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 在基督教中，复活节前的四十天为四旬斋期，也称大斋期。信徒于此期间进行斋戒，模拟当年耶稣在旷野禁食。
(2) Dalmatia，克罗地亚的一个地区，包括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达尔马提亚群岛和附近千余小岛。
(3) 法语，其实 。
(4) 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人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1808—1892）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库克旅行社，标志着近代旅游业的诞生。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库克本人的倡导和其成功的旅游业务的鼓舞下，欧洲各地出现了一些类似于旅行社的组织，多数都叫库克旅行社。
(5) Posen，波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省首府。历史上曾为波兰首都。
(6) Tauchnitz，德国老牌印刷出版商，自十八世纪以来代代都以印制古典文学和廉价本英文书籍出名。
(7) 法语，人们说你就要结婚了，你知道我会为此死去 。
(8) 法语，《平交道口》 。
(9) 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巴黎街区，一九一○至一九四○年间，巴黎的艺术中心逐渐转移至此，其餐馆、咖啡馆内诗人画家云集。
(10) 法语，本店特色 。
(11) 柏林著名的购物、餐饮一条街。
(12) Philips Wouwerman（1619—1668），荷兰画家。
(13) 法语，你今天早上怎么对马如此着迷 。
云·堡·湖
我的一位代理人——一个谦逊温和的单身汉，办事很有效率——在一次俄国流亡人士举办的慈善舞会上中了一张旅游券。那是在一九三六年或一九三七年。柏林的夏季雨水太多（又湿又冷的天气已经一个多星期了，眼看着四周枉自绿意盎然，甚为可惜，只有麻雀一直欢叫）。他实在无心出游，但他跑到旅游局的办公处要退掉他的旅游券时，人家告诉他，要退券必须得到运输部的特许才行。到了运输部，又变了说法，说他先得到公证处领一页盖了章的文头纸，在上面写一个复杂的申请报告。另外，还得到警察局去领一个所谓“夏季未曾离城的证明”。
他颇为感慨，决定参加这次旅游。他从朋友那儿借来一个铝质水瓶，修理好自己的鞋底，买了一根皮带和一件式样奇特的法兰绒衬衫——是一种一洗就缩的蹩脚货。再说他是个小巧玲珑的男人，这样的衣服他穿太大了。他的头发总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目光亲切睿智。我一时记不准他的名字了。我想，大概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吧。
出发前一夜，他睡得不好。为什么睡不好呢？因为他必须早起，非同寻常地早。于是床头柜上嘀嗒作响的手表便进入他的睡梦，每个梦里都有那个精致的表盘。不过，主要原因还在于一睡下就无缘无故地开始想这趟旅行。这趟旅行是一位身穿低领礼服的命运女神强行塞给他的，他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会不会带来美妙刺激的快乐呢？这样的快乐和他的童年颇有共同之处，也有点像俄国抒情诗在他心中激起的兴奋，还有点像一次梦里见过的夜空美景，再就是像那位女士，别人的妻子，他已经无望地爱她七年了——不过话说回来，这次旅行说不定比这一切还要丰富，还要有意义。此外，他觉得人生真要有意义，就必须把某件事情或某个人作为奋斗的目标。
上午是阴天，但闷热，太阳不见出来。旅游集合点在火车站，很远，一路坐着电车晃荡过去，也挺开心的。到了一看，一起要去的有好几个人呢。他们都是谁，这些打瞌睡的人？仿佛芸芸众生对于我们而言仍是未知的。旅游券上附有说明，让上午七时到六号窗口。他按照说明过去，看见了这几个人（他们已在那儿等候，他迟到了大约三分钟）。
一个瘦长的金发年轻人，穿一身蒂罗尔服装 (1) ，立刻站了出来。他皮肤晒成了鸡冠花色，有一对砖红色、长着金黄色毛发的大膝盖，鼻子看上去像上过漆似的。他是旅游局派来的领队。新来的人一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一行有四个女人，四个男人），他就马上带我们朝一列藏在别的火车后面的列车走去。他背着一个巨大的背包，却一点也不显得吃力，脚下穿着平头钉靴子，叮叮当当走得很稳。
在一节无疑是三等车厢的空车厢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座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独自坐下，往嘴里放了一粒口香糖，打开一本丘特切夫 (2) 的诗集。这位诗人的诗他一直想再读一遍，但现在大家要求他放下书，和大家一起说说话。一个戴眼镜的邮局老职员，头皮、脸颊、上唇都刚刚刮过，泛着青，好像是专为这次旅行把刚长出来的又密又硬的须发刮了一遍似的。他一见大家就马上宣称他去过俄国，还会点俄语——比如会说patzlui (3) ——他还回忆在察里津 (4) 的一些艳遇，说时挤眉弄眼的，气得他的胖太太在空中做了个反掌抽他一记耳光的手势。一伙人越说越吵闹。同一个建筑公司的四名职工正在互开玩笑，闹得不可开交。其中一个是中年男人舒尔茨，一个是年轻一点的，也叫舒尔茨，另外两个是年轻女子，大嘴大屁股。红头发的那个是个风趣的寡妇，穿着一条运动裙，也知道些俄国的事情（如里加海滨）。还有一个叫施拉姆的小伙子，皮肤黑，两眼无光，人和举止都软塌塌的，有点讨人嫌。他常把话题扯开，引到此次要去的某个景点上去。他第一个发出信号，让大家说些高兴的事情。后来才知道，他是旅游局专做宣传鼓动工作的人。
机车的弯管飞转，列车疾驶入一片松林，然后舒缓地行驶在田野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到现在只是隐隐意识到此行的荒唐和恐怖，也许还想说服自己一切还算不错吧，所以他就尽可能地欣赏沿路飞过的景色。说来也是，窗外的风光实在迷人。大自然像旋转木马一般翻腾，多么美好啊！太阳悄悄地爬上车窗一角，突然间阳光洒满了整张黄色长椅。列车的影子紧贴在长满青草的斜坡上，疯狂地奔驰，坡上盛开的鲜花融成了一条条彩带。在一个岔道口，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等候，一脚支在地上。树木有成林的，也有独秀的，平稳冷静地闪过，展现着最新的风采。一道峡谷幽深潮湿。一段爱情的回忆，化成了一片绿茵。云朵舒卷——犹如跑在天上的灰狗。
我们两个，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和我，遇上一片风景，却不知其的地点名称，这让我们颇为感慨。这是一种对心灵的莫大威胁。看见了一条路，却没有可能知道它通向何方——瞧啊，灌木丛多么诱人！远处斜坡上，或林中空地上，偶尔出现一片迷人的景致——一片草坪，一块梯田——停留了片刻，如同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在肺中存留片刻一般。如此亲切善良、尽善尽美，令人不禁想停住火车，走到那儿去，永远陪伴你，我的最爱……然而上千棵山毛榉树早已疯狂地闪过车窗，在一摊灼热的阳光中旋转，于是幸福的机会又一次消失了。
每到一个车站，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总会看看一些毫无意义的小东西，观察其外形特征。也许是月台上的一摊污迹、一颗樱桃核、一截烟蒂，然后会自言自语，说他永远永远都记不起这三样小东西相互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尽管此刻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还有一次，他注意到等车的一群小孩子，他总会竭尽全力从中挑选出哪怕一处非同寻常的命运轨迹——一把小提琴，或是一顶花冠，或是一个螺旋桨，或是一把里拉琴。他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直到这群乡村小学的学生仿佛出现在一张旧照片上；照片上右排最后那个男孩的脸上现在打了个小白叉：一个英雄的童年。
不过窗外的景致只能断断续续地看到。旅游局给大家发了带有歌词的音乐单，歌词如下：
别担心，别发愁，
拿起多节的手杖，站起身，
到户外大步行走，
和健壮的好伙伴一起！
踩着乡下的青草和残茬，
与健壮的好伙伴一起。
消灭了隐士和他的忧患，
让疑虑和叹息见鬼去吧！
在石楠花的乐园里，
田鼠尖叫，死亡。
让我们与结实坚韧的伙伴
一同前进，一同流汗！
这是一首大家合唱的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但不会唱，甚至连德语的歌词也念不清楚。他趁合唱声盖过一切之便，只是轻轻晃着身子，张张嘴巴，好像真的在唱一般。可是细心的施拉姆打了个手势，领队一见便突然让大家都停下来，斜眼看看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要求他一个人独唱。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清清嗓子，怯生生地唱了起来。这样独自受了一分钟罪后，大家又合唱起来。不过，他往后也就不敢不唱了。
他随身带着从俄罗斯商店里买来的自己爱吃的黄瓜，一大块面包，三个鸡蛋。傍晚时，红日西沉，照遍整个车厢。车厢像船一样颠簸，又脏又吵，每个人都被要求把自己的食物交出来，好让大家分着吃。这很简单，除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外，大家带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他们个个笑话黄瓜，说这东西吃不得，便扔出了窗外。这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贡献不多，他分到的香肠也就比大家的少一点。
有人叫他去打牌。有人拉他到一旁，问他问题，考查他能不能在地图上指出这次旅行的路线——总而言之，所有的人都有事找他。起初还是出于好意，后来变得居心叵测，快到晚上时更加居心不良了。两个姑娘都叫格蕾塔；红头发的寡妇不知怎么的活像一只公鸡首领；施拉姆、舒尔茨，还有另一位舒尔茨，邮局职员和他的妻子，这些人渐渐凑到一起，组成了一个集体，人多手杂，想躲也躲不开。这个集体从四面八方压向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过在某个车站上，这帮人突然全部下车了。天色已暗，但西边还挂着一缕粉红色的长云；沿着铁路的远处，射来一道刺目的光，一盏灯星星一般抖动在机车缓缓喷出的烟雾中；蟋蟀在黑暗中鸣叫；不知什么地方传来茉莉和干草的香味；我的爱。
他们在一个破败的小旅馆里过夜。一只成熟的臭虫令人生畏，不过柔软光滑的蠹虫动起来倒有几分优雅。邮局职员跟他妻子分开歇息，妻子被安排跟寡妇睡，他则跟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睡。两张床占据了整个房间。被子在床上，夜壶在床下。那职员说，不知怎么的他就是不困，于是讲开了自己在俄国的冒险经历，比火车上说的更详尽。他是个强壮汉子，干劲十足，性子倔强，穿着一条长长的棉布衬裤，肮脏的脚趾上长着珍珠母色的爪子，肥硕的胸膛中间覆着熊一样的毛。天花板上一只飞蛾窜来窜去，和它自己的影子嬉戏。“在察里津，”邮局职员说道，“现在有三所学校。一所是德国人的，一所是捷克人的，一所是中国人的。话说回来，这都是我姐夫说的。他当时去那里造拖拉机。”
第二天，从一大早直到下午五点，他们都在一条公路上扬尘飞驰，起起伏伏过了一山又一山，然后上了一条绿色之路，两边是茂密的冷杉树。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负担最轻，便分到一块大大的圆面包，必须夹在臂下。真恨死人了，每天的口粮！不过，他见多识广的眼睛依然没放过应该注意的事物。衬着冷杉树昏暗的背景，一片干枯的针状叶悬垂在一根看不见的线上。
他们又挤进了火车，然后那节无隔间的小车厢又空了。另一个舒尔茨开始教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弹曼陀林。到处一片笑声。他们厌倦了这种玩法时，又想出了一种好玩的游戏，让施拉姆担任监督。游戏是这样玩的：女人们各选一张长凳，在长凳上躺下来，长凳下面则是事先藏在那里的男人。凳子下面时不时会探出一张红脸和两只耳朵，要么伸出一只摊开的大手掌，手指头做出要撩女人裙裾的样子（这时会吓出一片尖叫声），然后就知道凳子上下谁和谁配成了一对。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三次躺在黑暗肮脏的凳子底下，每次爬出来时，都发现凳子上空无一人。大家公认他游戏玩输了，逼他吃了一个烟蒂。
他们在一间谷仓的草垫上过夜，一大早又徒步出发了。一路上是冷杉、峡谷、激流飞溅的溪水。天气热，还要不停地高声唱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累得筋疲力尽。中午小憩时，他倒头就睡，直到他们开始拍打他身上其实并不存在的马蝇时，他才醒了过来。又走了一个钟头后，他曾在梦中隐约见到的美景突然出现了。
这是一个纯净、碧蓝的湖，湖水非同一般地清澈。湖中央真真切切地倒映着一大片云彩。湖对岸有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茂密，郁郁葱葱（那种翠绿越是幽深，越是诗意盎然）。山头上高耸起一座黑色的古堡，一层层参差地显现出来。当然，在欧洲中部，这种景致是常见的了。但唯有这一处——云、堡、湖三个主要景致和谐相配，独一无二，妙不可言。它的笑容，它神秘的纯净，啊，我的爱！我称心如意的最爱！——如此独特，如此熟悉，允诺已久，仿佛懂得 观赏者的心情。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禁伸手按胸，像是要看看心还在不在，好一把掏出来。
远处，施拉姆正用领队的登山杖往空中指来指去，提醒大家注意这个景致或那个景致。大家已经在草地上四散歇息，摆开业余快照的各种姿势。队长坐在一截树桩上，背对着湖，正在吃零食。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沿着湖岸静悄悄地走，来到了一所小旅馆模样的房子前。一条相当年轻的狗迎接了他，肚子贴在地上，嘴巴大张着，尾巴热情地拍打地面。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跟着狗进了屋。这是一幢斑斑驳驳的两层楼房，凸出的瓦檐犹如眼睑，一扇窗户在下面眨眼。他找到了店主，一个高个子老头，隐约像是俄国退伍老兵。他德语说得很差，柔声细语地拖着腔调，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便改说自己本国话了。但那个人听得恍惚如梦，还在说他自家的话。
楼上是一间供游客住的客房。“你知道吧，我后半辈子就要住这儿了。”据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一进房门就这样脱口而出。房间本身并无特别的地方。相反，是再普通不过。红地板，白墙壁，墙上画着雏菊。一面小镜子，一半映着花，黄黄的一片——但眺望窗外，能清晰地看见湖，那湖上的云，那湖边的古堡，它们平静，完美，与幸福关联。如此引人入胜的美景，其真实就是它的力量。这力量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以前从没有领教过，现在一见，不用推理，不用考虑，完全被它折服，仅此而已。他灵光一闪之间，明白了就在这间小屋里，看着那片美得令他几乎落泪的景色，在这里生活，才是最终随了自己素来的心愿。真在这里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会发生些什么，这他当然不知道，但他觉得住在这里有益，充满希望，能得到安慰，那么毫无疑问他一定要住到这里来。他马上盘算开了，如何安排才能不回柏林，如何取来他的一点点财物——也就是几本书，一套蓝西装，她的照片。这样一算，事情多么简单啊！作为我的代理人，他挣了不少钱，够他维持一个流亡俄国人的中等生活。
“朋友们，”他一边叫，一边跑回到湖边的草地上，“朋友们，再见了。我要永远住在那边的那幢房子里了。我们不能一块儿继续旅行了。我不往前走了。我哪里都不去了。再见！”
“这是怎么啦？”领队停了片刻，怪声怪气地问。就在领队停顿的片刻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唇上的笑意慢慢消失了。坐在草地上的人都直起了身子，目不转睛地用冷峻的目光盯着他。
“可是为什么呀？”他结结巴巴地说，“正是在这里……”
“住嘴！”邮局职员突然发力，大吼道，“清醒过来吧，你这喝醉的猪！”
“等一等，先生们。”领队说，转向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舌头舔遍了上下嘴唇。
“你可能喝醉了吧？”他平静地说，“要不就是神志错乱了。你正在和我们一道愉快旅游呀。明天，按照预定的行程——你看看旅游券——我们就要返回柏林了。任何人——也就是说你——不和大家一起走，那是想也不要想的。我们今天还一起唱了个歌呢——想想那歌词是怎么唱的。不要再闹了！好了，孩子们，咱们继续前进。”
“到埃瓦德有啤酒，”施拉姆用亲切的声音说道，“坐五个钟头的火车。再走一段，有一个狩猎木屋，还有煤矿。有趣的事儿多着呢。”
“我要抗议，”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哀号着，“把我的包给我。我有权待在我想待的地方。可是这，这简直就是个斩首之邀 (5) ！”——他告诉我，他们抓住他的胳膊不放，他气得直喊。
“必要的话，我们就拖你走！”领队厉声说道，“可那样一来就闹得不愉快了。我对你们每一个人负责，不管你是死是活，都得带回去。”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被连推带搡地带上了一条林中小路，像是一个可怕的童话故事一般。他连身子都转不动，只觉得身后的湖光在渐渐远去，被树木遮挡，最后彻底消失了。四周昏暗的冷杉焦躁不安，却也无可奈何。每个人都进了车厢，火车一开动，大家便动手打他——打了好久，还创造了好多打法。他们想到的花样之一是用螺丝开瓶器钻他的手掌，钻完手掌再钻脚掌。那个去过俄国的邮局职员找了一根棍子，缠上皮带，做成一根俄式刑鞭，下手之狠，好不熟练。好家伙！别的男人更喜欢用他们钉了铁片的鞋跟踩他，女人们则喜欢掐他，扇他耳光。人人打得好不过瘾。
回到柏林后，他来见我，变化太大了。他平静地坐下来，双手按膝，讲了他的故事。他口口声声说非辞职不可，求我放他走。他一口咬定干不下去了，他没有力气与人类为伍了。我当然让他走了。
* * *
(1) 奥地利蒂罗尔地区的服装，一般为粗布上衣，皮短裤，旅行靴，缀羽毛的帽子。
(2) Tyutchev（1803—1873），俄罗斯诗人。
(3) 拉丁文转写的俄语，吻 。正确拼写应为potzlui，此处讽刺其发音不准。
(4) 即伏尔加格勒，伏尔加河流域最大的工业和农业中心。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改称察里津，一九二五年改名为斯大林格勒，一九六一年又易名为伏尔加格勒。
(5) “斩首之邀”是纳博科夫一九三八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书中主人公莫名其妙地入狱，等待着遥遥无期的死刑通知。
被摧毁的暴君
一
他的权力越来越大，声望也越来越高，在我的想象里，希望施加给他的惩罚也越来越厉害才好。因此，我起初满足于通过选举打败他，平息民怨。后来我已经改为监禁他，再后来就是将他流放到遥远的平坦海岛上。岛上只长着一棵棕榈树，像一个黑色的星号，指引他进入地狱的无底深渊，在那里受尽孤独、耻辱和绝望的折磨。最后到如今，他只有一死我才能解恨。
他的上升用曲线图表示，一目了然。可以看出他的追随者在逐渐增多，开始还是个小数目，后来渐渐变大，再后来就是个天文数字了。我对他的仇恨也逐渐增强，一开始仇恨的胳膊是抱起来的，就和他画像上的姿势一样。后来仇恨在我灵魂的天地中央不祥地膨胀，直到充满了我的整个灵魂，只在边缘留下一道窄窄的弧光（不像殉道的光环，更像疯狂的光晕），不过我预见到这一点点弧光也将彻底消失。
他的首批画像出现在报纸上，出现在商店橱窗里，出现在海报上——在我们这个伤痕累累、哭泣、流血的国家里，他的画像越来越多——看上去比较模糊，当时我还不确定我的仇恨最终会变成要他性命。有些情况是人都会遇上的，比如他有可能失败，有可能精神崩溃，有可能生病，那么天知道他那些画像隐隐透出的都是些什么信息呢。比如他随意摆出的各种尚未规范的姿势，再比如经典表情成形前的犹疑目光。不过一点一点地，他的面容固定起来了：在官方肖像照片中，他的脸颊和颧骨增添了神圣的光泽，涂上了具有公众影响力的橄榄油，刷上了完美杰作的清漆。看着这样的照片，不可能想象擤鼻涕，或是手指头伸进嘴里把塞在烂牙后面的饭粒挖出来之类的事。经过多种试验后，达到了神圣化的整齐划一，确立了他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目光：冷静，不带光彩，既不睿智也不残忍，但不知为何阴森恐怖，令人难以忍受。确立下来的还有他结实多肉的下巴，青铜色的两颊。有一个特征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漫画家的共同财产，而且大家处理时几乎是自动用了相似的技法——画一道横跨他整个额头的粗大皱纹——那是思想厚实的积淀，不是思想的伤疤。我不得不相信他的脸上抹了各种各样的专用香脂，否则的话，我就不能理解那金属般的质感是哪来的。因为我认识那张脸曾经的样子：病恹恹地浮肿着，刮得也不干净，转头时能听见胡茬子刮擦脏硬领的声音。还有眼镜——他年轻时戴的眼镜到哪儿去了？
二
我不但从没有被政治迷惑过，而且连一篇社论也没读过，哪怕是党代会上一篇小小的报告。社会学的问题从来没有激发起我的兴趣，至今我也无法想象自己参与一项阴谋，或者坐在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与紧张而严肃的政治狂热者们一起就最近的发展形势讨论斗争方案。我一点不在乎全人类的利益；我不但不相信多数人的意见自然就是对的，而且倾向于重新审视这样一个问题：在人人都吃不饱、上不起学的情况下，还要为之奋斗到底合适不合适。我进一步了解到，我那正被他奴役着的祖国，在遥远的将来注定要经历许多其他动乱。这些未来的动乱与这位 暴君的行为并无关系，但无论如何，他必须受死。
三
从前的神都是尘世人形，穿着紫罗兰色的衣服，强健的脚上穿着一尘不染的便鞋，走起路来端庄有力，看上去就像是地里干活的人，或山上的牧羊人。他们的神性并没有因此减少分毫，相反，他们呈现出的凡人魅力正是他们神灵本质的有力证明。但是一个狭隘、粗俗、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初看之下是个三流的狂热分子，实际上是一个顽固、野蛮、阴沉的俗人，怀着病态的野心，这种人一旦披上神的外衣，会让人觉得太对不住神了。要我相信他与此事无关，那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让他坐上这个钢筋混凝土宝座并坐得安稳的原因是我的祖国中了邪，偏爱动物学、动物国 (1) 一类的黑暗思想；这黑暗思想经过演变，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因为思想是死的，人是活的；思想只管配斧柄，人却装好斧头，随意使用。
那么让我再说一遍，我不擅长区分什么事情对国家有利，什么事情对国家不利，也不善探究国家为什么像鹅身上滴水一般在滴血。在所有人和所有事之间，我只关心一件，那就是我的病痛，我的困扰，同时还是不知为何只属于我、并只有我自己要独自判断的一件事。从我年幼时起——我现在已不再年轻——人性之恶就令我震惊，觉得厌恶，难以忍受，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需要马上制止之，清除之。另一方面，我很难发现人性之善，就是注意到了，我也总是觉得这不过是正常的、不可或缺的情形，本该如此，不可剥夺，如同能够呼吸就暗示着活着这一事实。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养成了一点天分，对人性之恶极度敏锐，不过我对人性之善的看法也有了一点小小的改变。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原以为善念人人生而有之，这也造成了我对它视而不见，其实远非如此，在需要之时它并不总是伸手可及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过着艰难孤独的生活，总是缺钱，住在破旧公寓里的原因。但我始终隐隐觉得，我真正的家就在街道拐角一带等着我，当我处理完生活中忙忙乱乱的上千件假想的事情后，就可以马上进入家门。仁慈的上帝啊，我多么痛恨古板无趣的心灵！一个好心人，我偶然发现他有点可笑之处，如吝啬，或是慕富，我就会很不公道地看待他。如今我看人性之恶，不再像随便从哪个人身上就能获取的那么稀薄，而是一种高度浓缩、未经稀释、满满地装在一个大瓶里密封起来的恶。
四
他把我的百花绚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大菜园。菜园里特别受到关注的是萝卜、卷心菜和甜菜。如此一来，这个民族的所有激情被降低到良田蔬菜大丰收上。菜园挨着一个工厂，于是背景中总是伴有一台火车头在运转。市郊的天空没有希望，没有生机，一切在想象中都与绝望的景象相联系：一道篱笆，蓟草中一只生锈的罐头盒，破碎的玻璃，排泄物，脚下嗡嗡作响的苍蝇——这就是我的国家目前的模样。一副极度沮丧的模样，可是沮丧在这里很受欢迎。他 抛出了一个口号（陷入了愚蠢的垃圾坑）——“我们的一半国土必须用来耕作，另一半必须铺上沥青。”这个口号被傻瓜们重复着，似乎这是人类幸福至高无上的表达。他从最迂腐的诡辩者那里学了点冒牌格言，想转手塞给我们，那还情有可原。可是他塞给我们的是没有真实内容的空壳，要求我们把思考方式不仅是建立在虚假的智慧上，更是建立在虚假智慧摇晃不稳的碎石堆上。然而，对我而言，问题的症结也不在这里。顺理成章的想法是：即使奴役了我们的思想是极其优秀的、精美的，提神醒脑，滋润人心，自始至终充满阳光，但只要这思想是强加给我们的，奴役就仍然是奴役。不对，现在的关键是，随着他的权力增长，我开始注意到国民的义务，还有告诫、规章、法令以及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形形色色的压力，都越来越像他这个人了，都准确无误地显示出与他的个性特点和他的经历细节有必然联系。于是在这些告诫和法令的基础上，一个人可以重塑自己的人格，就像章鱼通过触角重塑自己一般——深知他那种人格的人为数不多，我就是其中之一。换句话说，他周围的一切开始有了他的模样。立法开始荒唐地表现出像他的倾向，像他的步态，像他的姿势。蔬菜商开始储备大量的黄瓜，原来他年轻时就非常爱吃黄瓜。学校的课程里如今也有了吉卜赛摔跤，原来二十五年前，他就在地板上跟我弟弟练这种摔跤，很少会兴致不高。报纸上的文章和谄媚作家写的小说风格突变，故作高雅（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每个编造出来的语句都是用个别的关键词再说一遍，都是同样的官样文章）。那种语言看似很有力量，实则是思想虚弱，还有所有其他的矫揉造作的文风，都带有他的特点。很快我有了这样的感觉：我记忆中的他，正在渗透到每一处地方，以他的存在影响着大家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他的平庸，他的冗长乏味，还有他的灰暗习惯，正在变成我国人民生活的主体。最后，他制定的法律——大众具有难以压抑的力量，所以要向大众的偶像不停地祭献——丧失了所有的社会学意义，因为他 就是大众。
五
他是我弟弟格列戈里的一位同志，我弟弟在他短暂一生的最后几年里对极端的社会组织形式有着富于诗意的激情（那些极端的社会组织形式长期以来令我们现有的温顺体制担惊受怕）。他二十三岁那年，一个夏天的晚上在一条非常宽的河里洗澡，溺水而死，以致如今我回忆起我的弟弟，出现在我脑海里的第一幕便是一汪粼粼碧水，一座长满桤树的小岛（在我颤抖的模糊记忆中，他一直朝着这座小岛游去，却永远没有到达）。一朵长长的黑云正穿过另一朵非常松散的橙色云，这便是星期六上午一场雷雨留在星期天清澈碧空上的所有痕迹。天上将会闪过一颗星，然后再没有任何星星。不论何时，只要我全神贯注地研究绘画史，准备我的洞穴起源专题论文，就顾不上去盯着那帮诱惑我弟弟的年轻人。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不是很固定的群体，不过是几个凑到一起的年轻人，各有各的情况，当时都是受了叛逆冒险的吸引，往来也并不密切。然而，眼前的事总是对回忆产生如此不良的影响，以致我现在很不情愿地将他挑出来，放在模糊的背景下，赋予他（他既不是格列戈里最亲密的伙伴，也不是最能嚷嚷的伙伴）一种阴沉冷静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深知其阴沉的自我，最终把一个毫无天分的人铸造成一个战无不胜的恶魔。
我记得他在我家乡下寒舍阴暗的餐厅里等我弟弟，坐在他第一眼看到的椅子上，马上从黑夹克衣袋里掏出一份折皱了的报纸看了起来。他戴着烟灰色的玻璃眼镜，镜架半遮住他的脸。他装出一副厌烦欲哭的样子，好像想起什么不称心的事情。我记得他那鞋带胡乱系起来的靴子总是很脏，好像刚刚在没人管的草地间的马车道上走了数英里似的。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前额上留了又短又硬的一撮（当时还一点看不出如今他那恺撒般的秃顶）。一双发潮的大手，指甲被咬得很短，看他丑陋的指尖上紧紧套着的护甲套，真令人难受。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山羊的气味。他手头拮据，睡什么样的床铺不加挑选。
我弟弟到了（在我记忆中，格列戈里做事很拖拉，进来时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好像日子过得特别匆忙，但照样姗姗来迟——因此匆匆的生活最终弃他而去），他向我弟弟问好，毫无笑意，猛地站起身来，伸过手去，同时奇怪地一抖，是胳膊肘提前回抽了一下。看那样子好像对方若不及时抓住他的手，它便会像弹簧一般喀嚓一声弹回去，收进他可拆卸的袖口中。要是我家有谁进来，他充其量也就冷冷地点个头。与此相反的是，如果厨娘进来，他就会热情地跟她握手。厨娘会大感意外，没来得及擦干手掌就被紧紧握住了，她随后再擦手，好像要把握手场面重来一遍似的。他是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才来我家的，那时我父亲对他的态度有点心不在焉。这和他对每个人和每件事的态度并无两样——对我们，对生活中的不幸，对格列戈里收留的那些脏狗，甚至对他的病人，都一样心不在焉。另一方面，我的两位上了岁数的姑妈对这种古怪态度公开表示担忧（如果说曾经有人恰是“古怪”的对立面，那个人就是他了）。同样地，这两位姑妈对格列戈里交的其他朋友也公开表示了担忧。
如今，二十五年后，我常有机会听到他的声音，他那野兽般的吼叫通过广播传来，声震四方。不过想当年，我记得他说话总是很柔和的，甚至有些沙哑，有点口齿不清。一句话说完后，还要来点喘气声，令人讨厌。只是这个毛病很有名，当年就有了，对，当年就有了。他站在我弟弟面前，低着头，垂着胳膊，我弟弟深情地呼喊着迎上去和他打招呼，还试着至少抓住他的胳膊肘或他的瘦肩膀。他的腿异常地短，也许是因为夹克衫太长了，一直垂到屁股中间。他这么故作伤心的姿势，到底是因为内向怯生呢，还是因为使尽全力要讲个悲伤的消息呢，实在无法判断。后来我觉得他这模样终归还是要说出坏消息的，比如在那个可怕的夏日夜晚，他从河边回来，抱着像是一堆衣服的东西，其实只是格列戈里的衬衣和帆布短裤。但如今，我认为他那模样所酝酿的消息不是别的，而是他自己恶魔般的未来在低语。
有时候，透过半开着的门，我能听到他跟我弟弟说话，说得停停顿顿，很不正常。要么就坐在茶几旁，掰开椒盐卷饼，夜鹰般的眼睛避开煤油灯的亮光。他喝牛奶的方式很奇怪，看着令人不快：先用牛奶漱几下口，再咽下去。他咬椒盐卷饼时，小心地歪起嘴来。他的牙齿不好，一发炎疼得厉害，为了吸一点凉气镇痛，他就反复往嘴里吸气，嘴角发出嘶嘶声。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用含有鸦片的棕色药水为他泡了一点药棉，没有针对性地笑笑，建议他看看牙医。他并不领情，生硬地答道：“整体强于局部，所以我会战胜我的牙齿。”但我现在不再能确定，这句僵硬的话是我亲耳听到的呢，还是他们随后学着那腔调讲给我听，为了体现他的“古怪”。只是我已经说过，他并不怪。一个人对自己那朦胧的启明星怀有动物般的信仰，这怎能被认为是独特、少见的呢？但是，信不信由你，他的平庸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正如别人因才华出众而令人印象深刻一样。
六
有时候他会突然快乐得发抖，难以控制，很不雅观，这时他那与生俱来的忧郁就会暂且消失。我听到他的笑声，像猫叫一样突然、刺耳。猫嘛，你习惯了它毛茸茸的安静，夜里一叫，那声音听上去既疯癫又邪恶。他被同伴拉着做游戏，一起扭打时，就这般尖叫。后来才知道，他的手臂瘦小软弱，但腿如钢铁般强壮。有一次一个特别顽皮的男孩在他的口袋里放了一只蟾蜍，他不敢用手指去碰，就开始脱沉重的外套。使劲时挣得脸色黑红，头发凌乱，破汗衫外面什么也没穿，只戴着一副假胸衬。他迷上了一个无情的驼背女孩，很多人看上了她的大辫子和蓝墨水般的眼睛，也就心甘情愿地原谅了她长得像象棋中的黑马那么黑。
我是从那个女孩那里得知他的恋爱偏好和追求模式的。这个女孩，说来不幸，如今已不在人世，和大多数知道他年轻时底细的人一样（好像死神是他的盟友，把了解他过去的危险见证人从他的道路上一一清除了）。他常给那个活泼的驼背写信，或是用教训的口气——引经据典（他从政治小册子上学来的），一种常见的教育类型，或是用隐晦枯燥的话语抱怨另外一个女人（我想受抱怨的这位也是身体有某种残疾的）。这个女人我一直不认识，有一阵子他和她住在城市里最凄凉的地方，睡在一张床上。今天我可以花大价钱调查并审问这个无名的人，可是她，毫无疑问，也是铁定死了的。他的信件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就是冗长得令人生厌。他暗示神秘的敌人在策划阴谋诡计，和某个打油诗人展开详尽的辩论，他在一本日历里读过那人的诗作——唉，如有可能，应该修复那些珍贵的练习本，页页都是他密密麻麻的真迹！说来可惜，他写的那些东西我现在一句也记不起来（那时我就不感兴趣，尽管我的确听过，也笑过）。如今在我的记忆深处，能非常模糊地看见她发辫上的蝴蝶结，瘦瘦的锁骨，黝黑的手上戴着暗红色的手链，把他写的信揉成一团；我也听到了背弃他的女人发出的轻柔笑声。
七
梦想一个秩序被重建的世界和梦想按自己的心意来重建一个世界，这两者是有重大而深刻的区别的。然而他的朋友里面，包括我弟弟，好像没有一个人能把他们抽象的反叛和他追求权力的残酷欲望加以区别。我弟弟死后一个月，他就消失了，把他的活动转移到了北方诸省（我弟弟的小组衰落了，解散了。据我所知，小组里的其他成员中再没有人进入政坛）。很快就有消息传来，说那里的工作正在开展，只是在目标和方法两方面都和那个年轻团体初始之际所讲、所想、所希望的截然相反了。回想他当年的神态，我惊奇地发现，没有人注意到无论他走到哪里，他身后都拖着一个长长的、瘦削的叛逆影子。他坐下时，这个影子就在家具底下翻起边来。他要是端着一盏煤油灯，借着灯光下楼朝门走去，那个影子就奇怪地插入了楼梯扶手映在墙上的影子。抑或当年投在那里的影子预示着我们当前的黑暗时代？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喜欢他，但是无论如何我弟弟和其他人都把他的阴郁当成了精神力量特别强的表现。他的想法冷酷无情，这好像是他遭受过神秘苦难的自然结果，他不起眼的外壳也仿佛预示着干净利落的内核。我也可以承认，自己曾有过转瞬即逝的印象，觉得他能做到慈悲为怀。只是紧接着我就看透了他。那些喜欢廉价悖论的人很久以前就注意到刽子手的感伤了。说来也是，肉铺门口的人行道总是潮湿的。
八
悲剧发生后的头几天，他照常来，有几次还在我家过夜。我弟弟的死好像没有引起他明显的悲伤。他的举止一如往常，我们也一点不奇怪，因为平日里他已经很忧伤了。他和平时一样，坐在屋里某个角落，读点没意思的东西。总之，他的举止和遭了很大不幸的人家一样，大家既不特别亲近，也不完全生分。更有甚者，他经常出现，又阴郁沉默，可能被误解成一种不善言表的同情心了——你明白，就是一个意志坚强又沉默寡言的人具有的同情心，不显眼，但总是存在——同情的柱石——后来你才知道，那些夜晚，那个家里人人泪眼蒙眬，他就在这家里的一把椅子上过夜，自己也病得厉害。然而，他的情况却完全是个可怕的误会：那时候他要是果真喜欢我们家的话，那只不过是因为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忧伤和绝望的气氛里那么自在：当时吃完饭的盘子扔满一桌没人收拾，不抽烟的人也可以要烟抽。
我如今还真切地记得我和他一道去办一件小事的情形。那是一件极其细小的事，记不清楚了，就是死人把活人纠缠得越久越好的小事情（死了人都一样，有好多繁文缛节）。可能有人对我说了：“好吧，就让他跟你去。”于是他来了，小心地清着嗓子。也就在那一次（我们走在两边没有房屋的街道上，到处是尘土，我们走过了一道道篱笆和一堆堆木材），我做了一件事。如今一想起这事来，我就从头顶到脚趾过电一般地羞愧难当。天知道我是中了什么邪——也许不完全是出于感激别人的吊唁，更多的是出于同情别人的吊唁——一阵不合时宜的紧张情绪袭来，我抓起他的一只手紧紧握住（这让我们两个都轻轻晃了晃）。整个动作就是一瞬间的事，然而，假如我当时是拥抱了他，嘴唇贴在了他又短又硬的可怕金发上，那我今天肯定会倍受折磨。如今过去了二十五年了，想来纳闷：当时我们走过一片废弃的街区，就我们两人，我的衣袋里装着格列戈里子弹上膛的左轮手枪，这东西是我刻意藏起来的。离得那么近，我完全可以一枪打发了他。那么一来，今天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不会有冒雨的假日；不会有我的千百万同胞奴隶一般扛着铁锹、锄头和钉耙浩浩荡荡游行庆祝的场面；不会有震耳欲聋的扩音器，反复播送着同样的声音，令人无处逃遁；每一户人家不会有不敢声张的丧事；不会有花样繁多的酷刑；不会有麻木的心灵；不会有巨幅画像——不会有这一切。唉！要是能爬回过去，抓住错过的机会，拽住它的头发，把它扯回现在，重现满是尘土的街道，空旷的地段，我裤兜里沉甸甸的东西，还有走在我身边的年轻人，那该多好呀！
九
我迟钝又肥胖，就像哈姆雷特王子。我能做什么呢？我是一个乡下中学的图画老师，地位卑微；他坐在首都大监狱中一间不知名的房间里，前面有无数的铁门和木门，我和他之间有着难以想象的距离。那座监狱为了他变成了城堡，因为这位暴君自称是“选举他的人民的意志的囚徒”。就在他把自己和我锁在地下室后，有人告诉我，他的一个远亲，一个老寡妇，因为种出了重达八十磅的萝卜，得到奖赏，来见这个至尊之人。有人领着她穿过一道又一道大理石铺地的走廊，过了无数个在她面前打开又在她身后关上的门，最后她发现自己来到一个灯火通明的白色大厅内，里面的全部陈设就是两把镀金椅子。有人告诉她站在这里等。过了一段时间，她听见门后传来无数的脚步声，接着他的六个男卫士相互谦让着走了进来。她抬起惊恐的眼睛，在卫兵们中间找他，但他们的目光没有投向她，而是看着她脑袋后面的地方。这时她一转身，看见就在她身后，另有一扇不引人注意的门，他自己已经无声无息地从这扇门进来了，停在一把椅子旁，一只手按在椅背上，习惯性地摆出鼓励大家的姿态，仔细观察这位国家请来的客人。然后他自己坐了下来，建议她用她自己的话描述一下她的辉煌成就（一位侍者带进来她种的蔬菜的黏土模型，放在第二把椅子上），她花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十分钟讲述她是如何种萝卜，又是如何拔萝卜的。拔呀拔，拔不出来；她觉得她看见了她死去的丈夫过来和她一起拔，就是这样也拔不出来；她只好先叫儿子来帮，又叫她侄子来帮，还叫了两个在草棚里休息的消防员来帮；最后，大家排成一串，齐心协力才把这个大怪物拔了出来。她讲得绘声绘色，他显然深受感染。“这是真正的诗，”他对随从说道，“这里有一位诗人们应该学习的人物。”说罢他生气地命令那个萝卜模型应该用青铜浇铸，然后就走了。不过我不种萝卜，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见他。即使我种了，我怎么会带着我珍贵的武器去他的兽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