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坐货梯回到楼底，再走出小径。我的车依旧停在原位。我开车来到国会山街区，在靠近第七大道和南卡罗来纳大道交界附近找到了停车位，又把车钥匙交给一个侍者，他几乎看都没看我的脸。
我走进行人的队伍里，耳畔人们在享受星期五夜晚的声音，居民区、饭店和酒吧都敞开着窗户，里面传来欢声笑语，音箱里传出嘈杂的流行音乐，震耳欲聋。
我来到一个坐在咖啡店墙角的男人面前，此人衣衫褴褛，旁边躺着一只德国牧羊犬，这只狗在热浪中对着身旁的空碗不住喘气。这个男人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样，身上的衣服穿了很多，多少显得不必要。他同样戴着一副深色的耐磨墨镜。他带了一副牌子，上面写着“无家可归的老兵”，此刻就搭在墙壁上。大概他在休息。在他的另一侧，有个小纸箱，里面塞了些钱。音乐在扩音器里静静播放。
我从人潮中走出来，在他身旁驻足弯腰。我听出了播放的歌曲——范·莫里森的《驶入神秘》。我的思绪回到了萨凡纳，我们当时在那儿进行常规训练，在里弗街的一家酒吧里，这首歌伴着一支慢舞，让我印象尤深。我的脑袋醉醺醺的，四肢因为魔鬼训练和其他演习而酸痛无比。
“请问你是海湾战争的老兵吗，先生？”我问道。就他的容貌来说，如果不考虑他沦落街头的年份，我差一点就猜他是越战老兵了，也许他的确比其他人更显老。
“让你猜对了，”他说道，“但我可不是什么‘先生’。我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朋友。第一步兵师副排长。他们跨过萨达姆布下的铁丝网时，我也在场。”
“第一步兵师，哇？当初就是你们率先冲入伊拉克的，对吧？”
“长枪的锋刃，老兄。我们把共和国卫队那帮基佬揍得屁滚尿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听起来再大的损失也值了。”我说道。
“损失？”他有些意外，“你服过役吗？你是什么部队的？空降？”
“跟你一样，”我说道，“服役过，在第七十五团干过几年。”
他的身板坐直了些，翘起了一字眉：“空降游骑兵，对吧？我打赌你在地狱里滚过一遭，兄弟。突袭和侦察任务，对吧？”
“不比你们在大部队，”我说道，把话题又扯回到他，“你们花多久——一周时间就能占据伊拉克的半壁江山吧？”
“然后就浅尝辄止，”他的嘴巴皱皱巴巴的，“总觉得这是个错误。”
“嘿，”我说道，“我吃一个三明治就够了。你呢？”
“实在太感谢你了。”他说道。就在我向店门走去时，他补充道：“顺便说一句，这地方的火鸡三明治是一绝。”
“那就点火鸡三明治吧。”
回来的时候，我想尽快脱身，但是还是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你叫什么名字，老兄？”我问道。
“上士克里斯托弗·奈特。”
“给你，上士。”我递给他装在纸袋里的食物。接着放了一盘水在他的狗面前，这狗马上舔喝了起来。
“非常荣幸能够认识你，上士。你晚上在哪儿过夜？”
“再过几条大街就是我的庇护所。白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儿。这儿的人更友善一点儿。”
“我得走了，但是这个，克里斯，收下这个。”
我从口袋里拿出刚刚找的零钱，都给了他。
“上帝保佑你。”他说道。他用手握住我的时候，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一个战士的力气。
我如鲠在喉。我访问过许多诊所和医院，并且尽全力对退伍军人事务部实行了改革，但今天这一幕是我未曾见过的景象，一个因为创伤性应激障碍而找不到工作，或者说保不住饭碗的老兵。
我回到人行道上，拿出手机，储存了他的姓命和咖啡店的地址，确保今后他能够获得帮助，以免为时过晚。
但是还有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向我袭来，我察觉自己帮助他人的能力既广阔又有限。要学会适应这种落差和矛盾。如果没办法适应，过度沉湎于有限的一面就会限制你全力以赴。与此同时，你每天又在找寻机会，尽最大所能为更多人提供帮助。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你总能做些积极的事情。
告别了奈特上士，我走过了两个街区，跟随日暮黄昏投下来的斑斓身影漫步而行，前面的人群却停止了脚步。我穿过人群，走在马路上，瞧一瞧发生了什么事。
两名来自特区大都会警署的警察正将一个人制服在地，那是个身着白色短衣和牛仔裤的非裔孩子。两名警察想要用手铐铐住他，男孩却百般抗拒，手臂在奋力挣脱。警察暂时还没有使用随身武器和电击枪。人行道上有两三个人拿出了手机，正在视频记录。
“趴在地上！趴在地上！”警察在大声喊。
他们想要制服的那个人却往自己的右手边跌撞过去，连带着警察一起滚到了马路上，行驶的车辆已经让堵在这里的警车给停了下来。
我下意识地又向前迈了一步，然后开始往回走。我能做什么呢？向人群宣称我是总统，然后亲自处理此事？要么袖手旁观，要么识趣离开，除此以外，什么也做不了。
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是这个人犯下了暴力重罪，或者仅仅扒了别人的钱包，或者仅仅只是惹恼了警察。我只希望警察这么做的确事出有因，并且执法得当。我知道大多数警察在大多数时候都做到了恪尽职守。但我也知道警察中也有害群之马，每个职业都有这样的人存在。我还知道，有一些警察认为自己是个好警察，但有时会先入为主地（有时也是无意识地）认为一个穿着短衣和牛仔裤的黑人要比一个如此穿着的白人有威胁得多。
我环视了一圈围观的群众，他们来自不同的人种，有着不同的肤色。一百个过路人对同一件事情可能产生一百种看法。有些人会认为尽职的警察在履行职务。有些人则会认为是黑人因为自己的肤色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时是一种观点。有时却又转为与之对立的观点。有时两者兼备。不管怎么样，所有旁观者的心底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个手无寸铁的人能够毫发无伤地离开此地吗？
第二辆巡游警车停在了马路上，警察终于将那人制服在地，并且给他上了手铐，接着按着他站了起来。
我穿过马路，朝下一个目的地进发。对待刚才的问题，没有任何轻松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只能恪守自己的准则——清楚自己的极限在哪里，然后尽自己最大能力来加以改善。一道行政命令，一份呈递到我办公桌上的法案，演讲，在天字第一讲坛讲述的每一个字——这些才是斧正视听，指引我们往正确方向前进的关键所在。
但这是一场自人类诞生起就存在的战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山头之争。不论年代时代如何演变，也不论是个人、家庭、家族还是民族，都在就如何对待“他们”而绞尽脑汁。在美国，种族主义就是我们最古老的诅咒。但是还有其他的分歧——比如宗教信仰、移民问题和性认同。有些时候，对待“他们”的策略带着麻醉意味，要求喂饱我们所有人心中的野兽。有时候也会有真诚的请求，呼吁大家记住“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我们”又能够有哪些作为。但大多时候，对“他们”的声讨往往能够占据上风。我们的大脑习惯了这种思维。今后也许会一直这么下去。但我们必须保持尝试。这也是我们的国父们遗留下的永恒命题——朝着“更完美的联邦”而不懈努力。
转过街角，刮起了大风。我抬头向上一看，只见混沌的天空遍布灰黑色的乌云。
到了街尾，我往角落一家酒吧走去，我担心自己即将面对这个艰苦夜晚中最艰难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