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她知道他需要钱。她自己的小说《中间地带》的第三，第四章中也用了同样的材.3
她不得不经常打断劳伦斯的写作——“鸽子肉烧焦了，我该怎么弄”？
——然后，他会和颜悦色地过来帮助她解决种种困难。“我第一次洗床单简直
如遭一次灾难”，弗丽达回忆说，“那些床单是那么大，那么湿，湿得不得了。厨
房的地上像发了大水，桌上尽是水，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劳伦斯又一次来营
救了她，将厨房的地板擦干，将床单挂到了花园里。“如果你听说我们被谋杀的消
息的话，”他给爱德华·加纳特的信中说，“那就是弗的过错。她从卧室向外面马
路上倒水，浇到了一个在墙边行走的老太。我必须把所有的门都锁好，我们坐在另
一间卧室里，还好那里没有警察。”村中偶而也有喧闹的时候；伤员们从特里普尼
泰恩战争的战场上回来。
这些情景后来一定使劳伦斯觉得很有趣，因为，14 年后，他翻译了吉奥凡尼·
弗欧加的《卡拉勒里亚·勒斯蒂堪纳》，其中，开始的一段描写了那个爱说大话的
士兵托利杜，回到了一个西西里乡村，“穿着他的军装，戴着一顶红色的无沿帽到
处眩耀”的情景。然而，劳伦斯在加格兰诺的生活并不全是富有幽默回味的家庭琐
事和对回乡士兵的嘲讽性的观察，《儿子和情人》最后一稿的写作是一桩痛苦的事
情，这比他以往任何时候的创作都更使他受折磨。
爱德华·加纳特有关《保尔·莫里尔》的眉批，是他改写此故事的指南，劳伦
斯感到这些评论是“一种力量和良知的特洛伊。”当劳伦斯完成了他的最后一稿之
后，他写信给他的顾问说：“我告诉你，此书获得了一种形式——形式：我——直
在追求它，用我的汗水和心血——但是这种汗水和心血远远比不上劳伦斯为摆脱过
去所作的努力和所付出的代价。对此书手稿的更深刻更生动的修改，与先前一稿相
比，需要更深刻地反思过去。作家往往通过写作来摆脱过去，有时这种过程是有意
识的，有时却不，其效果往往取决于涉及的感情之深度和强度。在宗教中，求得赦
兔的忏悔需要一种对灵魂的痛苦的搜索；在精神分析中，想要根除精神疾病的病人
必须在痛苦的回忆中摆脱那些作为诱人的受到刺激的经历；在文学中，这种过程大
体上是一样的。
弗丽达记得，当劳伦斯写到他母亲之死的时候，他竟病倒了，他的这种悲痛也
使她十分不安。他告诉她说，如果他的母亲还活着的话，她是不会允许他去爱弗丽
达的：“然而，我认为他挺过来了；只不过是，这种疯狂和强烈的爱已使那个孩子
受到了伤害，他没有那么坚强去经受这样的压力。”然而：
“我认为一个男人应该诞生两次：首先是其母亲孕育了他，然后他必须由他所
热爱的那个女人再生。”不过，对于劳伦斯对往事的忧伤，她并不总是报以同情。
有一次她写了一篇讽刺短文，题为：《保尔·莫里尔，或他母亲的小宝贝》，劳伦
斯读后冷冷他说，“这种东西不能称作讽刺短文。”另一次，也许是在加格兰诺，
或更早一些在阿依金或梅尔赫芬的时候，弗丽达在劳伦斯大学时代在他的作业本上
写给他母亲的一首诗旁写下了一些言辞激烈的眉批：
我恨这个——天啊！！！我恨这东西！是的，真是倒霉！这写的是什么诗！是
的，你是自由的，可怜的魔鬼，在心灵的家园中你是自由自在的，你将感到孤独，
这是自作自受，你自由地作了这种选择！现在走你自己的路去吧——痛苦，你选了
一个可怜的老妇人的痛苦，你这个可怜的人，你把你的全部力量都用在这上面了。
我尝试过，我努力过，为了将你与我自己以及其他人联系起来，我简直是呕尽了心
血，以前我觉得我是能够去爱的，但决不是你——现在我将离开你一些日子，我要
看看让你独处一下，是否能帮助你认识的真正的我，我又将自己治愈自己，你不能
帮助我，你是一个可怜的东西。我知道你的秘密和你的绝望，我曾看到过你的羞愧
——我更加爱你了，这便是我所得到的报答。
这时的劳伦斯到底了解多少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有关俄获浦斯情结的理论是很
难确定的。弗丽达在1942 年告诉弗雷德里克J ·霍夫曼说，“在劳伦斯写完《儿
子和情人》的最后一稿以前，他已经知道弗洛伊德了。我不知道，在我们于1912
年相遇之前，他是否谈过或听说过弗洛伊德了。但我是弗洛伊德的热烈崇拜者；我
们有过长时间的争论，劳伦斯的观点大致上是认为弗洛伊德对于性的看法更多的是
出于一个医生的观点，弗洛伊德的‘性’和’利比多’过于局限和机械，而根源应
该更深。”弗丽达至少是从以前提到过的那位弗洛伊德的信徒，但又从被其主子抛
弃的奥托、格劳斯那里学到一些弗洛伊德理论的术语。
霍夫曼教授在一次对所有证据的仔细检查中（在他的《弗洛伊德主义和文学意
向》中）认为，尽管在那本后来成为《儿子和情人》一书的故事中，保尔和他母亲
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成分，但劳伦斯和弗丽达之间对于弗洛伊德学说的讨论和
争论“很可能使他在小说中强调了母子关系而忽略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给那本最后
出版的书一种引人注目的清晰”。然而，霍夫曼教授指出，劳伦斯直到后来才遇到
了真正的弗洛伊德学者，大卫·伊德医生和巴巴拉，罗尔，他是1914 年在伦敦认
识他们的，他俩并且成了他的朋友。
他们开始向他介绍一些有关此学说的专业解释，而他在一开始就对一些重要方
面持有异议，弗丽达的信和后来他自己的创作都表明了这一点。没有什么严肃的例
证可以表明劳伦斯是“处于现代德国思想的主流之中”。
在加格兰诺，尽管劳伦斯并不赞赏弗丽达那篇有关他年轻时候的讽刺短文，但
他自己也开始尝试了一些喜剧小品。他曾对爱德华·加纳特说，他希望有些观众能
像他欢喜契柯夫那样喜欢他——当然，此话并不意味着他的剧作有契柯夫的风格。
劳伦斯早先曾有一二次想写一些这样的剧本，有一次，他甚至与导演B ·伊登、潘
恩作过交谈；但在当时并无什么结果。然而，在1968 年春，劳伦斯的三个剧本在
伦敦的皇家宫庭剧院上演了。《一个矿工的星期五之夜》、《寡居中的霍罗德夫人
》以及一个劳伦斯的未完成的剧本（由他人完成）《儿媳妇》。评论和公众舆论给
予这些剧作以很高的评价，将劳伦斯称作是一位戏剧家。这些剧本因为大量使用方
言，长期以来被认为无法在美国上演，但在1974 年在一家美国电视台由美国演员
上演了《寡居中的霍罗德夫人》一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劳伦斯在加格兰诺写下的喜剧之一是《为巴巴拉而战》，此剧是他于1912年10
月底的三天中写成的，是他在紧张的小说创作之余的轻松之作，此剧反映了劳伦斯
和弗丽达在那年秋天所面临的处境。第一幕的场景是描写的是维拉·勒盖耶的厨房，
那里有很大的石制的壁炉，和一只小炭炉——fornello——在另一端是碗橱，桌子，
高靠背的软垫椅——挂着许多各种尺码的平底锅。
此剧另外三幕的场景在“同一郊区住宅的餐厅———个相当宽敞的房子，有钢
琴，写字台和一些旧家俱。在宽大的凸窗前，是一张很大的无靠背、无扶手的沙发
长椅，窗外是一个临湖的公园。”至于剧中的角色，劳伦斯用了五个很容易被辨认
的人物，将弗丽达和她的家人变成了英国人。詹姆斯·韦森，26 岁，和巴巴拉·
特利斯德“一个约26 岁的金发女郎”私奔出走。他们在离开英格兰三个月以后，
在那幢郊区住宅居住了近六个星期。巴巴拉的丈夫弗里德利克·特利斯德，称那位
矿工的儿子韦森是“小丑”、“可恶的蛆虫”、“小跳蚤”，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
称呼。第二幕中查尔柯特勋爵夫人，巴巴拉的母亲对韦森的斥责与冯·里奇索芬男
爵夫人在阿依金对劳伦斯的斥责很相似：“她是一个出身名门和受过教育的绅土的
女儿。别指望让她为你送靴子和铺床！”劳伦斯将里奇索芬男爵变成了一个古板的
英国绅士；他是剧中与现实人物最不相象的角色，他对韦森说：“我如果年轻一些
的话，我就要揍你一顿，先生。”那位怒气冲冲的丈夫出场了，他和巴巴拉一同出
场的那场戏也许披露了弗丽达第一次婚姻的真实情况；那些了解故“事背景的人说，
剧中的一些事件是真的发生过的。
E ·w ·小泰德洛克的《弗丽达，劳伦斯：回忆与通信》中有着有关他们蜜月
插曲的两篇不同的记载，为弗丽达所写，其中一段插曲发生在柯摩湖，另一段发生
在罗森尼。在这两段插曲中，这位新娘描述她自己爬到了一只碗橱的顶上。在一篇
文章中记述道；过了两个小时，在她对那个相当理智和拘谨的英国人献出了童贞之
后，她站在阳台上回忆那段可怕的经历，在她生活后期的一封信中，弗丽达写道：
“当我们刚刚结婚时，我从那狭窄的楼梯上跌滑下来，他从他的书房里走出来说：
‘天哪，我娶了一个地震！’”在《为巴巴拉而战》，巴巴拉告诉弗里德利克——
“一个形容消瘦、英俊的四十来岁的男子，褐色胡须，深褐色的眼睛，两鬓已开始
微白”——说他不能使她感到“温暖”，“我本来认为我们的婚姻会是一桩乐事—
—我想我和这个男子会有快乐的戏娱。你还记得在罗森尼时我爬到碗橱顶上的时候
吗？我以为你会来找我的，并会笑着将我抱下来。但没有，你吓坏了。你甚至不敢
进入房间。你站在门口怕得要死，于是我爬了下来。这便是经常发生的情况，——
我必须向你让步。我穿着贴身背心坐在那里，你害怕极了。我必须爬下来。我对你
说，对于我这是一次让步”。头脑呆板的弗里德利克问她是否因为当时他没有把她
从碗橱上抱下来，她才要离开他；她最终告诉他，她从来没有爱过他，尽管她觉得
她“应该”爱他。她答应努力再成为他的妻子，但后来还是食言了。此剧结尾时，
她对韦森说：“疯狂地爱我吧！”除了一些传记性的情况，这部小喜剧在今天价值
极微：劳伦斯所说的“大部分情况是完全真实的”，只是那位年老的冯·里奇索芬
和欧内斯特·威克利并没有去加格兰诺。
劳伦斯将此剧寄给爱德华·加纳特时，他在信中叙述了一些他在小说完成时的
日常情况。他通常在8 点前起床准备早餐，弗丽达坐在床上要和他谈到午餐时分，
作为“一个靠灵感写作的人”，他感到内疚，但到后来他才得到了惩罚。他没有感
到他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我们生活得如此艰苦，弗和我。我已经写了《保尔·
莫里尔》一书的四百页，还有这个剧本”。
露易·伯洛斯曾给劳伦斯寄去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他在11 月19 日收到了此
信，然后又说：
我想说当我觉得我对于你是这样一个废物时，我感到十分难过。你一直待我很
好——而我呢——唉，我只知道到后来我们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但过错全在我的
一方。我对你怀着敬意和感激，因为你待我很好——就此而论，我能告诉你，我觉
得我自己并无欢乐可言。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说明这一点。
我在这里和一位我所爱的夫人一起生活，如果可能的话，在我回英国后，我将
同她结婚，我们作为夫妻在一起生活，至今己将近6 个月了，我希望我们能白头偕
老。
写这些话时，我觉得自己已是一个牲畜。但我这么做，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对
你才是公平的。我从未欺骗过你，无论什么事情——抑或我欺骗过你？
也许我真的那样做过。——我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
如果我继续往下写的话，我会更加困惑不堪的，不要说有关我的任何事情，或
将这个告诉别人，好吗？我将能在春天结婚，并将这一切公诸于众，我希望如此—
—如果她的离婚能办好的话。
我身体从未这样好过——虽然阮囊羞涩——但相当健康。但是如果我继续写下
去的话，我觉得我只能给你更多的委曲，现在搁笔还比较容易——也许更明智。
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去恨我。
我诅咒我自己在这上面签上名字。
从现存的信件中看，劳伦斯至少还给她写过一封信。好像他已经用他自己的语
言说完了能说的一切，他改用他自己的那种特殊的术语来书写。在告诉她此时（此
信的邮戳日期是11 月25 日）她可能已收到了“monautrebillet”（ 法语：
我的另一封信— — 译注） 之后， 他又说， “ Oui ， I ′Italieestforte-jern
′ importebien ? ?IIfaitunmerveilleusementbeaurempiu”（法语：是的，意大
利是十分美丽——很好，……我在这里过得相当愉快——译注）
在给爱德华·加纳特的一封信中，劳伦斯提到，如果那部小说用《儿子和情人
》这一书名的话，也许更好一些，他觉得这一书名要“好多了——要好上几万倍”。
在10 月30 日，他估计他将在两周内完成最后的几百页。正如所估计的一样，他
在11 月13 日寄出了全书的原稿。
除了加纳特后来对此书的删节——这对劳伦斯是痛苦的——这部小说至此终于
完成了。这是一本与《白孔雀》大不相同的书，后者也曾经过大幅度的修改。与《
侵入者》也不一样，此书是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匆匆凑成的。正如先前所指出的，《
白孔雀》是通过对过去的理想来逃避过去，《侵入者》则是一次文学修辞上的跋涉，
而《儿子和情人》是对过去的部分征服，因为劳伦斯在书中正视了过去并与之进行
了抗争。他觉得此书不仅仅是一篇故事，他对加纳特说那是“一部大悲剧……是英
格兰成千上万年轻人的悲剧……
那个古老的儿子情人的名字叫俄获浦斯，新的这样的情人不计其数。”因为《
儿子和情人》的写作对劳伦斯来说是一次心灵的治疗，所以他希望通过阅读此书，
也能给他的同一代人一次这样的治疗。与劳伦斯的早期作品相比，《儿子和情人》
在各方面都要深刻，当他完成此书时，他也结束了作为一个作家的第一阶段。当我
们讨论英国文学的时候，我们认为，如果《儿子和情人》是19 世纪最后的一部巨
著的话，我们也可以将《虹》看作为20 世纪的第一部巨著。
在“小说创作的间歇中”，劳伦斯和弗丽达发现他们自己已成了乡村生活的一
部分。他们在湖里游泳，他们向当地的女中学教师学意大利语课文。
劳伦斯开始觉得与意大利农民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密的感情，他看到这些农民像
一些自豪而正直的“国王”，他们对工业化了的北方的焦虑和烦恼一无所知，对他
现在认为是“肮脏”的“丑陋”的英格兰也一无所知。这些农民很穷，也许没有
“多少思想，但他们看上去很健康，他们的生命力旺盛。”在这里，这个后期的劳
伦斯开始发表他的心声。
他曾着手写一部有关罗伯特·彭斯的小说，以英国中西部为背景。这部未完成
的手稿被爱德华·耐尔斯发现，他写信对本书作者说：“我看不出此书与彭斯有什
么联系……它倒是与《阿伦的杆杖》的开始颇为相似。此书只有二、三个场景——
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姑娘在森林里捡柴禾时的邂逅相遇；另一次见面是这位男子去
那位姑娘门口与她闲聊；第三个场景是在一家酒店。由于手稿太少，很难看出劳伦
斯这一故事发展的趋向。女主人公的名字在手稿中由玛丽·彭斯改成了玛丽·伦肖”。
耐尔斯在他的《D ·H ·劳伦斯：综合传记》的第一卷中发表了这一手稿。
劳伦斯在给麦克列沃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在1912 年年底的情形：
《汤姆·琼斯》早于其他书籍，在星期天到了。不要再给我寄其他的了——我
感到很不好意思，除了加纳特的《阿克的琼》，我没有什么其他的书可寄你了。此
书多少还有点意思，请不要轻视它。
我正在为我的新小说冥思苦想，自从我又感到了强烈的冲动之后，我自己觉得
已经上了路子。此书是关于罗伯特·彭斯的生平的——但我将使他住得离家近一些，
作为一个德比郡人，我将虚构故事的背景。我觉得我几乎能像写自传一样去写他。
告诉曼森小姐，《生活》一书我已收到，并向她转达我的谢意。我正在等她的信，
然后，我将给她回信，如果你有雅兴的话，请在假日去图书馆看看有什么关于彭斯
的趣闻。我手头只有劳克哈特的《生活》。我想知道更多一些有关高地玛丽的轶闻。
你觉得这有趣吗？
最近，我没写什么短篇或其他什么东西。与弗丽达在一起的紧张生活将一些小
事情都挤出了我的生活。也许最终离婚能办成。如果那样的话，你下一次见到我的
时候，我就将是一个结了婚的人了。现在我是一个处于种种不利情况中的人。
哈洛德·赫卜森在这里——这令人高兴。但我宁可你在这里。我现在极需要一
个我自己的朋友。我画了四幅画，——哈洛德将它们带回英国给你，你可以选几幅。
但是如果你能搞到一幅《田园诗》的复制品，我也想要一幅。
谢谢你寄来的叶芝的诗。你为何不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现在对我来说，他是
一个古怪的家伙——好像他忍受不了被触摸。但弗丽达却很喜欢他。
我又将开始工作了。一个人有两个创作旺季——9 月至12 月初——1 月至3
月或4 月。其它是一些收获极微的月份，我觉得我自己怒气过盛，不能写诗——是
因为与韦克利之间的紧张关系，若要写诗的话，一个人必须让自己完全投入于他的
生命之流之中，倾注全部的心血——但我不敢这样做。人的思维状态很像一个生意
人的思维状态，他站稳脚跟，双眼圆睁，这与艺术家的思维状态不同，他们常常放
纵和解脱。但我现在不敢放松自己。这种紧张状态使我的大脑感到疲倦。
赫卜森在那里的逗留，对两个情人带来了“许多欢乐”，劳伦斯告诉大卫·加
纳特说，那位年轻客人的来访使他们感到轻松愉快：这是弗丽达离开她的孩子以后
的第一个圣诞节。在圣诞日，劳伦斯写信给霍普金太太，除了些其他的事情，他还
说，“即使天空像一只碟子一样掉下来碎了，我和弗丽达之间关系也不会破裂”。
弗丽达在信上附言道：“我可怜的丈夫——我不敢去想他！”尽管劳伦斯告诉麦克
利沃说他“无法”写诗，他还是偶而给《瞧！》诗集增加一些篇幅。不久，他也重
新开始了小说的写作。虽然他想在小说创作的间隙休息一段时间，他还是开始着手
创作那部暂名为《霍夫顿小姐的叛逆》的作品。此书他在战后完稿，定名为《迷失
的少女》。他放弃了彭斯的写作计划。
除了他在加格兰诺的写作活动之外，劳伦斯还继续绘画，他在12 月17日写给
麦克列沃的信中提到的那幅《田园诗》，是莫利斯·格雷芬海根所作的一幅情人画，
画的是一个牧童和一个牧女在树林里拥抱。这是一幅劳伦斯最喜爱的画；在他母亲
临终的那个晚上他已经开始临摹此画，后来他曾将这摹画送给过露易·伯洛斯和
埃达。在加格兰诺他又想重操旧业。
在那里的7 个月中，劳伦斯靠麦克列沃和加纳特父子给他寄去一些书刊，在他
的信中他经常提到这些书，并引用书中的一些内容——例如他曾提到过叶芝的作品。
在离开利伐去加格兰诺的前一天，劳伦斯要求麦克列沃“寄点什么给我读读，我已
经5 个月没有读到一本英语书刊了，除了《在西方人的目光下》，此书又很乏味。”
他对爱德华·加纳特说他不能“原谅康拉德，因为他如此悲伤，委屈退让。”他还
说他恨斯金伯格，因为此人看上去”很不自然，很做作，有些粗鄙——有些呆板，
像易卜生，有些令人作呕，”这些表明了在文学评论方面，劳伦斯有时还有局限。
12 月2 日，劳伦斯告诉麦克列沃：“我读了《制革匠小巷的革命》，我发现
我自己特别喜欢路特福德。我以前觉得他索然无味，但我现在发现他是那样正直、
勇敢和坚强。”他对所读的当代文学称赞很少，他对他的中西部同乡阿诺德·班内
特的批评尤为激烈，他曾在10 月份读过此人的一部小说：
“我讨厌班内特的屈从让步”，他对麦克列沃说。“悲剧就应该真的与苦难抗
衡。但《五城的安娜》看起来像是一种逆来顺受——自福楼拜以后的现代作品都是
如此。我讨厌这个。我想尽快地冲洗自己，把英格兰的痕迹冲洗掉，把那种陈旧，
肮脏和痛苦冲洗掉。”另外一篇较为令人满意的批评是一篇1928年写的关于约翰·
高斯华兹的作品局限性的论文，后来印载在《菲尼克斯》（Phoenix ）一卷中。
1 月，劳伦斯写信给麦克列沃说他见到了恩利柯·帕瑟伐利和他的流动农民剧
团上演易卜生和德阿能齐奥的剧本，还上演《哈姆雷特》，帕瑟伐利是个胖胖的、
卡鲁索式的意大利人，他的《哈姆雷特》险些使劳伦斯忍俊不住掉出8 号包厢：
“作为一个唯一的英国人，在这里算得上是个头面人物——他们是特意为我演出的。”
汉姆雷特被称呼为Signore （先生），听上去十分有趣，这个口里嘟味着“Essere
－Ononessere”的汉姆雷特在台上鬼鬼崇崇地窜来窜去，好像他在àIoCripen”谋
杀了某位夫人，“是他父亲的鬼魂在追赶他似的”——然而，劳伦斯将这一切，加
上其他的趣事，都写进了他的《意大利的晨曦》。
此书中的章节原是作为杂志上的小品文出现的——《纺工和僧侣》，《柠檬树
花园》，《剧院》——这些文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劳伦斯在加格兰诺的生活方式，
因为它们都是他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这些文章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是很重要的，因
为这其中包含了他对工业化文明的第一次抨击。这一主题显而易见，但在后来的文
章中却表现比较轻微；在1915 年重写这些文章在1916 年出版的时候，劳伦斯强
化了这一主题。在重写中他还改进了文章的结构。下面一例就是他为《英文周刊》
所写的有关他去教堂的描写：
我只到教堂去过一次。那里非常阴暗，有一股强烈的、缭绕了几世纪的焚薰之
香味。这使我联想起了一些庞然大物的巢穴，我的神志突然醒悟过来。
我期待着什么东西，我需要什么东西，我的肉体也苏醒了。我匆匆走到外面，
走入外面奇妙的阳光之中。要我再进入教堂，得付出极大的努力。但是那铺饰过的
门槛却像宝石一样清晰。
在《意大利的晨曦》中那一篇的不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我走进教堂，那里非常阴暗，包孕着儿个世纪以来余留下来的香气。这使我联
想到了庞然巨兽的巢穴。我的神志被唤醒了，它们在闷热、芬芳的黑暗中跳跃。我
的皮肤像是有所期待，像是在期待某种接触，某种拥抱，似乎它意识到了与物质世
界的那种接触，与周围沉重的、充满暗示的物体之内体接触。那是一种感觉上的、
闷热的、令人难受的黑暗。然而，我的灵魂在收缩。
我又走到外面。经过铺饰的门槛像宝石一样清晰，那美妙明眉的阳光在高空变
得蔚蓝，好像注入了我的身心。
劳伦斯显然是在完成了《虹》之后重写此文的，然而文章中的大部分字句并没
显示出他在写作这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娴熟的风格。而且经过修改后的文章中用了
拉丁化的单词如impregnated （包孕）和affected（引起联想），这影响了文章的
简洁性，被动语态的加入破坏了行文的直接性，还有重复——这是劳伦斯经常熟练
应用的手法——也显得极不自然。但是，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第二稿还是优于第
一稿，后者在承转上显得十分唐突。与第二稿相比，第一稿只是泛泛之作，第二稿
中增加的词句给描述以一种肉体的直觉，将读者置身于教堂之中，这是第一稿所没
有的效果。即使是那个从拉丁语派生来的单词expectant （期待的）——在那儿是
一个相当简单的词——因在“我的皮肤在有所期待”一句中也显得十分有效；还有
“那闷热的、充满芬芳的黑暗”一下子把读者的感觉神经带进了教堂；充满芬芳一
词用得恰到好处。（对于这段文章，阿娜依斯·宁在她的著作《D ·H ·劳伦斯》
1930 年，1964 年重印）中作过很有见地的评论。
劳伦斯在写作中想要捕捉的形象或象征物之一就是黑暗，与他的另一个象征物
“元气”（thebloo ）一样，这成了他一个重要的形象。劳伦斯从来不是一个真正
的哲学家，然而，与许多真正的哲学家一样，他也在寻求一种理想的平衡，或在中
间地带有所发现；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后来用了极性（pelarity）这个术语。
因为他认为在这个过于理智化了的世界上过于强调肉体和直觉，劳伦斯常常被
人误解。在《意大利的晨曦》的《剧院》一文中，他不仅描写了帕瑟伐利的演技—
—在他写给麦克利沃的长信中——而且还谈到汉姆雷特代表了“一种肉体的退化”
：从劳伦斯的哲学观点去看，他是过于理智化了。劳伦斯“总是对汉姆雷特抱有反
感：不管他是由福勃斯——罗伯特或其他什么人扮演的，在舞台上他看上去总是个
卑躬屈膝，粗俗不洁的家伙，这个根据自画像和蜕变出来的鬼魂合成人物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色”。在表现“那种来自肉体的精神上的剧烈反应”方面，
帕瑟伐利是最为合适的演员，因为，他是“那种现代意大利人，怀疑、孤独、自悲，
在一种肉体的堕落中挣扎。”当阿姆勒托的演出结束时，劳伦斯感到很高兴，“但
我喜欢这剧院，我喜欢朝下观望那些农民们，他们是那样的全神贯注”。
《纺工和僧侣》，《拧檬树花园》和《剧院》三篇文章继《十字架》一文之后，
组成了《意大利的晨曦》的第二、三、四章，它们讲的都是有关在加格兰诺的事情。
在此书另外的六章中，最后两篇记叙了劳伦斯后来步行游历瑞十的经历；在这前面
的四篇则描述了他们在森·高登齐奥的生活情景，这是在加格兰诺北部，位于陡峭
山崖上的一个农庄，劳伦斯和弗丽达于1913年3 月下旬在这里逗留了两个星期。
他们是在康斯坦斯和爱德华·加纳特的一位朋友安东尼夫人到达加格兰诺一个
月之后动身去那里的。在劳伦斯的信中，这位安东尼夫人是位相当神秘的人物；除
了对劳伦斯和弗丽达之外，她尽量不使自己引人注意，因为她是在惊恐地躲避她的
丈夫，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瑞典画家。他跟她去了英国，从那里，加纳特夫妇将她转
移到了意大利。安东尼夫人实际上就是安东尼娅·赛利亚克斯，即大卫·加纳特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