力满足人们对殉教的渴求。如今，我们仍然热爱这种牺牲。”阿扎姆每年都要去美国筹集资金，并从那些被他编织的神话深深吸引的当地穆斯林青年中招募人员——从堪萨斯城、圣路易斯到达拉斯，他走遍了美国的腹地和各大城市。
他讲述了许多圣战者的故事 [32] ，说他们几乎仅凭一人之力就击败了成群结队的苏军。他宣称，有些英勇的战士被坦克从身上碾过，竟然活了下来；还有人被敌军击中，但子弹却无法射进他们的身体。一旦死亡真的来临，发生的事情可就更为神奇了。有一位敬爱的圣战者咽气时，救护车里充满了蜜蜂的嗡嗡声和鸟儿的啁啾声，但那是在深夜时分的阿富汗沙漠之中 [33] 。死去一年后从墓中挖出来的殉教者遗体仍然散发着芳香，血液还在流动。天国与自然也在协力抗击罪恶的侵略者。众天使骑着马冲进战场，敌机扔下的炸弹被鸟儿截住——它们赶到喷气机的前头，在战士们上方组成一道保护的屏障。众口相传，阿卜杜拉谢赫会付钱给那些提供惊人事迹的圣战者，因此讲述奇迹的故事自然也大量涌现 [34] 。
以辉煌而有意义的方式死去，这对人们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当生活中的乐趣与回报在政府压迫和经济剥夺之下所剩无几的时候。从伊拉克到摩洛哥，各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都在扼杀自由；当全球其他所有地区的民主状况与个人收入都在迅速提高的时候，这些国家却几乎没有创造什么财富。作为阿拉伯国家之中的首富，沙特阿拉伯生产力的低下可谓举世闻名——虽然该国有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却没能利用它创造出任何其他重要的收入来源；实际上，如果除去海湾各国的石油收入 [35] ，那么总共2.6亿阿拉伯人的出口额还比不上500万芬兰人。人们的期望不断提高，机遇却越来越少，激进主义通常就兴起于这样的落差之中。在海湾地区，这种情况就更为显著：人口以年轻人居多，他们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艺术极度贫乏；人们的娱乐消遣（电影、戏剧和音乐）不是处在监控之下，就是完全付之阙如；年轻男人不能与女性接触，因此也无法从中得到安慰，并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成年人不识字，这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是司空见惯的事。失业率则在第三世界中居首。愤怒、憎恨与屈辱，促使年轻的阿拉伯人去寻找极端的出路。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以身殉教在他们鲜有回报的生活之外提供了另一种理想的选择。光荣的死亡召唤着犯下罪行的人（据说，罪人在第一股鲜血喷溅而出时即可得到宽恕），而罪人在临死之前就能够看到自己已跻身天国。由于他的牺牲，他的家族中将有70名成员免受地狱之火的煎熬。贫穷的殉教者在天国将被授予冠冕，那上面镶嵌着一颗比整个地球还要贵重的宝石。有些阿拉伯国家的女性被紧锁深闺，没有前途的男人根本别想娶到老婆，殉教牺牲则将给来自这种地方的年轻人带来有72名处女相伴的闺中乐趣，据说她们都是“深色眸子的天国美女，如秘藏的珍珠一般贞洁。”她们等待着殉教者的来临，还为他备下了盛宴；席间摆满了肉食和瓜果，杯中则是最醇厚的美酒。
阿扎姆在全世界穆斯林面前把殉教描绘得如此引人入胜，从而创造出一种对死亡的崇拜，它将在后来成为基地组织的核心。对于报道战争的新闻记者来说，阿富汗阿拉伯人就像是穿插在真实战斗之中的一场古怪表演；这些人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对死亡极其痴迷。如果有一名战士倒下，周围的战友都会向他表示祝贺，并且因自己没能和他一样战死而哭泣。这样的景象让其他穆斯林也觉得很怪异。阿富汗人是在为自己的国家战斗，而不是为了天国，或是一个理想化的伊斯兰社群。对他们而言，以身殉教并不是第一要务。
拉希姆拉·优素福扎是一家巴基斯坦报纸（《新闻报》）驻白沙瓦分部的主管。他曾目睹阿富汗阿拉伯人设在贾拉拉巴德的一个营地遭受攻击。阿拉伯人在前沿阵地上支起白色的帐篷，这让他们成为苏联轰炸机轻易就能发现的目标。“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位记者难以置信地问道。“我们就是要他们来轰炸！”阿拉伯人告诉他。“我们希望去死！”他们坚信自己是在响应真主的号召。如果他们真的是有福之人，真主就会恩赐他们像殉教者那样死去。本·拉登后来引用先知的话宣告：“我愿为真主之道圣战殉教，然后复活再圣战再殉教，然后再复活再圣战再殉教。” [36]
《古兰经》里提到圣战；这其中有些经文说的是为追求完美而进行的内在斗争，先知称之为“更为伟大的圣战”。有的伊斯兰学者做了解释，称它们只适用于不信真主者发起战争、穆斯林遭到迫害，或是伊斯兰自身受到威胁的情况。这些学者指出，《古兰经》也要求穆斯林“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 [37]
受阿富汗战争的影响，许多伊斯兰激进分子逐渐认为圣战将永无休止。对他们而言，抗击苏联的斗争在这场永恒的战争中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冲突。他们把自己称为圣战者，这表明战争是他们宗教认识之中的核心。他们是伊斯兰教重死轻生观念的自然产物。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曾宣称：“如果一个人到死都未曾战斗过，而且没有战斗的决心，那么他的死就是‘贾西利亚’式的死。” [38] 他还补充了一句带着些许沙菲派神秘主义色彩的话：“死亡是一种艺术。”
《古兰经》明确指出，“对于宗教，绝无强迫。” [39] 这条教义似乎禁止了任何针对非穆斯林和持不同信仰的穆斯林的战争。但是，对于认为圣战只是保护信仰群体的防御手段的观点，赛义德·库特卜却嗤之以鼻。“伊斯兰并不仅仅是‘信仰’，” [40] 他写道。“伊斯兰是要将人们从他人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的宣言。因此，它从一开始就要努力废除任何以‘人统治人’为基础的体制和政府。”库特卜指出，没有伊斯兰指引的生活就是奴役 [41] ；因此，如果不彻底消灭“贾西利亚”，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只有清除人对人的统治，施行沙里亚（伊斯兰律法），才不会再有宗教上的强迫，因为人们那时只剩下一个选择：伊斯兰教。
然而，圣战的宣言使穆斯林群体产生了分裂。阿富汗圣战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宗教义务，穆斯林对此始终没有达成共识。例如在沙特阿拉伯，穆斯林兄弟会的当地分支机构就拒绝派成员参加圣战 [42] ，但他们鼓励人们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参与援助工作。真正参加圣战的人往往都与国家认可的穆斯林组织脱离了关系，因而也更容易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许多忧心忡忡的沙特父亲来到训练营，把自己的儿子拖回家去 [43] 。
对于响应阿扎姆号召的狂热理想主义者而言，阿富汗战争是伊斯兰重归世界统治地位的开端。他们不仅要解放阿富汗人民，最终还要再次夺取从西班牙到中国的广大地区——在欧洲陷身黑暗中世纪的时代，这一地区都处于开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不过，恢复昔日的帝国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要对不信真主者发动一场最终的战争，并在审判日达到顶点。
阿富汗阿拉伯人并不都是甘愿自杀或持末日论的思想家。他们之中也有些人是出于好奇，或者把打仗当作度假，还有想在假期里找点刺激的学生。其他一些人则是为了寻觅在平凡生活中找不到的意义。
“我不是信徒，”移民到美国的叙利亚人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回忆说。1985年他24岁，自以为是个习惯了购物中心和快餐的典型美国中产阶级青年。但是，他无意中看到了阿卜杜拉·阿扎姆的一张油印传单。他心想，既然有这么多奇迹，那怎么也得去看看。他那时正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所社区大学里读工程学。谁也不知道从堪萨斯城到阿富汗的战场该怎么走，于是他就坐飞机来到伊斯兰堡，然后打了传单上印的电话号码。阿扎姆当时要是没接电话，他都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
拜兹德本打算只待三个月，不过当地的异国风情和一心想要殉教的圣战弟兄让他着了迷。拜兹德长着一双富有表现力的黑眉毛，嘴里的笑话说个没完，这让他在一群严肃的圣战者中显得极不协调。“我去阿富汗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只不过是怀着良好的愿望而已，”他说。“所有的一切都很陌生。那感觉就好像我刚刚出生，还是个婴儿，所有的一切都得重新学起。有了那样的经历，再离开那儿回去过你原先正常的生活，就不太容易了。”他给自己起了个圣战者的名字——阿布·里达·苏里。
未经训练却急于参战的“外乡旅”一直都很焦躁不安，后来阿扎姆终于同意带他们进入阿富汗，与在吉哈德沃尔附近与苏军作战的当地指挥官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会合。本·拉登和60名阿拉伯人以及一个阿富汗向导乘车越过边境。他们本以为一到达就会直接投入战斗，所以各人的口袋里都塞满了葡萄干和鹰嘴豆；这些干粮大部分都在漫长的路程上消耗掉了。他们开始称自己是“鹰嘴豆旅”。当晚10点左右他们终于到达了阿富汗人的营地，才知道苏军已经撤退。
第二天早晨，希克马蒂亚尔不耐烦地告诉他们：“你们不用呆在这儿了。这就回去吧。” [44]
阿扎姆当即同意，但本·拉登和其他几个阿拉伯人却显得很失望。“既然他们是撤退走的，我们起码也应该追击一下吧？”他们问道。阿扎姆在栏杆柱上竖起几个靶子，让手下人练了一会儿射击。打完靶，阿拉伯人把武器交还给一名阿富汗指挥官，然后搭公共汽车返回白沙瓦。这时他们称自己是“荒唐旅”。一回到市里，大家就散伙了。
1986年，本·拉登把几房妻子和孩子全都带到白沙瓦 [45] ，加入了响应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圣令的阿拉伯群体。这个群体规模虽小，却仍在不断扩大。从当时的形势来看，阿富汗人显然将赢得这场战争。苏共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承认，阿富汗是一个“流血不止的伤口”。那一年，美制“毒刺”导弹也被引进了阿富汗。这种单兵发射的导弹成了苏联飞机的致命克星，让战争态势发生了有利于圣战者的决定性转变。虽然此时距苏联人最终从阿富汗的困境中脱身还得经过血腥的三年，几千名阿拉伯人（其中仅有几百人参加了战斗）在这期间并未对战局造成任何重大影响。
国外运来的武器大批涌入卡拉奇港。负责把武器分给各阿富汗指挥官的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需要建立一个存放点，最好是在白沙瓦以远的地区，但又必须处于苏军的势力范围之外。在巴基斯坦的部族地区，沿开伯尔山口西南部山脉处有一块明显突入阿富汗的区域，被人们称为“鹦鹉嘴”。鹦鹉嘴的北坡叫做托拉博拉，意为“黑色的尘土”。这个偏远而贫瘠的地区遍布着山洞，洞壁都是极为坚硬的石英和长石。本·拉登把天然的洞穴扩大，又开挖出新的岩洞，用来存储军火 [46] 。这些兔子洞一般的岩窟是本·拉登为圣战者修建的弹药库，他将来向美国宣战也就是在个地方。
1986年5月，本·拉登带着一小拨阿拉伯人来到驻加吉的阿富汗部队，那是赛义夫控制的地区，靠近巴基斯坦边境。一天晚上有许多东西砸到了阿拉伯人的帐篷上，好像是石头，可能是被远处偶然落下的炸弹崩落的。一个也门厨子起身去准备晨祷前的早餐，然后就传来了一声巨响。“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47] 厨子大叫。“我的腿！我的腿！”惊醒之后的阿拉伯人发觉营地的周围撒满了地雷；不过，隐藏在草丛之中的绿色地雷很难看清。正当他们撤出营地的时候，一枚导弹打在离本·拉登只有几码远的地方。接着山顶上又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被掀起的大石头和树木碎片纷纷落在被困的阿拉伯人身上。有三个人受了伤，一个来自埃及的研究生则送了命。阿拉伯人被吓得手足无措，后来又遭到了进一步的羞辱：阿富汗部队请他们走人，因为他们实在太无用。
尽管那次的表现非常差劲，1986年底本·拉登还是出资建起了第一个永久的全阿拉伯人营地，位置也在加吉 [48] 。这个举动让他与导师阿扎姆产生了分歧——阿扎姆强烈反对这一计划。他们两人都怀着宏大而不切实际的梦想，因此也各有各的烦恼。阿扎姆渴望能消除妨碍穆斯林团结的国籍界限。出于这一原因，他总是试图把阿拉伯志愿者分散到不同的阿富汗指挥官属下，即便没有几个阿拉伯人会说当地的语言，也没有多少人接受过实际的训练。一旦上了战场，他们就是最容易送命的人。另一方面，阿富汗人进行的战争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本·拉登设想的营地却是固定的目标，这无疑是对钱财和人命的极大浪费。本·拉登当时已经在考虑未来将要进行的圣战，而加吉的营地就是他的第一步行动：他要创建一支能够在任何地方发动战争的阿拉伯军团。以前，本·拉登一直把自己的梦想置于那位长者的目标之下，但现在他逐渐感到了命运对自己的大力推动。
阿扎姆要极力阻止本·拉登偏离自己的轨道，于是就派贾迈勒·哈利法前去劝说。作为本·拉登的老友和姐夫，哈利法无疑是最能直言、最具权威的游说人选。哈利法乘车穿过阿富汗边界，同行的还有控制加吉附近山区的指挥官赛义夫。建在高山上的营地很冷，完全暴露在无情的寒风之中。奥萨玛（他名字的意思是雄狮）把这个地方命名为“马萨达”（Massada），即“狮子的洞穴”。他说名字的灵感来自先知最喜爱的诗人哈桑·伊本·萨比特，他曾在诗中描写过一处同名的要塞 [49] ：
无论有谁想听到金铁交鸣，
就让他来到马萨达，
在那里他将看到勇敢的战士
准备为了真主而献身
当时，本·拉登的“狮穴”与将来在洞穴基础上建成的复杂训练中心还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哈利法以前是个非常投入的童子军，有丰富的宿营经验；在他看来，这个隐藏在松树林中的地方又脏又乱，连孩子们的营地都远远不如。营地的装备包括一台推土机、埃及仿制的苏式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迫击炮、从白沙瓦军火市场买来的一些小口径防空武器，以及没有发射装置的中国制火箭弹。圣战者如果要发射火箭弹，就得把它靠在一块石头上，安好引线，然后在远处点火——这种疯狂的发射方法既危险，又没有准头。
透过望远镜，哈利法观察了仅仅3公里开外宽阔山谷之中的苏军基地 [50] 。阿拉伯人的营地处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上，而且很容易受到攻击。他们倒是有一辆车 [51] ，可以在晚上偷偷运送水和给养；但他们很可能被苏军困在山上，进而被全部消灭。在本·拉登疏忽大意的指挥下，已经有一些阿拉伯人丢掉了性命。看到他们冒着无谓的风险，还有人白白送命，哈利法十分愤怒。
他在营地呆了三天，和本·拉登周围的人谈话——大部分都是隶属扎瓦希里圣战组织的埃及人和沙特阿拉伯的高中生，其中一个叫瓦利汗的还是哈利法的学生。哈利法在麦地那教生物课的时候，瓦利汗是班上的尖子。哈利法得知，他们把本·拉登——而不是阿扎姆或赛义夫——选为自己的领导。这个消息让他十分吃惊。他从来没想到自己的朋友会去追逐权力。
哈利法怀疑，奥萨玛可能是受到了营地中埃及人的操纵。当时，照顾本·拉登生活的是两个身材高大、威风凛凛的埃及人，名叫阿布·乌贝达和阿布·哈夫斯。有一次这两个人堵住了哈利法，想试探他的政治观点，这愈发增加了他的疑心。他们先是说阿拉伯国家的领导都是“卡非尔”——这个说法指的是不虔诚者或不信真主的人，但如果用在其他穆斯林身上，则意味着他们是背弃自身宗教信仰的变节者。许多宗教激进分子认为，这样的叛徒应被杀死。哈利法不赞同两个埃及人的观点，于是他们就想拦着他，不让他见本·拉登。哈利法径自从他们身边走了进去；他才不会让这些陌生人左右自己。
哈利法和本·拉登晚上睡在一个帆布为墙、木板为顶的散兵坑里，坑顶上还堆着土。哈利法发现朋友说话时总是含糊其辞，觉得他肯定有什么事瞒着自己。到了第三天，哈利法终于把话挑明。“大家都很不开心——他们都反对你建立这个营地，”哈利法说。“连和你在一起的人也是这样。我跟他们谈过。”
本·拉登很吃惊。“他们怎么不跟我说？”他问道。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问你自己。”哈利法回答。“但是，在阿富汗的每一个人都反对你这个想法！”
于是本·拉登又把自己的设想复述了一遍：他要创建一支能够在任何地方守护穆斯林事业的阿拉伯部队。他在山里建起这个可怜巴巴的营地，就是要创立这样的一支队伍。
“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帮助阿富汗人，不是建立我们自己的队伍！”哈利法提醒他。“再说，你又不是军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两个人越说嗓门越高。他们相识已有十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这是圣战，”本·拉登喊道。“这是我们进入天国的道路！”
哈利法告诫本·拉登，说他要为营地里这些人的性命负责。“他们所流的每一滴血，真主都将唯你是问。我是你的朋友，所以我不能让你留在这儿。要么你离开此地，要么我就离开你。”
本·拉登冷冷地拒绝了。哈利法离开了营地。他们的友谊再也没有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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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拉登拒绝了哈利法等人的恳求，阿拉伯旅的一再失败和“狮穴”营地人员面临的危险还是让他很担心。“我开始考虑新的策略，比如挖掘山洞和隧道，” [52] 他说。他从沙特本拉登集团借了一大批推土机、运土车、自卸车和掘进机器，还带来了熟练的工程人员 [53] ，打算开掘7个非常隐蔽的人造山洞 [54] ，山洞的位置就俯瞰着来自巴基斯坦的主要补给线。其中有几个山洞的长度超过100码，高达20英尺，将作为防空洞、住宿区、医院和武器库。
干建筑活让本·拉登手下的人很不耐烦，他们总是缠着他，想找机会攻打苏联人。这些人当中闹得最凶的是一个45岁的巴勒斯坦大胖子，塔米姆·阿德南谢赫 [55] 。他本是个英语老师，后来成了沙特阿拉伯德黑兰空军基地的伊玛目，结果因其激进观点被开除。他面色苍白，浑身是肉，留着一部参差不齐的大胡子，鬓角处已开始变白。被开除之后，塔米姆谢赫转而四处讲演，为圣战者募集了数百万美元。他博学多识，老于世故，还非常渴望以身殉教，因此拥有了足以和本·拉登抗衡的权威。阿卜杜拉·阿扎姆非常喜欢他，还称他为“高山”。
塔米姆谢赫体重将近400磅。他肥硕的体态给年轻的阿拉伯战士（大部分都还不到18岁 [56] ）带来了不少乐趣。有时他们不得不用绳索把塔米姆拖上陡峭的山路，还开玩笑说马都认得他了，不肯再驮他上山。不过，塔米姆谢赫对圣战的虔诚也激励着他们。虽说年纪比较大，身体状况也很差，他还是和别人一同训练。他一直催促本·拉登让大家赶快投入战斗。他的意见代表着营地中大胆、冒失、渴求死亡的一部分人。本·拉登对他能拖则拖，说大家还缺乏训练，而山洞的工程又必须尽快完工，但塔米姆总是不肯罢休。
1987年3月底本·拉登回了一趟沙特阿拉伯，塔米姆谢赫抓住了这个机会。本·拉登离开时把狮穴交给阿布·哈耶尔·伊拉克指挥，塔米姆就撺掇哈耶尔去攻打附近的一个苏军小基地。阿布·哈耶尔不干，说自己没有做这个决定的权力；但坚持不懈的塔米姆谢赫最终说服了他。阿布·哈耶尔犹犹豫豫地同意了。这位谢赫很快集合起14到16个年轻人。他们把重武器架在一匹马的背上，缓缓朝山下走去。武器老是从马背上滑落到雪地里。塔米姆只知道要去进攻苏联人、打完就立即撤退，除此之外再无计划；至于自己究竟走的是什么方向，他也不是很清楚。如果当时阿拉伯人真的和敌人交上了火，塔米姆谢赫也许就不能和随行的小战士逃回山去了。不过，一如往常，谨慎行事并不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
突然，步话机里响起了阿布·哈耶尔的声音。本·拉登回来了，此事让他大为吃惊。他下令让他们马上返回营地。
“你告诉他，我是不会回去的， [57] ”塔米姆谢赫回答说。
本·拉登拿过了步话机。“塔米姆谢赫，立刻给我回来！”他命令道。“我是你的指挥官，而且我命令你回来；所以，你要是不回来，就是有罪之人。”
塔米姆老大不情愿地放弃了作战计划。但他发誓说要一直斋戒，除非等到参加战斗的机会。回到狮穴之后，塔米姆接连三天不饮不食。他变得虚弱不堪，本·拉登只得安排了一次小规模的行动，好让塔米姆完成自己的诺言——至少是象征性地了结此事。他让谢赫爬上一个山头，朝敌人打了一通机关枪和迫击炮。但是，塔米姆谢赫仍然对本·拉登的权威构成了挑战，因为有许多阿拉伯人和他站在一边，说他们来这儿是为了打圣战，而不是到山间露营。“我担心有些弟兄回国以后会说，他们在这儿呆了6个月却一枪未发，” [58] 本·拉登承认。“人们可能会据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并不需要他们的支持。”他必须证明阿拉伯人并不仅仅是观光客，证明他们有能力对阿富汗圣战作出真正的贡献。如果一直不让手下人参加战斗，他这个指挥官还能再当多久都是个问题。
1987年4月17日，冰雪还没有完全消融，本·拉登率领一支120人的队伍 [59] 对阿富汗政府军在霍斯特附近的一个驻地发起骚扰袭击。他把攻击的日子选在星期五 [60] ，因为他认为全世界的穆斯林在这个时候都会为圣战者祷告。两位阿富汗指挥官赛义夫（他能说阿拉伯语）和希克马蒂亚尔同意提供炮火支援。进攻定于晚上6点进行——这个时间足够他们发起一轮快速袭击，随后降临的夜色则可以提供掩护，因为苏联飞机很快就会向他们扔下雨点般的炸弹。塔米姆谢赫苦求要参加行动，但本·拉登命令他呆在狮穴营地。
即将进行的这场战斗已经策划了几个月，在白沙瓦的后方也做了广泛的宣传。“我听说要发动这次进攻，就决定参加，”来自堪萨斯城的圣战者阿布·里达后来回忆说。“我开车赶去。本来我对计划知道得很少，不过到那儿以后在山谷里看到了许多驮着武器的驴子和马。”到达集结地点之后，他发现那里的阿拉伯人一片混乱。预定发起攻击的时刻到了，几个阵地上却都没有弹药——弹药还在老远的路上，全塞在路尽头的一辆车里。人们开始发疯一般地运送弹药——有的把火箭弹和迫击炮背在背上，有的则用当时仅有的4头骡子去驮。有些战士还没开战就已经累得要死，于是就溜回狮穴睡觉去了；留下来的人则又饿又气，因为干粮已被吃光。到了最后的一刻，一位指挥官才发现谁都没有带连接火箭弹和引爆装置的电线。他派一个人骑马回营地去取。更有甚者，本·拉登还生了病——战斗之前他经常这样——不过他竭力在手下人面前保持着镇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