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总是要刮刮脸的，”伊万诺夫继续说，刀刃沿着那人脖颈绷紧的皮肤往上游走，“判了死刑的人也要刮刮脸。现在，我正在给你刮脸。你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
座位上的男人既没有动，也没有睁开眼睛。他脸上的肥皂沫都刮干净了，只是颧骨和耳朵附近还有一点。伊万诺夫望着眼前这紧张得双目紧闭的胖脸，不由得疑惑这男人是不是已经瘫痪了。不过就在刀面贴到那人脖子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突然抽搐起来。但他的眼睛依然没有睁开。
伊万诺夫在那人脸上迅速擦拭了一下，又从一个气动机里取些滑石粉拍上去，说：“这东西撒上对你好。我很满意。你可以离开了。”伊万诺夫厌恶地一把从他胸前扯下理发巾。那人仍然坐着没动。
“起来吧，你这笨蛋。”伊万诺夫叫道，扯着他的袖子拉他起来。男人吓呆了，双眼死死闭着，僵在店中央。伊万诺夫将他的礼帽啪的一声盖在他头上，又把公文包塞在他的腋下，把他朝门口拨过去。这时那人才打个趔趄动了起来。他双眼紧闭的脸在所有的镜子里一闪而过。伊万诺夫拉开店门，他就像个机器人似的走了出去。他迈着机械的步子，伸出僵硬的手紧紧握住公文包，用古希腊雕像般的呆滞双目盯着阳光耀眼的街道，离开了。
* * *
(1) 德语，石头 。
(2) Kharkov，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联时代初期曾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
旅客
“是的，生活比我们高明，”作家感叹道，把别着俄国烟卷的硬纸板烟嘴在他的烟盒盖上磕了磕，“生活随便一想，便是精彩的构思！我们怎么能和生活这位女神相比？她写出的作品是无法翻译的，讲不清道不明的。”
“作家有版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评论家微微一笑说。他是个谦虚的近视眼男人，细长的指头动来动去，不得安闲。
“我们的最后一招就是瞎编，”作家继续说，心不在焉地把一根火柴扔进评论家喝空了的酒杯中，“我们对生活女神的创作，充其量只能像电影制片人改编名著那样。制片人需要女仆星期六晚上不觉得寂寞无聊，就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他把原著从头至尾来个彻底分解，弄出几百个镜头，再加进些他自己编造的新人物和新事件——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既要影片娱乐大众，又要影片符合经典传统，二者要结合得顺顺当当，天衣无缝。一开始好人受难，到头来恶有恶报。最要紧的是收尾，既要出人意料，又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作家也正是这样，把生活本身的情况按我们自己的需要加以改变，好歹不违常理、来点艺术加工就行。我们的这种抄袭品淡而无味，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添油加醋。我们认为生活女神的表演过于动荡，变化太快，因而她的天才手笔显得过于凌乱。我们一味迁就读者，从生活女神挥洒自如的长篇小说中截来一点点小故事，精雕细琢后让学童们看。说到这一点，请允许我给你透露一桩亲身经历。
“那一次我碰巧坐在一列特快的卧铺车里旅行。我喜欢在旅途中晃晃悠悠入睡的感觉：铺位上凉飕飕的被单，车一开，车站上的灯缓缓移过，好像为你送行，最后消失在黑沉沉的车窗玻璃后面。我记得当时我头顶上的那个铺没睡人，我为此心中大喜。我脱去衣服，仰面躺下，双手交叉枕在脑后。卧铺被单里装的是统一的标准毛毯，比较单薄，和旅馆里蓬松的羽绒被比起来，倒别有情致。我想了一会儿自己的事——当时正在苦恼地酝酿一部短篇小说，讲的是火车上清洁女工的生活——然后关上灯，很快睡着了。讲到这里，让我用一种写作技巧。这种技巧在某一类短篇小说中经常出现，已令人生厌了，我的这篇小说很有可能就属于此类小说。技巧是这样的——老法子，你肯定非常熟悉：‘半夜时分，我突然醒来。’不过接下来的内容要比陈词老调强一些。我醒来看见了一只脚。”
“请再说一遍，看见了什么？”谦虚的评论家打断作家的话，身子前倾，竖起一根指头。
“我看见了一只脚，”作家又说了一遍，“这时小隔间里的灯亮了。列车到了某个车站，停了下来。那是一只男人的脚，一只相当大的脚，穿着一只质地很差的短袜，青灰色的脚趾甲在袜子上戳了一个洞。这只脚牢固地踩在上铺上床梯子的一阶上，近近地冲着我的脸。脚的主人因我头顶上的铺位遮挡，我看不见他，他正在使出最后一把劲往铺架上爬。我有充裕的时间，便仔细观察这只穿着灰底黑格短袜的脚，还有短袜上面的半截小腿：结实的腿肚子一侧是紫罗兰色的吊袜带，稀稀落落的腿毛从长衬裤的网眼里脏兮兮地钻出来。总而言之，这是半截极不雅观的肢体。我还在看着，只见那只脚突然绷紧，那根坚韧的大脚趾动了一两下，然后那半截腿一使劲整个儿腾空而起，总算从我眼前移开了。我头顶上传来哼哼声，还有吸鼻子声，听这动静可以得出结论：此人准备睡觉了。灯熄了，片刻后列车猛地一冲开动了。
“我不知道如何给你讲那半截腿，只能说它让我看得极不舒服，胸口发堵。像条使劲蠕动的花斑小爬虫。我发现我心神难定，因为我对此人的了解只有那半截很不雅观的小腿。他的形体，他的面孔，我还根本没见着。他睡的上铺，本来在我头顶上形成一个黑沉沉的低矮天棚，现在似乎更低下来一些，我几乎感受到它沉沉的分量了。我竭力想象我这位夜间的同行车友长什么模样，但不论怎么使劲地想，能想出的一个成形的东西就是那片惹眼的脚趾甲，把短袜的毛线顶出个洞，露出珍珠母贝那般的青灰色光泽。按常理论，这样的鸡毛蒜皮竟然惹得我烦，似乎很奇怪。但我反过来问一下，每一位作家难道不恰恰都是招惹鸡毛蒜皮的人吗？不管怎么说，我横竖睡不着。我一直在听——我这个未曾谋面的同路人开始打呼噜了没有？他好像没有打呼噜，而是在呻吟。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夜间车轮辗过铁轨的响声会引发听力幻觉。但我还是摆脱不了这样的印象：从我头顶传来的声音不同寻常。我胳膊肘支着身子坐起来一点。上面的声音变得比较清晰了。原来睡在上铺的那人在呜呜咽咽地哭。”
“那是怎么回事？”评论家打断他的话，“呜呜咽咽地哭？我明白了。请原谅——我刚才没听清。”评论家双手重新落到膝盖上，头一歪，继续听作家往下讲。
“对，他在呜呜咽咽地哭，还哭得蛮厉害，噎得他喘不过气来。呼出一口气时老发一声响，仿佛一口气喝下一夸脱水一般。随后便是闭着嘴一抽一抽地哭，抽得还相当快——像是学母鸡咯咯叫，好难听。然后重新吸气，又呼出来，发出短促的呜呜咽咽声——带着哈气的声响，由此判断，他这时的嘴是张着的。所有这些响声都产生在车轮滚动引发的晃荡之中，颇像一截摇摇晃晃的楼梯，那人呜呜咽咽的哭声就沿着这截楼梯上上下下。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听——无意间感到黑暗中我的脸色特别难看，因为听一个陌生人哭总归不好意思。不过我提醒你注意，我这是身不由己；我和他同乘一辆什么也不管、只顾自己奔驰的火车，又共用同一个两铺位的隔间，这个事实把我和他捆在了一起。他哭泣不止，使劲地哭，可怕的哭声一直陪伴着我。我们两个——我在下铺听，他在上铺哭——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同时奔向夜色中的远方，只有列车出了意外事故才有可能中断我们这种身不由己的联系。
“过了一会儿，他好像不哭了，可是我刚刚要睡着时，他的哭声又大了起来，我甚至好像听见他还说了几句迷迷糊糊的话，声音低沉得好像从肚子里发出一般，中间还夹着几声一惊一抽的叹息。他又没动静了，只抽了几下鼻子。我闭眼躺着，想象中又看见了他那只穿着格子短袜的烦人的脚。不知怎么的，我还是设法睡着了。五点半时列车员一扭门把，打开隔间门叫我。我坐在床上——每过一分钟我的头就碰一下上铺的床沿——匆匆穿好衣服。在拿着包走出隔间进入过道之前，我回头往上铺看了看，但那人背朝我躺着，头蒙在毯子里。过道里已是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列车的蓝色侧影掠过草地，掠过树丛，沿着斜坡蜿蜒而上，穿过枝叶摇曳的白桦林。一块农田里有一个椭圆形的小水塘，闪着耀眼的波光，随后渐渐变窄，变小，变成一条银色缝隙。随着一阵快速的哗哗响声，列车驶过了一幢农舍，路的尽头从一扇横在它前面的大门底下钻了进去。接着又是数不清的白桦树，枝叶摇曳，带着太阳晒黑的斑点，像一排栅栏，看得人发晕。
“过道里除了我还有别人，有两位女士，还没睡醒的脸上马马虎虎化了点妆，一个小老头，戴着仿麂皮手套，头上一顶旅行便帽。我讨厌早起，对我而言，世上最迷人的清晨也代替不了上午几小时的酣睡。所以当那位老先生问我是不是也要到站下车时，我只冷冷地点点头，再无下文。他说的站是一个大镇，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后我们都在该站下车。
“白桦林突然消失了，五六幢小房子从一个小山包上倾泻下来，其中有几幢下来得太快，差点没钻到车轮底下去。接着是一座巨大的紫红色工厂大步跨了过去，厂房的玻璃窗忽闪而过。一幅十码高的广告画，上面有个人拿着巧克力向我们打招呼。又是一座工厂，明亮的窗玻璃，还有烟囱。长话短说，眼前是接近大城市时常见的景象。可是突然之间，列车痉挛一般地刹起车来，停在了一个荒凉偏僻的小站上，这叫我们大感意外。这种小站只供临时停车用，特快列车好像不在这里停车的。我发现还有出人意料的事，三四名警察早已守候在站台上。我放下一扇车窗，探头张望。‘请关上车窗。’警察中的一位很有礼貌地说。过道里的旅客显得惶惶不安。一位列车员从我身边走过，我便问他是怎么回事。‘车上有个罪犯。’他答道，接着又略加说明，说就在我们半夜停车的那个镇上，前半夜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丈夫因妻子不忠，枪杀了她和她的情夫。两位女士连声惊呼，那位老先生连连摇头。过道里进来了两名警察和一名警探，这警探长着红脸蛋，胖身材，头戴圆顶礼帽，像个书商模样。他们叫我返回自己的铺位。两名警察守在过道里，警探挨房搜查。我拿出护照给他看。他那双棕红色的眼睛在我脸上来回一扫，就把护照还给了我。我们，就是我和警探，站在狭窄的隔间里，上铺躺着一个毛毯裹身的黑身影，像一只茧。‘你可以走了。’警探对我说道，说着朝上铺的昏暗处一伸胳膊：‘请出示证件。’毛毯裹身的那人还在打鼾。我走到车门口故意停了停，这时仍能听见那人的鼾声，好像也能听出他夜里的哭声还如游丝一般响在鼾声中。‘请醒醒。’警探提高嗓门说，说着非常专业地一把抓住睡觉之人脖颈处的毛毯边扯了扯。那人动了动，却继续打鼾。警探摇摇他的肩膀。这么叫还叫不醒，倒也烦人。我掉头看着过道对面的车窗，却是视而不见，一门心思地听隔间里发生的动静。
“你想想看，我绝对没听到任何异乎寻常的事情。那个睡在上铺的人半睡半醒地咕哝了几句，警探明确地要看他的护照，又明确地说了感谢配合的话，然后出门到了另一个隔间。这就完啦。不过想想看——当然是按作家的意见来想了——假如这个脚不雅观、哭哭啼啼的旅客被证实是个杀人犯的话，那该会多么美妙啊。他淌了一夜的眼泪也能有个美妙的解释了。更有甚者，这事前前后后能巧妙地套入我夜间旅行的框架中，一个短篇小说的框架也就搭起来了。然而，生活的构思，生活这位作者的构思，总是比我们高明一百倍，这件事上如此，别的事上一概如此。”
作家叹口气，不说话了，咂巴他的烟卷。烟早就灭了，这会儿咬在嘴里让唾液全弄湿了。评论家体贴地看着他。
“你实话实说，”作家又开始说起来，“刚才就在我开始提到警察和意外停车的那一刻，你就断定那个呜咽的旅客是罪犯吧？”
“我了解你的手法，”评论家说，用手指尖戳了戳对方的肩膀，做了个他独有的手势，顺势收回手来，“假如你在写一个侦探小说，你笔下的坏人真相大白时肯定不是书中人物谁也不曾怀疑的人，而是书中人物个个从一开始就怀疑起来的人，这样就把有经验的读者愚弄一番，因为有经验的读者习惯于坏人到头来不是摆在明处的那一个。我非常清楚，你喜欢用最自然的结局创造出乎读者期待的效果。但你不可迷于此道。生活中有许多偶然之事，也有许多奇特之事。词语本身具有崇高的权利，可以提高事情的偶然性，也可以对并不意外的事情进行超验性的加工。根据你刚才所讲的这件事，加上偶然性的舞姿，把你那位旅途同行人变成杀人犯，那你就能创作出一篇非常圆满的短篇小说来。”
作家又叹了口气。
“对，对，我也这么想过。我还可以添几处细节。我可以暗示那人对妻子爱得非常热烈。要编，各种花样都编得出来了。麻烦的是，我们摸不着生活的底——也许生活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比我们所想更微妙，更深刻。还有个麻烦是我当初不知道，今后也永远不会知道，那旅客为什么要哭。”
“我来为词语说句公道话，”评论家轻轻说道，“你是写小说的作家，至少可以想出个精彩办法：你笔下的人物在哭，也许是因为他在车站上丢了钱包。我曾经认识这么一个人，一个长相威武的男子汉，牙痛起来经常哭，甚至连嚎带叫。别，别，谢谢——别给我再斟啦。我喝够了，足够足够了。”
门铃声
他和她在彼得堡分开后，七年过去了。上帝啊，想当年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快要挤爆了！别站得太近，火车马上要开了。看看，说走就走了，再见，最亲爱的……她在一旁跟着车走，又高又瘦，穿着雨衣，脖子上围着一条黑白相间的围巾，缓缓移动的人流把她挤到后面去了。他是刚入伍的红军新兵，正赶上内战，既不情愿，也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一个美丽的夜晚，在草原蟋蟀得意的狂鸣声中，他投奔了白军。一年之后，一九二○年，离开俄国前不久，在雅尔塔一条叫钱纳亚的陡峭石子街上，他意外碰上了在莫斯科当律师的舅舅。对呀，有消息——有两封信。她要去德国了，已经拿到了护照。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年轻人。最后，俄国放了他——据有些人说，让他永久休假。在此之前，俄国花了好长时间要留住他。他慢慢移动，从北方到了南方。俄国还是想尽量控制住他，一路占领了特维尔、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小村庄，但并没奏效。俄国为他留了最后一手，一份最后的礼物——克里米亚，可是就连这一招也不灵。他最终还是走了。上船后他结识了一个英国年轻人，是个快乐的小伙子，也是个运动员，此行要去非洲。
尼古拉去了非洲，去了意大利，出于某种原因，还去了加那利群岛，然后又回到非洲，在海外军团里干了一阵。起初他经常想起她，后来就想得很少了，再后来又想得多了，而且想得更勤了。她的第二任丈夫金德是个德国实业家，战争期间死了。他生前在柏林有一处相当好的房子，尼古拉便觉得她在柏林绝无挨饿之忧。可是时间过得多快啊！……真的整整七年过去了吗？
这七年来他长得更加结实了，也变得更加粗野了。断了一个食指，学会了两门外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眼睛的颜色变得淡些了，眼神也率直了，这都是因为他脸上均匀地盖了一层风吹日晒的乡土颜色。他抽上了烟斗。他从前走路总和腿短的人一样步子沉重，如今走路带上了明显的节奏。他身上有一样东西一点没变，那就是他的笑声，笑起来又是说俏皮话，又是眨巴眼睛。
他最后决定放弃一切不慌不忙去柏林时，摇着头轻轻笑了好久。有一次，在意大利某个地方，他注意到一个报摊上有份柏林出版的俄国流亡者报纸。他便给该报写了一封信，要求登一则寻人告示：某某找某某。他没有收到答复。他顺便去游科西嘉岛，碰见一个俄国同胞，是资深老记者格鲁舍夫斯基，正要去柏林。请你代我打听打听，也许你会找到她。就说我还活着，身体也好……不过这条线上也没传来任何消息。现在到了他攻占柏林的时候了，人到了那儿，寻找起来就比较简单。他费了不少周折才拿到德国签证，钱也快用完了。唉，也罢，总有办法到那里的……
他果真到了柏林。出了站来到站前广场上，穿一件军用防水短大衣，戴一顶花格子便帽，矮个子，宽肩膀，嘴里叼着烟斗，那只没断指头的手里提着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提箱。他停住脚步，欣赏一个宝石般闪烁的霓虹灯广告，只见它穿过夜色缓缓闪来，然后消失了，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开始闪现。他在一家廉价旅馆的简易客房里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心里老想着如何开始找她。住址查询处、那家俄文报纸的办公室……已经七年了。她肯定真的变老了。真该死，等了那么久！本该早点来的。可是，唉，这些年来，满世界转悠，浪迹天涯，干了多少没有名堂的廉价工作；多少机会，遇上了，失去了；还有获得自由的激动，他曾在童年梦想过的自由！纯粹是杰克·伦敦的经历……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一张有惹人发痒之嫌的羽绒床，迟来的有轨电车发出的刺耳刹车声。他摸出火柴，习惯性地用半截残指开始往烟斗里压柔软的烟丝。
要是像他这样旅行，人就会忘了日期。去过的地方会把日期排挤出去。早上，尼古拉出门，打算去警察局，只见家家商店都拉下了栅栏门。原来今天是讨厌的星期日。那么住址查询处和报馆也都是关门闭户。时值晚秋，秋风萧瑟，街心花园里开着紫菀花，天空一片纯白，黄色的树木，黄色的电车，潮湿的出租车喇叭如低沉的雁鸣。一想到自己现在就和她在同一个城市里，一阵激动传遍了他的全身。在一家出租车司机酒吧，他掏出一枚五十芬尼的硬币买了一杯波尔多葡萄酒。这酒下到空腹中，产生了舒适的感觉。街上不时零星地传来俄语的交谈声：“……Skol'ko raz ya tebe govorila……”（“……给你说过多少遍了……”）几个当地人走过去后，又传来几句俄语：“……他很想卖给我，可我，直说了吧……”他听得兴奋，咯咯笑起来，抽完每一斗烟的时间也比平时快得多。“……好像都走了，不过现在格里沙也跟着倒霉了……”他想如果再过来一对俄国人，就走上前去，彬彬有礼地问：“你们可曾认识奥尔加·金德？原是卡尔斯基女伯爵。”在这块像是俄国偏远省份的小地方，俄国人肯定都互相认识。
已是傍晚时分，暮色中一缕橘黄色的光映满了一家大商场的玻璃橱窗。在一户人家正门一侧，尼古拉注意到一块白色的小招牌，上面写着：“牙医伊·斯·魏纳，来自彼得格勒。”蓦然一段往事涌上心头，真像火一般烫了他一下。我们这位可爱的朋友在这里都快站朽了，必须离开。窗户里头，牙医的酷刑椅正前方嵌着几幅玻璃照片，照的是瑞士风景……窗户朝着莫伊卡街。请漱口。魏纳医生，这位平易近人的胖老头儿，穿着白大褂，戴着锃亮的眼镜，把他那些叮当作响的医疗器具分类摆好。她当年经常去他那儿看牙，他的几位表亲也常去。这几位表亲要是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吵起来，还拿“是不是想找魏纳”相威胁，意思是要打掉对方几颗牙。尼古拉在门前沉吟片刻，正要按门铃，忽然记起今天是星期日。他又考虑了一下，还是按了门铃。他上了一段台阶，这时一个女仆开了门。“别上来，今天医生不看病。”“我的牙没病，”尼古拉的德语实在差，“魏纳医生是我的老朋友。我姓加拉托夫——他肯定记得我……”“那我这就去禀报。”女仆答道。
过了一阵儿，一位身穿盘花扣平绒夹克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他面色像胡萝卜一般红润，似乎待人极其亲切。高高兴兴打过招呼后，他又用俄语说道：“不过我记不起你来了——想必搞错了吧。”尼古拉看看他，致歉道：“怕是搞错了。我也记不起你了。我原本想找革命前住在莫伊卡大街上的魏纳医生，结果找错人了。对不起。”
“噢，那肯定是一位和我同姓的人。这是个很普通的姓。我那时住在扎戈罗德尼大街。”
“当年我们看牙都找他，”尼古拉解释道，“所以我以为……你看看，我这次来是想寻访一位女士——一位金德太太，金德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姓……”
魏纳咬住嘴唇，神情专注地扭头思索，然后回复他，说：“稍等片刻……我好像记起来了。我好像记起了一位姓金德的太太，她前不久来我这里看牙，我有些印象——我们马上会查清楚。请移步去我的诊室。”
诊室在尼古拉的视野中仍然一片模糊。魏纳医生俯身查看他的约见登记簿，尼古拉实在无法从他光得不能再光的秃头上移开目光。
“我们马上会查清楚，”他又说一遍，指头飞快地翻着登记簿，“就一分钟，我们马上会查清楚。我们马上……有了，金德太太。镶金牙，还做了其他治疗——具体是什么治疗，我看不清楚，有一团污渍遮住了。”
“她的本名和父名呢？”尼古拉急切地往桌前一靠，袖口差点儿碰翻了墨水瓶。
“这儿也写着，叫奥尔加·基里洛夫娜。”
“对。”尼古拉长舒一口气说。
“地址是普兰纳大街五十九号，巴布先生转交，”魏纳咂巴着嘴说，将地址飞快地抄到另一张纸上，“从这里数，第二条街便是。地址你拿上。非常高兴为你效劳。她是你家亲戚吗？”
“是我母亲。”尼古拉答道。
从牙医诊所出来，他稍稍加快步伐前行。这么容易就找到了她，他觉得惊奇，简直像用扑克牌变了个戏法一般。此行来柏林，他倒是从未想过她有可能早已去世，也有可能迁居其他城市，但奇迹竟然出现了。魏纳竟然是另外一个魏纳——然而殊途同归。多美的城市，多美的雨！（珍珠般的蒙蒙秋雨像是说着悄悄话落下来，大街小巷一片昏暗。）她会怎样迎接他呢——是亲切，还是悲伤？要么是平平静静？小时候她不曾惯着他。我弹钢琴时你不许在客厅里乱跑。长大后他越来越觉得她对他没有多大用处。现在他竭力想象她的面容，可是头脑里总是顽固地拒绝出现具体的模样，他甚至不能把他脑中的信息收集起来形成一个活生生的可见形象：高挑瘦长的身材，四肢看似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一头黑发，两鬓有几缕灰白，苍白的大嘴，最后一次见面时穿的一件旧雨衣。疲惫痛苦的表情，好像是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太太。这样的表情似乎一直挂在她脸上——甚至在他父亲去世之前就挂在那儿。他父亲是海军上将加拉托夫，革命前不久开枪自尽了。到五十一号了，再过八幢房子就到了。
突然间他发现自己不安起来，关键时刻如此这般，真说不过去。这一次的不安和从前的不安相比，厉害得多。从前的不安，举个例子，有一回他第一次把自己大汗淋漓的身体紧贴在一面峭壁上，举枪瞄准旋风般冲杀过来的骑兵，那是个骑在一匹阿拉伯骏马上的白衣凶神。没等走到五十九号，他便停了下来，掏出烟斗和皮烟袋，缓缓地、仔细地装上一斗烟，没有掉落一根烟丝。然后划亮火柴，伸手掬住火焰，吸了一口，望着点燃的烟丝拱起来，这才咽下一口甜滋滋的、刺得舌头发麻的烟。然后他小心地吐出那口烟来，迈开坚实的、不慌不忙的步子，朝房子走去。
楼梯太暗，绊了他两次。在一团漆黑中他走到二楼转弯平台处，划着一根火柴，照亮一块镀金的牌子。名字不对。又往上找，过了好几块牌子后才找到“巴布”这个奇怪的名字。小火苗烧到了手指上，熄灭了。上帝啊，我的心怦怦乱跳……他在黑暗中摸到了门铃，按响了它。这时他取下咬在嘴里的烟斗，等待开门，感到一丝痛苦的微笑撕开了自己的嘴。
这时门锁和门闩发出一声混合的响动，门突然打开，像是被一股大风猛地吹开一般。前厅和楼梯里一样昏暗，昏暗中飘来一个响亮而又欢快的声音。“全楼的灯都灭了——eto oozhas， (1) 真叫人害怕。”尼古拉马上注意到那一声“oo”加重了语气，拖得很长。在这一声的基础上，他脑中立刻重现了那个站在门道里的人，连最细微的特征也能感觉出来，尽管那人还隐在黑暗之中。
“说得是，啥也看不见。”他笑着说道，迎上前去。
她叫了一声，好像被一只结实的手击了一掌。他在黑暗中找到了她的双臂、她的双肩，又撞上了什么东西（大概是伞架）。“不，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她一边后退，一边急急地重复着。
“别动，妈妈，就一会儿。”他说着又撞上了什么东西（这次是半开的前门，砰的一声狠狠关上了）。
“这不可能……尼基，尼基——”
他吻她的脸颊，吻她的头发，乱吻一气，摸到哪里就吻哪里。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但他凭着某种内心之眼看清了她的全部，从头到脚趾。她身上只有一样东西发生了变化（连这点新变化也意外地使他想起了遥远的童年，那时她还常弹钢琴）：她身上散发出强烈的高级香水味——仿佛中断了的这些年没有存在过一般，仿佛他的青少年时代和她守寡的岁月都没有存在过一般。她守寡后就再也不用香水了，人也因悲伤而憔悴下去。现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他仿佛不再浪迹天涯，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果然是你。你回来了。你果真在我眼前。”她念叨着，把柔软的嘴唇贴在他身上，“回来就好……事情本该如此……”
“难道哪儿都没灯吗？”尼古拉开心地问。
她打开一道内门，激动地说：“有灯，往里走。我在那边点了蜡烛。”
“好，让我好好看看你。”他说着，走进了摇曳的烛光中，贪婪地看着他的母亲。她的一头黑发变成了干草一般的浅色。
“唉，难道你认不出我了？”她焦急地喘着气问，接着连忙又说：“别这么盯着我看。快把近况全讲给我听！瞧你晒得多黑……我的天啊！讲啊，一桩一件全讲给我听！”
好一头金色短发……她的脸本是精心化过妆的，这时一滴泪水流淌下来，湿湿的印迹一路吞食了红润的胭脂，打湿了涂上睫毛膏的睫毛，扑在鼻子两侧的粉也变成了紫罗兰色。她穿一件蓝得发亮的高领连衣裙，全身上下都显得那么陌生，令人害怕，令人不安。
“妈妈，你莫非在等客人？”尼古拉察言观色，问道。接下来实在不知说什么好，便起劲地脱下了大衣。
她离开他，朝桌子走去。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饭菜，餐具在半暗的烛光下闪着星星点点的光。然后她又转了回来，机械地照了照黑影绰绰的镜子。
“多少年过去了……我的天！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噢，对了，今晚我是有朋友要来。我让他们别来就是了。我这就打电话过去。就说我有事情。千万不能让他们来……啊，上帝……”
她紧紧贴在他身上，深情地抚摸他，想真正确认是不是他。
“镇静，妈妈，你这是怎么啦？这就太过激动了。我们找个地方坐下。Comment vas-tu？ (2) 生活是如何对待你的？”……但不知为什么，他害怕听到她的回答，便开始说他自己的事，还是用他特有的豪爽谈锋，一面说一面抽着烟斗吞云吐雾，好让他的惊讶淹没在话语和烟雾之中。说到后来，才知道她早就看见过他的寻人启事，也早和那位老记者取得了联系，还一直要提笔给尼古拉写信——总是准备提笔要写——他早就看出来她的脸因化妆而变了形，头发也是染成金黄色的，现在又觉得她的声音也不是原来的声音。他讲着他的冒险经历，没有片刻停顿，边讲边四下打量这间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中抖动的屋子，打量屋子里可怕的中产阶级风格的装饰——壁炉台上躺着一只玩具猫，一扇屏风下面露出床脚，一幅腓特烈大帝吹长笛的画；还有一个没有放书的书架，摆着一些小花瓶，烛光映在上面，像水银一般上下跳动……随着他的目光四处游动，他仔细看了看先前经过时只瞥了一眼的东西：那张餐桌——原来饭菜是为两个人准备的，摆着饭后利口甜酒，一瓶意大利阿斯提甜酒，两只高脚红酒杯，一个巨大的粉红色蛋糕，沿边上插了一圈还没有点着的小蜡烛。“……当然啦，我一纵身就跳到了帐篷外面，你想想是怎么回事？猜猜看！”
她似乎从恍惚出神的状态中突然惊醒，慌乱地瞅瞅他（她挨着他在长沙发上坐下，双手按住太阳穴，桃红色的长筒袜露了出来，闪动着陌生的光泽）。
“你没听我说吗，妈妈？”
“哪能呢，我在听——在听……”
这时他又注意到别的情况：她心不在焉，神色奇特，好像根本没在听他说话，而是在等待一场即将远道而来的厄运，凶猛可怕，却又无法避免。他仍然兴高采烈地往下讲他的事情，不过随后又停顿了一下，问道：“那个蛋糕——是谁有此尊荣？看上去好吃极了。”
他母亲慌忙笑笑。“噢，这是个小花样。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在等客人。”
“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彼得堡，历历在目，”尼古拉说，“记得吗？有一次你搞错了，少插了一根蜡烛。当时我过十岁生日，蜡烛却只有九根。你漏了一岁，为此我大哭大闹一场。今天蛋糕上插了几根蜡烛？”
“唉，插几根又有什么关系？”她叫道，说着站起身来，像是要挡住他的目光，不让他往餐桌上看，“还是告诉我现在几点了。我必须打电话取消聚会……就说我今天有事。”
“七点一刻。”尼古拉说。
“太晚了，太晚了！”她又一次抬高声音说道。“好吧！既然晚了，来就来了吧……”
两人都沉默不语。她又坐了下来。尼古拉想尽量对她亲热一点，想讨好她，想直接问：“听着，妈妈——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快讲讲：全讲出来。”他又瞅了一眼餐桌上丰盛的饭菜，数了数蛋糕上插了一圈的蜡烛。共有二十五根。是二十五根！他已经二十八岁了……
“请不要这么仔细地检查我的屋子，”他母亲说，“你这样活像个职业侦探！这屋子破烂不堪，有什么好看的。我倒想另搬个地方，可金德留给我的别墅让我给卖了。”突然间她轻轻倒抽了口气：“等等……怎么回事？刚才是你弄出的响声吗？”
“对，”尼古拉耶答道，“是我在磕烟斗里的烟灰。不过还是告诉我，你现在钱够花吗？收支相抵有没有问题？”
她忙着收拾袖子上的饰带，没有看他，说：“钱够花……当然够花。他给我留下了几笔外资股票，一座医院，还留下一座古老的监狱。一座监狱！……不过我得跟你讲明白，我就只够过日子而已。看在老天的分上，别再磕烟斗了。我必须跟你讲明白……讲明白我不能……唉，你明白的，尼基——要我养活你那可是太难了。”
“你在说什么呀，妈妈，”尼古拉叫道（就在这时，屋顶上的电灯突然亮了，就像蠢笨的太阳从一朵蠢笨的乌云后面突然露出脸来一般），“好啦，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蜡烛熄灭了。刚才真像是蹲在古代帝王的陵墓里。你看，我手头倒是有一小笔现钱，再说了，我无牵无挂的，像只四处乱逛的野鸟……过来，坐下——别这么满屋子转悠。”
她停在了他面前，又高又瘦，亮闪闪的蓝裙子。这时在明亮的灯光照射下，他看清了她老得多么厉害，两颊和额头上的皱纹坚持不懈地从脂粉间露了出来。还有那一头染过的黄发！……
“你突然这么一头闯进来，”她说，咬咬嘴唇，望望立在书架上的一只小钟，“就像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下起雪来……那钟走得快了些。不对，它早就停了。我今晚有客人，不料你来了。这一下全乱套了……”
“胡说，妈妈。客人要是来了，看见你儿子回来了，他们很快就会告辞的。天黑之前，你和我就去某家音乐厅，再找个地方吃晚饭……我记得看过一场非洲歌舞——演得真是棒极了！你想想，五十个黑人，场面多大，比如说……”
前门响起了响亮的门铃声。奥尔加·基里洛夫娜本来悬悬地坐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门铃声吓得她一激灵，站直了。
“等等，我去开门。”尼古拉说着站起身来。
她扯住他的衣袖，急得脸一抽一抽的。门铃声停了，按铃的人在等着开门。
“肯定是你的客人，”尼古拉说，“你的二十五岁的客人。我们得让客人进来。”
他母亲慌忙摇头，然后又侧耳细听。
“不开门不对吧——”尼古拉又说开了。
她拉拉他的衣袖，压低声音说：“你敢！我不要开门……你敢不听话！”
门铃突然又响了，这一次响得更久，更急，一直响了好久。
“放开我，”尼古拉说道，“这太荒唐了。有人按铃，就得去开门。你怕什么呀？”
“你敢开——不准开，听见了吗？”她又说一遍，颤巍巍地抓住他的手，“求求你……尼基，尼基，尼基！……别开门！”
铃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咚咚的敲门声——好像是用手杖结实的圆头在敲击。
尼古拉毅然朝前门走去，但还没走到，就让他母亲一把抓住了肩头，使足全身力气拽了回来，嘴里还一个劲地低声喊：“看你敢……看你敢……看在上帝的分上……”
门铃声又响了起来，短促而恼怒。
“随你便。”尼古拉一笑，两手插进裤兜，一直走到屋子最里头。真是莫名其妙，他心想，忍不住又笑起来。
门铃声已经停了，这时一片寂静。按铃人显然受够了，离开了。尼古拉走到餐桌旁，凝视着那个豪华的蛋糕，还有浇在上面的鲜亮糖衣，二十五根庆祝生日的蜡烛，两只红酒杯。不远处放着一个白色的小纸盒，像是藏在酒瓶的阴影里。他拿起纸盒，打开盒盖。盒子里装着一只崭新的、颇为俗气的银色香烟盒。
“原来如此。”尼古拉说道。
他母亲半卧在沙发上，脸埋在靠垫里，正在抽抽搭搭地哭。早年他经常见她哭，但那时她哭起来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比如坐在桌边哭，脸也不转过去，还大声地擤鼻涕，嘴里一个劲地说话。可现在她哭得像个小姑娘一样，躺在那里，涕泪纵横……沿着背脊一道曲线楚楚动人，一只穿着天鹅绒拖鞋的脚不停地碰到地板上，也显得很好看……谁见了都几乎会觉得这是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在哭……而她的手帕，揉成一团，扔在地毯上，离美人哭泣的场景不远不近，恰到好处。
尼古拉从喉咙里打了一声俄国式的咕噜，坐在她躺着的沙发边上。他又打了一声咕噜。他母亲仍然捂着脸，冲着靠垫说：“唉，你为什么就不能早点来呢？哪怕早来一年……早来一年该多好！……”
“这我自己也不知道。”尼古拉答道。
“现在一切都完啦……”她呜咽着说，甩动她的浅黄色头发，“一切都完啦。到五月份我就五十岁了。长大成人的儿子来看望成了老太婆的母亲。你何必今晚……单单这个时候来呢！”
尼古拉穿上大衣（他和欧洲人放大衣的习惯正好相反，脱下往角落里一扔就行），从衣兜里掏出便帽，又挨着她坐下。
“明天上午我就走了，”他说道，抚摸着母亲肩膀上亮闪闪的蓝色丝绸，“我现在突然很想一直北上，也许去挪威——要么去远海捕鲸。我会给你写信。一两年后我们再见面，那时我可能会多待些时日。我流浪成性，别生我的气！”
她一把搂住他，把一侧泪水打湿的脸紧紧贴在他的脖子上。然后她紧紧握住他的手，突然间惊叫起来。
“被子弹打掉了的，”尼古拉笑道，“再见，我最亲爱的。”
她摸摸他那截光滑的断指，小心翼翼地吻了吻它。然后她伸出一只胳膊搂上儿子的腰，陪着他朝门口走去。
“常来信……干吗笑？我脸上的脂粉肯定全掉了吧？”
门在他身后刚关上，她就拖着刷刷作响的蓝裙子飞一般朝电话奔去。
* * *
(1) 拉丁文转写的俄语，真吓人 。
(2) 法语，你过得如何 ？
事关面子
一
安东·彼得洛维奇与伯格相识的那个可恶的日子，其实只在理论上存在。当时他的记忆并没给那天贴上日期标签，所以现在就不可能查证到底是哪一天了。大致说来，应该是在去年冬天，一九二六年圣诞节前后。当时伯格幽灵一般地从扶手椅上突然冒出，先是鞠躬致意，然后又坐了回去——这时再不像先前的幽灵一般了。那是在库尔久莫夫家，位于柏林莫阿比特区 (1) ，远离主城区，我想是在圣马克大街上。革命后，库尔久莫夫一家就成了贫民，如今还是一贫如洗。安东·彼得洛维奇与伯格虽然也曾是流亡人士，倒从此渐渐富起来了。如今，男装杂货店要是摆出十来条类似的领带——柔和的亮色系，有点像晚霞的颜色——同时也摆出十来条颜色完全相同的手帕，安东·彼得洛维奇就会买一条时下流行的领带，再买一条时下流行的手帕。每天早上去银行上班，一路上总会遇到两三个和他一样匆匆去各自办公室上班的绅士。他们打着和他一样的领带，插着和他一样的手帕，他见了就觉得很高兴。他一度和伯格有生意往来，如今伯格便是他生活中少不了的人。他一天要打来五个电话，经常登门造访，没完没了地讲笑话——上帝，他多喜欢讲笑话啊！他第一次来串门时，安东·彼得洛维奇的妻子塔尼娅觉得他很像一位风趣的英国绅士。“你好，安东！”伯格总是大声招呼，叉开五指拍向安东的手（这是俄国人打招呼的方式），然后使劲地握手。伯格肩膀宽阔，体格健壮，脸总是刮得干干净净，喜欢把自己比作健美的天使。他曾给安东·彼得洛维奇看过一个又小又旧的黑色笔记本，里面画满了叉号，整整有五百二十三个。“克里米亚内战的一个纪念品，”伯格微笑着说道，随后又淡淡地加上一句：“当然，我只算那些我一枪击毙的红军。”伯格以前当过骑兵，曾在邓尼金将军麾下作战，这一点总是让安东·彼得洛维奇嫉妒不已。每当伯格在塔尼娅面前讲起那些侦察突袭和午夜袭击的故事时，他总是恨极了。安东·彼得洛维奇长得粗壮腿短，戴一副单片眼镜。平时不戴的时候，就用一条细细的黑带子把镜片挂在胸前。每当他伸展四肢仰躺在安乐椅上时，单片眼镜微微闪烁，那模样活像他肚子上长了一只呆滞的眼睛。两年前他长了一个疖子，割掉后在左颊上留下了一个疤。当他戴上单片眼镜时，这个疤，粗糙蓬乱的胡子，还有肥大的俄罗斯式鼻子，都会剧烈地抽搐起来。“别再做鬼脸了，”伯格总会说，“没有比你这副样子更难看的了。”
杯子里的茶水冒出轻轻的水汽，盘子里一块压扁了的巧克力泡芙流着奶油。塔尼娅将一对光胳膊肘支在桌上，手指交叉托着下巴，盯着香烟上冒出的缕缕烟雾。伯格一直想说服塔尼娅留短发，说自古以来，女人们都是留短发的，比如维纳斯女神像就是这样。安东·彼得洛维奇则旁敲侧击地激烈反对。塔尼娅只是耸耸肩，用指甲轻轻弹掉烟灰。
后来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七月底的一个星期三，安东·彼得洛维奇出差去了卡塞尔 (2) 。他在那儿给妻子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将于周五返回。到了周五，却发现至少还得在这里滞留一周，于是又发了一封电报。不料第二天生意落空了，由于懒得再发电报，安东·彼得洛维奇就径直回家了。待到十点左右终于到达柏林时，他已经身心俱疲。从街上望去，他家公寓卧室的窗户还透出些许光亮，说明妻子在家，这总算是安慰人心的消息。他走上五楼，转了三下钥匙，打开锁了三转的门，进了家。经过前厅时，他听到浴室里发出稳定的流水声。粉嫩的，湿润的，安东·彼得洛维奇不由得来了番惬意的遐想，一边提着包进了卧室。卧室里，伯格站在衣柜镜子前，正在打领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