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莉和特勤局的保镖离开酒吧以后，我向酒保要了一杯水喝。我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了药片，类固醇可以提升我的血小板数量。我不喜欢这些药。它们把我的脑袋搅得一团糟。但是我要么头脑晕乎地执行任务，要么就完全报销。没有中间选项。后面一条选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向汽车的方向走去。乌云就像我腿背的瘀青一样黯淡无光。没有一滴雨落下来，但是能够嗅到下雨的气息。
我拿出手机，一边走一边给拉内医生打电话。她并不认识这台手机的号码，但她还是接听了。
“拉内医生，我是乔·邓肯。”
“总统先生？我找了您一整个下午。”
“我知道。我忙得抽不开身。”
“您的血小板计数持续下降。已经低于一万六了。”
“好的，那我就加倍类固醇用量，我保证过的。”
“还不够。你需要立即治疗。”
我几乎走上川流不息的马路，不自知地踏上了十字路口。一辆SUV车的司机按响了喇叭，提醒我注意自己犯下的错误。
“我还没到一万的临界点。”我对拉内说道。
“那是指导值。每个人都不一样。也许我们说话的这当口，您就有可能内出血。”
“但那不一定，”我说道，“昨天核磁共振的结果是阴性。”
“昨天的确是阴性。可今天谁又说得好呢？”
我返回到停车位。给侍者递上票据和现金，后者把车钥匙交还给我。
“总统先生，您的周围云集着才能兼备的各路好手。我相信不论出了什么事，他们都有能力帮您分担几个小时，让您有时间接受治疗。我认为总统也会有委托其他人的时候。”
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但是这一次我不能委托他人。至于原因，我不能告诉她，任何人都不能。
“你说的我都听到了，黛博拉。我必须走了。时刻保持联系。”
我丢下手机，发动了汽车，驶进了拥挤的交通。脑袋里想着那个穿普林斯顿短衫的女孩——妮娜和我女儿。
想着“黑暗时代”。
想着今晚我即将经历的会面，想着我能够处理什么样的威胁，又能够提出什么样的条件。
有个人招呼着我驶入停车坪，他举着白板，上面写着“泊车”。我付了钱，然后留着车钥匙，顺着另一个人的指引，一直走过了两个街区，来到一座中等高度的公寓大楼前驻足细看。入口处有一块门匾，上面写着“南卡姆登大厦”。在马路对面，人群中一阵喧闹。
我艰难地穿过大道。一个路过的男人对我说：“谁？”
我拿出妮娜给我的信封，扯出里面的彩色门票——华盛顿国民对阵纽约大都会。
国民棒球场西看台，服务员在指引人群通过金属探测器，拦下没有通过的人，检查他们的包裹里是否携带了武器。我在自己的位置上安心排队，好在并没有等多久。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的座位在104区，传说中的“山顶位”。我习惯了坐在棒球场最显眼的位置，要么是坐在包厢里，要么是在本垒正后方，再不然就是第三垒的教练席里。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左野看台的这个座位，虽然视线并不是最好的，但感觉更真实。
我环顾四周，并不是要找谁。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只要坐在这里等着就好。
大致说来，我在这里与一个在糖果店的孩子差不多。真想手握一瓶百威啤酒和热狗。别的小牌子啤酒根本不予考虑：在棒球比赛里，没有什么能比一瓶冰镇百威更美妙，也没有比芥末热狗更好吃的食品了，就连我母亲的醋烧排骨也比不上。
我忍不住想起了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当投手的时光。想当年，我曾在第四轮选秀被堪萨斯皇家选中，在此之前，我曾为孟菲斯小鸟征战，比赛当前仍在大巴上出冷汗，夜晚住在汽车旅馆里手肘冰凉，比赛当天观众人数不过数百，大家都在就着哥本哈根咖啡吃巨无霸汉堡。
不过今晚我没有点啤酒。我一边等待着普林斯顿女孩的搭档，一边忍受着胃里翻腾的不适。
我的手机在裤子口袋里振动。屏幕上显示来电者的姓名缩写。是卡罗琳发来的短信，只有一个数字“3”。我回复“韦尔曼”，然后点击了发送。
这是我们的接头暗号，表示目前为止一切正常。但我不那么肯定。这场球赛我迟到了。他是不是已经来过，现在已经走了？难道我错过他了吗？
不可能的。除了坐在这里，一边等一边看比赛以外，我什么都做不了。大都会投手的臂力惊人，然而却在投出叉指变速球的一瞬间发力过猛，导致棒球没有下坠。国民队的首击球员是个左撇子，很可能在一垒手、二垒手和三垒手都在本垒后方按兵不动的情况下选择触击球。所以投手最好投内角高球，但他没有这么做。不过他算是走运了，因为击球手两次都没有在击球的同时压低球的飞行轨迹。最终，二击以后，那人向左野看台深处击出了一记高飞球。观众下意识地起身站立，但由于力道不够，大都会的左野手赶在警告道之前接住了球。
等我们全部坐下来的时候，有个人依旧站着不动，朝我的方向微倾身子。他戴着一顶国民队的棒球帽，似乎是全新的，但他的其他穿着却和棒球比赛格格不入。我立马意识到，他想要坐到我旁边的空座上。
这个人就是妮娜的搭档了。时机已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