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见我们的主编吧。”尤夫拉茨基说。这时加拉托夫一转眼珠，不想让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清醒过来，便装着帮他穿衣的样子，不停地拨弄他的衣袖，嘴里飞快地说：“因诺肯季叶·鲍里谢维奇，你好吗？很高兴认识你。开心一刻啊。让我帮帮你吧。”
“看在上帝的分上，都到一边去吧，”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低声咕哝，扯着衣服，推开加拉托夫。“让开。恶心。我受不了。真恶心。”
“显然闹了误会。”加拉托夫飞快插话道。
“都到一边去！”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叫道，使劲挣脱身子，从柜台上一把抓起礼帽，冲了出去，边走边穿大衣。
他沿人行道大踏步走去，边走边前言不搭后语地嘀咕。后来他双手一摊：他忘了他的手杖！
他机械地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脚下无声无息地绊了一下，他停住了脚步，好似钟表的发条停了一般。
等演出一开始，他就回去取手杖。现在必须等几分钟。
小汽车飞驰而过，有轨电车摇响铃铛，夜色清澈、干爽，灯火闪闪，多好看的装点。他缓缓朝剧院走去，心下思忖，人老了，孑然一身，没什么好光景了，人老了就得掏钱买快乐。他还心想，也许就在今晚或明天，加拉托夫无论如何会来解释，劝说，讲道理。他明白凡事都得宽容对待，否则“待续”就无从谈起。他也告诉自己，他要得到完全认可，只有等到死后了。于是他打起精神，把他最近得到的所有零碎赞誉收拾成小小一堆，然后缓缓来回踱步，踱了一会儿后，返回剧院去取他的手杖。
* * *
(1) Artsybashev（1878—1927），俄国小说家，作品主要描写精神颓废者的生活，有些也反映了沙皇统治的黑暗。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死于华沙。
(2) Arion，古希腊半传奇性诗人和乐师，据说他创作了庆祝酒神节时唱的赞美歌。
(3) Yevgeny Baratynsky（1800—1844），俄国诗人，生于贵族家庭。一八一九年初进入军队服役，驻守芬兰，写下了咏颂芬兰的著名诗歌《芬兰》。
(4) Tiergarten，柏林市中心的绿地公园，昔日为皇家猎场。
(5) Nikolay Gumilyov（1886—1921），俄罗斯杰出诗人，现代主义阿克梅派宗师。出身贵族，才华卓越，酷爱冒险和猎奇，曾游学欧洲，并三次深入非洲探险。著有《珍珠》、《征服者之路》等诗集和一系列诗评。一九二一年被秘密警察逮捕并杀害。
(6) 德语，作家 。
(7) 法语，轻点声 。
菠菜
在圣彼得堡大厦里最大的房间是图书馆。彼得开车上学之前都要往图书馆里看看，跟他父亲道声早安。里面是钢铁的噼啪声，鞋底的刮擦声：每天早晨他父亲都要应付马斯卡拉先生，一个年长的法国人，极其矮小，戴着橡胶拳击手套，长着黑鬃般的毛发。每个星期天，马斯卡拉来给彼得教授体操和拳击——他经常由于消化不良而中断课程：一去就是半个钟头，穿过秘密通道，穿过书架丛中的峡谷，穿过昏暗幽深的楼道，前往一楼的一个厕所。彼得把自己发烫的细手腕塞进巨大的拳击手套里，伸展四肢躺在皮扶手椅上等老师回来，听着寂静中的嗡嗡轻响，眨着眼睛抵御瞌睡。冬日早晨的灯光似乎总是呆滞的黄褐色，照在松香气味的油布上，照在靠墙排列的书架上，照在紧紧挤在书架上没有防护的书脊上，照在黑色绞架一般的梨形拳击球上。平板玻璃窗外，轻柔的雪花密密实实地缓缓飘落，优美的宁静中显得有点枯燥。
最近在学校里，地理老师别列佐夫斯基（写过一部小册子，《清晨之地：朝鲜和朝鲜人》，文中附有十三幅插图，一幅地图）捋着他的黑色小胡须，出人意料、不合时宜地告知全班，马斯卡拉正在给彼得私授拳击课程。大家都盯着彼得看，看得他不好意思，脸涨得通红，甚至有点浮肿起来。课间休息的时候，那个最强壮、最粗野、最落后的同学休金走到他身边，咧嘴一笑说道：“来，表演一下你是怎么打拳的。”“让我一个人静会儿。”彼得轻轻答道。休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冲彼得的小肚子就是一拳。彼得十分恼怒。他照马斯卡拉先生所教，一个左直拳，打得休金鼻子流血。休金片刻间头晕目眩，接着一条手帕上全是血点子。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后，休金扑倒彼得，开始又撕又打。尽管全身受伤，彼得还是觉得很满足。血继续从休金的鼻子里流出来，流了自然史整整一堂课，算术课上不流了，宗教学课上又滴滴答答流开了。彼得觉得很有意思，悄悄地从旁观察。
那年冬天，彼得的母亲带着彼得的姐姐玛拉来到芒通镇。玛拉确信自己会死于肺结核。他姐姐是个没完没了爱说刻薄话的年轻女士，死了后彼得倒没觉得痛苦，但他母亲走了后，他却忍受不了。他非常想念她，尤其是晚上。他很少见到父亲。父亲在一个被称作国会（那里两年前天花板塌了下来）的地方忙碌。还有一个叫立宪民主党的东西，既和党没关系，也和立宪民主没关系。曾几何时，彼得不得不到楼上单独吃饭，由一位谢尔登小姐作陪——这位小姐黑头发，蓝眼睛，打着一条横道的针织领带，穿着一件肥大的衬衫——楼下怪物一般膨胀起来的衣帽架旁堆积了整整五十双橡胶手套。他要是从前厅往放着丝面土耳其沙发的侧房走去，就能突然听见——还得是远处的什么地方有位男仆打开门的时候——刺耳的喧闹声，像动物园的嘈杂声，还有他父亲遥远却清晰的说话声。
在一个阴沉的十一月早晨，彼得的学校同桌德米特里·科尔夫从他的花书包里掏出一本廉价的讽刺杂志递给彼得。开头几页的一页上有一幅卡通画——绿色为主色调——画的是彼得的父亲，还附有一首广告歌。扫了一眼歌词，彼得看到中间的几句：
V syom stolknavenii neschastnom
Kak dzentelmen on predlagal
Revolver, sablyu il’ kinzhal.
在这次不幸的殴斗中
他表现得像一位绅士
交出了左轮手枪、匕首，要么是重剑。
“这是真的吗？”德米特里低声问（已经上课了）。“你说‘真的’是什么意思？”彼得也低声回问。“你们两个安静。”俄语老师阿列克谢·马特维奇打断他们说。这位老师农夫模样，讲话结巴，嘴唇上方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瘤，穿着螺纹裤子的腿很有名气：走起路来双脚缠绕——右脚放在左脚该放的地方，反之亦然——不过尽管如此，他的走路速度还是极快的。现在他坐在桌子旁，翻动他那小小的笔记本，过了一会儿眼睛盯在远处一张课桌上。只见这张课桌后面站起了休金，这情景宛如一个苦行僧瞥见一棵树长起来一般。
“你说的‘真的’是什么意思？”彼得轻轻地又问了一遍，把杂志放在大腿上，斜眼瞪着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往他身边靠靠。与此同时，留着平头、穿着俄罗斯黑哔叽衬衫的休金怀着毫无希望又不甘心的心情开始了第三遍的课堂回答：“《木木》……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木木》……”“那是关于你父亲的一点消息，”德米特里压低声音回答道。阿列克谢·马特维奇把课本（一本中学文选）往桌上砰地一拍，用力之狠，震得一支钢笔跳将起来，笔尖冲下直刺地板。“那边在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两个窃窃私语些什么？”老师说道，不连贯地迸出嘶嘶喘气的话语，“站起来，站起来……科尔夫，希什科夫……你们到底在那边干什么？”他走上前来，麻利地一把夺过杂志。“这么说你们在读下流书……坐下，坐下……下流书。”他把战利品放进了他的公文包。
接下来，彼得被叫到黑板前，要他写出一首应该默记的诗的第一行。他写道：
…… uzkoyu mezhoy
Porosshey kashkoyu…… ili bedoy……
（……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窄地边
长满了三叶草……或者是疼痛……）
这时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惊得彼得手中的粉笔掉下来。
“你在乱写什么呀？分明是lebedoy，为什么写成bedoy？那是菠菜——一种有黏性的野草。你的心思逛到哪里去了？回到你的座位上去！”
“喂，那是真的吗？”德米特里不失时机地低声问道。彼得假装没有听见。他全身发抖，无法控制。他的耳里不停地回响那句“左轮手枪、匕首，要么是重剑”的诗行，眼前不停地看见那幅尖刻讽刺他父亲的淡绿色漫画。绿色在一处溢出了轮廓线，另一地方却没有填满——印色时的一个疏忽。就在最近，在他骑车上学之前，就有了那种钢铁的噼啪声，鞋底的刮擦声……他父亲和那个剑术教练，双双穿着带衬里的护胸，头戴钢丝面具……一切早都看惯了——法国人的小舌音喊叫，rompez，battez！ (1) 他父亲强劲的动作，金属片的晃动和叮当声……暂停了：喘息声和笑声，他从潮湿的粉色脸上摘下凸起的面具。
下课了。阿列克谢·马特维奇带走了那本杂志。彼得还坐在那里，脸色像粉笔那么苍白，把他的桌子盖掀起又放下。他的同学们，又恭敬又好奇地簇拥在他周围，逼他讲出详情。他什么都不知道，自己也想从大家劈头盖脑的问题中有所发现。他能理清的是有一位图曼斯基，国会议员，坏过他父亲的名誉，他父亲提出和他决斗。
又两节课拖过去了，这时到了午休时间，可以在院子里打雪仗。根本没有任何原因，彼得就把冻土块包在自己的雪球中，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在接下来的一节课上，德语老师努斯鲍姆发火了，冲着休金（他这一天可是倒了霉了）。彼得觉得喉咙里一阵难受，便请假去了厕所——免得在人前流泪。洗手池边孤独地挂着一条毛巾，脏得不可思议，也黏得不可思议——倒不如说是一具毛巾的尸体，不知经过了多少双湿手的匆忙揉捏。彼得望着镜子中的自己，望了一两分钟——脸哭得都变了形，照照镜子是恢复过来的最好办法。
学校三点放学，他心想要不要三点之前就回家，不过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自制，自制是座右铭！教室里的风暴平息了。休金红着耳朵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过非常平静，抱着胳膊坐了下来。
又过了一节课——然后放学铃响了。放学铃和前面几次下课铃不同，响得长一点，声音粗一点。北极服、短皮袄、带着御寒耳罩的裘皮帽，一个个飞快地滑了过去。彼得跑过院子，钻进隧道一般的院门，跳过学校大门上的鹰钩板。没有派来接他的汽车，他只好上了一辆出租雪橇。雪橇手瘦臀平背，略微斜身坐在低一点的车夫座位上，赶马前进的方式非常古怪：他总是假装从长靴裤腿里掏出马鞭来，或者手一抬，做个招呼人的手势，其实没有冲着任何人，这么一来，雪橇就往前猛冲一下，颠得彼得书包里的铅笔盒咔嗒咔嗒响。这一路走得又闷又难受，心里也越发着急。天空飘起大片的雪花，匆匆成形，形状不一，落在雪橇手脏兮兮的雪橇服上。
他家里，自从母亲和姐姐走了后，每天下午都静悄悄的。彼得上了坡度平缓的宽楼梯，楼梯的第二个转弯平台上放着一张孔雀绿的桌子，桌上摆着一个供客人放名片用的花瓶，花瓶上又摆着一尊维纳斯的仿制雕像。有一回他的几个表亲给这尊雕像穿上了一件长毛棉绒的衣服，戴上了一顶缀着假樱桃的帽子，从此以后这尊雕像就有点像普拉斯科维亚·斯捷潘诺夫娜，一个贫穷的寡妇，每个月的月初都要来拜访。彼得上了楼，喊他的家庭女教师的名字。可是谢尔登小姐有位客人来喝茶，是韦列坚尼科夫家的英语家庭女教师。谢尔登小姐打发彼得去准备第二天上午要上的功课，叮咛他别忘了先洗手，再喝牛奶。她的门关上了。彼得心情极度郁闷，像是闷在棉絮里一般透不过气来。他在育儿室里晃悠了一会儿，然后下到二楼，往父亲的书房里偷看。书房里悄无声息，令人难以忍受。忽然发出一声脆响——掉下一叶蔫了的菊花瓣。巨大的写字台上各种熟悉的物品不引人注意地闪着微光，摆放得整整齐齐，如同天体一般有条不紊：几张六英寸的照片、一颗大理石蛋、一个硕大的墨水瓶。
彼得走过书房，进了他母亲的起居室，在飘窗里站了好久，透过加长的窗扉往外观瞧。在这个地区，现在几乎是半夜了。淡紫色的球形灯周围雪花飞舞。下面可见雪橇黑沉沉的轮廓，载着弓背的乘客，在夜色中驶过。也许是凌晨时分了？雪橇驶过往往是在清晨，很早很早。
他走到一楼。一片悄无声息的荒野。在图书馆里，他紧张地匆忙打开电灯，黑影消失了。他在靠近书架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想翻翻Zhivopisnoe Obozrenic （《书画艺术》的俄语说法）厚厚的合订本，好让头脑忙起来。阳刚之美取决于浓密的八字胡和颔下络腮长髯。我从少女时代就饱受黑头粉刺之苦。快乐牌音乐会演奏手风琴，二十个声部，十个调节阀。一群牧师，一座木头教堂。一幅油画，画的是传说中的外乡人：一位先生在擦他的书桌，一位女士围着一条长长的毛围巾，略微站开一点，正在往她五指分开的手上戴手套。这一本我已经看过了。他抽出另外一本，马上看到一幅两个意大利剑客的决斗图：一个发疯般突刺，另一个横跨一步避开剑锋，回手一剑直刺对手的咽喉。彼得砰的一声合上又厚又沉的画册，僵在那里，像个大人一般两手紧抵太阳穴。每一样东西都显得可怕——寂静、一动不动的书架、放在橡木桌上的光滑的哑铃、黑色的卡片索引箱。他垂着头，一阵风似的穿过一个个昏暗的房间，又回到育儿室，躺在长沙发上，一直躺到谢尔登小姐记起他的存在。楼梯上传来了开饭铃声。
彼得往楼下走时，父亲由罗森上校陪同从书房出来，这位上校曾经和彼得父亲死去多年的妹妹订过婚。彼得不敢看父亲。父亲的宽大手掌，散发着熟悉的热气，摸在儿子的一侧头顶上时，彼得脸一红，差点儿流下泪来。就是这个人，世上最好的人，就要和某个神秘的什么斯基决斗，简直是不能想象、不能忍受之事。用什么武器？手枪？剑？为什么没人说起此事？仆人们知道吗？家庭女教师知道吗？远在芒通镇的母亲知道吗？上校站在桌边，像往常一样说笑话，声音又粗又短，如砸核桃一般。可是今天晚上，彼得笑不起来，倒是脸涨得通红，为了不让人发觉，便故意把餐巾掉到桌子底下，弯腰去捡时，好在桌子底下悄悄回回神，恢复正常的脸色。不料爬出来时脸红得更厉害，他父亲眉头一抬一抬地老看他。父亲显得高高兴兴，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按着吃正餐的规矩来。喝酒也是如此，端起一只金色的带柄矮脚杯，小心翼翼地一饮而尽。罗森上校还在一个劲地说笑话。谢尔登小姐不会俄语，便沉默不语，使劲地挺胸。只要彼得一弓背，她就在他的肩胛下使劲戳一下。饭后甜点是开心果冻糕，他特别不爱吃的东西。
晚餐后父亲和上校上楼去了书房。彼得神情太怪，引得父亲问道：“怎么啦？你干吗闷闷不乐？”彼得鬼使神差地做了个断然回答：“没有，我没有闷闷不乐。”谢尔登小姐领他去睡觉。刚一熄灯，他就把脸埋进枕头里。奥涅金脱了斗篷，兰斯基一上黑板就像个黑口袋一般栽倒在地。能看见重剑拔出，直指意大利人的脖子后根。马斯卡拉喜欢讲他年轻时的遭遇：再往下半厘米，肝脏就刺穿了。明天的作业还没有做完，卧室里完全黑暗下来了，他还得早早起床，很早很早。最好不要闭眼，要不然会睡过头的——事情肯定安排在明天。唉，我要旷课，我要逃学，我要说——嗓子疼。母亲只会在圣诞节回来。芒通镇，蓝色图画的明信片。我要把最新的一张插入我的相册。一个角已经插进去了，下一个……
彼得和平时一样八点左右醒来，也和平时一样听到一阵叮当响声：那是管炉子的仆人——已经打开了炉子的风门。彼得匆匆冲了个澡，头发还没干，便下了楼，看见父亲和马斯卡拉练拳，和平常的一天没什么两样。“嗓子疼？”彼得说完后他跟着说了一遍。“对，心里乱糟糟的。”彼得说道，声音很低。“注意了，你讲的是实话吗？”彼得觉得再要解释太危险：防洪的闸门眼看要被冲开了，丢人现眼的洪水就要汹涌而出。他默默地转身走开了，一会儿后坐进了豪华轿车，书包放在大腿上。他觉得很难受。一切太可怕，不可挽回。
他磨蹭来，磨蹭去，反正第一节课迟到了。他在外面站了很久，一只手在教室的玻璃门后面高高举起，可是没让他进去。他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后来一抬身坐在一个窗台上，隐隐约约想做他的作业，不料想着想着就想起这句话来：
……拿着三叶草，也拿着有黏性的菠菜
他开始千百次地想象决斗的事是如何发生的——在一个寒冷黎明的晨曦中。他该如何去发现约定的日期呢？他怎样才能得知详情？就瞒着他一个人吗——不，就算瞒着也瞒不住啊——只要知道了，他就可以提出建议：“让我替你去吧。”
下课铃终于响了。休息室里挤满了吵吵闹闹的人。他听到德米特里·科尔夫的声音忽然近了：“喂，你开心吗？你开心吗？”彼得困惑地看看他。“楼下的安德烈有一份报纸，”德米特里兴奋地说，“走吧，我们还有时间，让你看看——你这是怎么了？我要是你……”
前厅里老门卫安德烈坐在凳子上看报。他抬起眼睛，微微一笑。“都在这儿呢，都写在这儿呢。”德米特里说。彼得拿起报纸，手抖得看不真切，但事情还是看明白了：“昨天午后不久，在克列斯托夫斯基岛上，G.D.希什科夫和A.S.图曼斯基伯爵进行了决斗，结果很幸运，没有流血。先开枪的图曼斯基伯爵没有击中目标，他的对手则把手枪抛向空中。决斗双方的助手是……”
这时防洪闸门打开了。门卫和德米特里·科尔夫试图让他冷静下来，可他一再把他们推开。他一抖一抖地抽搐，捂着脸，喘不过气来，从来没流过这么多眼泪。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只是身体不适，受得了——接着又抽抽搭搭地哭开了。
* * *
(1) 法语，后退，进攻 ！
音乐
门廊里到处是男式和女式的外套，一串急速的钢琴声从客厅里传出来。门厅里的穿衣镜中映出维克多的身影，正在拉直领带上打的结。女仆使劲地往上够，要把他的外衣挂起来，可是没挂牢，连另外两件也带了下来，这样她只好从头再来。
维克多踮着脚尖轻轻走进客厅，音乐声一下子变得响亮起来，颇有气势。坐在钢琴前面的是沃尔夫，是这个家里的稀客。其余的人——共有三十来个，姿势各异地听着音乐，有的握拳托腮，有的对着天花板喷云吐雾。灯光摇曳，照在一动不动的客人们身上，宛如朦胧的画面。女主人笑容可掬，老远就示意维克多坐到一个空位子上去。这是一张有竖条靠背的小扶手椅，几乎被遮在大钢琴的影子下。他谦让地摆手回应——没关系，没关系，我站着就行。但没过多久，他还是往女主人建议的那个方向移动过去，小心地坐下来，又小心地抱起双臂。演奏者的妻子半张着嘴，眼睛飞快地眨巴，准备翻乐谱，刚才已经翻过一页了。曲调渐渐升高，如德国西南部的山林一般，一段上坡，一道断口，然后像是杂技小演员一组一组地表演高空秋千。沃尔夫的眼睫毛又细又长，有光泽的耳朵呈淡淡的紫红色。他敲击琴键的速度非同寻常地快，也非同寻常地有力，打开的琴键盖漆光闪闪的底部映出他那双忙碌的双手，幽灵一般变幻莫测，甚至有点像小丑一般滑稽。
维克多知道的乐曲也就是十来首传统曲目，所以任何一首他不知道的曲子在他听来都像是一种外语在叽里呱啦地对话：你想至少听出个大概意思，可就是听不明白，只听见叽里呱啦一溜而过，什么都没听清；耳朵跟不上趟，就开始厌倦起来。维克多想专心致志地听，但很快就不由自主地盯住沃尔夫的双手，看那双手幽灵般闪动在琴盖上。当琴声如滚滚雷鸣时，演奏者的脖子就鼓起来，撑开的手指紧绷，嘴里还轻哼了一声。有一处他妻子乐谱翻得太快，他立刻用张开的左手手掌在乐谱上拍了一下，让那一页暂停片刻，然后亲自翻页，速度快得不可思议，才见翻页的手又和另一只手一起在任他拿捏的琴键上纵横驰骋。维克多仔细观瞧此人：高耸的鼻子，突出的眼睑，脖子上生疮后留下了一个疤，一头绒毛般的金发，宽肩样式的黑色夹克衫。有一阵，维克多想重新关注音乐，但他注意力集中不起来，很难专心听下去。他慢慢转过头，掏出香烟盒，开始审视其他的客人。在那些陌生的面孔中，他发现有些是熟人——好心人胖子科恰罗夫斯基就在那儿，我要和他点头打招呼吗？他倒是点头了，不过冲谁点的就说不准了。原来是冲另一个熟人什玛科夫的，他点头回应。我听说他要离开柏林去巴黎了——这事得问问他。沙发床上是丰满的红头发安娜·萨莫伊罗夫娜，两个老太太分坐两边。萨莫伊罗夫娜闭着眼睛半躺着，她的丈夫，一个咽喉科医师，坐在扶手椅上，胳膊肘支在椅子的扶手上。他手里没拿什么东西，那把玩在手指间闪闪发光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啊，对了，是一副夹鼻眼镜，配有和契诃夫一样的带子。再过去一点是一个留着胡子的驼背男人，一只肩膀隐在暗处。这是个有名的音乐爱好者，这会儿听得很专心，食指伸直了抵在太阳穴上。维克多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姓名来。鲍里斯？不对，不是那名字。鲍里谢维奇？也不是。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哈如琴夫妇来了没有。来了，就在那边。没有朝这边看。再过去一点，就在他们的正后方，维克多看到了自己的前妻。
他赶紧垂下目光，不自然地弹弹香烟，要弹掉烟灰，其实烟头上还没有蓄下烟灰。他的心一沉，又像个要打出一记上勾拳的拳头一般冲了上来，然后缩回去再次出拳，接下来便是狂跳乱蹦，和音乐发生了抵触，盖过了音乐。他不知道该向哪边看，斜眼一瞥演奏者，却没听见声音：沃尔夫似乎在敲打一个无声的键盘。维克多胸口憋得难受，便直起身来深吸一口气。这时音乐又响了起来，仿佛喘着气匆匆来自遥远的地方，他的心也恢复了比较正常的跳动。
他们两年前分手，在另外一个小镇上。那里晚上能听见大海呼啸，他们婚后就一直住在那儿。他的眼皮仍然垂着，尽量不去想过去的雷霆风暴，只关心眼前的琐事。比如，她肯定几分钟前看见了自己，他刚才是踮着脚尖，跨着大步，悄无声息地走过整个房间，才坐到这个座位上的。这就好比有人看见了他脱衣服或干什么蠢事一般。他刚才溜来溜去，撞来撞去，全然不知就在她的眼皮之下。她看着他是何感受？厌恶？轻蔑？好奇？这么想了一阵，转念又想女主人或别的人是否也注意到他进来时的情形。前妻怎么到这里来了？是一个人来的还是和新丈夫一起来的？那他，维克多，现在该怎么办：就这么坐着还是往她那边看看？不行！现在往那边看是不行的。首先，这间屋子很大，空间却受到限制，他先得习惯一下她的存在——因为音乐包围着他们，音乐变成了禁锢他们的监狱。在这样的监狱里，他们注定都是音乐的俘虏，除非钢琴家停止建造这个监狱，停止堆砌声音的拱顶。
刚才看到她时那短暂的一瞥，让他看到了什么呢？没看到多少：她避开的目光，苍白的脸颊，一绺黑发，还隐隐得到一个次要的印象，好像她脖子上挂着珠链一类的东西。就这么一点点！但就这幅草草素描，这个没画完整的图像，已经是他的妻子了。灯光和阴影瞬间交汇，已经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实体，非她莫属。
一切似乎那么久远了！那个激情的夜晚，陶醉的天空下，在网球俱乐部凉亭外的平台上，他和她疯狂地坠入爱河。一个月后，就在他们的婚礼之夜，雨下得那么大，连海浪声都听不见了。那是何等的幸福啊。幸福——好一个潮漉漉、湿答答、水渍渍的词，如此鲜活，如此顺从，又哭又笑，我行我素。第二天早晨，花园里绿叶闪闪，大海几乎无声，乳白色、银光闪闪的大海疲惫了。
烟卷燃到头，该扔烟蒂了。他转过头去，心又一次停止了跳动。有人动了一下，挡住他的视线，几乎完全看不见她了。挡他的那人掏出一块手帕，死人一样苍白。不过一会儿后，那个陌生人的胳膊老是错开，就时不时地又看见她了。对，一下一下出现得很快。不行了，我没办法再看了。钢琴上摆着一个烟灰缸。
声音的障碍仍然很高，难以逾越。那双幽灵般弹钢琴的手，映在琴盖的油漆底部，还在继续曲曲扭扭地弹。“我们会永远幸福”——那句话说得多么动听啊！多么闪亮啊！她全身像天鹅绒那般柔软，真想像捧起四肢蜷缩的小马驹一样抱起她来。拥抱她，裹住她。然后呢？怎么才能彻底地占有她？我爱你的肝，爱你的肾，也爱你的血液细胞。她回应说：“别讨厌了。”他们的生活既不富裕也不贫困，几乎全年都去海边游泳。冲上粗石沙滩的水母在风中发抖，克里米亚的悬崖在浪花中闪现。一次，他们看到渔民们抬走一个溺水者的尸体，尸体赤裸的双脚从盖着的毯子下面伸出来，看起来很吓人。晚上，她经常做可可饮料。
他又看了一眼。她现在垂下眼皮坐着，腿交叉起来，指关节支着下巴：她很懂音乐，沃尔夫肯定在演奏某部名曲，优美极了。维克多望望她白皙的脖子，又望望她膝盖柔软的弯角，心想我恐怕得失眠好几晚了。她穿一条轻薄的黑色连衣裙，他看着眼生，她脖子上的项链在灯光下不停地闪烁。是的，我要失眠，那就只好再不来这里了。一切都无济于事：两年的苦苦适应，心情差不多平静了——现在又得从头开始，要努力忘记一切，忘记那几乎已经忘却的一切。要忘记的一切中今晚更在首位。突然间他觉得她在偷偷看他，就把头转到一边去了。
音乐肯定要结束了。要是暴风雨般的急促和弦出现，通常意味着临近曲终了。又一个迷人的词：结束 ……撕裂，逼近……雷霆撕裂天空，沉云逼近终结。春天来了，她变得少言寡语，非常奇怪。她说话几乎连嘴唇都不动。他问：“你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特别的事儿。”有时她眯起眼睛盯着他看，神情古怪。“究竟怎么了？”“没什么。”每到黄昏，她就像死人一般一动不动，你对她无计可施。幸亏她是个瘦小的女人，要不然这么下去就会长得又重又笨，宛如石头做的一般。“你不会死也不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然后，一天早晨——对，是她生日的那个早晨，她轻描淡写地说，好像说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不能这样下去了。”邻居家的小女孩突然进来了，想让我们看看她的小猫（流浪猫中唯一一只活下来的，其余的都给淹死了）。“走开，走开，等会儿再看。”小女孩走了。漫长的沉默。一会儿后，他缓缓地、默默地拧她的手腕——他恨不得把她撕碎，恨不得把她的全身关节噼里啪啦都给卸开。她哭了起来。于是他在桌旁坐下，假装看报纸。她出去进了花园，不一会儿又回来了。“我再也不能隐瞒下去了。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她告诉了他，全告诉了他，带着奇怪的惊讶神色，好像在讲另一个女人的事情，为另一个女人而惊奇，还要他听了也和她一样惊奇。说到的那个男人体格健壮，内向低调，经常来打牌，喜欢说自流井的事情。第一次是在公园里，以后在那男人的住所。
余下的事情如今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在沙滩上散步，一直到天黑。是的，音乐的确快要结束了。我在码头上扇了那人一个耳光，那人从地上捡起帽子说：“你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然后就走了。我也没有向她道别。要是想着宰了她，那可就太傻了。活下去，好好活着。就像现在一样活着，就像现在坐着一样活着，就这样永远坐着。嗨，瞧我，求你了，求你看看我。我原谅你了，全原谅了，因为我们迟早都要死，那时候一切都明白了，一切也就都原谅了——那为何还要迟迟不肯原谅呢？看我，看我，转过你的眼睛来吧，也转过我的眼睛，转过我的宝贝眼睛吧。不行，音乐结束了。
最后几个复杂沉重的和弦——又是一个和弦，刚够喘个气的工夫，又是一个。在这个结尾和弦之后，音乐好像彻底交出了自己的灵魂。演奏者瞄准了一个个键，像猫捉老鼠一般精准，弹出了一个简单的、相当独特的小小金色音符。音乐造成的障碍消解了。鼓掌。沃尔夫说：“好长时间没有弹奏这首曲子了。”沃尔夫的妻子也说：“你们知道的，我丈夫好长时间没弹过这支曲子了。”咽喉科医师走上前去，用他的大肚子挤他，推他，对他说：“精彩！我一贯认为这是他写的最好的曲子。结尾的地方你将声音的色彩现代化了，我认为有点太过。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不过，你明白的……”
维克多正在朝门的方向看。那边一位身材小巧的黑发女士，面露无可奈何的笑容，与女主人道别，女主人惊讶不已，叫道：“我们不听告别的话，大家马上都要去喝茶，然后还要听一位歌唱家演唱呢。”可是那位女士还是一脸无奈的笑容，朝门口走去了。维克多意识到，刚才的音乐，宛如狭小的地牢一般，共鸣的声音把他们锁在了一起，他们不得不面对面相隔二十多英尺坐在一起，那实际上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幸福，神奇的透明罩子把他和她拥在一起，圈在一起，这才使他有可能与她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现在一切都破碎了，散开了，她要出门走了，沃尔夫也盖上钢琴了，迷人的拘禁再也不可能恢复了。
她走了。好像没人注意到他的反应。一个叫伯克的人过来向他问好，轻声说道：“我一直在看你。音乐招你惹你了？知道吗，你刚才看样子厌烦得很，我都替你难为情。也许你对音乐根本没兴趣？”
“才不是呢。我刚才并没有厌烦，”维克多尴尬地答道，“只是我听不大懂，也就鉴赏不来。顺便问一下，他弹奏的是什么乐曲？”
“你说什么曲就什么曲，”伯克用纯粹外行的语调故弄玄虚地低声说，“《少女的祈祷》，要么叫《克莱采奏鸣曲》，随你的便。”
完美
“现在你看，我们就得到两条直线了。”他兴奋地、甚至有点狂喜地对大卫说道，仿佛得到两条线是一份难得的运气，是一件可以引为自豪的事情。大卫性格温和，但看起来有点迟钝。看着大卫的耳朵渐渐涨红，伊万诺夫可以预见到，在未来的三四十年里，自己一定会频频出现在大卫的梦中——在人类的梦中，旧日怨恨可是不会被轻易忘却的。
大卫满头金发，身材瘦削，穿一件黄色无袖针织套衫，腰间紧束着一条皮带。裸露的膝盖上有处疤痕，手表的表面玻璃由结实细密的格栅保护起来。他扭着身子坐在桌边，拿钢笔没尖的一头不停地敲打着牙齿。由于学习成绩糟糕，他早就需要请一个家庭教师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这第二条线。”伊万诺夫继续刻意用同样兴奋的语气说道。他虽说早已拿到了地理学学位，无奈他的专业知识毫无用武之地：宛如逝去的财富，出身名门的乞丐昔日的华丽庄园。不如说，那些古代的航海图多么漂亮啊！细长而华丽的古罗马航海图里，蛇形的细条纹代表管状的海洋；古亚历山大城里绘制的地图上，英格兰和爱尔兰看起来就像两根小小的香肠。还有，在深红和草绿两色的中世纪基督教国家地图里，天堂般的东方画在地图顶端，耶路撒冷位于地图正中，恰如地球的金色肚脐。还有那些神奇的朝圣记述：一个行脚僧把约旦河比作家乡切尔尼高夫的一条小河。一位沙皇公使曾去过一个国家，那里人们总是漫步于黄色的阳伞下。一个特维尔的商人曾穿过一个猴子群集的茂密“zhengel”——这是他用俄语念英语的“jungle”（丛林）——到达一片由一位裸身王子统治的酷热地带。这个已知世界的小岛不停地变大：新的轮廓不太确定，先从巨大的迷雾中显现出来，然后慢慢脱去长袍——这时，瞧，远隔重洋的遥远之处，隐隐现出南美洲的肩角。四面的风正鼓荡而来，其中一股风还戴着眼镜。
不过我们还是忘了那些图吧。伊万诺夫身上还有些其他的奇闻趣事。他身形瘦长，皮肤黝黑，算不得年轻，脸上有一圈络腮黑胡留下的轮廓印记。他曾经留了好长时间的胡子，但后来刮掉了（那是他第一次被流放时，在塞尔维亚的一家理发店里刮掉的）。刮掉后稍不注意，胡子黑影就会卷土重来，一圈胡茬子便又长了起来。他十多年的流放生涯基本上是在柏林度过的，期间对浆硬的领子和袖口忠心耿耿。他那日渐破旧的衬衫正面别着一枚过时的别针，以便别住长衬裤的顶部。最近他不得不一直穿着他那件翻领上饰有穗带的黑色旧西装（别的衣服都破烂不堪了）。这样，有时遇上阴天，在微弱的光线下，他好像还觉得自己穿着稳重，颇有品位。他的领带里总是时不时露出一些像是法兰绒之类的东西，他不得不将它们一一剪去，可怎么都剪不干净。
他一般会在下午三点左右动身去给大卫上课。他的步伐总是异乎寻常地矫健，头也总是高高昂起。他会尽情地呼吸着初夏的新鲜空气，吞咽着一大早就膨大起来的喉结。有一次，伊万诺夫正心不在焉地盯着对面人行道，一个穿着皮裹腿的年轻人轻轻吹了下口哨，吸引了他的注意。那人扬起下巴，昂着头走了几步，意思是：同胞有何怪癖，应该给予纠正。可是伊万诺夫误解了他说教式的模仿，以为这是在指他头上的什么东西，于是毫不迟疑地将头抬得更高了——说来也是，天上三朵小云彩，正手牵手斜斜飘过天空。第三朵渐渐落后，它的轮廓，它那依然伸出的友善之手的轮廓，也渐渐失去了优雅的姿态。
初春暖和的日子里，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丽动人：双腿修长的小女孩们在人行道上玩着跳房子游戏，老人们悠闲地坐在长凳上，每当风儿伸展它无形的手臂，繁茂的椴树总会洒落绿色的碎花。他觉得有点孤独，穿着黑衣服有点闷。于是他摘下帽子，静静站一会儿，四面望望。有时候，他会看到一个扫烟囱的人（扫烟囱的人会给见了他的人带来好运，妇女们碰上他时都会迷信地用手指戳戳他），要么会看到一架飞机飞过云层，这时伊万诺夫就会陷入白日梦中，幻想一下许多遥不可及的东西，幻想一下他永远也从事不了的职业，幻想一下一只如巨大花冠般打开的降落伞，或是幻想一下风驰电掣、五颜六色的赛车世界，幻想一下各种各样的快乐景象，幻想一下富人们在如画的风景中优哉游哉。他的思绪上上下下地波动，沿着一扇玻璃窗游动，可是这扇玻璃窗，只要他活着，就挡着他，不让他和这个幻想的世界直接接触。他热切渴望能够体验一切，得到一切，触摸一切，让斑驳的声音和鸟儿的啼鸣穿透他的身体，暂且进入某个路人的灵魂，就像路人走进凉爽的树荫下一样。他的脑子里总是塞满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扫烟囱的人下班后是在哪里、又是怎样清洗自己的呢？一刻钟前他还记忆犹新的那条俄罗斯森林公路是否已经有了变化？
最后，他像往常一样迟到，乘电梯上楼，这时总觉得自己好像在慢慢长高，向上伸展，直到他的头触到六楼时，这才像个游泳者一样停住双腿。这时他又恢复了正常的高度，进入大卫明亮的房间。
大卫上课时总喜欢玩弄点什么东西，但除此之外，还是比较专心的。他因在国外长大，俄语说得艰难而晦涩。一遇到要表达什么重要事情，或者与他那个嫁给柏林商人的俄罗斯母亲说话时，就立即说起德语来。伊万诺夫对德语知之甚少，只能用俄语讲解数学，偏偏教材上用的又是德语，这自然给他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每当他看见小男孩那双边缘长满金色绒毛的耳朵，便试着去想象他在大卫心目中引起的厌烦和憎恶不知到了何种程度，这让他十分苦恼。他明白自己的外貌——满脸疙瘩，是feu du rasoir (1) 皮疹；穿一件闪亮的黑夹克，袖口处污渍斑斑——他听到自己故作欢快的语调，清嗓子的声音，还有大卫根本听不到的声音——那是他长期不适的心脏浮躁却尽职的跳动声。课一结束，小男孩就会迫不及待地给伊万诺夫看些什么，比如一本汽车目录簿，或是一部相机，或是一个在街上捡到的可爱的小螺丝钉等，这时伊万诺夫总是竭力表现一下他在这方面的学识。可是说来伤心，他对那些被称为科技产品的人造物天生就没有多少亲近感，因而他对这些东西的评论总是似是而非。这样一来，大卫总是一边用充满狐疑的浅灰色眼睛盯着他，一边迅速拿回那个似乎正在伊万诺夫手中呜咽的物件。
然而大卫并非毫无感情。他对不同寻常的事物不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伊万诺夫想，因为我自己看起来也是木讷冷漠、了无情趣的小伙子，从不与人分享自己的爱好、想象和恐惧。我童年时期所有的表达也不过是一次激动的个人独白而已。你也许因此会得出下面这个三段论：孩子是最完美的人；大卫是一个孩子；大卫是完美的。他有如此可爱的眼睛，有这样可爱眼睛的孩子不可能一门心思地只考虑各种机器零件的价钱，或如何攒到足够的赠券去换商店里价值五十芬尼的免费商品。他脑子里一定会储存着别的东西：比如童年时代的鲜活记忆，点点滴滴尚在心头。但他从来不说童年，正如我小时候也从来不说童年一样。可是几十年以后呢？比如到了一九七○年（如此遥远的年代！就像个电话号码），他也许会碰巧看见挂在他床头上方的画——一个僧人正在吞食一个网球——他会觉得多么震撼，他会对自己的存在多么惊异！伊万诺夫没有完全想错，大卫的眼睛里的确不乏一定的梦幻色彩，不过那是隐藏起来的调皮梦幻。
大卫的母亲走了进来。她头发金黄，性情敏感。昨天她在学西班牙语，今天她不吃饭，只喝橘汁。“我想和你谈谈。你请安坐。大卫，到一边去。课上完了吧？大卫，去吧。我想说的是，大卫的假期快到了。如能带他去海边，那就比较好。但遗憾的是，我不能亲自带他去。你愿意带他去吗？我信任你，而且他也听你的话。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他可以多说说俄语。其实他跟现在的孩子一样，就是个小小sportsmann (2) 。你意下如何？”
伊万诺夫颇为踌躇，但他并未说出来。他上次看到大海是在一九一二年，那还是十八年前他读大学时候的事了。当时去的那个度假胜地是爱沙尼亚的亨格堡。松树、沙滩、银灰色的海水伸向天际——啊，极目良久望不到头，下水好久才到及膝深的地方！这次去的地方应该也属波罗的海，只不过位于不同的海岸罢了。不过，我最后一次游泳可并不是在亨格堡，而是在圣彼得堡城外的路加河里。农民们从水里跑出来，两腿弯曲，宛如青蛙，双手交叉，遮着羞处：羞怯的田鼠。他们牙齿打颤，赶紧把衬衫套在湿漉漉的身上。傍晚时分在河里游泳倒是很惬意的，尤其是在暖暖的雨水下。雨滴打在水面上，激起层层无声的涟漪，朝四周扩散开去，一层连一层，荡遍整个水面。不过我更喜欢脚触及河底的感受。出来再穿鞋袜时，不让鞋底沾上泥真是太难了。耳朵里进水了，就不停地单腿跳，直到它像一滴令人发痒的眼泪一般从耳朵里流出来。
出发的日子很快到了。“你穿那样的衣服会很热的。”大卫的妈妈说道。她前来道别，看了一下伊万诺夫的黑西装（那是他朋友去世时他穿的衣服）。火车非常拥挤，他柔软的新衣领（这是他为了这次夏季出行而做出的一次小妥协）就渐渐变得又紧又湿。大卫兴高采烈，头发两边梳得整整齐齐，正中间一小绺迎风飘舞，开领衬衫也迎风鼓荡。他站在车厢走道的窗子边向外张望，火车弯曲前行，可以看到弯成半圆形的前部车厢，还能看见斜靠在窗框上的乘客的头。这时汽笛鸣响，车轮急转，火车又直行起来，驶进一片山毛榉树林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