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人从一个匣子里取出一个大别针。这只大别针正是我从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张开的嘴巴里拔出来的那颗蛀牙。
看到这颗牙齿，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马拉利律师从来没有这么反常过，他像一下子老了十岁，整个嘴唇都在发抖。看来他在使劲控制自己。突然，他伸出拳头冲着我叫道：
“小流氓！你在笑自己的流氓行为吧！”
他恶狠狠的话惊得大家都转身向他望去。公证人对他说：
“冷静一点，律师先生！”
说着，他把装着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那颗牙齿的匣子递给了马拉利，但马拉利却用手把它推开了，他说：
“把它给这个孩子吧！……是他从死者的嘴里拔出来的！我送给他做礼物！”
他笑了笑，但是大家都明白他的笑是被迫装出来的，是为了弥补他刚才的失态。
最后，他在公证人递给他的证书上签了字，向公证人道了别就走了。
在市长同公证人商量怎么分配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留给穷人的钱时，切西拉对我说：
“你看，乔万尼先生，主人发脾气了。”
“他可能是对我发脾气。”
“唉，谁知道家里会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敢进他家的门了……”
“你不用担心，你已经是一个……你是怎么给瘫痪的老人起了这么一个外号的？……”
这时，市长和公证人已商量好并在证书上签了字。公证人叫切西拉明天再到这儿来一次。
这样，屋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公证人打开他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卷东西。他戴上眼镜，看着我的脸，对我说：
“已故的威纳齐奥·马拉利先生确实是一个古怪的人，但是我不应该来评论他。作为公证人，我的职责是遵守他的遗嘱，把他交待的事一件一件办妥。威纳齐奥先生曾亲自对我说：‘我这儿有一卷一千里拉的票子，都是五里拉一张的。我死后，请你悄悄地给我侄子的内弟乔万尼·斯托帕尼，不要让别人看见，也不要让别人知道。请他自己把钱收起来，他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但让他别告诉别人。’”
这些话让我愣住了。公证人在说这些话时，好像在背诵课文一样，老是一个语调。他摸着我的头，接着说：
“已故的威纳齐奥先生告诉我，你的亲戚们都对你绝望了……”
“不过，这些天来我表现很好！”我回答说。
“不错！但你要注意，不要乱花钱。已故的威纳齐奥先生留给你这些钱，并没有对你有任何的约束和监督，他对你表示了极大的好感和信任……或许因为他对你有好感，或许因为他古怪的秉性，使得你能得到这么多钱，使得你可以用来做你想做的事。我相信，我有责任给你劝告，作为执行遗嘱的公证人，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
他交给我一卷钱，接着把装有死者牙齿的匣子也交给了我：
“这匣子你要不要？是你姐夫送给你的。拿着吧！现在我让人送你回家。”
我被这些突如其来的事弄糊涂了，以致在告别时都忘了说声谢谢。在办公室门口，那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人陪我下了楼，又用车把我送到了家门口。
爸爸不在家，妈妈和阿达马上围上我，问了许多问题。
当她们知道威纳齐奥先生把他的遗产都送给了城里的穷人、马拉利只拿到一枚镶金的牙齿别针并且还送给了我时，她们发出了一连串的惊叹：
“怎么！……怎么可能呢！……为什么？……为什么？……”
我总是回答她们说我不知道。当她们停止问我问题时，我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钱锁进了抽屉里。
这天，我装得像没事人一样，但心里却很不平静。吃晚饭时，爸爸发现我神色不对，就问：
“能告诉我今天晚上你有什么事吗？我看你像只鹰似的。”
当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时，终于舒了一口气，心情也平静下来。我默默地看着钱，把两百张五个里拉的票子数了一遍又一遍，数完后把它们锁在写字台抽屉里，过一会儿又把钱取出来，又重新数了一遍，接着又把它锁好。这样，取出来放进去，取出来放进去，不知道折腾了多少回，总是不放心……
我觉得我变成了两年前看过的一个歌剧中的老头儿，我可不能像他那样贪得无厌地盯着自己的钱。我在短短的几小时里做了许多梦，这天晚上是我出生以来第一个不眠之夜……
好了，我该上床睡觉了……我锁上了我的抽屉。晚安！
2月26日
刚一天亮，我又把两百张五个里拉的票子数了一遍。这两百张票子就像是两百个问题摆在我的面前。
“怎么办呢？”
自从有了这笔钱，我变得没主意了。我满脑子都是想法，满脑子的担心和害怕。今天晚上我又没能闭上眼睛，总是突然惊醒，因为我老是怕小偷进来把我的一千里拉偷走；也怕爸爸问我钱是从哪儿来的？闹得不好，还会失去这笔钱。
不管怎么样，我要把它们收藏好，放在抽屉里不保险，家里可能还有一把能打开我的抽屉的钥匙。妈妈和阿达可以很容易地搜查我的抽屉。
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买一只保险箱。箱子要小，小到可以藏到衣柜底下。那儿放着我小时候的玩具。
至于怎么花这笔钱，我想了许多。有两个想法老是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买一辆汽车，或者是开一个面包店，就像基基诺·巴列斯特拉爸爸开的那样……
走着瞧吧！我拿了二十张五个里拉的票子放在口袋里去买保险箱……
我又重新回到了我的小屋子里，大家可能都睡着了，只有我同我的钱。钱终于很安全地藏在衣柜底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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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装着一千里拉的保险箱让人多满意啊！……等一下，现在已经没有一千里拉了，而只有七百三十一里拉了，因为我今天随随便便地花了二百六十九里拉！
但是，每一笔钱都是该花的，开销都记在我的出纳本上。它是花了一个里拉买来的。下面是我今天的开支情况：
收入 支出
可怜的威纳齐奥留给我的钱1000（里拉） （里拉）
出纳本 1
施舍 15
保险箱 250
甜食 3
在我的出纳本上还有备注栏，但这一栏我什么也没写，因为我要写到备注栏中的只有一条：花得最不值得的就是施舍的钱。
今天早上我刚出家门，在圣·加尔塔诺教堂的台阶上遇到了一个叫花子，他向我要钱，我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一张五个里拉的票子扔进他的帽子里。帽子是放在他盘着腿的膝盖上的。
他做了一个吃惊的动作，抓起票子仔细地对着太阳光检查着，然后问我：
“小先生，这票子不会是假的吧？”
这时，从台阶的另一边又跑来一个叫花子，他仔细看了看票子说：
“没问题，是真的。小先生，你也给我一张吧！你还没给我呢。”
为了避免不公平，我也给了他五个里拉。这时，另一个在教堂门口乞讨的瘸子看见了，使劲地朝我扑来，向我要，我照样给了他五个里拉。
精彩的情景是：当我痛快地把手伸到衣袋里去掏钱时，我完全沉浸于慷慨施舍的快乐中，甚至一点没想到他们仔细看票子和向我扑来的奇异表情。
后来，我又到了巴列斯特拉面包店里，一口气吃了三个里拉的甜点心。
吃完后觉得胃有些难受，可能是吃得太猛，也可能是吃多了。这种点心在甜食里是最不容易消化的。
总的来说，这个钱花得值，我不后悔。
另外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是买保险箱。我真没想到，用自己的钱到商店买自己必须而且想要买的东西，是这样的困难！
我走到第一家商店，对他们说我要买一个保险箱。店里的人都笑了，尽管我坚持要买，他们却说：
“小孩子，快走吧，我们还有别的事情，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在另外一家商店，人们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我火了，说：
“你们以为小孩子就没钱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
这时，店里人的态度马上就变了，称起我“您”来。不过，他们还不想卖给我保险箱。他们抱歉地对我说，他们不能把这种东西卖给小孩，让我跟爸爸一起来买。
“哼，我到其他店里就买不到吗？”
幸好，正当我从衣袋里掏出钱来的时候，店里有个小青年看见了。我刚要离开商店，他走近我说：
“真好笑，难道从今以后买东西还要凭出生证吗……”
我当然很同意他这种正确的观点。这时，他问我：
“你想买什么？”
“我想买一个保险箱。”我回答，“但是要一个小的……”
“你要买多少钱的？”
“……我不知道。但我要一只很牢固的保险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小青年想了一下，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
“三百里拉的怎么样？”
“啊，有点贵。”
“贵？瞎说！你难道不知道还有几千里拉的保险箱吗？你可以买一只过时的保险箱……也许很容易找到，价钱不贵，也同样好用。”
“那么，到哪儿去找呢？”
“你跟我来吧！我有不少朋友在店里当伙计，他们都是些不错的人，卖东西很公道，不会像首饰店里以假骗人……”
他陪我走了好几家店，领我看了各式各样的保险箱。我这时才觉得，想要买一个我想要的保险箱确实很困难。这个小青年倒真热心，他仍陪着我一个店一个店地走着。要是店里有他的朋友，他就先进店里去谈，让我在店外等着。我们走到最后一个店，他同老板谈后一起走了出来，给我看了一个大小正合我心意的保险箱，只是箱子已经生锈了。
我当然先问他价钱，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讲定二百五十里拉。我把衣袋里的钱都给了老板，让他下午五点把箱子送到我家来，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不在家，妈妈和阿达也要串门去。
我真的有了一个保险箱。下午五点，我把欠的钱给了老板，一共是一百六十八里拉，另外八十二里拉我已经付过了。
现在我很高兴，因为我有保险箱了，再也不用害怕钱丢了！
地平线上出现了乌云。
今天，爸爸训了我一个小时，他什么话都说了，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你注定要把家毁了。
据说，爸爸所以讲这些话是因为马拉利律师告了我的状。他说，由于我的缘故使他失去了他叔叔的一大笔遗产。
但是，我得说，即使是这样的话，现在重新责备我过去的错误，这种做法对吗？况且我已经因为这些所谓的错误，进过寄读学校了。
他们总是这样！总是不讲理，总是蛮横！
我默默地听着训斥，等他训完，我向爸爸道了歉，就去了巴列斯特拉的面包店。在那儿，我吃了十二个各式各样的点心才解了馋。
从面包店出来时，我碰见了基基诺·巴列斯特拉，我把挨骂的事告诉了他，不料他讲的情况使我大吃一惊。
“马拉利律师说是他劝他叔叔把钱留给穷人的！”
“什么？”
“你跟我到我家去，我给你看样东西！”
我们到了他的家。基基诺让我看了最近一期的《未来的太阳》报，上面有一篇文章，标题是“我们的候选人反对继承财产的特权”。
我把基基诺送我的那篇登在报纸上的文章拿回了家，并把文章开头一段抄在这里。我觉得这样做很好。因为从一个孩子抄的这段文章里，大家可以看到大人的报纸也会颠倒黑白的：
“虽然我们对尊敬的朋友马拉利律师的看法还不成熟，并且由于他谦虚的美德，肯定会反对我们这样做，但我们也绝对不能对他崇高的行为缄默不语。这件事表现了他的言行一致，他生活中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遵循他信仰的政治准则的。
我们的候选人具有高尚的道德，他慷慨地把他生病的、极其有钱的叔叔请到家中住，他当然是他叔叔财产的继承人……将是第一个有权继承财产的人。但是……他没有让他叔叔把大笔的财产留给自己，而是诚恳地请求他叔叔把遗产送给城里的穷人，使这些穷人在困境中得到接济。”
文章全是攻击被称为利己主义和剥削阶级的政敌的，同时又在赞扬我姐夫的无私。
读了这篇文章后，我被弄糊涂了，我完全了解关于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遗产的真相。我认为文章可能是基基诺爸爸写的，就对他说：
“什么！你爸爸弄错了……马拉利律师要是看到这篇文章，他会不高兴的！”
“你说什么？马拉利是看过这篇文章的！”
“他看过？”
“不仅看过，在写文章之前，他还跟爸爸商量过是否要写。最后他们决定写，因为马拉利说过，他叔叔的遗嘱说，把遗产留给穷人是遵循他侄子的思想。所以这篇文章在歌颂他的同时，对那些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来说，将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结果他都同意了？”
“不但同意，甚至文章的开头一段还是马拉利自己写的……”
我吃了一惊，但基基诺·巴列斯特拉在选举方面比我懂得多一点。他对我说：“你觉得好奇吗？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你看，现在同《全国联盟》报的辩论已经开始了，你可能听到许多从未听到过的事……”
“竞选的结果会怎样？”
“噢！马拉利很可能当选，因为他有人民联盟的大力支持……”
“不错！”
说句实话，我很希望我姐夫能当上议员。
为什么呢？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依我看，家里有个议员既光彩又有好处。我想，如果马拉利当上议员，很可能原谅我。到那时，他会非常愿意带我去参加选举大会，那里，所有的人都在欢呼，连孩子也在欢呼，而且不会有谁责备他们……
“那当然好！”基基诺对我说，“越喊，大人们越高兴。如果你愿意的话，星期天就到科利内拉去，那儿有座大工厂，有许多工人。在那里，爸爸喜欢听到别人喊他们的党万岁。”
我挺愿意去，但不知爸爸是否让我去那儿……到时候再看吧。
3月1日
3月1日
这场竞选确实使我感兴趣。
昨天，当我出门时，我听见卖报的、卖温和派报纸的叫喊声：
“请看《全国联盟》报，先生们，请看社会党候选人真正的历史！”
我马上买了一份，看到头版的文章逐字逐句针对着前天基基诺给我看的那篇文章。它写道：
“我们的对手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但却想从中捞取点好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选举中玩弄的策略，暴露了他过于精明，也说明他脸皮非常厚……”
文章接着讲了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的历史，说他完全不同意马拉利律师的观点。为了反对他侄子的观点，他决定剥夺他侄子的继承权，把可观的财产送给了城里的穷人。
“正因为如此，”《全国联盟》报接着说，“我们的对手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私的英雄，一个利他主义者。但实际上，他并不高兴，而是相当的难受，非常的恼火。他在侮辱了他的女佣人切西拉以后马上就辞退了她，因为已故的威纳齐奥·马拉利把遗产中的一万里拉给了她。”
必须承认，文章中讲的都是事实。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姐夫这么精明的人，竟然会让他的对手抓到这样棘手的材料来攻击自己。他应该预料到这些，应该想到在场的人会把所有的情况说出去；他应该想到负责把钱分给穷人的代理人正是市长，而他也是一个保守党人，况且，马拉利当时还做了那么出色的表演，这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但是，在竞选中可以看到：撒谎对于政党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因为《全国联盟》也说了许多谎话，他们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现得十分无耻，无耻得简直使我难以忍受了。
第二版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宗教的敌人》，我把它抄在下面：
“据说，这一次天主教选民又要像以往那样投弃权票。我们不能理解，在当前的斗争中，为什么天主教选民们要支持一个公开反对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以言论和行动反对教会的社会党人。”
报纸接着以一大段文章把马拉利说成是无信仰的人，而我清楚地记得（我在我亲爱的日记里记录下来的），我的姐夫同我姐姐结婚时在教堂举行过宗教仪式，要不然的话，爸爸妈妈就要反对这桩婚事。
怎么办呢？我自己问自己，对这些捏造和污蔑的言论，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保守党报纸的这种谎言使我非常愤怒，我昨天就在考虑，是否要去报社澄清事实。
在我看来，我有责任恢复事情的真面目。还有，这也是一次为我姐夫做件好事的机会，是我弄得他失去了从他所信赖的叔叔那里继承财产的权利。
我要马上去找我的朋友基基诺·巴列斯特拉，他一直在注意着这场选举，我要听听他的意见。
3月12日
3月12日
今天我到基基诺·巴列斯特拉那儿去了，向他说了我的计划。
他想了一想对我说：
“好主意！我们一块儿去。”
我们约定明天上午十一点到《全国联盟》报社去，我们将修正（基基诺认为应该这样说）那篇题为《宗教的敌人》的文章。
这篇修正稿是我们一起草拟的，现在，在我睡觉前要把它重抄一遍。纸是基基诺给我的，他还告诉我写给报社的稿子应该用什么格式。
这就是修正稿的全文，我把它抄在日记上：
尊敬的编辑：
读了贵报上一期刊登的题为《宗教的敌人》的文章，我感到有责任让你们知道，文章中说的情况是不真实的。文章说我姐夫是个无信仰者，但我可以担保，这绝对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我亲自参加过他的婚礼，婚礼是在蒙塔古佐的圣·塞巴斯蒂亚教堂里举行的。在那里，他非常虔诚他表明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
乔万尼诺·斯托帕尼
这是我第一次给报纸写文章，我并不指望它会发表。
今天早上起床后，我数了一遍自己的钱，一共是七百十二里拉和一百三十五分。
当下楼吃饭时，我发现爸爸的脾气很大，他说我不学习只想玩，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我就不明白，他对他那一字不差，甚至连声调也一样的套话，怎么就不感到厌烦！
好吧！我耐着性子听他训话，可是心里却想着我要拿到《全国联盟》报社去的那篇修正稿。
他们会怎样接待我呢？
哼！不管怎样，必须澄清事实。正如基基诺·巴列斯特拉说的，将不惜一切代价澄清它。
我们在约定好的时间来到了《全国联盟》报社。我为我能想出这个主意感到高兴。
我们进了报社，看见两个年轻人，他们不让我们到编辑办公室去。一个年轻人对我说：
“小孩，走！这里没有时间和你们闹着玩！”
其实他们坐在写字台旁也没干什么事。
“我们是来送修正稿的！”基基诺严肃地说。
“送修正稿？什么修正稿？”
这时，我说话了：
“你们在《全国联盟》报上登了一篇文章，说马拉利律师不是天主教徒。我是他的内弟，我可以发誓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亲眼看见他同我姐姐结婚时跪在蒙塔古佐的圣·塞巴斯蒂亚教堂里的。”
“什么，什么？你是马拉利律师的内弟？啊！你稍等一下……”
这个年轻人跑到另一个房间里，出来后马上对我说：
“请进！”
这样，我们就进了编辑办公室。那位编辑的头光秃秃的，这是他身上惟一干净的地方。因为他穿的衣服上尽是污垢，一条黑领带上也满是油腻，并且还有显眼的蛋黄痕迹，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他故意在领带上别了一个金色的别针。
不过，他倒很热情。当他看了我的修正稿后想了一下，对我说：
“好极了！但在弄清事实之前，我们需要证据……需要文件……”
于是我对他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也就是我在日记上描绘的情景，包括那几页幸好被我从壁炉里抢救出来的日记，因为当时我姐夫想烧掉它……
“啊！他想烧掉它？是吗？”
“是的！那几页日记是粘在日记本上的。嘿！如果我没及时粘上，事情就坏了，我就不能证明我刚才讲的事实了……”
“好，已经够了……”
《全国联盟》报的编辑说，他有必要看一看我的日记，对一下笔迹。我同他约好今天晚上带给他。他不仅将在下一期报上公布我的修正稿，而且有必要的话，还要把我日记中描绘我姐夫结婚时举行宗教仪式的那段也登出来。
我姐夫读到我为他伸张正义的文章时将是多么高兴啊！那时候他将明白，这件事是我干的。我似乎已经看到他张开双臂拥抱我，同我和好，并且原谅了我的过去。清白将会战胜一切谎言。
现在，我亲爱的日记，我把你合上并准备同你分别一些天。我非常高兴，因为你帮我做了一件好事，用我的朋友基基诺·巴列斯特拉的话来说，就是“用事实揭穿了所有恶意的谎言！”
乔万尼诺·斯托帕尼
作者后记
到这里，捣蛋鬼的日记结束了，但是他的捣蛋事迹和冒险经历仍没有结束。对于从事出版这本日记的我来说，至少有直接的义务讲完竞选的事。
事实上，我们可怜的加尼诺·斯托帕尼倒了霉。毫不奇怪，他善良的愿望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他的种种估计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
不错，像许诺的那样，《全国联盟》报的编辑刊登了捣蛋鬼的修正稿，但是文章的提要却表明，他们这样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提要这样写道：
“马拉利律师在城里是个自由的思想家，而在农村却是个宗教徒。读了乔万尼诺·斯托帕尼的声明，以及他忠实描绘马拉利同他姐姐结婚时举行宗教仪式的日记，人们将可以看到，社会党的候选人不过是一个蹩脚的机会主义者。且不讲他在政治赌场上所施展的各种伎俩，以及在这种伎俩背后隐藏的下流的目的和野心。”
一大清早，竞选失败的消息就传到了斯托帕尼的家中。加尼诺的爸爸收到一份《全国联盟》报，可怕的文章是用蓝铅笔勾出来的，马拉利在旁边写了一段话：
“你的儿子已经毁了我。他使我失去了我叔叔的遗产；在职业上，他把我一件重要的事给办坏了；从寄读学校回来后，又毁了我的政治生命……他干得好啊！”
风暴劈头盖脑地扑向可怜的捣蛋鬼……这风暴比过去哪一次都厉害。
“我讲的都是事实！”加尼诺在突然朝他砸来的冰雹下申辩说，“我是为他好，为他伸张正义！……”
爸爸一边痛打他，一边吼道：
“蠢货！无赖！小孩子不应该管你们不懂的事！白痴！坏蛋！你毁了全家！……”
当然，我们的加尼诺是不会懂得政治斗争的奥秘的。他出于纯真的愿望，去伸张正义，却被有心人加以利用了。事实是：《全国联盟》一公布加尼诺的材料，支持马拉利竞选的那个联盟就乱了，原来与这个联盟联合的其他党也攻击起马拉利来，使得他在选举的那天莫名其妙地失败了。
但事情还没有完，《全国联盟》和《未来的太阳》之间的辩论，不仅骂出了意大利选举史上最肮脏的话，而且发展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一天，基基诺·巴列斯特拉爸爸的面包店成了温和派和社会党进行可怕打斗的场所。据说，面包店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地上到处扔的都是面包、点心。双方互相骂着最尖刻的话，打得简直不可开交。人们脸上尽是血迹、伤痕、巧克力的指印和红酒……后来，双方都向法庭提出了控诉。在法庭上，捣蛋鬼的日记成了最重要的证据。官司打完后，《全国联盟》的编辑没有把这本日记还给它合法的主人。后来，日记又长期地被封在法庭的档案卷宗中。为此，人们不能不对意大利司法部门办案如此拖沓感到惊讶。
最后，捣蛋鬼的日记是怎么落到我手中的呢？我不想详细地说。我只想说，它幸好被一个法院门房的妻子发现了，她读给自己的孩子们听。我征得了加尼诺·斯托帕尼的同意，花了许多钱，费了很大的劲才得到了这本手稿。原因是法庭不可能把这份诉讼文件归还给捣蛋鬼本人，说他还是个小孩；同时也不可能给我，虽然我是个大人，但却不是日记的主人。
我一开始就说过，捣蛋鬼的冒险经历并没有结束。实际上，他毁了他姐夫的政治生命后，他爸爸决定把他送进教养院。基基诺·巴列斯特拉的爸爸也决定这样做。正如你们知道的，基基诺·巴列斯特拉是加尼诺送修正稿到《全国联盟》报去的帮手。在这种可怕的威胁下，两个孩子商量好逃走……从这时起，捣蛋鬼的另一段历史开始了，这些我下次再给你们讲吧……
万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