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的这个女孩脚蹬一双工作靴，牛仔裤破破烂烂的，灰色长袖衬衫上印着“普林斯顿”四个字。她的身材纤瘦，脖子细长，颧骨突出，一双小眼睛之间的间隔似乎表明她有东欧人的血统。我形容不出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发型，右半边脑勺是军队里的流行样式，长发覆盖在上面，一直垂到双肩。
风格介于卡尔文·克莱恩模特和起源于欧洲的朋克摇滚。
她环视了一眼，但和大多数光顾总统办公室的人不一样。第一次来访的游客恨不得一眼穷尽，贪婪地审视着所有的肖像画和精巧摆设，为总统印章和“坚决桌[1]”而啧啧称奇。
但她不是这样。当我看着她的双眼，在她那不可捉摸的外表下隐藏着纯粹的厌恶之情。这是一种对我的仇恨，对执政班子的仇恨，还有与此相关的一切。
但她也很紧张，十分戒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人跳到她身上，把她铐起来，往她的脑袋套头罩。
她符合我收到的特征描述。她在进门前说出了我们期待中的名字。是她没错了。但我还是要确认一遍。
“把话再说一遍。”我吩咐她。
她蹙起眉毛，并非吃惊。
“说吧。”
她翻了个白眼。
“‘黑暗时代’。”她说话的时候不自觉带着大舌音，好像舌头不听使唤了一样。东欧口音很重。
“你怎么知道这些话的？”
她一边摇头，一边舌头在打转。她在酝酿回答。
“你的……特勤人员……不喜欢我。”她说道。
“你触发了金属探测仪的警报。”
“我……经常这么做。你们是怎么说的？炸弹碎片——叫什么来着的——”
“霰榴片，”我说道，“炮弹的弹片。爆炸之后。”
“就这个，是的，”她拍了拍额头，“他们告诉我……要是再往右两厘米……我就再也醒不来了。”
她大拇指插进牛仔裤的腰带里，露出蔑视的眼神，这是一种挑衅。
“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惨？”
我猜想，这大概和某个美国总统（或许就是我自己）下令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执行军事打击有关。但我对这个女人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她来自何方。我也不知道她的动机和她的计划。在我们四天之前的间接接触以后，她完全从我的视野中消失，而且虽然我尝试着摸清她的来路，但却一无所获。全无所知。
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认定，这个年轻女子的手中掌握着自由世界的命运。
“导弹打过来的时候，我和我的……堂兄……正在去往集会的路上。”
我双手插进口袋。“你在这儿很安全。”我说道。
她先抬起目光，又望向别处，张大双眼，露出美丽的红铜色。这让她看起来又年轻了不少。不复她所竭力扮演的强硬姿态，更像是一个将恐惧深埋心底的孩子。
她也应该感到恐惧。我希望她感到恐惧。其实我心底恐惧万分，但我不会在她面前表露毫分。
“不，”她回答，“我不这么认为。”
“我向你保证。”
她沉重地眨了下双眼，厌恶地看向别处。“美国总统的保证。”她从牛仔裤的后兜掏出一张对折得皱皱巴巴的信封。她抚平信封，放在了沙发旁的桌上。
“我的搭档不知道我知道什么，”她说道，“只有我知道。我并没有写下来。”她指了指右脑，“都在这里。”
她说的是她的秘密。她并没有把这些秘密藏在电脑或者电子邮件里，以免我们窃取或者拦截。她用来隐藏秘密的地方是一个连我们最顶尖的技术都无法企及的地方——她的大脑。
“而我也不知道我的搭档知道些什么。”她说道。
对。她和她的搭档分头行动。两个人各自掌握一半的秘密。两个人同样不可或缺。
“我需要你们两个人，”我说道，“这我明白。你在星期一传达的信息已经很明白了。”
“而你今晚都是一个人。”她说道。
“是的。这点你交代得也很明白。”
她点了点头，好像我们达成了某种一致。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黑暗时代’的？”我又问道。
她的视线向下，从沙发前的桌子上拿起了一张我和我女儿从“海军一号”上下来，朝白宫步行的照片。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见直升机的场景，”她说道，“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是在电视上看到的。里面有个开门营业的酒店。名字叫‘玛丽-波塞冬’。这座……气势恢宏的酒店屹立在波斯湾的海滨。它有一个直升机——直升机停机坪？”
“对，一个直升机机坪，”我说道，“大楼楼顶用来降落直升机的地方。”
“是的，就是这个。那架直升机停在了酒店楼顶。我还记得，当时我就在想，如果人类能够飞，那真算是……无所不能了。”
我不确定她为什么要和我说迪拜酒店和直升机的事。也许只是缓解紧张的聊天罢了。
我走近她。她转过身，放下照片，站得笔直。
“如果我不能安全离开这里，”她说道，“那你就再也见不到我的搭档了。你也就再也没办法阻止这一切了。”
我从桌上拿起那个信封。它几乎毫无重量，薄如蝉翼。我似乎可以看见纸上的颜色痕迹。特勤局应该已经检查过一遍，检查是否有可疑的残留物或者其他东西。
她退后一步，依旧惴惴不安，依旧等待着政府特工冲进门来，把她一路押解至类似关塔那摩这样的审讯室里。如果我认为这会有效果的话，那么我早就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了。但既然她已经挑明了，我就不打算这么做了。这个年轻女子已经办到了很少有人能够办到的事情。
她已经成功地强迫我按照她的条件玩她的游戏。
“你想怎么样？”我问道，“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她第一次卸下了铁石一般的坚忍表情，双唇微微上扬，但并不代表她的心情有任何起色。“只有这个国家的总统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她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又消失不见了。
“你会知道的，”她说道，然后朝我手里的信封点头示意，“今晚。”
“也就是说我必须相信你了。”我说道。
这句话让她来了兴致，眉头一蹙，双眼闪烁：“我难道还没有说服你吗？”
“你已经尽力了，”我说道，“但还不够，你并没有完全说服我。”
她又对我翻了个白眼，自信而又大胆的表情，好像在说，如果我以为她虚张声势，那我就是个不可救药的傻瓜。“那你也必须做决定。”她说道。
“等一等。”就在她朝门走去，伸手去够门把手的时候，我说道。
她顿时来了脾气，动作停滞。眼睛依旧盯着门，没有看我，她说道：“如果不让我离开，那么你也休想见到我的搭档。如果有人跟踪我，你也休想见到我的搭——”
“没人阻止你，”我说道，“也没有人会跟踪你。”
她依旧一动不动，手停在门把手上，暗自思量，内心争辩。至于在争辩什么，我无从得知。整个房间充斥着未知。
“如果我的搭档出了任何意外，”她说道，“你的国家必将化为火海。”
她扭动门把，离开了房间。就这样走了。
我一个人拿着信封。我必须放她走。别无选择。我不能错失这次机会，不能冒这个险。
我打开信封，上头告诉了我下一次见面的地点，今晚。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在脑海里又过了一遍。几乎都没有发生什么。她几乎都没有吐露什么重要的信息。
但我意识到，她完成了两件事情。第一，她需要亲手把信封交给我。第二，她想要确认我是否愿意相信她，是否愿意放她离开。
我走过去，坐在沙发上，注视着那个信封，努力想要从她的话语中寻找蛛丝马迹。尝试想出先发制人的对策。
门外传来敲门声，卡罗琳进来了。
“我通过了她的测试。”我说道。
“完全认可，”她附和道，“至于那个——”她冲我手里的信封点点头，补充着说道。
“但她算得上通过了我的测试吗？”我问道，“我怎么知道这东西的真伪？”
“我相信这是真的，先生。”
“为什么？”
头顶的灯光又闪烁了一次，瞬间的频闪效应。卡罗琳抬起头，轻声咒骂了一句。
“你为什么相信她？”我问。
“这也是我过了一会儿才进来的原因，先生。”她指了指自己的手机，“我们刚刚接到来自迪拜的消息。那儿发生了一场事故。”
一场发生在迪拜的事故。“直升机事故？”
她点头：“一架直升机在玛丽-波塞冬酒店的停机坪降落的过程中发生了爆炸。”
我一只手捂住了脸。
“我分析了一下时间，先生。事故是在她进入总统办公室以后发生的。她不可能事后知道此事。”
我身体落回沙发上。这样一来，她完成了第三个目标：向我展示她是来真格的。
“好吧，”我低语道，“我相信你了。”
[1] 18世纪一艘名为“坚决号”的英舰在北极圈迷失了方向，一名美国人搭救了它。后来美国国会将战舰送回英国。战舰退役后，维多利亚女王为了表达英美两国的友好，取其木材打造了两张办公桌，一张送给了美国。——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