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自传《金色的回音》（1954）的第一章里饶有兴趣地描写成安东纽斯夫人的那.3
劳伦斯还记得“我们当时都疯了似的”、但不久，他沿着海岸线走了几英里以后，
开始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害怕起来，6 个月以后，他说他才刚刚从迷惘中明白过来。
返回伦敦以后，劳伦斯知道，他和弗丽达不能再乐观地打算在10 月份回意大
利去了。现在，甚至连到爱尔兰去的希望也都渺茫了。不久，他在离恰斯汉姆不远
的白金汉郡的贝林顿巷租了一间叫“三角”的小屋，每月租金为6 先令。在那里他
常常生病，5 个月后，也就是第二年的1 月份，他迫不及待地离开了那儿。
在恰斯汉姆时，劳伦斯夫妇经常见到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朋友加农夫
妇，他们住在离风车不远的乔勒斯伯里，吉尔伯特·加农，当时是个颇有名气的小
说家，与詹姆斯·巴里的前妻结了婚，她就是女演员玛丽·安塞尔。她是一个说话
时爱转动眼睛的美丽妇女，她似乎注定了要在劳伦斯夫妇未来几年的生活中匆匆出
现又勿匆消失。劳伦斯很喜欢她，但几年后他发现，她是个讨厌的人。
1914 年秋，有一个年轻的画家马克·戈特勒，成了加农家的常客，他由于热
衷于伦敦频繁的社交活动而使自己累垮了，可是他来到了乡间养病。此时，他也成
了劳伦斯夫妇的知心朋友，但过了不久，他就像《恋爱中的女人》中的罗欧克一样
并不受宠爱。通过加农夫妇，劳伦斯夫妇也结识了《罪恶之街》的年轻有为的作家
康普顿·麦肯色，（劳伦斯私下里把这部小说称为“俗气的装饰品”，然而，他喜
欢麦肯色本人）。
麦肯色后来在劳伦斯的一些讽刺作品中成了被取笑的对象。不过他在小说和传
记中却写了不少有关劳伦斯的情况。当麦肯色到风车那边去访问加农夫妇时，加农
夫妇将他带到了劳伦斯在贝林顿巷的寓所。后来，麦肯色在回忆录中称它是“我所
见到过的最丑陋的屋子”。他发现劳伦斯在刷地板（“我们刚进去就看到那地方肮
脏极了）。他留着一小撮红胡子，一头红头发和有魅力的粉红带白的皮肤，看上去
不上29 岁。
劳伦斯（在1915 年1 月5 日）写给麦克列奥德的信中说，加农夫妇是他们
“很好的朋友”，他还提到了周围其他的人：“莫里夫妇——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他们办过《韵律》——在3 英里之外的黎伊有一所小屋：因此，我们并不十分与世
隔绝”。要不然，劳伦斯夫妇的外来客人就更少了。有一次，艾米·罗威尔乘着由
一个穿褐红色制服的司机驾驶的一辆褐红色的小车来到恰斯汉姆。后来与唐纳德·
卡斯威尔结婚的凯瑟琳·杰克逊那天也在恰斯汉姆，不过仅此一次。弗丽达后来回
忆说，高登·堪贝尔也曾拜访过他们，他看起来“像个爱尔兰的流浪汉”。柯特连
斯基也来看过劳伦斯好几次。
劳伦斯呆在恰斯汉姆的几个月中（从1914 年8 月至1915 年1 月），他向辛
西娅·阿斯魁斯描述到，他的“灵魂躺在坟墓里，但还没死去，它在一具已变得僵
硬、冰冷的尸体之中，在它的上面覆盖着一块大石板。什么人也不存在，因为我自
己不存在了。然而我并没有死——仅仅被遗忘了——被践踏了——但我一直很清楚
地知道，我一定会东山再起”。我们发现，他在此“死亡”期间被保存下来的信件
的数量比在这5 个月中的其它时间的信件要少一些。在战争后期，当他对战争更感
痛恶时，他就更加明了地谈论这个话题，其言论非常之多。从恰斯汉姆的信件中，
我们所看到的不总是那个“已死的”人；劳伦斯在表达他的厌恶和沮丧时还是充满
了活力的。
战争爆发不到三个星期时，他写信给艾米·罗威尔，“我最大的悲伤和痛苦都
是为了德国——到目前为止我仍不禁感到，德国是个年轻而可爱的国家——正处在
青春期——犯了青春期的错误，”对于这一点，他在他的“普鲁士军官”的故事和
其它地方都提到过。从他现存的，发自恰斯汉姆的其它信件中，没有进一步表露出
这种“为德国而感到悲伤与痛苦”的情感。同样，在另一方面，这些信件也没有显
示出任何强烈的亲英倾向。劳伦斯的态度在四年的战争及战后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什
么根本的改变。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悲伤绝望之中，他的态度就明朗化了。他开始
痛恨战争本身，他觉得，从根本上说，双方都不对。但是，正如他后来在《袋鼠》
中描述一个名叫苏墨斯的人物时所说的那样，“他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反对战争，他
所决不能同意的是这次战争的全部精神是那种匪帮精神”——那种横行霸道的行径、
奴役别人的观点和个人“独立人格”的丧失。搬到恰斯汉姆后不久（1914 年9 月
5日），劳伦斯对平克说，出于一种对战争“纯粹的愤慨”，他开始写关于托马斯·
哈代的那本书，10 月间他写给哈利耶特·门罗的信中说，他认为“把自己白送给
一颗德国枪子的儿戏太不值得了”。他对爱德华·加纳特说，战争使他“感到十分
恍惚”，并说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无关紧要。从德国透露出来的消息，以激烈而
热情的言词谈到冯·里奇索芬的年轻的军官朋友们，他在战争初期就为国捐躯。也
有消息传来说弗丽达父亲久病不愈。
那年秋天，劳伦斯也因病感到不适，并仍以一种恋乡之情思念着意大利。
艾米·罗威尔知道了恰斯汉姆的情况，希望劳伦斯不久能离开白金汉郡。返回
波斯顿后，他写信给哈利耶特·门罗说，她认为劳伦斯是患了“肺病，那小屋很潮
湿，而且一定冷得可怕”。她觉得他假如到不了意大利，至少应该在冬季去伦敦。
她怕送钱他不会收，她要送他一架打字机。10 月16 日他高兴地回信说：
关于打字机一事，使我乐得像酒醉了一样：这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我
会把它当作宝石般珍爱的。我总是说世界上我唯一的一点财产是一块银表——的确
如此。现在我的王国是一架打字机：我是个有财产的人了。
我感到惶恐，生怕我会招致什么新的麻烦和责任。……在同一邮局我收到了一
张50 英镑的支票，是皇家文学基金的补助。这件事使我烦恼，从他们微薄的周济
中是享受不到乐趣的。我若能行的话，我一定会把支票贴回到那些老家伙的鼻子上
去，那些无事业心、无斗志的作家。但我不能……不要将我与济兹和雪莱一同放在保
险箱里。那样，我就会像耶稣的信徒看到耶稣变容一样，吓得魂飞魄散。但查尔伦
把我渡回英伦时，我很想认识一下柯勒律治。
他还感谢艾米·罗威尔为他探望了肯纳利，“只要我们两人中有一个还活着，
就不要求他再为我们出版什么了。你想对他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认为他确实很好，
问问他我的东西怎么样了，好吗？其它没有什么了。”同时，他说“不久，达克沃
尔斯将出版我的一本短篇集，它将叫《普鲁士军官及其他故事》，因为此书的第一
篇是《荣誉和武装》。顺便告诉你，这篇故事已转卖给了美国的《大都会杂志》？”。
他还提到了自然景色，一些消息及他自己的面貌：“这儿正处于一个美丽而朦胧的
秋天，灰兰色的天空和变化迟缓的残茬和矮矮的灌木丛。但我面容憔悴，留起了红
须，我就像灌木丛中的一个生灵一般，任凭这树丛生长并将我覆盖。哦，我的天哪，
今年秋天我极其痛苦，确该把我自己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形象。”这一次他留蓄了
他的胡须。
一个月以后（11 月18 日），劳伦斯写信给艾米·罗威尔说到了那架打字机
——由拉康尼亚船上的一位侍者从大洋彼岸捎来，再从利物浦转寄到这里——使得
他“像一壶煮沸的水，快乐异常”。
他在10 月份的一封信中告诉爱德华·加纳特，他和弗丽达“几乎不再争吵了”，
但根据莫里所言，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实际上，劳伦斯与弗丽达之间的争吵
常常是有益无害的，是两种绝然不同的个性冲突的表现。在内心深处劳伦斯和弗丽
达是彼此分不开的一体。但因为他们之间的争吵很剧烈，并时常带有戏剧性，他们
互相谩骂，并时不时地以砸瓶摔罐来助威。那些写回忆录的作者就往往会回忆起这
种激烈的场面，而忽略了那种为时更长的，有时也许是索然无味的宁静、甜蜜和欢
乐场面。劳伦斯的粗暴与他的温雅一样闻名，但据人们的记忆和记者的报导，情况
好像不是这样。当弗丽达和劳伦斯初交时，劳伦斯的温柔使她感到吃惊，有一次，
弗丽达的头撞到了窗台上，“劳伦斯对她表示了如此深切的同情和温存”，以前从
没有一个人对她如此温柔过。应该是最理解劳伦斯的弗丽达在他去世以后说，劳伦
斯和她之间经历了长时间的斗争，以求得某种真理；这是一种艰难的生活，但又是
一种美妙的生活……不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都无法改变我们之间的那种维
系，无法改变时常出现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的那种美妙。
1914 年，劳伦斯与柯特连斯基成了相互信赖的朋友，这个俄罗斯人经常去塞
沃德街拜访他和弗丽达，在他们搬到恰斯汉姆后，他更成了他们的常客。
12 月初，劳伦斯从恰斯汉姆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私人信给柯特连斯基，信中
谈到了他对弗丽达的不友好态度：“你不应轻视她，在女性身上还有一种你所看不
到的品质，因此你不能对它正确地进行估价。你不知道，一个女人不仅仅是一个与
男人性别不同的人。她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对此你还懂得太少。
你所拥有的只是这个世界的一半”。几天后，在柯特连斯基帮助他写的，有关
托马斯·哈代的文章手稿的注解时，劳伦斯说，“弗丽达朝你挥着她的拳头呢”。
不论柯特连斯基怎样看待劳伦斯对他的分析，看来，他不会接受弗丽达对他的任何
看法。
在一封12 月18 日写给艾米·罗威尔的信中，劳伦斯提到一则插曲，它是一
出令人发笑的短剧，它是有关弗丽达和欧内斯特·威克列的：
我们在中部访问我的友人，弗丽达则去探望她的丈夫。他的言行是一种十足的
杂耍场式的表演。这是一次突然的访问。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常常欢喜模彷大
人的样子，我们把一条废弃的炉前地毯放在手推车上，我妹妹坐在那里面“感到十
分自在”。她总是扮作劳逊夫人，我是“马奇本克斯先生”，拄着拐杖去拜访，我
妹妹和我一直认为这很可笑。所以，那时弗丽达灵机一动也向房东称她自己是“劳
逊夫人”。
“你”这位前夫说着倒退了几步——“我但愿永远不再见到你。”弗丽达：
“是——我知道。”前夫：“你在这个城市里干什么？”弗丽达：“我来看看孩子
们和你。”前夫：“你在这人人都认识你的地方露面，不觉得害羞吗？你不觉得最
普通的妓女也要比你好吗？”弗丽达：“哦，不。”前夫：“你是要想使我无地自
容吗，你这个女人？难道我连一块安静的地方也找不到吗？”弗丽达：“你知道，
我得跟你谈谈孩子们的事。”前夫：“你看不到他们，——他们不想见你。”接着
他们的谈话发展到了粗鲁漫骂——部分内容如下：
前夫：“如果你一定要出走，为什么不跟一位绅士走呢？”弗丽达：“他是一
个伟人。”又是一些粗鲁的谩骂。
前夫：“你不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吗？”弗丽达：“哦，不。”“又是
一阵谩骂，然后弗丽达离去了。她没再坚持要见她的孩子。
前夫：“你可知道，如果你企图干涉这些孩子的话，我的律师可下令有关逮捕
你。”弗丽达：“我不在乎。”如果说此事拖了三年还不算太痛苦的话，我倒认为
这是十分可笑的了。
这位前夫是法国文学教授，一位莫泊桑的崇拜者，他曾在德国和巴黎生活过，
他认为他是世界文化的姣姣者。但可怜的弗丽达却见不到她的孩子们。——我简直
是一字不漏地把对话全部告诉了你。
大约在这段时间，劳伦斯一直在阅读凯瑟琳·L.简纳写的《基督的象征》，这
本书对劳伦斯写给高登·堪贝尔的一封长信影响很大。（全部内容收集在劳伦斯《
书信集》中）。劳伦斯读完了莫里对堪贝尔小说的热情介绍之后，他为其主人翁自
杀未遂的行为表示失望：
如果你要写一本有关自我主义的巨著——我认为你可能会的，——看在上帝份
上，请给我们写写自我主义的死亡，而不是那个罪人的死亡。俄国、德国、瑞典和
意大利的文学中除了表现自我主义者自我毁灭的荣耀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但在阿
孜巴什夫、德阿农齐奥、斯特林伯格流派以及德国的曼恩兄弟之后，自我主义者作
为十字架上的一个神圣形象，饱含着眼泪、爱和崇敬，对我来说已经有点倒胃口了。
劳伦斯接着说“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一题材的伟大著作就是《乔布之书》，乔布
是一位伟大的、奇妙的自我主义者”。接着劳伦斯讨论各种各类宗教，指出了一些
象征，表明他对耶稣复活的信奉，是他终身坚守的信仰。
我现在理解你向往西方的那种热情，这是一种毁灭你自我的热情，是在你躯体
的毁灭中，对你自己的意志的胜利的感知。但在伟大的时代里，一个伟大的人是向
往东方的基督、穆罕穆德、印度等等所有的一切。
我想你应当设法去掌握——不要因我的语调而生气——凯系特人的象征主义在
它兴盛时期所创的完美的整体。我们都是这样一些愚蠢的自我主义者，我们看到的
象征只是一种主观的表现，一种自我的表现。这些我们在处理那些旧的象征时显得
苍白无力：就像叶芝一样。
旧的象征的第一个字都试图简明扼要地表达出人类的整个精神历史，若不纵观
全文，它们是难以被人读懂的。所以你们今天爱尔兰人的爱尔兰是处于一种包含着
一部分伟大的幻觉象征的混乱之中，就像耶稣受难一样，是一种包含着一部分伟大
的宗教幻觉象征的混乱状态。
耶稣受难和基督仅仅是一些象征而已，这些象征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真像我一样
历尽了人生的苦难。如果以我为例，它们意味着我灵魂历程中的瞬间。
但它是全部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并能通过全部过程来确定它的存在。假如我不
承认有圣父和天使的教会阶级组织，我就不承认基督，也不承认耶酥受难的事实。
要理解它的全部涵义是很必要的。我终于掌握了中世纪教会试图解释的内容。
对我来说，拉丁文形式的解释是极其自然的。而对你来说，应该用凯尔特式的解释。
我认为凯尔特象征的全部内容和伟大的构思言辞是深奥而永远无法探测的。但它一
定是和拉丁文的解释相符合的。
但基督教现在在教导我们，在耶稣受难以后，经历了坟墓的黑暗之后，我们的
肉体将重新站起，你，我，就象我们今天一样在肉体上复活了。像乔布一样感恩于
这位圣父，分享他权力的荣耀。
使用这些陈旧的术语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听起来似乎像伪善之言。但只要有人
能掌握它，把它当作是一个新的真理，那么，这对他自己的历史，对伟大的幻象，
对世界最伟大时期的伟大概念都将是真实的，这样就足够了，因为这样它被更新了。
我认为一切宗教都有相同的内在联系，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你为什么不去寻
找凯尔特人的完整幻象，而把它与爱尔兰混为一谈。比阿特丽斯差不多已上了路子，
但她不知道她在寻求什么。所以，她是过于人性化了，也就是说她把她所采用的象
征体主观化了，因而将它们的本意改变了：把它们看作为她自己的自我之表露，而
不是将它们当作传达那伟大整体的言辞。在这个整体中，她的自我仅仅是一种产物，
正像圣子是圣父的产物一样。
1914 年在加农家的圣诞节晚会上，莫里和凯瑟琳以委婉的语言宣布他们不久
后将分道扬镳。晚餐无精打采地开始了，主人也十分消沉（吉尔伯特·加农几年后
由于狂妄自大而一蹶不振）。他坐在客人们面前，一筹莫展，他和他们——那些波
希米亚人、艺术家、演员和作家——都无法把一只烤乳猪分解开来，但有一种活动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能参加，那就是在一些短剧中作即兴表演：他们立刻扮演起来了，
一边还在大喝大饮。当柯特连斯基缠住莫里要他演“一出戏中之戏”时，莫里和凯
瑟琳把他们之间的不和真实地演了出来，（这事发生在心理治疗之前）。那个年轻
英俊而有病的戈特勒则扮演“另一个男人”，快到剧终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脱
离了原来的剧情，不愿扮演与莫里重归于好的一幕：她坚持要和戈特勒在一起。劳
伦斯出来批评此剧，并把莫里拉到一边说：“你瞎了吗？如果没瞎，你怎么敢暴露
自己？”莫里——曼斯菲尔德——戈特勒在这出短剧中的三角关系就是劳伦斯大约
在一年以后在《恋爱中的女人》中虚构性结尾的有趣预示：书中的那个人部分地取
材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她后来离开了那个部分取材于莫里的男人，跟另一个取
材于戈特幼的男人走了。
就在这一时期，劳伦斯正在考虑把这三个人吸收为他想建立的一个名叫拉纳尼
姆的乌托邦公民，这个乌托邦的名字显然是来源于一首希伯莱歌谣。
这个凄惨的圣诞节并没有使他消沉。他考虑了大约20 个能参加他的乌托邦的
人。他于1915 年1 月18 日在写给威廉·霍普金的信中说：作为一项计划，“为
逃避这个充满战争和贫困的世界而开辟一小块聚居地，那里将没有金钱，只根据生
活的基本需要实行一种共产主义，一种真正的礼仪”。它将是“一种社团……并建
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其成员都心怀善良而没有邪恶”。这是一个理想的无政
府主义者的社团的蓝图。虽然，劳伦斯很可能不喜欢“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字眼。
但是拉纳尼姆注定是要失败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收集了一些有关岛屿的实
际情况，开始向劳伦斯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他知道她在讥笑他，便陷入了沉默。
1 月5 日，在劳伦斯离开恰斯汉姆的两个星期之前，他写信给麦克列奥德说，
他“仍在修改《虹》——在此书上化了不少功夫。我已经写了三百页，这是我的一
种新的式样，你得去接受它。”这段话说明，他对他自己作品变化的认识是非常透
彻的。他很想送一本《普鲁士军官》给麦克里奥德，“可是，那些自称是朋友的小
偷把复本都拿走了，他们完全买得起这书，而我则因为战争而生活穷困”。
劳伦斯告诉麦克里奥德，他“担心麦休恩接到《虹》时，会认为这是一个被人
暗中偷换过后硬塞给他的假货。因为，它与我的其它作品不同。我为此而感到高兴，
我认为我的羽毛终于丰满了”，他还责备了麦克里奥德，因为他竟考虑要去应征入
伍。“我痛恨并厌恶战争，因为战争只是为了那些对新生活无所企求的人而进行的。
它们全错了，全是一些傻瓜，是弥天大错。
为什么它还不终止？”当劳伦斯要离开恰斯汉姆时，她于1915 年1 月18 日
写信给威廉·霍普金。
我们又整装待发——不是去意大利，真可惜！——而是去苏萨克斯的一处美丽
的地方——普尔巴勃·格雷特汉姆，这就是我的地址，那是梅奈尔家的住处。你认
识艾丽丝·梅奈尔吧，天主教女诗人弗朗西斯·汤普森的救星。
她父亲在格雷特汉姆有一个大而古老的农庄，并给他的每个孩子一幢小屋。
现在，凡尔拉将属于她的那幢房子借给了我们。我认为那是一幢挺大的房子，
在我这样倒运的时候这一切算是很好的了，那儿也很方便……它位于离小汉普顿海
边不远的地方。
劳伦斯于2 月2 日从格雷特汉姆写信给康贝尔，在那里他和弗丽达发现他们的
小屋既漂亮又舒适；他谈及大卫·加纳特在伦敦介绍给他的新朋友：
“昨天，奥托琳娜·莫瑞尔来到这里——她将要把那位哲学数学家伯特伦·拉
塞尔带来”。他要康贝尔在对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关系上要“正派”。
但这种劝告没有起作用，因为康贝尔虽然答应了到黎伊的屋舍去会见莫里，但
他并没有去，这样，他们之间的友谊在第二个周末就终止了。（直到1949年他们才
恢复友谊。）
劳伦斯在格雷特汉姆的6 个月中，威尔弗雷德和艾丽丝·梅奈尔很少去那里。
凡尔拉·梅奈尔在1952 年写给本书作者的信中回忆说，“我的父母几乎总是呆在
他们在伦敦的公寓里，因此，他们和劳伦斯夫妇一定只是一面之交，仅此而已”。
大卫·加纳特叙述在四月中旬访问格雷特汉姆的情况时，描述了他到老梅奈尔家进
早餐的情形，劳伦斯夫妇也应邀前去了，“男主人在翻阅《观察者》，纸在他手中
沙沙作响，屋子里挤满了像圣母画像中一般的妇女和女孩；女诗人躺在榻上”。弗
丽达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艾丽丝·梅奈尔好似远处的幻像一样，她被威尔弗
雷德领着穿过草坪，就像比阿特丽斯被丹蒂领着一般”——那位文笔辛辣的传记作
家休·金斯米尔评论道，“对这件事，丹蒂一直保持沉默”。
凡尔·梅奈尔进一步回忆道：“我认为劳伦斯一家呆在这里很快乐——只是有
些争争吵吵。”显然，劳伦斯在经受了战争给他带来的初次巨大的震惊以后，在格
雷特汉姆他又恢复了生命的活力。有一天，当他在海边漫步时，他说：“我又睁开
了眼睛，看到了白天。”二月里，他照顾莫里从病中复原。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已
到法国去了，她想象自己已经爱上了莫里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法国作家弗朗西斯·
卡柯。
莫里接受了劳伦斯一家的邀请去访问他们，他步行穿过低洼多雨的草地，到达
时浑身淋湿，并因感冒而全身酸痛。劳伦斯安排他卧床数日，责怪他对自己健康
“糊里糊涂”，并把他“当作小孩”一样地照料。莫里说劳伦斯表现了他在治疗护
理方面的本领，就像在《阿伦的杆杖》中利利照料阿伦使他恢复健康一样。莫里在
他的回忆中写到劳伦斯对他关怀备至：“我们多么想报答他！”在莫里养病期间，
劳伦斯告诉他，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所以出走是因为莫里和康贝尔在交谈时太专心
致志而忽略了她的缘故。劳他斯的话使莫里大吃一惊，他认识到如果事精确实如此
的话，那就是他还缺少雅典人自知之明的美德。
莫里感到自己无法理解劳伦斯所谈到的革命的必要性。后来出版的莫里的日记
摘录，表明了劳伦斯的这些谈话和他写给伯特伦·拉塞尔的信中所说的内容十分相
似。莫里发现劳伦斯的新学说使人迷惑，特别是学说中所谈到的这种观点，即所谓
革命应是“一种大众团结的非个人的联盟”。莫里已失去康贝尔和凯瑟琳·曼斯菲
尔德，他怕还会失去劳伦斯：他和劳伦斯的个人关系如此珍贵，他不想因为意见不
一致“而影响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莫里认为此时劳伦斯自己已意识到了他自己厄运将来临。他告诉莫里说，写作
没有什么用处。首先，必须改变目前的生活条件。他说在《虹》之后，他仅想写一
部书，并说他像圣徒约翰一样，仅仅是他后来伟人的“先行者”，此人将是莫里，
他的那种情性是“可贵的”，他的作品似乎“更加纯洁”。莫里感到很不自在，
“劳伦斯依赖我的这种想法是十分荒谬的”。
一份电报使情形得到了缓解，每在莫里与劳伦斯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危急的时候，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总是一台退役的救火车。她从巴黎打来电话，说她将于次日早
晨八时到达伦敦。莫里前去接她。她回来仅仅是“因为无处可去”，她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进入受管制的军事区域去会见卡柯，但她的幻想破灭了。现在她与莫里痛
苦地回到了他俩所共有的小屋，她在那儿病倒了。但不久她又返回巴黎，度了又一
个短暂而狂热的假日。
劳伦斯继续幻想着拉纳尼姆，如果不是和会嘲弄人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
就是跟其他人联系起来。2 月1 日他写信给奥托琳娜·莫瑞尔，要她组成一个新社
团的核心，“这个社团核心将在我们中间开始一种新生活——这种生活中的唯一财
富就是品格的合成”。奥托琳娜的丈夫有着五百亩地产，他们可在那里实施这一计
划，就在牛津郡的加辛顿庄园。她的丈夫菲利浦·莫瑞尔（他们读成莫尔）是国会
议员，一个自由党人。莫瑞尔夫妇定居伦敦，虽然奥托琳娜夫人的丈夫进了牛津的
一个学院而不是剑桥，但布鲁姆斯伯瑞的文人们仍欢迎他进入他们的圈子。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他们最拥护的和平主义的国会会员。
伯特伦·拉塞尔被劳伦斯称为“哲学数学家”。他是一个伯爵爵位的继承人，
拉塞尔公爵的孙子。拉塞尔公爵在维多利亚时代曾担任过两任英国首相的职务。伯
特伦·拉塞尔在哲学方面写过许多著作，他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共同
出版了有名的《数学论》（1910—1913）。他是剑桥大学三合一学院的讲师。他对
菲利浦·莫瑞尔不太注意，虽然，当莫瑞尔在议院参加竞选时，他曾为他发表过演
说。但根据拉塞尔的自传中所说，他爱上了莫瑞尔的妻子。
两年后在1916 年，奥托琳娜夫人和他断绝了关系。菲利浦·莫瑞尔了解此事。
但在1915 年以后，当她将加辛顿变成她感觉中的生活中心时，她对拉塞尔冷淡了。
拉塞尔在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中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叫乔舒亚·梅勒森
（在有些版本中写成梅赫森）。但当她将拉塞尔带到格雷特汉姆去见劳伦斯时，他
们之间的关系仍保持着。
拉塞尔后来说她“敬慕我们两人并使我们感到我们也应该互相敬慕。拉塞尔的
日益深化的和平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1916 年他离开了三合一学院时——在他
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叛逆情绪”，他发现劳伦斯也处于同样的情绪之中。不久以后，
他们决计在伦敦采取行动，两人合作作了一系列的学术报告。可是不久他们便开始
争吵，最终，拉塞尔还是一个人去作演讲。他们之间怀有敌意的友谊持续了一年光
景，这是劳伦斯一生中最带有戏剧性的交往。
这个矿工的儿子和这个伯爵爵位的继承人都是瘦小而精力充沛的人；可是劳伦
斯再活了15 年。拉塞尔遇见劳伦斯时是42 岁（劳伦斯在1915 年仅29 岁），
他讲授数学并以此为生，活到了90 多岁。在遇到劳伦斯时，他常被指责过分屈从
于理性，并已习惯于这种指责，拉塞尔对自己说，他感到他的这位新朋友能给他
“一帖非理性的清醒剂。”拉塞尔还说“他欢喜劳伦斯感情中的热忱、活力和激情”。
这两个人至少在一点上是二致的，他们都认为政治学和心理学不能分离。在一段时
间里，拉塞尔觉得劳伦斯是一位富于某种想象的天才，“他的对人类本质的洞察力”
比他要“深刻”。拉塞尔说他渐渐地“感到他是一种反对邪恶的积极力量”——正
似不久后劳伦斯对拉塞尔的看法一样。
1915 年2 月12 日，劳伦斯在写给他的一些极为著名的信中，以一种比较轻
蔑的口吻对剑桥——布鲁姆斯伯瑞圈子中的另一成员E.M.福斯特作了描述。此人曾
在劳伦斯夫妇处访问过三天。（艾弥尔·德拉芬内说福斯特带来一个不祥的谣传，
说警察要对《普鲁士军官》采取行动。）福斯特和劳伦斯发生了争吵，但劳伦斯对
他的态度仍是温和亲切。劳伦斯给拉塞尔看了他的一篇有关社会改革的短文。文章
中说：企业、土地和一切交通工具“必须”立刻国有化，所有的人，不论有病的还
是健康的都应得到工资。“这实际上能解决目前的一切经济问题。一切被剥夺财产
的所有者在一段时期内——约50 年——得到成比例的收入——不属于资本的报酬。”
劳伦斯此时即将写完《虹》，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副业，即人际关系上。如这
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所述的那样，他说，“这种躯壳和老框框必须打破”。他又说现
在的男人去找女人仅仅是为了某种快感，把它作为一种手淫的方式，最终导致鸡奸，
但一个具有坚强性格的男人，应对另一个人怀有一种敬意——无论他是男人还是女
人——不能把它作为手淫的工具（原文如此）。因此他应保持中立和静止，福斯特
就是那样。
最后，劳伦斯强烈地建议道：我们必须“粉碎目前的生活方式的结构”。
他说他下月初可能要去剑桥访问拉塞尔，去“会见福斯特的朋友罗埃斯·迪肯
森（原文如此）”。“以及你将向我介绍那些好人”。
后来，在写给奥托琳娜·莫瑞尔的信中谈到拉塞尔时，劳伦斯说他感到“对他
有一种特别的爱慕”。当拉萨尔答应他去剑桥访问时，劳伦斯告诉他此事使他感到
“极其重要”，这个机会对他“十分关键”，他不想给人留下“可怕的影像”。但
他估计事情可能会这样。他所关心的是一次必要的革命，他希望拉塞尔能做他的朋
友，“但你是那样怕羞，我因此感到那么的拙笨，那么的滑稽。”他要求拉塞尔不
要安排他一下子和那么多人会面：“我害怕团体，小集团，社团和派系——但不太
害怕个人。”后一个周末，3 月6 日至7 日，劳伦斯去了剑桥拜访拉塞尔以及他的
朋友。五个星期后，劳伦斯告诉大卫·加纳特说，那个星期天上午，他在早餐时见
到梅纳德·季尼斯是“我一生中危机之一”。
那位未来的李尼斯勋爵也记得那次早餐，并在很久后写道，前一天夜里在聚会
上，“劳伦斯在剑桥露了面”，显然，他在晚会上并不愉快。他在大厅里坐在G.E.
莫尔旁边，这位刚刚写完《虹》的作家和那位伦理学的报告人冷冷地默然相对。1953
年美国数学家诺伯特·威纳（他在1915 年时是三合一学院的一个学生），在他的
自传中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情景。他说G.E.莫尔看起来像坦尼尔的画《三月野兔》，
而伯特伦·拉塞尔就像坦尼尔的《疯人哈特》。然而，劳伦斯热烈而友好地和数学
讲师G.H.哈代交谈，季尼斯回忆说：他“一开始就愁眉不展，沉默寡言，除了一些
意义不明的愤怒的异议，什么也不说”。拉塞尔站在壁炉旁边，季尼斯忽而坐在沙
发上休息，忽而站在罗索身旁，他们两人交谈着，并想把劳伦斯拉人他们的谈话。
但劳伦斯坐在沙发上“弯着腰，低着头”，对季尼斯不大有好感。
几年以后，季尼斯勋爵就感情纠葛的两个原因责备劳伦斯的行为，一个是生活
在两个圈子里的奥托琳娜·莫瑞尔，这两个圈子中之一布鲁姆斯伯瑞——剑桥的文
人；另一个艺术圈子中有劳伦斯、马克·戈特勒和他的女友多萝西·卡琳顿。季尼
斯认为劳伦斯对奥托琳娜夫人的“另一个圈子”很妒嫉，并决意要与之抗衡。劳伦
斯也不欢喜剑桥，因为它留住了大卫·加纳特。“丢开妒嫉不谈，”季尼斯接着说，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劳伦斯在战前剑桥时候的情绪更充满敌意。”他觉得劳伦斯
用他那“无知的、妒嫉的、愤怒的和敌意的眼光”去观察剑桥的那些人是不公平的。
然而，季尼斯承认，劳伦斯认为他们和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无可救药了”的话，
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对1928 年劳伦斯在一封信中提到他是“布伯姆斯伯瑞圈
子中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唯一支持者”。克莱夫·贝尔曾指出他也是此书的
一位预订者。当然还有布鲁姆斯伯瑞的其他一些人。
季尼斯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并加以热情支持，假如劳伦斯能成为他的朋友的话，
他也许会帮助劳伦斯。这不是奉承的问题；季尼斯根本不需要那样做。这仅仅是出
于友好。劳伦斯对季尼斯的善意说过一些尖刻的话。战争后期，当劳伦斯极需帮助
写信给他那些不愿相交的高职位的熟人时说，他和梅纳德·季尼斯的友谊也许是珍
贵的。
但是，那个春天早晨劳伦斯在剑桥的时候，其则竭力保持独立。他无精打采地
坐在炉边，而另外两个人站在他身旁谈话，并想要引起他的兴趣。（劳伦斯新蓄的
红胡须与赖顿·斯特拉切的相比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在三合一学院的那间房子里，
有两个人和他一样，虽然瘦削但精力充沛，有着灵活的龟头般的拉塞尔和板刷胡须
及在学生时代已得到“大鼻子”绰号的季尼斯）。
但劳伦斯远远地坐在一边怒目而视。
正如我们所知，在劳伦斯称之为“我生活中的转折点之一”的早餐上，他还不
能预言季尼斯最终能见到他的老朋友拉塞尔，正像劳伦斯一定会见到他一样，虽然，
季尼斯没有劳伦斯的那种藐视他的态度。
季尼斯承认拉塞尔成就中的杰出之处，然而，他观察到拉塞尔的持有几个相互
矛盾的观点，“他坚持认为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以一种极其不合理的方式维持着，但
解决的办法也极其简单容易，因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合理地维持这种关系。”季尼
斯发现以这种设想为依据的言论“实在使人感到讨厌”。
他还说，“忽略了人类感情中那深层更盲目的因素，无论这些情感是好还是坏，
而去讨论人们的心灵都不会有什么意思的”。
季尼斯和劳伦斯的思想要比拉塞尔和劳伦斯的思想更为接近，然而，劳伦斯没
有看到这一点。在此以后的12 个月中，他一直在用友谊、责备、辱骂、赞美和诅
咒追随着拉塞尔。
在劳伦斯访问剑桥之后，他怨恨地告诉弗丽达说，他在那里遇见到的几个人
“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谈论着巴尔干形势及诸如此类的事，实际上他们对此一无所
知”。劳伦斯写信告诉拉塞尔说，剑桥使他感到”郁郁不乐”。
由于那里的“腐败和潮湿霉烂的气息”，他也患了“忧郁呆滞症”，他不理解
“病得这样的人怎能振作起来”？他自己也“过于伤感”以至于无法继续搞他自称
为“哲学”的研究。他告诉拉塞尔，奥托琳娜·莫瑞尔打算让他和弗丽达在加辛顿
的一幢住房住下：“她是如此慷慨，使人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人们认为只有一个男
人对一个女人才肯如此慷慨赠物。”在此期间，劳伦斯常常和她通信；他给她和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