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偶尔在人们面前露面，但不许任何人接近他，还给每个人发一面旗子，用很重的材料做成，让大家高高举起，这样两手就一直保持着忙碌状态。每个人都受到监视，警卫不计其数（更不用说便衣特务和监视便衣特务的便衣特务了）。即便如此，机敏果敢之人还是有机会找到漏洞的。一个透明的瞬间，一个小小的命运裂缝，透过它就可以扑上前去。我心里一一想过各种杀人办法，从古典的匕首到现代的炸药，但都不可用。于是我经常梦见自己反复地扣动武器的扳机，这也在情理之中。可是那武器在我手里解体了，子弹就像水滴一般淌出枪管，要么就像毫无杀伤力的豆子一样从我那龇牙咧嘴的敌人胸膛上弹落下来，而敌人开始不慌不忙地打断我的肋骨。
十
昨天我邀请了几个人，他们并不相熟，但为了同一项神圣的任务聚到了一起。这项任务极大地改变了他们，以至于能在他们中间看到难以言说的相似性——比如说，在年长的共济会会员中呈现出的那种一致性。这些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职业——一个裁缝，一个按摩师，一个内科医生，一个理发师，一个面包师——但一个个都仪态威严，很少使用手势。一点不奇怪！第一个给他做衣服，这就意味着要丈量他那身瘦臀宽的身体。他的骨盆很奇怪，如女人一般，背部浑圆。裁缝恭敬地量到他的腋窝，和他一起照照镀金常春藤镶边的镜子。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更进一步了，他们看到了他的裸体，揉捏他的肌肉，听他的心跳。据说根据他的心跳可以很快调好我们的时钟，所以他的脉搏，毫不夸张地说，可以成为一个基本的时间单位。第四个人给他刮脸，刮脸刀看上去很锋利，我恨不得也有这么一把刀。他沿着他的两颊往下刮，再刮脖子，刮得嚓嚓有声。最后是第五个人，给他烤过面包。这个笨蛋，纯粹出于习惯，往他爱吃的面包里放了葡萄干，没有放上砒霜。我想接触这些人，好至少了解一下他们神秘的行业之道，了解一下他们的恶魔手法。在我看来，他们的手上沾满了他的气味，他也通过这些人显示自己的存在。那次聚会很好，一本正经。我们说了些与他无关的事情，我也知道，我要是提及他的名字，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会闪现出僧侣受惊般的目光。我突然发现自己穿着一套我右手边邻居剪裁的正装，吃着我的酥皮糕点，喝着我左手边邻居给我的一种特殊矿泉水，这时我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可怕感觉，马上清醒过来——我仍在我那可怜人的房间里，伴着没装帘子的窗户中一轮可怜人的月亮。
我感激昨晚让我做了那么一个梦，醒来后再没有睡着。好像是他的特务早有准备，要让我见识见识那些如今审讯罪犯最常用的酷刑。我写“如今”，是因为自他上台后，就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罪犯类型，好像是政治犯吧（其他类型的罪犯实际上不复存在了，因为小偷小摸也从重定为贪污盗窃，依此推论，也就是图谋暗中破坏政权）。政治犯都是些极其虚弱的人，皮肤透明，突出的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这是难得的珍稀物种，像一只年幼的霍 或体型最小的狐猴。人们热情忘我地追捕它们，每捕获一只，公众就欢呼喝彩。追捕实际上并不困难，也没有危险，因为这些奇异的、透明的动物非常温顺。
有谣言斗胆说，他并非不想亲自去审讯室看看，但这很可能不是事实：邮政局长不会亲自分发邮件，海军部长也不一定非是游泳健将不可。我讨厌拉家常、说闲话的腔调，那些幸灾乐祸的顺民就是用这样的腔调谈论他，说着说着就拐到一边去，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古老笑话。比如上古时代，普通大众总是编撰关于魔鬼的故事，给他们出于迷信的恐惧穿上滑稽逗乐的外衣。仓促编成的粗俗逸闻趣事（可以上溯到凯尔特语的原型），或者“有可靠来源的”秘闻（比如谁受宠了，谁失宠了），总带有仆人住处的味道。不过还有更差的例子：我的朋友N，父母三年前被处决（更不要说他自己所受的屈辱迫害），有一次参加一个官方的庆典，庆典上见到了他，听了他讲话，回来后说了这么一番话：“你知道，不管怎样，那人还是有一定力量的。”我真想冲他脸上砸去一拳。
十一
一位广受欢迎的外国作家在他出版的名为《落日岁月》的书信集中提到，现在任何事情都提不起他的热情，都不能让他着迷，一切都无所谓了，一切，只有一件事情例外：那就是如今回首青年时代，和他后来不可一世的成就相比，和他现在达到的白雪皑皑的高峰相比，真可谓寒酸至极，每想到此，他就感到充满活力、激情四射的兴奋。想当初无足轻重，诗与痛苦相伴，那是年轻的艺术家和上百万的同道共同的经历，如今吸引着他，一想起来就激动，就充满感激——感激他的命运，感激他的技巧，感激他的创作意志。重访他曾经在贫困中生活过的地方，和他的同龄人相聚，不管是谁，反正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都给他提供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仔细地品味其中的无穷韵味，将会使他的灵魂从今往后永享快乐。
就这样，我试图想象我们那位郁郁不乐的统治者回首他的 昔日岁月时有何感觉。我清楚地知道，第一，真正的人类是一个诗人；第二，我们的统治者，绝非诗人的化身。然而国外的报纸，尤其是那些报名有晚祷书意味的报纸，懂得如何将“故事”轻易地转化为“销量”，都喜欢强调他命运的传奇性质，把他们的读者群领进他出生的那座巨大的黑房子里，那里据说时至今日仍然住着和过去一样的贫民，无穷无尽地晾晒着洗过的衣物（贫民总是洗很多衣物）。他们也印了一张照片，天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上面有他的生母（父亲不知是谁），是一个鼻子又宽又厚、留着一绺刘海的女人，在城门附近的一家啤酒店干活。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目击者活下来的如此之少，那些还住在那一带的人回答得那么小心（天啊，怎么没有人问过我 ），因此当记者的得有胡编乱造的大手笔，才能描绘出当今统治者的形象：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精通打仗一类的游戏，青年时代常挑灯夜读，鸡鸣方罢。他蛊惑人心的运气被解释为命运的基本力量，自然而然便有很多关注投入到那个浓云密布的冬日，就在他入选议会之时，他和他的帮派逮捕了全体议员（之后，军队羊羔一般温顺地叫了几声，立刻转身站在了他那一边）。
不怎么神奇，却也神奇（在玄妙之处记者没有搞错），神就神在那是一个封闭的圆圈，一个离散了的整体，随时准备开始自己封闭的生活，而且它已经不可能被事实真相来替代。不可能了：神奇故事的主角还活着，他是唯一一个了解真相的人，但他不能做目击证人，这并不是因为他有偏见或不诚实，而是因为像一个逃跑的奴隶一样，他现在“一概记不得了”！哦，他记得他旧时的敌人，当然，也记得两三本他读过的书，还记得他从一个柴堆上掉下来压死了两只鸡，遭人一通狠打。也就是说，还有一个粗糙的记忆机制在他身上起作用，不过，就是神仙也不好让他依着自己的记忆合成出自己来，还要符合合成出来的形象具有不朽性这样的条件。如果一定要这么合成，那结果就会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胚胎，一个早产儿，一个又瞎又聋的侏儒，绝不可能不朽。
假如他到他贫困时住过的房子去看看，他的全身不会激动得发抖——就连一点点衣锦还乡的虚荣心也不会有。不过我倒是去他从前的家看了看。没有看据说是他出生地的那幢多层大厦，那地方现在是一个专门为他而设的博物馆（一些旧海报，一面沾满阴沟污泥的旗，一个钟形罩下放着一枚纽扣，表示有纪念意义：他青年时代留下的东西太少，能保存的也就这么些了）。我去看的是那几间陈设很差的屋子，他和我弟弟走得很近的时候就在那里住过几个月。从前的房主死去很久了，房客从那以后再没有登记过，所以也就没有留下他在这里住过的痕迹。他忘了他的这些出租屋——数量还不少，如今世上就我一人知道 此事，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满意。我伸手摸摸死气沉沉的家具，透过窗子看看邻近的屋顶，觉得自己的手好像触到了他生命的钥匙。
十二
我刚刚接待了又一位来访者：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他显然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下：双手皮肤紧绷，手背光滑，不停地发抖，一滴混浊的老泪打湿了他粉色的内眼睑。面容苍白，各种表情，从蠢笨的微笑到痛苦的皱纹，都很不自然。他用我借给他的笔在一张纸片上写出一串数字，原来是很重要的年、月、日：那一天——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是这个统治者的生日。他提起笔，凝视着我，好像不敢继续写下去，又好像是用这个犹豫的表情来强调他即将使出的小把戏。我点了点头，以示鼓励，催他快写，于是他写下了另一个日期，比前面写下的日子早了九个月，在下面划了两道线。他张开嘴巴，好像要发出一阵得意的大笑，但没笑出来，突然两手掩面。“赶快，说正题啊。”我说道，摇摇这个无动于衷的演员的肩膀。他很快回过神来，翻翻衣袋，递给我一张厚厚的、发硬的照片。多年过去了，照片蒙上了一层透明的奶白色。上面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年轻人，身穿军装，尖顶帽子放在一把椅子上。他摆出一副不自然的轻松模样，一只手按在椅背上。在他身后能看见楼梯栏杆和传统的照相背景。我把客人和照片上的人来回看了几眼，确信客人的相貌和照片上没有阴影、脸蛋扁平的士兵（留着浓密的八字胡，理了一个寸头，这样前额看上去比较小）之间没有相似之处，可实际上照片上的士兵和客人就是同一个人。照片上的他约摸二十岁，照片本身应该有五十多年历史了，要填补其中的空白很容易，老生常谈地讲个三流生活的故事，故事的印记可以从这类人的脸上读出来（这种解读带着令人痛苦的优越感，偶尔有失公正）：捡破烂的老头，公共花园的护理人，穿着老式军服的苦难残疾人。我正要追问他保守这样一个秘密是何感觉，他是如何承受这可怕的父亲身份带来的压力，又是怎样不断地看见、听见他的后代公开露面——但这时我注意到迷宫般无解的壁纸图样从他身后显现出来，我伸手挽留客人，但步履蹒跚的老人慢慢消失了，走时带起寒气，冷冷地发抖。
然而他依然存在，这位父亲（要么一直活到最近），幸亏他命大，没有认下和他暂时同床共寝的女人是谁，否则的话，天知道我们大家要遭什么样的罪。不敢说出来，也许更敏感，那不幸的家伙拿不准谁是他的生身父亲，因为那女佣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结果很可能是世界上有好几个像他这样的人，不知疲倦地数着日子，不知算错了多少数字，记错了多少依稀的往事，卑鄙地梦想着从过去的阴影中榨取好处，害怕立刻出现的惩罚（因为某个错误，或一句不慎之言，或爆出了过于难听的真相），又在内心深处感到骄傲（毕竟，他才是统治者！），最后在计算和推测之中失去理智——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十三
时光流逝，这期间我陷在荒唐的、难以忍受的幻想之中。事实上，我很震惊，因为我知道了很多值得我肯定的果敢甚至冒险的行动，我也一点不怕暗杀图谋落在我身上的危险后果。相反，我虽然一点也不清楚要采取的行动将如何发生，但我能清晰地想象出随即而来的打斗——有人如飓风一般抓住我，我就像木偶一般在那些贪婪的手里扭来扭去，衣服撕得咔嚓作响，眼睛打肿了，头晕目眩，最后（如果我还能从这样的打斗中活下来的话）被狱卒铁腕紧扣，投入大牢，快速审判，严刑拷打，送上断头台，这就是陪伴我的异乎寻常的极度快乐。我不期望我的同胞们会马上意识到他们得到了解放，我甚至可以允许这个政权纯粹出于惯性而变得更加残暴。我算不上为人民而死的国家英雄，我只是为我自己而死，为了我自己的那个善与真的世界——善良与真理，如今在我心里，在我身外，都扭曲变形，受到亵渎了。如果善良与真理对他们和对我一样珍贵，那敢情更好；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的祖国需要的是和我不一样的人，我就甘心承认自己的无用，但仍会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的生活充满仇恨，被仇恨淹没了，连起码的欢乐也没有。我不害怕死亡引起的阴暗心情和痛苦，尤其是我早知道一死便是解脱，这样想就达到了超自然的境界，一种不论是原始人还是信仰古老宗教的现代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境界。因此，我脑袋清醒，手脚自由——然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如何动手杀掉他。
我有时候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谋杀，也就是想杀人的打算，也太没有新意了，令人难以接受。再说还要思前想后地考虑杀人的办法和武器种类，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任务。越觉得这么想很虚伪，便越觉得出于正义非干不可。否则我就有可能出于拘谨而杀不了他，就像有些人那样，非常讨厌爬行的东西，却连花园里的一只虫子都踩不死，原因是他们觉得踩虫子就像踩上自己内脏沾满尘土的末端一般。可是无论我为自己的犹豫不决寻找什么样的借口，逃避我想杀掉他的事实都是愚蠢的。哈姆雷特啊，又呆又笨的哈姆雷特！
十四
他刚刚在一个新的多层温室的奠基仪式上讲了话，讲话中提到了人类的平等和田野里麦穗之间的平等，还为了富有诗意，用了拉丁语，也就是不正规的拉丁语，arista，aristifer，甚至“aristize”（意思是“结穗”）等词语——我不知道是哪个老气横秋的教师出主意让他用这种颇有争议的办法，不过，作为回应，我现在明白了，近来杂志诗歌里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古词语：
贤明兮兽医
医好了乳牛
他巨大的声音如炸雷般在整个城市里回响了两个小时，带着不同程度的力量从这一家或哪一家的窗户里喷出。这时你要是走在大街上（顺便说一下，坐着听被认为是大不敬，很危险），你会觉得他在陪伴着你，从屋顶坠落下来，爬到你两腿中间蠕动，又猛扑上来啄你的头，咯咯叫，呱呱叫，模仿着人类的语言乱叫，你无处藏身，躲不开那个声音。我的祖国已经被成功地打晕了，每个城市，每个村庄，都是这般情景。好像除了我，再没有人注意到他狂热的演讲里有一个有趣的特征，那就是在一个特别有感染力的句子后面停顿一下，颇像一个当街而立的醉汉，和所有的醉汉一样我行我素，滔滔不绝地说着前言不搭后语的脏话，多半是强调他很愤怒，很激动，信念很坚定，但意义模糊，目标不明，动辄停下来憋气鼓劲，思考下一段，让大家消化他刚才说过的。等停顿一过，他就又把刚才吐出来的胡言乱语逐字逐句重复一遍，只是换个腔调，暗示他想到了新的论点，又有了绝对新颖、无可辩驳的好想法。
统治者终于讲完了，那不露面、不见形状的高音喇叭开始播送我们乡村风味的国歌，这时我不但没有感到轻松，反而感到苦恼、茫然：他讲话时，我至少还能盯着他，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现在他又融入空气之中，这空气我呼吸着，却没有焦点，无可触摸。
我能理解我们山区部落里那些头发整齐的女人，她们每天早上遭到恋人的抛弃，就用棕色的指头持续压着一枚绿松石别针的针冠，用针尖刺一个陶俑的肚脐眼，这个陶俑就代表着弃她而去的人。近来我好多次聚集起头脑中的全部力量，想象他的心思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流露出来，这样就可以复制他的生活节奏，将这节奏放出来，让它失事：就像一支队伍正在过一座悬索桥，桥和士兵有节奏的步伐一起振动。桥塌了，士兵也会消亡——那么我也一样，当他在他遥远的城堡里倒地死去之时，就是我抓住节奏之际，那一刻我将丧失理智。不过，不管用什么方法诛杀了暴君，我反正是难逃一劫。我清晨醒来，大约八点半左右，就使劲想象他也醒来了：他起得不早也不晚，每天都在那个点上，正如他自称的那样——“一个普通人”——我想官方也这么认为。九点钟，我和他一起吃早餐，很节俭，一杯牛奶，一个小圆面包。要是某一天我不在学校忙，我就继续探索他的心思。他读三四种报纸，我陪着他也读这几种报，找找看有什么东西引起他的注意，不过我知道他前一天晚上就知道了我的晨报上的大体内容，知道了晨报上的头版头条、头版头条的摘要，以及国内新闻，因此这么读报并不会让他特别关注他的行政事务。看完报后，他的助手们拿来报告和请示。与他一起，我会知道铁路交通今天感受如何，重工业步履维艰，冬小麦今年每公顷产量多少。他看了几份要求赦免的请求，在上面批上一成不变的拒绝符号——一个铅笔打的叉——他心灵文盲的象征——然后他如常开始午餐前的散步：就像许多不太聪明又缺乏想象力的人一样，散步是他最喜欢的运动。他就在有围墙的花园里散步，以前这里是一座大监狱的院子。他的午餐不讲究，吃什么菜我很熟悉。饭后我们一起午睡，考虑一些令他权力发扬光大的计划，或是一些镇压骚乱的新举措。下午我们检查了一栋新大楼，一处要塞，一场论坛，还看了象征政府兴旺发达的其他东西。我和他批准了一个发明家的新通风设备。晚餐通常是庆典宴请，不同部门的官员出席作陪，我就没有去。不过另一方面，夜幕降临之时，我的思绪活力翻倍，我给报纸编辑们发布命令，听取各种会议的综述，然后一个人待在渐渐黑下来的房间里低语，打手势，比任何时候更为疯狂地希望至少我的思绪之一和他的某一缕思绪一致起来——那时候，我知道，桥就会振动，像提琴琴弦一样。可是，过分急切的赌徒们熟悉的坏运气缠着我不散，想要的牌就是不来。不过我肯定还是和他有了一定的神秘联系，因为十一点左右，他睡觉去了，这时我全身觉得散了架一般，一种空虚、虚弱、忧郁的轻松。一会儿后他睡着了，就睡在他的犯人睡的简易小床上，没有一丝入睡前的想法干扰他。我也安闲下来，只是偶尔想写下他的梦，把他过去的点点滴滴和目前的印象结合起来，但没抱一点成功的希望。也许他不做梦，我白费气力，再说了，高贵之人从不租用夜晚来咽气，好让历史写下“暴君在熟睡中死去”的结论。
十五
怎样才能除掉他呢？我忍无可忍了。他无处不在，我爱的每一样事物都被他玷污了，事事都有他的影子，都有他的镜像。在路人的举止里，在我不幸的学童们的眼睛里，他的面容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挥之不去。我那些被迫印成彩色的海报没有任何用处，只是在解释他的人格模式，就连我让低年级学生们画的简单的白色立方体在我看来也像是他的画像——也许是他最好的画像。立方体的恶魔啊，我怎样才能除掉你？
十六
突然间我意识到有办法了！那是一个宁静的霜气弥漫的清晨，淡粉色的天空，排水管的接合处结了冰块。到处是一片在劫难逃的寂静：再过一个钟头人们就醒了，会怎样醒来呢？这一天是他的五十岁生日，将有庆典。人们已经悄悄出门，拥到街上，在白雪的映衬下，像一个个四分音符。他们按计划要在不同的地点集合，准备加入由各自行业组成的游行队伍。我是不准备参加任何庆典游行的，这就要冒失去我那点微薄的收入的危险。我心里有别的打算，比较重要一点。站在窗前，我能听见远远传来的第一批号角声，还有各个十字路口广播员的鼓舞动员声。一想到我，只有我，才能中断这一切，心中觉得很舒坦。是的，解决办法找到了：暗杀暴君现在变成一件又快又简单的事情了，我不出房门便能做到。暗杀武器也是现成的：用一把老式但保存得很好的左轮手枪，或者用窗子上方的一个钩子，那东西想必一度是用来钩窗帘杆的。用后面这个武器更好，用枪的话，我还怀疑二十五年前的子弹打不打得响。
杀了我就等于杀了他，因为他整个就在我体内，我强烈的仇恨养肥了他。杀了他，我也就毁了他创造的世界。那个世界充满了愚昧、懦弱、残酷，和他一起，在我体内长得无比巨大，占据了最后一点沐浴着阳光的大地，占据了最后一点童年的记忆，剥夺了我拥有的所有宝珍。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我沉醉于此。我不慌不忙地为自我毁灭做准备，检查我的随身用品，修改我写的编年史。就在那时，突然地，一切压倒我的感觉都不可思议地加强了，经历了一种炼金术般的奇怪变化。窗外的庆典活动正在进行，太阳把蓝色的积雪变成了亮光闪闪的羽绒。可以看见远处的屋顶上有人在燃放一种新式的烟花（是一个天才农民最近发明的），那焰火的颜色即使在明亮的白昼也缤纷耀眼。众人在欢腾，统治者宝石般发光的模样闪现在天空的焰火中。游行的欢乐色彩洒遍了积雪的河岸，欢快的纸板上画着祖国繁荣昌盛的景象。标语设计得繁纷多样，格调高雅，在游行者的肩头跳动着。欢快的古老音乐，旗帜的海洋，乡下青年一脸满足，丰满的少女穿着民族服装——这一切构成了温柔的红色浪潮，在我心中汹涌澎湃，我明白了反对我们伟大而仁慈的领袖就是犯罪。难道不是他肥沃了我们的土地？难道不是他指引穷人穿上鞋子？我们能过上文明的生活，分分秒秒要感激的难道不是他？领袖如此仁慈，我怎么就一直反对他呢？他创造的一切多美啊，社会秩序、生活方式、闪亮的胡桃木新围篱，我怎么就视而不见呢？我怎敢密谋朝自己下手，以此来威胁他的一个臣民的生命呢？想到这里，我泪水夺眶而出，溅在窗台上，悔恨的泪水，滚烫的泪水，真诚的泪水！我刚才说了，庆典活动正在进行。我站在窗前，整个人被泪湿透了，放声大笑，笑得全身颤抖，听着我们最著名的诗人创作的诗句，由一位演员用激情的声音在收音机上朗诵，男中音的声调不高也不低：
现在，公民们，
你们记得有多久，
我们的大地因缺少一位父亲而凋敝？
没有父亲，便没有啤酒花，
不管我们多么饥渴。
太难啊，太难，
既酿制啤酒，又创作酒歌！
想想吧，我们缺少土豆，
没有萝卜，没有甜菜，
所以现在盛行的诗歌，也就荒废了，
废在了字母表的根茎中！
我们选择了陈旧的老路，
吃着苦涩的毒蕈，
直到一记重击
震动了历史的大门！
直到整齐的白袍
把光辉投在我们身上。
领袖露出他美妙的微笑，
终于来到他的臣民面前！
对啊，“光辉”，对啊，“毒蕈”，对啊，“美妙的”，都对。我，一个小人物；我，一个瞎眼的乞丐，今天重见光明，拜倒在您的面前，向您忏悔。处决我——不，更好一点吧，宽恕我，因为阻碍就是您的宽恕，您的宽恕就是阻碍，以疼痛的仁慈之光，照亮我的全部邪恶。您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荣耀，我们的旗帜！啊，宏伟的、仁慈的巨人啊，您关切地、疼爱地看护着我们，我发誓从今天起为您效劳，我发誓要像您的其他孩子一样，我发誓要成为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到永远，永远，永远。
十七
事实上，是笑声救了我。经历了那一切不同程度的恐惧和绝望，我达到了可以鸟瞰荒唐的高度。一声发自心底的欢乐吼叫治愈了我，就像儿童故事书里讲的那样，一位绅士“见到一条卷毛狗的可笑把戏时，喉咙里喷出了一个脓疮”。再次读了我的编年史，我看到，自己在竭力把他写得很可怕，结果只是把他写得很可笑，由此摧毁了他——这是一个经过验证的老办法。我评价我的混乱写作时很谦虚，但其中还是有些名堂，让我明白，那并非出自平凡手笔。文学灵感那是远远谈不上的，但所见词语都是在我敢怒不敢言的多年岁月里锤炼而来的。我立论真诚，充满感情，换另一个人的话，也许会写得颇具艺术性和创造性。这是一种咒语，一种驱魔术，从今以后任何人都可以用它来驱除奴役。我相信奇迹。我相信我写的这部编年史，会以某种我不知道的形式，让其他人读到，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而是在一个遥远的时代。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和现在一样令人不快的新烦恼，大家还有一两天考古发掘的休闲时光。我的想法是，我偶然写下的东西说不定千古流芳了呢，有时遭贬，有时受捧，总有危险，也总是有用——我没有排除这样的想法也许是对的，谁知道呢？将来，我在已被忘却的无眠之夜中取得的那些成果，要是能永远作为一种秘密方法来反对未来的暴君、披虎皮的恶魔、愚蠢的迫害者，那我，一个“无骨的幽灵”，un fantôme sans os， (2) 也就满足了。
* * *
(1) 原文“Zoorland”，又译“佐尔兰德”，是纳博科夫长篇小说《荣耀》（Glory ）中的虚构国度，拥护绝对的平等。
(2) 法语，无骨的幽灵。
利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一出戏，L'Abîme （《深渊》），是法国著名剧作家叙尔写的。它已经从舞台直接进入了小忘川（就是那条为戏剧服务的溪流，刚巧，小忘川含有的遗忘溶液稀一点，不像大忘川那样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垂钓的人很多年以后还会从中钓上东西来。）这出戏——压根是愚蠢的，甚至愚蠢得很完美。要不换个说法：完全以传统的戏剧手法来构建，固守陈规。它讲的是一个法国中年女士的痛苦，她富有，虔诚信教，突然对一个叫伊戈尔的俄罗斯年轻人燃起了有罪的激情。伊戈尔来到了她的庄园，爱上了她的女儿安热莉克。作者为了营造神秘和纵欲的气氛，随手给这个家里加了一个阴沉顽固、意志坚强的老朋友。女主角对伊戈尔很感兴趣，引起这位老朋友的嫉恨，伊戈尔则看上安热莉克，女主角又为此而嫉恨。总而言之，该剧引人入胜，忠于生活，每句台词都带有可敬的传统风格。一切正常发展，不用担心灵机一动扰乱了定好的行动进程。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必要时插上一点抒情场景，或让两个老仆人来一段恬不知耻的解释性对话。
引发是非的苹果往往是未成熟的酸苹果，那就要煮着吃了。所以此剧里的年轻人多少有些苍白无趣。作者明显耍了些花招，把他写成个俄罗斯人，但如此为人物润色，依然是徒劳。根据叙尔的乐观意向，他是一个俄罗斯的流亡贵族，新近被一位老太太收养，这位老太太是附近一位地主的夫人。一天晚上，雷电大作，伊戈尔来了，敲门进来，手握短马鞭，焦急地说自己养母地产上的松树林起火了，我们的松树林也很危险。打动我们的与其说是树林起火的消息，不如说是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神采。我们更想躺在厚厚的垫子上，埋头摆弄我们的项链；这时我们那位阴沉的朋友注意到，这火光的投影有时比真正燃烧的火更危险。如你所见，此处情节充实，水准尚佳，让人一看就明白，那个俄罗斯人将经常来访。事实上，第二场就全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人们穿的也是艳丽的夏装。
根据该剧的剧本，伊戈尔自我表达的方法并非不妥（至少开始几场是如此，作者还没对此感到厌烦），只是有点迟疑，时不时插入一个问题：“我想用法语应该是这么说的吧？”后来，故事乱了，作者没有时间顾及这些细节，所有的外国人的用语特征都被删去了，俄罗斯青年掌握了大量的法语词汇，俨然一个地道的法国人。直至快结尾时，在最终爆发之前的平静中，剧作家才惊讶地记起伊戈尔是哪国人。伊戈尔不经意地对老仆人说了这番话：“J'étais trop jeune pour prendre part à la …… comment dit-on …… velika voïna ……grande，grande，guerre ……” (1) 如果对作者公平对待，说真的，除了那个“velika voïna” (2) 和客气的“dosvidania” (3) 外，他没有对他的朋友们滥用俄语。舞台指导的意见是“斯拉夫语的单调节奏让伊戈尔的话有了一定的魅力”，他努力做到了这一点。
该剧在巴黎大获成功，伊戈尔由弗朗索瓦·库洛扮演。他演得不错，不过不知为何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这很明显，是为了去掉俄语口音，巴黎的任何一位批评家都不会觉得奇怪。后来，这部戏慢慢到外省去演，这个角色碰巧由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扮演。此人叫利克（拉夫连季·伊万诺维奇·克鲁日夫尼钦的艺名），瘦长身材，一头金发，深咖啡色的眼睛，从前在一部电影里演过一个结巴的小角色，因演得传神而出了名。
不过很难说利克（这个名字在俄语及中世纪英语里是“面容”的意思）成名是因为他真有舞台表演天赋，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多样潜在才艺的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就是随便干了某个别的行当，也能成为画家、珠宝商或者捕鼠能手。这样的人就像一个有着好多不同房门的房间，其中也许有一道门直通美丽的花园，进入非凡人性那洒满月光的夜色深处，在那里发现精神上一心追求的珍宝。可是尽管如此，利克还是没有成功地打开那 道门，而是选择了演艺之途。他在这条路上毫无激情地走着，像一个心不在焉的人寻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路标。这个路标也许他在梦中见过，也许只能在一张没有冲洗出来的相片上依稀见到，那是他永远永远不会去的某个地方。从人间习俗的传统标准看，他三十来岁，当时也正好是三十年代。老一些的人不仅被置于自己国家的边境之外，也被置于自己的生活边境之外。怀旧情绪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复杂器官，它不停地运转，产生出分泌物来弥补失去的东西。否则，它就会变成心灵上的致命肿瘤，让人难以呼吸，难以入睡，难以与无忧无虑的外国人交往。在利克的记忆里，俄罗斯仍处在胚胎阶段，仅限于他朦胧的儿时记忆，比如乡村第一个春日散发着树脂的芳香，或者他的风帽毛边上落下形状独特的雪花。他的父母过世了，留下他一人独自生活。生活里总有些爱情和友谊的破烂事。没有人给他写来饶舌的信，自己的事就自己管，没人为他操心。他从两位医生——一位法国医生，一位俄罗斯医生——那里得知自己（就像许多主人公那样）患有无法治愈的心脏病，可是要找个人去诉诉他这平白无故害上的病，却找不到一个人，尽管满大街都是身强体壮的老年人。他的疾病似乎与他对美好昂贵东西的嗜好有一定关系。比如，他会花光身上仅有的两百法郎买下一条围巾或一支自来水笔，可是围巾很快就脏了，自来水笔也很快就坏了。不管他怎样小心翼翼地爱惜它们，甚至像神一样供着它们，结果总是如此，总是如此。
他加入这家剧团纯属偶然，就像一个女人脱了皮衣，随手放在某一把不起眼的椅子上一样。就和剧团里别的成员相处而论，他到现在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和参加头场排练时的情况一个样。他一来就马上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像是挤占了别人的位子。剧团老板对他一直很友好，但利克过于敏感，总是幻想着有可能发生争吵——他的病情随时会被公开，大家骂出一些让他承受不了的难听话。老板对他长期以来的友好态度也被他曲解成对他工作的漠不关心。好像长期以来每个人都暗自认为他演技太差，无可救药——大家如此忍受着他，仅仅是没有合适的理由把他撵走罢了。
利克以为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也许真的是这样的：那些花哨时髦的法国演员，通过人情和职业结成了一张关系网，在他们看来，他就是一个意外碰上的东西，就像第二场里的那辆旧自行车，三下两下就被剧中的一个人物给拆卸了。怀着这样的想法，当有人对他热情打招呼或递给他一支香烟时，他就会认为其中必有误会，唉，要马上解决。由于生病，他滴酒不沾，也不参加友好聚会。可是这没有被归因于不善交际（不善交际嘛，也就是招人骂他傲慢，那也因此让他至少有了类似于傲慢的个性），而是无人理会，好像压根没他这个人一般。有时候他们倒是真的邀请他去某个地方，但口气总是含含糊糊，带着疑问（“和我们一起去，还是……？”）——一个人盼着大家劝他一起去，一听这样的口气就特别痛苦。大家谈论的笑话、典故和绰号他一概不懂，别人却背着他偷偷乐。他甚至希望有些笑话是在拿他的花销开涮，可是就连这点希望也落空了。即便如此，他还是很喜欢这些同事中的某几位的。扮演那个阴沉老头的演员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友善的胖小伙儿，他新近买了辆跑车，一说起这辆车就眉飞色舞。那个演天真少女的演员也很有魅力——一头乌发，身材苗条，眼睛明亮清澈，还精心描画一番——戏里面她对她的俄罗斯未婚夫一往情深，不加掩饰，可是一到白天，她就全然忘了她晚上躺在絮絮叨叨的未婚夫怀里表白爱情的事。利克心里喜欢这么想：只有在演戏时，她过的才是真实的生活，其余时间她就周期性地精神错乱，一错乱她就不再认识他，她自己也就换了个名字。除了台词，他与女一号没有说过一句话。每当这位身材壮实、神情紧绷的漂亮女士在后台从他身边走过，她的面颊一抖一抖，他感到自己不过是一道布景，只要被人蹭一下，就会平展展倒在地上。到底是什么问题，的确很难讲得清。完全是可怜的利克想象的那样呢，还是因为他不主动与人交往，那些完全没有恶意、自我中心的人们才让他独来独往？也许大家就像坐在火车里的一帮人，坐在一起的人形成了一个圈子，有个陌生人在一角埋头读书，那么大家也不会主动和他搭话。即使利克偶尔有了自信，努力说服自己相信他隐隐受到的折磨不合情理，可是类似的折磨记忆犹新，经常是在新的场合重新出现，他实在没法不当回事。孤独如果是一种状态，那还可以改正；可孤独如果是一种心境，那便成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他认真地演好自己的角色，至少就口音而言，比他的前任成功。因为利克说的法语带有俄语的音调，尾音拖得长，句子说出来柔和动听。句子结束前重音下降，法国人说话时从嘴里灵敏而又快速地飞出来的辅助音他格外小心地过滤一番，不会说得唾沫四溅。他演的是个小角色，尽管其戏剧效果会反映在其他角色的行为上，但角色本身微不足道，也就不值得关注了。但他自己很在意，尤其在他刚出道之时，这倒不完全是出自对艺术的热爱：角色如此卑微，其所带来的复杂戏剧效果又如此重要，两者之间形成反差，让他有左右为难的感觉，这种感觉又不知为何让他觉得脸上无光。然而，虽然他很快冷静下来，认为艺术和虚荣（两者通常难分难舍）同时兼顾也是可能的，但他还是急着上台去体验那永不改变的神秘喜悦，好像每一次都料定会得到特殊的回报——当然不是盼着按惯例得到点不冷不热的掌声，也不是希望让表演者内心得到满足。他想得到的回报，倒是潜藏在不同寻常的皱纹和折痕里，他在戏剧人生中可以觉察到，如同生活中平凡、无望的路人一般。它就像任何一场活人演出的片段，天知道何时拥有了一个独立的灵魂，在区区几个小时内努力生存，进化出自己的心灵和力量，与原作者可怜的想法毫无关系，也与演员的平庸毫不相干。它就是自己觉醒了，如同生命在被阳光烘暖的水中自行觉醒一样。比如说，利克会希望在一个朦胧可爱的夜晚，日常演出之中，仿佛踩上流沙般脚下一软，永远陷入一种新生的元素中，和任何已知的事物不一样——他独立自主地发展了剧中陈腐的主题，使之焕然一新。他要义无反顾地投入这种创新，娶安热莉克为妻，策马越过鲜脆的石楠灌木，得到剧本里暗示的所有物质财富，住进城堡，更有甚者，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妙不可言的温情世界中——一个浅蓝色的微妙世界，在那里感官会经历绝妙的冒险，心灵会经历闻所未闻的质变。当他想着这些美妙景象时，不知为何也想象着自己死于心脏病的情景——他离死不远了——肯定在演出时发病，就像可怜的莫里哀，在医生守护下大喊不规范的拉丁语。不过死就死了，他不会留意，他要穿越剧中偶然的现实世界，而不是陷于其中。一出剧因他的到来而焕然一新，他死了也值，就让他微笑的尸体躺在舞台上，一只脚的趾头从落下的幕布底下露出来。
夏末，《深渊》和其他两部戏在一个地中海小镇轮流上演。利克只在《深渊》中上台，因此在第一轮和第二轮演出中间（只安排了两轮演出），他有一个星期的空闲，但他还不清楚如何利用才好。再说，他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头一轮坚持下来了，犹如在温室里热糊涂了一般，热油彩滴下来，时而垂在鼻尖上，时而灼痛了上嘴唇。第一次中场休息时，他走到外面平台上透风。平台在剧院背后，对面是英国圣公会教堂。他突然觉得坚持不到演出结束了，舞台上充满多彩的雾气，他会消解于其中。透过雾气，在最后的致命时刻，闪现出另一种——对，另一种生命的幸福之光。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也不知怎么做到的。眼睛里进了汗水，透过汗水看什么都是重影。他年轻搭档的凉裸臂摸上去非常光滑，加重了他的手掌就要融化的感觉，让他好生气恼。他返回公寓时全身散了架一般，肩膀酸痛，后脑勺一阵一阵地疼。夜色中的花园里，各种花都在盛开，闻起来有糖果气味，还有连续不断的蟋蟀叫声，他误以为是蝉鸣（所有俄罗斯人都会这样误会）。
他的屋里点着灯，和南边敞开的窗户截出的夜色相比，屋里无疑很明亮。他拍死了墙上一只喝饱血肚皮发红的蚊子，然后在床沿上坐了很长时间。他害怕躺下，害怕心头悸动。他觉得大海就在柠檬树林之外，离得很近，让他感到压抑。这片湿黏闪耀的宽阔空间，被一层薄薄的月光紧紧裹着，就如同他自己鼓点咚咚的心脏，上面紧绷着血管；它也像心脏一样，令人苦恼地裸露着，没有东西把它和天空隔开，和人类拖沓的脚步隔开，和附近酒吧里演奏的音乐带来的无法承受的压力隔开。他瞥了一眼手腕上昂贵的表，痛苦地意识到水晶表盖不在了。是的，就在刚才，他上坡时绊了一跤，衣袖 在一个石头栏杆上。表仍在走动，但没有了防护，赤裸着，宛如被医生的手术刀剜出来的活体器官。
他在寻找树荫和渴望凉爽中度过了他的日子。看看海，看看海岸，有些景致惨如地狱：古铜色的怪物在炎热的沙滩上晒太阳。他绝不愿走狭窄街道的向阳面，所以要想到达某个目的地，就不得不解决寻找路线的复杂问题。不过他也没处可去。他漫无目标地沿着商店门面逛，店里的东西林林总总，有些看起来像粉色琥珀的手链，很有意思，还有皮革书签和镀金钱包，绝对吸引人。一家咖啡馆的橙色遮阳篷下放着一把椅子，他总是坐在上面休息一会儿，然后回家，躺在床上——光着身子，苍白瘦弱得可怕——想他不断在想的事情。
他心想，自己怎么就命里注定活在生活的边缘上，以前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以此而论，倘若死亡不给他一个通往现实的入口，他就干脆不懂得生活。他也这么想了：假如父母没有在流亡初期就离开人世，现在还活着，那么他十五年的成人岁月就会在温暖的家里度过。假如不是命途多舛，他就会在一所高中里完成学业。他当时随机报了三所高中，都是在欧洲中部，规模不大不小，水平不高不低。有了这个背景，现在也就会有一份稳定可靠的好工作，结交稳定可靠的好人。但是，他就算竭尽全力地去想象，也想象不出稳定可靠的好工作是什么工作，稳定可靠的好人又是怎样的人，就像他想不通他为什么年轻时要在一家电影学校学表演，而不是学了音乐，学了钱币学，要么学了擦窗户或记账。他的思绪总是这样的：从思绪周长的任何一点上，沿着半径返回到昏暗的中心，返回死期将至的预感。这么个没有精神财富积累的人，死神也没兴趣折磨他。尽管如此，死神看样子还是决定给他留个优先权。
一天晚上，他躺在阳台的帆布椅上，退休了的客人中有一个不停地缠着他。这是个爱说话的俄罗斯老头（已经两次向利克讲过他的一生，头一次是一个讲法，从现在讲到过去；第二次又是另一个讲法，与前者截然相反。讲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一种成功，另一种失败）。他舒适地坐着，手指头摸着下巴，说：“我的一个朋友到这儿来了，说是‘朋友’，c'est beaucoup dire (4) ——我就在布鲁塞尔见过他两次，仅此而已。现在，唉，他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了。昨天——对，我想就是昨天——我无意间提到了你的名字，他说：‘怎么啦，我当然认识他——事实上，我们还是亲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