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运动的联系，所以才会把例如竞争的学说同垄断的学说，营业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产分离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对立起来。因为竞争，营业自由，地产分离仅仅被理解和描述为垄断，同业公会和封建所有制的偶然的，蓄意的，强制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结果。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弄清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我们不象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麽的时候，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麽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的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也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实。
让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产品越多，他就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及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至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靠最紧张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间歇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这一切後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己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个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本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做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ＸＸＩＩＩ〕现在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对象化，即工人的生产，以及对象中的异化，丧失。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麽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一方面这样在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
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劳动者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
因此，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此，他得到生存资料。因而，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作为肉体的主体的生存，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
（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蹟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劳动同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同他的生产对象的关系。有产者同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的证实。对问题的这另一个方面我们将在後面加以考察。
因此，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麽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同生产的关系．
以上我们只是从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个方面，考察了工人的异化，外化。但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末工人怎麽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像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室外化，那末生产本身就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中的异化不过总结了劳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那末，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麽地方呢？
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後，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G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是不取决于他个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的，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它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後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末，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第一，工人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同感性的外部世界，同自然对象这个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同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同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生殖就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麽呢？）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而上面所谈的是物的异化。
〔ＸＸＩＶ〕我们现在还要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出它的第三个规定。
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似以及其它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几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异化劳动，由于（１）使自然界，（２）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相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
因为，首先，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肉体即维持肉体生活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身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活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却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
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至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造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它所创造的世界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
同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活的手段。
因而，人具有的关于他的类的意识也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至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
这样一来，异化劳动造成下面这一结果：
（３）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４）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总之，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它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因而，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工人所处的那种关系和尺度来观察他人。
〔ＸＸＶ〕我们已经从经济事实即工人即其产品的异化出发。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考察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一概念在现实中必须怎样表达和表现。
如果说劳动产品对我来说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同我相对立，那末，它到底属于谁呢？
如果我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被迫的活动，那末，它到底属于谁呢？
属于有别于我的另一个存在物。
这个存在物是谁呢？
是神吗？确实，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如埃及，印度，墨西哥的神殿制造等等，是为了供奉神的，而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但是，神从来不单独是劳动的主人。自然界也不是主人。而且，下面这种情况会多麽矛盾：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蹟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蹟而变成多余，人就越是不得不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欢乐和对欢乐和对产品的享受！
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用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
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末，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只是一种痛苦，那末，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
还必须注意上面提到的这个命题：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如果人同他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末，他同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如果人把自身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末，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因此，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在俗人同僧侣同耶稣基督（因为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关系上。在实践的，现实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它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它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它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他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
上面 ，我们只是从工人方面考察了这一关系：下面我们还要从非工人方面来加以考察。
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麽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後果。
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
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後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後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会重新暴露出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这些论述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
（１）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出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然而我们看到了，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达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
因此，我们也看到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议化的必然的後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本身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下面我们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现在不过再出现作出〔ＸＸＶＩ〕几点结论。
强制提高工资（不谈其它一切困难，也不谈这种强制提高工资做为一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持），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报酬，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
甚至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同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
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
（２）从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後果罢了。
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藉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但是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
（１）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
（２）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麽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麽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当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
补入（１）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
这里外化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制约，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化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
我们已经考察了一个方面，考察了外化劳动同工人本身的关系，也就是说，考察了外化劳动同自身的关系．我们发现，这一关系的产物或必然结果是非工人同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同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同工人和工人劳动产品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通过劳动占有自然界的工人说来，占有就表现为异化，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他人的活动，生命过程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个对劳动和工人是异己的人同工人，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异化的活动的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异化的状态。
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
〔ＸＸＶＩＩ〕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
我们来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ＸＸＶＩＩ〕
第二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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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稿的前三十九页没有保存下来）
〔私有财产的关系〕
〔......〕〔ＸＬ〕构成他的资本的利息。因此，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在工人身上主观地存在着，正像劳动是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在资本身上客观地存在着一样。但是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做为资本，工人的价值按照需求和供给而增长，而且，从肉体上说来，他的存在、他的生命也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自身，而且人做为工人、做为商品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人只不过是工人，并且做为工人，他只具有对他是异己的资本所需要的那些人的特性。但是因为资本和工人彼此是异己的，从而处于漠不关心的、外部的和偶然的相互关系中，所以，这种异己性也必然现实地表现出来。因此，资本一但想到－不管是必然地还是任意地想到－不再对工人存在，工人自己对自己说来便不再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并且因为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存在，所以他就会被人埋葬，会饿死，等等。工人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他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便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以一种他无法干预的方式来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因此，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不知道有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他们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有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人、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游荡的幽灵。因此，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後代不致死绝的程度。因此，工资就与其他任何生产工具的保养和维修，与资本连同利息的再生产所需要的一般资本的消费，与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可见，工资是资本和资本家的必要费用之一，并且不得不超出这个必要的界限。因此，英国工厂主在１８３４年实行新济贫法以前，把工人靠济贫税得到的社会救济金从他的工资中扣除，并且把这种救济金看作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做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工人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这种生产的产品是自我意识的和自我活动的商品......商品人......李嘉图、穆勒等人比斯密和萨伊进了一大步，他们把人的存在－人生产这种商品的或高或低的生产率－说成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照他们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步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同样，现代〔ＸＬＩ〕英国国民经济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大进步是，它把劳动提高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同时十分清楚地揭示了工资和资本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关系，指出资本家通常只有通过降低工资才能增加收益，反之则降低收益。不是对消费者诈取，而是资本家和工人彼此诈取，才是正常的关系。－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作为劳动，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说来完全异己的活动的人的活动生产，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因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的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性质（因而也丧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幻象，甚至连表面上的人的关系也没有了），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不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到达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
因此，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的又一重大成就是：它指明了地租是最坏耕地的利息和最好耕地的利息之间的差额，揭示了土地所有者的浪漫主意幻想－他的所谓社会重要性和所谓他的利益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而这一点是亚当?斯密继重农学派之後主张过的；它预料到并且准备了这样一个现实的运动：使土地所有者变成极其普通的、平庸的资本家，从而使对立单纯化和尖锐化，并加速这种对立的消灭。这样一来，作为土地的土地，作为地租的地租，就失去自己的等级的差别而变成根本不讲话的，或者毋宁说，只用货币语言来讲话的资本和利息。－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历史地形成和产生的一个固定环节。同不动的地产相反，在工业等等中只表现出工业产生的方式以及工业在其中得到发展的那个与农业的对立。这种差别只要在下述情况下就作为特殊种类的劳动，作为一个本质的、重要的、包括全部生活的差别而存在：工业（城市生活）同地产（封建的贵族生活）对立而形成，并且本身通过垄断、行会、同业公会和社团等形式还带有自己对立物的封建性质；而在这些形式的规定内，劳动还具有表面上的社会意义、实际的共同体意义，还没有达到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以及完全自为的存在的地步，也就是说，还没有从其他一切存在中抽象出来，从而也还没有成为获得行动自由的资本。
〔ＸＬＩＩ〕但是，获得行动自由的、本身有单独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行动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工业对它的对立面的支配立即表现在作为真正工业活动的农业的产生上，而过去农业是把主要工作交给土地和耕种这块土地的奴隶去做的。随着奴隶转化为自由工人即雇佣工人，地主本身便实际上转化为工厂主、资本家、而这种转化最初是通过租地农场主这个中介环节实现的。但是，租地农场主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是土地所有者的公开秘密；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才有经济上的存在，才能作为私有者存在，－因为他的土地的地租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的竞争才能获得。因此，地主通过租地农场主本质上已经变成普通的资本家。而这种情况也必然再现实中发生：经营农业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必然要成为地主，或者相反。租地农场主的工业牟利就是土地所有者的工业牟利，因为前者的存在决定後者的存在。
但是，他们回想起对方的产生，回想起自己的来历：土地所有者把资本家看做自己的骄傲起来的、发了财的、昨天的奴隶，并且看出他对自己这个资本家的威胁；而资本家则把土地所有者看作自己游手好闲的、残酷无情的和自私自利的、昨天的主人；他知道土地所有者会使他这个资本家受损害，虽然土地所有者今天的整个社会地位、财产和享受都应归功于工业；资本家把土地所有者看成自由的工业和摆脱任何自然规定的自由的资本的直接对立面。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是极其激烈的，并且双方相互揭了真相。只要看一看不动产对动产的攻击和相反的攻击，就对双方的卑鄙行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土地所有者炫耀他的财产的贵族渊源、封建的往昔、怀旧、他的诗意的回忆、他的幻想气质、他的政治上的重要性等等，而如果他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那末他就会说：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同时，他把自己的对手描绘为狡猾的、钻营的、拉人下水的骗子，利慾薰心的出卖灵魂的人；图谋不轨的、没有心干和丧尽天良的、离经叛道和肆意出卖社会利益的投机贩子、高利贷者、牵线人、奴才；花言巧语的马屁经；冷酷无情地制造、培养和鼓吹竞争、贫困和犯罪的、败坏一切社会纲纪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金钱拐骗者（见其中的重农学派贝尔加斯的着作，对他，卡米尔．德穆兰在自己的杂志《法国革命和布拉班特革命》中曾经严厉地批评过；并见冯．芬克、兰齐措勒、哈勒、利奥[1]、科瑟加顿以及西斯蒙第的着作）。动产也显示工业和运动的奇蹟，它是现代之子，现代的嫡子；它可怜自己的对手何一个不理解自己本质（而这完全是对的），想用粗野的、不道德的暴力和农奴制来代替道德的资本和自由的劳动的蠢人；它把他描绘成用正直、诚实、为公共利益服务、坚贞不渝这些假面具来掩盖其缺乏活动能力、贪得无餍的享乐欲、自私自利、斤斤计较和居心不良的唐．吉诃德。它宣布他的对手是诡计多端的垄断者；它用揭底和嘲讽的口气历数他的以罗曼蒂克的城堡为温床的下流、残忍、挥霍、淫逸、寡廉鲜耻、无法无天和大逆不道，来给他的怀旧、他的诗意、他的幻想浇冷水。
〔ＸＬＩＩＩ〕据说，动产已经使人民获得了政治自由，解脱了束缚市民社会的桎梏，把世界联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粹的道德、温文尔雅的教养；它给人民以文明的需要来代替粗陋的需要，并提供了满足需要的手段；而土地所有者这个游手好闲的、只会捣蛋的粮食奸商则抬高人民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因此，土地所有者妨碍国民年收入的增长，阻碍资本的积累，从而减少人民就业和国家增加财富的可能性；最後使这种可能性完全消失，引起普遍的衰退，并且像高利贷一样贪婪地剥削现代文明的一切利益，而没有对它做丝毫贡献，甚至不放弃自己的封建偏见。最後，让土地所有者来看一看自己的租地农场主－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农业和土地本身仅仅作为赐给他的财源而存在，－并且让他说说，他是不是这样一个伪善的、幻想的、狡猾的无赖；不管他以前曾怎样反对工业和商业，也不管他曾怎样絮絮叨叨地数说历史的回忆以及伦理的和政治的目的，他早已在内心深处并且在实际上属于自由的工业和可爱的商业了。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提出替自己辩护的一切，只有用在耕作者（资本家和雇农）身上才是对的，而土地所有者不如说是耕作者的敌人；因此，土地所有者作了不利于自身的论证。据说，没有资本，地产就是死的、无价值的物质。据说，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进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见保罗．路易．古利耶、圣西门、加尼耳、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和米歇尔．舍伐利埃的着作。）
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这里插一句）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正如一般说来运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乐欲，公然无节制的、圆滑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必然战胜地方的、世故的、呆头呆脑的、懒散的、幻想的、迷信的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它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
那些多少觉察到完成的自由工业、完成的纯粹道德和完成的博爱商业的危险的国家，企图阻止地产变成资本，但是完全白费力气。
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方的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周围世界的纠缠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资本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
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各个成份所必定经历的运动是：
第一－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
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後来，他们虽然分离和异化，却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
〔第二〕－二者的对立。它们互相排斥；工人把资本家看作自己的非存在，反过来也是这样；双方都力图剥夺对方的存在。
〔第三〕－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资本＝积累劳动＝劳动。作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为利息和利润。资本家完全成为牺牲品。他沦为工人阶级，正像工人－但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是资本的费用，因而，工资是资本的牺牲。
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商品。
敌对性的相互对立。〔ＸＬＩ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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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见爱好夸张的老年黑格尔派神学家丰克的着作，他眼含眼泪，引用利奥先生的话说，在废除农奴制时一个奴隶如何不肯不再充当贵族的财产。并见尤斯图斯．莫泽尔的《爱国主义的幻想》，这些幻想的特色是它们一刻也没有超出循规蹈矩的庸人的那种小市民的、“家传的”、平庸的狭隘眼界；虽然如此，它们仍不失为纯粹的幻想。这个矛盾也使这些幻想如此投合德国人的口味。
第三手稿
〔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
〔Ｉ〕补入第ＸＸＸＶＩ页。－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因而，十分明显，只有那种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是在意识中形成的、私有财产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发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因此，在这种揭示了－在私有制范围内－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启蒙国民经济学看来，那些认为私有财产对人来说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的货币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是一些拜物教徒、天主教徒。所以，恩格斯把亚当?斯密叫做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是对的。正像路德承认宗教、信仰为外部世界的本质并以此反对天主教异教一样，正像他把宗教观念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观念一样，正像他把教士移到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俗人之外的教士一样，由于私有财产体现为人本身，而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因而在人之外并且不依赖于人的财富，也就是只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保持的财富被扬弃了，换言之，财富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但正因为这个缘故，人本身被当成了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德那里被当成了宗教的规定一样。因此，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人本身却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以前是人之外的存在、人的实际外化的东西，现在仅仅便成了外化的行为，变成了外在化。因此，如果说上述国民经济学是在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等等的假象下开始，并由于把私有财产转为人自身的本质而能不再束缚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方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从而使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发展起来，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而代之，－那末，国民经济学在它往後的发展过中必定抛弃这种伪善性，而使自己的犬儒主义充分表现出来。它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它不顾这种学说使它陷入的那一切明显的矛盾，更加片面地，因而也是更加明确和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然而它表明，这个学说的结论与上述原来的观点相反，是敌视人的；最後，它还致命地打击了私有财产和财富的最後一个个别的、自然的、不依赖于劳动运动存在的形式即地租，打击了这种成了完全经济的东西，因而对国民经济学无法反抗的封建所有的表现。（李嘉图学派。）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国民经济学的犬儒主义不仅相对地增长了（因为工业所造成的後果在後面这些人面前以更发达和更充满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肯定地说，他们总是自觉地在人的异化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的更远，但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的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因为他们把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变为主体，就是说，既把人变为本质，同时也把作为某种非存在物〔Unwesen〕的人变为本质，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支离破碎的工业〔ＩＩ〕现实不仅没有推翻，相反地，却证实了他们的自身支离破碎的原则。他们的原则本来就是这种支离破碎状态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