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往下听。
一些日子过去了，有一天天气晴朗，那农夫经过谷仓门口的一堆谷壳时，听到一阵欢快的咯咯叫声。他俯身去看。那只母鸡突然从绿色的尘土中钻了出来，神气十足地冲着太阳叫唤，边叫边摇摇摆摆地快跑。与此同时，谷壳堆里躺着四个热乎乎、滑溜溜、光闪闪的金黄色鸡蛋。没什么奇怪的。原来前些日子那母鸡顺着风势，穿过了夕阳的全部红晕，太阳那边是一只雄赳赳的公鸡，长着深红色的鸡冠，见母鸡过来，便拍打着翅膀扑到它身上好好折腾了一番。
我不知道那农夫搞明白了没有。他一动不动地站了许久，手心里捧着那四个余温尚在、毫无破损的金黄色鸡蛋，眨巴着眼睛不敢相信眼前这壮观景象。然后他的木底鞋咔嗒咔嗒响起，他急匆匆穿过院子，发出一声嚎叫，吓得那只托着金黄色鸡蛋的手以为他使斧子时砍掉了一根手指……
当然，这一切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了，要比飞行员莱瑟姆 (5) 坠入英吉利海峡还要早。他当时，随你想象吧，坐在掉下后即将沉没的“安托瓦妮特”号飞机的蜻蜓尾巴上，在风中抽着一支发黄的香烟，看着他的对手布莱里奥驾着他的短翼飞机高高飞在天上，在飞行史上首次成功地从加莱飞到英格兰蜜糖般的海岸。
但是我不能为你排除痛苦。为什么你的眼睛又一次充满了黑暗？不，什么都别说。我都知道。你决不能哭。他能听见我的寓言故事，毫无疑问他能听见的。这故事就是讲给他听的。词语是没有边界的。尽量理解吧！你如此阴沉黯然地看着我。我又想起了葬礼过后的那个晚上。你在家里待不住。你和我出去，走进亮闪闪的烂泥里。迷路了，最后来到一条有点怪异的狭窄街道上。我叫不出它的名字，但我能看见它倒映在街灯玻璃中，像照在镜子里一般。街灯闪闪飘向远处。水从屋顶滴下。沿着黑色墙壁摆在街两边的水桶正在盛满冰凉的水。盛满了，溢出来了。突然间，你无可奈何地两手一摊，说道：
“可是他太小，太热情……”
如果我悲哀不起来，表达不出简单的人类悲哀，就请原谅我吧。我，高个头，披头散发，前额上晒黑了一块，倒是能一个劲地唱，一个劲地跑，不知跑到哪里，抓住任何一对飞过去的翅膀。原谅我吧。事情必定如此。
我们沿着树篱缓缓地走。墓地已经很近了。春天里白花绿草的一个小岛，四面是灰蒙蒙的空地。现在你自个儿走吧。我就在这里等你。你的眼里飞快地闪过一丝不安的微笑。你太了解我了……栅栏门吱吱作响，接着砰的一声关上了。我独自一人坐在稀疏的草地上。不远处有一个菜园，长着一些紫色的大白菜。空地过去，是工厂的厂房，起起伏伏的砖头怪兽，在淡蓝色的雾中浮动。我脚下，一个踩扁了的锈罐头半埋在沙土中闪烁。我周围一片寂静，一种春天里的空旷。没有死亡。风从我身后翻着筋斗扑到我身上，像个跛足的玩偶，用它毛茸茸的爪子挠我的脖子。不可能有死亡。
我的心也飞过了黎明。你和我将会有一个新的、金黄色的儿子，那是你的泪和我的故事创造而成的。今天我懂得了天空中纵横交错的电线之美，懂得了工厂烟囱隐隐约约的马赛克图案，懂得了这个里面翻了出来、半开裂、带着个锯齿状盖子的锈铁罐。苍白的草沿着尘土滚滚的空地匆匆前行，匆匆赶往什么地方。我张开胳膊。阳光滑过我的皮肤。我的皮肤上布满了各色小光点。
我想起来，大大张开双臂，来一个广阔的拥抱，向看不见的人群发表一番内容充实、明白易懂的演说。我要如此开头：
“彩虹般绚烂的众神啊……”
* * *
(1) Phidias（约公元前480——公元前430），古希腊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
(2) Lesbia，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约公元前84——公元前54）抒情诗中咏颂的对象。
(3) Champ de Mars，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广场。
(4) Loire River，法国最长河流。
(5) Latham，英国飞行员。一九○九年七月十九日凌晨，他驾驶“安托瓦妮特4号”飞机从法国海岸起飞，试图飞越英吉利海峡，但因引擎故障而迫降海上。两天后，法国飞行员路易·布莱里奥驾驶一架名为“布莱里奥11号”的飞机来到加莱附近。失败后不肯罢休的莱瑟姆也驾驶一架新的飞机来到加莱附近。最终布莱里奥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莱瑟姆又遭厄运，因引擎故障第二次降落在海面上。
纯属偶然的事情
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列德国国际快车的餐车上当服务生。他的名字是阿列克谢·利沃维奇·卢仁。
他五年前离开了俄国，那是一九一九年。从那时候起，他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试着干过多种行当：在土耳其当过农场雇工，在维也纳当过信差，还当过房屋油漆工、推销员，等等。这时候，餐车两边有草场，有长满了石楠灌木的小山包，还有不断闪过的松树林。他端着托盘敏捷地穿行在两排靠窗餐桌之间的窄道上，托盘上是几只厚实的瓷缸，里面的牛肉汤冒着热气，汤也往外泼洒。他熟练地给旅客分发食物，从他端着的盘子里叉起切好的牛肉片或火腿片，摆放到旅客各自的盘子里，每放好一份，就微微点一下头。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前额绷得很紧，眉毛又粗又黑。
列车预计下午五点到达柏林，七点将朝相反的方向开，驶往法国边境。卢仁有点像生活在钢架跷跷板上，只有到了夜里，躺在一个散发出鱼腥味和脏袜子气味的狭窄地方，才有时间思考、回忆。他回想得最多的地方是圣彼得堡的一幢房子，房子里有他的书房，书房里摆着加了厚软垫的家具，沿着家具的曲线边缘缀着真皮饰扣。再就是常想起他的妻子列娜，已经五年没有音信了。现在他觉得自己在荒废人生。可卡因吸得太频繁，思维已经严重受损。鼻孔的内壁上有两小块地方又肿又疼，疼痛还在往膈膜一带发展。
他笑起来时，大牙齿闪动着特别洁净的光泽。这种俄罗斯式的露齿微笑，不知为何让另外两个服务生格外喜欢他——一个叫雨果，是个柏林人，矮胖身材，一头金发，他负责填写账单；另一个叫马克斯，红头发，尖鼻子，长相像狐狸，他的工作就是往车厢里送咖啡和啤酒。不过卢仁近来不像平时那么爱笑了。
他不当班的时候，毒品就像水晶般清澈透明的冲击波一样冲击着他。冲击波击穿了他的思想，把最最微小的琐事变成了天上的奇迹，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为寻找妻子打算采取的各式各样的步骤。他趁着毒品引发的兴头还未退去，匆匆写下几笔，这些简略而又潦草的文字当时在他看来都是极其重要、非常正确的。然而，一到清晨，他就头疼，衬衫又湿又黏，这时他一看那几行歪歪扭扭、模模糊糊的文字，就觉得满心厌恶。不过最近又有一个新想法开始占据他的思想。他开始和写纸条一样不辞劳苦地设计一项自杀方案。他总是画一种曲线图，表示他怕死意识的起伏变化。最后，为了让事情简单明了起来，他定死了一个自杀日期——八月一日和二日之间的那个夜晚。激起他兴趣的倒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前的种种细节。他总全神贯注地考虑这些细节，死亡本身老是忘掉了。不过他一清醒过来，原来想好的这样那样的自杀方法的稀奇色彩总会淡去，只有一件事情依然清晰：他这一辈子算是荒废了，一事无成，再活下去毫无意义。
八月一日如期到来。傍晚六点三十分，在柏林火车站那个灯光昏暗的简餐大厅里，年老的玛丽亚·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坐在一张空荡荡的餐桌旁边，身材肥胖，一身黑衣，面色如土，就像太监的脸色。周围人很少。屋顶很高，荡着薄薄一层雾气，底下吊灯的黄铜垂饰闪闪发光。时而有椅子往后移动，传来空洞的回声。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神色严厉地瞥了一眼墙上挂钟的镀金指针。指针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一分钟后，指针抖了一下。老太太站起身来，提起她黑光油亮的旅行包，拄着手里那根男人用的大头手杖，朝车站出口慢吞吞地走去。
一个行李搬运工在大门口等着她。火车正倒驶进站。外表沉闷的铁灰色德国车厢一节节驶了过去。在一节卧铺车厢正中间的车窗下面，油漆过的棕色柚木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柏林——巴黎”。这就是那节国际车厢，还有那节里面用柚木板装修的餐车，她在餐车的一个窗户里瞥见了一个红发服务生的头和抬起的胳膊肘。仅是这两节车厢的情景，就足以使她想起战前堪称一流的北方快车 (1) 了。
缓冲器一阵响，刹车发出一声长长的咝咝叹息，列车停住了。
行李工把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安顿在一节快车车厢的二等隔间里——按照她的要求，这是个可以吸烟的隔间。靠窗的一角有个男人，穿一套米色西装，橄榄色的皮肤，一脸傲气，正剪开一支雪茄的头。
老公爵夫人在他的对面坐下。她早有预谋地缓缓抬眼观瞧，检查一下她的所有东西是不是全放进了头顶上的行李网架中。两只手提箱，一只篮子，全在。那只黑光油亮的旅行包则搁在膝头。她的嘴唇做了个狠狠咀嚼的动作。
一对德国夫妇气喘吁吁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隔间。
然后在开车之前一分钟，又进来一个年轻女人，一张涂了口红的大嘴，一顶黑色的无边女帽紧紧遮住前额。她放好行李，走到隔间外面的过道里去了。穿着米色西装的男人瞥了一眼她的背影。她很不熟练地扭动车窗，抬了好几下才将窗子抬起，然后身子探出窗外，跟谁道别。公爵夫人听到了一阵叽里呱啦的俄语说话声。
火车开了。年轻女人回到了隔间。刚才她脸上还挂着一丝欲收还留的微笑，进来后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倦容。一幢幢房屋的后墙掠过去了，其中一堵墙上有一幅油漆画广告，画着一支巨大的香烟，烟卷里的烟丝看上去就像金黄色的稻草。屋顶被刚才的暴雨淋湿了，现在在落日的余晖下闪闪发亮。
乌赫托姆斯基老公爵夫人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便用俄语轻轻问道：“您不介意我把包放在这儿吧？”
那女人愣了一下，回答说：“当然当然，请放吧。”
隔间角上那个橄榄色皮肤、米色西装的男人目光越过报纸偷偷看她。
“好啦，我这是上巴黎去，”公爵夫人轻轻叹口气，主动搭话，“我有个儿子在巴黎。我待在德国害怕，您知道的。”
她从旅行包里取出一块厚实的手帕来，稳稳地擦她的鼻子，从左边擦到右边，又从右边擦到左边。
“对，害怕。大家说柏林也快发生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啦。您听到什么风声了吗？”
年轻女人摇摇头。她怀疑地瞥了一眼看报的男人，又瞥了一眼那对德国夫妇。
“我啥也不知道。我前天才从俄国来，从彼得堡来。”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土色的胖脸上露出非常好奇的神色，两道渐渐变细的眉尾这时翘了起来。
“这事可不能说！”
那女人两眼盯住她的灰皮鞋的鞋尖，柔声细语地快快说道：“偏要说。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帮助我逃了出来。我现在也是去巴黎。我那边有亲戚。”
她开始摘手套。一只金的结婚戒指从指头上滑了下来，她连忙接住。
“我老是丢戒指。肯定是人瘦了，还会是什么原因呢。”
她闪动着睫毛，沉默不语了。隔间的玻璃门外是车厢走道的窗户，窗外能看见一排平整的电话线猛然向上扑去。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朝她的邻座移了移。
“告诉我，”她压低声音清清楚楚地问，“那些苏维埃小子如今日子不好过，对吧？”
一根电线杆，黑黝黝地衬着夕阳，一闪飞了过去，打断了平稳上升的电线。风不刮时，电线就像旗子一样落下，然后又悄悄升了起来。火红的无边傍晚在列车两边形成两堵无形的墙，中间列车在飞速疾驶。车厢隔间的顶棚上不知从什么地方不断传来轻微的噼啪声，好像雨点打在钢铁的车顶上。德国车厢行驶中晃得厉害。这节国际车厢内部垫着蓝色的布料，行驶起来比其他车厢平稳，声音也比较轻。三个服务生正在餐车里往餐桌上摆餐具。其中一个短头发，浓眉毛，正想着胸前口袋里的小瓶子，不停地舔嘴唇，吸鼻子。小瓶子里装着一种水晶般的药粉，标签上有“克拉姆”这么个名字。他正在往餐桌上摆刀叉，还把封住口的调味品瓶子插进餐桌上的圆圈架里。就在这时，他突然毒瘾发作，受不了了。他冲着正在放下厚窗帘的马克斯·福克斯闪了个心烦意乱的微笑，箭一般冲过车厢之间晃晃荡荡的连接台，进了下一节车厢。他把自己锁进了盥洗室。他一面小心翼翼地随着列车的颠簸晃动稳住身子，一面往大拇指的指甲上倒了少许药粉，迫不及待地凑到一个鼻孔跟前闻闻，然后又换另一个鼻孔闻闻。他深吸一口气，舌尖一卷，把那点亮晶晶的粉末从指甲上舔光。药粉带有橡胶般的苦味，苦得他使劲眨了两下眼睛。他从盥洗室出来时像喝醉了一般轻飘飘的，一股凉气直冲脑门，美妙无比。他跨过活动的车厢隔板，返回餐车，心里想道：现在马上死掉，那多么简单啊！他笑了笑。最好还是等夜幕降临。如此令人陶醉的毒品，效力刚出来，马上就打断，实在可惜。
“雨果，把订餐单给我，我去分发。”
“不，让马克斯去。马克斯分得快一些。过来，马克斯。”
红头发的服务生长着斑点的手里紧握着一本餐券，像只狐狸似的从餐桌之间溜出去，进了卧铺车的蓝色走道。走道窗外五根清晰的竖琴弦不顾一切地向上伸展。天空慢慢昏暗下来。在一节德国车厢的二等隔间里，一个一身黑衣、长得像太监的老太太，在压低声音的“噢啊”感叹中听完了一段遥远、沉闷的生活情形。
“那么您的丈夫呢——他当时留在了国内吗？”
年轻女人两眼圆睁，摇摇头说：“没有。他一直在国外，很长时间了。当时也是势所必然。革命刚开始，他南下敖德萨 (2) 。他们盯上了他。当时说好我也到那里与他会合，可我没来得及逃出来。”
“真可怕，真可怕。那您就一直没他的音讯？”
“杳无音信。我记得我曾经断定他死了，就开始把结婚戒指戴在十字架项链上——还不是怕全让他们没收了。后来，在柏林，朋友们告诉我他还活着。有人瞧见过他。就在昨天，我在流亡人士办的报上登了一条寻人启事。”
她匆匆从她随身带的破旧小丝绸包里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方向报》。
“在这儿，您看看。”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戴上眼镜，念道：“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卢仁寻找丈夫阿列克谢·利沃维奇·卢仁。”
“卢仁？”她摘下眼镜问，“会不会是列夫·谢尔盖奇的儿子？他生前有两个儿子。我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叶连娜满脸高兴地笑起来。“哟，那该多好啊！这真是没有料到的事。难不成您认识他的父亲？”
“当然认识，当然认识，”公爵夫人得意而爽快地说起来，“廖沃什卡·卢仁，从前是个枪骑兵。我们两家的地界紧挨着，他常来我家做客。”
“他死了。”叶连娜插话道。
“对，对，听说是死了。愿他的灵魂安息吧。他来我家时总带着他的俄国狼狗。但他家两个男孩子我现在记不清了。我一九一七年起就一直待在国外。那个小一点的男孩好像是一头浅黄色的头发，有点口吃。”
叶连娜又笑了。
“不对，不对，那是他哥哥。”
“唉，亲爱的，你看，我把弟兄俩搞混了，”公爵夫人愉快地说，“我的记性不太好。刚才要不是你主动提起廖沃什卡，我就记不起他来。不过这会儿我全想起来了。当年他经常骑马过来喝下午茶……噢，我来告诉你……”公爵夫人身子往前靠靠，继续往下说，声音很清楚，稍微有点快。她不觉得感伤，因为她知道快乐的事情只能快快活活地说，不必因为快乐的事情已成过去而感伤。
“我来告诉你，”她继续往下说，“我们家有一套怪有意思的盘子——外面一圈金边，正中央一只画得活灵活现的蚊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真蚊子，要挥手赶开它呢。”
隔间的门打开了。一个红头发的服务生正在分发订餐单。叶连娜要了一张。坐在角上的男人也要了一张。这男人一直想引起她的注意，颇有一阵子了。
“我自己带了饭，”公爵夫人说，“小圆面包夹火腿。”
马克斯走遍了所有的车厢，又摇摇晃晃地回到餐车。路过他的俄国同事时，用胳膊肘轻轻捣了他一下。卢仁正站在车厢门前，腋下夹着一条餐巾。他两眼放光，焦急地看着马克斯走过去。这时他感觉到一阵透心凉，五内俱空，骨头散了架一般，全身有点发痒，好像接下来马上要打喷嚏，要一下子打得灵魂出窍。他对如何安排自己的死亡想了一百遍，每一个小小细节都仔细考虑了，仿佛排演一局象棋测验似的。他计划夜间在某一个车站下车，绕过这节停着不动的车厢，把脑袋放在盾牌模样的缓冲器尾端上。另外一节车厢一会儿就会来和这节车厢连接，连接时两个缓冲器咔嚓一碰，中间夹着的就是他放下来的脑袋。那时他的脑袋就会像肥皂泡那样爆开，变成彩色的碎片散在空中。他得在枕木上找一个稳当的立足点，然后脑袋一偏，紧紧贴在缓冲器冰冷的铁板上。
“你难道没听见我叫你吗？到通知开晚饭的时候啦。”
这是雨果在说话。卢仁吃了一惊，笑笑算是回答，照他说的去通知开饭。他一边走，一边把隔间的门一一打开一下，急促地大声说：“第一次开饭通知！”
在一个隔间里，他的目光飞快地落到一个老太太土黄色的胖脸上，她正在打开一份三明治。他心里一动，那张脸他好像非常熟悉。他穿过一节节车厢匆匆返回来，一路上一直在想老太太有可能是谁。好像是他曾在梦中看见过她。刚才他全身痒痒，想一个喷嚏打得灵魂出窍，这种感觉现在变得比较实际了——我随时会想起来这老太太像谁。可是他越使劲地想，反而越想不起来，叫他好生气恼。他闷闷不乐地回到餐车，鼻孔大张着，喉咙堵得慌，好像咽不下东西一般。
“唉，让她见鬼去吧——真荒唐。”
旅客们走不稳当，便扶着墙壁，慢慢移动，穿过车厢过道，朝餐车方向走去。尽管车窗外面依然可见落日的一抹黄光，人影已经闪动在暗下来的车窗里。叶连娜·卢仁惊慌地注意到，穿米色西装的男人是在等她站起来后才站起来的。他的眼睛向外突出，像混浊的玻璃中灌了深色的碘酒一般。他沿着过道走，差不多跟她前后脚。这时列车晃得厉害，凡她一晃之下站不稳当时，他就会及时地清嗓子。不知为何，她突然觉得此人肯定是个密探，是个告密者。她也知道这样想是愚蠢的——她毕竟早已不在俄国了，可她还是摆脱不了这样的想法。
他们穿过卧铺车厢的走道时，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她加快了步伐。餐车挂在卧铺车厢后面，中间的连接铁板参差不齐。她刚走过这几块铁板，进到餐车过道里，突然那男人来了一个粗野的亲昵动作，一把抓住她的一只上臂。她压住一声尖叫，使劲挣开胳膊，用力太猛，险些摔倒。
那男人用带着外国口音的德语说道：“我的宝贝儿！”
叶连娜一个急转身，跨过车厢连接板往回走，穿过卧铺车厢，跨过又一个连接板。她觉得受了伤害，难以容忍。她宁可不吃晚饭，也不愿坐在餐车里面对着那个粗野的怪物。“上帝知道他把我当成什么人啦，”她心想，“这都怪我涂了口红。”
“怎么回事，亲爱的？你难道没有去吃饭？”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手里拿着一个火腿三明治。
“没有，我一点也不想吃。请原谅，我要打个盹。”
老太太惊讶地抬抬两道细眉，接着又使劲咀嚼起来。
这时叶连娜头向后靠着，假装睡觉。不一会儿，她真打起瞌睡来。她苍白疲惫的脸上偶尔抽搐一下，鼻子两侧掉了脂粉的地方闪闪发亮。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点燃了一支带有硬纸烟嘴的长香烟。
半小时后，那男人回来了，若无其事地在他原先坐的那个角上坐下，用牙签剔了一会儿大牙。然后他闭上眼睛，有点儿心神不定。他的大衣挂在车窗旁的一个衣钩上，他拉过衣襟把脸遮了起来。又过了半小时，列车慢了下来。月台上的灯闪了过去，就像幽灵闪过雾蒙蒙的车窗。车厢发出一声舒心的长叹，停下了。这时能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人在隔壁的隔间里咳嗽，月台上有跑过去的脚步声。列车停了好长时间，远远传来夜里的汽笛声，此起彼伏。这时列车晃动了一下，又行驶起来。
叶连娜醒来了。公爵夫人正在打盹，大张开的嘴像一个黑窑洞。那对德国夫妇已经下车了。那个大衣遮住脸的男人也在睡觉，两腿大大地叉开着。
叶连娜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疲乏地抹抹额头。突然她吃了一惊：一直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不见了。
她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丢了戒指的那只手，看了一会儿。接着开始在座位上、地板上匆匆寻找，心怦怦狂跳。她瞥了一眼那个男人突起的膝盖。
“唉，主啊，当然如此啦——肯定是在去餐车的路上挣开胳膊的时候掉了的……”
她冲出隔间，伸开双臂，一摇一摆地穿过一节又一节的车厢，一路上强忍着泪水。她走到卧铺车厢的尽头，从后面的门往外望，什么也没有，只有空气、旷野、夜空，还有消失在远处的黑乎乎的楔形路基。
她心想是自己记错了，走反了方向，于是呜咽着掉头往回走。
盥洗室门旁挨着她站着一个矮小的老太太，系着一条灰围裙，戴着袖章，看去就像一个夜班护士。她正提着一个小水桶，桶里露出一把刷子。
“他们卸下了餐车，”小老太太说，不知为何叹了口气，“过了科隆，就挂上另一辆餐车。”
留在车站拱顶下的那辆餐车第二天上午才会继续驶向法国，这时里面的几个服务生正在打扫卫生，收拾桌布。卢仁活儿做完了，站在车厢走廊打开的门口。车站上一片昏暗，冷清无人。大老远有一盏灯，像一颗湿气凝重的星，透过灰暗的烟雾闪出光来。铁轨流水一般微微闪亮。他没能搞明白那个自带三明治的老太太的那张脸为什么深深地打动了他。别的事情一桩一件都很清楚，唯独这件事情仍是想不透的盲点。
红头发、尖鼻子的马克斯也出来走进了过道。他正在扫地，忽然注意到一个角落里金光一闪。他俯身查看，原来是一枚戒指。他把戒指藏在他的马甲口袋里，迅速往四面望望，看有没有人注意。门边上是卢仁的脊背，一动不动。马克斯小心翼翼地掏出戒指，借着微弱的亮光，看清了戒指里圈刻有一个手写的词，还有几个数字。肯定是中文，他心想。其实那一行镌刻的文字念出来是：“一九一五年八月一日，阿列克谢。”他把戒指又放回口袋里。
卢仁的脊背动了一下。他悄悄地下了车，斜插过去，走到旁边一条铁轨上去，步履平稳轻松，散步一般。
一列不在该站停靠的火车风驰电掣地进了站。卢仁走到月台边上，跳了下去。煤渣在他脚下吱吱作响。
片刻间火车头饿疯了一般朝他扑来。马克斯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是远远望着列车亮着灯的窗户连成一串，飞速闪了过去。
* * *
(1) Nord-Express，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圣彼得堡经柏林驶往巴黎的国际列车。
(2) Odessa，乌克兰南部城市，工业、交通、文化教育和旅游中心，敖德萨州首府。
海港
顶棚低矮的理发馆里散发着不新鲜的玫瑰花香味。马蝇热烘烘地发着沉闷的嗡嗡声。阳光照在地板上，像一汪汪融化了的蜂蜜；照在香水瓶上，像冒出歪歪扭扭的火花。门上挂着长门帘，由瓷实的细绳交替串着陶珠和小竹节编成。有人进来时，肩膀将它撩到一边，它就闪闪发光，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尼基京对着模糊的镜子，看着镜子里自己晒黑了的脸，一长绺一长绺像刀刻一般的闪亮头发，还有在他耳朵上方喀嚓作响的剪子闪动的微光。他目不转睛，神色严峻，你盯着镜子看自己时，往往就是那样的表情。他昨天从君士坦丁堡来到这个古老的法国南部海港，原因是君士坦丁堡的生活实在让他过不下去了。这天一大早他去了俄国领事馆，又去了职业介绍所，到城里各处逛了逛。小城都是些小窄巷，蜿蜒下到海边。转到这时身也累了，心也困了，便随便找了家理发馆，想理个发，让头脑清醒清醒。理发椅四周已经散落着一些毛色鲜艳的小老鼠——那是从他头上剪下的头发。理发师往手心里倒了肥皂泡，手指插进浓沫里抓搔，一股舒心的凉气从他头顶直灌而下。接着冰水一冲，他心情顿时一振，然后一条毛茸茸的手巾在他脸上和湿头发上擦将起来。
尼基京一边肩膀一晃，分开索索如雨的珠帘，出了理发馆，走进一条陡陡的小巷。小巷的右边遮在阴影里，左边一条窄窄的小溪沿着路边流淌，闪动着热腾腾的水光。一个没长牙的黑发小姑娘，长着黝黑的雀斑，正用一个小桶叮叮当当地从熠熠闪光的溪里打水。溪水，阳光，紫罗兰色的阴影——一切都在流动，抖动着流向大海。再往前一步，远远几堵墙之间，隐隐可见大海凝聚起来的蓝宝石亮色。小巷阴凉的一边走着稀稀落落几个行人。尼基京遇上一个从下面走上来的黑人，穿着殖民地的军服，脸就像一只湿淋淋的橡胶手套。人行道上放着一张麦秆编的椅子，从上面轻轻跳下一只小猫。一扇窗户里传来一个普罗旺斯人浑厚的声音，接着叽叽喳喳地说起话来。一道绿色的百叶窗砰的一声放了下来。一个小贩的摊子上，一团紫色的生物散发着一股海藻气味，中间摆着柠檬，皱皮上满是金黄色的小点。
尼基京走到海边，停下来激动地眺望大海浓密的蓝色，越到远处，那蓝色渐渐变成炫目的银白。再看一艘游船，阳光落在它的白色船顶上，画出精致的花纹。他内心的激动还未平息，便又去找一家俄国餐馆，地址是从领事馆的一面墙上注意到的。
这家餐厅和那个理发馆一样，又热又脏。靠里一个长柜台，放着冷盘和水果，上面盖着淡灰色的细棉布，高高低低如波浪一般。尼基京坐了下来，舒展一下双肩，因为衬衣贴到脊背上去了。附近的一张桌子边坐着两个俄国人，看样子是一艘法国船上的船员。再远一点的桌子旁是一个孤零零的老头，戴着金丝眼镜，正从汤勺上吸吮甜菜汤，发出咂嘴舔舌的响声。餐馆女老板用毛巾擦擦她那双胖手，慈母般地看了看刚进来的客人。两只长毛小狗在地板上乱跑，小爪子雨点一般扑腾。尼基京打声呼哨，一只难看的老母狗跑了过来，温和的眼角挂着绿色的黏液，伸出鼻子嗅他的腿。
邻桌上的一个水手不慌不忙、平心静气地说：“赶开它，会弄你一身跳蚤的。”
尼基京按着狗头摸了一会儿，然后抬起目光闪亮的眼睛，说道：
“噢，我不怕跳蚤……君士坦丁堡……那些军营里……你能想象吧……”
“刚到这里吧？”水手问道，声音很平稳。他穿着网眼衫，全身显得凉爽、精干。黑头发在脑后修剪得整整齐齐。前额明亮，神态安详，颇有风度。
“昨晚到的。”尼基京答道。
喝了甜菜汤和烈性红酒，他比刚进来时出了更多汗。平静地聊会儿天，放松放松，倒是好事一桩。灿灿阳光从门缝里照进来，也依稀可见门外街边上小河浮动的流光。屋角里的那位俄国老头坐在煤气表下方，眼镜片也在闪闪发亮。
“是找活干吗？”另一个水手问。他是个中年人，蓝眼睛，蓄着海象一般的灰白胡子，虽经海上风吹日晒，但和另外那位一样显得干净利落，很有风度。
尼基京微微一笑，说道：“当然是了……今天我就去了职业介绍所……他们现在有的活是装电线杆、架电线——我不好说干还是不干……”
“那就到我们船上来干，”黑头发的水手说，“当司炉，或干此类活计。我不是瞎说，信不信由你……哈，原来是你，利亚拉……向你致敬！”
进来的是一位年轻姑娘，戴顶白帽，容貌平常，但很可爱。她走过几张餐桌，先冲两只小狗笑笑，然后冲两个水手笑笑。尼基京刚想打听上船干活的事，一见这姑娘便把要问的问题忘了。看她走路时屁股扭动的样子，一般来说能推断出是个俄国姑娘。女老板关心地看了女儿一眼，仿佛在说：“可怜你累坏了。”姑娘也许在办公室上了一上午的班，也许在商店打了一上午的工。她身上有股动人的家乡气息，令人想起紫罗兰香皂，想起桦树林中夏日游览车的停车点。仿佛餐馆门外理所当然不是法国了。瞧她走路的小碎步……听阳光里的闲扯。
“不，一点不复杂，”水手说道，“司炉的活是这样的——你有一只大铁桶，一个煤坑。你一开始就挖煤，先轻轻地挖，等煤开始自动往桶里溜时，你就使点劲挖。桶装满后，你就把桶放在一辆车上，推到司炉长跟前。司炉长的铁铲一响——刷的一声——炉门打开，铁铲又响一声——要明白，煤得呈扇形撒开，好均匀落到炉膛里。是件精细活儿。还得不停地看指针，要是压力下降……”
临街的一面窗户里出现了一个男人的头和双肩，头上戴顶巴拿马草帽，身上穿套白色西装。
“你好，宝贝利亚拉！”
他双肘支在窗框上。
“当然司炉房里是很热的，真正一个火炉——你只能穿短裤汗衫干活。活干完了，汗衫也就成黑的了。我刚才说到气压的事——炉膛里会长‘毛’，结成石头一样的硬块，你得用这么长的拨火棍捣碎它。很费劲。不过干完活后上到甲板上，就算在热带的太阳下也觉得凉爽。冲个澡，下去钻进你住的地方，往你的吊床上一躺——我告诉你，那简直是天堂……”
此时在窗子那边：“你听听，他口口声声说见我坐上了一辆小轿车。”（利亚拉激动得高声尖叫。）
和她说话的那个人，就是穿白色西装的那位先生，站在窗外，斜靠在窗台上。方窗框框住了他的圆肩膀，刮得干干净净的脸有一半照在阳光里——这是一个运道不错的俄国人。
“他一个劲地告诉我，说我当时穿着一件淡紫色的连衣裙，可我压根就没有淡紫色的连衣裙，”利亚拉喊着，“他却一再说‘zhay voo zasyur’ (1) 。”
一直跟尼基京说着话的水手回头问道：“你难道不会说俄语吗？”
窗口上的那个人说：“利亚拉，那个乐谱我设法弄到了。记得吗？”
这情景好像是一个暂时的光环，提前准备好一般。好像有人觉得好玩，凭空造出了这位姑娘，造出了这番对话，造出了一个国外海港边的这个俄国小餐馆——一道光环，现出了一个不是假日的俄国边陲小镇。通过神奇隐秘的联想，尼基京觉得这个世界更为宽广。他盼望漂洋过海，停靠在那些神话般的港湾，每到一处，偷听到别人的心声。
“你刚才问我们走哪条航线？走印度支那。”水手不假思索地说。
尼基京沉思着从烟盒里轻轻抽出一支烟，木制的烟盒盖上刻有一只金鹰。
“走这条航线肯定很好玩吧？”
“你觉得呢？当然好玩啦。”
“那给我讲讲吧。讲讲上海，要么科伦坡。”
“上海？我到过那里。温暖的毛毛雨，红色的沙滩。像温室一样潮湿。但说到锡兰，路过，没有上岸——当时我值班，知道吧。”
那位白衣男人耸起双肩，隔着窗子和利亚拉说话，神情又温柔，又意味深长。她翘着头听，一只手摸着毛茸茸的狗耳朵。狗伸出火红的舌头，兴奋地急促喘气，从透着阳光的门缝往外看，颇像是在考虑值不值得在热腾腾的门槛上再躺一阵。这狗好像也在用俄语思考。
尼基京问：“这工作找谁申请呢？”
水手朝同伴挤挤眼，好像在说：“看，我说得他动心了。”接着他答道：“很简单。明天一大早你就去老港口，在二号码头找到让–巴特号轮船，找大副谈谈就行。我想他会雇了你。”
尼基京热情坦诚地望望水手光亮睿智的前额。“你从前在俄国的时候是做什么的？”
那人耸耸肩，不大自然地笑笑。
“他过去做什么？傻瓜一个罢了。”大胡子声音低沉地替他说道。
一会儿后，两人站起来。年轻一点的掏出钱包，放钱包的地方和法国水手一样，插在短裤的前面，裤带扣的后面。利亚拉过来朝他们伸出一只手（手心也许有点潮），不知什么事情逗得她尖声大笑。两只小狗在地上翻筋斗。站在窗口的那个男人转身走来了，心不在焉地轻轻吹着口哨。尼基京付了账，悠闲地出来走到阳光中。
下午五点左右，大海的蔚蓝色闪在小街小巷的尽头，刺得他的眼睛疼。公厕的圆形指示牌也在火一般闪亮。
他回到肮脏的旅馆，两手交叉，缓缓地伸到脑后，倒在床上，尽情享受在阳光中陶醉一天的幸福。他梦见又当了军官，漫步在克里米亚的山坡上，到处是乳草和橡木林，他边走边掐下蓟草毛茸茸的头。他梦中一阵大笑，笑得醒了过来。醒来一看，窗户已经变成了一抹幽蓝。
他探身窗外，望着凉爽的昏黑深渊，沉思起来。窗外有漫步的女人，其中有些是俄国人。好大的一颗星。
他整理一下头发，拿起地毯的一角擦掉圆头鞋尖上的尘土，看看钱包——只剩五法郎——那么出去再逛逛，享受一下单身汉的自由。
傍晚比下午人多。通向海边的小街小巷里到处坐着人，都出来乘凉。姑娘头顶方巾，上面缀着亮闪闪的小饰品……眼睫毛一抖一抖……大腹便便的店铺老板叉开腿坐在麦秆椅子上抽烟，胳膊肘支在椅子后背上，衬衣的一边衣襟从没有扣好的马甲底下露出来，搭在肚子上。孩子们蹲下身子，借着街灯的光亮，把自己叠的小纸船放进沿着人行道流淌的小溪里。到处飘来鱼香和酒香。水手酒吧里露出一缕黄光，传来手风琴沉重的声音，手掌击桌的声音，金属的巨响。在地势较高的城区，沿着主街，晚上出来的人们边走边笑。洋槐树浓云一般的树阴下闪现着女人修长的脚踝和海军军官们的白鞋。紫色的晚霭里，各处咖啡店灯火通明，宛如烟花放出的五光十色的彩焰被定格了一般。小圆桌索性摆到了人行道上，条纹阳伞上落下梧桐树的黑影，映衬着伞下桌上的灯光。尼基京停住脚步，想来一大罐沉甸甸的冰镇啤酒。桌子后面，咖啡馆内，一把小提琴如泣如诉，声声揪心，为它伴奏的是一架竖琴，声如潺潺流水，不绝于耳。音乐越是平淡，越是动人心弦。
外面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面容疲倦的站街女，一身绿衣，晃动着她的尖头皮鞋。
我要喝一杯。尼基京下了决心。不行，不能喝……接着又下了决心……
这女人长着一双洋娃娃似的眼睛。那双眼睛，那两条修长好看的小腿，看上去好眼熟。这时只见她收拾好钱包，站起身来，好像急着去什么地方。她穿一件夹克衫一样的绿色丝织长外套，下摆一直盖到大腿上。她走了过去，斜着眼瞅了瞅演奏音乐的地方。
这真是太怪了，尼基京暗自思量。心念一动，宛如一颗流星划过脑海，他忘了要喝的一杯啤酒，立即尾随她拐进一条闪着昏暗灯光的小巷。路灯拉长了她的影子。影子映在一堵墙上，变斜了。她走得很慢，尼基京也不敢走快，怕走快了超过她去。
对，毫无问题……上帝啊，这可太妙了……
女士在路边停了下来。一个黑色的大门上方亮着一只暗红灯泡。尼基京从门边走过去，又折回来，绕着女士转一圈，停了下来。她咯咯一笑，用法语亲切地打招呼。
在暗淡的灯光下，尼基京看清了她好看却又疲惫的脸，玲珑的牙齿闪着湿润的光泽。
“听着，”他用俄语说，说得简单亲切，“我们认识好久了，何不说你我的母语呢？”
她扬起眉毛，用生硬的英语说：“英语？你说英语？”
尼基京仔细地看看她，然后无可奈何地又说了一遍：“得了，你懂，我也懂。”
她用法语问：“这么说，你是波兰人？”像法国南部的人那样把最后一个卷舌音拖得很长。
尼基京讥讽地笑笑，不再问了，把一张五法郎的纸币塞到她手里，快速转身，穿过广场的斜坡。不一会儿，他听见身后响起匆匆的脚步声、呼吸声，还有衣服的索索声。他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广场上空无一人，一片黑暗。夜风吹起了一张报纸，擦过广场的石板。
他叹了口气，又笑了笑，两手攥成拳头，深深插进裤兜里。仰望满天星斗，只见忽明忽暗，像是有一台巨大的风箱吹出火星一般。他一边望着星空，一边下到海边。他在古老的码头上坐下来，双脚悬在码头边上，脚下便是月光照耀下起起伏伏的海浪。就这样坐了好长时间，头朝后仰着，两只手手掌摊开支在身后。
一颗流星划过长空，像心脏骤停那般来得突然。一阵强劲纯净的海风吹过他的头发，头发上闪起淡淡的夜光。
* * *
(1) 带俄国口音的法语，我向你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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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奥斯坦德 (1) ，石砌的码头，灰色的海岸，远处的一排旅馆，都在慢慢地旋转，仿佛隐入了秋日青绿色的雾里。
教授把两条小腿包在一条格子花呢旅行毯里，舒舒服服地躺在躺椅的油布上，躺椅吱吱响了起来。干净的土红色甲板上很拥挤，但很安静。锅炉在小心地喷气。
一个英国女孩，穿着绒线长袜，眉毛一动，指向教授，对站在旁边的哥哥说道：“他长得像谢尔登，对不对？”
谢尔登是个喜剧演员，身材魁梧，秃脑门，脸又圆又胖。“他真的在赏海。”女孩压低声音又说。再往后面，我要遗憾地说，她就从我的故事里退出去了。
她的哥哥，一个粗笨的红头发大学生，这一趟是过完暑假后返回学校。他取下叼在嘴里的烟斗，说道：“他是我们的生物学教授。极好的老家伙。得过去打个招呼。”他朝教授走过去，教授抬起了他沉重的眼皮，认出了他学生中成绩最差却也是最勤奋的一个。
“这趟过海理应不错。”学生边说道，握住朝他伸过来的冰冷大手轻轻捏了一下。
“希望如此，”教授答道，伸出指头摸灰色的脸颊，“对，希望如此，”他沉重地又说一遍，“希望如此。”
躺椅旁立着两个手提箱，学生投去匆匆一瞥。其中一只历经沧桑，到处是贴过旅行标签的白色印迹，宛如纪念碑上落满鸟屎一般。另一只——崭崭新，橘黄色的，箱锁闪闪发亮——不知为何，这只箱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我把那只箱子移一下，免得翻倒。”他提议道，为的是继续谈话。
教授咯咯一笑。他倒是真的很像那位眉毛银白的喜剧演员，要么像个上了年纪的拳师。
“你是说那只箱子吗？知道我在里面装了什么吗？”他问道，听话音有点生气，“猜不出来了吗？一样不可思议的东西！一个特殊款式的挂衣架……”
“是德国的发明吗，先生？”学生立即答道，他记起来这位生物学家刚刚赴柏林参加了一个科学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