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悄悄地从大楼后门走了出去，军用雨衣的扣子一直扣到了下巴，肩上背了包，用雨伞遮住了脸，走进了噼啪作响的大雨里。她穿过警笛轰鸣的大街，警车纷纷从国会大街的另一头径直奔向棒球场。
兰科，她的第一个导师，“红发稻草人”——正是这个塞尔维亚士兵的同袍让她的父亲遭受不幸，他由此对她心生怜悯，将她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是的，后来还把她压在了身下）——他教过她如何射击，但是从没教过她如何撤离。这是因为在特雷贝维奇山，塞尔维亚士兵不需要撤退，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向平民和反对派军事目标射击，他们的部队就像蟒蛇一样，紧紧地扼守住萨拉热窝的咽喉。
不，她在撤离方面的学问完全是自学成才，一丝不苟的逃跑路线，神不知鬼不觉的步伐，这都是她长期在后街小巷或者超市垃圾桶里窃取食物时养成的习惯，不仅如此，她还要规避雷区，留意狙击手和四周埋伏，聆听迫击炮火的方位，以及在夜间躲避喝醉了酒以后对波斯尼亚族平民女孩胡作非为的塞尔维亚士兵。
有时候，她搜寻面包、米饭或者柴火时走了好运，没让士兵发现她。但有时就没有那么走运了。
“我们多出了两张票。”她的耳机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多出了两张票——意思是有两人负伤。
“我们时间不多了。”他继续说道。意思是伤情严重，不容乐观。
“回家就好，”她回答道，“在家等你们。”
他们知道唯一的选择就是前往撤离点。他们惊慌失措，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也许是因为半路杀出特勤局的缘故。又或许是因为突然断电，连她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术策略。当然，她完全可以将瞄准镜调整成夜视模式，但那样做会影响到地面小组。
她摘掉耳机，放进了军用防水上衣的右手口袋。
她伸手从左手口袋掏出了另一副耳机，塞到了耳朵里。
“游戏还没结束，”她说道，“他们往北边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