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的登报声明，只是自己个人承担了一切责任，对他得到这些信的来源和在波士顿的收信人，他一直严格保守秘密，在伦敦的哪三个人给了他这些信，时至今日仍然是一谜。因此，英国当局的怒火就一股脑地集中到他身上了。
1月8日下午，星期六，富兰克林得到通知说王室枢密院种植园事务贵族委员会准备在下个星期二倾听麻萨诸塞州议会关于要求撤除赫金森和奥利佛职务的请愿书。富兰克林马上通知了同为麻萨诸塞州议会代理人的阿瑟·李（当时他在巴斯）和麻萨诸塞州参事会代理人的博兰。博兰反对请律师帮助。
1月10日（星期一）下午，富兰克林接到通知说州长和首席检察官的代理人伊斯雷尔·莫杜特已受到召见以提出意见。富兰克林由此得知自己已被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上。
第二天，在举行听读会的科克皮特，比平时更多的贵族出席了会议，副检察长亚历山人·韦德伯恩出场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护。在宣读了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以后，委员会指定由富兰克林提出论据。这时，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委员会的唯一攻击目标，便提出需要律师在场。这样，会议延期二个星期举行，各自散去做准备去了。
这时，听读会的事在伦敦已是满城风雨。各种各样的传闻在城里不胫而走，有的说，内阁和朝臣对富兰克林转寄信件之事极为恼怒；有的说有关方面在考虑逮捕富兰克林，没收他的文件，把他关入监狱，只不过是认为在听读会过后再采取行动更好；有的说，实际上，在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在宣读之前，就已被决定弃置不论了，麻萨诸塞州议会将受到审查，而州长等人则将受到表彰。消息来源于何处，不得而知。
实际上，无论富兰克林和他的律师约翰·邓宁——前检察长和约翰·李——后来的检察长如何努力，也扭转不了在贵族委员会前辩论时的逆境。因不富兰克林已经承认了自己转寄那些信件的事实，又拒绝披露其过程，他只能忍受韦德伯恩对此进行的一切指责。此外，这次会议是英国当局蓄意安排的，从选择了副检察长来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看出内阁的意图。况且，韦德伯恩在俄亥俄公司的问题上同希尔斯伯罗立场一致，坚决反对王室授予该公司土地，又同死去的托马斯·惠特利交情甚笃。关于这次听读会的安排，可以看作是英国当局的借题发挥，借机使他们头痛的富兰克林声名归地，来否定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最终达到打击北美殖民地反抗斗争的目的。就在等待第二次听读会召开的期间，波士顿又传来了新的毁茶事件的消息。
1月29日，听读会按时召开。在枢密院的会议室里，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一张长桌前就座，会议主席高尔坐在桌子的首席。旁听席不设座位，旁听者只能站着。旁听席中，纽约州代理埃德蒙·柏克站在主席座位旁的椅子后面，和他在街上相遇后结伴而来的普利斯特里站在他下首的一把椅子后面。姗姗来迟的诺思本人站在普利斯特里对面的椅子后面。其他与会者和旁听者把房间挤得满满的。“所有的朝臣都得到了邀请，如同出席一个招待会。在一大群听众之外，不少于35名的枢密院成员在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如此神气”。
在将被征询的人中，韦德伯恩和莫杜特代表麻萨诸塞正副州长，博兰代表州参事会，富兰克林通过邓宁和约翰·李代表州议会。其他还有已被选定将接替富兰克林任麻萨诸塞代理人的弗吉尼亚的阿瑟·李，有曾代表坦普尔向惠特利挑战的南卡罗来纳的拉尔夫·伊泽德，有还未变成对革命的两面派的麻萨诸塞州的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富兰克林本人站在房间一头的壁炉左边，正对着长桌边的那群贵族。他偶而向人群中扫去几眼，看到了也在旁听席中的舍尔伯恩勋爵和年轻的杰里米·本泽德。他知道那是自己的朋友。
听读开始了。富兰克林写给达特茅斯的附有请愿书的信、请愿书、议会决议，最后还有那些信，一一地读了一遍。然后富兰克林的律师邓宁作了精彩的发言。他说，这不是一件法律诉讼案，也不是检举弹劾，州议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并没有提供证据，作为那个殖民地不满的证明，州议会只是诉诸英明和慈悲的国王，来请求恩惠即撤消州长们的职，以平息目前的不安定，恢复古老的和平与统一。
听到这里，韦德伯恩，站在主席右首的两名枢密院成员之间，开始为州长辩护了。他说，“这个问题之重要意义在于涉及王室有没有权力来雇佣一名忠实、坚定的佣仆来管理殖民地”。
他在叙述了州长们的施政经历后，说是议会自己的不轨行为招来了英国的军队，而不是州长的请求。而议会对州长的恶感应“归咎于富兰克林博士。所以富兰克林博士才是这场阴谋的第一策划人和主要的导演者”。
至于富兰克林如何得到那些信，韦德伯恩断定富兰克林是用卑鄙无耻的手段获得的，“除非他是从偷了那些信的人那里盗取的”，因而他希望委员会“给这个人打上印记，为了我们国家、欧洲乃至人类的荣誉。……他玷辱了社会和人的尊严”。他把富兰克林那篇为坦普尔和惠特利洗刷罪名的声明说成是“表达了最冷酷、最有意为之的恶意”。
然后，韦德伯恩攻击富兰克林“满脑子装的是‘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思想，所以他很容易滑向以一名独立的外国大臣的口气说话”，而一名外国大使是可能“贿赂一个恶棍去盗窃或出卖任何国家文件的”。他建议，对富兰克林“不论他在波士顿教了人们些什么，他至少在这儿是臣民，臣民伤害了另一臣民，就该负法律责任”。说到这里，韦德伯恩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
他把富兰克林的目的说成是富兰克林和麻萨诸塞州议会互相利用，把对方当作工具，来弹劾州长，目的是自己当州长，是“希望自己能成为超过罗马皇帝的暴君”。
最后，韦德伯恩大肆颂扬了州长们一番后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暴风骤雨般的攻讦诟骂中，68岁高龄的富兰克林戴着他那老式的假发，穿着曼彻斯特出产的带花纹的天鹅绒礼服，站在壁炉旁边一动不动，连脸上的表情都纹丝不动，目光中带着某种圣洁光彩的灰色眼睛迎着面前这些人满怀敌意的表情，听着委员会不仅不作丝毫征询和核查，反而以一阵阵掌声相应和，他的目光中只有冷静。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势下，抗辩是毫无意义的。他只能保持沉默。在当时，沉默似乎意味着认罪，但只有沉默，从长远看来，才有可能转化为二人中的强者。因为这时的沉默，也代表无言的蔑视。
即使是在当时，富兰克林最感忧虑的仍是英美关系的前途。2月15日，他给库辛写信时，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人们以为，在那种场合下我一定十分愤怒。……但真的，我为我个人而有的感受早已消融在我对公共事务的忧虑中。当我看到所有的请愿和怨忿对当局来说是如此可憎，而唯一传输它们的渠道也越来越受到破坏，我便不知道和平和统一该如何在帝国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保持下去或得到恢复。”
就是这样怀着为自己而感到的愤怒和为美洲而感到的绝望，富兰克林以其特有的精明和明智，听完了韦德伯恩的长篇攻击。
委员会的决议是立即向枢密院提交报告否定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因为它是“基于虚假而错误的借口之上”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韦德伯恩走出会议厅来到接待室，受到他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富兰克林独自一人静静地回到家中，已经是星期六下午很晚了。
第二天，富兰克林接到一封信，通知他已被解除了北美邮政总代理的职务。看来，当局在听读会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
2月7日，枢密院批准了委员会的报告，这就意味着英王否定了请愿书。
莫杜特把“全套赫金森信札”公开发表了，加上了关于政府处理此事经过的叙述以及韦德伯恩讲话中和这些信件有关的部分。15日，富兰克林写信告诉库辛，“他讲话的这一部分被认为恰到好处因而被印了出来，目的是贬损我的名誉，特别是破坏在大洋彼岸你们那里对我的敬意。但那诋毁中更为粗鄙的部分被略去了，我想，那些恶言显然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眼中，把它们在纸上印出来也太不堪入目了。因此，印出来的讲话比起它本身来，要体面得多”。
在听读会后，富兰克林听从朋友们的劝说，决定作一回击，写了“关于赫金森信件的短文”，文中说，他在政治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屡屡受到人们的审查，“对这些审查，我一般都报以沉默。我觉得，如果它们是正当的，我当改正而不是抗辩；如果它们是不正当的，那么短短的时间过去，我的清白必将得到证实。对那些洒泼到我人格上来的污秽之物，我任它们留着，我并不努力要除去它们，那反而会弄得满身都是，而是指望着那些东西干了以后便会自行脱落，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但这篇反击的文章未能发表，一直到富兰克林的身后，它也未能面世。
一位荷兰友人让·英根豪兹写信来告诉富兰克林说，他在得知消息后十分难过。富兰克林回信剖白道：“我的好朋友，请相信，我没有做什么不正当的事，我之所为与人之荣誉和对我王及我国的职责是完全相符的。这一点必将大白于天下，正如它们现在就已为此间了解我的人所知的那样。我发现在此时此刻，我并没有失去一位朋友。……我的确失去了一点他们的力量所能控制的一点东西，但没有那些我完全能行”。
的确，韦德伯恩代表英国当局对富兰克林的攻讦和辱骂并没有使富兰克林失去朋友的信任。在听读会上，富兰克林在旁听席上的朋友们已经对它愤愤不平，柏克认为韦德伯恩的攻击简直是“不着边际”，舍尔伯恩称之为“粗野下流的骂街”，普利斯特里则气愤之极，后来在接待室里当韦德伯恩走过去想和他搭讪时，他立即转身走开了。希普利在这一年里所写的《早已想说的话》中批评政府对麻萨诸塞的政策，赞扬“北美是世界上仅存的自由的独一无二的伟大捍卫者”。
在美洲，由于富兰克林的副手和预定的继任者阿瑟·李急于占据这一职位，对于富兰克林年复一年地留任颇为不满，甚至写信告诉波士顿方面说富兰克林颇受英国大臣（甚至包括希尔斯伯罗在内）的影响，得到麻萨诸塞激进派的应和——他们早已认为富兰克林的立场和斗争方法太过温和。但关于1月29日听读会的消息传到麻萨诸塞，所有这些猜疑即刻不攻自破，富兰克林重又成了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英雄。敌对者的谩骂攻讦恰恰增加了自己人的信任。
被解职后的富兰克林写信告诉麻萨诸塞人说，他可能对他们已无实际用处，但他愿意在阿瑟·李逗留法国、意大利期间仍留在伦敦，以私人身份照料州议会在伦敦的事务。
★最后的忍辱负重
1774年，英国当局在绝不准备让步的前提下，面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怒潮，颁布了五项高压政策的法令，以报复倾茶行动，加强镇压。这5项法令是：封闭波士顿海港法令，即在波士顿人民偿付被毁茶叶的价款前，断绝波士顿的对外通商；取消麻萨诸塞自治的条例，即取消麻萨诸塞地方宪法，改组其政治机构，州参议院议员、一切官吏的任免均由英王或州长任命；新驻营条例，扩大了1765年驻营条例规定的英国驻军的居住权限，规定英军可在一切旅馆、酒店及其他公共建筑物自由驻扎；司法权条例，规定英国官吏如犯罪，须送到英国或英属加拿大东部的诺法斯科西亚审判；魁北克条例，将俄亥俄河以北、宾夕法尼亚以西原为殖民地边疆的广大地区划归英王直辖殖民地魁北克。
这5项法令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和愤怒激到了最高点，那里的人民称之为“不可容忍的法令”。抗议运动如同烈火燃遍了北美殖民地。各殖民地人民纷纷支援在英军围困下濒于绝境的波士顿人民；6月，塞缪尔·亚当斯起草公约，号召美洲人民抵制英货，各地纷纷响应；1772—1774年，从麻萨诸塞起的北美各殖民地先后建立起已经演变为反英斗争的革命组织的通讯委员会；1774年9月5日，各殖民地议会派出代表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共商反英斗争的大计。会上，北美殖民地独立的主张提出来了。
远在英国的富兰克林，始终心系自己的祖国——北美殖民地，但他的思想和立场还没有转到用革命来最后解决英国对殖民地的镇压、剥削上来。此时的他已对英国内阁甚至英王不抱什么希望，但囿于维持统一的英帝国的宿愿，他仍担心英国的疯狂镇压措施会激起殖民地的民变；他一面认为从英国国会不可能得到什么，一面仍在指望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会引起英国内阁更迭，使开明的英国政治家上台执掌政柄；他一面告诉妹妹简，他再也不愿见到英国官吏，但在内心深处，劝说或推动当政者改变政策的念头并没有完全泯灭。
而英国统治阶级中一些不同意采取走极端的统治方式的人士对于内阁目前的殖民地政策也感到忧虑不安，他们也在寻找某种渠道来和殖民地人民沟通，以妥协让步的办法解决危机。率先走出这一步的是病休三年后复出的威廉·皮特——卡萨姆勋爵。
1774年8月，富兰克林在布莱舍尔姆斯通乡下度夏回伦敦的途中，经过肯特郡时，顺访朋友约翰·萨金特。萨金特告诉富兰克林，住在附近的斯坦侯普勋爵期待他们两人去做客。待到了斯坦侯普的宅邸，他们又被告知，卡萨姆勋爵想见富兰克林。
第二天，卡萨姆到斯坦侯普家将富兰克林接到黑斯——卡萨姆勋爵府。富兰克林在这里受到礼遇，卡萨姆表达了对他的敬意和对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敬意，仔细询问了殖民地的近况，谈到当局对麻萨诸塞采取的措施，言辞间颇有不以为然之意。他表示，殖民地的法定权利应该受到尊重。
富兰克林抓住机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希望英国的有识之士发挥作用，纠正目前内阁的错误作法，以恢复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和平与团结。
卡萨姆赞许富兰克林的如此愿望，但认为共同反对内阁难以做到。因为英国的不少人认为北美殖民地企图独立或至少摆脱航海法的约束。富兰克林则否认了殖民地有独立的意图，但指出目前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不是从整个帝国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不惜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卡萨姆同意对殖民地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应该加以修改。
不论卡萨姆是从统治手法和统治后果的选择来考虑，而富兰克林则是出自真诚的政治理想，两个人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设法恢复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点就成为他们后来合作的基础。
9月，英国国会改选，其人事变动决定了它仍将遵王室的意图行事，而英王乔治三世在7月份接见了刚从麻萨诸塞来到英国的赫金森，听说封锁港口的决议生效，从而使波士顿人感到沮丧、不日即将屈服的消息后，自以为高压措施已经奏效，变得更加一意孤行。
富兰克林在伦敦的处境日益艰难，内阁中的人散布流言，使人认为他是引起殖民地与宗主国间误会的根源。他不得不经常更换住处以避免被捕。但使双方达成和解的希望支持着他继续留在英国。
11月17日，富兰克林的侄孙约赛亚·奎恩西从波士顿来到伦敦探望他这位下同凡响的舅爷。奎恩西和一般的波士顿人一样受到阿瑟·李去信的影响，曾经一度怀疑富兰克林亲英。但见面后不过两个小时，奎恩西心头的疑云已散。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富兰克林的思想“明确而大胆”，“他和我一样对美洲自由的胜利满怀希望”。奎恩西在伦敦期间和富兰克林相处得甚为融洽。11月24日下午，富兰克林和普莱斯引见奎恩西出席了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富兰克林还带侄孙到“诚实的辉格党人”俱乐部参加其活动。12月初，富兰克林原拟邀请奎恩西同去希普利主教家去度圣诞节，但没有去成，因为在那前后他们没能见上面：奎恩西到巴斯和舍尔伯恩家去了，富兰克林却留在伦敦。1775年1月17日，奎恩西在斯蒂文森夫人家同夫人及其几位女友为富兰克林祝贺他踏入人生途旅中的第70个年头。几天之后，奎恩西病倒了。富兰克林的医生也是朋友福瑟吉尔前来为他治疗，并将他送往伊斯灵顿休养。
奎恩西不知道，在他旅英期间和富兰克林短时间分开的一些日子里，富兰克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他为弥合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嫌隙的最后努力。
除了同卡萨姆勋爵保持密切联系外，富兰克林还和另一批同卡萨姆怀有类似意愿的英国官方人士进行了接触。事情的起因却始于富兰克林同一位女士下棋。
11月初的一天，富兰克林在皇家学会，一位会员雷珀先生找到他说，有一位小姐很想同著名的富兰克林先生对弈，并自信可以下赢这位科学家，所以拜托他代为联系，请富兰克林到她家中去。雷珀接着解释说，这位小姐是豪勋爵的一位姐妹，她有一些熟人，一定会使富兰克林喜欢的。富兰克林听了后，最初感到有些意外，但随即回答说自己已经久不下棋了，如果雷珀先生和豪小姐认为合适，他愿意奉陪。
当下，雷珀将豪小姐的住址告诉了富兰克林，请他尽早去，而且不需要进一步的介绍。富兰克林答应了自己直接去，却多少感到有些不自在——自己上门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子对弈。因此，他不禁延搁了些时日。直到30日那天，在皇家学会的选举宴席上，富兰克林又见到了雷珀。雷珀提起他上次的允诺和没有守约的事，并请富兰克林指定一个日期，他去邀约富兰克林一同前去豪小姐家。富兰克林被雷珀一提醒，不觉有些发窘，便答应在第二个星期五（12月2日）一定前去。
到了那天，雷珀果然约请富兰克林去了那一家，豪小姐已等在那里。几局棋下过后，富兰克林感觉出豪小姐谈吐通情达理，举止优雅怡人，于是便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几天后再来造访。富兰克林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样一位新相识——一位淑女——的背后竟有着迫切的政治图谋。
原来，富兰克林的朋友福瑟吉尔又是内阁中殖民地事务大臣达特茅斯的医生。达特茅斯企图通过福瑟吉尔和富兰克林取得联系，福瑟吉尔同意了。福瑟吉尔完成这项使命的伙伴是和美洲做生意的教友派商人、银行家大卫·巴克利。巴克利有一个在内阁中任大臣的朋友海德勋爵——前外交、邮政官员，现任兰开斯特公爵事务大臣。他们的安排似乎是通过富兰克林和豪小姐下棋这一“偶然事件”，给豪小姐之兄弟豪勋爵以机会和富兰克林交谈。因为达特茅斯以其阁员身份，不便直接同富兰克林接触。而豪勋爵的长兄在美洲的乔治湖被法国人杀害，麻萨诸塞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他的另一个兄弟威廉·豪爵士将军曾在路易斯堡和魁北克作战，现为国会议员、海军上将，他希望和富兰克林成为朋友，并通过富兰克林和殖民地人民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样，曾备受内阁诽谤和羞辱的富兰克林，现在在英国成为空前重要的人物，阁员、国会反对派、商人、学者全都瞩目于他，希望他拿出摆脱目前恼人的困境的办法。
实际上，在富兰克林第一次同豪小姐下棋的前一天，巴克利就拜访过他。巴克利希望富兰克林提出殖民地和英国和解的条件，但富兰克林认为已无和解希望。然而豪小姐也逐渐地参与了进来，在下棋的同时，她小心地把话题引向英国同殖民地的关系。她说：“对大不列颠和殖民地之间的争端该怎么办呢？我希望咱们可不要打内战。”
富兰克林说：“他们应该相互亲吻，成为朋友。吵架有什么用？只会使他们同归于尽。”
“我常说，”豪小姐又说，“但愿政府能起用你来为他们平息争端，我相信没人能干得比你好。你认为这事是不可行的吗？”
“毫无疑问，小姐，如果双方都着手和解的话。因为这两个国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它毋宁说是一些细节问题，两三个有理智的人在半个小时里就可以解决它。我感谢你乐于对我有这样的良好看法，但大臣们决不会想到派我去做这样有益的工作，他们宁愿诽谤我。”
“唉，”她说，“他们那样对待你真是可耻。真的，他们中有些人已经为那么做而感到羞愧了。”
这些富兰克林以为是偶然而作的交谈并没有使富兰克林想得更多，但不知不觉中已为他在当晚和福瑟吉尔的约会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见面时，富兰克林发现巴克利也在那里。经过一番商谈，富兰克林答应草拟一份和解计划。三人约定下星期二见。
第二个星期二，富兰克林得知英军的盖吉将军已率部“将波士顿变成一堆灰烬”，决定放弃原拟计划，而代之以17条双方“对话要点”。
当晚三人讨论富兰克林的“17点”。
在商业问题上，富兰克林提出，美洲殖民地可以宣誓在英国同外国交战时帮助英国，也可以接受英国的商业垄断，但要废除一切限制殖民地制造业的条例。福瑟吉尔和巴克利先是反对废除那些条例，但后来又答应重新考虑。于是双方达成妥协。
关于殖民地权利问题，富兰克林提出美洲殖民地承诺对英国的义务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英国必须将殖民地的立法权还给殖民地人民，并且不在和平时期征税。富兰克林特别强调，坚决反对英国国会改变美洲殖民地的法律和宪章，表示为捍卫自己的法律和宪章，殖民地人民“不惜付出生命及一切代价”。于是，双方的分歧就出现了，如对于不得殖民地立法机构同意，英军不得进驻殖民地等。
商谈结果到了海德或达特茅斯那里后，被认为是“可以说看到了一线光明”，但认为条件“相当高”。
12月18日，北美殖民地大陆会议的请愿书到了，富兰克林、博兰和阿瑟·李将它呈交达特茅斯。富兰克林暂时中断了和福瑟吉尔及巴克利的活动，直到圣诞节，才通过豪小姐的安排，同豪勋爵见了面。富兰克林答应草拟一份条款。
同时，就在第二天，富兰克林把大陆会议的请愿书呈递给了黑斯的卡萨姆勋爵。卡萨姆除了对一点有些异议以外，盛赞了这份请愿书。富兰克林向他指出在波士顿驻扎英军——或许这就是卡萨姆存在异议的一点——的危险。卡萨姆同意在上院为请愿书说些话。
富兰克林第二次同豪勋爵见面时，豪勋爵拿出了巴克利交给他的“17点”，说这些条件不可能在国会通过，他请求富兰克林重新考虑一份计划书。富兰克林拒绝了。他提出，既然“17点不能被接受，希望内阁提出他们自己的。豪勋爵答应几天后作出答复。但是几个星期过去，内阁方面毫无动静。
原来，豪和内阁研究后，以为富兰克林在玩弄外交手腕，以为他从大陆会议得到授权和指示，准备在和英国政府有关人士打交道中随机应变，看准有利时机才作出妥协。因而没有继续和富兰克林交涉。
通过巴克利和福瑟吉尔同海德之间进行的谈判也没有结果。最后，福瑟吉尔到富兰克林那里去，告诉他说达特茅斯认为“17点”中有一些是“合理”的，但有些是“不能同意或不可行的”。
1775年1月20日，卡萨姆约见富兰克林，告诉他说，自己准备第二天在上院提出关于北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希望他能在场，并将提案的原稿让富兰克林过目。提案建议请求国王从波士顿撤回军队，并在高度赞扬了大陆会议的行动的同时，肯定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压迫性法律的行动。指出美洲人所做的正是英国人决不会忘记做的，这就是：捍卫英国的自由。这份议案在一定意义上说不啻是在代富兰克林发言。
第二天，富兰克林如约去了上院，卡萨姆在门外迎接他，拖着因病痛而微跛的腿，挽着富兰克林的胳臂，高声对看门人说：
“这位是富兰克林博士，我准许他进入上院。”
门开了，富兰克林和卡萨姆进入上院。提案被宣读了，另一位杰出的发言人卡姆登勋爵表示和卡萨姆勋爵持同一立场，其他几位贵族也作了精彩的发言。然而，提案却没能得到大多数议员的赞同。表决的结果以68比18之票数否决了提案。
那以后，卡萨姆告诉富兰克林，他有一个弥合英国和殖民地的分歧、恢复帝国和平的计划不久将在上院提出。但在后来的几天中，两人忙于其他事务未能见面，富兰克林无从知晓“计划”的内容。
直到27日，富兰克林应卡萨姆的邀请乘邮车登门拜访，卡萨姆才将自己的计划向富兰克林和盘托出，在此之前，他只把计划内容告诉过卡姆登勋爵。
29日，卡萨姆亲诣富兰克林的住处，将已写成议会提案格式的计划交给他。计划的内容大致如下：英国议会有权将北美殖民地纳于帝国的利益之下，英国国王有权在没有得到殖民地议会允许的情况下向殖民地派遣军队，但只有美洲人可以在美洲征税，而且殖民地的宪章不可侵犯；建议大陆会议成为官方的永久性的机构，但要求它为帝国的利益授予豁免权。
富兰克林看过计划的内容，只在其中“宪章”一词之后加上了“宪法”两字。其他的，他并无异议。
2月1日，星期三，斯坦侯普勋爵受卡萨姆勋爵之托，前往富兰克林住处，用马车把他接到了上院。那时，上院议员已经到齐，卡萨姆勋爵作了精彩的发言，来介绍、解释和论证他的计划。卡萨姆刚一坐下，达特茅斯勋爵便站了起来，十分得体地说，如此关系重大的议案不宜立即表决，应将它放到桌面上仔细加以考虑。卡萨姆对此完全同意。看来，达特茅斯已受到了通过巴克利和福瑟吉尔同富兰克林进行的谈判的影响。
然而这时，对富兰克林和北美洲殖民地人民抱有敌意的桑德威克勋爵站了起来，暴躁而激烈地完全反对接受它。他表态说，这个计划应该受到它应得的蔑视并遭到否决，它看来完全是出自什么美洲人的手笔。桑德威克说到这里，把脸转向了富兰克林，说他猜想他已看到了那个起草这个计划的人，是这个国家所曾有过的最凶恶的敌人。这时，正如富兰克林后来自己所写的：
“这使许多贵族的眼光都落到我的身上。但是，由于我并没有认为这是我写的，所以我面部的表情纹丝不动，仿佛它是用木头雕成的”。
桑德威克的话音刚落，卡萨姆站了起来，针锋相对地肯定说，计划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毫不犹豫地宣布，如果他有幸成为这个国家的首席大臣并注意到解决这个意义重大的问题，他将毫无愧色地承认接受过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熟知全部美洲事务；这个人，他要说，“整个欧洲由于他的知识和智慧而予之以高度赞扬，把他和我们的牛顿和波尔等量齐观；他不仅享有英国的尊崇，而且享有人类本性的光荣。”富兰克林感到“比起前面的过分夸张的诽谤来，我更难以承受这过甚其辞的赞扬。因此我尽可能保持一副与己无关的表情，仿佛没有感到这是在说我。”
卡姆登、舍尔伯恩、里奇蒙德公爵和曼彻斯特公爵和其他一些贵族纷纷发言赞成对卡萨姆的计划加以考虑。但是内阁大臣们同意桑德威克的意见，达特茅斯没有敢坚持己见来与他的同僚作对，立即表态改变先前的立场。于是，由这么重要的人物提出，受到那么多才智之上支持的建议，立即遭到了否决，“如同轻蔑地对待一个醉汉所唱的民歌样”。
这以后，英国政府的镇压加剧了，武力镇压和商务限制双管齐下，目的是迫使殖民地人民屈服。2月4日，富兰克林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和巴克利和福瑟吉尔进行了会谈。福瑟吉尔提到战争的恐怖。富兰克林对其“17点”作了调整，3点被放弃了，4点得到接受，其余各点也都作了程度不一的修改。
16日，富兰克林和巴克利、福瑟吉尔第二次会谈，巴克利带来了一份草案作为富兰克林和内阁大臣妥协的谈判基础。根据草案，内阁压倒一切的愿望是麻萨诸塞人认罪和屈服的行动。他们提出，那一殖民地的代理人应在给英王的陈情书中保证赔偿被毁茶叶；在赔偿茶叶后，波士顿港口才予开放。富兰克林回答说他倒愿意作出保证，但恐怕没有时间说服麻萨诸塞人同意；而且“如果这样一个保证生效的话，那么英国国会关于麻萨诸塞的所有决议都得立即废除”。这就是富兰克林的最后立场。谈判失败。
其后，富兰克林又拒绝了陪同豪勋爵赴美洲的建议，强调只有废除关于麻萨诸塞的法案，才同意赔偿茶价。2月28日，富兰克林同豪会见，提出将马上返回美洲。因为这时他已得知了妻子黛博勒逝世的噩耗。
1774—1775年之交，黛博勒感到身体骤然虚弱，她告诉儿子说，如果这个冬天他父亲再不回来，她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因为她相信自己活不过这个冬天了。12月14日，她病倒了。到18日，她感到好了一些，可第二天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去了。葬礼在22日举行。而事隔两月，凶讯才传到富兰克林耳中。他得立刻回去。
一周后他礼节性地会见了豪，结束了与阁员的交涉。在离开伦敦前几天他最后同巴克利、福瑟吉尔见了一面。
3月19日，富兰克林和柏克一道呆了几个小时。3天后，柏克在国会发言倡议和解，但没有效果。
富兰克林在伦敦的最后一天是和普利斯特里一起度过的。普利斯特里从富兰克林的谈话中听得出来，他为内战即将发生而深感忧虑，可自己感到问心无愧，因为他已经尽心尽力。那天，富兰克林谈到这里感情不能自已，他含泪告诉朋友说，如果打起仗来，他相信北美洲殖民地人民将取得胜利。
的确，富兰克林此次出使伦敦10余年，无时不牵挂着他亲爱的美洲。他为北美殖民地的利益计，一直希望殖民地留在英帝国内部，和宗主国一道繁荣强盛，为此他置个人的荣辱毁誉于不顾，尽一切努力周旋于英国权贵之中。由于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冲突，也由于他梦想中的英帝国内和平共处的基本前提是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本土的平等，是坚持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这就注定了他百般的外交努力必然归于失败。但是，他失败得悲壮，失败得光荣。这一失败也使他多年的美梦破碎无遗，令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3月底，富兰克林携带孙儿谭波尔从朴茨茅斯登舟返美。在6个星期的海上旅程中，前半写他最后阶段各种谈判和交涉的实际，后一半他研究了海湾海流（这一研究的结论迟至10年后才有时间整理）。
当5月5日抵达费城时，列克星敦已爆发战争，伟大的美国独立战争已拉开序幕
七、为了美法联盟
★最沉默、最坚定、最无畏
离乡背井10载有余的富兰克林回到了费城市场街那已经没有了妻子身影的家。那所房子矗立在那里已经10年了，但对他来说还是新的。富兰克林和女儿萨拉、女婿理查德·贝奇叙过久别之情，尤其是黛博勒去世的前前后后，好一番痛惜、伤心又夹杂着父女重逢的欢欣之后，一家人平静地生活在一起了。
给富兰克林带来不少乐趣的是他未见过面的外孙们，可他也时时牵挂着从伦敦带回美洲的孙子。谭波尔已经到珀斯·阿姆波伊他父亲那里去了。6月13日，富兰克林给他写了一封充满爱意的信，告诉他伦敦的房东太太给他们寄来了一封长信，信里谈到那边的许多消息。他还告诉谭波尔，他的两个小表弟本杰明和威廉正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玩当士兵的游戏。
他写着信，不由得想到了儿子威廉，面色顿时阴沉下来。
在富兰克林的时代，很少有美洲人能像富兰克林那样，在学术上、外交上蜚声欧洲，因此，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富兰克林多多少少地成了北美殖民地的代表或领导人。富兰克林离开英国后，北美殖民地的武装斗争开始了。因而，在一般英国人看来，是富兰克林回到美洲，领导了一场战争，为他1775年1月在英国所受的诽谤和羞辱报仇雪恨。无论是富兰克林的朋友和敌人，多半都抱有这样的看法。但富兰克林并不顾忌这些对他私人的成见，一回到美洲，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去了。
回到美洲之后，他马上希望看到的就是儿子威廉和他在宾夕法尼亚的年轻战友加洛维也站在革命的一边。他还记得，当他在最艰苦的斗争中，他们是和他站在一起的，从私人感情而言，加洛维简直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而且，他深深地知道，作为英王委派的殖民地州长，威廉一旦站到了反对英王的旗帜之下，对英国政府的打击和对殖民地革命人民的鼓舞，都是不容忽视的，而他一直非常看重的加洛维的才干，也会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壮大。然而，这两个人都让他失望了。
这时，富兰克林突然醒悟到，对于10多年没在一起生活的儿子威廉，自己的确是不甚了解了。他记起年初他在英国王室枢密院的一个委员会受到攻击谩骂后，想到儿子或许会因为自己而仕途无望，便于2月2日写信给威廉，希望他在自己的农场安身立命。他写道：“也许他们会期待你会因怨愤他们对我的侮辱而辞职，从而省去他们在应当提升你的时候却将你革职的羞愧。但是我不会劝你那样做。如果他们想解除你的职务，让他们那样干好了，尽管实际上我认为这个职务不值得你留任。”
威廉果然没有辞职，现在看来，他并非是听从了父亲的忠告才不辞职的，而是他本身十分看重这个为英王效劳的职位。这么多年来，富兰克林将儿子视为天然的知己，在通信中几乎是无话不谈，可偏偏没有觉察儿子思想上的变化。两代富兰克林中，年届70的父亲成了革命者，正值壮年的儿子却留在了压迫者、镇压者的反动势力的营垒中。在8月的最后几天中，富兰克林到珀斯·阿姆波伊去了一趟，在儿子那里小住了几天。但是，父子商谈的结果，只在继续各行其是上达成了一致。威廉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政治感情，更不能接受父亲的政治观点。
9月，回到费城的富兰克林在儿子的信中指责他说，“你这个彻头彻尾的朝臣，是用英国政府的眼光看待一切的”，言辞间透着一位老父的伤心、失望和怨愤。
后来，威廉·富兰克林一直忠实于他的公务。在被殖民地革命派囚禁了一个时期后，他当了纽约效忠派协会的会长。加洛维在革命爆发后在美洲呆了三年，而后去了英国，当了伦敦的美洲效忠派流亡者的代言人。威廉·富兰克林后来也去了伦敦。和他们两人、尤其是和儿子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恐怕是开朗乐天的富兰克林一生中少数几件不顺心的憾事之一。
北美殖民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不允许他沉缅于个人的不快之中。回到费城的第二天，他就被宾州议会选为代表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会议于4天后在费城召开。
5月9日，南卡罗来纳的会议代表在费城码头弃舟登岸；北卡罗莱纳、弗吉尼亚、马里兰和特拉华的代表从南面骑马而来，由乐队奏乐、摇铃开道，穿城而过。费城街头云集了15000民众观看。
第二天，费城举行了阅兵式来欢迎麻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纽约的代表入城。
5月10日，大陆会议在宾夕法尼亚州政厅召开。第二天，会议代表们从伦敦的来信中得知英王和英国议会对第一次大陆会议的请愿书不予考虑。但会议主要是处理列克星敦的有关事务。
第4天，星期六，全体会议代表在市酒店聚餐，为在英国国会作了和解演讲的埃德蒙·柏克的健康干杯。星期一，富兰克林写信告诉柏克：“你将在报纸上看到，盖吉将军召开他的议会来提出诺思的和平计划。可会还没开，他们就拔剑开战了。他的部队作了一次最为强劲的撤退（3小时退了20英里），简直是史无前例。连孱弱的美洲人一路追打他们，都不能阻止他们前进。”这里，富兰克林开始使用了和以前截然不同的语气。也许富兰克林自己也感觉到了，在他反对英国政府的暴政又不想同他们彻底决裂以前，说话行事常常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并屡次遭到猜疑、误解。而现在，一旦决定了和殖民地的革命者站在一起，一切反而变得那么简单明了。
的确，大陆会议中年事最高的代表富兰克林是最坚定、最大胆的代表，又是最沉默的代表。很久以后，杰斐逊说，“革命前我和华盛顿将军供职于弗吉尼亚议会，革命期间和富兰克林博士共事于大陆会议。我从未听到他们中哪一个一次发言10分钟，也没有听到他们谈到决定问题的主要点以外的任何话题”。
6月，华盛顿离开费城去坎布里奇就任大陆军司令，杰斐逊——第三个沉默的人——来出席会议了。在性格上，杰斐逊十分接近于富兰克林，尽管他比富兰克林年轻得多。这样，在众多的政治家中，就有两位思想家了。习于演说的约翰·亚当斯曾对富兰克林“日复一日沉默地坐着，相当多的时间是在椅子上熟睡”却被指派参加所有最重要的委员会感到迷惑不解。他自己只参加了少数几个委员会。亚当斯认为，对富兰克林、华盛顿和杰斐逊来说，他们不喜欢争论真是幸事。
实际上，富兰克林在会议上默然聆听或干脆打瞌睡，是因为会议讨论的许多问题早已在他头脑中有了结论，他是在看着这些年轻人在一步步学会他已经知道的东西。
7月间，会议表决通过了向英王递交一份措辞更恭顺的请愿书。比起在座代表，富兰克林更了解英王和他的内阁，他相信递交请愿书只能是徒劳无益，达特茅斯不会将它转呈英王。
果然，8月23日的王室宣言宣布美洲人是叛逆，警告所有的人不得帮助他们。富兰克林尽可能地在争论进行中为会议保有一些机智和幽默。但他自己的才干和见解要行动，他看到，殖民地必须武装起来，只要取得力量，必将迫使英国内阁寻求和平解决。
在那么多年寻求和平解决办法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落得伤痕累累的富兰克林，比任何人都更加洞知寻求和平的唯一办法是用武力去争取。因此，他一旦决定了走革命道路，就更加反对妥协，更加义无反顾。
他曾经坚决主张用不进口英货来回答英国当局的征税，而现在他同样坚决地主张用武力作坚决抵抗，并不顾自己的高龄，大力地关注殖民地的防务计划。他曾经千方百计地维护英帝国内北美殖民地和宗立国的统一和谐，而现在，公开决裂已在眼前，他却毫无惧色，反而使大陆会议中的许多保守分子相形见绌。
富兰克林在大陆会议还承担了许多具体工作，如起草呈英王的请愿书，改革殖民地火药硝石的生产，起草华盛顿就任大陆军司令的宣言，安排印刷纸币，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