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要把自己想象成火车司机就可以入睡。我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无忧无虑的乘客在各自的隔间里享受着我带给他们的旅行，抽烟，相互微笑致意，点头，打瞌睡；服务生、厨师、车警（我必须找个地方安顿他们）正在餐车里痛饮；我自己则瞪大眼睛，满身脏灰，从机车驾驶室探头观瞧，望着尽头处逐渐变窄的铁轨，望着黑沉沉的远方像红宝石或绿宝石一般的亮点——这时候一种高枕无忧的安乐感便浸入我的血管。后来我就睡着了，睡梦中会看到全然不同的东西——一架大钢琴下面滚动着一只玻璃弹子，要不就是一辆玩具火车，侧翻在地，轮子仍在兴致勃勃地转动。
车速的改变有时会打断我酣畅的睡眠。车窗外昂首挺立的灯缓缓移过，每过一盏，灯光会探查车厢之间的缝隙，然后犹如一块闪亮的罗盘测量着黑影。一会儿后，火车发出一声威斯汀豪斯 (5) 气动刹车的长叹，停了下来。有什么东西从上面掉下来（第二天发现是我弟弟的眼镜）。我身后拖着半截被单挪到床脚处，这样就可以小心地解开百叶窗的搭扣，真是不可思议地令人兴奋。百叶窗只能往上拉一半，原来是上铺的床沿挡住了，再拉不上去。
几只灰白的蛾子围着一盏孤灯打转，就像木星的卫星一样。一张撕裂了的报纸在凳子上簌簌抖动。能听见列车里的某个地方有捂着嘴发出的沉闷声音，那是有人在为了顺气而咳嗽。我眼前的这片站台上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但我还是不忍从站台上收回目光，直到站台自动和我告别。
第二天早晨，只见湿漉漉的田野上一条水渠两岸长着歪脖子的柳树，远处或许是一排白杨，中间隔着一道乳白色的雾，这说明火车正驶过比利时。火车下午四点抵达巴黎。即使在巴黎只停留一夜，我也总有时间买些东西——比如一个黄铜制成的小小埃菲尔铁塔，表面粗粗地刷了一层银白色的漆。第二天中午我们登上南方快车，开往马德里，约莫晚上十点，我们半路在比亚里茨的内格莱斯火车站下了车，离西班牙边境只有几英里。
二
当年的比亚里茨仍保持着它的传统本色。通往我们下榻之处的路上两旁都是灰蒙蒙的黑莓灌木丛和杂草丛生的待售土地。卡尔顿大酒店仍在建造之中。三十六年后，陆军准将萨缪尔·麦克罗斯基才占领了皇宫酒店里的皇家套房。这家酒店坐落在从前一所宫殿的原址上，据说那宫殿建成后，身手异常矫健的巫师丹尼尔·霍姆在六十年代造访，他用一只赤脚（模仿幽灵之手）抚摸欧仁妮皇后 (6) 那张善良真诚的脸。在赌场附近散步时，一位年长的卖花女画眉抹粉，满脸堆笑，截住一位散步者，将一枝含苞欲放的康乃馨灵巧地插进他的上衣扣眼里。他侧目俯视花儿含情脉脉地插进扣眼里时，左下颌的赘肉上堆起了一道凸显的褶痕。
海滨浴场沿线摆着各式各样的海滨椅和搁脚凳，上面坐着孩子们的父母，孩子们戴着草帽在海边的沙滩上玩耍。在其中可以看到我，双膝跪地，正试图用一只放大镜点燃一把捡到的梳子。男人们炫耀着他们的白裤子，这样的裤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好像洗后缩了水那样可笑。在这个特殊的季节里，女士们穿着丝绸翻领的轻便外衣，戴着大帽顶的宽边帽子，帽子上垂下绣得密密实实的白色面纱，胸前、手腕、遮阳伞上都缀着花边。微咸的海风吹在人的嘴唇上。一只迷途的金黄色蝴蝶一头撞了过来，急匆匆地飞过喧闹的海滨。
还有其他的活动和声响，是小贩们发出来的。他们叫卖花生、糖衣紫罗兰、颜色翠绿的果仁冰淇淋、口香糖丸，还有从一个红桶里拿出来的又干又硬、像华夫饼一般的东西，表面上有大片大片凸起来的皮。那个卖饼的人背着沉重的桶，弯着腰深深陷入白色沙滩，艰难地行走，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后来见过再多事情也不曾把这一幕冲淡。有人叫住他时，他就把背桶的皮带一扭，从肩上甩下桶来，砰的一声甩在沙地上，这时那桶的样子活像比萨斜塔。然后他用袖子擦擦脸，开始熟练地在桶盖上摆上带有数字和箭头的投标圆盘。箭头发着锉磨声嗖嗖飞转，一苏 (7) 一块饼，大小由转盘运气决定。饼越大，我心里就越为他难过。
海水浴在海滩的另一头进行。浴场有专业人员，都是魁梧健壮的巴斯克人 (8) ，穿着黑色泳衣，帮助女士们和孩子们见识惊涛骇浪。这样的救生员会托着你的背把你放在冲过来的浪头上，然后牵着你的手，等绿色的海水翻滚着泡沫整个升起，然后以雷霆万钧之势从你身后压过来，强大的冲力打得你站立不住。经过十来次这样的冲击后，像海豹一样全身水光闪闪的救生员就会把又喘又抖、鼻子里进了水的顾客领上岸，来到平坦的地方，那里有一位令人难忘的老太太，下巴上长着一撮灰白的毛，她会立刻从挂在晾衣绳上的三四件浴衣中选出一件来。在一间确保安全的小木屋里，另一位浴场服务员会帮你脱下湿淋淋的、沾满沙子的泳衣。泳衣扑通一声落在木板上，你还在不停地抖，从泳衣里跨出来，踩在这时凌乱散开的蓝色浴衣的条纹上。小木屋里散发着松木的香味。满脸皱纹的驼背服务员笑容可掬地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水，让你泡泡脚。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巴斯克语里“蝴蝶”是“misericoletea”——至少听起来是这么个词（我翻遍词典，找到七个词，发音最接近的一个是“micheletea”）——这个词从此永远存入了我记忆库中的一个玻璃小间里。
三
有一天，我在海滨浴场颜色较深也比较潮湿的地方挖泥玩，那里退潮后挖的泥最适合堆城堡。和我一起挖泥的是个法国小女孩，叫科莱特。
她到十一月就十岁了，我则在四月已经满了十岁。一块有缺口的紫色珠蚌贝壳引起我的注意，她长着细长脚趾的光脚刚刚正好踩在这块贝壳上。不，我不是英国人。她轮廓分明的脸上满是雀斑，连绿莹莹的眼睛里似乎也闪动着斑斑点点。她穿着一套现在也许叫做运动装的衣服，上身是件蓝色的针织紧身内衣，袖子挽了起来，下身是条蓝色的针织短裤。一开始我把她当成个男孩子了，后来才觉得不对，因为她纤细的手腕上戴着手镯，水手帽下面晃动着螺旋状的棕色鬈发。
她说话很快，像小鸟那样叽叽喳喳，英语法语混在一起说，英语像她的家庭女教师教的英语，法语带着巴黎腔。两年前，也是在这个海滨浴场，我曾深深喜欢上了一位塞尔维亚内科医生的小女儿，她模样可爱，皮肤晒得黝黑。如今一见科莱特，我立刻明白了这才是我的真爱。科莱特似乎比我在比亚里茨偶遇的所有玩伴都要独特！我不知为何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她不如我快活，也不如我那样受到关爱。她娇嫩柔软的小臂上有一块淤青，这勾起我的种种联想。“它掐起人来和我妈妈一样狠。”她这是在说一只螃蟹。我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把她从她父母手里救出来。我曾听人对我母亲说过，她父母是“des bourgeois de Paris” (9) ，说时还不屑地轻轻耸了一下肩。我对这种鄙视有我自己的理解，我知道她父母是坐着蓝黄相间的私家豪华大轿车从巴黎一路观光而来的（这是当年流行的游览方式），却让科莱特带着她的狗和家庭女教师了无生趣地坐着没有卧铺的普通火车来。她的狗是一只猎狐小母狗，项圈上挂着铃铛，摇摇晃晃地跟在她后面，几乎寸步不离。它精力特别旺盛，老是跳起来舔科莱特玩具桶外面的咸海水。我至今记得画在桶上的船帆、落日和灯塔，但就是记不起那只狗的名字，令人好生烦恼。
我们在比亚里茨住了两个月，我对科莱特的感情几乎超过了我对蝴蝶的迷恋。我父母不大喜欢和她父母来往，所以我只能在海边见到她。不过我时时刻刻想着她。要是发现她哭过，我心中就会涌起无可奈何的痛苦，自己也会热泪盈眶。我无法消灭那些在她单薄的脖颈上留下叮咬伤痕的蚊子，但我能和欺负过她的一个红头发男孩打上一架。这一架我打了，还打赢了。她经常给我一把还带着手上温度的硬糖。有一天我们一起俯身看一只海星，科莱特的鬈发蹭得我的耳朵发痒，她突然转过头来亲了一下我的脸。我心潮澎湃，能想到要说的只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小淘气！”
我有一枚金币，我觉得这就足够我们私奔了。我要带她去哪儿呢？西班牙？美国？还是耸立在波城往上的大山里？“Là-bas, làbas, dans la montagne。” (10) 这是我听卡门在歌剧里唱的。一天夜里很奇怪，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着海水循环往复的冲击声，计划着我们的出逃。大海似乎在黑暗中站起来，摸索着探路，然后沉重地一头栽倒在地。
我们是怎么出逃的，详情我无可奉告。我的记忆中只保留着这么一幕：一个帐篷被风吹得哗哗响，背风处她温顺地穿上系带的帆布鞋，我则把一只叠好的捕蝶网塞进一个棕色纸袋里。能记起的下一幕是：为了躲避追踪，我们进了赌场附近的一座漆黑的电影院（赌场当然是绝对不允许进去的）。我们坐在电影院里，手拉着手，中间隔着狗，它的铃铛时不时在科莱特的膝头轻响。正放映的是在圣塞巴斯蒂安举办的一场斗牛比赛，画面晃动，闪得像下毛毛雨，但相当刺激。我记忆中的最后一幕是：我自己由我的老师领着走在海滨人行道上。老师的两条长腿迈得好生轻快，惹人讨厌，我现在都能看见他紧咬牙关的凶狠样子，下腭上的肌肉在绷紧的皮下抽动。我九岁的弟弟，戴着眼镜，正好被抓在老师的另一只手里。他时不时往前小跑几步，偷偷回头看我，表情又是害怕，又是好奇，像只小猫头鹰。
离开比亚里茨前得到的一些小纪念品中，我最喜欢的不是用黑石头做的小牛，也不是那只能吹响的海贝，而是现在看来颇有象征意义的东西——一个海泡石做成的笔架，装饰部分上有一个小小的水晶窥视孔。把笔架拿起来贴近一只眼睛，眯起另一只，控制住眼睫毛，不让它闪动，这时就能在水晶孔里看到一幅栩栩如生的神奇画面：一片海湾，一排海岸峭壁，绵延到尽头处是一座灯塔。
现在发生了一件开心事。重新捧起这个笔架，看着小圆孔里的小天地，这个过程刺激我的记忆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我再一次努力回想科莱特那条狗的名字——当然了，再一次沿着当年那遥远的海滨，走过往昔黄昏里光滑的沙滩，沙滩上每个脚印缓缓注满了夕照下的海水。终于想起来了，终于想起来了，它回响着，颤动着：弗罗斯，弗罗斯，弗罗斯！
我们在巴黎停留了一天，然后继续上路回国。就在这一天之前，科莱特返回了巴黎。巴黎寒冷的蓝天下一个浅褐色公园里，我见了她最后一面（我相信这是我们的两位老师特意安排的）。她带着一个铁环和一根滚铁环的短棍，穿一身巴黎秋装，一副都市少女的打扮，整个显得既得体又时髦。她从家庭女教师那里接过一件告别礼物，匆匆放到我弟弟手中。那是一盒糖衣杏仁，我知道是专门送给我的。东西一放下她就跑开了，滚动着闪闪发亮的铁环，穿过阳光和阴影，绕着一个枯叶塞满喷口的喷泉一圈一圈地跑，我就站在这个喷泉附近。如今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枯叶和她的皮鞋皮手套混在了一起。我还记得她衣着上某个细节（可能是苏格兰女帽上的缎带，要么是长筒袜上的花纹），当时让我想起一种玻璃弹子里面彩虹般的螺纹。我至今似乎仍然紧握着那一缕彩虹，不知该往哪里安放。而她至今仍然滚着铁环绕着我跑，卵石小路边低矮围篱的交错拱顶在路上投下了影子，她越跑越快，最终消失在那稀疏的阴影之中。
* * *
(1) 指二十世纪。
(2) Robert Peary（1856—1920），美国探险家，一九○九年四月成功到达北极。
(3) 法语：草莓酱蛋卷 。
(4) 法语，欧洲国际卧车和特快列车公司 。
(5) George Westinghouse（1846—1914），美国发明家和工业家，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创始人。一八六九年获得空气制动器的发明专利，广泛用于火车刹车。
(6) Empress Eugénie（1826—1920），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仓三世的皇后。
(7) Sou，旧时法国辅币，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
(8) Basque，西南欧民族，主要分布在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脉西段和比斯开湾南岸。
(9) 法语，巴黎的资产阶级 。
(10) 法语，在那里，在那里，就在大山里 。
连体怪物的生活情景
几年前，弗里克医生问了我和劳埃德一个问题，现在我想试着回答。他带着搞科研很快乐的那种梦幻般的微笑，轻轻抚摸把我和劳埃德连在一起的那块肉鼓鼓的软骨组织——脐部和剑突联胎，与潘克斯特医生遇到的病例差不多。 (1) 他还问我们是否能回忆起我们中的一个，或者两个，第一次认识到我们这种特殊状况与命运的情景。劳埃德所能记起的只是我们的外公（易卜拉辛，要么是亚辛或者亚罕——如今听起来是一堆讨厌的烦人声音！）总是摸刚才医生正摸的地方，还把那东西叫黄金之桥。我则什么也说不上。
我们的童年是在俯瞰黑海的一座肥沃的小山丘顶上度过的，小山就在我们外公家的农庄上，离卡拉兹不远。外公最小的女儿，东方的玫瑰，灰头发亚罕的掌上明珠（要真是他的掌上明珠的话，那个老恶棍也许会好好照顾她），在路边的一个果园里被我们不知姓名的父亲强奸，生下我们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死因据我猜想，纯粹是恐惧加上悲伤。谣言传开了，一说是个匈牙利的小商贩，另一说是个德国的鸟类搜集者，或者是他的远征队里的成员——很可能是他的标本剥制师。一些满身尘土的姨妈，戴着沉甸甸的项链，宽大的衣服散发着玫瑰油和羊肉的味道，怀着一种残忍的兴趣来照顾我们这两个怪物般的婴儿，满足我们的吃喝欲望。
很快附近的村庄都知道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开始派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来我们农庄打探。在这些节日般的日子里，你能看见他们吃力地爬上我们这座小山的斜坡，就像鲜艳的彩色画片中的朝圣者。有一个七英尺高的牧羊人，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子秃头男人，一些士兵，还有柏树拉长的影子。孩子们也来了，随时随地，看护我们的姨妈盯得紧，一来就轰他们走。有一个年轻人，小平头，黑眼睛，穿着褪了色的蓝裤子，几乎天天都来。他像蠕虫般穿过山茱萸、忍冬草和歪脖子的紫荆树林，来到铺着鹅卵石的院子里。院子里有个湿漉漉的旧水池，旁边一堵白灰墙，墙下坐着小劳埃德和小弗劳埃德（那时我们还有别的名字，听起来全是乌鸦叫的声音——不过这都无关紧要），不声不响地大口吃着杏干。随后，突然之间，就像字母“H”看见了“I”，罗马数字“ii ”瞧见了“i ”，剪刀看见了一把刀。
人们知道了我们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尽管烦人，但还是和我母亲受到的精神打击不能相比。（顺便说一句，这里故意用了“我母亲”而不是“我们的母亲”，该是从来没有的福气！）她肯定明白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但当她得知双胞胎是连体的——毫无疑问她是知道了的——那时她经受了什么样的打击？那些不懂规矩的、无知的、急着要交谈的村民围着我们，满屋子高声的话语早就传到我母亲垮塌的床前，她肯定立刻意识到出了糟糕透顶的事。可以肯定的是，她的姐姐们，又怕又同情，慌乱之下把连体婴儿抱来让她看了。我不是说一位母亲不可能爱这样一个连体的东西——并且忘记母爱的本源中并不圣洁的黑暗露珠。我只是想，当时可能是厌恶、同情和爱混合在一起，让她受不了。她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个双生系统，各自的构件都很好，健康又漂亮，淡紫色的脑袋上长着柔软如丝的金黄色头发，小胳膊小腿长得很好看，强韧有力，动起来就像某种长了好多腿脚的神奇海洋动物一般。每一个部件都很正常，可是放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怪物。说来也真是奇怪，就这么一点点肌肉组织，一块片状垂悬的肉，比羊肝子长不了多少，由于它的存在，竟然能将人们的欢乐、自豪、温柔、爱慕、对上帝的感恩全都转化成了恐惧和失望。
对我们自己而言，一切都格外简单。大人们在各个方面都与我们不一样，和他们没什么可比的。不过，我们的第一个同龄人来访者让我略微看出点名堂。那孩子七八岁，站在一棵带瘤的无花果树下看着我们，那树仿佛也在盯着我们瞧。他惊得目瞪口呆。劳埃德平静地看着他，我记得自己完全看清了来人和我之间的根本差别。他在地上投下一个短短的青色影子，我也投下了影子。那个粗略的、扁平的、不确定的影子，我和他一样，都归功于太阳，天色一阴，就不见了。可是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还多了一个影子，一个我自己肉体的明明白白的反映，我永远带着它，就在我的左边，而我的这位来访者却不知怎的把他的这么个影子丢掉了，或者取下来放在家里了。连在一起的劳埃德和弗劳埃德是完整的、正常的，他却既不完整，也不正常。
不过，为了把这些事情作一番称得上彻底的解释，也许我应该说一些更早的往事。除非成年人的感情污染了孩提时的感情，我想我能保证还记得一件隐隐反感的事情。因为先天连体，我们从开始就面对面躺着，连着的地方就是我们共有的肚脐眼。我们出生的最初几年里，我那位连体兄弟的硬鼻子和湿嘴唇老是蹭着我的脸。这样的接触很烦人，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各自的头尽可能往后仰，脸尽可能错开。我们的连体处非常灵活，这就允许我们或多或少地换着侧侧身。开始学步时，我们就是这样侧着身蹒跚而行，这样的姿势看上去想必比实际情形更紧张，使我们看上去就像一对喝醉了的小矮人，互相搀扶着走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睡觉时一直重新回到胎儿时的姿势。可是这么睡会引起身体上的不适，老把我们弄醒，这时我们总会赶快把脸再扭开，越看越觉得讨厌，不禁双双嚎啕大哭。
我坚持认为，三四岁时，我们的身体就隐隐开始厌烦连在一起的别扭状况了，只不过我们的意识里还没有怀疑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在我们对这种别扭现象能够有个理性认识之前，生理上的本能已经发现了对付的办法，所以我们对此几乎不予理会。我们的一举一动变得非常默契，共同的行动和各自的行动达到了高度的协调。共同的动力激发出共同的行为模式，于是形成了一种天衣无缝的均匀的灰色背景，在这种背景之下，各自想干什么，不管是他还是我，都会顺势而为，比常人更清楚，更准确。这种背景模式本身悖于常理，我们反倒觉得正常，所以它从来不误事，不管是两人共同的步调，还是其中一个的突发奇想。
我现在说的仅仅是我们童年的情况，那时候我们人还小，相互之间如有冲突，也不足以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体力。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常后悔，我们本该在离开童年阶段后就死去，要么做手术分离。在那个人生之初的阶段，始终存在着一种节奏，宛如远远响在我们神经系统里的丛林战鼓一般，我们的行动规则就由这种节奏来调节。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中的一个正要俯身去采一朵漂亮的雏菊，恰在此刻，另一位正好要伸手去摘一颗成熟的无花果，谁能成功，取决于谁的动作正好和我们固有的共同节奏在当时的爆发点相一致，结果便是那个没有踩在点上的动作，经过一阵非常短暂的舞蹈般的抖动，被活活扯了回去，融化到另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荡开的涟漪中。我说“荡开的涟漪”，是因为没采到的花似乎阴魂不散，还在正要摘果子的手指中间抖动。
有时一连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那种指引鼓点更多地响在劳埃德一边，不在我一边，然后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又占据波峰优势。不过我记得童年时代不曾有过任何由此引起的不快，那时不论谁的动作成功或是失败，我俩都没有得意或怨恨之感。
不过在我体内的什么地方，肯定有一些敏感的细胞在纳闷，怎么老有一股奇怪的力量突然间扯着我离开我想去拿的东西，拽着我朝向别的东西。那些东西我分明不想要，却强行进入了我的意愿领域；意愿并没有自觉地去接近，伸出触须包住想要的东西。于是我仔细观察某一个偶然来看我和劳埃德的小孩，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思考一个问题的两方面：第一，如果是单体状态，有没有可能比我们的双体状态更占优势；第二，是不是别的孩子都是单体的。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时经常困惑我的问题都是双面的：劳埃德大脑活动的细流有没有可能渗透到我的头脑中，两方面问题的其中之一是不是他想到的。
贪婪的外公亚罕决定把我们展出来赚钱，参观者真是络绎不绝，其中不乏热心的下作之徒，非要听听我们互相说话。那些人头脑简单，非要用耳朵来证实眼睛所见。我们的亲戚们逼着我们满足这样的要求，他们不理解这样的要求令我们多么苦恼。我们本可以以怕见生人为借口推脱，不过事实上我们的确从来没有互相说过话，甚至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曾说过。偶尔有点交流，也只是不连贯地简单哼哼几声，示意要做什么或别做什么，就连这情形也很少有（比如，一个刚刚伤了腿，要扎上绷带，另一个想下河涉水），再说这也很难算得上对话。我们无言地进行简单的基本交流：落叶漂流在我们共同的血脉之河上。简单些的思想能互相传递，在我们之间旅行；丰富一些的思想就各自闷在心里，但即使闷在心里也会发生奇怪的现象。所以我据此猜测，劳埃德尽管性子比较平和，其实困扰着我的现实新情况也同样困扰着他。他长大后把那些困扰大多都忘记了，我却一点都没有忘记。
我们的观众不光希望我俩说话，也想让我俩一块玩耍。这些笨蛋！他们想让我们下跳棋，或玩类似的游戏，比比智力，结果没有得逞。我设想，假如我们碰巧是一对异性双胞胎的话，他们会逼我们当着他们的面犯乱伦罪的。不过，我俩玩游戏就和互相说话一样形成不了习惯，就会因此受些精心设计的折磨。他们逼我们进行缩身运动，把一个球放在我们的胸骨之间，叫我们拍打，或是叫我们假装为争夺一根棍子大打出手。我们还得伸出双臂搂住对方的肩头，绕着院子跑，以此赢得人们疯狂的鼓掌。我们虽然连体，但能跳能跑。
有一个专利药品的推销员，秃头小个子，穿着件脏兮兮的白色俄国式衬衫，懂得些土耳其语和英语，教了我们这两种语言的几个句子。从此，我们就不得不向一些痴迷的观众表演这种能力。他们那些热切的面孔现在仍然在我的梦魇中追逐着我，无论什么时候，我的造梦者需要一些跑龙套的角色，这些脸就会到场。我又看见了那个古铜色大脸盘的牧羊人，穿着各种颜色混在一起的破衣服。也看见从卡拉兹来的士兵、独眼驼背的美国裁缝（一个怪物长在他的右边）、咯咯笑的女孩子、唉声叹气的老太太、孩子们、穿着西装的年轻人——眼睛闪亮，牙齿洁白，嘴大张着像个黑洞。当然还看见外公亚罕，长着黄色象牙一般的鼻子，灰羊毛一般的胡须，指挥着参观事宜，或是在数肮脏的纸币，边数边舔大拇指。那个语言学家，穿着绣花衬衫，秃头，向我的一个姨妈求婚，却老是透过金丝眼镜羡慕地观察亚罕。
快到九岁时，我已经相当清楚了我和劳埃德是罕见的畸形人。明白了这一点，我心里既不觉得得意，也不觉得耻辱。不过有一次，一个歇斯底里的厨娘，是个长着一点小胡子的女人，非常喜欢我们，同情我们的不幸，发下毒誓，说反正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拿一把闪亮的刀把我们劈开，让我们获得自由。她说着就突然亮出刀来（立刻被我们的外公和一些我们新近才认识的舅舅们制服了）。出了那件事后，我经常做无关痛痒的白日梦，幻想我和可怜的劳埃德不知怎么就分开了，可是劳埃德还是个怪物样子。
我并不在意刀子的事，再说用什么方法分开我们仍然是说不清楚的。不过我清清楚楚地想象过，我的累赘突然融化了，我感受到了由此而来的轻松和自在。我幻想翻越了一道树篱——这道树篱的桩柱顶上挂着一些白森森的农场动物的头盖骨——然后一路下坡，到了海边。我看见自己跳过一块块海中巨石，纵身跳入波光闪闪的海水中，又爬回岸边，和另外一些光着身子的小孩一起蹦蹦跳跳。我是在夜里梦见这些的——看见自己从外公家里逃了出来，带了一个玩具，要么带了一只小螃蟹，紧贴在我的身子左侧。我看见自己遇见了可怜的劳埃德，他在我的梦里一拐一拐地走，无望地和另一个跛足的孩子连了体，我却自由自在地绕着他们跳舞，拍打他们直不起来的背。
我不知道劳埃德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梦境。医生说有时候我们做梦，两人的脑子会一块儿使用的。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劳埃德捡起一根小树枝，在地上画了一艘带有三根桅杆的船。就在前一天的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我自己在地上也画了那样一艘船。
一件宽大的黑色牧师斗篷盖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席地而坐，全身除了两人的头和劳埃德的一只手之外，都包在斗篷下垂的衣褶里。太阳刚刚升起，三月冷飕飕的风就像一层层半透明的冰，紫荆树上开着粗糙的花，在风里形成淡紫色的朦胧小点。我们身后是又长又矮的房子，里面住满了胖女人和她们的恶臭难闻的丈夫，全都在酣睡。我和劳埃德没有说一句话，连看都没互看一眼。劳埃德扔了他手中的树枝，伸出右臂搂住我的肩头。我们平时两个人都想走快一点时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共同披的那件衣服的后摆拖在枯黄的野草上，小石子不停地从我们脚下滚出来。我们朝那条柏树小径走去，再往下就是海边。
这是我们第一次试着造访大海。从我们的小山顶上远眺，能看见大海悠闲自在地闪着温柔的光，海浪无声地冲刷着光滑的岩石。我不必把记忆集中在这一点上，我们跌跌撞撞地逃跑了，那是我们命运中一次明确的转变。几个星期前，我们十二岁生日那天，外公易卜拉欣开始盘算一个鬼主意，想将我们送到一个舅舅办的新公司里，到全国各地进行一次为期六个月的巡回展览。他俩不停地谈条件，吵吵嚷嚷，甚至打了起来，结果易卜拉欣占了上风。
我们害怕外公，憎恨诺维斯舅舅。可以设想，我们对此束手无策（我们少不更事，但也隐约觉得诺维斯舅舅在想尽办法欺骗外公），只觉得要有所行动，免得被一个马戏团老板关在一个活动的囚笼里像猩猩或老鹰一般到处展览。要么我们只是灵机一动，觉得这是我们争取自身小小自由的最后机会，要干桩绝对不让我们干的事。我们要走到一段带尖桩的树篱那儿，打开一扇大门。
我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打开了那扇摇摇晃晃的大门，但没有设法把它推回原来的位置。一只脏兮兮的白色小羊，长着一对琥珀色的眼睛，又硬又平的前额上打着一个深红色的印记，它跟着我们走了一阵，然后消失在橡树林里。我们往山下走了一段，但还远没有下到山谷，这时我们非得穿过盘山道。盘山道一头通向我们的农庄，一头连着滨海大道。山上传来沉重的马蹄声和刺耳的车轮声，朝我们压来。我们在一蓬灌木后面连人带斗篷摔倒了。马车的隆隆声平息了，我们穿过了盘山道，沿着一面杂草丛生的斜坡继续往前走。柏树林和残破的旧石墙后面渐渐露出了银色的大海。我们开始觉得黑色斗篷又热又沉，但我们还是坚持披着它作为保护，生怕让某个过路人发现我们的畸形。
我们出现在滨海大道上，离涛声滚滚的大海只有几英尺——大道上，一棵柏树下，一驾熟悉的马车等着我们，高高的轮子上有个像拉草车一般的东西，诺维斯舅舅正从那个车厢里走下来。狡猾、阴暗、野心勃勃、没有原则的小人！几分钟前，他从我们外公家的一个长廊里看到了我们，没有扛住作恶的诱惑，鬼使神差地把我们逮个正着。我们没有挣扎，也没有哭喊。他一边冲着两匹胆战心惊的马咒骂，一边粗鲁地把我们塞进了车厢。他将我们的头按下去，还放话说我们要是试图从斗篷里探头张望，就会揍我们一顿。劳埃德的一只胳膊仍然搂着我的肩膀，可是马车一动，胳膊一抖就松开了。此时车轮正吱吱嘎嘎地滚动着。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明白赶车人没有把我们往家里送。
那个灰蒙蒙的春天早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但它清晰地保存在我的脑海中，比许多后来发生的事情要清晰得多。它在我眼前放了一遍又一遍，如同一段电影胶片。我见过一些了不起的戏法大师看着电影胶片来回顾自己的演出，我也是这么回顾我们那次不成功的逃跑的，每一个阶段，各种情况，细枝末节，等等——最初的颤抖，后来的大门、小羊，我们笨重的脚底下滑溜溜的斜坡。我们惊动了画眉鸟，在它们看来，我们构成了一种极不寻常的景观：那么一件黑斗篷裹住全身，上面钻出两颗毛茸茸的脑袋，支在两根细细的脖子上。那脑袋小心翼翼地这边转转，那边转转，最后来到滨海大道上。假如在那一刻，一个喜欢冒险的陌生人从他停在海湾的小船中走上岸来，他一定会为这样的古老魔法大惊失色，他会发现自己在一片柏树林和白石头组成的风景中遇到了一个不算凶猛的神话怪物。他会朝这个怪物顶礼膜拜，他会流下快乐的泪水。然而可惜，当时没有遇上任何人，只有那个别有用心的恶棍，慌慌张张地绑架了我们。那是一个满脸麻子的矮小男人，戴着廉价的眼镜，一块镜片坏了，用一点点胶布粘着。
* * *
(1) 一八九○年，美国一位名为威廉·潘克斯特（William Pancoast）的外科医生曾接手一对连体姐妹，对其进行治疗与医学研究。
瓦内姐妹
一
要不是那天晚上偶然撞见四年来未闻音讯的D，我也许永远不会得知辛西娅的死讯；而我要不是涉入了一连串的琐碎调查，也许永远不会撞见D。
那天是一个令人后悔出门的星期天，暴风雪折腾了整整一周，地上一半晶莹，一半泥泞。我在一所女子学院教法国文学，学院挨着一个依山而建的小镇，我平时下午都来这里散步。就在那天散步途中，一座木头房檐下挂着的闪亮的冰柱往下滴答淌水，引得我驻足观看。冰柱投在后面白墙上的影子异常清晰，我便由此断定水珠滴落的影子也是可以看到的。然而没有。也许是屋顶太过突出，也许是视角不对，也许我看的并不是正有水珠滴落的那根冰柱。水珠滴落中有种节奏，有种变化，我觉得像是硬币魔术一般令人着迷。它引得我一连看了几条街边上的房子，看着看着就到了凯利路，来到了D当教师时住过的那栋房子前。我抬眼往挨着房子的车库屋檐上一看，上面挂满了透明的钟乳石，后面是它们映在墙上的青色剪影。我总算没有白来一趟，赶快选了一个来观察，只见一个惊叹号一般的点，正在脱离它的正常位置，急速下滑——比和它一起下落的融冰水滴稍快一点。这对孪生的闪烁很好看，但我看得不过瘾，也就是说它仅仅吊起我的胃口，我要看看明暗组合的其他花样。我继续往前走，怀着一种本能的感觉，好像自己会整个化成一颗巨大的眼珠，在世界的眼眶中滚动。
透过孔雀彩屏般的眼睫毛，我看见低垂的太阳在一部停放的汽车圆背上反射出钻石般炫目的光。海绵般的融雪让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了生动的图画感。水一波叠着一波，沿着一条斜坡街道流去，一拐弯又优雅地流入另一条街。房舍间的窄道里露出富裕人家的紫色砖墙，多多少少带着点追求浮华的俗气。我第一次注意到还有简朴的凹槽，架在一个垃圾桶上当装饰——在如今算是石柱上架水槽这种古物最后的遗风了。我也看见了垃圾桶盖上的涟漪——从一个想来历史悠久的中心一圈一圈四散开来。死雪带着黑色的头顶（上星期五推土机铲起来留下的），立在路旁，宛如一只只没有长大的企鹅，沿着路缘排开，望着底下排水沟里闪闪的波光。
我往上走走，又往下走走，然后直接走进了一片柔美的垂死天色中。到我平时吃饭的时间，一连串被我观察和观察着我的事物终于引我来到一条街上，那儿离我平时吃饭的地方太远，我只好决定试试一家位于小镇边缘上的餐馆。吃完饭出来，夜已经无声无息地降临，没有任何仪式。一柄停车计时器在一块潮湿的雪地上投下拉长了的暗影，像个瘦削的鬼魂，带着一丝奇怪的淡红。我找出了其中的原因，那是人行道上方餐馆招牌发出的茶色红光。也就在此时——我在那儿晃悠，有点疲倦，心想在拖着沉沉脚步回去的途中，会不会交好运，遇上相同的景象，只不过换成霓虹灯的蓝光——就在此时，一辆小轿车嘎吱一声停在我身旁，D装模作样地惊呼一声，从车里钻了出来。
他是从奥尔巴尼去波士顿，路过这个他曾住过的小镇。旅行中的人若是故地重游，每一步都应该勾起撕心裂肺的记忆，此时他却显得丝毫无动于衷。我对这号人先是替他心如刀割，接着是怒从心起，这样的感受一生中有过不止一次了。他领我返回，进了我刚才离开的那个酒吧。和往常一样打着哈哈寒暄一番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冷场，他为了补这个空当，随便说了几句：“唉，我从没想到辛西娅·瓦内的心脏会有毛病。我的律师告诉我，她上个星期死了。”
二
他还是那么年轻，那么傲慢，那么狡狯，还是没有和那个小巧玲珑的温柔女子离婚。这个女人从来没听说过，也没怀疑过他和辛西娅那歇斯底里的妹妹有过一段灾难般的婚外情，辛西娅的妹妹也从不知晓我和辛西娅的会面。那次是辛西娅突然把我叫到波士顿，逼着我发誓找D谈谈，他要么立即停止与西比尔见面——要么和他的妻子离婚，否则就“轰走”他。（透过西比尔胡言乱语的棱镜折射，辛西娅无意间把D的妻子看成一个凶神恶煞的泼妇。）我立刻逼D表态。他说没什么好担心的——反正他已决定放弃在这个学院教书的工作，要带妻子移居奥尔巴尼，去他父亲的公司上班。这桩绯闻事件也就至此戛然而止了——它本来险些会成为一团拖上几年也无望解开的乱麻，在并无恶意的外围朋友中没完没了地被当作公开的秘密谈论——甚至在这种与自己无关的痛苦上建起他们之间新的亲密关系来。
我记得找D谈过话的第二天，我坐在大教室高高的讲桌旁，给学生进行法国文学课程的期中考试，那正是西比尔自杀的前一天。她脚穿高跟鞋，拎着一只手提箱，走进教室，把箱子往已经堆放着几个皮包的角落里随便一扔，一耸肩让毛外套从瘦削的肩头滑下，叠好放在手提包上，然后和另外两三个女生一起来到我的桌前，问我何时将成绩单寄给她们。我说阅卷要花一个星期，从明天算起。我也记得当时我还猜测D是否已将他的决定告诉了她——我为这个对学业一丝不苟的小女生感到强烈的悲伤，在一百五十分钟的考试时间里，我的目光频频转向她。她穿着灰色的紧身衣服，像个孩子一般又瘦又小。我不停地观察她细心烫卷的深色头发，还有那顶极小的绣花帽子，上面配有当季流行的透明小纱网。帽子下面是她那张小脸，因某种皮肤病而留下的伤疤将它切割成了一幅立体主义的画。又因照太阳灯治病，她面容僵硬，像戴着面具一般，好生可怜。脸上能上妆的地方她都上了妆，这样一来那魅力又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干裂的嘴唇涂成了樱桃红，中间露出苍白的牙龈，深色眼睑下的眼睛像稀释了的蓝墨水，整张脸上只有这两处还可以显示出她的美貌来。
第二天，我将丑陋的试卷册按学生姓名字母顺序排好，便一头扎进写得乱麻麻的答卷之中。最先见到的是瓦列夫斯基和瓦内的答卷，我不知为何把这两册错置在了前边。前一份是为应付考试装扮得有点清晰可读的样子，可是西比尔的答卷展示的是她惯用的几种魔鬼手笔的组合。她先用极淡极硬的铅笔写，在黑色的纸背上印出明显的浮雕，却不曾在纸的正面留下任何有持久价值的东西。幸而不久铅笔头折断，西比尔改用一支颜色深一些的铅笔继续写，写着写着变了样，字体粗得糊成一片，简直像用木炭涂出来的。又因为她老舔磨钝的笔尖，便贡献出了少许口红。她的答卷虽然比我预期的还糟，却从各个方面显示出绝望的意识，如划了好多加重线，划了好多前后倒换符号，加了好多没必要的脚注，好像她一心要以最受人尊敬的方式把一切来个彻底了断。后来她借用玛丽·瓦列夫斯基的钢笔加了一段：“Cette examain est finie ainsi que ma vie。Adieu，jeunes filles！ (1) 拜托，Monsieur le Professeur， (2) 请与ma soeur (3) 联系，告诉她死亡不比‘D减’的成绩好，但死亡绝对好过减去了D的生活。”
我没有耽误片刻，立刻拨通了辛西娅的电话。她告诉我一切已经结束了——早晨八点彻底结束了——并请我把西比尔写的那段话给她带过去。我拿去交给她的时候，她含泪微笑，颇为得意地钦佩西比尔拿一份法国文学的试卷开了个稀奇古怪的玩笑（“她就是这样的！”）。一转眼她“调制”出了两杯威士忌苏打水，手里始终没放下西比尔的试卷册——此时已溅上了苏打水和泪水。她继续仔细研究其中的死亡信息，我则不得不为她指出其中的语法错误，并解释在美国大学里是如何翻译“女孩子”的，以防学生出于无知把法语的“女孩子”一词用走了样，弄出“女佣”或更糟糕的意思来。 (4) 这些乏味的琐事使得辛西娅心情大振，她气喘吁吁地站起来，摆脱了如波似浪的悲痛。然后她捧着那本软塌塌的试卷册，仿佛它是一本护照，凭此可去一个随心所欲的天堂（那里铅笔头不会折断，有一个梦幻般的年轻美女，面容姣好，把一绺头发绕在轻柔的食指上，正对着某一份天国里的试卷沉思）。辛西娅领我上了楼，来到一间阴冷的小卧室，只为让我看看两个空了的药瓶（仿佛我是警察或一个满怀同情的爱尔兰邻居），还有那张垮塌的床，床上已经移走了一具无关紧要的脆弱躯体，一具从头到脚每一个细微之处D都必定熟悉的躯体。
三
辛西娅的妹妹去世四五个月后，我开始相当频繁地与辛西娅见面。当我来到纽约，在市立图书馆做点假期研究时，她也搬到这个城市来了。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隐约觉得可能是出于作画的艺术动机），她租下了一间不怕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人们称之为“冷水公寓” (5) 的房子，地处纽约市最靠边的横向大街上。吸引我的不是她的待人之道，我认为她太活泼，讨人嫌；也不是她的容貌，虽说别的男人都认为她容貌出众。她两眼之间的间隔很宽，很像她妹妹。双眸闪着坦诚而惊恐的蓝色，周围四散着暗点。浓黑的眉毛之间总是亮闪闪的，鼻孔的涡旋比较肥厚，也是亮闪闪的。皮肤质地粗糙，看上去就像男人的一般。在她画室毫无掩饰的灯光下，能看见她三十二岁的脸上毛孔一张一合，简直像水族馆里的某类生物。她使用化妆品的热忱一如她的妹妹，只不过多了几分潦草，总是让自己的大门牙沾到一些口红。她肤色黑得俏丽，衣着品位也不算太差，都是些相当讲究的混合材质，再说她还有一副所谓的好身材。不过她全身上下显得出奇地邋遢，我隐约觉得她是学了左派风格，热心于政治，艺术上讲究“先进的”平庸，其实她两者都不喜欢。她的发型是半分半盘的鬈发造型，幸亏头发在脆弱的脖颈一带本身长得蓬松柔软，这样头发也就理顺了，不然看上去又凶又野。她的指甲涂得艳丽，但咬得乱七八糟，也不干净。她的恋人中有一位年轻的摄影师，话不多，爱突然发笑。还有两个年纪大些的男人，兄弟俩，在街对面开着一间小小的打印社。每当我瞥见她苍白小腿上的黑色体毛透过她的尼龙丝袜，以标本压平在玻片下的科学清晰性展现出杂乱的条纹时，或者当我在她的一举一动里感到她很少洗澡的肉体在失去效力的香水和乳膏之下散发出虽不特别明显却四处弥漫、令人厌恶的陈腐气味时，我总是暗自心惊，怀疑起她那些恋人的品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