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罗琳的陪同下，我回到了总统办公室，墙上的钟缓慢而又艰难地指向了五点。我们一言不发。多少男男女女盼望着星期五的五点钟，因为它意味着工作周的结束，终于能够好好休息，和家人团聚。
但是前四天里，卡罗琳和我都在为这个特别日子的特别终点而苦苦等待和谋划，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某种开始，还是某种结束，亦或者两者兼具。
上周一，正午刚过，我用手机接了一通来电。卡罗琳和我当时正在厨房里吃火鸡三明治。我们已经知道某个威胁即将找上门来。但我们还不知道波及的范围以及破坏的程度。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阻止它。我们在阿尔及利亚行动失败已经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苏里曼·琴多卢克依旧逍遥法外。我的整个安全团队都收到了传票，即将出席第二天（周二）由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组织的听证会。
但是当我放下三明治，在厨房里接通电话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渺茫的一线希望。但还是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担心害怕。
“下午5点。东部时间，周五，5月11日。”电话的那一头说道。
所以，5月11日周五，当时间接近五点钟的时候，虽然在也门共和国有七名无辜的孩子因为我的决定而葬身在一片瓦砾和灰烬之下，但我已经不再挂念他们了。
现在我在思考，我们的国家到底会遭受什么磨难，以及我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她在哪里？”我咕哝道。
“还没到5点整，先生。她会过来的。”
“你说不准，”我边说边踱步，“也不可能说得准。打给她。”
她还没来得及，手机就自己响了。她接听道：“是的。亚历克斯……她——好的……她是一个人吗？……好的……没关系，做好你该做的……是的，但是行动要快。”
她放下手机，看着我。
“她来了。”
“是的，先生，她来了。他们正在检查她。”
我望向窗外，看着满是裂痕的天际，看来要下雨了：“你觉得她会说些什么，卡丽？”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先生。我会盯着的。”
电话里对我的指示是单枪匹马的双人会谈，不可例外。所以我将要在总统办公室里独自面对来客。但是卡罗琳会通过罗斯福厅的监视器实时监视。
我跳站起来，不知道手头应该做些什么好。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老天，我还从没这么紧张过……”我话都说不完整了，“我从前都没有这么紧张过。”
“这你可说不好，先生。”
我点头：“换成你也一样。”卡罗琳从来不会表露脆弱的一面。那不是她的作风。她是我眼下唯一的慰藉，因为她是我唯一能够指望的人。
她还是美国政府以内，除了我以外唯一一个知道这次见面的人。
卡罗琳离开了。我站在办公桌旁边，等待乔安为我的访客打开房门。
等待的过程犹如时间凝固成为永恒，钟也跟着慢了下来，乔安终于打开了房门。“总统先生。”她打着招呼。
我颔首。好戏登场了。
“让她进来。”我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