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诺肯季叶寄居在姨妈家，姨妈做裁缝，住在奥克塔的一间出租房里。他性情乖僻，不善交际，整日里只是埋头苦读。原本只期望得个过得去的分数就行，不料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十八岁时进了圣彼得堡大学学医，令所有人大感意外。他父亲崇拜慕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就是看他学业出众，现在更是顶礼膜拜了。因诺肯季叶在特维尔市 (6) 做了一夏天的家庭教师。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一四年的五月，又回到了勒什诺。他不无沮丧地发现，此时的河对岸庄园里，已经恢复了生机。
他又想起了那条河，那陡峭的河岸，还有那古老的公共浴室。公共浴室是一座木头建筑，建在木桩上。一条阶梯小径往下通向那里，台阶上每隔一层就有一只蟾蜍。沿土路下去就是教堂后面的茂密桤树林，但土路从哪里开始，并不是人人都能找得到的。经常陪伴着因诺肯季叶在河边玩耍的是瓦西里。他是村里铁匠的儿子，一个不知道确切年龄的年轻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十五岁还是二十岁）。他体格强壮，长相丑陋，常穿一条不合身的裤子，上面还打着补丁。一双大脚不穿鞋子，颜色脏兮兮的像胡萝卜一般，性情与那时的因诺肯季叶一样阴沉。松木桩在水面上倒映出或弯或直的倒影，形成六角手风琴形状的图案。浴室里朽烂的房梁下传来响亮的流水声。一个圆形锡铁盒，装满泥土——装得不能再满了——以前是用来盛水果硬糖的，现在蚯蚓在里面无精打采地蠕动。瓦西里小心翼翼地不让钩子尖头穿透蚯蚓的躯体。他把蚯蚓丰满的那部分穿在钩子上，让其余部分自然垂着。接着用他神圣的唾沫给这家伙加了点味，然后把沉甸甸的钓鱼线从浴室外的木栏上垂下去。夜幕降临，有什么东西缓缓划过天空，宛如一把宽大的淡紫色羽扇，或像是飘在空中的山脉，侧峰突出。蝙蝠已经飞了出来，沉重却毫无声息，膜翼带来的速度令人心惊。鱼儿开始咬钩了，瓦西里懒得用鱼竿收线，便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越来越紧的鱼线，轻轻拽了拽，试试松紧，然后猛地一拉——一条斜齿鳊，或是一条 鱼，就突然蹦上岸来。鱼嘴又小又圆，没有牙齿，他从里头取鱼钩，总是漫不经心，无所顾忌，啪的一声轻响，就弹出来了。然后他把那发了狂的家伙（鲜血从撕裂了的鱼鳃中汩汩流出）放进一个玻璃罐里——罐子里早有一条突着下唇游来游去的圆鳍雅罗鱼了。垂钓最宜在温暖多云之时，看不见的雨丝落在水面上，荡起无数相互交织又不断扩大的涟漪。有时某处会出现一个不同的涟漪，突然形成一个中心：跳出一条鱼来，随即又消失了，或是落下一片树叶，随即随波而去。在不冷不热的蒙蒙细雨下洗澡，多痛快啊——两种同质却不同形的元素交织起来，下面是深厚的河水，上面是来自天上的轻柔雨水。因诺肯季叶聪明，游了几下，便悠然自得地用毛巾久久地擦洗身子。那些农民的孩子却在水中不停地扑腾，直至筋疲力尽才出来，结果一个个浑身发抖，牙齿打颤，肮脏的鼻涕从鼻孔一直流到嘴唇上。他们单足站立，跳来跳去站不稳，拉起裤子就往湿漉漉的腿上套。
那年夏天，因诺肯季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郁闷。他很少和父亲说话，要说也是咕哝一下或“嗯”的一声。对伊利亚·伊里奇来说，面对儿子就是非常尴尬的事——他总结其中原因，主要是因诺肯季叶和自己当年这个年纪时一样，一心要躲在单纯而隐秘的世界里。每当想到这些，他心里又觉得害怕，又觉得可怜。比奇科夫校长的房间：斜斜照入的阳光里微尘飞舞，阳光照亮一张小桌子，那是校长亲手制作、亲手油漆的，还亲手在上面做了烫花图案。桌上天鹅绒的镜框里有一张他妻子的照片——那么年轻，穿一件漂亮的裙子，披一件细长的披肩，束一条紧身的腰带，长着一张迷人的椭圆形脸蛋（这个脸型正符合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女性美的观念）。照片旁边有一方水晶镇纸，内嵌珍珠母贝做的克里米亚风景图，还有一块小公鸡形状的擦笔布。墙上方，两扇窗子之间，有一幅列夫·托尔斯泰的肖像，上面用极小的字体印着他写的一篇故事全文。因诺肯季叶睡在隔壁小房间的皮革沙发上。在户外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他睡得很香。不过有时候也会遇上色情梦境，兴奋之下醒了过来，有好几次紧张得不敢乱动，只能继续静静地躺着。
早上，他总是去树林里，腋下夹本医学书，双手插在白色俄式外套的一圈流苏下面。他学着左翼分子的风格把学生帽斜戴在头上，这样他棕色的头发卷就垂下来遮住不平整的前额。他的双眉总是紧锁，挽成一个死结。要是他嘴唇再薄一点的话，他还算得上英俊。一进入树林，因诺肯季叶就坐在一截粗壮的桦木树干上。这棵树不久前被雷电击倒，现在碰一下满树枝叶仍然晃动。他点起一支香烟，拿书堵住了蚂蚁匆忙爬过来的道路，陷入了忧伤的沉思之中。他是个孤僻、敏感、易于冲动的年轻人，对社会问题极其敏感。他厌恶戈杜诺夫乡村生活的整个环境，比如那些干粗活的人——“干粗活的人”，他重复了一下这个词，随即厌恶地皱了皱他那肉乎乎的鼻子。他把那位胖车夫也划分到这一类人当中。车夫满脸雀斑，穿着灯芯绒制服，打着橙棕色裹腿，浆挺的衣领紧紧裹着红褐色的脖子。每当他在车棚里支起那同样令人厌恶的红色皮革敞篷时，他的脖子就涨得发紫。还有那位花白络腮胡子的老仆人，他的工作就是割掉那些刚出生的猎狐狗的尾巴。还有那位经常昂首阔步地穿过村子的英语教师，他总是不戴帽子，穿着雨衣和白色裤子——村子里的男孩们都诙谐地将之称为穿着衬裤、不戴帽子的宗教游行。还有那些乡下女孩，她们的任务是在园丁的监督下，每天早晨给庄园里的道路清除杂草。那个园丁穿件粉红色衬衫，背有点驼，耳朵也聋了，每天傍晚收工时，他都会带着异样的热忱与悠久的虔诚把门廊旁的沙子打扫干净。因诺肯季叶仍旧将书夹在腋下——这样他就不能交叉双臂了。他平时喜欢抱起双臂来，斜靠在公园里的树上，闷闷不乐地思索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那依然静寂的白色庄园闪亮的屋顶。
那年夏天他第一次看见他们是在五月底（旧历），从一个小山包上往下看到的。山脚下蜿蜒盘旋的路上过来一群人马：最前面的是塔尼娅，像个男孩似的骑在一匹神采奕奕的枣红马上；后面紧跟着的是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伯爵，其貌不扬的他骑着一匹矮小得出奇的鼠灰色的马；他们后面是一个穿着长裤的英国人；再后面是某个表亲；最后面的是塔尼娅的弟弟，一个十三岁左右的男孩。小男孩突然纵身策马，一路越过其他人，向前面斜坡上的村庄疾驰而去，双肘像赛马师一样来回运动。
之后他又偶然遇见过他们几次，终于——好吧，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准备好了吗？那是六月中旬的一个大热天——
那是六月中旬的一个大热天，割草的人们正沿着通往庄园的道路两旁劳作，他们的衬衫时而搭在右肩上，时而搭在左肩上，很有节奏。“愿上帝帮助你们！”伊利亚·伊里奇按照过路人行礼的惯例向正在干活的人打招呼。他戴着他最好的那顶草帽，抱着一束淡紫色的沼泽兰。因诺肯季叶一言不发地跟在一边，嘴巴张得圆圆的（他一边嗑葵花籽，一边津津有味地嚼着）。他俩快到庄园了。网球场一头，有个侏儒聋园丁，穿着粉红色衣服，围着工作裙，正在往桶里浸泡一把刷子。他深深弯下腰去，一边向后倒退，一边在地上拖出一条粗粗的奶油色线。“愿上帝帮助你！”伊利亚·伊里奇走过去时说道。
庄园里的林荫大道上摆着一张桌子，俄罗斯的阳光在桌布上洒下斑驳的影子。女管家披着披肩，又直又硬的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男仆端来巧克力，她正舀出来分放在深蓝色的杯子里。从近处看来，伯爵的容貌和年纪相称：淡黄色的胡子中有几绺已经发白，皱纹也从眼角到鬓角呈扇形散开。他一只脚搭在花园长凳上，引逗着一只猎狐狗跳跃。那只狗不仅跳得很高，够得着他手中湿漉漉的球，而且跳得非常巧妙：它会在空中扭动身子，以使自己蹿得更高。伯爵夫人伊丽莎白·戈杜诺夫身材高挑，面色红润，戴一顶硕大的波浪形帽子，和另一个女人从花园里走了出来。她正和那个女人聊得热火朝天，不时两手一摊，这是俄国人表达爱莫能助的手势。伊利亚·伊里奇手捧花束站住，鞠躬致敬。五颜六色的薄雾中（这是因诺肯季叶当时的感觉；他前一晚曾简短排练了如何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但到头来不管用，还是十分尴尬），好像有些年轻人忽隐忽现，还有孩子在奔跑；不知谁的黑色披肩，上面绣着艳丽的罂粟花；又是一条猎狐狗，而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双透过亮光和暗影看过来的目光，还有那虽然有点模糊但已然对他形成致命诱惑的脸庞——那就是正在庆祝生日的塔尼娅。
大家落座后，他发现自己坐在长桌上较暗的一端。坐在桌子这端的人并不怎么交谈，只是个个都扭过头去，紧盯着长桌明亮的一端。坐在那边的人们正在高谈阔论，笑声不断。他们面前摆着一个豪华丰盛、极其诱人的粉色蛋糕，上面插着十六根蜡烛。孩子们大声叫嚷着，那两条狗也叫着跳到了桌子上——而在桌子这端，那些毫不起眼的人们在椴树的影子里坐成一排：伊利亚·伊里奇茫然傻笑；一位体态轻盈却长相丑陋的姑娘满头大汗，显得异常拘谨；一位年老体弱的法国家庭女教师，瞪着一双令人厌恶的眼睛，手在桌子底下抓着腿上一个看不见的什么小动物，不时发出叮当响声；如此等等。紧挨着因诺肯季叶坐的是庄园管家的兄弟，一个愚蠢无趣的结巴。因诺肯季叶和他聊天纯粹是为了打破沉默而已，尽管他们的谈话断断续续，他还是尽力维持着。不过因诺肯季叶后来成为这里的常客后，要是碰巧遇到这个可怜的家伙，从来不和他讲话，总想方设法避开他，像避开一个陷阱或是可耻的回忆。
椴树的翅果在风中缓缓飘零，旋转着缓缓落在桌布上。
在贵族就座的那一头，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抬高声音，朝对面一位穿着花边礼服的年长女士说话，边说边伸出一只胳膊搂着女儿优雅的腰——女儿就站在他身边，不停地抛着掌中的橡皮球玩。因诺肯季叶一直不停地摆弄着一块掉在盘子外的美味蛋糕。最后他笨手笨脚地一戳，结果蛋糕上那可恶的树莓滚到了桌子底下（那就让它待在那里算了）。他父亲时而茫然傻笑，时而舔舔胡子。有人叫他递一下饼干，他就快乐地大笑起来，赶紧把饼干递过去。突然，因诺肯季叶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喘息声：塔尼娅面无笑容，手里依然抓着那个球。她邀请他过来和她以及她的表兄妹们一起玩。他顿感浑身发烫，头脑发懵，挣扎着从桌子边站起身来。花园长凳是两人坐一条，他把右腿从凳子下抽出来的时候还撞到了坐在旁边的人。
大家说起塔尼娅来，都会欢呼道：“多么漂亮的女孩啊！”她长着浅灰色的眼睛，黑色天鹅绒般的眉毛。嘴巴稍大，薄唇柔嫩，皓齿尖尖——每当她身体不舒服或者心情不好时，依稀可见她唇上微黑的绒毛。她酷爱所有的夏日运动：网球、羽毛球、槌球等。她运动时身手矫捷，神情专注，非常迷人——当然，从此之后，因诺肯季叶和瓦西里下午钓鱼的那种天真质朴的日子也就寿终正寝了。瓦西里对他的这种突然改变大惑不解，常会在傍晚时分突然出现在学校附近，满脸堆笑，把一罐蚯蚓捧到他眼前来引诱他。这种时候，因诺肯季叶内心总在发抖，因为他感到自己背叛了人民的事业。同时又觉得也没能从他的新朋友那里获得多少快乐。因为他并没有真正被视为他们的一员。他们只允许他待在庄园外围的绿地上，参加一些户外娱乐活动，却从未邀请他到他们的家中去。他对此感到极为愤怒：他渴望他们邀请他去吃午饭或晚饭，这样他就可以高傲地拒绝他们，好从中得到快乐。总的来说，他总是小心谨慎，闷闷不乐；总是皮肤黝黑，头发蓬乱，下巴上绷紧的肌肉不停地抽动——他感到塔尼娅对她的玩伴说的每个字都在他心里留下一道侮辱的阴影。仁慈的上帝，他是多么痛恨他们每一个人啊！他恨她的表兄表弟们，恨她的女伴们，还恨那些嬉戏的小狗们。不料，这一切突然在无声的混乱中暗淡下来，最终消失了！八月里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坐在公园尽头的长凳上，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因为他怀里揣了一封信，正如一部旧小说中描写的那样，那是一个赤脚小女孩从庄园里给他带来的信。信写得如此简短，以至于他一度怀疑这不过是一个故意羞辱他的玩笑罢了。不过最后他还是屈就了这次召见——也的确算是屈就。秋风飒飒的夜晚，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格外清晰。她来了，语无伦次的话语，十分亲昵的举动，都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她用冰冷的灵巧手指突然亲密地抚摸起他来，使从没有过男女肌肤接触的他感到异常惊奇。一轮巨大的月亮迅速升起，透过树梢洒下亮光。塔尼娅泪如泉涌，用满是咸味的嘴唇对他乱亲一气。她说她妈妈第二天将带她去克里米亚，一切都完了——唉，他当时怎么会那么迟钝！他哀求道：“塔尼娅，哪儿都不要去！”可是一阵风淹没了他的话语，她哭得更厉害了。塔尼娅匆匆忙忙地离开后，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只听见耳朵里嗡嗡作响。过了一会儿，他才沿着那条乡村小路朝桥的方向往回走，小路似乎在黑暗中扭来扭去。后来就是战争年代——救护工作，父亲的去世——随后，一切土崩瓦解，不过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快到一九二零年时，他已经在波希米亚一个温泉浴场为贝尔教授当助教了。大约三四年后，他仍然在这位肺科专家手下工作，有一天，在夏蒙尼附近一个叫萨沃依的地方，因诺肯季叶碰巧遇到了一位年轻的苏联地质专家，就和他聊起天来。那位地质专家说，五十年前，伟大的费尔干纳 (7) 探险家费琴科就是在这个地方像一位普通游客那样死去了。多么奇怪（这个地质专家继续说道），事情往往是这个样子：死亡习惯在荒山沙漠中追赶那些英勇无畏的人，竟然会在各种环境中和他们开开玩笑——倒是毫无恶意，自己也不曾料想让他们死得措手不及。就这样死去的有费琴科、谢韦泽夫、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还有那些颇负盛名的外国人，像斯皮克、杜蒙特·德于维尔。因诺肯季叶此后又花了几年时间做医学研究，对政治流放问题就很少关心过问了。有一次，他碰巧在巴黎逗留了几小时，要和一个同行谈业务。他正一边往一只手上戴手套，一边往楼下跑，跑到一个楼梯平台处，一位高个子女士佝偻着背从电梯里走出来——他立刻认出那是伯爵夫人伊丽莎白·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我当然记得你，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呢？”她说道。她并没有看他的脸，却紧盯着他的身后看，好像有什么人站在他后面似的（她有点斜视）。“哦，请进，亲爱的。”她回过神来，接着说道。房门前放着厚厚的擦鞋垫，落满灰尘，她用脚尖挑起擦鞋垫的一角，从下面取出钥匙开门。因诺肯季叶跟着她进了屋，心里很是不安，因为她丈夫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他听别人说过，但现在怎么都想不起来别人到底是怎么说的。
过了一会儿，塔尼娅回家了。岁月的蚀刻针把她的脸刻得更加轮廓分明，脸盘变小了，眼睛越发亲切。她立刻点起一支烟，一边笑着，一边毫不拘谨地回忆起那个遥远的夏天来。他倒是觉得奇怪，塔尼娅和她母亲都未提起那位死去的探险家。她们说起往事，也就一笔带过，而不是失声痛哭。他这个陌生人，提起那些往事也得强忍着才不至于哭起来啊。也许，她们母女所显示出的正是她们这个阶级所特有的自控力？不久，一个十岁左右、脸色苍白的黑发小女孩走了过来。“这是我女儿，过来，宝贝。”塔尼娅一边说，一边把沾有唇膏的烟蒂放进一个用作烟灰缸的贝壳中。接着，她的丈夫，伊万·伊万诺维奇·库塔索夫，也回家了。伯爵夫人在隔壁房间迎接他，因诺肯季叶听到她用带俄国腔的法语介绍客人：“le fils du maître d'école chez nous au village。 (8) ”这使他想起有一次塔尼娅当着他的面让一个女伴注意他好看的手时所说的话：“Regarde ses mains! (9) ”现在，听着这个小孩用悦耳、地道的俄语回答塔尼娅的问题时，他脑海中不禁升起一个恶毒而荒唐的想法：哈，如今她们再也没有钱来请人给孩子们教外语了！——那一刻他并没有想到，在那些流亡岁月里，一个孩子生在巴黎，又上了法语学校，对他来说，俄语恰恰是最无用、最豪华的奢侈品了。
勒什诺的话题渐渐散去了。塔尼娅把一切都记乱了，坚持说他过去常常教她唱一些激进学生唱的革命前的歌曲，比如其中有一首是关于“暴君在他的宫殿里设宴享受，而命运之手已在墙壁上写了可怕的文字” (10) 的。“换言之，我们最初的stengazeta（苏维埃墙报），”库塔索夫评价说，“真是个大智慧。”又提起了塔尼娅的弟弟：他现在住在柏林，公爵夫人便开始说起他来。突然，因诺肯季叶发现了一个绝妙的事实：什么都没失去。无论什么，都没有失去。记忆积累成了宝藏，储存起来的秘密在黑暗和尘土中增长。忽然有一天，一个过路的游客，来公立图书馆借一本二十二年都无人问津的书。他起身告别，她们也未盛情挽留。真是莫名其妙，他的双腿竟然在发抖。这真是一次震撼人心的经历！他穿过广场，走进一家咖啡厅，要了杯饮料，又赶紧站起来，把压扁了的帽子从身子底下拿出来。他感到坐立不安，非常害怕。他觉得令他不安的原因有好几个：首先，塔尼娅仍然和过去一样，还是那么迷人，那么坚强。
* * *
(1) 法语，我们村里的小学校长 。
(2) Kalmuck，主要住在俄罗斯西南部卡尔梅克共和国的蒙古民族。
(3) Samarkand，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的历史古城。
(4) Vernyi，哈萨克斯坦前首都和经济、文化中心城市阿拉木图的原名，一九二一年改称今名。
(5) Ladoga，位于俄罗斯西北部，是欧洲最大的湖泊。
(6) Tver，俄罗斯特维尔州首府，位于伏尔加河和特维尔察河交汇处。
(7) Fergana，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费尔干纳州首府。
(8) 法语，这是我们乡村教师的儿子 。
(9) 法语，看他的手 ！
(10) 引自《圣经》中巴比伦王伯沙撒的典故，“命运之手已在墙壁上写了可怕的文字”，意为灾难即将来临的预兆。
俄罗斯美女
我们就要说到的奥尔加于一九○○年出生在一个家境富裕、无忧无虑的贵族家庭里。小时候她皮肤白皙，常穿一件白色海军服，栗色的头发偏分在一侧，一双快乐的眼睛，人人见了都忍不住要在上面亲一下。从小到大，她都被看作一个美人坯子。清纯的外貌，紧闭的嘴唇脉脉含情，长发如丝垂到后腰——全身上下真是无比迷人。
正如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一样，她的童年快乐、安逸而幸福。庄园里一缕阳光照在Bibliotheque Rose (1) 的封面上，圣彼得堡的公共花园里满地皑皑白霜……一九一九年春她离开俄国时，昔日的记忆便是她唯一的嫁妆。那年头凡事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她母亲死于斑疹伤寒，哥哥被行刑队处死。这一切如今听来都是陈词滥调，是听厌了的小话题，可在当年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如今要说说，除了老调重弹外没有别的办法，你不爱听也没辙。
话说回来，到了一九一九年，我们的小女孩已经出落成了一位窈窕淑女。她有一张白净的大脸盘，五官显得比正常的略大，但照样惹人疼爱。她身材修长，胸部柔软，总是套一件黑色毛衣，白皙的脖子上围一条围巾，纤细的手指间夹一支英国香烟，手腕上一块突起的小骨头颇为醒目。
有一段时间，大约一九一六年年底，在她家附近的避暑胜地一带，每一个学童都甘愿为她饮弹自尽，每一个大学生都甘愿为她……简言之，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这种魔力假如持续下来的话，可能会引起……会引起浩劫……不过不知为何，往后什么都没发生。要发生的事情也没发生，要么发生了也不了了之。送来的花太多了，她都懒得插到花瓶里去。暮色中的散步也是一会儿这个陪着，一会儿那个陪着，散完步就一吻告终。
她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说起les gens（仆人）这个词来，就好像和agence (2) 这个词押韵似的，说août（八月）这个词时拆成两个音节来读（a-ou）。她天真地将俄语的grabezhi（抢劫）翻译成les grabuges（争吵），还常常使用一些已不通用但却依然活跃在一些古老的俄罗斯家族中的法语惯用语。虽然从未去过法国，但她发r音卷舌时总是显得底气十足。在她柏林家中梳妆台的上方，一个仿绿松石的图钉固定着一幅谢洛夫 (3) 绘制的沙皇肖像明信片。她笃信宗教，但有时也会在教堂里忍俊不禁。她写诗，和她那一代年轻的俄罗斯姑娘一样，写起诗来才华横溢，爱国诗、幽默诗，各种各样的诗都能写。
约摸有六年时间，也就是到一九二六年为止，她和父亲一直住在奥格斯堡大街（离大钟不远）的一幢公寓里。她父亲肩宽背阔，眉毛粗重，胡须微黄，双腿细长，喜欢穿紧身裤。他在一所很有前景的公司里任职，为人正派，友善热情，请他喝酒从不拒绝。
在柏林，奥尔加渐渐结交了一大群朋友，都是年轻的俄罗斯人。因此也就形成了轻松活泼的说话腔调。比如“我们看看电影去啦！”或者“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Diele (4) ，好舞场。”各种流行说法、时髦话语、滑稽模仿也在她嘴里层出不穷，例如“那些炸肉排难吃死了。”“不知现在谁在吻她？”或者用嘶哑而哽咽的声音说：“Messieurs les officiers…… (5) ”
在佐托夫家极其闷热的房间里，她伴着留声机的音乐节拍，优雅地迈着修长的小腿，懒懒地跳着狐步舞，一边跳一边把刚刚抽完的香烟远远推开。等眼睛瞟见烟灰缸时，就在伴随音乐节拍旋转的间隙，顺手将烟蒂丢到里面，舞步却一点不乱。要是遇上个向她吐露过爱意的人，她就透过睫毛朝他望去，同时将酒杯举到唇边，以第三方身份悄悄和他干杯，这时她显得多么迷人，那一杯酒喝得又是多么意味深长！她喜欢坐在沙发一隅，和这一位或那一位谈论另一个人的心中秘密，谈论那人错过了什么机会，是否有事要宣布——当然都说得迂回婉转。有时她会粲然一笑，这时她就睁大清澈的眼睛，眼睛底下和眼角一带细腻而隐隐发蓝的皮肤上显出几不可见的雀斑。可是在她自己看来，没有人真正爱她，所以她念念不忘那个在慈善舞会上摸了她一把，过后又靠在她的裸肩上痛哭的乡巴佬。小男爵R为此要和他决斗，但他拒绝应战。顺便说一下，奥尔加几乎在任何情形下，都会使用“乡巴佬”这个词。“这一帮乡巴佬，”她常会深情而又慵懒地低声说，“好一个乡巴佬……”“难道不是一帮乡巴佬？”
不过后来她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华彩的时刻结束了，人们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开。多快啊！她父亲去世了，她搬到另一条街上住。她不再去见那些朋友了，而是每日里编织些时尚软帽，或是在妇女俱乐部之类的地方教教法语。就这样，日复一日，她转眼就三十岁了。
她还是那么漂亮，两只离得远远、微微上翘的大眼睛还是那么迷人，嘴唇依旧线条优美，微笑就像是刻在唇上的几何图形一般。但她的头发失去了光泽，也没有精心修剪。那身专门定做的黑色套装，已经穿到第四年了。那双手，指甲虽然光亮依旧，却久未修剪了。手背上暴起青筋，又因为焦虑紧张和无节制的长期吸烟而发抖。至于她那双长筒袜，我们还是避而不谈了吧……
如今，她手提包的丝绸内衬早已破烂不堪（不过这至少给了她从包里找出一枚漏网的硬币的希望）；如今，她常常感到身心疲惫；如今，当她穿上唯一的那双鞋时，必须强迫自己不去想鞋底的事情，正如当她放下自尊，踏入那家烟草店时，总强迫自己不去想她已经在此赊下多少账一样。如今，重回俄罗斯已经绝无可能了，仇恨也成了习惯，几乎不再是一种罪过。如今，每当夕阳从烟囱背后落下去，奥尔加时常会受到一些令人垂涎欲滴的奢侈品广告的折磨。她幻想着自己非常富有，能穿上广告上用三四笔粗线条勾画出来的高档衣服，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或者依在棕榈树下，或者靠在白色阳台的栏杆旁。然后还会想起一两样她心中怀念的东西。
有一天，她差点被一个人撞倒在地，原来是她昔日的朋友薇拉。薇拉还是平时急匆匆的样子，旋风一般从电话亭里冲出来，拎着一堆大包小包，身边跟着一只眼睛毛茸茸的猎狐狗，拴狗的皮带把她的裙子缠绕了两圈。她一把抓住奥尔加，恳求她去她的夏日别墅做客。她还说她们的重逢真是天意，真是太棒了。她还问她过得怎样，眼下是不是有很多爱慕者，等等。“不不，亲爱的，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奥尔加回答说，“再说……”她又补充了一些别的原因。薇拉哈哈大笑，皮包都差点掉到了地上。“我说的是真的。”奥尔加笑着说。薇拉一边劝慰着她，一边转来转去地拽着小狗。突然，奥尔加从鼻子里哼哼着说，她想从她那儿借点钱。
薇拉喜欢张罗事情，不管是安排聚会、办理签证，还是组织婚礼，她都喜欢干。现在她又热切地安排起奥尔加的生活来。“一见她你就想做媒人了。”她丈夫取笑她说。他是一个波罗的海东南岸人，头发剃得精光，戴一副单片眼镜。八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奥尔加来到薇拉家。薇拉立刻给她换上了一件自己的上衣，还给她修剪了发型，重新化了妆。奥尔加有气无力地推脱着，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在这座充满喜悦的别墅里，连地板发出的咯吱声听起来都是快乐的！挂在绿色果园里的那些小镜子，本来是用来吓唬小鸟的，现在却那么闪亮夺目！
一个名叫福斯特曼的俄裔德国人来薇拉的别墅住了一周。他是一个富有而健壮的鳏夫，写过几本关于打猎的书。他一直让薇拉给他找一个新娘，找一个“真正的俄罗斯美女”。他长着又大又结实的鼻子，高耸的鼻梁上暴起一根细细的浅色青筋。他彬彬有礼，少言寡语，有时甚至显得郁郁寡欢，然而他懂得怎样在别人不知不觉间和一只小狗或者一个小孩迅速建立起长久的友谊。他的到来让奥尔加的生活变得困难起来：她整日里无精打采，烦躁不安，总是举止失措，而且也知道自己举止失措。当他们谈起昔日俄国时（薇拉本来想让奥尔加炫耀一下她的过去），她觉得自己说的每件事听来仿佛都是谎言，而且谁听了都知道那是谎言。因此，一说起过去，她一般并不积极配合，固执地拒绝谈论那些薇拉想让她谈论的事情。
他们几个会一起在阳台上打扑克，把扑克摔得啪啪响。也会一起到树林里散步，不过福斯特曼多半是在和薇拉的丈夫交谈。他们两个回忆起年轻时的恶作剧，就会满脸通红，哈哈大笑。他俩就这样跟在她们后面，又坐在草地上。福斯特曼离去的前夕，他们像往常一样又坐在阳台上打扑克。奥尔加突然感到喉咙里一阵莫名其妙的痉挛，不过她还是故作笑颜，假装从容地离开了。薇拉敲了敲她的门，她没有开。待到午夜时分，她已经打死了很多昏昏欲睡的苍蝇。她不停地吸烟，直吸到喘不过气来。她满腹幽怨，焦躁不安，沮丧不已，既恨自己，又恨每一个人。于是她走进了花园。花园里蟋蟀在叫，树枝摇曳，偶尔有苹果落地，发出一声闷响。月光在鸡舍的白灰墙上做着柔软体操。
第二天一大早，她走出房门，坐在早已发热的走廊台阶上。福斯特曼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浴袍，在她身边坐下来。他清了清嗓子，问她是否愿意成为他的配偶——他用的就是“配偶”一词。他俩去吃早饭的时候，薇拉、她丈夫、她丈夫的未婚表妹，个个一言不发，都在为并不存在的舞会练习舞步。奥尔加拖长声音深情地说：“真是一群乡巴佬啊！”第二年的夏天，她死于分娩。
故事这就结束了。当然，也许会有什么后续，但我并不知晓。因此，与其陷入瞎猜的困境，还不如重述一下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里那个快乐国王的话：哪支箭能永飞不落？是射中目标的那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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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玫瑰图书馆》，法国第一套定位于少女读者的丛书。
(2) 法语，代办 。
(3) Valentin Serov（1865—1911），俄罗斯杰出的肖像画家。
(4) 德语，地板 。
(5) 法语，先生们，那些官员们 ……
婉言相告
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明茨是个流亡的老寡妇，总是穿身黑衣服。前一天她的独生子死了，至今她还不知道。
一九三五年三月的一天，雨后清晨，柏林地平线上楼房的倒影相互辉映——杂色的锯齿形楼房和平房混在一起。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的老朋友切莫比尔斯基夫妇早上七点左右收到来自巴黎的电报，两小时后一封航空信也到了。米沙干活的那个工厂的厂长说可怜的年轻人从楼顶掉进了电梯井，痛苦地撑了四十分钟：人虽然昏过去了，可还是不断地发出可怕的呻吟，直到最后一刻。
这时候，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也起床了，穿好衣服，瘦瘦的肩膀上交叉着围上一条黑色的羊毛披肩，到厨房煮了些咖啡。她煮的咖啡香气扑鼻，味道纯正，和她口中“又小气，又没文化的野兽”女房东多克托尔·施瓦茨太太相比时，她常引以为傲。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不和房东太太讲话了，这也不是她们第一次吵架。不过，她跟朋友们说起来时，总说自己无意搬走，理由嘛也很多，一条一条的，不嫌啰嗦。要是决定和谁断绝关系，她占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只要关上那个像黑色小拎包一样的便携式助听器就行了。
她提着咖啡壶走过门厅准备回房时发现地上有张明信片，是邮递员从门上的投信缝隙塞进来的。明信片是儿子寄来的。切莫比尔斯基夫妇通过更先进的通讯方式知道了米沙的死讯，其结果便是她现在读到的这几行字（实际上不是她儿子写来的）。她的房间很大，但不舒适，她一手提着咖啡壶，站在门槛上读。知道内情的人见此情景，会觉得这几行字犹如陨落之星尚存的余光。明信片上写道：亲爱的穆力克（她儿子从小对她的昵称），我一直拼命工作，晚上滑了一跤，哪儿都去不成了。
两条街之外，一所同样塞满异国杂物的奇怪公寓里，切莫比尔斯基今天没有下楼，正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他长得又肥又壮，秃顶，浓眉毛弯弯的，嘴却很小。他穿着一套深色西装，但没有戴硬领（硬领和打在硬领上的领带像个牛轭一样挂在餐厅里的一个椅背上）。他一边走，一边无奈地摆手，说：“该怎么告诉她呢？说了她非哭不可，那该想点什么办法呢？上帝，真不幸啊。她肯定受不了的。她那可怜的心脏啊，会爆裂的。”
他的妻子抽着烟，边哭边挠她白发稀疏的头，分别打电话给利普什泰恩夫妇，列诺什卡，奥尔尚斯基医生——但就是下不了决心自己先到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家去。他们家的房客是位女钢琴家，胸部丰满，戴着夹鼻眼镜，富有同情心，经验也丰富，建议切莫比尔斯基夫妇先别急着告知实情——“这个打击她反正受不住，不如晚点说吧。”
“可是话说回来，”切莫比尔斯基歇斯底里地叫道，“这事也不能往后推啊！明摆着不能往后推！她是做母亲的，会想到去巴黎看看——这谁说得准呢？我说不准——要么她想让儿子回家休养。可怜的米沙，可怜的孩子啊，还不到三十岁，好日子正等着他呢。想想这工作还是我帮他找的呢，想想啊，要是他没去那倒霉的巴黎……”
“好了，好了，鲍里斯·利沃维奇，”女房客冷静地说，“谁能料到呢？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的想法真是可笑。总而言之，我必须顺便说说，我还不清楚他是怎么摔下去的。你们清楚吗？”
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喝完咖啡就去厨房冲洗杯子（根本不管施瓦茨太太在不在），然后挎上黑网兜，提上手提包，打着伞出门了。雨淅淅沥沥下了一阵就停了。她收起伞，继续沿着闪着水光的人行道走。她身子仍然挺得笔直，两条细腿上穿着黑色长袜，左腿上的袜子褪下去了一点。可以看出，她的脚不成比例，有点大，走起路来有点拖拉，脚指头也露出来了。不戴助听器的话，她就是个彻底的聋子。就是戴上，耳朵也很背。小镇的嘈杂声对她而言就是她血液的流动声。在这样已成习惯的背景中，周围的世界与她相安无事——行人是橡胶人，狗是毛绒狗，电车寂静无声——飘在头顶上的轻盈无比的浮云，好像零星透出点点蓝色。她在这一片寂静中行走，面无表情，但整体来说还是满意的：穿着黑衣，受着耳聋的迷惑和限制，东西嘛有眼睛盯着，事情嘛，心里各色各样都想着。她现在在想，明天，是个假日，可能有人来访。她应该买点上次买的粉色烤饼和俄罗斯小店里的marmelad（加了糖的水果布丁）。还有那间面饼小店，那里买的东西样样新鲜，不妨去买个十来种。一个戴圆顶硬礼帽的高个子男人朝她走来，她觉得此人好像来自远方（事实上也相当远），更为可怕的是，他长得像艾达的第一任丈夫弗拉基米尔·马尔科维奇·维尔纳。他因心脏衰竭，孤零零死在了卧铺车厢里，好悲惨。路过钟表铺时，她记起来该把米沙的手表拿回来。表是米沙在巴黎摔坏的，通过okaziya（即有人到那个方向去旅行，顺便托他带去）带给她。她走进了钟表铺，悄无声息，小心着没有擦碰到任何东西。钟摆晃动，各晃各的，各走各的时间。她从大一点的普通手袋里拿出了个钱包模样的小东西，急急地戴上，从前做这么快的动作还不好意思。钟表商熟悉的声音远远传来——起初很响——接着消失了，然后冲到她跟前猛响起来：“Freitag (1) ……Freitag——”
“好了，我听见了，下个星期五。”
一离开钟表铺，她又让自己与世隔绝起来。她带有黄斑的衰老眼睛（虹膜的颜色好像消失了）又一次显得安详平静，甚至露出快乐的神色。她沿着街道走，这些街道自她逃离俄罗斯后六年来已经非常熟悉了。不但熟悉，而且也爱逛，就像爱逛莫斯科和哈尔科夫 (2) 的大街一样。她一路走一路随意观看，将赞许的目光投向孩子、小狗。走了一会儿后，早春空气令人发困，她边走边打哈欠。身边走过一个极其不幸的人，长着一个不幸的鼻子，戴着一顶很旧的软毡帽。这是她众多朋友的朋友之一，朋友经常提到他。他的情况她现在全都了解——患有糖尿病，有个精神错乱的女儿，女婿品行恶劣。她走到一个水果摊跟前（去年春天发现的），买了一串极好的香蕉，之后就在杂货店排队，等了很长时间。有个女人来得比她晚，却挤到她前面，比她先到柜台，她两眼一刻也没离开过这个无耻女人的身影。突然前边的那个身影像把胡桃钳般打开了，后边的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也采取了必要的手段。在面饼店里，她仔细挑选面饼，身子前倾，像个小女孩儿一样紧绷着踮起的脚尖。她来回走动时不敢伸直指头——原来，黑羊毛手套上破了个洞。她出了门，隔壁店里在卖男式衬衣，引起了她的兴趣，刚要进去，突然胳膊肘被舒夫太太一把抓住。舒夫太太开朗活泼，妆化得有点过头。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正往店里观瞧，一见舒夫太太拉她，便迅速地调整好她的复杂机器。这时候世界才变得有声了，于是她朝朋友投去欢迎的微笑。只听见又是吵闹声，又是风声。舒夫太太俯身用力，红嘴唇都噘歪了，对准那个黑色助听器，要把她的声音直接灌入：“巴黎——有——消息吗？”
“有啊，经常有，”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轻声说道，又加了一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为什么总是不给我打电话？”好心的舒夫太太尖声喊着回答，那声音刺得欧金尼娅眼里闪出痛苦的神色。
她们别过，舒夫太太到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晓，回了家。她丈夫此时还在办公室，切莫比尔斯基正在给他打电话，他边听边说“难，难”，紧贴着电话听筒的头一个劲地摇。
“我妻子已经去她那里了，”切莫比尔斯基说，“我也马上过去。如果我知道怎么开口，杀了我也行。不过我妻子毕竟是个女人，她也许总有办法先铺个路。”
舒夫建议写几个纸条给她看，从轻说到重：“病了。”“病得厉害。”“病得很厉害。”
“难，我也这么想过，恐怕无济于事。大难啊，是吧？年轻，健康，前途无量。想想吧，他那份工作还是我给他找的，是我帮助他谋得生计！什么？唉，我完全理解，但一想这些我就要疯了。好吧，我们不见不散。”
他又气又恼，呲着牙，胖脸往后一仰，总算把领子扣上了。出门时叹了口气。他已经拐进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住的那条街道，忽然看见她就在前面走，平静而又自信，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买好的东西。切莫比尔斯基不敢追上她，只好放慢脚步。上帝保佑，别让她回头看！那双走得踏实的脚，那道窄窄的脊背，没起一点点疑心啊。唉，知道了那脊背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她上了台阶才发现了他。切莫比尔斯基见她没有戴助听器，也就没有说话。
“哎呀，你来真是太好了，鲍里斯·利沃维奇。别，别麻烦了——我都提了一路了，还怕提不上台阶。要愿意就先替我拿着伞，我好开门。”
他们进了门，切莫比尔斯基太太和热心的女钢琴家先来了，已经等了好长一阵。煎熬就要开始了。
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喜欢朋友们来访，朋友们也经常登门，因此这一回她没有理由觉得意外。她只觉得高兴，赶紧热情地忙活起来。她这边忙忙，那边忙忙，行动说变就变（她心里闪过的念头就是留大家吃午饭），这样大家发现很难拢回她的注意力。最后，钢琴家在过道里拉住了她的披肩一角，大家听见钢琴家大声冲她喊，说没有人会留下来吃午饭。于是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拿出水果刀，在一个小玻璃瓶里放了些烤饼，在另一个里面放了些糖果……大家硬拉着她坐下。切莫比尔斯基夫妇、他们家的房客，还有一个不知道怎么赶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奥西波夫小姐——小巧身材，几乎就是一个侏儒，大家也都围着椭圆形的桌子坐下来。这么一来，就成了个阵形，至少不显得乱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鲍里斯，开始吧。”他妻子恳求道。她没有敢看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后者已经注意到周围人的脸色，开始比较仔细地观察起来。不过切莫比尔斯基太太那句亲切、悲伤、全无防备的话一出口，她倒没有打断她。
“Nu，chto ya mogul！（唉，我能说什么呀！）”切莫比尔斯基叫道，猛地站起来，绕着屋子打转。
门铃响了，房东太太穿着她最好的衣服，神情凝重地开门，请进来艾达和艾达的姐姐。她俩脸色白得可怕，显得非常关切。
“她还不知道。”切莫比尔斯基告诉她们。说话间他解开了三个外套纽扣，随即又一个个扣上。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眉头一皱，但嘴边依然露着微笑，抚着新到客人的手，重新坐下，热情地转动她的小小设备。助听器就放在她眼前的桌布上，一会儿朝着这个客人，一会儿又朝向那个客人，可是声音斜着传过来，听不真切。突然，舒夫夫妇走了进来，接着又进来了瘸子利普什泰恩和他母亲，后面还有奥尔尚斯基夫妇、列诺什卡，还有（纯属偶然）上了年纪的汤姆金太太——大家都互相说着话，不过小心不让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听见，其实大家已经分成几个组把她围在了中间，一个个严肃紧张。有的人已经走到了窗子边，发抖，喘气。奥尔尚斯基医生就挨着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坐在桌边，聚精会神地把玩着一个烤饼，又和另一个配起来，就像玩骨牌一样。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的笑容这时消失了，换成了怨恨一般的神色，继续把助听器伸向客人——躲到远处屋角抽泣的切莫比尔斯基咆哮道：“还解释什么——死了，死了，死了！”可是她已经不敢往他那边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