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高兴而又荣幸地请到——这时她就会站在那边，背后是棕榈树和国旗组成的难看背景。她用苍白的舌头舔湿浓妆艳抹的嘴唇，戴着小山羊皮手套的手悠闲地握起来，放在紧身衣收束的腹部。她那位固定的伴奏，脸上像大理石一般冷静的约瑟夫·莱温斯基，追随着她的歌声，从沙皇御用的音乐厅到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沙龙，再到君士坦丁堡一些无名的地方，弹出一串跳板般的音符，组成简短的引子。
有时候，唱歌的地方要是个正经地方，她就会先唱国歌，再唱她那些有限却广受欢迎的曲目。免不了会有那首哀怨的《去卡露加的老路》（第四十九里处有株雷劈过的松树），还有开头是“我的俄罗斯深埋雪中”的那一首，俄文的歌词印在德文翻译前面。再就是那首古老的民谣（一位平民写于八十年代 (6) ），唱的是一个土匪头子和他可爱的波斯公主，后来他的手下抱怨他儿女情长，他就把公主扔进了伏尔加河。
她不讲究艺术品味，歌唱技巧也是时好时坏，整体风格堪称粗暴。可对有些人来说，音乐和感情浑然一体，也有些人喜欢用歌声作灵媒，把昔日里最早让他们害怕过的场景再次招魂于眼前。这样的人听她的歌，总是心怀感激。他们在她无比响亮的歌喉里找到了对往昔的怀念，对故国的热爱。如果她的歌声里响起一股狂野鲁莽的气概，大家便认为这时的她尤其富有感染力。假如这种狂放气概不是那么公然地做作的话，她或许还能凭此摆脱彻底的粗俗。那又小又硬的东西，原是她的灵魂，从她的歌声中突显出来，她性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只是一个漩涡，而不是自由奔腾的洪流。如今在哪个俄国家庭里打开留声机，一听见她保存在唱片上的女低音，我就不由自主地要打冷战。我就会记起她假装唱到高潮时忸怩作态的样子，发出最后一声激情的呼喊时，嘴的全部构造展现无遗，蓝黑色的头发像美丽的波浪一般飘动，双手交叉按在胸前的缎带奖章上，接受大家发狂的喝彩。她肥胖的黝黑身躯即使在鞠躬时仍然僵硬，这是因为裹在结实的银色绸缎里，使她看上去像个雪堆成的妇人或一条高贵的美人鱼。
四
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她（如果电影审查官不觉得以下内容有辱宗教虔诚的话），跪在一间拥挤的俄罗斯教堂蜜色的烟雾中，放声痛哭，身旁就是那位遭了绑架的将军的妻子或者遗孀（是妻子还是遗孀她心里清清楚楚）。原来绑架是她丈夫精心策划的，老板派了几个高大干练的无名汉子来巴黎实施，做得干净利落。
两三年后的另外一天，你也会看见她在乔治·桑大街上某间公寓里歌唱，身边围着一群捧场的朋友。你可以看见她两眼轻轻眯成一条线，歌唱时的微笑渐渐消失，原来她丈夫悄悄溜了进来。他方才在处理手头一桩事情，最后的细节交代完毕才进来。一位头发花白的上校想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他轻轻打了个不要起来的手势。她任由一首唱了一千遍的歌下意识地流淌而出，眼睛则朝他斜瞟过去（她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略微近视），试图看清一个确切的信号。然后她沉入水中，他的画舫扬帆远航，最后一个信号是萨马拉州那段伏尔加河上的一圈涟漪，荡进了单调的永恒之中（因为这是她演唱的最后一首歌了），她丈夫走到她身旁，用一种人类的掌声无法盖过的声调说：“玛莎，那棵树将在明天砍倒！”
关于树的这点情况，那只是戈卢布科夫将军在他鸽灰色的事业中让自己享受的一点戏剧性的乐趣。这是挡在他前途路上的最后一位将军，次日的事件将自动导致他当选，记得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原谅他那么口无遮拦了。近来，他们的朋友间流传着一个小笑话（俄国幽默是只一点面包屑就能喂饱的小鸟），说这两个大孩子正在闹口角，很有意思。原来他们郊外夏日别墅旁有一株高大的老白杨树，遮暗了她的录音室窗户，她一气之下要砍了它。他争辩说，这个老而弥坚的家伙是她最嫩的仰慕者（令人捧腹大笑），理应赦免。也请注意这位披着貂皮披肩的胖女士，她好心地寻将军的开心，嘲笑他没坚持多久就投降了。还有“斯拉夫斯卡”容光焕发的微笑，她舒展开来的像果冻那般冰凉的胳膊。
第二天傍晚时分，戈卢布科夫将军陪着夫人到她的裁缝铺里，坐下看了会儿《巴黎晚报》，然后受到差遣，回家去取一件她本来要放宽一点却忘了带来的衣服。这中间她找几个适当的时候，装模作样地往家里打电话，喋喋不休地指点他翻找那件衣服。剪裁师是个亚美尼亚女人，缝制师是杜曼诺夫小公主，这两位就在隔壁屋里津津有味听她用各种各样的乡下话赌咒发誓（多亏了这些乡下话，她才不至于把一个单凭她的想象实难应付的角色演砸）。这个证明不在作案现场的伎俩老掉牙了，设计之初就没有设想万一出错当如何补救——原因是不可能出错。它的意图很简单，就是在大家想知道谁最后见过费琴科将军的时候，一个大家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人站出来把自己的日常行程作个解释。等假想的衣物被翻箱倒柜进行了足够的搜寻后，又见戈卢布科夫将军返回裁缝铺，拿来找到的衣服（那当然是早就在车上放好的）。他继续读他的报，他的夫人继续试她的衣服。
五
他离开了仅仅三十五分钟左右，这点时间其实已经绰绰有余。就在她开始拿切断了的电话做戏时，他已经在一个行人稀少的街角接将军上了车，送他去见一个假想中要见的人。这场会见事先做了周密安排，令其自然而然显得既是个秘密会面，又不得不去。驱车几分钟后他停了下来，两人都下了车。“不是这条街。”费琴科将军说。“不是，”戈卢布科夫将军说，“但这里停车方便。我不想正对着咖啡馆门口停车。我们抄近路从那条小巷穿过去。就两分钟的路。”“好，我们走过去。”老先生清清嗓子说。
在巴黎那个特别的区里，街道以各位哲学家命名，他们正走的那条小巷就被某位博学的创市之父定名为皮埃尔·拉宾街。它温柔地引你经过一座昏暗的教堂，经过一些脚手架，来到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地带。私家住宅挂着百叶窗，远远地坐落在各家院子深处，院外围着铁栏杆。垂死的枫叶从枯树枝上飘落到潮湿的人行道上，途中就在铁栏杆上暂歇。巷子左边有道长墙，粗糙的灰色墙面零零星星地露出砖头来，像是填词游戏的条形框。墙上某处有扇绿色的小门。
他们走近那门的时候，戈卢布科夫将军掏出他那个战痕累累的烟盒，旋即停下来点烟。费琴科将军不吸烟，但讲究礼貌，便也停了下来。暮色中刷拉拉刮起一阵急风，第一根火柴熄灭了。“我还是觉得——”费琴科将军谈起他们近来正在讨论的某桩小事。“我还是觉得，”他说（他要说点什么事情，这时就站在那扇绿色小门附近），“菲德尔神父要是坚持自掏腰包负责所有的食宿费用，那我们起码能做的就是提供燃料。”第二根火柴也熄灭了。一个过路人的背影朦朦胧胧地远去，终于消失了。戈卢布科夫将军提高声音骂起风来。原来这是动手的信号，那扇绿门打开了，三双手以惊人的速度与技巧将老人一拂，就不见了踪影。门砰一声关上。戈卢布科夫将军点燃他的香烟，迈着轻快的步子原路返回去。
从此人们再没见过这位老人。几个安安静静的外国人，租下了某一栋安安静静的房子，安安静静地住了一个月，他们不是荷兰人就是丹麦人，什么也不知道。这只是个障眼法。根本没有什么绿门，只有一扇人力撞不开的灰门。我翻遍了权威的百科全书，也没找出来：压根就没有叫做皮埃尔·拉宾的哲学家。
但我在她眼里看见了惊恐。俄语里有句老话“vsevo dvoe i est; smert' da sovest'”——可以这样翻译：“世上真正存在的只有两件事——人终归要死，人良心自知。”人性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人行善时常常糊里糊涂，作恶时却是永远心知肚明。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罪犯，其妻子比他还可怕，当年我做教士的日子里，他曾告诉过我，让他始终感到困惑的是，他有个问题想不通，想和她讨论讨论，却又羞于启齿，为此他深感自卑。他想不通的问题是：她有没有可能打心底里瞧他不起，要么她是否暗自疑惑他有没有可能打心底里瞧她不起。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准确地知道戈卢布科夫将军和他的夫人最后单独相处的时候，两人脸上是何种表情。
六
然而好景不长。晚上十点左右，“白盟”秘书长L将军接到R将军的通知，说费琴科太太为丈夫无缘无故消失而万分焦急。直到这时候，L将军才想起中午时分主席曾漫不经心地（不过这是老先生一惯的风格）告诉他，他下午晚些时候要到城里办点事，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就请L将军看看主席书桌中间那个抽屉里的一张字条。两位将军立即赶往办公室，半途折返，回来取L将军忘了的钥匙，再回头奔去，终于找到了那张字条。上面写着：“一种奇怪的感觉困扰着我，以后也许会因庸人自扰而不好意思。今天下午五时半，我在笛卡儿大街45号的一家咖啡馆有个约会，会见来自另一边的一位间谍。我怀疑其中有诈。整个事情由戈卢布科夫将军安排，他开车来接我过去。”
我们在此略过L将军说了什么，也略过R将军答了什么——不过他二人显然思维迟钝，跟一位怒气冲天的咖啡馆老板在电话上纠缠不清，为此又浪费了一些时间。等到身披印花睡袍、故作睡眼惺忪的“斯拉夫斯卡”把他们让进门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午夜时分了。她不想吵醒丈夫，说他已经睡着了。她问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费琴科将军出了事。“他失踪了。”老实的L将军说。“斯拉夫斯卡”“哎呀”一声晕死过去，跌倒在地时险些砸坏客厅。她给歌坛带来的损失不像她的歌迷们所想的那么严重。
出于某种考虑，两位将军故意不向戈卢布科夫将军提起那张小字条的事，因此当他准备随他们前往“白盟”总部的时候，还以为他们真要和他讨论讨论是该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呢，还是该先请示八十八岁高龄的海军上将格罗莫鲍耶夫，他老人家不知为何被视为“白盟”的所罗门王。
“这是什么意思？”L将军说道，将那个要命的字条交给戈卢布科夫将军，“请你仔细读一下。”
戈卢布科夫将军仔细读了——他马上明白一切全完了。我们无须俯瞰他内心感受的无底深渊。他耸耸瘦削的肩膀，递还了字条。
“如果这真是将军所写，”他说，“我也得承认这看来的确很像是出自他的手笔，那么我只能说有人在假冒我。不过，我有理由相信，格罗莫鲍耶夫海军上将一定能替我洗清罪名。我建议马上就去。”
“对，”L将军说，“虽然很晚了，我们还是马上去。”
戈卢布科夫将军抖抖索索地穿上雨衣，第一个出了门。R将军帮L将军捡回围巾。围巾刚才从一把椅子上半耷拉下来，这几把前厅座椅从今往后注定只会载物，不会坐人了。L将军叹口气，戴上他那顶旧毡帽，用双手来完成这个轻柔的动作。他走向门口。“等等，将军，”R将军压低声音说，“我想问你点事。我俩军人间的对话，你能绝对肯定……呃，戈卢布科夫将军说的是实话？”
“这正是我们要调查的。”L将军答道。他是那种深信只要句子是个句子就必然有其意义的人。
他们在门口轻轻地碰碰对方的胳膊肘礼让对方先出门。最后年纪稍长的那位接受了这个特权，面带得意之色出了门。然后两人在楼梯口站住，楼梯上太过寂静，让他们愕然。“将军！”L将军冲楼下喊。他们面面相觑，而后匆忙而笨拙地奔下楼去，踩得丑陋的楼梯通通响。他们出来了，站在漆黑的细雨之中，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然后再互相看看。
她在次日清晨被捕。整个审讯过程中，她始终不曾丢弃伤心无辜的姿态。法国警方在追查可能线索的时候，表现出一种奇特的冷漠态度，好像他们认为俄国将军的失踪已是当地一种独特风俗，是一种东方现象，是一种自动消解的过程，也许不该发生，却也无法阻止。然而人们还是有这样的印象：比起外交智慧，法国保安局更适合讨论这类消失戏法的运作。海外报纸报道此事，都是出自善意，但方式上带些嘲讽，不太生动。整体而言，“斯拉夫斯卡事件”做不成醒目的新闻提要——俄国流亡人士铁定都在新闻焦点之外。有趣的巧合是，一家德国新闻社和一家苏联新闻社不约而同地对两名在巴黎的俄国将军席卷白军资金潜逃一事作了简要报道。
七
那场审判离奇得很，糊涂了事，无果而终。证人没一个像样的，给“斯拉夫斯卡”最后定为绑架罪，这在法理上很难站得住脚。不相干的琐事不断地遮掩了要害问题。错误的人记起了正确的事，或者正好相反。有一份账单，是一位农人加斯东·库洛签的，事由是“砍倒了一棵树”。L将军和R将军在一名虐待狂律师手中饱受折磨。一个巴黎街头的流浪汉，本是烂鼻头、从不刮脸的那种人（一个不难演的角色），衣服上的几个大口袋里揣着他们在人世间的全部家当，最后一只袜子丢了后，便把破报纸一层一层地裹在脚上。常见他们坐在某栋永远不曾完工的房子前，抱着酒瓶，舒舒服服地叉开两腿靠在墙皮剥落的墙上。就是这么个人也作了一番可怕的描述，说他从某个有利位置目睹了一位老人受到粗暴对待。两个俄国女人，其中一个曾长期接受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的治疗，说她们在案发当天看见戈卢布科夫将军和费琴科将军同乘前者的车走了。一位俄国小提琴家坐在一辆德国火车的餐车中时……但实在没有必要把那些差劲的谣言再说一遍。
我们看到“斯拉夫斯卡”在狱中的最后几幅画面：窝在角落里乖乖地织毛线；给费琴科太太写信，满纸沾泪，说她们如今就是亲姐妹，因为她二人的丈夫都被布尔什维克掳走了；哀求让她使用口红；在一位脸色苍白的俄国年轻修女怀中啜泣祈祷，修女来此是为了告诉她，自己曾做了一梦，说明戈卢布科夫将军是清白的；吵着要那本还扣在警方手里的《新约》——扣着的主要原因是不让专家顺利地开始破译写在《约翰福音》书页边上的某些密码。二战爆发后的某个时期，她得了一种不明不白的内科病症。一个夏日早晨，三名德国军官到监狱医院要求见她，当即被告知她已经去世——这可能是事实。
人们不免疑惑，是不是她丈夫通过某种途径设法让她得知了他的行踪，要么是他觉得对她不闻不问更为安全。他往何处去了，这可怜的迷路的人？可能性的明镜不能代替窥见真情的小孔。也许他在德国找到了安身之所，在贝德克尔青年间谍训练学校里谋得了一个行政管理方面的小职位。也许他回到了他曾赤手空拳攻城掠地的那片大地。也许他没有回去。也许他的顶头上司把他召去，用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种略带外国腔而又特别平静的语调对他说：“我的朋友，我们恐怕再用不着你了。”——正当那个X转身要走时，普朋迈斯特 (7) 博士纤细的食指按下了安装在他并不起眼的书桌边上的按钮，一个陷阱在X脚下张开大口，他跌下去摔死了（他知道得太多了），或是正好掉进楼下那对老夫妇的起居室里，摔碎了他的肘关节。
不管怎样，电影演完了。你帮女伴穿上大衣，加入由许多像你一样的人组成的人潮，缓缓朝出口移动。安全门打开，没想到门外已是黑夜，人流在附近渐渐稀散。如果你像我一样，为了不迷失方向而选择原路返回，你就会再次经过那些两小时前还似乎相当诱人的海报。穿着半波兰式制服的俄国骑兵从他的小马背上弯腰捞起脚穿红靴的浪漫情人，她的黑发从羊羔皮帽中翻滚出来。凯旋门与圆顶昏暗的克里姆林宫并肩而立。戴着单片眼镜的外国间谍从戈卢布科夫将军手中接过一捆秘密文件……快点，孩子们，让我们离开此地，走进清醒的夜里，走进在熟悉的人行道上漫步的宁静里，走进由长着雀斑的好男孩和同志情谊的精神所构成的坚实世界里。欢迎回到现实！经过那些廉价的刺激之后，这支货真价实的香烟该多么让人提神。看看，走在我们前头的那位衣着整洁的瘦削男子，也把一支“醒目”牌香烟在他那个旧皮烟盒上顿了几顿，然后点着了它。
* * *
(1) Feodor chaliapin（1873—1938），著名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
(2) 原文为“a Belle Dame with a good deal of Merci”，戏仿英国诗人济慈《无情的美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 ）一诗，该诗咏叹骑士为妖女所惑，丧失斗志。后世又有不少以此为题的画作。
(3) 西鲁克兹街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莫茨街在柏林，伏吉拉尔街在巴黎，分别代表当年许多俄国人的流亡路线。
(4) 德语，小酒馆 。
(5) 即英国的名牌香烟“绞盘牌”，英文是“Capstan”（卡普斯坦），这位将军念出来是“Kapsten”。
(6) 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7) 原文Puppenmeister，有“木偶大师”之意。
“那曾是在阿勒颇……” (1)
亲爱的弗——这封信除了别的事情外，主要是要告诉你，我终于到了这里，到了这个国家。在老家，看过多少夕阳都是朝这个国家的方向落下去的。刚来此地见到的人里有一位是我们的昔日好友格列布·亚历山德洛维奇·盖科，当时他正愁眉苦脸地穿过哥伦布大街，想找一个我们三人再也无缘重访的那种街头小咖啡馆。他似乎认为，你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总归是背叛了我们的民族文学。他给了我你的地址，颇为不满地摇着他花白的头，仿佛你不配得到我的来信似的。
我要给你讲个故事。这故事让我想起了——我是说这故事一讲好像会让我想起当年我们刚开始写诗的岁月，那些乳臭未干、充满泡沫般空想的诗，所有的东西，一朵玫瑰、一个水坑、一扇亮灯的窗子，都在向我们呼喊：“我是韵脚！”不错，写诗是个极其有用的领域。我们嬉戏，我们死去：“ig”韵，“umi”韵。 (2) 俄语动词响亮的灵魂使树枝的胡摇乱摆有了意义，也使没有尽头的防波堤上随风乱飘的那张废报纸有了意义。曾记得那张废报纸滑行一阵，停下来，又刷刷滑行一阵，像没有翅膀的东西扑腾着要飞一般。不过此刻我可不是诗人。我到你这里来，就像造访契诃夫的那位女士，滔滔不绝，巴不得让作家把她描写一番。 (3)
我结婚了——结婚的时间嘛，让我想想看，大约是在你离开法国一个月后，温文尔雅的德国人轰然拥入巴黎之前一两周。虽然我能提供婚姻的证明文件，但现在我十分肯定，我的妻子压根不曾存在。你也许会从别的渠道获悉她的名字，但那也无关紧要：只是个幻想出来的名字。所以我现在说起她，能做到淡然处之，就像在说一个故事中的人物一般（准确点说，是你的一篇小说中的人物）。
我和她与其说是一见钟情，不如说是一触钟情，因为我先前已和她见过几面，却没有体验到任何特殊的情绪。不过有一晚，我送她回家，她说了几句极其精妙的话，惹得我笑弯了腰，也轻轻地吻了她的头发——当然我们都知道那种盲目的冲动，如同在一间人去楼空的屋子地板上拾起一个人家不要了的小玩偶。深陷在这种盲目冲动中的士兵是什么都听不见的，对他来说，那一阵冲动就是有生以来聚在他生命昏暗中心的一点微弱的亮光一下子来了个没有声响、没有边际的狂喜大爆炸。其实我们为何常用升天之类的话来说死亡呢，原因在于举目可见的苍穹就是我们内心无声大爆炸的象征，我们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它的永恒存在——尤其是夜里，在我们灯火管制的巴黎，伊克赛尔芒大道上一道道拱门面目憔悴，无人的公共厕所里发出的水声汩汩不绝于耳的时刻。
然而我无法看清她。她至今仍像我最好的一首诗那样朦朦胧胧——就是你在《文学札记》上好好笑话过一场的那首。每当我想象她的模样时，我必须集中心思细想她有汗毛的小臂上的那个褐色胎记，就像读一句看不懂的句子时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着一个标点符号。也许，她要是妆化得浓一些，或者化得勤一些，我今天还有可能想象出她的模样，要么至少能想起她又干又热的红唇上细细的横纹。可我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尽管那双红唇捉摸不定的触觉我至今仍然感觉得到，在我的理智盲目迷乱之时，在呜呜咽咽的梦中。在梦中，她和我穿过伤心的迷雾，笨手笨脚地要拉住对方；我看不见她眼睛的颜色，因为她满眶的泪水淹没了眼眸，闪动着没有颜色的光泽。
她比我年轻得多——虽不像曼妙裸肩、长串耳环的娜塔丽亚和黑黝黝的普希金相差那么多岁，但仍有一定的差距，足以产生那种旧式的浪漫情怀。那情怀使我们乐于模仿一位旷世奇才的命运。即使模仿不了他的诗句，总可以模仿他的嫉妒，模仿他遭受的侮辱，模仿他眼看着她孔雀翎扇后一双杏眼转向一头金发的凯西奥 (4) 时尖刀剜心一般的痛苦。我的诗她倒还喜欢。别的人一见诗超过了十四行诗的长度就会哈欠连连，她却很少这样。如果说她在我心目中始终是个幻影，那么我在她心目中恐怕也是如此。我以为她爱的只是我诗歌的朦胧感，后来她在这层朦胧面纱上戳了一个洞，看见了一张并不惹人喜爱的陌生脸孔。
你也知道，当时我一度筹划，要以你为榜样，来个幸运出逃。她同我谈过她的一位叔父，据她说住在纽约。他曾在一所南方大学教过骑术，娶了个有钱的美国女人，借此发了迹，两人有个未成年的女儿，天生耳聋。她说她早把他们的地址丢了，但一两天后地址又奇迹般地被找到了。我们写了一封言辞生动的信，结果石沉大海。这也没关系，因为我已经从芝加哥的洛姆琴科教授那里得到可靠的担保书，只是我还没来得及开始办理手续以取得必要的文件，德国人就打进来了。那时我就料到，如果我们在巴黎继续住下去，迟早会有某个乐于助人的同胞向有关当局指出，在我写的书中，某一本的不少段落都表达了我的看法：德国因其罪孽深重，注定成为全世界永远的笑柄。
于是我们开始了多灾多难的蜜月。在《出埃及记》一般的流民潮中挤压颠簸，等候不知什么时候到、也不知开往哪里的火车，穿过像陈旧的舞台背景那样景象萧条的城镇，永远活在疲惫不堪的暮色之中：我们就这样流亡。流亡越久，我们便越清楚地感到，驱赶着我们的，不光是一个穿着长靴、挎着佩剑、拥有各色推进式垃圾的蠢人——他只是一个象征，还有更为可怕的、不可捉摸的事情，一种无时不在的、没有模样的恐怖，如庞然大物，不知来自何时何处，至今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即使在这里，在这城市中心公园绿色的空旷中，仍然摆脱不了那种恐怖。
唉，这么一个蜜月，她倒是勇敢地忍受下来了——还有点晕乎乎的高兴。不过有一次，在一节富有同情氛围的车厢里，她突然抽泣起来。“狗，”她说，“我们留下的那条狗。我忘不了那可怜的狗。”她是实实在在地伤心，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我们从来没养过狗。“我知道，”她说，“可是我刚才想象着我们当初买下了那条猎狗。想想看，它现在就在一扇紧锁的大门后面哀号。”可是我们也从来没商量过要买什么猎狗。
我也不想忘掉某段公路上的那一家难民（两个女人，一个小孩），他们的老父亲，要么是祖父，半路上死了。天空中黑色和肉色的云混在一起翻滚，远处云雾笼罩的山顶上落下一缕难看的残阳。死人仰面躺在一株落满灰尘的梧桐树下，两个女人靠一根棍子和两双手，拼命要在路边挖出一个坟来。可是路边的土太硬，她们实在挖不动了，就并排坐在贫血的罂粟花丛中，稍微离开那具尸体和那把翘起来的胡须。但那小孩还仍然又挖又刮又刨，直到他翻开一块扁平的石头，一时间忘掉他庄严劳动的目的，蹲下身来，伸展开又细又长的脖子，仿佛要把颈上每根椎骨全让行刑的刽子手看个明白。原来他发现了成千上万的褐色小蚂蚁，便又惊又喜地仔细观察起来。只见蚂蚁拥拥挤挤，蜿蜿蜒蜒，聚聚散散，向各处安全地带爬去，去了嘉德省，去了奥德省，去了德罗姆省，去了瓦尔省，去了比利牛斯——大西洋省——而我们只在波城 (5) 略作逗留。
去西班牙太过困难，我们便决定前往尼斯。在一个名叫弗热赫的地方（此站停车十分钟），我挤下车去买点食物。两分钟后我回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开走了。我眼前一片空虚，好不凄惨（只见两根光铁轨，对你的惨状不理不睬，中间有煤灰一闪一闪地冒着热气，还有一片孤零零的橘子皮）。要为这一切负责的那个昏了头的老头，还蛮不讲理地告诉我，说我本来就无权下车。
当时要是在一个好一点的世界里，我还有可能联络上我的妻子，告诉她该怎么办（我们两人的车票和大部分的钱都在我身上）。可是事与愿违，我在电话上噩梦般挣扎一场，结果只是徒劳。于是只好放弃了电话上像是远远冲我咆哮的一系列微弱声音，拍了两三封可能到如今还没送达的电报。天色已晚，我只好搭下一班区间慢车驶往蒙彼利埃，那是她乘的那列火车的最后一站。在那里还是没找到她，我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前行，因为她可能上了我刚刚错过的马赛专列；要么返回弗热赫，因为她有可能折了回去。现在我都忘了，当初是怎样心乱如麻，让我选择了先到马赛，再到尼斯。
警察平时只会干些往错误的地方送去错误的信息之类的事，其他事就一点忙也帮不上了。其中一个冲我吼叫，嫌我太烦人，另一个避开眼下的问题，怀疑我的结婚证书有问题，因为他非说证书上的印章盖在了错误的一面。第三个是个胖局长，棕色的眼睛很清澈，自称业余时间写诗。尼斯有很多俄国人，或是定居，或是暂住，我在他们中间查找，问了各种各样的熟人。听他们中有些碰巧有犹太血统的人讲，他们落难的亲人挤满了开往地狱的火车。我的苦难则和他们相反，平平常常，看上去有点脱离实际：坐在某个拥挤的咖啡馆里，望着眼前淡蓝色的大海，身后是空壳响声一般的喃喃细语，反反复复诉说着犹太人遭受的屠杀和苦难，还有大洋彼岸的灰色天堂，那些领事们办事的粗暴态度和反复无常的怪脾气。
我到了尼斯一星期后，一位懒洋洋的便衣侦探来访，领着我走进一条曲曲弯弯、臭气熏天的街道，来到一栋黑漆漆的房子跟前，房子上的“旅馆”二字饱经污垢和岁月的侵蚀，几乎看不清了。他说，就在这里找着了我的妻子。当然啦，他领来一个姑娘让我看，完全是个陌生的人。可是我这位福尔摩斯朋友却锲而不舍地花了好长时间，非要我和她承认是已婚夫妇。与此同时，她那个肌肉强健的床伴就一声不吭地站在一旁听，两只光胳膊交叉起来抱在带条纹的胸前。
当我终于摆脱这些人，回到我住的地方时，碰巧经过一行排得密密实实的队伍，在等食品店开门。我的妻子就排在这行队伍的尾端，正踮着脚尖费力张望店里到底在卖什么东西。我现在想想，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她希望店里在卖橘子。
她的故事有点含混不清，但完全是老套路。她返回弗热赫，没有在我留下口讯的火车站询问，而是直接去了警察局。一群难民建议她加入他们的行列，她便在一间没有自行车的自行车店里过夜，与三名老妇同睡在地板上。这三个老妇，据她说，躺在地上就像排成一行的三截木头。次日她发现身上钱不够，去不了尼斯。最后她向三个木头老妇中的一个借了点钱，却又搭错一班火车，抵达一个她记不得名字的城镇。两天前她来到尼斯，在俄国教会找到几个朋友。他们告诉她我在这一带转悠着找她，肯定很快会出现的。
又过了些时候，有一次我坐在我那小阁楼中唯一一把椅子的边缘上，搂着她年轻娇小的屁股（她正在梳理她细软的头发，每梳一下，头就往后甩一下），这时她淡淡的微笑一下子让一切都奇怪地抖动起来。她将一只手搁在我的肩上，低头盯住我，仿佛我是个池中倒影，她如今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倒影的存在。
“我一直没有对你说实话，亲爱的，”她说，“我是个骗子。我和一个在火车上遇见的野蛮家伙在蒙彼利埃过了几夜。那根本不是我情愿的。他是推销洗发液的。”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受了什么样的折磨。哪来的扇子，哪来的手套，哪来的面具。 (6) 那天我花了整整一夜，后来又花了不知多少个夜晚，想从她口中一点一点地查证清楚，但没能全部搞清。我当时有个奇怪的想法，觉得我首先必须查明所有的细节，重建每一分钟，然后才能决定我是否受得了。可是想要得知事实的欲望漫无边际，我自己也不能断定大概到了哪一步我才可以自认满足。我想得知的情况可以分解为无限多个片断，每个片断之间的间隔不知有多大，那分母也不知会有多大。
唉，第一次盘问时她烦得很，对我的盘问懒得回答，第二次盘问时她干脆无所谓，因为她确信我已经不要她了。她那些解释，都是胡编乱造，只能引得我痛苦，她却好像认为那是安慰我的奖品。事情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拖下去，她动辄精神崩溃，但很快又振作起来，回答我那些不好写下来的低俗问题时，要么声音低得断了气一般，要么可怜巴巴地笑笑，话题一拐，净说些不着边际的事。我恨得发疯一般直咬牙，牙关疼得快要爆裂了——那种疼痛火烧火燎，但不知为何，好像比迟钝而沉重、默默忍受的痛苦要好受一些。
请注意，就在这种审讯逼问的间歇期间，我们也在尽力从那些办事不力的部门办出必要的文件来。有了这些文件，才能合法地申办第三种文件。有了这第三种文件，就等于得到一块垫脚石，借此垫脚石可以拿到一个许可证，持有此证就可以申办一些别的文件。持证人凭借这些别的文件就多少有可能发现这事原来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即使我能想象出那种反复出现的邪恶场景，我却仍然不能把它和我的妻子联系起来。那些场景像长着尖角的恐怖幻影，而我凶狠地抓住妻子逼问时，她的柔软肢体却摇摇晃晃，嘎吱作响，瘫倒在我紧抓她的手掌中。
就这样余下的事只有互相折磨，连续好多个钟头在有关部门等候，填表，和已经摸清了各类签证五脏六腑的朋友交换意见，向那些办事员哀求，再填表，结果是她那位健壮能干的旅行推销员的形象和那些长着老鼠胡须咆哮的官员可怕地混在了一起。还有快要腐烂了的老旧记录宗卷，紫色墨水的臭味，塞在疽疮点点的吸墨纸下的贿赂，用敏捷冰凉的带垫脚爪搔弄潮湿颈部的肥苍蝇，你的六张新洗出来的近似本人的照片笨拙地呈凹形，那些出生于斯鲁茨克、斯塔罗杜布或博布鲁斯克 (7) 等地的申请人悲哀的眼神和耐心等候的礼貌，像宗教异端裁判所里的刑具一般的漏斗和滑轮。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秃顶男人，被告知护照找不着了，脸上露出可怕的笑容。
现在我承认，有天晚上，经过特别可怕的一天后，我跌坐在一条石凳上，哭着诅咒这个虚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千百万人的生命掌握在这些领事和办事员阴冷的手里，任由他们摆布。我注意到她也在哭，于是我告诉她，假如她没有跑去干她干过的那些事，眼下的事情再麻烦也没什么关系。
“你会以为我疯了，”她激动地说起来，刹那间她几乎像个真实的人了，“其实我什么也没做——我发誓我什么也没做。也许我同时过着好几种生活。也许我那么做是想考验你。也许这凳子是个梦，我们现在是在萨拉托夫 (8) ，要么是在某颗星星上。”
要回到她最初解释为何姗姗来迟的说法上得经过好几个不同的阶段，一点点细说下来太啰嗦。我没有跟她说话，多数时候我独来独往。她经常会闪现一下，然后消失，也常带点她以为我会喜欢的小东西再出现——一把樱桃，三支名贵香烟，诸如此类——对我就像护士照顾一个脾气暴躁的康复期病人，平平静静地来来去去，一言不发，只是悉心照料。我俩共同的朋友中绝大部分我不再去拜访了，因为他们对我办护照的事情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也似乎对我隐隐有了敌意。我写了几首诗，喝掉了所有能够到手的酒。一天，我将她搂在我充满渴望的胸前，我们便去卡布尔住了一周，躺在狭窄的海滩边粉红色的小圆石子上。说来奇怪，我们的新关系越是融洽，我便越能隐隐感到一股钻心的哀伤，但我不断告诉自己，这是一切真正幸福固有的特征。
与此同时，我们命中注定的漂泊方式有了变化，我终于从一间又暗又热的办公室出来，颤抖的双手中捧着两本厚厚的出境证。这东西里面适时地注入了美国血清，我飞快地赶往马赛，设法买到了下一班的船票。我回家沉重地踏上楼梯。我看见桌上一只杯中插着一枝玫瑰——美得鲜亮，白里透红，花茎上有在水里养了些时候的气泡。她的两件替换裙装不见了，她的梳子不见了，她的花格外衣不见了，她当帽子用的那条打着紫红色蝴蝶结的紫红色发带也不见了。枕头上没有别上便条，屋里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当然有那枝玫瑰，但那东西只不过是法国打油诗人所谓的une cheville (9) 罢了。
我上韦雷坦尼科夫家，他们无可奉告。到海尔曼家，他们守口如瓶。再往埃拉金家，他们拿不准该不该告诉我。最后还是那位老太太——你知道安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在关键时刻是个什么样子——她要来她专用的那根垫了橡皮的拐杖，从她最爱坐的扶手椅中沉重却精神矍铄地抬起她庞大的身躯，领着我进了花园。到花园里，她告诉我，她年岁长我两倍，凭此她有权说我是个欺负弱小的无赖。
你必须想想当时的场景：铺着小石子的小花园，里面摆着一只《一千零一夜》中说到的蓝色瓷瓶，长着一棵孤独的柏树；一个裂了缝的平台，想当年老太太的父亲从诺夫哥罗德州州长任上退休后，到尼斯过了最后几晚，膝上盖着毯子在平台上打盹。淡淡的碧空；渐浓的暮色中一丝香草气息；蟋蟀发出金属般的颤声，调门高出中音C两个八度；再就是安娜·弗拉季米罗夫娜，正冲我一顿臭骂，激动得脸颊上的皱褶突突晃动。她像母亲一样教训我，却大大冤枉了我。
我亲爱的弗，就在前几个星期，我那幽灵般的妻子还独自拜访过我俩都认识的三四户人家。每次去时，她都往那些好心人急不可耐的耳朵里灌输一个离奇故事。故事说，她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法国青年，他能给她一个带塔楼的家，让她姓一个贵族的姓。所以她向我提出离婚，遭我拒绝。她还说，事实上我说过我宁肯开枪杀了她，然后自尽，也不愿意独自去纽约。她还说她说过她父亲曾遇上类似的情况，却表现出君子风度，我则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cocu de père (10) 。
还有大量这类荒谬细节——但都以奇异的方式串联起来，难怪老太太要我发誓决不端着上膛的枪去追寻那对情侣。她说他们已经住进洛泽尔省的一座城堡。我问她可曾亲眼见过那男人。没有，不过她见过那人的照片。我正准备告辞，情绪已经稍显放松、甚至伸出五指让我吻别的安娜·弗拉季米罗夫娜突然又发作起来，用拐杖敲着石子，声音低沉而有力地说道：“可是有件事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她的那条狗，离开巴黎前是你亲手勒死了那可怜的畜生。”
究竟是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变成了旅游推销员，还是变过来的人又变了回去，抑或他两者皆非，只是我们结婚前追求过她的那个不知底细的俄国人——现在这一切绝对是无关紧要的了。她走了，一切都结束了。我要是把找她等她这种噩梦一般的事情从头再做一遍，那我就是个傻瓜。
一次漫长郁闷的航程中，第四天早晨我在甲板上遇见一位不苟言笑却和蔼可亲的老医生，我在巴黎和他下过棋。他问我，海上风浪大，我妻子是否很不舒服。我回答说我是独自航行。他一听面露迷惑，接着说他在上船前一两天还见过她，也就是在马赛的防波堤上散步，他觉得是在随便闲逛。她说过一会儿我会带着行李和船票来和她一起上船。
我想，这便是整个故事的点睛之处——只是换你来写的话，最好别把他写成医生，因为这太老套了。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过来，她压根就没有存在过。还有一事我要告诉你。我刚到时，就急于满足某种病态的好奇心：按她给过我的那个地址找过她一次，结果那是两栋办公楼之间一个无名的空隙。我在电话簿中查找她叔父的名字，电话簿里没有这个人；我又到处打听，无事不知的盖科告诉我，此人和他那位特别喜欢马的妻子倒是的确存在，但他们的聋哑小女儿死后，两人就搬到旧金山去了。
回首栩栩如生的往事，我看见我们遍体鳞伤的浪漫恋情陷入了迷雾重重的深渊，两边是悬崖峭壁。这悬崖峭壁正好比现实中的两座大山，一座是从前的真实生活，一座是从现在起即将变得真实的生活。我希望以后的生活真实起来，但未必是明天就开始。也许过了明天再说。你，快乐的凡人，有个可爱的家（伊内丝可好？双胞胎可好？），工作也丰富多彩（你的苔藓采得如何？），不好指望你和我心心相通，体味我的不幸。不过你可以以你的艺术为棱镜，明鉴我的往事。
可是实在可惜。 (11) 我要诅咒你的艺术，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她仍然在海边走来走去，棕色的渔网晾晒在热石板上，海水拍打着一条泊在海边的渔船，闪着湿漉漉的光。不知在何处，不知为什么，反正我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棕色的渔网里，随处可见碎鱼鳞，星星点点地泛着白光。我要是不小心，到头来也许是阿勒颇一幕。放过我吧，弗，你要是拿它作题目，恐怕会一语成谶，叫人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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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勒颇是叙利亚西北部城市，接近土耳其国境。标题此句引文出自莎士比亚《奥赛罗》一剧：奥赛罗因伊阿古挑拨，怀疑妻子苔丝狄蒙娜与副将凯西奥有染，一怒杀妻。及至发现真相，悔恨莫及，遂拔剑自戕。刎颈前独白（第五幕第二场）：“那时候你们应当说，这个人对爱情并不理智，但爱得刻骨铭心；这个人并不轻易嫉妒，但受人蛊惑，就会走上极端；这个人的手，就像低等的印第安人，扔掉了一颗比全部落还要贵重的珍珠；这个人的眼睛，尽管有泪不轻弹，但到伤心处却也会泪如雨下，就像阿拉伯胶树那样流下可作药用的树脂。你们记下这番话。另外再添一句：那曾是在阿勒颇，有一个裹着头巾的土耳其恶人，殴打一个威尼斯人，还骂我们的城邦，我抓住这个受过割礼的狗东西的脖子，就这样一剑宰了他。”
(2) 这里是作者玩的文字游戏。“我们嬉戏，我们死去”的俄语读音是“my igraem, my umiraem”，类似英语的“ig”韵和“umi”韵。前文的“一朵玫瑰、一个水坑、一扇亮灯的窗”，也都要还原为俄语才押韵。
(3) 高尔基写的回忆契诃夫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位健壮、丰满、衣着漂亮的女士造访契诃夫，说起话都是契诃夫笔下人物的腔调：“生活真无聊……一切都是灰色的……”
(4) 《奥赛罗》中奥赛罗怀疑与自己妻子有染的副将，此处指普希金的情敌。
(5) Pau，位于法国西南部、西班牙边境，是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首府。
(6) 两句皆为《奥赛罗》中的台词。
(7) Slutzk, Starodub, Bobruisk，皆为俄罗斯城市，犹太人的聚集区。
(8) Saratov，俄罗斯地名。
(9) 法语，凑韵脚的无意义的词 。
(10) 法语，戴绿帽子的父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