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童年时，我们对人的手了解很多，因为人的手就垂在跟我们身材齐高的那个位置。小姐的手让人看了不大舒服，那紧巴巴的皮肤如同青蛙皮一样，上面布满了棕色的瘀斑状斑点。在她之前，还没有陌生人摸过我的脸。小姐一来就拍我的脸蛋，倒是真心疼爱的自然流露，却叫我极不自在。一想到她那双手，我就会想起她的各种特殊习惯。她削铅笔的动作像是给水果削皮，笔尖对着她紧紧裹在绿毛衣下面的胸部；那乳房又不喂孩子，却长得那么大。她还有个习惯，把小拇指塞进耳朵里，快速地抖动。每次给我一本新的习字本时，她都遵循同一种仪式。她会喘一阵粗气，嘴巴微张，连续不断地发出一系列快速的呼哧呼哧声，然后打开习字本，在里边弄出页边空白；也就是说，她会用大拇指甲划一条清晰的竖线，把页边顺着这条线折起来，压一压，再打开，用手掌抚平，然后快速地把本子掉转过来，放在我面前让我用。紧接着是一支新笔。她会用她柔软的嘴唇舔湿亮闪闪的笔尖，然后把笔尖像洗礼一般浸入墨水盒。于是每个字母的一笔一划都非常清晰，我看得高兴（尤其是因为先前的习字本写到最后都一片模糊了），就会非常认真地写下Dictée (4) 一词，这时小姐则从她的拼写测试集里搜寻一段既难又好的文字，准备听写。
五
与此同时，外面的背景也改变了。白霜和积雪被一个不言不语的道具管理员清理掉了。夏日的下午景色生动，疾云攀上蓝天，带眼状斑点的阴影在花园小径上移动。不久，课上完了，小姐在阳台上给我们读书，阳台上的垫子和藤椅在阳光下散发出浓烈的饼干香。阳光透过菱形和正方形的彩色玻璃射进来，碎成各种几何形状的宝石，落在白色的窗沿上，落在窗下盖着褪了色的白色印花布的长椅上。这是小姐状态最佳的时刻。
就在那阳台上，她给我们读了不知道多少卷书！她那尖细的声音不停地读，一刻也不减弱，一点不打磕巴，不带一点犹疑，就是一台令人称羡的阅读机器，丝毫不受她有毛病的支气管的影响。以下作品我们全听了：Les Malheurs de Sophie,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 La Petite Chose, Les Misérables, Le Comte de Monte Cristo ， (5) 还有好多其他的。她坐在那里，就像一座静静的监狱，读书声从里面被提取出来。她的上半身宛如佛像般一动不动，除了嘴唇之外，唯一动的部分就是她的一层下巴，是最小的却也是真正的那一层。黑边夹鼻眼镜闪着恒定的光。偶尔有一只苍蝇落到她严厉的前额上，额头上的三道皱纹便立刻全部跳将起来，就像三个赛跑者跨越三个跳栏。不过她脸上的表情不会有任何变化——那张脸我经常试图在我的速写簿上画下来，原因是它毫无表情，到处简单对称，这给我鬼鬼祟祟的铅笔带来的诱惑要远远大于我本该描画的物体——一盆花，或者眼前桌子上的鸭子摆设。
不久我的注意力就游荡得更远了，也许就是在这种时候，她那节奏分明的声音中罕见的纯净实现了其真正的目的。我看着一片云彩，几年后依然能想起它的具体形状。园丁在牡丹花丛里从容干活。一只鹡鸰走了几步，突然停了下来，仿佛想起了什么事情，接着又往前走，表演着自己的名字。 (6)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只黄钩蛱蝶停落到门槛上，沐浴在阳光中，尖尖的黄褐色翅膀伸展开来，又突然收拢，正好露出翅膀内侧像粉笔写上去的小小字母，接着又突然飞走了。不过这个朗读过程中最为常见的迷人源泉还是阳台上的彩色玻璃，镶嵌在阳台两侧的白色窗框里，像小丑的脸一样被画得五颜六色。透过这些神奇的玻璃，花园看上去出奇地安静，远离尘世。如果透过蓝色的玻璃看，沙子就变成了煤渣，而墨黑色的树似乎在热带的天空中游泳。黄色的玻璃创造了一个琥珀色的世界，仿佛额外注入了阳光酿造的浓酒。红色的玻璃把枝叶变成深红色的宝石，滴落在珊瑚色的园中小径上。绿色的玻璃把草木浸泡在了更绿的绿水之中。看过了如此丰富多彩的玻璃后，再看一块毫无情趣的普通方玻璃，上面爬着孤独的蚊子，或者跛腿的长脚蜘蛛，那感觉就像一个并不渴的人喝了一口水一般。透过这块普通玻璃，还会看到熟悉的树下有一条实用的白色长凳。不过在所有的窗口中，只有这一扇才是多年以后炽热的思乡之情盼望透过而一窥往事的。
小姐从未意识到她那平缓的声音是多么有力。但她说下面这些话的语气却截然不同。“啊！”她一声叹息，“comme on s'aimait（难道我们不爱彼此么）！”“在城堡里度过的那些好日子！死去的蜡制娃娃，被我们埋在了橡树下！”［不对——那是一个用羊毛填充的丑布偶。］“那一次，你和塞尔日逃跑了，让我在树林深处跌跌撞撞地寻找，扯着嗓子喊叫！”［太夸张了。］“Ah, la fessée que je vous ai flanquée（天啊，那次我打你的屁股，打得好狠啊）！”［她试图打我，真有其事，但以后再没有动过手。］“Votre tante, la Princesse， (7) 你拿小拳头揍过她，因为她对我不好！”［不记得有此事。］“还有你悄悄给我讲你儿时烦心事的样子！”［从来没讲过！］“我屋里那个舒服的角落，你就喜欢窝在那儿，因为你在那里觉得又温暖，又安全！”
小姐的房间，不管是在乡下的还是在城里的，对我来说都是个怪异的地方——就像一个温室，庇护着一株枝繁叶茂的植物，散发着一股怪味，浓烈刺鼻。我们当时还小，她的房间就在我们隔壁，但她的房间好像不属于我们那个空气清新、环境舒适的家。在令人恶心的雾气中，散发着各种各样的臭气，其中有一种苹果皮氧化后的沉闷气味。油灯昏暗，书桌上各种古怪的东西闪着微光：一个放着甘草棒的漆盒子，她总是用削笔刀从甘草棒上切下一些黑色的碎片，放在舌头下慢慢含化；一张绘有湖泊和城堡的明信片，城堡的窗子上装饰着亮晶晶的贝壳；几个紧紧揉起来的锡箔纸团，都是她晚上吃巧克力剥下来的包装纸；几张她死去的外甥的照片，外甥的妈妈的照片，上面还有她的题字——悲伤的母亲；还有一个叫马兰特的先生的照片，他在家人的逼迫之下娶了一个富有的寡妇。
有一张照片放在所有的照片之上，镶有高贵的石榴石相框。照片上拍摄了一个黑发年轻女子的侧脸肖像，身材细长，穿着紧身连衣裙，长着一双勇敢的眼睛，头发浓密。“一条辫子跟我的胳膊一样粗，垂到我的脚踝那么长！”这是小姐戏剧化的评论。这就是曾经的她——然而我的眼睛看遍她现在这熟悉的身躯，无论如何也难找出相框里装的那个优雅形象。我和充满敬畏的弟弟发现了一些情况，使得要找出她当年优雅形象的任务更为艰巨。大人们看到的小姐是白天穿得严严实实的小姐，他们从来没见过我们小孩子在晚上看到的她的样子。晚上我们中的某一个做噩梦，尖叫起来，把她从睡梦里惊醒，她就头发凌乱，手里端着蜡烛，跺着一双光脚进了我们的卧室；血红色的睡衣包不住她那摇摇晃晃的大块头身材，睡衣的蕾丝金边在灯下闪烁，那模样活像拉辛荒诞剧里可怕的耶洗别 (8) 。
我一生中睡眠一直很差。不管有多累，与意识分离的痛苦会引起我无法言说的反感。我诅咒睡眠之神，那个把我捆在木桩上的黑脸刽子手。这么多年之后，我已经习惯了夜里不能入睡的折磨，就算那把熟悉的行刑之斧眼看就要从天鹅绒大箱里拿出来，我几乎能昂首阔步地面对。不过我当初可没有这般从容，也没有如此的防卫之术：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扇通向小姐房间的半开半掩的门。门上一道垂直的微弱亮光正是我能依赖的东西，因为在彻底的黑暗中我会头晕，正如灵魂会在昏暗的睡眠中消解一样。
星期六晚上通常会有快乐的期盼，因为那是小姐每周纵情享受的洗澡时间，这样门缝上的那道微弱亮光也就让我受用得更久一些。不过接着又有更加微妙的折磨来临。在我家位于圣彼得堡的房子里，育儿室的浴室在一道之字形走廊的尽头，离我的床大约有二十次心跳的距离。我一面害怕小姐从浴室回到她开着灯的卧室，一面羡慕弟弟木讷的鼾声，除此之外，我无法真正利用这段时间让自己迅速入睡，因为黑暗中的一个小亮缝说明我怎么努力都是徒劳。终于它们来了，那些不可阻挡的脚步，沿着走廊重重地走过来，震得某个悄悄陪我守夜的玻璃制品在架子上发出惊慌的叮当声。
现在她进了她的房间。灯光的明暗度轻轻变了变，让我明白她床头柜上的蜡烛取代了书桌上的灯。属于我的那一线亮光依然在，不过变得苍老暗淡了，而且小姐一动，床咯吱一响，光影就会摇曳。我仍然听得到她的动静。一会儿是一阵清脆的沙沙写字声，好像在拼写“Suchard” (9) ，一会儿是水果刀嚓嚓地裁开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10) 杂志书页。我听到她在微微喘息。整个这期间，我都极其痛苦，拼死拼活地想哄着自己入睡，过几秒钟就睁开眼睛看看那微弱的亮光，想象着天堂就是一个不眠的邻居借着永不熄灭的烛光读着一本永无止境的书。
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夹鼻眼镜盒“啪”的一声合上了，杂志搁在了床头柜的大理石桌面上。小姐噘起双唇猛吹了一下，第一次尝试失败了，灯苗喝醉了一般摇摇晃晃地躲开。然后第二次冲锋，灯光彻底灭了。一团漆黑中我失去了方位感，我的床似乎在缓缓漂移，惊恐之下我坐起来，瞪眼观瞧。终于我的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从眼内出现的诸多漂浮物当中搜寻到了几个更为珍贵的模糊亮点，它们漫游在没有方向的遗忘世界里。直到后来，半忘半记，那几个模糊亮点固定下来，原来是窗帘昏暗的褶皱，窗帘后面远远亮着街灯。
相对于那些痛苦的夜晚，圣彼得堡令人振奋的清晨是多么不同啊！北极之春凛冽而又温柔，潮湿而又闪亮，碎冰归拢起来，沿着海蓝色的涅瓦河顺流而下。春光映得屋顶闪闪发亮，春光给街上的雪泥涂上一层厚厚的藏蓝色阴影，这景象我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小姐穿着仿海豹皮的大衣，胸部一块高高地鼓起来。她和我弟弟并排坐在四轮马车的后座，我坐在他们对面，中间一块护膝毯连接着我们。我抬起头，能看见沿街的房屋之间高高地拉起一道道绳子，上面挂着半透明的好看旗子，绷得展展的，在高空飞扬。旗子上有三色宽条——浅红色的、淡蓝色的和纯白色的——在阳光和流云的遮挡下显不出与国庆节有直接联系，不过此刻，在记忆中的城市里，它们毫无疑问是在庆祝这春日的精华，庆祝四溅的泥浆，庆祝那只毛茸茸的异域小鸟——它落在小姐的帽子上，一只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六
她跟我们一起生活了七年，课教得越来越少，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出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英国女家教和俄国男家教如潮水般，不知换了多少，跟他们相比，她就像一块摇撼不动的岩石。她和所有的家教关系都不好。家里吃饭平时很少少于十二人，遇上给谁过生日，吃饭的人数就上升为三十或者更多，这时在餐桌上坐在什么地方就是小姐格外敏感的问题。叔叔舅舅姑姑婶婶以及表兄妹等人都会从邻近的田庄赶来，村里的医生会驾着他的双轮马车来，能听见村里小学的校长在冷飕飕的门厅里擤鼻涕，然后走过门厅里的一面面镜子，手里紧握着一束从山谷里采来的鲜百合，嫩绿潮湿，刷刷作响，要么紧握着一把脆弱的天蓝色矢车菊。
如果小姐发现自己远远地坐在桌子末端，尤其是如果她的位置排在和她一样胖的某个穷亲戚之后时（她就会轻蔑地耸耸肩说：“Je suis une sylphide à côté d'elle。” (11) ），她觉得深受伤害，嘴唇禁不住抽动，似乎要露出讥讽的微笑——这时某个不知就里的邻座也冲她微笑的话，她就会连连摇头，好像刚才是陷入了沉思，现在才清醒过来，还要说上一句：“Excusez-moi, je souriais à mes tristes pensées。” (12)
造化似乎不希望放过任何一件会让她超级敏感的事情，所以让她耳朵有点背。有时候正在吃饭，我们会突然发现小姐丰满的脸颊上滚下两颗泪珠来。“不用管我。”她会小声说，继续吃饭，直到没有擦去的眼泪模糊了双眼。这时她会伤心地打个嗝，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出餐厅。后来慢慢知道了实情。比如说，大家的谈话主题转向了我叔叔指挥的军舰上，她就觉得这是变着法子讽刺瑞士没有海军。要么就是她猜想只要说起法语来，那就是故意设局，不让她主导谈话，不让她重视谈话内容。可怜的女士，餐桌上明明说着她能听懂的话，她却偏要紧紧张张、慌慌忙忙地控制谈话，于是谈话转回俄语，她听不懂也就不足为怪了。
“先生，贵国的国会情况如何？”她会突然从她所坐的餐桌另一头大声地向我父亲提问，而父亲烦了一天后，并不真的想和一个既不关心也不了解国家大事的世外怪人共商国是。以为有人说起音乐，她便会滔滔不绝：“可是，寂静也挺美的。何必呢，有天晚上，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个荒凉山谷里，我确实听见 了寂静。”尤其是后来她越来越聋，没人问问题，她反而答话，说的都是这类俏皮话，结果引起的只是一片痛苦的沉默，而不是逗得大家轻松愉快地闲聊起来。
说真的，她的法语非常好听！她珍珠般的法语流水般倾泻出来，阳光般喷薄出来，感觉之纯真，就如同拉辛虔诚诗行里用头韵体描写罪恶一样，这时我们还会在乎她浅薄的文化、暴躁的脾气、平庸的思想吗？教会我欣赏真正诗歌的是父亲的图书馆，而不是她那有限的知识，但尽管如此，她的母语中有清澈华美之气，对我产生了特殊的振奋作用，就像白花花的嗅盐可以用来净化血液一样。这也是我现在想到小姐说话声音就难过的原因。那时小姐看到自己大象般的身体里发出来的夜莺般的声音不受欣赏，不受重视，肯定觉得痛苦。她在我们家待的时间很长，太长了，一直固守着一个希望，希望有朝一日奇迹出现，把她变成朗布依埃夫人 (13) 那样的人，办起一个金箔锦缎装饰的沙龙，在她精彩咒语的影响下，吸引来诗人、王子和政治家。
要不是因为一个叫兰斯基的人，她还会如此希望下去。兰斯基是一个年轻的俄国家教，眼睛有点近视，持有强烈的政治观点，曾经给我们教过很多门课，还参加我们的体育活动。他之前还有过几位俄国家教，没有一个是小姐喜欢的。不过对他，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le comble” (14) 。兰斯基虽然敬重我父亲，但不大欣赏我们家的某些方面，比如男仆和法语。他认为说法语是贵族习俗，在一个自由主义家庭中没有好处。另一方面，小姐坚信，兰斯基要是只用简单的哼哼声（因为他不会用更好使的语言，哼哼声便带点德语的味道）来回答她直截了当的问题，那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法语，而是因为他想当众羞辱她。
我现在能听到也能看到小姐请求兰斯基把面包递给她，声音优美动听，但上嘴唇微微颤动，让人觉得要出事。我同样也能听到并看到兰斯基若无其事地喝着汤，装作一点听不懂法语的样子。终于小姐忍无可忍，狠狠说声“Pardon, Monsieur” (15) ，伸手径直探过兰斯基的盘子，一把抓起面包篮，回身坐下时又说一声：“Merci！” (16) 那声音充满讥讽，以致兰斯基那毛茸茸的耳朵会变成天竺葵的颜色。“畜生！无赖！虚无主义！”过后她在自己的卧室里这样哭骂——那屋子已经不在我们隔壁了，但还在同一层楼上。
要是碰上兰斯基下楼，她正好上楼，那就冤家路窄。我们圣彼得堡家里的液压升降机会经常拒绝运行，故意欺负人似的，她只好吃力地爬楼梯，每爬十个台阶就要停下来呼哧呼哧喘一阵。小姐坚持说是兰斯基心地歹毒，故意撞上她，推她，将她打翻在地。我们几乎已经看到小姐趴在地上，兰斯基正在踹她的情形。她吃饭中途退场也越来越频繁，要是错过饭后甜点，我们就出于礼节送到她屋里去。她和我母亲不住在同一层楼，她就在她屋里给我母亲写一封长达十六页的信，等我母亲赶到楼上来时，会发现她在演舞台剧一般地收拾行李。后来终于有一天，她收拾行李时再没人去管，由着她收拾完毕走人。
七
她返回了瑞士。一战爆发了，接着又是革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我们之间中断联系已经很久了。有一次我在流亡生活中偶然出行，碰巧跟一位大学同学去了一趟洛桑，于是我想，不妨去看望一下小姐，说不定她还健在。
她果然健在。比以前更结实了，头发花白，耳朵几乎全聋了。她非常激动，饱含爱意地欢迎我。她家里现在挂的不是西庸城堡 (17) 图，而是色彩艳丽的俄式三驾马车图。她说起她在俄国的生活时充满深情，仿佛那是她自己失落的故乡。说来也是，我发现她居住的这个小区里住着和她一样的瑞士女家教。她们经常聚在一起，争相翻腾往事，于是她们在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小小孤岛。小姐的密友是木乃伊般的戈莱小姐，我母亲当年的女家教，八十五岁了，仍然衣着整洁，性格开朗。母亲结婚后，她跟着来我家又待了好多年，只比小姐早两年返回瑞士。当年同在我家屋檐下时，她俩并不怎么搭话。人说起往事总是分外亲切，这也能部分地解释这些可怜的老太太们在离开她们工作过的异国他乡以后才对它热爱有加，尽管她们对那个国家并不真正了解，当年在那里时也没有一个人感到非常满意。
小姐耳聋，也就不可能交谈，于是我和朋友决定第二天给她带去一个助听器，这东西估计她自己买不起。她一开始不能把这个笨重东西调试到位，但调好后马上朝我转过头来，目光迷惑，眼里闪动着带泪的惊奇和喜悦。她发誓能听见每句话，能听见我的每一句低语。我心下怀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压根没有说话。假如我真说话了，我会让她谢谢我的朋友，这仪器是他掏的钱。那么她听见的是不是寂静？就是她过去曾经说起过的阿尔卑斯山谷里的寂静？过去她是在对自己撒谎，而现在，她在对我撒谎。
在动身去巴塞尔和柏林之前，我碰巧在雾蒙蒙的寒冷夜晚沿着湖边散步。在一处地方，一盏孤灯冲淡夜色。灯光下，雾气似乎变成了看得见的毛毛细雨。“Il pleut toujours en Suisse” (18) ，是一句随便说说的话，想当年小姐一听，放声痛哭。下面，一道宽阔的涟漪，差不多是一道大浪，还有一样隐隐发白的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走近轻轻拍打的湖水，我看清那是什么东西了——一只老天鹅，大块头，又粗又笨，渡渡鸟一般，很可笑地要让自己站稳在一条停泊的小船上。可是它站不稳。它沉重的翅膀无力地拍打，打在随波摇摆的小船上，发出滑溜溜的声音，水波涌起，遇上灯光，闪着黏稠的微光——所有这一切似乎一瞬间带上了奇怪的意义，这意义有时候在梦中与一根手指头相联系，它先按在紧闭的嘴唇上，然后又指向某个东西，然而做梦人来不及看清那是什么东西就惊醒过来了。虽然我很快就忘记了那个阴沉的夜晚，但是奇怪的是，那个夜晚，那种复合的意象——战栗、天鹅、波涌——两年之后当我得知小姐已经去世时，首先出现在我的头脑当中的就是这些景象。
她一生都在感受痛苦，痛苦是她人生的基本部分。痛苦有轻有重，有深有浅，只有痛苦才让她感受到生命的运动与存在。令我感到不安的是，假如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痛苦感，那就不足以铸造永恒的灵魂；我那大块头的忧郁小姐可以生存于世，但不会达到永恒。我真的把她从小说中救出来了吗？就在我听见的节奏之声摇摇摆摆、渐渐消失之前，我抓住了自己的疑问：在我认识她的这么多年里，我是不是完全忽略了她的内心世界？她的内心世界是否远比她的下巴、她的习惯，甚至她的法语更为丰富？她的内心世界是否和我最后一次见她的那一刻密切相关？是否与她为了让我尽到善心高兴离去而说的那个漂亮谎言密切相关？要么与那只天鹅密切相关？它的痛苦比跳天鹅舞的演员弯曲低垂的苍白胳膊更接近艺术真实。总而言之，我忽略了的东西只能等到以后才能明白，等到我在童年的安定环境中所最爱的人和事已经化为灰烬或者从心头消失之后，才能明白。
* * *
(1) 法语，大草原 。
(2) 法语，城堡 。
(3) 法语，愉快的散步 。
(4) 法语，听写 。
(5) 法语，《苏菲的烦恼》、《八十天环游地球》、《小东西》、《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 。
(6) 鹡鸰的英文是“wagtail”，意为“摇尾巴”。
(7) 法语，你的姑妈，那位公主 。
(8) Jézabel，《圣经·列王纪》中以色列王亚哈之妻，以邪恶淫荡著名。
(9) 瑞士苏卡牌巧克力。
(10) 法语，《两个世界评论》 。
(11) 法语，我坐在她身边就是一个仙女 。
(12) 法语，对不起，我只是在对自己的忧思微笑 。
(13) Madame de Rambouillet（1588—1665），于一六一八年创立文学沙龙，邀请文学界人士和贵族中的社会名流以平等身份参加，对当时法国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4) 法语，讨厌到了极点 。
(15) 法语，对不起，先生 。
(16) 法语，谢谢 。
(17) Château de Chillon，瑞士古堡，位于日内瓦湖畔。
(18) 法语，瑞士总是下雨 。
瓦西里·希什科夫
我对他仅有的一点点回忆集中在去年春天的一段时间内：一九三九年的春天。我参加过几次“俄国流亡文学之夜”的活动——从二十年代早期开始流行于巴黎的枯燥乏味的活动之一。当我疾步下楼梯时（休息时间给了我开溜的机会），好像听到身后有急切追赶的脚步声。我转头回望，这便是我第一次见他。他在高出我几层的台阶上停了下来，说道：“我叫瓦西里·希什科夫，是个诗人。”
然后他下了楼梯，来到我站的那层——一个典型的俄罗斯青年，身材健壮，厚嘴唇，灰眼睛，嗓音深沉，握起手来让人觉得宽松舒适。
“我想请教你一些问题，”他继续说道，“你我之间见个面还是可取的。”
我自己不是个特别爱与人见面的人。我所以答应他，只因为我心肠软。我们决定他第二天来我住的破旧旅馆（倒有个豪华名字：皇家凡尔赛）。我很准时地下了楼，到了一个客厅模样的地方。这地方有电梯抽筋般上上下下，还有四名德国流亡者常聚在一个角落里说话，讨论的是身份证办理过程中错综复杂的手续事宜。如果不在意这些情况的话，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上还算清静。四个德国人中有一个人好像觉得他的境况不像其他人那么糟糕，但其他人争论说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后来第五个人出现了，不知为何用法语向他的几位同胞打招呼：是开玩笑，还是炫耀？或者是新语言的诱惑？他刚买了一顶新帽子，大家都戴上试了试。
希什科夫进来了。他脸上的表情很严肃，肩膀甩动起来好像也很严肃。旋转门生锈了，转动不灵活，他费了好大劲才进来，还没顾上四面瞅瞅，就看见了我。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他没有露出见人就咧嘴笑的样子。那种笑容我非常害怕——我自己也容易见人就咧嘴笑。我费了好大劲把两张加有厚软垫的扶手椅拉到一起——又一次令我极其高兴的是，他没有做出要帮我一把的机械手势，而是很自在地站在一旁，双手插在他那老式的防水上衣的口袋里，等着我安排座位。我们刚一坐下，他便掏出一本茶色的笔记本。
“首先，”希什科夫说道，抬起他睫毛浓密的漂亮眼睛凝视着我，“一个人必须拿出他的证件来——我说的对吧？这要是在警察局，我就出示身份证了；可是对你，格斯伯丁·纳博科夫，我必须拿出这个来——一本诗集。”
我匆匆翻阅了一下。笔迹很有力，微微向左倾斜，洋溢着健康与天赋。唉，一旦加快速度一行行往下看，我就感到了强烈的失望。这诗糟透了——平淡、俗艳、过分地矫饰。华而不实的头韵和故意堆砌的大量蹩脚尾韵使其显得平庸透顶。列几组押韵搭配便足以说明其蹩脚，如teatr和gladiator相押，mustang和tank相押，madonna和belladonna相押。至于主题，最好不谈了：作者拿着里拉琴，碰到什么就唱什么，曲调一成不变。对一个敏感的人来说，一首接一首地读这样的诗就是活受罪。但作者紧紧盯着我不放，目光控制着我视线的方向和手指的动作，弄得我不好意思就此罢手，便只好翻到每一页时暂停一两次。
“好了，有何裁决？”我读完后他问道，“不算太糟？”
我打量着他，他那张脸，毛孔粗大，但还算光滑，没有现出任何恶意的神情。我回答说他的诗太差，不可救药。希什科夫弹了一下舌头，将他的笔记本塞回了防水上衣的口袋，说道：“这些身份证明不是我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的确是我写的，但只是瞎编的。这三十首诗全都是今天早上写成的。说实话，我觉得模仿赋诗狂的作品是一项很讨厌的任务。反过来说，我现在知道你对人不留情面——这就意味着你是可以信赖的。这才是我真正的护照。”（希什科夫递给我另外一本笔记本，比前一本破烂得多。）“请随便读一首，对你我来说，一首足够了。顺便说一下，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的小说。你的小说让我烦躁不安，就像一束强烈的光，或者像一个人在不愿说话而想思考时陌生人之间的大声交谈。但同时，从纯粹的生理学角度来说——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你掌握了一定的写作秘诀，某些基本色彩的秘密，一些相当少见也很重要的东西，可惜，这些东西你应用无方，只局限在你一般能力的狭小范围内——打个比方说，你开着一辆马力很大的赛车四处乱跑，其实这种赛车你绝对用不着，但你开着它就会不停地想下一步能轰隆隆地跑到哪里去。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掌握了写作的诀窍，人们就必须正视你——这也是我有事想求你支持的原因。不过首先，还是请看看我的诗。”
（我必须承认，他对我的文学作品如此品头论足，我既没有料到，也觉得多余，但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当深。和他此前编造的那套无关痛痒的谎言比起来，这些话要放肆得多了。我写作只为实实在在的快乐，我发表作品并不是为了实实在在的钱，尽管这后面一点多多少少意味着一个消费者的存在。我好像总是觉得，我那些出版了的书，在它们自然演变的过程中，离开赖以自足的源泉越远，它们会遭遇到的偶然事件就越抽象，越无关紧要。至于所谓的读者评价，我觉得，交由他们审判，我就算不上是被告，顶多就是最不重要的证人的一个远亲。换句话说，一个评论家的表扬在我看来是一种古怪的sansgêne (1) ；评论家要是谩骂，那就是与鬼打斗，徒劳而已。此刻，我正在尽力忖度希什科夫是每遇到一个自负的作家都会如此直白地来个当头棒喝，还是因为他觉得只有我配得上他的评论才对我直言不讳的。我得出的结论是，就像那些打油诗的把戏是他有点幼稚但真诚渴求真理的表现一样，他说出对我的评价也是出于一种愿望，想最大限度扩大双方坦诚相对的襟怀。）
我隐隐约约地担心，他这些真正的作品会不会露出些许在他的仿作里被无限夸大了的缺陷，但后来证明我的担心没有根据。这些诗写得很好——我希望另抽时间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最近，我设法让其中一首发表在一家流亡杂志上，诗歌爱好者们注意到了它的原创性。 (2) 面对一个如此奇怪地渴求他人观点的诗人，我不由自主地说了我的观点，还作为矫正补充说，讨论到的这首诗风格上有一些小小的瑕疵，例如，“v soldatskih mundirah”用法不是很地道；这里的“mundir”（制服）用来指较低层的人时最好用“forma”。即使如此，这行诗还是太好了，不能改动。
“你是行家，”希什科夫说，“既然你同意我的意见，认为我的诗不是毫无价值的小东西，那就把这个本子留给你保管吧。人保不准会出什么事，我老有奇奇怪怪的想法，非常奇怪的想法——好啦，无论如何，现在看来一切美好。你看，那天我拜访你，为的是邀请你参与我正计划推出的一本新杂志。星期六在我那里有个聚会，各样事情都得敲定。当然，我并不幻想以你的能力会痴迷于现代世界的问题，但我想从风格上说，这本杂志也许会令你有兴趣。所以，请你一定来吧。顺便提一句，我们也期待……”（希什科夫提到了一位非常著名的俄国作家）“……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的参加。你得理解——我已经身陷绝境，必须渡过难关，否则会发疯的。我转眼就三十了，去年来到这里，巴黎，之前在巴尔干半岛度过了一事无成的青春时代，后来又去了奥地利。我现在的工作是装订工，但我以前做过排字工，甚至图书管理员——简言之，我总是和书打交道。是的，我再说一遍，我有生以来一事无成，最近，我老是冒出要有所作为的想法——一种令人极其痛苦的感觉——因为你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自己，也许吧，但你还得看看周围，有多少苦难、愚昧和污秽。然而我这一代的人什么都注意不到，什么行动也没有，尽管行动不可或缺，就像是呼吸或面包一样。提醒你一下，我讲的并不是让每个人都烦得要死的燃眉大事，而是大家不会注意到的大量琐事，尽管这些琐事无疑是会孕育出怪物的胚胎。比方说吧，有一天，一个母亲失去了耐心，将她两岁大的女儿淹死在浴盆里，然后她又用同一盆水洗了澡，因为水很热，热水是不应该浪费的。上帝啊，这跟屠格涅夫一篇冗长的小故事中写的老农妇有多大区别啊！那位老农妇刚刚失去了儿子，但她平静地喝完了一碗白菜汤，因为‘汤里已经加了盐’，这让那个来她小木屋拜访的体面女士震惊不已。大量类似的琐事时时发生，处处发生，重要程度不同，形态各异——带细菌状尾巴的、点状的、立方体状的——能搅得人心神不宁，以致透不过气，吃不下饭——这是实情，你要是觉得荒唐，我一点都不介意。不过，你可以照样来我这里。”
第二天希什科夫寄给我一封冗长的信，以此落实我要去之事，我从信中摘录了几段，和我们在“皇家凡尔赛”的谈话合在一起。到了星期六，我赴会稍稍晚了点，所以当我走进他那狭小但却整洁的chambre garnie (3) 时，人都到齐了，只缺那位著名作家。与会的人里，我看着眼熟的有一家已经停刊了的杂志的主编，还有几个人——一个体态丰满的女人（我感觉是一个翻译家，要么是一个见神论者），带着一个阴沉沉、活像一件黑色饰品的小个子丈夫，还有她的老母亲。两个外表猥琐的绅士，穿着不合身的西服，流亡卡通画家马德笔下的人物就是如此穿戴。还有一个精神饱满的金发家伙，是主人的朋友——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我注意到希什科夫不停地竖起一只焦虑的耳朵——我还注意到，他非常自信、非常快活地一拍桌子站起，结果发现他听到的门铃声是另外一套公寓里传出来的——看他这样，我也热切地盼望着那位著名人士的到来，可是那个老家伙始终没有出现。
“女士们，先生们，”希什科夫说道，开始介绍他要办一份月刊的计划，说得头头是道，娓娓动人。月刊名为“痛苦与庸俗博览”，主要是收集当月报纸上的相关材料，不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按“艺术性的高下”从低到高“渐升式”地排列。那位昔日的主编引用了相关数据，宣称他能断定这样的一份俄语流亡刊物是卖不了钱的。那位体态丰满的文学女性的丈夫摘下夹鼻眼镜，捏捏鼻梁，又是打嗝，又是喘气地说，如果办刊物意在与人类的悲惨处境作斗争，那么把办刊物所需要的钱直接分发给穷人不就实际得多了嘛。本来还指望从他那里得到办刊物的钱，一听这话，大家心都凉了。之后，主人的朋友又重复了一遍希什科夫已经说过的那些话——说得比较简洁，但要点更为分明。也问了我的意见。希什科夫一脸悲剧神情，所以我竭力支持他的计划。大家很早就散了。他送大家到楼梯平台时，滑倒了，坐在地板上不起来，带着难以置信的眼神快活地笑，想引得大家也笑起来，结果过了许久才等来了一阵笑声。
两星期之后他又来找我，那四个德国难民又在讨论护照问题，过了一会儿第五个人进来了，很欢快地用法语说道：“你好，魏斯先生；你好，梅耶先生。”希什科夫回答我的问题时心不在焉，好像不大情愿似的，说办刊物的想法看来不现实，他已经不再考虑这件事了。
“我想跟你说的事是这样的，”经过一阵心神不宁的沉默后，他开始说道，“我一直试了又试，要作出个决定，现在我觉得或多或少有些眉目了。我为什么会处境如此糟糕，原因你是不会感兴趣的。能说的我都在我的信里说了，但那主要是当时手头上要办的那件事——就是要办那刊物。问题要比办刊物的事更复杂，更令人绝望。我一直在试图决定该怎么办——怎样停下来，怎样摆脱困境。逃到非洲去，逃到殖民地去？可是要办那些必要的证件太费周折，划不来。就是办下来了，要考虑的事情还是一样的，在海枣和蝎子的迷雾中考虑和在巴黎的雨里考虑没什么不同。试一试重返俄罗斯？不，不能再入虎口。退隐进修道院？可是对我来说，宗教没意思，也很陌生，要让它与我所认为的精神现状发生联系，无异于让它与假想中的怪兽发生联系。自杀？可是死刑是我特别讨厌的事，怎能充当自己的行刑者。再者说，我害怕遭遇哈姆雷特哲学里未曾梦想到的某些结局。因此，余下只有一件事：散了，化了，消失了。”
他还问了他的手稿是否安全，稍后就走了——肩膀宽阔，背却有点驼，穿着防水短上衣，没戴帽子，颈后的头发需要修理一下——一个纯真、忧郁的人，有着非同寻常的魅力，对他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提供什么帮助。
五月下旬，我离开巴黎去了法国的另外一个城市，八月底回到了巴黎，碰巧遇到了希什科夫的朋友。他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怪诞的故事：我离开巴黎一段时间后，瓦西里扔下他那点微薄的财产，消失了。警察找不到任何线索——只发现“希什科夫先生”早已任由自己的“牌子”——俄国人是这么叫护照的——过期了。
到此为止。我的叙述以一桩神秘故事的开头引子结束了。我从他的朋友——此人或许是他偶然认识的熟人而已——那里了解到有关希什科夫生活的零星信息，草草记了下来——将来有一天或许会被证明是有用的。可是他到底去了哪里呢？一般说来，当他提到“散了，化了，消失了”时，他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其实只是信口一说，不合常理，他的意思是要消失在他的艺术中，散化在他的诗章里，如此给他自己，给他这个闲云野鹤的人，什么都不留，只留下诗歌？他的诗里有两句：
如此不同寻常的棺材，
透明而又坚固。
不知这样说是否太过。
* * *
(1) 法语，放肆的行为 。
(2) 编者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原注：参见书末《注释》。
(3) 法语，带家具的房间 。
极北之国 (1)
假定记忆能够脱离头饰而存在，你还记得在你去世几年前，你我共进午餐（分享营养）的那一天吗？让我们假想——也就是随便想想——有这么一本全新的信函范文手册。致一位失去右手的女士：我亲吻您的“省略”。致一位已故之人：对您充满敬意的某某某。但是我受够了这些矫揉造作的小品文。你要是不记得了，那么我来帮你回忆。对你的记忆也能算你自己的回忆，此话至少语法上说得通。说得好听一些，我完全赞同这样的说法：你死后，我和世界仍然存活，那只是因为你还记得我和这个世界。我现在给你写信，基于下述原因。我现在给你写信，是在下述场合。我现在给你写信，就是想同你聊聊福尔特。瞧这命运！瞧这神秘！瞧这字迹！我讨厌硬让自己相信他不是个弱智就是个kvak（你总是用这个俄语词来代替英语词“假内行”），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这么一个人，他……他因为真理之弹在他体内爆炸而不死……所以就成神了！和他相比，所有的昔日先知们全都微不足道了：夕阳下牧群扬起的尘埃，梦中之梦（醒了还在做梦），我们这个学术殿堂里的隐逸学者们严防死守不让外人进来的门缝。福尔特站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 ，在真正的现实之中。好一个真正的现实！——就像蛇膨胀的喉咙一般，让我着迷！还记得我们在福尔特经营的酒店吃午餐吗？那地方临近意大利边境，周围是肥沃的梯田，柏油马路两边长着一望无际的紫藤，空气中散发着橡胶和天堂的味道。那时候，亚当·福尔特还是我们中的一员。如果说当时他还没显示出什么征兆……我叫它什么征兆呢？——比如说先知的征兆——他那强壮的整体构造（身体的动作如同桌球连击一样协调，软骨上仿佛装了轴承，举止精准，鹰一般超然），现在回想起来，至少也说明了他能劫后余生的原因：原有的基数太大，减去一些也没关系。
哦！我的爱，你依然存在，你的微笑从传说中的海上飘来——我再也看不到了！哦！我咬住指节，不让自己哭得浑身发抖，可是痛哭怎么都止不住。就像刹车虽已踩到底，可车子依然下滑，我哇哇地痛哭失声，还表现出一些很丢人的肢体语言：眨巴发烫的眼睛，胸口闷得慌，擦脏了手帕，又是流泪，又是张大嘴抽搐——可我就是没办法，没有你我活不下去。我擤了把鼻涕，咽了口唾沫，然后再一次使劲对着我抓在手里的椅子和砰砰敲打着的桌子说，我不能因为没有你就这么哇哇大哭。你能听见吗？这来自一份陈腐的问卷，鬼魂不会回答的，但我们的死囚伙伴们却欣然替鬼魂作答。“我知道！”（手胡乱指向天空）“我很乐意告诉你！”你可爱的脑袋，两鬓下陷，一枚勿忘草般的灰色眼眸斜睨着一个初吻，撩起头发时温柔地露出耳朵……我怎能接受你消失在那个巨大的洞穴里？你进去了，一切都滑进去了——我的整个人生，潮湿的沙砾，各种物体，各种习惯——又有什么样的墓室围栏能够阻挡我怀着静默的憧憬跌进这深渊之中呢？灵魂眩晕了。还记得吗，你刚刚过世时，我是多么匆忙地冲出了疗养院啊！不是走着出来的，而是跌跌撞撞出来的，甚至在悲痛中起舞（人生就像手指夹在了门缝中）。我独自走在蜿蜒的小路上，周围都是表皮极其粗糙的松树和多刺的龙舌兰，这片披着绿色装甲的世界悄悄地收起自己的脚，以免染上疾病。唉，是啊——我身边的一切都高度警觉，专心致志地保持着沉默，只有当我注视着某样东西时，那东西才一惊之下招摇地动起来，发出沙沙声或者嗡嗡声，假装没有注意我。普希金称之为“冷漠的大自然”。一派胡言！准确一点说，应该是一直在躲避我们的大自然。
然而多么可惜啊！你是个多么可爱的人！我们的孩子也随你而去了，在你体内靠一个小小的扣子与你紧紧相连。不过，我可怜的先生，一个女人喉部患了结核，就不该让她怀孕。不知不觉从法语翻译成了阴间语言。你怀孕六个月时死去，把余下的十二个星期也一并带走，真像是欠债没有还清一般。我多么想要她为我生一个孩子啊，红鼻子的鳏夫对着墙壁倾诉道。Êtes-vous tout à fait certain, docteur, que la science ne connaît pas de ces cas exceptionnels où l'enfant naît dans la tombe？ (2) 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散发着大蒜味的医生（他同时也是福尔特，或者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格外爽快地回答说，当然会的，这种事情过去的确时有发生，这样出生的孩子（也就是母亲死后出生的）被叫作尸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