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利克惊奇地问，“我几乎从来没有过亲戚。他叫什么？”
“大概叫科尔杜诺夫——奥列格·彼得洛维奇·科尔杜诺夫……彼得洛维奇，对吗？认识他吗？”
“这不可能！”利克喊道，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就是这名字。好好想想！”对方说道。
“这不可能，”利克又说了一遍，“你看，我过去总以为……这也太可怕了！你没把我的地址给他吧？”
“给了。不过我理解你。你讨厌他，又觉得对不起他。到哪里都没有立足之地，受尽苦难，还拖家带口的。”
“听着，帮我个忙。你难道不能告诉他我已经离开这里了？”
“我要是见到他，就会这样讲的。可是……不巧啊，我刚刚在底下码头那里碰到他。哎呀，码头上的游船多可爱！这就是我所说的幸运之人啊。住在水上，想到哪里就扬帆到哪里。香槟酒，漂亮小妞，样样完美……”
老头咂着嘴，摇头晃脑。
这事太疯狂了，利克整个晚上都在想。真是一团糟……他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产生了这么一个念头——奥列格·科尔杜诺夫已经死了。理智的头脑没有必要主动地保持活跃状态，这是明摆着的道理之一，科尔杜诺夫的事早就被贬到最遥远的意识深处去了。现在科尔杜诺夫复活了，他不得不承认两条平行线最终有交叉起来的可能性。可是往日形成的观念在头脑里已根深蒂固，要排除它，既困难，又痛苦——要去除一个简单的错误观念，有可能使其他观念的整体秩序遭到破坏。他现在回忆不起来是什么信息让他得出科尔杜诺夫已经死了的结论。科尔杜诺夫遭了厄运的消息最初也是隐隐约约听说的，为什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个模糊的消息就变成了个链条，环环都不断得到加强呢？
他们的母亲是表姐妹，奥列格·科尔杜诺夫长他两岁。一连四年他们都去当地同一所中学，这几年利克一想起来就恨从心起，以致不愿意回忆少年时代。说来也是，他少年时代的俄罗斯也许是浓云密布，这让他有理由不看重自己的任何回忆。不过梦就是到如今也依然存在，挡也挡不住。有时候在利克的梦里，科尔杜诺夫以真身出现，就是他自个儿的形象，环境也是少年时代的环境——在梦境导演的指导下，由以下陈设匆匆集合而成：一间教室，一些书桌，一块黑板，还有一块没有重量的干海绵板擦。除了这些场面真实的梦外，也有一些离奇的，甚至颓废的梦——也就是说，这些梦里科尔杜诺夫没有明确出现，但程序是由他编制的，充斥着他不可一世的幽灵，或者弥漫着关于他的谣言，梦境和梦境的影子不知为何都显露着他的本质。这种残酷的科尔杜诺夫式布景，意外之梦总是以它开演的，比利克记忆中的科尔杜诺夫直接来访的梦要糟糕多了。利克记忆中的科尔杜诺夫是一个高中学生，粗鲁，强壮，剪个寸头，长相英俊，却不面善。五官不错，但眼睛破坏了五官的匀称分布——两眼挨得太近，眼皮沉重粗涩，如皮革一般（怪不得大家给他起了个“鳄鱼”的绰号，因为他的目光里果真有一种尼罗河水般的混浊特质）。
科尔杜诺夫是一个没希望的差学生，带有典型的俄罗斯式绝望，中了邪一般的笨，成绩直线下降，在三四个班里换来换去，总是垫底的一名。学校里最年轻的男孩一茬一茬地赶上了他，见他就怕，提心吊胆地过上一年，然后松一口气，把他甩在后面。科尔杜诺夫是出名了的傲慢、邋遢、粗野，力气也大。谁要是跟他打了一架，房间里就总是有一股兽笼般的臭味。利克又是另一种情况，虚弱、敏感、傲气，容易受伤害，因此他就是一个理想的受气包，没完没了地受欺负。科尔杜诺夫总是一言不发就朝他扑过来，把他按倒在地，狠狠地折磨被压在身下不停蠕动的牺牲品。科尔杜诺夫张开巨大的手掌，做出下流猥亵的动作，直奔利克惊恐万状、吓得抽搐的隐秘部位。然后他会放开利克，这时利克的背上沾满了粉笔灰，耳朵疼得烧着了一般。他让利克太平一两个钟头，但还是重复一些没有意义的脏话，骂利克。然后他就又来劲了，几乎很不情愿地叹口气，又扑过来压在他身上，用牛角一般的指甲戳利克的肋骨，要么一屁股坐在利克的脸上休息。他精通恶霸的所有伎俩，伤人极重还不留痕迹，所以同学们对他都毕恭毕敬。同时，他对这位经常挨他欺负的同学还好像隐隐有恻隐之心，课间休息时故意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利克的肩头，一同走出走进，那只沉重的爪子心不在焉地摸着利克瘦削的锁骨，利克挣扎着要保持独立有尊严的样子，却是徒劳。就这样，利克的中学时代是饱受折磨的时代，不合常理，难以忍受。他也不好意思向任何人诉苦，一到晚上便冥思苦想怎样才能杀了科尔杜诺夫，结果只是想得心力交瘁。幸运的是，他们在校外几乎从没遇见过，尽管利克的母亲想和她的表姐拉近关系，因为表姐比她富得多，还有自个儿的马匹。后来革命开始重整乾坤，利克发现自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而十五岁的奥列格，已经留了小胡子，完全成了头野兽，在一片混乱中失踪了，他这才开始了一段幸福的安宁时期。可是没过多久，那个最初折磨他的大师后继有人，他落入了他们之手，遭受了更加巧妙的新折磨。
说来可悲，利克很少说起过去，就是偶尔说起时，也会强装笑脸不偏不倚地回忆这个据说已经死了的人。这样的假笑我们会用来奖赏一个遥远的时代（“想当年都是快乐时光”），它吃饱喝足了睡在恶臭笼子的一角。然而现在科尔杜诺夫经证实还活着，不管利克援引了怎样的成年人观点，也不能战胜似曾相识的无助感——被现实改变了形状但却更加明确的无助感——这种无助感在梦里压迫着他，梦中只见窗帘后面走出了梦境领主，一个黝黑的、令人恐惧的学童，傻笑着玩弄皮带的扣环。利克完全明白，就算科尔杜诺夫真的还活着，现在也伤害不了他，但一想到有可能遇上他，就觉得兆头不祥，难逃厄运。这样的感觉对他来说是太熟悉了，隐隐与整个邪恶体系相联系，好像又要受到虐待和折磨。
和那个老头交谈过后，利克决定尽量少待在家里。离最后一场演出只剩三天，所以不值得再折腾搬到别的公寓去。不过天气已经凉快多了，常伴着和风细雨，他可以出去一整天，比如说，穿过意大利边境，或进山游玩。第二天一大早，他正沿着一条窄窄的小道漫步，两边墙上挂满了花，突然看见一位壮实的矮个男人朝他走来。来人的服装与常见的地中海度假打扮有所不同——贝雷帽，开领衬衫，帆布登山鞋——但不知为何，不像是季节搭配，更像是贫困所致。乍看之下，最先让利克吃惊的是来人的身材，印象中那么大的块头，怪物一般，到跟前才发现，其实个头和他自己差不多一样高。
“拉夫连季，拉夫鲁沙，你难道认不出我了吗？”科尔杜诺夫停在小道中央，拖长声音说道。
他面色灰黄，五官粗大，脸颊和上嘴唇一带有一片粗糙的黑影，一口坏牙时隐时现，傲慢的鹰钩鼻，混浊的目光带着狐疑——全都是科尔杜诺夫式的，即使时隔太久不太真切了，但不容置疑是他的。可是利克看着看着，科尔杜诺夫曾经的模样悄无声息地消解了，站在眼前的是一个邋遢肮脏的陌生人，长着一张恺撒的大脸，不过是个衣衫破旧的恺撒。
“让我们像真正的俄罗斯人那样接吻吧。”科尔杜诺夫咧嘴一笑说，把他带有咸味的冰凉脸颊在利克孩子气的嘴唇上贴了片刻。
“我一眼就认出你了，”利克含混不清地说，“我昨天刚从《人名录》里听说了你，加夫里柳克。”
“那东西靠不住，”科尔杜诺夫打断他说道，“Méfie-toi。 (5) 好，好，在这里碰到了我的拉夫鲁沙。了不起啊！我很高兴。再见到你很高兴。这是你的命！记得吗，拉夫鲁沙，我们经常一起去抓鱼。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那是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一。最美好的。”
利克记得清清楚楚，他从来没有和科尔杜诺夫一起钓过鱼，可是他眼下觉得困惑，打不起精神，也有点胆怯，就不好意思说这位陌生人盗用了本不存在的往事。他突然觉得自己有点扭扭捏捏，穿得也过于讲究。
“有多少次，”科尔杜诺夫继续说，饶有兴趣地打量利克淡灰色的裤子，“过去这些年里，不知有多少次……哦，没错，我不知多少次想起你。对，真是想起了你！我在想，我的拉夫鲁沙现在在哪里？我常跟我的妻子提起你。她以前可是个漂亮女人。你现在干哪一行呢？”
“我是个演员。”利克叹息道。
“恕我冒昧，”科尔杜诺夫诡秘地说，“我听说在美国有个秘密会社，他们认为‘钱’这个词不正派，如果要付钱，他们会把钱包在厕纸里。真的，只有富人才入这样的会，穷人没有时间干这个。现在，我想要的就是这东西。”说着他带着疑问神色眉毛一扬，伸出两个指头和大拇指做了个粗俗的数钱动作——数现金的动作。
“唉，不行！”利克故作天真地叫道，“今年我大部分时间没戏演，收入惨淡啊。”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清二楚，”科尔杜诺夫微笑道，“不管怎样……哦，没错——不管怎样，有个计划，我要找时间跟你谈谈。你能好好赚一笔。你眼下有急事吗？”
“这个嘛，你看，我其实是要去博尔迪盖雷 (6) ，去一整天。坐大巴去……明天还……”
“太遗憾了——你早告诉我的话，我在这里认识个俄罗斯司机，他有辆漂亮的私人汽车，我可以带你逛遍里维埃拉。你这个傻瓜！好，好，我送你到汽车站。”
“我无论如何得马上走了。”利克插话道。
“告诉我，你家里人怎么样了？……娜塔莎姨妈怎么样了？”科尔杜诺夫心不在焉地问。他们沿着一条拥挤的小街道走，小街下去就是海滨。“我明白，我明白。”听了利克的回答，他点头说道。突然，他邪恶的脸上飞快地闪过一丝疯狂罪恶的神色。“听着，拉夫鲁沙，”他说道，不由自主地把利克推到狭窄的人行道上，把脸凑近利克的脸，“遇见你对我来说是个好兆头。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并非一切都完了。我必须承认，前几天我还认为一切全完了呢。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唉，现在人人都会这么想。”利克说。
他们走到了海边。大海在阴沉的天空下有点浑浊，泛着波浪，泡沫不时飞过护栏，溅到人行道上。四下无人，只有一位孤独的女士坐在一条长凳上，穿着宽松的裤子，大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
“这样，给我五法郎，我给你买点香烟，你路上抽。”科尔杜诺夫急急说道。拿上钱后，他语调一变，又很轻松地说：“看，那边就是我亲爱的夫人——你先陪她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利克走到这位金发女士跟前，像背台词一样说道：“您丈夫马上就回来，他忘了介绍我，我是他的表弟。”
与此同时，一阵碎浪凉凉地溅在他身上。女士抬起英国人的蓝眼睛望望利克，不慌不忙地合上她的红皮书，一言不发地走了。
“开个玩笑，”科尔杜诺夫再次出现，喘着气说，“Voilà (7) ，我拿几根自己抽。对了，恐怕我的小女人没时间坐在长凳上看海了。我求你，答应我以后再见面。记住这个好兆头！明天，后天，什么时候都可以。答应我！等等，我给你留个地址。”
他抓过利克的皮面金边的崭新笔记本，坐下来，往前挺着青筋暴胀的汗津津的额头，并拢膝盖，写下了他的地址，又仔细读了一遍，令人厌烦，在一个字母i上重新打了点，在一个词下面画了加重线。不光写了，还画了一幅街道草图：这样走，这样走，再这么走。显然他给人写地址不止一次了，别人以忘记地址为借口让他白等一场也不止一次了。所以他现在写地址很勤奋，很用力——用力之猛，几乎就像在写咒语。
公共汽车来了。“好，我等你来！”科尔杜诺夫叫道，扶利克上了车。然后他转过身，满怀希望，精神抖擞，坚定地沿着海边走了，好像有什么紧急的重要事情要做，尽管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乡下酒鬼。
第二天是个星期三，利克到山里去了一趟。星期四的大半天他都躺在自己的房子里，头疼得厉害。晚上有演出，第二天又要出发去别处。下午大约六点钟，他出门到钟表店取回了手表，又买了一双好看的白鞋——这个创新他想了好久了，要在第二幕上亮出来。他拨开珠帘，从店里出来，鞋盒子夹在腋下，与科尔杜诺夫撞了个满怀。
科尔杜诺夫的问候不似以前那么热情，反而有点嘲弄的意味。“啊哈！你这一次不会设计逃走了吧，”他说，牢牢抓住利克的胳膊肘，“来，咱们走吧！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生活，怎么工作的。”
“我今晚有演出，”利克反对道，“再说明天我就要走了！”
“正好，我的朋友，正好呀。要抓住机会！利用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王牌在手，必胜无疑！走吧，快点走吧。”
科尔杜诺夫重复着互不相关的词语，使尽讨人厌的浑身解数模仿一个高兴到极限甚至超越极限的人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的喜悦（蹩脚的模仿，利克心下暗想）；他推着身体虚弱的伙伴，走得很快。整个剧团的演员们正坐在街角一家咖啡馆的阳台上，看见了利克，一个个微笑着向他打招呼。那漫不经心的笑容实际上不属于剧团里的任何一位成员，只是从每个人嘴唇上一掠而过，就像一块与人无关的阳光反射在嘴唇上一般。
科尔杜诺夫领着利克沿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街往上走，四处歪歪斜斜地散落着昏黄的阳光。利克从没来过这个破旧、肮脏的街区。拥挤的房屋正面没有遮挡，高高耸起，两边似乎斜立在人行道上方，屋顶几乎挨在一起。有几处屋顶就完全相连，形成拱顶。门口晃荡着脏兮兮的孩子，街边的阴沟里流淌着臭气熏天的污水。突然间科尔杜诺夫改变了方向，推着他进了一家商店。他炫耀了一句最粗俗的法语俚语（好多俄罗斯流浪汉都是这样的），用利克的钱买了两瓶酒。显然他在这家店里赊账由来已久，这会儿有了钱，便手舞足蹈，高兴至极，打招呼全是惊叹句，令人恶心。可是店主和店主的岳母听了后，一概毫无反应，这让利克更不舒服。他们又往前走，拐进一个胡同。原以为他们刚刚走过的恶心街道代表了肮脏拥堵之极限，可是眼前的这个胡同，头上挂着松垂的洗晾衣物，体现出更加严重的颓丧状态。一个小广场一头大一头小，走到拐角处时，科尔杜诺夫说他先进去，让利克跟在后面，朝一个黑洞般敞开的门走去。就在这时，一个金发小男孩从里面跑了出来，一见科尔杜诺夫迎面而来，转身就往回跑，撞上了一个桶，发出刺耳的响声。“等等，瓦休克！”科尔杜诺夫喊道，挤进了他家昏暗的寓所。他一进去，里面就传来狂乱的女人声音，嚷嚷着什么，听声调好像是一贯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不过这尖叫声突然停了，过了一会儿，科尔杜诺夫探出身来，咧嘴示意利克进去。
利克跨过门槛，发现进了一间天花板很低的昏暗屋子。四面光秃秃的墙壁上有走向不明的曲线，墙角也不成墙角的形状，好像有可怕的压力从顶上压下来，弄得墙壁扭曲变形了一般。屋里到处是脏兮兮的舞台道具，破烂不堪。刚才见过的那个小男孩坐一张塌陷的双人床上，一个块头极大的金发女人赤着一双厚实的大脚从屋子一角转了出来。她浮肿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她的面容，甚至眼神，都隐隐发黑，或是因为疲劳，或是因为忧伤，或是因为上帝才知道的原因），见了利克，一言不发地打了个招呼。
“认识一下，认识一下。”科尔杜诺夫自嘲地咕哝道，说着就动手开酒瓶。他的妻子把一些面包和一盘西红柿放在餐桌上。她如此沉默寡言，倒叫利克心生怀疑，刚才尖叫的女人是不是她。
她坐在房间靠里面的一张长凳上忙起自己的事来，在擦什么东西……一张铺开的报纸上好像放着一把刀——利克不敢凑近看。那个小男孩眼睛发亮，走到墙跟前，小心地演习了几次，最终溜到街上去了。屋里苍蝇很多，不断疯狂地扑向餐桌，落在利克的脑门上。
“好吧，我们喝一杯。”科尔杜诺夫说。
“不行——我是不能喝酒的。”利克刚要拒绝，又想起噩梦中非常熟悉的受虐情景，抵抗不过，便答应下来——他咽下一口酒，结果引发了一阵咳嗽。
“不让喝酒更好。”科尔杜诺夫叹口气说，伸出手背擦擦颤抖的嘴唇。“你看，”他继续说，给利克和自己的杯子填满酒，“情况是这样的。现在进入业务洽谈！请允许我给你大概说一下。夏天头上，我在这里工作了一个多月，收集海边的垃圾，和一些俄国人一起干。不过你非常清楚，我是个实话实说的坦率人，要是有无赖出现，我会站出来说：‘你是个无赖。’如有必要，我会猛抽他的嘴巴。就这样，有一天……”
科尔杜诺夫开始讲了，详详细细地讲，翻来覆去地讲，讲的是一段乏味的悲惨故事，给人的感觉是他的生活中长期以来不缺这样的故事。故事里有羞辱，有失败，从不光彩的游手好闲，到同样不光彩的脏活累活，如此循环，心情沉重，最后这些经历排成不可避免的一行，长期以来就是他的职业。这时利克已喝完了第一杯酒，觉得要醉了，但还是继续一点一点地啜饮着，心里反感也不好露出来。一股麻酥酥的雾气渗进了他身体的每个部位，但他不敢停下来，仿佛拒绝喝酒就会让他蒙羞受辱，受到惩罚。科尔杜诺夫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不停地说话，一只手摸着餐桌边，偶尔抬手一击，强调某一句特别严重的话。他的头几乎全秃了，面色如土，眼下有眼袋，鼻孔动来动去，样子很怪，凶神恶煞一般——这一切与当年欺负利克的那个强壮英俊的学童形象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当年的噩梦至今没有改变，甚至变本加厉。
“你都听到了，朋友——这都不再重要了，”科尔杜诺夫说道，换了一个腔调，不像刚才的叙述语气，“老实讲，这个小故事我上一次就打算说给你听。当时我就突然想到，你我相遇，那是命中注定——我信古老的宿命论——可以说，你就是我的救星。可是现在我明白了，首先，你——恕我直言——就像个犹太人一样小气；第二……谁知道呢，也许你真的没有能力借钱给我……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个话题不说了！还要说的话，那就只剩一个问题，一笔小钱，好让我不必步行回家——这要求太奢侈——但没有钱就只能爬回去了。我讨厌一脸污泥地爬回去。我不求你任何事，低声下气不是我的风格。我想要的是你的意见，对某些事情的看法。这只是个哲学问题。女士们没必要听。你怎么解释这一切呢？你看，如果有个确定说法的话，那就好，我满脸是泥也甘心忍受。有解释就意味着这一切之中有合乎逻辑的正当道理，也许其中的道理对我有用，或者对别人有用，我不知道。现在，给我解释一下：我是个人——这一点你肯定不会否认，对吧？那就好。我是个人，血管里流着跟你一样的血。不管你信不信，我是我已经故去的妈妈最疼爱的独生子。小的时候我爱恶作剧，长大了我去参战，从此不得安宁——上帝，不得安宁啊！出了什么错？不，你告诉我——出了什么错？我只是想知道出了什么错，知道了我就满足了。生活为什么有条不紊地诱惑我？为什么我被指定为悲惨无赖中的一分子，遭受每一个人的唾弃，受骗，挨打，被投入大牢？我这里给你举个例子：在里昂，一场冲突后他们带走了我——我不妨补充一句，我做得绝对正确，我现在还后悔没有干掉他——好吧，警察带走了我，我怎么抗议他们也不管，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他们在我脖子上扎进一只小钩子，就扎在这里，活生生扎进肉里啊。我问你，这算是哪一种待遇啊？然后警察又把我带进了警察局，我就像一个梦游者一样轻飘飘地走过去，因为多动一点我就会痛得眼前发黑。好了，你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对待别人？为什么突然就这么对待我？为什么我的第一任妻子跟一个切尔卡西亚人 (8) 跑了？为什么一九三二年，有七个人在安特卫普港的一个小房间里几乎把我打死？看看这一切吧——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这些破衣烂衫，这些破墙，那边的卡佳？我生活的故事吸引着我，长期吸引着我！这难道不是杰克·伦敦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你写小说吗？我生活在一个腐败的国家——好。我一心要赶上法国人。行！可是先生们，我们必须找到解释！我曾经和一个年轻人谈话，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回俄罗斯？’究竟为什么不回呢？回与不回有多大差别呢？回去了，他们照样迫害我，敲掉我的牙齿，把我扔进冰窖，然后请我吃枪子——可那里的迫害至少是直来直去的。你看看，我甚至愿意尊重他们——上帝知道，他们是直来直去的杀人犯——而这里的恶棍会想出各种法子折磨你，你实在受不了，就会产生乡愁，想念俄罗斯直来直去的老式子弹。嘿，你干嘛不看着我——你，你，你——你难道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不，我什么都明白，”利克说，“只是请原谅，我不舒服，必须走了。我得赶快回剧院。”
“别急，就等一分钟。有几件事情我自己是明白的。你是怪家伙……说吧，好歹给我出个价……说呀！反正你可以浇我一身金币，对不对？听好了，你知道吗？我要卖给你把枪——那东西你拿着演戏很管用：砰，主人公就完蛋了。连一百法郎都不用，可是我需要不止一百法郎——我要你出一千法郎买下它，怎么样？”
“不，我不要，”利克无精打采地说，“再说真的没有钱。我自己也吃尽了苦头，又饿又……别，我再不喝了，我觉得不舒服。”
“你一直在喝，你这狗娘养的，会有什么不舒服。好了，忘了它吧。我这么做就是要看看你会怎么说——我不让你买就是了。只是请你回答我的问题。是谁决定我该受苦，然后又判我的孩子遭受同样的俄罗斯厄运？就一分钟，不过——我要是也想穿着睡袍坐下来听收音机呢？是什么地方出了错，嗯？就以你为例——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你走路昂首阔步，住宾馆，搂着女演员亲嘴……那是什么原因？说呀，给我解释一下。”
利克说：“我最终是有——碰巧有了……唉，我不知道……一点不大不小的戏剧天分。要说就这么说吧。”
“天分？”？”科尔杜诺夫叫道，“我让你看看什么是天分！你要是明白了天分，你就在裤裆里烹调苹果酱——坐立不安吧！你是个脏耗子，朋友。那才是你的天分。我得说那还是好天分！”（科尔杜诺夫非常拙劣地装出捧腹大笑的样子，笑得全身发抖）“那么照你所说，我是最低等、最下贱的害虫，活该没有好下场？说得好，说得妙。一切都解释清楚了——答案找到了，找到了！王牌在手，铁板钉钉，畜生受死！”
“奥列格·彼得洛维奇心绪很乱——现在你也许该走了。”科尔杜诺夫的妻子突然说话，声音从屋角传来，带着很重的爱沙尼亚口音。她的话音里没有分毫感情色彩，听起来呆板生硬。科尔杜诺夫在椅子上慢慢地转过身来，手的姿势没有变动，好像个没生命的东西被放在桌上，眼睛出神地盯着妻子。
“我没有硬留任何人，”他说道，声音又轻柔又欢快，“别人也不要硬留我，我就感激不尽。别人也不要教我怎么做。那么再见，先生。”他补充道，没有看利克，倒是利克不知为何觉得有必要这么说一下：“到了巴黎我会给你写信，一定……”
“这么说他要给我写信，是吗？”科尔杜诺夫轻轻地说，看样子还是对着妻子说。利克费了些劲才从椅子上站起来，往她那边望去，但突然一转身，撞到了床。
“走吧，没事的。”她平静地说。随后，利克客气地笑笑，跌跌撞撞地出了门。
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解脱了。他终于逃出了那个喝醉后满嘴道德说教的傻瓜自行运转的轨道。接着他觉得越来越难受：胃不舒服，胳膊和腿仿佛都不属于自己。这叫他晚上怎么演出？最糟糕的是浑身不适，好像到处是坑坑点点，觉得要犯心脏病了。仿佛有一根无形的尖桩冲他刺来，随时会将他钉住，动弹不得。这就是他为什么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甚至还时不时停一下，退一下。不管怎样，他的意识还是很清晰的，他知道离演出开始只有三十六分钟了，他也认得回家的路……不过有个更好的主意，那就是下到防波堤那里，坐在海边，让自己缓过劲来。会过去的，会过去的，只要不死就行……他也明白太阳刚刚落山，天空已经比地面更亮，更柔和。好一通多余的胡言乱语，招人厌烦。他走着，数着步数，但有时会数错，路过的人会回头看他一眼。欣慰的是，他没有碰到很多人，因为这会儿正是神圣的晚餐时刻。他走到海岸边，发现这里非常荒凉。码头上亮着灯，在映着色彩的水里投下长长的影子。那些明亮的光点和倒过来的感叹号似乎在他的脑海里若明若暗地闪动。他在一张长椅上坐下，可是一坐下尾椎骨就疼，便闭上眼睛。接着只觉得天旋地转，心脏就像一个可怕的球，映在黑沉沉的眼皮内侧。为了让天旋地转的感觉停下来，他睁开眼睛，想定睛观瞧——看看晚星，看看海上黑沉沉的浮标，看看人行道尽头上一棵朦胧的桉树。这一切我都熟悉，他心想，这一切我都看得明白。晚色中，那棵桉树竟像是一棵高大的俄罗斯白桦。敢情要死了吗？死得这么没出息……我觉得越来越不行了……我会怎么样啊……啊，我的上帝！
约摸十分钟过去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的手表在滴答走动，很巧妙地躲开他的视线。他想到死的同时恰恰想到半小时后演出时的情景，他将从幕后出来，走到明亮的舞台上，说出他那个角色的第一句话：“Je vous prie d'excuser, Madame, cette invasion nocturne。” (9) 这句话清晰而优雅地刻在他的记忆中，似乎比疲惫的海浪拍打、泼溅的声音真切得多，比附近一家别墅石墙后面传来的两个女人的欢笑声音真切得多，也比科尔杜诺夫刚才说过的话真切得多，甚至比他自己的心跳真切得多。突然间，他难受的感觉达到了令他惊慌的程度，他连忙站起来，沿着护栏往前走，头昏眼花地扶着护栏，凝视着夜色下深蓝如墨的大海。“无论如何，”利克大声说，“我必须冷静下来……赶快缓过劲来……缓过来就死不了。”人行道开始下坡，护栏也没有了，他慢慢走下去，嘎吱嘎吱地走过沙石海滩。海滩上除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外再没有别人。那人正好仰卧在一块大石头旁，两脚摊开，两腿和肩膀的轮廓不知为何让利克想起了科尔杜诺夫。利克摇摇摆摆走不稳当，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只是下意识地往水边走去，准备用手掬点水浇在头上。但水流在流动，有打湿双脚的危险。我调整调整气息，也许能脱下鞋和袜子，他心想。就在此刻，他记起来那个装着他新鞋的纸盒子。他把那个纸盒子落在了科尔杜诺夫家里！
一想起此事，盒子的模样太有刺激作用了，一切马上变得简单起来。这救了利克，同样道理，危急之势有时候也是通过理性思考得以挽救的。他必须马上拿回这双鞋，幸好时间还够。只要鞋子拿回来，他就能穿着新鞋上舞台。（这一切清清楚楚，合乎逻辑。）他忘了胸闷，忘了迷迷糊糊的感觉，忘了恶心，赶紧爬回人行道。一辆空出租车刚刚驶离路对面的别墅车道，他用低沉响亮的声音叫住它。车子刹住了，发出了一声撕裂似的呻吟。利克拿出笔记本，让司机看了写在上面的地址，叫司机尽可能开快一点，尽管整个路程——从这里到那里，再到剧院——不会超过五分钟。
出租车出了广场，朝科尔杜诺夫家的方向驶去。那边聚起了一大群人，司机不停地按喇叭，车子这才挤了过去。科尔杜诺夫的妻子坐在街边喷泉旁的一把椅子上，前额和左脸颊上血光闪闪，头发凌乱。她笔直地坐着，一动不动，四周围着好奇的人。她的儿子挨着她站着，也是一动不动，衬衫上满是血迹，一只拳头遮着脸，宛如一个舞台造型。一个警察误把利克当作医生，陪着他进了屋子。一个死人躺在洒满陶瓷碎片的地板上，嘴里打了一枪，脸炸飞了，摊开的双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白鞋——
“这双鞋是我的。”利克用法语说。
* * *
(1) 夹杂着俄语的法语，我太年轻，没能参加上……怎么说来着……那场世界大战……大战 。
(2)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大战 。
(3)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再见 。
(4) 法语，言过其实 。
(5) 法语，要小心 。
(6) Bordighera，意大利西北边陲小镇。
(7) 法语，拿着 。
(8) Circassian，西亚民族，高加索人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
O小姐
一
我经常注意到，我把自己过去的一些宝贵经历赋予我小说中的角色以后，它就会在我将它匆匆放入的人造世界中变得干瘦起来。虽然它在我的意识中苟延残喘，但它的人性温暖、它无穷的回味性都消失殆尽，不久就变得更像我的小说，不像我自己的过去，即使它看上去似乎很安全，不会受艺术家的侵扰。房屋在我的记忆中无声地倒塌，就像很久以前无声电影中房屋倒塌的情形一样。我曾经的法国家庭女教师的肖像被我借给了我写的一本书里的一个小男孩，所以眼看就要消失，隐没在我所描写的与我完全无关的童年之中。内心中的我在和小说家的我斗争，于是就有了如下不顾一切的努力，要挽回对那位可怜小姐的回忆。
小姐是个又矮又胖的壮实女人，一九○五年进入我们的生活，那时我六岁，我弟弟五岁。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她浓密的乌发，高高盘起，隐隐有点花白。光秃秃的额头上有三道皱纹，眉头突出，黑边夹鼻镜后面有一双冷冰冰的眼睛。上嘴唇上有残留的唇须，满脸雀斑，发怒的时候，三层下巴的第三层，也就是最肥厚的那一带，就会变得格外红，威风凛凛地垂在花边衬衣上方。她坐下的时候，更确切地说是她在应付坐下这项任务的时候，下巴上的肉在颤动，一侧有三颗纽扣的巨大臀部小心翼翼地下降，直到最后一刻，整个大块头重重地落到柳条扶手椅上，吓得椅子发出一阵劈里啪啦的爆响。
她来的那个冬天是我童年时期唯一一个在乡下度过的冬天。那年到处是罢工、暴乱，警察也在狂捕滥杀。我估计父亲是希望让家人逃离城市，躲到我们家在乡下的僻静庄园上去。他在当地农民中颇有威望，估计借此可能会降低分田分地的危险，结果证明他估对了。那也是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下了很多雪，和小姐没来前料想会在遥远的俄罗斯极北寒天中见到的雪一样多。当她在那个小站下车时，我没有在那里迎候她，她还得乘雪橇走六英里路才能到达我们在乡下的家。不过如今我倒要想想看，在那次难以置信、不合时宜的旅行即将结束时，她看见了什么，有何感受。我知道她的俄语词汇量只是由一个短短的词构成的。很多年以后，她将同样带着这一个孤独的俄语词回到瑞士去——那是她的法国父母生她的地方。这个词，按照她的发音可以从语音学上界定为“giddy-eh”（实际上是gde，其中的e就如英文词“yet”中的e），意思是“在哪里”，这就算是学到很多了。这个词她说出来就像是迷途的鸟儿沙哑地叫唤，再加上问句一般的力量，足以满足她的所有需要。“Giddy-eh？Giddy-eh？”她总是这样喊叫，不光是要搞清楚自己身处何方，而且也表达了一个苦难深重的事实：她是一个外地人，遇了海难，身无分文，处境艰难，正在寻找一块受神庇佑的陆地，在那里最终有人能听得懂她的话。
我通过想象能看到她的模样，刚刚下了火车，站在站台的中央，我那幽灵般的使者朝她伸过去一只胳膊，但没有用，她看不见。候车室的门开了，发出一声颤抖的哀鸣，这是浓雾之夜特有的响声。一股热气扑了出来，如同轮机的大烟囱里冒出来的蒸汽。这时我们的马车夫扎哈尔——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穿着羊皮大衣——从他的红腰带里掏出一双刚才塞进去的大手套戴上。我听见雪在他的毛毡靴下吱嘎作响，原来他正在忙着搬行李，接着又叮叮当当地套马具，然后一边大踏步走回雪橇，一边用食指和大拇指娴熟地擤鼻涕。小姐战战兢兢地缓缓爬上雪橇，怕得要死，紧紧抓住拉她上雪橇的人，生怕她巨大的身体尚未坐稳雪橇就滑行起来。最后她哼了一声，坐了下来，将拳头伸进绒毛稀疏的皮手笼里取暖。赶车人嘴唇带着唾沫咂吧一声，马儿们夹紧臀部，挪动蹄子，接着又夹紧臀部。小姐的身子向后一晃，沉重的雪橇被拉出了钢铁、皮毛和肉的世界，进入一种没有摩擦的环境。它沿光滑的路面滑行，似乎没挨着地一般。
过了一会儿，车站广场尽头的一盏孤灯突然亮起来，灯光照耀下只见一个大得夸张的影子，也戴着皮手笼，和雪橇并排跑，爬上了浪涛滚滚的雪地。然后这个影子消失了，留下小姐被吞没在一望无际的“la steppe” (1) 中。她后来用这个词说当时的情景时，既兴趣盎然，又充满了敬畏。在那无边的昏暗之中，远处村庄里闪出忽明忽暗的灯光，在她看来像是黄黄的狼眼睛。她很冷，冻僵了，似乎连“头脑的中心”都冻住了——这一句古老的格言最合适，她要是不用的话，还不知会用上什么漫无边际的夸张修辞。她时不时回头看看，驮着她的行李箱和帽子盒的另一辆雪橇是不是跟在后面——它总是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就像探险者所描绘的行驶在极地水域上的船只一样，幽灵般互为陪伴。别让我遗漏了月亮——毫无疑问，肯定有个月亮：一轮圆月，无比皎洁，和俄罗斯弥漫的寒霜相得益彰。它过来了，从一团团斑驳的小云朵中驶了出来，给云朵染上了隐隐的晕彩。它越升越高，照亮了路上留下的雪橇划痕。路面上每一堆积雪都闪着亮光，旁边落下一个臃肿的阴影，使雪堆更加分明。
很美丽，也很荒凉。可是这栩栩如生的梦境里我又在做什么呢？不知为何，那两辆雪橇已经滑远了，它们把我的想象留在了身后遥远的蓝白色路上。不，就连我耳中振动着的也不是它们远去的铃声，而是我自己的血液在歌唱。万籁俱寂，我昔日俄罗斯的荒野上空那个闪亮的大圆盘让一切显得那么美妙迷人。不过这雪是真的。我弯下腰，掬起一捧，四十五年的岁月在我的指缝里碎成了闪闪的霜尘。
二
一盏煤油灯驶进了薄暮之中。它轻轻地漂浮，轻轻地下楼。记忆中有一只手，戴着一个男仆的白色手套，将灯放在了一张圆桌的桌面中央。灯苗调得不大不小，一个镶着荷叶丝边的玫瑰色灯罩拢住了灯光。灯光里映着一间温暖明亮的屋子，外面大雪纷飞。这个家——很快就被称为“le château” (2) ——是我太祖父建的。建时怕发生火灾，楼梯都做成了铁的，这样即使房屋彻底烧毁了——苏维埃革命之后就烧毁了——那些生锈了的楼梯仍在，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还能照常上上下下。
请再说说那间屋子吧。椭圆形的镜子，挂在两根紧绷的细绳子上，明亮的镜面呈倾斜状，使劲要把家具和地板都纳入镜中。镜中的家具要倒了一般，闪亮的地板变成了一道斜坡，都想滑出镜子的怀抱。再看枝形吊灯上的悬饰，任何时候往楼上的房间里搬东西，它们都会发出细细的叮铃声。还有那些彩色铅笔，一小堆翠绿色的铅芯粉末堆在油布上，旁边一把折叠刀，它刚刚尽了自己要反复尽的责任。我们坐在桌子旁，我、弟弟，还有时不时看看手表的鲁宾逊小姐：这么大的雪，路上肯定糟糕透了；再说，这位即将接替她当家庭女教师的法国人不熟悉这里的情况，还要交代很多专业方面的棘手问题呢。
现在，再来详细说说那些彩色铅笔吧。绿色的那支，手腕只需转动一下就能削好，铅芯够画出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或者画出一间正在煮菠菜的房子烟囱里冒出的烟。蓝色的那支，可以画一条直线穿过页面——大海的地平线就遥遥看见了。还有一支说不清什么颜色的钝头铅笔不停地进入视线。棕色的那支总是断，红的也总是断。不过有些时候，刚刚断了就找一个小木片别住断头，让松动的笔尖挺立不倒，仍然能凑合着用，只是不一定很牢。那支紫色的小伙伴是我特别喜欢的，用得很短，都快抓不住了。只有那支白色的，铅笔里瘦长的白大个，还是原有的长度，或者说至少在我发现它很好用之前一直保持着原有的长度。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不在纸上留下任何痕迹的冒牌货，而是一支理想的画笔，我用它乱画一通，也觉得很像我想画的东西。
唉，这些铅笔也被我分发给我书中的角色了，它们让我虚构的那些孩子们忙碌着，所以现在它们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了。在某一章书里的某一家公寓里，在某一个段落里的某一间租住的屋子里，我也曾经放置过那面斜镜，那盏油灯，那些枝形吊灯的悬饰。如今留下来的没几样东西了，很多东西都被滥用掉了。我把博克斯（管家的宠物狗鲁鲁的儿子和丈夫），那只在沙发上熟睡的棕色老达克斯猎狗，也送出去了吗？我想没有，它依然是我的。它那灰白的口鼻埋在后腿弯里，皱巴巴的嘴角堆起了一团肉，不时发出深深的叹息，吸进去的气令肋间鼓胀起来。它太老了，睡得那么沉，不知做了多少梦（梦见可以啃一啃的拖鞋和一些刚闻过的气味），以至于门外响起微弱的门铃声时它都没动一下。这时前厅的门带着风打开了，一阵叮当响。她总算来了，我多么希望她不要来呀。
三
另一条公狗虽然性格温和，但是属于凶猛的大丹狗，所以不让它进到家里来。接下来的几天里——如果不是第二天，就是那之后的某一天——发生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它发挥了重要作用，令人欣慰。当时家里碰巧只留下我和弟弟来应付这位新来者。现在回想起来，我母亲可能几个小时前去圣彼得堡了（大约五十英里的路程），父亲在那里卷入了那年冬天发生的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母亲有孕在身，十分紧张。鲁宾逊小姐并没有留下来给小姐交代工作，她也走了——也许是我三岁的妹妹缠着她，她只好跟着去了。为了证明我们不该受此对待，我立即想出一个计划，把一年前搞过的一场激动人心的闹剧又折腾了一遍。那一次是逃离亨特小姐，地点在人多热闹的威斯巴登庄园，庄园里落英缤纷，美如天堂。这一次则在荒郊野外，四面白雪茫茫，所以很难想象我策划的这次行程到底要去何方。我们刚刚结束第一次和小姐一起的下午散步，回来时又恼又恨，气得心怦怦乱跳。我们非得听一种我们不熟悉的语言（我们所了解的法语仅限于几个日常用语），要熟悉它就得放弃我们喜欢的所有习惯，这都是我们不能忍受的。她答应我们的bonne promenade (3) 结果是绕着我家房子无聊地走，一路上积雪倒是清扫了，但地面上结了冰，还有沙子。她让我们穿上我们即使在最寒冷的日子里也从来没穿过的衣服——可怕的长筒靴和风帽，害得我们每动一下都很艰难。夏季的花坛一带积雪像凝脂一般光滑，我们忍不住想上去勘探一番，她却不许我们去。她也不许我们在屋檐下方走，因为屋檐下悬挂着巨大的冰柱，整个像架管风琴，在夕阳下燃烧一般地闪亮。散步一回来，小姐还在门厅的台阶上喘气，我们扔下她冲进家中，让她以为我们会藏在某个偏僻的小屋子里。实际上，我们是跑到了家的另一端，然后穿过一段走廊，又跑进了花园里。前面提到的那条大丹狗正在摆开架势朝附近的雪堆移动，就在它决定先抬哪条后腿时，看见了我们，便立刻欢快地跟上我们跑了。
我们三个沿着一条相对好走的小径，穿过比前面更深的积雪，来到去村庄的路上。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黄昏不可思议地突然降临。弟弟说他又冷又累，但是我逼着他往前走，后来让他骑上了那条狗（此刻，它是我们三个当中唯一还在自得其乐的）。我们已经走了两英里多的路了，月亮亮得出奇，弟弟也一声不吭了，时不时还会从狗背上掉下来。就在这时候，一个打着灯笼的仆人赶上了我们，把我们领了回家。“Giddy-eh? Giddy-eh？”小姐在门廊上发疯般大叫着。我红着脸从她身边走过，一句话也没说。弟弟眼泪夺眶而出，一五一十全交代了。大丹狗的名字叫图尔卡，它继续去干先前被打断的事：看房子周围的雪堆上有什么情况，好尽它的职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