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会很安静，无拘无束，不知为何节奏甚至像孩子们闹着玩，这大大消除了K的疑虑。机械地抽烟，金色纹理的小盘子里摆着各种精致的小点心，一套套充满友爱的动作（某个人会为另一个人找来几张活页乐谱，一个女孩在试戴另一个女孩的项链），简单，宁静，一切都显示出这种聚会特有的友善。这种友善K本人并不具备，但可以在生活的各种现象中表现出来，如皱纸包着的一颗糖绽放出一丝微笑，别人的闲谈中能探测出老友情深的回声。王储正忙着把六个小球推进一个口袋大小的玻璃迷宫中央去，他蹙眉专注，时不时发出一连几声激动的呻吟，到最后变成了一声愤怒的哼哼。一个红发女郎，身着绿色裙，赤脚穿着凉鞋，故作悲伤，拿腔拿调，在一旁不停地说他永远不会成功。但是王储却坚持了很久，轻轻地抖动那些不听话的小玩意儿，一跺脚，又从头开始。最后，他把一个迷宫扔到沙发上，沙发上坐着的几个人又马上接着玩了起来。有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子，面部痉挛给他破了相，他坐到钢琴前，学着某人弹琴的样子，忽轻忽重地敲击键盘，接着马上又站起来，和王储讨论起另一个人的天赋，估计说的是他刚才没头没尾地弹奏了一段的那首乐曲的作者。那个红发女郎撩起裙子，一边挠露出的美腿，一边给王储解释刚才被他们中伤的那位作曲家在一桩复杂的音乐圈内斗中处于什么地位。王储突然看了看手表，转向那个在角落里喝橙汁的年轻金发杂技演员，用一种略带担忧的语气说道：“翁德里克，我想到时间了。”翁德里克闷闷不乐地舔舔嘴唇，放下手中的杯子走了过来。王储用肥胖的手指解开翁德里克的裤子前裆，把他粉红色的私处整个掏了出来，拣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开始有规律地抚摸那根光洁的小棍。
“刚开始，”K讲述道，“我想我是失去了理智，产生了幻觉。”让他最吃惊的是那个过程是那样地自然。他感到胃在翻腾，就离开了。一到街上，他甚至跑了一会儿。
他觉得他只能向他的监护人倾诉他的愤怒。虽然他不喜欢那个相貌平平的伯爵，但他还是决定同他商量，就当他是自己唯一的熟人。他绝望地问伯爵，像阿道夫这样的人，道德如此败坏，年纪又不小了，因此很可能无法悔过自新，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今后的国家统治者呢。王储的行为让他突然看清了王储的本质，同时也让他明白了，这个无比下流的家伙，尽管爱好艺术，其实是个野蛮人，是个自我放纵的畸形儿，缺乏真正的文化教养，仅仅掠取了文化的一点皮毛，学会了如何发挥他善变头脑中的亮点，还丝毫不用担心注定能得到的王位有什么问题。K不停地问，让这样一个人做国王，岂不是发疯般的愚蠢，噩梦般的荒唐。不过在提出这些问题时他就没期望能得到真实的回答：这只是一个年轻人觉醒的措辞而已。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用粗鲁生硬的短语表达自己的困惑（他天生说话不利索），渐渐触及了事实，看到了事实的真面目。不可否认，他立刻又后退了，但已经看到的事实真面目印在了自己心头，让他猛然意识到，一个国家一旦注定将成为一个淫秽恶棍的玩物，那它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
伯爵聚精会神地听K讲完了话，期间时不时地抬起他那没有睫毛的秃鹰般的眼睛盯住他看：目光中反射出一种奇怪的满意之情。作为一个工于心计、头脑清醒的指导者，他回答得极为谨慎，好像并不完全赞同K，说他偶然看到的现象过多地干扰了他的判断，想以此让K冷静下来。他说王储的行为只是为了保健，并非允许青年朋友把精力浪费在嫖妓上；他还说阿道夫具有一定的品质，在他登基后会显现出来的。会见结束时，伯爵提出带K去见个聪明人，著名的经济学家古姆。伯爵这样做是一举两得：一方面，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他可以逃避责任，并且可以保持中立，万一有什么不幸的事，也能左右逢源；另一方面，他可以借此将K交给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以此开始实施他这个邪恶狡猾的伯爵蓄谋已久的计划。
那就去见见古姆，见见经济学家古姆。一个大腹便便的小老头，穿着羊毛背心，粉红色的脑门上高高地架着一副蓝色眼镜，精神矍铄、衣着整洁、乐呵呵的古姆。他们见面的频率不断增加，在大学第二年的年末，K甚至在古姆家逗留了一个星期。那时候K已经发现了许多关于王储行为的事，也就不再后悔自己第一次的怒火喷发。K还知道了一些已经尝试过的限制王储的措施，但由于古姆好像总是四处溜达，所以这些措施他主要是从古姆的亲戚和随从那里听到的，倒不是来自古姆本人。起初，人们试图向老国王告发他儿子的胡闹，想让老国王以父亲的身份管管王储。说来也是，也曾有某个人通过层层关卡进了老国王的密室，直陈王储的胡作非为，他老人家听完后脸涨得紫红，焦急地把睡袍的边攥成一团，表现出的愤怒程度超出任何人的想象。他大声嚷嚷着说这种事情一定要有个了结，说容忍之杯正在满溢（说到这里他上午喝的咖啡疾风暴雨般地泼溅出来）。他说很高兴听到坦诚的报告，说他要把这淫荡的狗东西流放到suyphellhus（修道院式的船）上，随波隐居六个月，还说他要……会见就要结束了，开心的官员就要躬身退出时，老王虽然还怒气难平，但已经平静下来，便把这位官员拉到一边，摆出一副推心置腹面授机宜的样子说（其实书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是的，是的，你说的我全明白，也都如你所言。可是听着——仅限于你我之间——告诉我，我们能否理性地看待这事——毕竟我的阿道夫是个快活的单身汉，他喜欢一些小运动——有必要搞得满城风雨吗？别忘了，我们也都是从小男孩过来的。”这最后一条理由听起来相当可笑，因为国王的青年时代像牛奶一般平静地流过去了，后来已故的王后，他的妻子，对他管束异常严格，一直到他六十岁。顺便提一下，她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女人，愚蠢，小气，总爱做些无知而又极其荒唐的白日梦。很可能是由于她，宫廷的习惯，甚至整个国家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都带上了那种特殊的、难以定义的特征，死气沉沉和反复无常奇怪地混在一起，目光短浅和呆板的非暴力疯狂混在一起，这些让现任的国王饱受折磨。
按时间顺序来讲，第二种反抗形式要深入得多：它包括对公共资源的集中及强化。这种反抗很难指望平民阶层能够自觉参与。对于岛上的农夫、织工、面包师、木匠、玉米商贩和渔夫等而言，任何一位王储变为国王就像天气变化一样自然，大家接受就是了：农夫望着积云里的微光，摇摇头——仅此而已。在他地衣般的大脑深处，总为传统的灾害，自然的或人为的，留有一席传统之地。经济贫乏，发展缓慢，价格一成不变，长久以来没有活力（通过这样的经济，空洞的头脑和空空的胃之间立刻形成了联系）；农业常年形势严峻，收成微不足道，只不过够吃而已；蔬菜和谷物之间有秘密协定，好像是同意相互补充，从而保持农艺学的平衡——所有这一切，根据古姆所说（见《经济基础与经济进军》），让人们习惯了逆来顺受。如果某种魔法在这里盛行的话，那么咒语附身，受害者情况只会更糟。更有一层——有见识的人发现这种情况可导致特殊的悲哀——这位“无花果”王储在下层社会和小资产阶级之中受到低俗的欢迎（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区别很难界定，如同我们会经常看到的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一个店铺老板的儿子生意兴隆，不料要去接手他祖父低贱的手工活）。谈到“无花果”的胡作非为时，人们总是毫无例外地面露诚恳的微笑，这样就不至于受到谴责：人人嘴上挂着欢笑的面具，一副赞许的样子，已经和实际的想法难以区分了。“无花果”闹得越淫乱，人们笑得越响亮，酒吧里通红的拳头敲打木板桌就越有力，越欢快。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某天，王储叼着雪茄，骑着马走过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碰到了一个长相好看的小女孩，于是就让她一同骑马，毫不顾忌她父母的反感（即使他们尊敬王储，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反感），她的老祖父一路奔跑追赶，直到跌进一条沟里。全村的人，根据情报人员的报告，笑声雷动，表示羡慕，猜测有好事上门，向这一家人贺喜。那孩子过了一小时回来后，他们还居心叵测地问长问短。只见她一只手里捏着一张一百克朗的纸币，另外一只手里拿着一只刚刚钻出鸟巢的幼鸟，那是她在回村庄路上经过荒凉的树丛时捡到的。
军界对王储也不满，这倒不主要出自对道德准则和国家威望的考虑，而是王储对火力打击、枪炮齐鸣的态度引起了军界的愤恨。加丰王自己和他那位好战的前任相反，是一个“彻底的文职”老古董，尽管如此，军队还是容忍了他；在军事上他对军方唯命是从，这样就弥补了他对军事的无知。与此相反，他儿子却对军事问题公开讥笑，近卫军觉得不能原谅。军事演习、列队行进、鼓足腮帮子吹奏音乐、按照各种习俗操办部队团体宴会，以及这小小岛国军队所进行的其他各种认真的娱乐活动，在阿道夫极富艺术气质的心里激发出来的只有瞧不上眼的讨厌。不过军队的不满也没有走得太远，仅仅是一些零散的埋怨，外加半夜发点誓言（对着微弱的烛光、酒杯和剑）——第二天早晨也就忘记了。所以说，能够主动反抗的还是公共知识分子，可是说来悲哀，他们人数不多。不过，反阿道夫阵营中包括某些政治家、报纸编辑和法理学家，都是些受人尊敬、筋骨强健的老家伙，掌握着大量的机密或具有明显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公众舆论也应时而起，随着王储的恶行进一步加剧，抑制王储的倾向被认为是代表了体面和明智。现在只剩一件事，就是找到管用的武器。唉，缺的偏偏就是武器。媒体有的是，国会也存在，但是根据宪法规定，对王室成员如有一点不敬，必定会导致报纸遭禁或议会解散。试图引起举国震动的行动发生过一次，但失败了。这就是著名的翁泽博士的审判案。
那个案子突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甚至在极北之国的司法记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一个人美德誉满天下，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写民事和哲学问题的作家，极受推崇，观点严谨，原则性很强；总而言之，他的人品完美无瑕，光昭日月，任何人与他相比，声望都似有瑕疵。可是他却受到指控，说犯有违反道德的多项罪行。他绝望之下笨拙地做了自我辩护，最终认罪伏法。事情到了这个境地，也就没什么不寻常的了：天知道精美的乳头在细看之下会变成怎样的疥疮！这件事的不寻常之处和精妙之处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该案的控告和证据形成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副本，所有的罪名都可以指向王储。简直就是一幅原尺寸的画，无需任何增减就可以装进事先准备好的画框里，每一点细节的精准程度让人不得不惊叹。画上大部分内容都是新的，让谣传已久的陈词滥调准确地落在一个人身上，以至于大众一开始都没有认出来这画是以谁为模特的。然而，报纸上天天报道，很快就激得那些能够看出门道的读者大感兴趣，过去大家旁听审判顶多掏二十克朗，现在花五百克朗也在所不惜。
最初的主意是由prokuratura（地方行政官）孕育而生的。首都最老的法官非常喜欢这个主意。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找到一个人，这个人要足够正直，不至于同这类事件的原有当事人混淆起来；这个人要足够聪明，不至于在特别法庭上表现得像个小丑或白痴；这个人尤其要有足够的忠诚，愿意为这个案件献出自己的全部，愿意忍受这场骇人听闻的泥浆澡，愿意牺牲他自己的事业以节省别人大量的劳动。这个角色的候选人不好找：此计的谋划者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他们喜欢扮演任何角色，就是不愿意扮演这个没了他戏就不能上演的角色。形势看来已经无望了——直到有一天，翁泽博士身穿一身黑衣出现在密谋者的会议上。他没有坐下，就宣称自己完全同意任他们支配。有了机会就要抓紧，刻不容缓自在情理之中，这样他们没有时间为此感到惊讶。乍看之下，此事肯定不好理解：一位思想家，生活单纯，怎么会甘愿自带枷锁，效命于政治阴谋呢。其实他的案例并不是那么非同寻常。翁泽博士经常思考一些精神问题，也常常把最刻板的法律原则应用到最经不起推敲的抽象案例中去，所以一旦有机会去做一件无关私利或者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时（因为毫无意义，所以依然抽象，这是抽象事物极纯的本质所决定的），他便不可能弃用他个人惯用的老一套方法。更有甚者，我们应该记得翁泽博士就要放弃教职，就要放弃他钟情的四面皆书的书房，就要放弃他新书的写作——简言之，他就要放弃一个哲学家有权珍惜的一切。我们还应该提到，他的身体也不太好；还要强调的是，在案子提交细审之前，他不得不花了整整三个晚上深入研究一些相当专业的文献，文献讨论的是一个禁欲者知之甚少的问题。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在作出决定前不久，他刚刚与一个自己暗恋了多年的老姑娘订了婚，那女子的未婚夫一直在遥远的瑞士与肺结核斗争，直到未婚夫去世，她才摆脱了同情对她的束缚。
案子起始于这位真正的女中豪杰对翁泽博士的起诉，称被他引诱到他的秘密garconnière (12) ，“一个奢华而又放荡的狗窝”。一个并不很聪明的少女也对“无花果”王储进行了同样的起诉（唯一的不同之处是那套被阴谋家秘密租赁并装修的公寓并不是王储过去常租来用以特殊玩乐的那一套，而是在街对面与之相对的那一套——这就立刻形成了整个案件的镜像构思特征）。但这个少女碰巧不知道引诱她的居然是王位继承人，即是说，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告发的人。接下来便是许多目击证人的证词（证人中有的是毫无私心拥护王储的人，另一些是雇来的特工：比第一类人要少）。这些人的陈述是由一个专家委员会精心起草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两个重要的文学界人士，还有几个经验丰富的法理学家。在这些陈述中，王储的行为都是按照恰当的时间顺序逐渐发展的，不过与王储令公众震怒的行为实际所花费的时间相比较，还是有所节略。轮奸、同性恋、诱拐年轻人，以及许多其他荒淫行为都以详细提问的方式讲给被告听，但被告的回答却比提问简短得多。翁泽博士独特的思考方式是有条不紊地下功夫，所以他事先对整个案件以他这种独有的方法进行了研究。他根本没有考虑过戏剧艺术（事实上，他也从未去过剧院），便以一种学者的方法，无意间成功地扮演了此类罪犯角色。这样的罪犯抵赖罪行时（抵赖是一种态度，在当前案件中意在促使诉讼加快进行），会在矛盾的陈述中找到养料，在糊涂的顽固中获得支援。
一切都如计划的那样进展，可是，唉，很快就清楚了，原来那些阴谋家并不知道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要人民睁开眼睛？可人民都知道“无花果”王储本来就不是个正派人。是要将道德义愤转化成民变？可究竟如何转化，没有任何迹象。也许要将恶行更为有效地揭露出来，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漫长过程，现在的整个计划只是其中一环而已？那么，他们实际上让事情带上了不可重复的独有特点，使之太显眼，太棘手，便不由自主地在第一环和第二环的连接处断了一环，要把这一环重新锻造，比锻造任何一环都要多费些时日。
案件的所有细节一公开，只有助于养肥报业：他们的发行量如此猛增，以至于在随之而来的强劲影响下，一些头脑灵活的人（例如西恩）着手创办新的新闻媒体，宗旨各式各样，但只要报道了该案情况，便能保证他们的成功。摇唇鼓舌之徒，小道消息之辈，远远多于出自公心而义愤填膺的市民。普通民众看了报道，一笑了之。在那些公开的报道中，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由流氓无赖设计的极其可笑的滑稽故事。王储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个小丑模样，油光锃亮的秃头顶上也许挨了一记疥癣怪魔杖的重击，不过依旧是看客们的宠物，展示柜中的品牌。另一方面，翁泽博士的高尚人格不仅没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反而引来了恶意的哄笑（黄色报刊可耻地遥相呼应），民众误认为他是一个随时准备卖身投靠的文人。总之，已经包围了王储的淫荡报道有增无减，甚至出现了极具讽刺意味的猜测，他在阅读有关自己丑行的报道时会有何感受呢？这样的猜想打上了善意的标签，我们无意间助长了另一个年轻人嚣张的鲁莽行径。
贵族们、政务要员们、法官们，还有国会中的“侍臣”议员们，都打盹一般毫无作为。他们懦弱地决定慢慢等待，结果失去了宝贵的政治时机。的确，在陪审团裁决之前的几天里，保皇党的成员通过错综复杂甚至不正当的手段，成功地通过了一条法律，禁止报纸报道“离婚案件或其他可能包含诽谤内容的听证会”。但是根据宪法，通过的法律必须在四十天之后才能生效（这段时间被称为是主管法律与正义的女神忒弥斯的临产期），因此，报纸有充裕的时间把案子报道到最后。
阿道夫王储本人对这件事情一点也不在意，更有甚者，他不在意的态度表达得非常自然，以至于人们都觉得奇怪，他是否明白大家到底在谈论何人。此案的每一个片断他肯定都非常熟悉，所以人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要么是患了遗忘症，要么就是自控能力太好了。只有一次，他的几位密友认为他们看见一丝忧虑的阴影掠过了他的大脸盘。“真遗憾，”他叫道，“为什么那个polisson (13) 不邀请我参加他办的聚会呢？Que de plaisirs perdus！ (14) ”至于国王，看样子也漠不关心，但在将报纸放进抽屉、摘下眼镜的时候，他会清嗓子；另外，他经常在一些不合理的时间请某个议员密谈，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断出他还是极其不安的。据说，在审判期间，好几次他都装作随口一说，提出把皇家游艇借给儿子，让阿道夫来一次“小小的环球旅行”。但阿道夫只是笑着亲了下他的秃头顶。“真的，我亲爱的儿子，”老王坚持道，“在海上航行愉快得很！你可以带几个音乐家，外加一大桶葡萄酒！”“Hélas (15) ！”王储回答说，“海上航行，一路上下起伏，会伤了我的太阳神经丛。”
审判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辩护律师谈到了被告的“年轻”，“血气方刚”，也说到作为一个光棍，“诱惑”自会找上门来——这些听来似曾相识，和国王对儿子过度溺爱如出一辙。公诉人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放了狠话，要求判处被告死刑。被告最后一席话引出了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长期的压力使他精疲力竭，现在又被迫蹚了另一趟浑水，受尽了折磨，再加上公诉人猛烈抨击，听得他不由自主地胆战心惊，这一切让这位不幸学者的神经崩溃了。在一阵不连贯的喃喃自语之后，他突然声音一变，歇斯底里地开始交代，口齿清楚。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天晚上，他喝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杯榛子白兰地，同意和一个同学去一家妓院，只是晕倒在大街上，没有去成。这番意料之外的交待逗得听众大笑不止，公诉人也一时脑子发懵，试图用物理的办法强行堵住被告的嘴。然后陪审团离席到指定的房间隐蔽投票，一会儿后返回宣布了判决：翁泽博士应判处十一年的苦役。
媒体唠唠叨叨地赞同这个判决。他的朋友们秘密地去看望他，和这位殉道者握手告别……不过老好人加丰王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一件相当巧妙的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许连他自己也料想不到：他利用至高无上的特权赦免了翁泽，判他无罪。
就这样，对王储施压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都无果而终了。还有第三种方法，一种最果断、最可靠的方法。古姆的幕僚谈论的话题无一例外都倾向于实施第三种方法，尽管这第三种方法的真实名称好像没人提起过：死亡总是有很多委婉的别称。K刚卷入这场阴谋乱局时，还不大明白正在发生着什么事。这种茫然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年纪轻，经验少，也是因为他本能地以为自己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其实他搞错了，事实上他不过是个名义上跑龙套的，或者说名义上的人质。正因为他理解有误，他就不相信自己发起的这项事业竟然会以流血告终。其实，压根就没有什么事业，只是他自己隐隐约约地觉得，在调查表兄生活的过程中，自己如能克服厌恶情绪，那就是完成了一件相当重要、相当迫切的任务。随着时光流逝，他对那项调查感到厌倦了，也讨厌对同一件事喋喋不休的讨论。但是他仍然参与其中，尽职尽责地守着那无聊的话题，而且依然认为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与某种力量进行合作。这种他始终弄不清楚的力量，最终会一挥它的魔棒，把一个不可能是王储的人变成一个水到渠成的王位继承人。有时候他也想过，如能迫使阿道夫放弃王位，那何乐而不为呢（谋划者们说过很多奇特的比喻，很有可能暗含着让他放弃王位的意思）。然而说来够怪的，他从没有把这个想法进行到底，也就是说，他从没有把自己排在下一个王储的位子上。近两年的时间里，在大学学业之余，他频繁地跟矮胖子古姆及其朋友们联系，几乎没有发觉自己被困在了一张精密的网中。也许，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的那种厌倦不应该降低到简单的无能——其实他天生就具有无能的特点——不能对那些日渐形成习惯的事情保持关注（事情一旦形成习惯，他就再看不出恢复原有面貌的希望了）。不过，也许这是一种难以察觉的警告，故意改变了一下声音。与此同时，在他参与之前早就开始了的那项事业已经接近血淋淋的尾声了。
一个阴冷的夏日夜晚，他接到邀请，出席一个秘密集会。他去了，因为邀请没有露出任何反常的迹象。后来他倒是回想起来，自己赴会极不情愿，觉得是被强迫的，心情沉重。但话说回来，以前参加了多次会议，差不多都是和这次一样的心情。开会的屋子很大，没有暖气，装饰就像是做个样子给人看的（墙纸、壁炉、餐具柜和架子上落满灰尘的角质酒杯——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像是舞台上的道具），屋里坐着二十个男人，一半以上K都不认识。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翁泽博士：他的秃头顶像大理石一样苍白，沿着正中央陷下去了一条缝；浓密的金黄色睫毛，脑门上几个小雀斑，颧骨上泛着红晕，双唇紧闭，眼睛像鱼，像个宗教狂热者那样穿着教士长袍。他神色冷峻，一点若隐若现的愁容也没有改善他一脸的晦气。大家对他说话时毕恭毕敬。人人都知道审判后他的未婚妻跟他分手了，理由是他假扮另一个人时承认了肮脏的罪行，如今她还是不可理喻地继续在这个男人脸上看到那些罪恶的痕迹。她退隐到了一个遥远的村庄，全身心投入教书。翁泽博士在这次聚会引发的事件之后不久，就到一个小小的修道院隐居了。
在场的人中，K还注意到了著名法理学家施利斯，几个国会的frad（自由党）成员，公共教育部部长的儿子……一张并不舒适的皮沙发上还坐着三个瘦高、阴沉的军官。
他还看到窗边有一张空藤椅，窗台上坐着一个瘦小的男人，远远离开聚会的其他人。他长相平平，手里玩弄着一顶邮政工作帽。K离他很近，能看清他那双穿着粗糙鞋子的大脚，跟他弱小的身躯很不相配，活像就近给脚专拍了一张照片似的。后来K才知道此人就是西恩。
一开始K以为聚在房间里的人在谈论那些他熟悉已久的话题。他心头的什么东西（又是那个内心最深处的朋友）甚至幼稚地渴望 着这次会议与之前一切会议没有任何不同。可是古姆在走过K身边时将手放在他肩上，神秘地点了点头，姿势奇怪，不知为何令人讨厌——还有他缓慢、警惕的说话声，那三个军官的眼神，都让K不由得竖起了耳朵。不到两分钟，他就知道了他们在这个缺乏真实感的房间里冷酷地谋划什么，原来已经定好了要刺杀王储。
他的太阳穴附近感到了命运的呼吸，上次在表兄家的晚上聚会后觉得恶心，现在又有了同样的感觉。坐在窗台上的那个小个子一言不发，看了他一眼（眼神既好奇又挖苦），从这一眼中他明白了，他进来时表现出的迷惑并非没有引起注意。他站起身，这时每个人都朝他转过头来，那个正在说话的短发胖男人（K已经许久没有听他在讲些什么了）突然停住了。K走到古姆面前，古姆的三角形眉毛充满期待地扬了起来。“我必须走了，”K说，“我觉得不舒服。我想我还是离开的好。”他欠欠身，个别几人礼貌性地站起来，坐在窗台上的那个人微笑着点起烟斗。K走向出口的时候，有种噩梦般的感觉，觉得那门也许是一幅静物画，门把手也是en trompe-l'oeil (16) ，根本就不能转动。不过一瞬间那门变成了真的，从另外某间屋里轻轻地出来一个年轻人，穿着卧室拖鞋，拿着一串钥匙，领着K往前走去，下了一段又长又暗的楼梯。
* * *
(1) 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对本文标题作过如下说明：“至于题目，让我引用布莱克伯恩《棋局术语和主题》（伦敦，一九○七年）一书中的话：‘黑方棋盘上如果只剩王一个子，就成为单王局。’”参见书末《注释》。
(2) 原文Husmuder，是husband（丈夫）和murder（谋杀）二词的变形缩合。
(3) 即雷诺汽车，法国第二大汽车公司，世界十大汽车公司之一。
(4) 原文为“Prince Fig”。Fig Sign（无花果手势）在欧洲文化中是极为不雅的手势。
(5) 法语，悲伤而遥远 。
(6) 法语，土生土长的魔法 。
(7) 法语，他在说谎 。
(8) 法语，可笑的玩意儿 。
(9) 法语，你知道，我的老好人爸爸对捡到的东西很感兴趣 。
(10) 法语，除非你没有和伽拉忒亚风流一场 。伽拉忒亚是古希腊神话中著名雕塑家皮格马利翁雕塑的少女，雕塑家完成这个作品后爱上了“她”，爱神为他的真情感动，将伽拉忒亚变为活人，与雕塑家终成眷属。
(11) 法语，永远依赖保护人 。
(12) 法语，单身公寓 。
(13) 法语，浪子 。
(14) 法语，逝去的快乐 ！
(15) 法语，可惜 。
(16) 法语，错视画 。即运用“视觉陷阱”的作画技巧，令二维的画面给人以三维空间的错觉。
助理制片人
一
什么意思？唉，只因生活往往不过如此——一个助理制片人而已。今晚我们就去看电影。回到三十年代，再往前回到二十年代。拐过街角，到老欧洲电影院。她是位著名歌星。不唱歌剧，就连《乡村骑士》也不唱，不唱那类东西。“斯拉夫斯卡”——这是法国人给她起的名。风格：十分之一的茨冈人，七分之一的俄国村姑（她原来的出身），九分之五的通俗流行——我所谓的通俗流行，是一种大杂烩，既有编造的民间故事，也有军事情节剧，还有官方爱国宣传。剩下不多的一点空白，似乎足以用来代表她奇妙歌喉的实质华彩。
她的这种风格来自俄罗斯的最中心地带，那地方从地理上看至少是俄罗斯的中心。渐渐传到了大城市，像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也传到了沙皇周围，沙皇圈子对这种风格特别欣赏。费奥多·夏里亚平 (1) 的更衣室里挂着一张她的照片：俄罗斯风格的珍珠头饰，一手托腮，丰满的唇间牙齿闪亮，一行笨拙潦草的大字横穿照片，写的是“费兄留念”。大家排起了长队，等售票房开门，片片雪花在花边融化之前展现出复杂的对称性，轻轻地落在排队人的肩上，衣袖上，胡须上，帽子上。直至去世，她始终把沙皇皇后给她的一块特殊奖牌和一枚硕大的胸针奉为至宝，超过所有东西——也许是假装如此。这两样东西来自一家财源广进的珠宝店，这家店生意兴隆靠的是逢年过节向沙皇夫妇呈献某样标志着沙俄大帝国的礼品（价值一年高过一年）。要么是一大块紫水晶，顶上搁着一辆镶满红宝石的青铜三驾马车，宛如诺亚方舟搁浅在亚拉腊山上；要么是一个西瓜大小的水晶球，上面立着一只金鹰，嵌着方钻的鹰眼酷似拉斯普廷的双眼（多年之后，一些象征意义弱一点的同类礼品被苏联政府当作自己艺术繁荣的样品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
假如当年的形势就如当时那样发展下去，她今晚可能依然在某个有中央暖气系统的贵族厅演唱，或在皇村演唱，我则会在草原之母西伯利亚的某个僻远角落关掉她的广播歌声。然而命运拐错了弯。革命一爆发，“红白战争”接踵而至，她狡黠的农家头脑便选择了比较实际的党派。
电影上助理制片人的名字淡出后，可以看到鬼魅一般的哥萨克人骑在鬼魅一般的马上冲锋而来，鬼魅一般地多。然后出现了衣着整洁的戈卢布科夫将军，正用一副歌剧望远镜懒懒地查看战场。想当年电影和我们都还年轻，我们通常看到的正是被视线整整齐齐框在两个圆圈里的东西。如今不是这样的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戈卢布科夫将军，全身的懒散突然消失，飞身上马，在后腿直立起来的马背上高耸入云地闪现了一下，然后火箭一般冲入疯狂的厮杀中去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艺术光谱中的红外线：没有机关枪答答答的反射，远方却传来了女人的歌声。歌声越来越近，最终盖过了所有声音。美妙的女低音扩展成音乐指导在他资料中找得到的任何俄罗斯风格的曲调。是谁在带领这支红外线里的红军？原来是个女人。那支训练有素的独特部队里有个唱歌的幽灵。她一马当先，踏着苜蓿草，高唱着她那首“伏尔加——伏尔加”的歌。衣冠楚楚而又英勇无畏的戈卢布科夫居高临下（现在我们知道他刚才望见什么了），虽然身受几处伤，仍能将她一把掳上马来。她性感迷人地挣扎着，被远远带走了。
说也奇怪，这么个滥剧本也居然真的上演了。我本人就至少认识两名目击此事的可靠证人。历史的哨兵也毫不盘查，就将它顺利放行。不久我们便发现，她以黝黑丰满的美貌和狂野的歌曲让军官俱乐部为之疯狂。她是个多情的美女 (2) ，身上有股那个无情的绿妖女路易丝·冯·伦茨所缺乏的冲击力。自从她在戈卢布科夫将军大营中神奇地出现后，白军便全面败退。也正是因为有了她，败退才变得甜蜜。我们瞥见阴沉的一瞬，是渡鸦，还是乌鸦，反正是见得着的鸟，在暮色中盘旋，缓缓降落在一片尸体横陈的平原上，大概在文图拉县什么地方。一名白军士兵死去的手中仍握着一枚胸坠，上面有他母亲的脸。附近一名红军士兵碎裂的胸膛上躺着一封家书，同样一个老太太闪现在已经模糊的字里行间。
接着，以惯用的对比方式，强烈的音乐和歌声“啪”地爆发出来，配着拍手打出的音乐节拍，穿着靴子的脚也踏着节拍，我们看见戈卢布科夫将军的手下正在狂欢作乐——一名体态柔软的格鲁吉亚人拿着一柄匕首跳舞，铜茶壶上自觉地映出一张张扭曲的脸。斯拉夫斯卡头往后仰，发出嘶哑的笑声，部队中的那个胖子已喝得昏了头，松开了紧扣的衣领，噘起油腻的嘴唇，想来一个野蛮的吻。他一弯腰扑向桌子对面（镜头一个特写，一只翻倒的玻璃杯），要抱住什么——却扑了个空，原来精瘦的戈卢布科夫将军异常清醒，已经巧妙地将她拉到一边。这时他二人站在大伙面前，他用冷静清晰的声调宣布：“先生们，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娘”——接下来大家惊得鸦雀无声，外面一颗流弹碰巧击碎了青色黎明的窗玻璃，屋里这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向这对魅力无限的新人道贺。
毫无疑问，她被掳一事，不完全是桩偶然事件。制片厂是严禁非决定论的。更无疑问的是，大逃亡一开始，他们和大家一样，经西鲁克兹街到莫茨街，再到伏吉拉尔街， (3) 一路上将军和他的夫人已经形成了同一个团队，同一首歌，同一个密码。自然而然，他成了“白盟”（白军战士联盟）的一员干将，四处奔走，为俄罗斯小伙组织军事课程，安排慰问音乐会，寻找兵营安置穷人，排解当地纠纷，而且做了这么多好事却不出风头。我以为这么做在某些方面是有用的。说来不巧，那个“白盟”为了保持精神上的优势，始终不能与海外的保皇党划清界线，也不能像流亡的知识分子那样体会到那些荒唐而邪恶的组织中存在着可怕的暴力倾向，希特勒主义盛行。每当美国人出于好意问我认不认识迷人的某某上校，或显赫的奇科夫斯基老伯爵时，我总不忍心告诉他们阴暗的事实真相。
不过和“白盟”有关的还有另一类人。我想到的是那些喜欢冒险的人，他们用别的方式帮助这事业。他们穿过白雪覆盖的冷杉森林，跨越边界，利用昔日社会革命派独特设计的各种伪装在故国大地上游荡，然后把一些有用的、凡是间谍都要给老板带回来一些的小道消息带回到巴黎那家叫“啊，面包圈”的小咖啡馆，或是带到柏林那家没有专门名字的Kneipe (4) 。这些人里面有一些和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纠缠起来，难分难解，你要是从背后轻拍一下他们的肩头，他们会可笑地跳起来。倒是有不多几个是觉得好玩而去做探子的。也有一两个也许真的相信他们是在用某种神秘的方式为重建过去做准备，一种神圣的、略带霉味的过去。
二
此刻我们要去看看一连串极为奇怪，又极其没意思的事件。“白盟”第一任主席，死在了任上。他是整个白派运动的领袖，到目前为止，也是众多主席里最优秀的一个。他是突然病倒的，有些说不清楚的症状使人隐隐感到是有人下了毒。下一任主席，一个大块头的壮汉，讲话声大如雷，头像一颗炮弹，既高且壮的家伙，被不知名的人绑架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死于过量的三氯甲烷。第三任主席——我的电影胶片也跑得太快了些。其实除掉头两个主席就花了七年时间——倒不是因为这种事干起来不可能是举手之劳，而是因为有些特殊的情况需要非常精确的时间计算，才能协调一个人自己按部就班的升迁与位子突然空出之间的间隔。让我们解释一下。
戈卢布科夫不仅是个多才多艺的间谍（事实上是个三重间谍），也是个野心极大的小家伙。他梦想主持一个势同墓园落日的组织，这个梦想对他为什么如此重要，这对那些没有爱好或缺乏激情的人来说只是一个谜。他就是很想当这个头儿——如此而已。让人不好理解的是，他坚信自己能在强大派系之间的倾轧中保存自己微弱的实力，从各派那里都收受危险的金钱和危险的帮助。我希望你们集中注意力，因为形势变化莫测，漏过了微妙之处可就遗憾了。
苏维埃政权的主体已经巩固，幽灵般的白军向他们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他们并不为此特别担心。但飘忽不定的“白盟”黑手到处搜集军事重镇和工厂的情报，然后德国人坐享其成，这让他们非常恼火。流亡人士的政治色彩千差万别，深奥微妙，德国人懒得过问，但一位“白盟”主席爱国心切，每每因坚持道义而阻碍了友好合作的流畅进行，他们也会感到恼火。
于是，戈卢布科夫将军遇上了天赐良机。苏维埃一心盼望由他统治“白盟”，那样他们就会对“白盟”的所有间谍了如指掌——同时随机应变，让德国人虚耗精力，得到假情报。德国人也同样相信，通过他，他们可以把一大批自己绝对可靠的情报员安插在“白盟”的日常情报员中间。两方都不幻想戈卢布科夫将军对自己忠诚，但两方都以为有他在两边摆来摆去，自己便从中有利可图。单纯的俄国老百姓，那些流散在边远地区辛勤劳作的俄罗斯难民家庭，仍和在萨拉托夫或特维尔一样，操持着他们卑微而诚实的生意，养育着脆弱的儿女，天真地相信“白盟”是什么“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类，代表着俄罗斯童话过去和未来的一切美好、体面、强大的事物——这就是俄国老百姓的梦，这些梦想很可能被影片剪辑者视为长在主题上面的赘疣。
“白盟”成立之初，戈卢布科夫将军的掌门候选地位（当然是纯理论上的地位，因为谁也不曾预料到当时的领导会死）还远在一长串名单的下端——其中原因并非他传奇式的英勇事迹没有得到同辈军官的充分赞赏，而是他碰巧是全军最年轻的将军。快到第二任掌门选举之时，戈卢布科夫将军已经展现了组织者的巨大才能，觉得他能够安全地从掌门候选名单上划去好几位，也就顺便救下了这几位的性命。第二位将军除去之后，许多“白盟”成员都相信，下一位候选掌门费琴科将军会将他凭年纪、声誉和专业素养理当享受的权利让给这位后起之秀。然而老先生虽对“理当享受”心存怀疑，却觉得躲开已经要了两条人命的工作有懦夫之嫌。于是戈卢布科夫将军一咬牙，又从头做起。
他在外表上缺乏吸引力。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你们熟悉的俄国将军的样子，没有一点和善、魁梧、凸眼、粗颈的样子。他身材瘦弱，五官鲜明，嘴上一道短髭，头发剪成俄国人所谓的“刺猬”型：又短又硬，笔直，密实，耸立而整洁。多毛的手腕上戴着一圈细细的银镯，他递给你的香烟要么是纯粹的俄国自造烟，要么是带李子干气味的英国“卡普斯腾”牌——这个牌子他念出来就是这样的音 (5) ——烟卷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个宽大的黑皮旧烟盒里，这个烟盒曾伴他经历过无数战役，受过的硝烟洗礼应是可想而知的。他为人极其客气，从不招摇。
每当“斯拉夫斯卡”在她众多的“艺术资助人”家里“搞接待”时（有一位波罗的海的什么男爵，一位首任妻子曾是歌剧《卡门》名角的巴克拉克医生，还有一位是个老派俄国商人，正在通货急剧膨胀的柏林生意兴隆，以十英镑一栋的价格买下一幢连一幢的房子），她毫不起眼的丈夫会一声不响地穿梭在客人中间，要么给你端上一份腊肠黄瓜三明治，要么送来一小杯淡霜颜色的伏特加。“斯拉夫斯卡”歌唱的时候（她在这样的非正式场合下，总是坐着唱，一拳支腮，另一只手摊掌托肘），他会远远站在一边，要么靠在什么东西上，要么踮着脚尖踱向远处的一个烟灰缸，将它拿来轻轻摆在你座椅的宽大扶手上。
我认为，从艺术角度看，他如此不露声色，做得过了头，无意间有奴颜婢膝之嫌——如今看来倒是恰到好处。不过他当然是希望把自己的存在建立在对比原则上，也常以此取得激动人心的效果。他会从一些美好的迹象中——有人头一偏，眼睛一转——准确地得知屋里远处的某人正在请一位新来宾注意一个令人神往的事实：眼前这位低调谦恭的人竟然是一场传奇式的战争中功勋卓著的英雄（曾单枪匹马攻城掠地，以及类似的事迹）。
三
德国的电影公司，当年就像毒蘑菇一样纷纷冒出（那时候光的孩子还没有学会说话），通过雇用俄国流亡人士找到了廉价的劳动力。那些俄国流亡人士，希望和工作全都在过去——也就是说，这是一帮完全虚幻的人——让他们来代表影片中“真实”的观众。一个幻觉紧接着另一个幻觉，让敏感的人产生住在镜子宫里——或者不如说住在镜子囚室里的印象，一时分不清孰为镜子，孰为己身。
说来也是，我只要想起“斯拉夫斯卡”在柏林和巴黎唱歌的地方以及在那里见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就会觉得我仿佛在对某部旧电影进行色彩和声音的技术处理。影片中的生活是一阵灰色的振动，葬礼上的惊慌奔走，只有大海带上了颜色（一种病态的蓝色），后台某种手动的机器模仿着与画面不同步的海浪拍岸声。一个故事中的人物，形迹可疑，受到救援组织的憎恨。这人是个秃顶男子，眼露凶光，双腿盘坐，像个上了年纪的胎儿一般，缓缓地飘过我的视野，然后神奇地落在后排一个座位上。我们的那位伯爵朋友也在，全身从高领到脏鞋罩都可看见。还有一位可敬却又俗气的神甫，宽厚的胸上一枚十字架在微微起伏，坐在第一排，两眼直视前方。
一提“斯拉夫斯卡”这个名字，我头脑里就浮现出那些右翼庆典节目，其性质和她的听众一样虚幻。一个多面手的艺人，取了个斯拉夫假名，是个吉他高手。这种人在音乐厅演出中常是最先出场的廉价艺人，在这里反而极受欢迎。他的乐器装有玻璃面板，上面缀着闪亮的小饰品，腿上穿着天蓝色的丝裤，他后面的演出者也大体都是如此打扮。有个大胡子的老无赖，穿着一件下摆裁成圆形的破旧外衣，从前是“神圣俄国至上会”的会员，常做主持人，把“以色列之子”和“互济会”（两个秘密的闪族人组织）对俄国人民的所作所为作一番生动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