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0—1771年他的两个侄孙乔纳森和约赛亚·威廉斯从波士顿来看他，乔纳森将他的记录阅览了一遍，编出了一套全新的存放法。
富兰克林没有多少上午能留在家中，有那么多的大人物他得去拜访，去游说，以争取他们对北美殖民地的事务持同情态度。他常常是一早就乘他的专车出去，到3点或4点才能吃午饭。在忙于办事的日子里则很少回家吃饭。到了晚上，他可能在他的住处喝茶，然后玩纸牌。有时候他到酒店或朋友家里去。他似乎不大看戏。在外出的日子里，他很晚才回家睡觉。
他不时受到痛风病和感冒的困扰。他知道他需要锻炼，但他没有时间去锻炼。在日常生活中，他尤其注意保持空气新鲜，他夜里一般都开窗睡觉。斯蒂文森家的这所宅子有时候住得相当挤，但屋子里的空气总能保持新鲜。
富兰克林和波莉之间的友谊始终没有改变，只是在他们的通信中不再讨论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她的朋友多萝西·布朗特也是他的朋友。1769年夏天，富兰克林从巴黎回来，波莉新寄信给他，“欢迎我亲爱的、尊贵的朋友回到英格兰，”然后告诉他，她在访问马尔格特时遇见了一位年轻医生，她告诉富兰克林她可能会嫁给他，尽管那年轻医生还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心迹。
到第二年5月那年轻医生威廉·休森向她求婚了。波莉征求了富兰克林的意见，然后在几个星期之内结婚了。波莉把她的新生活和新亲属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则于7月24日写信给她说：“我会爱每一个爱你的人，所以我想我该及时地爱你的新母亲、新姐妹和新多莉①。我发现我已经开始喜欢他们了，如果你认为合适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们。但是你的老多莉②和我已经同意互相之间比以往更爱对方，来尽可能地弥补我们所失去的”——
①多莉，多萝西的昵称。此指波莉的新朋友。
②老多莉，指波莉原来的朋友多萝西·布朗特。
到了9月，休森夫妇搬到克雷文街来住，而斯蒂文森夫人于22日带着萨丽·富兰克林到罗切斯特去，留下波莉管家。富兰克林为了让他们知道人们如何想念她们，并打趣波莉，便以报纸通讯的形式写了《克雷文街报》，那是富兰克林冒充为一个懒人，写的一系列短文，幽默而有趣。
第一篇写的是：“今晨，玛格丽特女王由她的第一女官富兰克林小姐陪同，出发前往罗切斯特。……人们私下议论，女王陛下离开时的新的家政管理像所有其他新的行政管理一样，会优于原有的管理。”
后来的许多短篇“报道”中，有这样一些：“现在，人们从不快的经历发现，好的决定容易作出，实行起来就不同了。尽管参事会昨天宣布了庄严的命令，今天还是没有一个人去教堂。情况似乎是那位格雷特·珀森①的庞大身躯躺在床上时间太长，使得早饭还没吃完，穿着修饰就已经来不及了。至少这是一个借口。从我们伟大同胞的例子来看，指望用罚款来实行改革是徒劳无功的”。“我们听说，从女王陛下离开克雷文街到今日，没有人注意整理报纸，而这些报纸躺在每个房间的每处窗台上和每把椅子上，正好是那位格雷特·珀森看完后所放的地方。政府长期置于这样的人的管理之下，是不可能的”——
①格雷特·珀森，英文GreatPerson的译音，意为“大个子”。富兰克林戏指自己。
最后是一篇对波莉管家业绩的“恭维”：“婚姻消息：我们的上一次婚姻后尚无一桩；死亡消息：在后面的橱子里和其他地方有许多不幸的老鼠；储备：饼干——极少，荞麦面和印第安粉都已坏了。茶叶——茶叶罐里一天比一天少。葡萄酒——残存不多。星期三，9月26日。附言：秘密消息毫不迟疑地就传遍了，我们的第一女总管极为引人注目地在今日去了市场，买回了羊肉排骨和一便士四个的苹果，并修补了两处裂缝”。
克雷文街的这家人就是在这样融洽和谐的气氛中生活。到了第二年的五六月间，波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这位科学家成了孩子的教父。从那以后，每当妻子那满载小外孙轶事的信到了以后，富兰克林喜悦之余，也将这边他的教子的趣闻回信告诉妻子，如那孩子的长牙、开始走路和开始说话等等。
波莉时常告诉他关于孩子的事情。当他外出游历时，就写信。有一次，波莉写信告诉他说，她母亲有了一位新的追求者。富兰克林回答说他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已习惯于挑战，而且凡是我喜欢的朋友或女士，往往有其他人和我一样喜欢他们”。
对于波莉和其他敬爱富兰克林的伦敦年轻姑娘来说，富兰克林一身兼为哲学家、父亲和朋友。其中的一个，朱迪丝·奥斯古德，还曾引起人们的猜疑。朱迪丝住在金街，于1770年8月同富兰克林的同事约翰·福克斯克罗夫特，为俄亥俄公司土地之事同到伦敦来。因此很自然富兰克林见过她，而且富兰克林在给福克斯克罗夫特的信中提到她称她为“我的女儿”也并非不自然，而不像有些人怀疑的那样是富兰克林的另一个私生孩子。因为朱迪丝是英国人，1770年已达到结婚年龄，不可能是一个1726年到1757年都在美国的人的女儿。朱迪丝只不过是富兰克林称之为女儿而她又愿意被这样称呼的又一个年轻妇女。
1772年10月，波丽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斯蒂文森夫人们房子让给了休森夫妇，自己和富兰克林搬到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幢屋子里去。11月3日，富兰克林在信中告诉儿子，“我几乎已经在我的新住所里安顿下来了，但是搬动和清理我的文件和放置我的书和其他东西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看到自从来到英格兰后，我的书增加得有多快，真是令我吃惊。来的时候我一本书都没带，而现在我有了一屋子的书，其中许多我是从德国、荷兰和法国收集来的，主要包括日后可能对以美洲有用的那些知识。”
1774年春，对富兰克林来说是一段黑暗的日子。休森的两个男孩都得了天花，而他们的父亲因在做手术时被感染，死去了。威廉·休森留给波莉了一个遗腹女儿。波莉在姨母死去后得到了一笔遗产。不久，美国爆发的革命将富兰克林召回了美洲，后来他又去了法国，但富兰克林和波莉一直保持着友谊，无论是时间还是战争都没有使他们之间变得疏远。
在伦敦，作为一名热爱家庭、喜爱孩子的男人，富兰克林很少遇到在这方面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告诉妻子，在伦敦，如果向一打男人打听他们的婚姻状况，准有11个是单身汉，他们不结婚的主要原因是一位英国妻子的日常的巨大花销使他们望而却步。可是他终究结识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喜欢人口众多的家庭生活的朋友，这就是圣阿萨夫教区的主教乔纳森·希普利。
希普利主教的乡村宅邸在温切斯特附近的特怀福德。1769年，希普利被授予主教职位时，他必定是受英王重用的。但他作为富兰克林的朋友，不久就转到反对派一方去了。在主教中，他几乎是唯一的支持北美洲殖民地的权利和英国不同政见者的权利的人。
1771年6月，富兰克林在特怀福德住了一个星期，走的时候答应不久再来。但繁忙的公务使他在伦敦不得脱身。直到7月底，他才又去了特怀福德。这一次，他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对富兰克林来说，那是一段愉快而难忘的日子。
希普利主教有一子五女。儿子已经担任了神职，女儿们的年龄最大的是23岁，最小的才11岁，名字是安娜·玛丽亚、艾米丽亚、伊丽莎白、乔治安娜、凯瑟琳。富兰克林迷住了这个家庭里的老老少少，他们都成了他终生的朋友。他给他们讲故事，讲关于他在遥远的波士顿和费城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故事，他们建议他将它们写出来，留给后世。正是在特怀福德，富兰克林开始写作他那无与伦比的自传。那是第一部关于一个人从和平时期的平凡事务——不是从战争或艺术发迹——中自我奋斗而成名的人的自传代表作。他拿起笔迅速快捷地写，挥洒自如，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便完成了这部自传的几乎一半。据说，他常常把写好的部分读给希普利家里的人听。那间他用来写作的房间后来被希普利家的人称为“富兰克林的房间”。
将要回到伦敦的学校去的吉蒂（凯瑟琳）是和富兰克林结伴搭邮车回伦敦的。一路上，富兰克林没费什么劲就使她自由自在地与他交谈了。富兰克林后来告诉她母亲，吉蒂大谈特谈她们姐妹们各自会嫁个什么样的男人。她认为乔治安娜将得到一位乡村绅士，贝蒂会嫁一位富有的城市商人，她最喜欢的艾米丽（艾米丽亚）配得上一位伯爵，安娜·玛丽亚该嫁一位有很多产业的大富翁，因为她爱好管理。富兰克林建议她嫁给一位公爵。吉蒂却不同意，想了一会儿后说，让艾米丽嫁一位公爵，安娜·玛丽亚得到一位伯爵。然后，吉蒂说自己或许会找一名士兵，富兰克林说可以是一位将军。
“我喜欢一位老年的男人，真的我喜欢，不管怎么说，所有的老年的男人都喜欢我，所有到我们家来的老头在我们几姐妹中都更加喜欢我。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好，他们特别喜欢这样。连女佣人都注意到这一点，只要看到有老头儿走过来，就说：‘吉蒂，那儿有你的一个朋友。’”“那么，既然你喜欢一位老将军，你为什么不最好是趁他还是一名年轻军官时把他选中，让他在你的手心里变老呢？因为那样一来，你就可以在他越来越老时越来越喜欢他。”“不，那不行。他必须是70岁或80岁的老人，在我30岁上下的时候娶我。那样，你知道，我可以成为一个富有的年轻寡妇。”后来，吉蒂当然没有嫁给她的老将军，但她从来都没有忘记她和富兰克林同行的这段旅程。
富兰克林通过他妻子从费城弄到了一只松鼠，作为礼品送给希普利的女儿们。那只松鼠成了那家人的宠物，被取名蒙戈或斯克格。但是小松鼠设法逃出了它的笼子。在附近到处游逛，结果被一只狗咬死了。女孩们把它埋在花园里，乔治安娜请求富兰克林为它写几句墓志铭。富兰克林答应了。
1772年9月26日，他写给姑娘们一封信，说：“我和你们一道，最诚挚地哀悼不幸的蒙戈之死。它是松鼠中的佼佼者，因为它有良好教养，旅行到遥远的地方，看过这个世界的诸多景物。由于它有幸因其美德而受到你们的眷爱，它不应如普通松鼠一样就那样逝去，而没有墓志铭。”他认真地为松鼠拟写了这样的铭文：
斯克格在此
躺着很舒适
如同小精灵
盖着厚毯子
然而，纵然有着亲人在身边，纵然享受着“伦敦的家”的温暖和朋友们的友谊，富兰克林仍不时感受到思家的剧烈痛苦，他承认“对此我无法仰制，只有对自己答应说下一个春天或下一个秋天就回去，等等等等。至于再回到这里来，一旦我回到家，我就再也不会想到它了。要是我再计划三次飘洋过海，我这一辈子就太过分了。”在富兰克林心中，费城的家始终是他感情深处一块最最珍爱的所在。
★无尽的科学探索
作为科学家的富兰克林，在伦敦的生活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
1766年冬天，在沃灵顿从事电学和化学研究的青年学者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来到了伦敦，找到富兰克林，想在编写一部电学史的著作方面得到他的帮助。富兰克林慷慨地为他提供了所需要的书，并将未曾向皇家学会报告的当年风筝实验的详情细节全盘告诉了他。在普利斯特里的书完成后，富兰克林读了他的手稿，并帮助他争取被选入皇家学会。这个年轻人成了富兰克林在欧洲的最亲密的朋友。
在印花税废止以后，富兰克林有过一段短暂的闲暇。那年6月，他和约翰·普林格尔——这时已是约翰爵士以及王后的御医——一同到汉诺威的皮尔蒙特，慕名去喝那里富含铁质的水。富兰克林6月13日告诉妻子说：“如你所知，我习惯于一年作一次旅行，我希望得到更多的空气和锻炼。我相信去年因为缺乏这些而有害于我，以至于我虽然不能说是生病，但去年冬天直到今年春天我经常疼痛。……我打算在皮尔蒙特离开他，去看看离它最近的大城市，然后在归期将至时再去与他会合。”
第二天，他们出发了。他们的确分开过一段时间，但他们一道在皮尔蒙特或汉诺威的什么地方会见了著名的弗雷厄尔·冯·蒙奇豪森，和鲁道夫·艾利奇·莱斯普。后者把前者对朋友讲述的自己的故事编纂成英文书，以《蒙奇豪森男爵的故事》为名，后来该书颇有影响。
德国皇家科学学会选举富兰克林和普林格尔为会员。7月19日，两人在格丁根出席了学会的一次会议。在汉诺威，他们还造访了皇家医院院长，观看了他的电学仪器设备。然后返回，于8月中抵达伦敦。
第二年8月，富兰克林和普林格尔到法国去游历。出发以前，他们从法国驻英国公使馆的杜兰德那里取得了许多介绍信。杜兰德曾十分详细地打听美洲的情况。对此，富兰克林的评价是，他“假意说对我非常敬仰，由于我在那次讯问中表现出的才智。他希望得到我所有的政治方面的作品，请我吃饭，问了许多问题，待我极为友善，前来拜访我，等等。我想象这个诡计多端的国家想找机会插手，挑拨英国和她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但我希望我们将不给他们以机会”。
但是在法国的旅行，改变了富兰克林对法国和法国人的印象。
9月14日，他在给波莉·斯蒂文森的信中写道：“我们在两岸的船夫、脚夫那里受够了折腾，说不清哪一边的更贪婪，到底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但是后者尽管狡诈，却是最为彬彬有礼的。”
他注意到大多数妇女的肤色较深，但在巴黎，一些妇女肤色较白净，而且不像是靠化妆所致。他知道波莉对巴黎的时尚感兴趣，并详细地告诉她巴黎妇女化妆的办法，“我还没有机会进入任何一位女士的化妆室去观看她们如何涂脂抹粉，但我想我能告诉你那是或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在一张纸上剪一个直径3英寸的圆孔，然后把这张纸放在你的脸颊上，让那孔的圆心正好在你眼睛下方，然后用一把刷子蘸了颜料连同那纸涂你的脸；因此当那张纸被拿开后，那儿就留下了和那圆孔同样大小的一块圆印。这就是化妆的方法，下自舞台女演员，上至各阶层女士一直到血统高贵的公主，但是就到那里为止。王后是不用它的。……”
他又说，“你看，我说到王后仿佛我见到了她似的。是的，我见到了。因为你得知道，我去了宫廷。上星期日，我们到凡尔赛去，有幸觐见了国王。他十分高雅而又兴致勃勃地和我们两人说话。国王很英俊，看上去很活泼，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那一晚，我们在宴会大厅，王室家族在那里公开用餐。……国王同约翰爵士谈了很多，问了许多关于我们的王室家族的问题，也注意到了我，给我以荣耀。对此就说到这里。因为我不想让你以为我喜欢这位国王和王后，……没有法国人想到他们的国王超过我想到我们自己的国王和王后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可亲的”。
富兰克林认为凡尔赛宫富丽堂皇，但是保养不善。他注意到，比起伦敦，巴黎有更多的人步行，街上没有被马车和轿子所拥塞。男人和妇女都带着伞，铺路石“一般是方的，当一面磨损后就被翻过面来成了新的”。
对于习惯于费城和波士顿的富兰克林来说，巴黎看上去不那么整齐，但他认为法国人的风度比英国人好。“看来这里有一种普遍流行、既定的看法，即外地人应受到尊敬；一个外地人在这里受到的待遇如同一位女士在英国受到的待遇。当海关的官员正要扣留我们携带的人们在布格涅给我们的两打上好的波尔多葡萄酒时，一旦知道我们是外地人，马上就因此而放行了。我们到巴黎圣母院去观看一场盛大的有图形的灯展，纪念逝去的皇太子妃，我们发现有大量的人群被卫兵挡在外面。但当那军官一听说我们是英国来的外国人，他立即就让我们入内，陪着我们，把所有的一切一一地指给我们看。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此文雅地对待法国人？为什么让他们在有的事情上超过我们？”
可以猜想伦敦公使馆的杜兰德为了富兰克林受到官方的礼遇而做了很多，但是，作为科学家，他不需要官方的推荐介绍。对富兰克林说来，那些“在巴黎同博学多才的人相处的日子如同一场令人愉悦的梦，直到我非常遗憾地发现自己身处伦敦时才醒过来。那位在法国最先实践了富兰克林的建议、从云端取得了雷电的达利巴德和他的妻子对富兰克林极为友好热忱。法国的科学家以被称为“富兰克林派”而自豪，他们中有人说，法国象英国一样，是富兰克林的国家。
富兰克林在巴黎结交的最重要的朋友不是电学家，而是经济学家。在那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在他即将启程回伦敦时，他见到了弗朗索瓦·奎斯内。此人是法王的御医，是被称为重农主义者的一个学派的领袖，并受到德·米拉波侯爵——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演说家米拉波之父——的善待。迄止当时，富兰克林对这个学派一无所知。奎斯内等经济学家却由于富兰克林是自然哲学家而对他倍加赞誉。他们读到富兰克林在听证会上的答辩后，称赞他是关于美洲情况的活档案。富兰克林则发现自己心目中杂乱无章的经济现象在奎斯内他们那里成了一个体系。这一学派的一些观点给了他一些启发。
几个月后，他在给费城的一封信中写道：“归根结底，这个国家①喜欢超过它们实际价值的制造业产品。因为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农业耕种，农业真正生产出新的财富。制造业只是转换形式，而且，不论它们给了它们所生产出来的物质什么样的价值，它们同时也消耗了同样价值的原材料等等。因此，制造业不能增加财富，唯一的优越性是以制造业产品的形式出现的货物更易于运送到外国市场上去出售”——
①指英国。
一年以后，他将他的新观点提高到了最尖锐的程度，“一个国家获致财富的途径看来只有三种。第一种是战争，如同抢劫一般；第二种是商业，这一般来说是欺骗；第三种是农业，这是唯一诚实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人们从播入土地的种籽收到真实的增长，并且是连续不断的奇迹。”这里，富兰克林在逐渐失去英美统一帝国的希望的同时，他注意到了英美之间的区别，他认为那是一种自然赋予的区别，即广袤的北美洲大陆可以靠农业生活；而狭窄的岛国只得限于经营工商业，他也感到了要调和这种利益上的冲突是多么困难。
富兰克林第二次访法是在1769年7月到8月间，也是和普林格尔同行。这一次，他的身份多少有些不同：由于他在一月份被缺席选举为美洲哲学学会会长，在法国人眼中，他便成了美洲学术界的正式代表。达利巴德夫妇、科学院和真挚的重农主义者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他高兴地发现法国对北美殖民地感兴趣，“整个欧洲（英国除外）看来在这个问题上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欧洲有它的理由，它想象自己由于英国力量的增长威胁到自身而乐于看到英国自我分裂。我希望，我们的谨慎会推迟我们的敌人从我们的冲突得到满足”。
1770年为麻萨诸塞州的事务忙碌了一年，富兰克林在1771—1774年期间每年都出游一次，主要在英国境内观光、访友。1772年4月，阿贝·莫勒列特应舍尔伯恩邀请访英，曾同富兰克林长谈，话题广及商业自由、人口、美洲殖民地、音乐、物理学和美学。一天他们漫步在怀科姆贝的公园，富兰克林说他可以使身旁一条小河中被风吹起的波浪平息下来。说完，他从他们站的地方朝上游走了两百步，向水面作了些魔术式的动作，再用手中的竹杖在空中舞动了几下。果然，水面上的微波平了下来，河水水面平滑，犹如一面镜子。朋友们纷纷惊问这是什么原因，富兰克林微笑着从手中竹杖掏空了的杖心倒了些油出来，告诉他们说，就是向河水中倒些油下去，刚才的奇迹就出现了。
在此之前，丹麦国王克里斯丁七世于1768年8月到10月间来到英国，10月1日同皇家学会的莫尔顿勋爵和富兰克林共餐。
在英国的数年交游，富兰克林结识了不少名士贵胄，他和科学界名人的交往，不仅是出于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领域内的人际、学术交流，更是为了让欧洲学人通过自己了解和认识北美殖民地。在旅英期间，英国皇家学会几乎成了他经常出入的俱乐部，他于1760、1765、1766和1772年4次当选学会参事会成员。
但富兰克林仍是一介平民。他在伦敦有几处固定的活动场所：他不定期地去“狗”酒馆，定期地去“乔治和沃尔杰”酒馆，但他最喜爱的去处是“诚实的辉格党人”俱乐部，该俱乐部每隔一周的星期四活动，活动地点先是在圣保罗教堂院子中的咖啡屋，1772年3月后改在路德格特·希尔的伦敦咖啡屋。富兰克林和他的朋友普莱斯、坎顿、普利斯特里（当他在伦敦时）是该俱乐部最早最忠实的会员。其他会员也是富兰克林的朋友。每到活动日，会员们便聚在一起喝酒，抽烟（但富兰克林不抽烟）、谈话，有时候进行激烈的争论。到9点，大家共进晚餐。
同时，富兰克林也在潜心从事科学研究。
1768年5月10日，普林格尔收到富兰克林写来的一份实验报告，普林格尔粗粗看了几眼，不由得回忆起他们同游荷兰的情景，他记得有人告诉他们说运河里的船在运河里水位低的时候航行，船速比水位高的时候慢得多。富兰克林写来的就是关于船速在深水和浅水中的差异的实验报告。
富兰克林写道，“我们回到英国以后，正如往常一样，我碰巧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我问那些船夫说，他们是否感觉到在浅水和在深水中划船有什么不同。我发现他们全都这样说，事实上，那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有哪些不同，他们的说法却各有不同”。富兰克林的解释是运河中的船“在它的航程中必须一次次地将相当于它的船底在水中所占的同样体积的水排往它后面去；水在这样移动的时候必须经过船的两侧和船底再到船身的后面去；如果船底的水的这种移动受到水浅的阻碍，更多的水必将流经船的两侧，并且流速也会急一些，这就使船行进的速度放慢，如同在向相反方向移动；或者，船前行时，船后的水位变得比船前水位要低，船被它前面由水位之差异造成的水的重量压向后退，由于要不断克服这一重量，船的移动便减缓了”。
富兰克林不仅仅分析了这种现象，他还将其付诸实验。他准备了一只水槽，水槽内部的长、宽、高分别为1/4英尺、6英寸和6英寸，里面盛上水，水面离水槽边缘半英寸，这代表一条运河。再制作了一只船的模型，6英寸长，2．25英寸宽，1．25英寸深，船头的一端系一条丝带，另一头安上一个直径为一英寸的铜滑轮，用一个一先令的钱币用带子坠在水槽的一头，穿过滑轮便可牵引小船匀速前进。富兰克林在船前进时，数数记下在不同水深时所用的时间——当时没有带秒针的表，得出的结果是当水深1又1/2英寸时，船速为101；当水深2英寸时，船速为89，当水深4又1/2英寸时，船速则减少到79。它表明，在深水或浅水中行船，船速之差距是相当明显的。
那年复末，在忙着一年一度的旅行之余，富兰克林的研究方向又急剧而又自如地转向语音学和拼写改革。
富兰克林分析了英语的语音，认为在英文字母中有6个字母是多余的，即c，j，q，w，x，y，因为它们完全可以用其他字母代替。他相应地制定了一套新的字母表，在1779年发表问世。他的《关于新字母表和改革拼音模式的计划》一书没有完成，但他所作的语言分析像从那以后人们所作过的一样是基本的，尽管还不够详尽。他对拼音的改革是从企图改变当时书面语言阻碍了英语语言的发展，语言被文字拉了后腿的现状出发的。他的改革计划将是革命性的，也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
1769年，富兰克林当选了美洲哲学学会会长后，发表了他的修订过的第4版《电学实验与观察》，内中增加了《哲学题目信札集》，是写给多位亲友的信件，内容涉及包括植物学在内的多个学科。后来，该书于1772年12月被巴尔杜·杜勃格译为法文，在1773年7月出版。
1772年，富兰克林受到军械局的咨询，内容是关于如何保护设在普特弗利特的军火库不遭雷击。5月28日，富兰克林登门造访，并建议他们用避雷针。3年前，曾遵照他的建议在圣保罗教堂顶上安装过一枚。问题提交皇家学会解决，皇家学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解决此事，富兰克林是委员之一。8月21日，富兰克林起草了一份报告，外加一份长篇解释。但是，曾为富兰克林画肖像的电学家威尔逊却反对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大多数委员提议用尖头避雷针，而威尔逊认为尖头避雷针会把雷电引到军火库来，钝头的避雷针更合适。最后，尖头避雷针被采用了，但威尔逊却出版了一些反对这一做法的气极败坏的小册子。富兰克林拒绝对它们作出还击。在美国革命爆发后，火药库被雷电击中，尽管没有被毁坏。乔治三世马上站到威尔逊一边，并命令在军火库和他的王宫都装上钝头避雷针，似乎是要以此来鄙薄“反叛的”富兰克林。
皇家学会会长普林格尔由于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支持乔治三世，反而指出这是偏见，他被迫辞去了皇家学会会长一职，并被解除了御医的职务。
1773年，富兰克林感兴趣的两个主要研究课题是感冒和油对有浪的水面的作用。
对前一题目，他通过观察自己的切身经历，尽管他在他那个时代不可能听说到“病毒”的字眼，他已怀疑得感冒往往不是因为受凉，而是由于和生病的人密切接触，通过某种“质地特别的空气”而感染的。
至于油对波浪的平息作用，富兰克林不满足于前一年在怀科姆贝的小型实验，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验，以证实这一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富兰克林对此感兴趣，要追溯到1757年乘船前往伦敦的海途中，他发现有两艘海船在放出污水后的那片海面比附近海面平滑得多。当时，他乘坐的那艘船上的船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排放出来的脏水中的油污起了作用。这一解释使富兰克林联想到幼时读过的书中，普林尼①曾说他那个时代的水手在遭遇狂风暴雨时，为了平息海上的巨浪，往往向海里倾倒油脂。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决心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他在克莱帕姆的一个半英亩的池塘中的实验获得了成功，用一茶匙油便平息了整个池塘的波浪。而后，他便准备在海上进行一次大规模实验。
10月中，富兰克林偕同三名皇家学会会员来到了朴茨茅斯，在一个刮风的日子里，乘坐一只大艇②和一只驳船从哈斯拉尔医院和吉尔凯克尔附近的一个地方之间驶离海岸14英里，他们一行中的一组人在吉尔凯克尔附近那地方留在大艇的对岸，以便观察海浪并作记录，另一组人乘驳船从大艇迎风驶出到距大艇也是14英里处，然后向海面倒油。但是，这次实验的主要方面未能成功，因为从岸上没有观察到覆盖了油的海面与附近海面有什么不同。然而在大艇上的人们包括富兰克林，却观察到倒油的驳船处到大艇之间出现了一整块平静的海面——
①普林尼（23—79年），古罗马学者。
②大艇，商船上最大的艇。
富兰克林为了有利于未来的实验，这样对失败作了解释：一是海水受风的作用而起波浪，风的作用会持续不断影响海水；二是时间长一些，效果可能明显一些；三是倒出的油数量可能不够。这些结论是在详细分析了海水在风的推动下涌起波浪的原理后作出的。
富兰克林的这篇报告在皇家学会宣读以后，于1774年6月2日发表在学会的《会议记录》上。11月，它又在巴黎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从这家刊物，它被译为荷兰文。这一实验后来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里顿的小范围的实验中获得成功，但都没有达到富兰克林的“大范围实验”的规模。
在这一时期（1772年8月），富兰克林被法国皇家科学院接纳为“外国会员”。
★“赫金森信札”事件
与富兰克林在英国乃至欧洲的学术圈子里广交朋友、声名大长同时，英国政界的最高当局英王和内阁对他却怀有另一种感情。
他们看出，这个美洲殖民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向他们申言殖民地人民的权利，英国政府的任何政策凡涉及北美殖民地利益者，都会使他警觉并积极采取行动，或游说于各方面要人家中，或撰稿于报刊动员公众舆论，措辞尽管永远不失分寸，却绝不让步。此外，内阁中近来颇受英王宠信的诺思勋爵是希尔斯伯罗的朋友，希尔斯伯罗对富兰克林的仇恨心理以及为朋友鸣不平的愿望都影响了诺思对富兰克林的个人观感。英国当权者决心要将富兰克林从英国政坛和英美事务中驱除出去，问题是需要时机。
1773—1774年之际，机会出现了，这就是当时颇为轰动的“赫金森信札”事件。
“赫金森信札”指的是麻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赫金森于1768—1769年写的6封信和首席检察官安德鲁·奥利佛于1767—1769年写的4封信，收信人看来是在格兰维尔和诺思手下工作的英国官员托马斯·惠特利。赫金森和奥利佛身为麻萨诸塞人，却讨厌并破坏当地的民众组织，在1765—1766年期间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斗争中，波士顿的人民群众一怒之下，毁坏了他们的房屋。不久后身任副州长的赫金森和任州秘书的奥利佛在给英国官方的信中多次建议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实行高压政策，赫金森认为“必须对所谓英国式自由来一番改变”，奥利佛则主张“王室的官员应制定独立于州议会”的措施，等等。他们的信寄达惠特利手中后，被转呈格兰维尔、诺思等内阁大臣，他们的建议和主张对1768—
1769年英国当局对北美殖民地的高压政策势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证实了波士顿反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塞缪尔·亚当斯关于殖民地内部一些有地位的人如赫金森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最高当局有秘密通信联系的怀疑。
这些信被一些内阁大臣阅过后，因为托马斯·惠特利已于1770年6月死去，所以没有还给惠特利，而且落到其他人手中。这些人把它们转到了富兰克林手中。至于这些人的姓名，富兰克林为了信守诺言，始终没有披露。
富兰克林拿到这些信看了以后，认为应该让麻萨诸塞的领导人知道信中的内容，以便让殖民地人民了解他们的斗争目标应该对准谁，让反抗斗争逐步升级的北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群众意识到英王和英国内阁是误信了这些人的报告和建议，才对殖民地使用镇压手段的。归根结底，富兰克林的目的是让双方消除“误会”，以保持英帝国的联合与统一。这样，富兰克林在1772年12月2日给库辛的信中谈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并将10封信的原件寄回了波士顿。
在此事事发之前，英国内阁对富兰克林日益怀有敌意。1773年7月的一天，富兰克林在他的朋友、英国邮政总监勒·迪斯宾塞家作客，诺思也在那里。富兰克林后来写信告诉他的儿子说，“我们一起参加朋友们的谈话，一道吃饭，可总共说了不过三句话”。但富兰克林不会在这样有意的冷淡面前退缩，他维护北美殖民地利益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他的斗争方式之一，是运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一些寓言故事，讽喻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关系。其中的一篇名为《普鲁士王之敕令》，文中的普鲁士王弗雷德里克大帝向普鲁士的殖民地不列颠发出敕令，指责不列颠不向普鲁士输捐纳税，尽管普鲁士“在上一场战争中为保护这块殖民地和法国军队打过仗”，他肯定不列颠不应该反对普鲁士的“公正而理智的管理”，因为这是模仿不列颠自己的作法而实行的，也是“从不列颠用于对待它自己的爱尔兰和美洲殖民地的好政府的国会法律，不列颠王公们的指示，以及两院的决议”中引用来的。文章见报的那天是1773年9月里的一天，富兰克林和一些朋友正在勒·迪斯宾塞勋爵的家中。那天的邮件到了后，一位名叫保罗·怀特里德的朋友把报纸的内容浏览了一遍，告诉了那间房里的人他发现了什么，然后他拿着报纸，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富兰克林正和勒·迪斯宾塞等人聊天的房间，说，“看吧，看这儿，这是你要的新闻！这儿是普鲁士王，向我们这个王国要求权利呢。”听了他的话，房里的人都楞住了，富兰克林也一样。接着，怀特里德读起那篇文章来，刚读了两三段，一位在场的先生说：“去他的厚颜无耻吧！我敢说下一趟邮差送来的报纸上就该登消息说，他正率领10万大军逼近前来支持他的要求呢！”怀特里德则对富兰克林说，“如果这不是你对我们开的美洲式玩笑，就让我被吊死。”说完又继续读那篇文章，刚读完，人群中早已是一片笑声。一位将军说：“这是公平的一击。”勒·迪斯宾塞勋爵则将那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保存起来了。富兰克林的一班英国朋友对他的讽喻是理解和同情的。
还有一次，也是在勒·迪斯宾塞家中，富兰克林又开了一次“美洲式的玩笑”。那天，人们的话题转到了寓言家伊索、拉封丹等人身上，当场便有人说，他认为所有的能想象到的动物寓言已被写尽了。富兰克林却说这方面题材是取之不尽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当下便写出了一篇鹰和猫的寓言。故事说，有一只鸟中之王鹰，展翅盘旋在一家农舍的院子上空，看到一只猫在那儿晒太阳。鹰错拿它当做一只老鼠，便俯冲下来，抓住了它，带着它飞上了天空。想要吃掉它。那只猫转过身来，把爪子抓入鹰的胸脯。鹰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张开鹰爪，想让猫掉下去，但猫不愿从这么高的天空摔下去，爪子却抓得更紧了。为了摆脱这样的窘境，那只鹰发现必需将猫放回到抓住它的地方去。
和这篇寓言相似的是一只大猛犬和一只幼狮的故事。第三篇说的是母牛和农夫：一群母牛长期以来为一个贪婪的农夫提供大量的牛奶、奶油和奶酪。但农夫却抱怨母牛消耗了他的青草，最后他把青草割了晒干卖钱，但仍指望从母牛身上挤到牛奶。母牛被他的无理做法激怒了，决定将来它们互相吮干它们的奶。
这三篇寓言显然都是在警告英国当局不要在对待北美殖民地的问题上犯错误。然而富兰克林那天在朋友们面前当场写出它们来倒真是开了个玩笑，因它们是早已写好了的，并且发表在1770年1月2日的《公众广告》上。
1773年下半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茶叶，成为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在唐森德条例被废除后，茶税仍然保留着。殖民地商人仍用走私的办法运进茶叶。1773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旨在救济濒于破产的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条例，准许该公司在北美殖民地廉价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并只对东印度公司征收轻微的茶税。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输入的茶叶价格，比走私的茶叶价格便宜百分之五十。为了贯彻实行这一条例，英国政府重申：禁止北美殖民地人民购买走私的茶叶。而东印度公司在运进茶叶的同时，还可以捎带运进其他货物入口，因而必将干扰殖民地的市场。殖民地的走私商人感到恐慌了。各殖民地走私商人便以爱国主义为号召，发动群众，抵制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运来北美殖民地销售。在费城和纽约，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拒绝卸货；在查尔斯顿，茶叶虽然运上了岸，但不准其发售；在波士顿，一批青年在绰号“走私王”的韩寇克和塞缪尔·亚当斯的支持下，组织了波士顿茶党，于1773年12月16日，面涂油膏，头戴羽饰，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三艘茶船，将价值1万8千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倾入海中；在纽约、纽泽西等地，也都相继发生倾茶事件。
波士顿茶党行动的消息传到伦敦，富兰克林不以为然。他认为倾茶事件是“暴烈的非正义行动”，波士顿人对此应主动、迅速地作出赔偿。而在这时，他自己的一场莫大的麻烦已经近在呎尺。
12月初，赫金森信件之事在伦敦造成了一段丑闻。那些信件的收信人托马斯·惠特利的兄弟兼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早在9月份就遭到人们闲言碎语的指责，说是他让那些信件公之于众的。原来，麻萨诸塞州的议会领导人收到富兰克林转给他们的信件后，十分气愤，向英国政府要求解除赫金森的州长和奥利佛的首席检察官的职务。于是，赫金森信件的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受到舆论谴责的威廉·惠特利矢口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他回忆起1772年10月，正是在这些信被转寄到美洲去前不久，海关官员约翰·坦普尔曾向他要求看看他自己从美洲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一些信，在得到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的允许后，拿走了一些信。由于1757年曾同船横渡大西洋的缘故，坦普尔认识富兰克林。
对惠特利的揭发，坦普尔的回答是，在他当初看过和取走的信中，并没有那些被公开的信件，只有他自己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信。接下来，两个人通过报纸展开辩论。后来，坦普尔向惠特利挑战，然后两个人于12月11日在海德公园用枪和剑决斗了一番。结果是惠特利受了伤，而两人的仇怨并没有因为决斗而化解。
在这整个纠纷中，没有提到富兰克林的名字，富兰克林自己最初也保持沉默，因为他曾答应库辛，既不暴露信是从他这儿寄走的，也不把信是寄给库辛的秘密说出去。在惠特利和坦普尔决斗前后，富兰克林出城去了，直到事情发生过后才知道。当时，他“以为他们之间的问题已告结束，我仍然保持沉默，直到我闻知在惠特利先生恢复体力后，决斗可能还要进行一次，而惠特利先生正在逐渐康复。这时我认为该是我出来说话的时候了。由于这场纷争是因公众舆论而起，我就采取了能够平息公众舆论的最简捷途径”。
在圣诞节那天，他在《公众广告》报上刊登了一篇声明，说明那两人对此事一无所知，毫无干系，“是我一个人得到这些有关信件，并将他们转寄到波士顿的。惠特利先生不可能传递它们，因为这些信从来就不在他的手中；而出于同样的理由，坦普尔先生也不可能取走它们。”
1月5日，富兰克林写信给儿子说，他已经承认了寄出那些信件，对此“我们的朋友坦普尔先生没有介入。这就把一些指责吸引到我的头上了。但是随着我越来越老，我也越来越不在乎被指责，只要认为我做得对。而使一位蒙受了不白之冤，名誉受到损毁的朋友得到解脱，我感到欣慰”。同日，他在给库辛的信中写道：“把坦普尔先生从不应受到的、没有根据的指责中解救出来，一些人告诉我说，我承认弄到并寄走这些信是欠审慎的，因为当局会因此而不满。我并不为此有太多的忧虑，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必当承担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