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虹》的前半部分，（第四章《安娜·布兰格温的童年》）一对年轻的恋人.3
至于柯特连斯基，戈特勒必须告诉他，“他是个老骗子，他总是将自己装成一
个谦卑的人，但在内心他都把自己看得非常伟大”。在这里，第一次真正出现了劳
伦斯与他的一位老朋友之间发生矛盾的迹象：弗丽达提到她和“老奥特琳娜正在发
生争吵，她会说一些有关我的坏话，——我想，一定是一些蔑视我的话，因为她富
有，而我贫穷，人们常常会卑鄙地利用他人的贫困”。但这种情况丝毫没有使弗丽
达担忧，其时，他和劳伦斯是真正幸福的，“生活中充满了希望和有趣的事，假如
我们能过上好日子，我们是不会放弃的”。3 月8 号，劳伦斯告诉戈特勒，“我们
在这里租了一套小房子，有两大间，年租金五镑，它依山傍海，景色优美，我们准
备将它装修一下，在那里节俭地生活。我们的房子旁边有一幢大一些的房子，它们
一共有七间，实际上它是由三套小房子连在一起组成的，我希望黑索尔坦因或莫里
夫妇能将它们租下来（年租金16 镑）。试想，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小住宅区，与
世隔绝，就在特雷吉尔森高地上，即普诺的圣·伊夫斯边上。
劳伦斯对黑索尔坦因的期望是盲目的。在同一天——当劳伦斯写信给莫里，称
黑索尔坦因”是唯一能成为我们的朋友的人”——黑索尔坦因从伦敦给诗人罗伯特·
尼考尔斯去信，表示他不准备再回到康沃尔去见劳伦斯，他说劳伦斯“没有真正的
同情心”，只希望人们信服“他自己的叛逆信念”；劳伦斯虽然是个“完美的艺术
家和杰出的思想家”，但是，很难和他建立私人关系。黑索尔坦因后来又告诉德刘
斯，“关于他的情况，我发现得太多了，无法在此细谈”。黑索尔坦因的传记作家
赛西尔·克雷在黑索尔坦因自杀以后（1930 年），在写作中表示，他不知道1916
年的那“情况”指的是什么，但他猜测，此事大约和劳伦斯的爱管闲事有关。
罗伯特·尼考尔斯回忆说，当劳伦斯夫妇1916 年住在汉普斯特德时，他们曾
在不同场合劝他和黑索尔坦因各娶一个他们认识的姑娘，这使两个年轻人和姑娘都
感到有趣。但黑索尔坦因与劳伦斯之间的矛盾可能是由奥特琳娜·莫瑞尔给黑索尔
坦因看了劳伦斯的一封信引起的。劳伦斯在这封信中和莫瑞尔谈到了黑索尔坦因的
女友。
不管事情如何，黑索尔坦因还是写信给劳伦斯，指责了他的背叛。而劳伦斯复
信说：“我请你不要在伦敦谈论我。”于是，黑索尔坦因给劳伦斯寄来了由他凭空
捏造的、对劳伦斯进行恶毒诽谤的书评摘录。黑索尔坦因兴奋地告诉德刘斯，此事
使劳伦斯“非常滑稽地感到不安”。劳伦斯是可能这样的：他是个严肃的艺术家，
但已受到了全国新闻界的严重伤害，而这些“评论”预示着更多的这类评论将接踵
而至。但所有这一切对于黑索尔坦因是滑稽可笑的，他是个乳臭未干、内心矛盾和
忧郁不幸的人，他的内心却长着残忍的倒刺。但是，他对劳伦斯还勉强保持着尊敬，
并在年内又回到了他的营垒中。
劳伦斯和另一个人的友谊在1916 年春天也接近尾声，而且从此再也没有恢复
——和拉塞尔。劳伦斯2 月11 日写信给他，询问他的讲座是否“真的取得了成功，
真的那么重要”？拉塞尔4 天后怀着悲伤心情回信：他又一次想自杀，他告诉劳伦
斯，只是由于自尊心和固执才使他没有走上此路。他自以为讲座是成功的，但它并
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他被埋没在琐事之中。
劳伦斯于4 天后写信责问他：“不管怎样，像你那样做，生活的意义何在？”
他希望拉塞尔“长命百岁”，但如果他要立遗嘱的话，能否让劳伦斯成为他“某个
方面”的继承人，使他“有足够的钱来维持生计”。
时过月余，3 月19 日，劳伦斯又给拉塞尔去信，希望拉塞尔不再”因为他的
说教和对人权的不够尊重而生气”，并要拉塞尔到他们的新居来看看：
或许，一个“新的世界已经诞生”。他希望不久能“在春日里欢歌起舞”。
他向拉塞尔保证，“没有什么事情是想好后再做的”。而将此想法告诉拉塞尔
是完全错误的。
劳伦斯在晚春时节又给他去过信，但这封信显然没有被保存下来。拉塞尔根本
不屑回信，只在此信后面附了言，并将其转给了莫里。莫里在9 月3 日写了回信
（此信现在英国博物馆）。莫里认为，弗丽达现在已完全成功了，尽管还不怎么稳
定。莫里希望劳伦斯不要把矛头再对准他，与他决裂，他为拉塞尔和劳伦斯的分手
感到遗憾，他认为拉塞尔是那种能够给予劳伦斯理解和宽容的人——一个有趣的错
觉。
很久以后，拉塞尔写道，劳伦斯在他们相处的时候“没有真诚的爱国之心，因
为他的妻子是个德国人”。认为劳伦斯如果没有一个德国妻子，就会“真诚地爱国”。
这种观点几乎到了荒谬的境地。拉塞尔还说：“尽管大多数人不甚了解劳伦期是他
妻子的传声筒，“他有文才，而她有思想”。这个观点表明，著名的逻辑学家拉塞
尔也会沉陷于荒谬的误解之中。
肯尼斯论拉塞尔的局限性的观点已被引用，而麦克伊旺·劳森在1952年的一篇
文章中应证了这一点，他问：“像其他伟人一样，拉塞尔是否过久地生活在一个洞
穴之中，使他一视独听，常常忽略了那些现实的领域。而这种现实构成了人类灵魂
所需求的环境，使这个世界变化、发展，成为应有的样子”。乔治·桑塔亚纳逝世
后，出版的自传第三卷（1952 年）也作了相似的评论：“拉塞尔的资料尽管准确、
丰富，但难免不完全，并以片面论点出现，他不了解也拒绝去考虑所有的东西。因
此，他的判断通常以不完全的资料为基础，实际是感情偏见的产物，常常不够公正，
有时甚至是愚蠢的”。
桑塔亚纳感到，拉塞尔尽管具有多面性，他也是一个“多方面的狂热分子”，
桑塔亚纳未能触及他的本质，他最后断言“伯迪消失了”。但他已经存在得够久了
——从不抵抗主义转变到支持战争，从相信原子弹的功效到怀疑原子弹——到侧面
地攻击劳伦斯。劳伦斯在很久以前就“抓住了”拉塞尔，并借《恋爱中的女人》中
的一个小人物乔什瓦·梅勒森爵士的漫画像喻之。
乔什瓦爵士（在改写过的版本中叫作马瑟森）是个“博学的、五十多岁的、干
瘦的准男爵。他总是妙语连珠，并用沙哑的嗓子发出由衷的大笑”。他的“大脑神
经纤维是如此的坚硬，以至于毫无感情”。
劳伦斯——莫里之间的友谊似乎是命里注定的。劳伦斯说服了莫里夫妇放弃了
在班都灿烂阳光卜的幸福生活，在满是石头的、阴郁的康沃尔住下来，这件事一度
使他们的友谊趋于紧张状态。芳伦斯对那套与他相连的房子大加吹捧，并称之为
“凯瑟琳之塔”。莫里夫妇必须来住，不要再提什么背信弃义，他们必须学会相互
信任，“不要冉闹什么纠纷和龃龉，让它变成为永远的默契，我们是Blwbrouder
（亲兄弟），我们之间是兄弟关系，告诉凯别再那么挑剔”。但凯瑟琳·曼斯菲尔
德曾在康沃尔住过，在那里，她曾见过一个妇女折磨一只猫，她了解科尼什人。在
一首诗中，她说他们的眼睛“愚蠢、卑鄙、吝啬和狡诈”。当她和莫里离开阳光明
媚的维拉保林时，她掉下了眼泪。4 月初，劳伦斯去圣·伊弗斯车站迎接他们，那
一天的天气并没有让人充满信心，气候寒冷，天空阴晦，海鸥在空中盘旋，时时发
出凄凉的叫声。
为了劳伦斯，莫里夫妇强作笑颜，实际上却想哭。
劳伦斯带着莫里去圣·伊弗斯的拍卖市场购买一般的廉价生活用品，而他自己
的一些家具却正从伦敦发送过来。劳伦斯将桌子和椅子漆成了淡绿色，而莫里在凯
瑟琳赞许的目光下将他的家俱漆成了黑色。对此，劳伦斯“感到滑稽而又失望”。
莫里夫妇在此逗留期间，始终没有从这黑色的郁抑中解脱出来，他们对劳伦斯夫妇
之间激烈的争吵尤其感到沮丧。莫里甚至当着劳伦斯的面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开始理解一个女人是如何能使男人激怒而进入致命的境地，“实在超出了理智判
断的范围”。
那年春末，莫里最大的困难是应付劳伦斯的兄弟关系的建议。在莫里的想象中，
这是一种在昏暗的荒野上，在占卜石之间举行的一种可怕仪式。后来。他才了解到，
劳伦斯的这一建议类似于《恋爱中的女人》中杰拉尔德，克里奇和鲁伯特·伯金之
间的友谊。在康沃尔期间，劳伦斯正对《恋爱中的女人》作最后的润色，但他并未
将此事告诉莫里夫妇。他可能对小说的事只字未提，因为书中的故事与他们四人当
时的情况有戏剧性的相似。五年以后，当莫里第一次读到《恋爱中的女人》时，他
没能从杰拉尔德·克里奇（以伊斯渥的托马斯·菲利浦·巴勃的面目出现）和古德
仑·布兰格温身上认出他自己和凯瑟琳的影子，尽管在蓬帕杜咖啡馆里，古德仑从
会作弄人的哈利迪手中接过伯金的信这一幕是取材于现实生活；凯瑟琳夹着一册《
阿莫斯》离开了皇家咖啡馆。在那里，一群反劳伦斯派的人正在对此书进行嘲笑。
赛西尔·格雷在他的黑索尔坦因传记中说，黑索尔坦因当时不在场，但劳伦斯在小
说中都将他也包括在咖啡馆那群嘲讽他的人中（书中为哈利迪）。至于莫里，他并
未将自己和凯瑟琳与《恋爱中的女人》联系起来，直到数年后，弗丽达告诉他时，
他才意识到，他们也在其中。这时莫里才发现，杰拉尔德和鲁帕特之间的对话与他
和劳伦斯1916 年在海伊·特莱戈森时的一次对话多么相似。
当两人漫步在荒野里，莫里坚持认为他不需要起誓：“如果我爱你，而你知道
我爱你，这难道还不够吗？”但劳伦斯却对他大发雷霆，“我恨你的爱，我恨这个，
你是只令人厌恶的臭虫，吸食掉我的生命。”有一天晚上，莫里夫妇听见劳伦斯在
隔壁冲着弗丽达大声喝叫，“杰克在杀我”。
当然，劳伦斯坚持要举行盟誓结拜的仪式，似乎很幼稚，但是他的生活就像他
的创作，象征性对他是至关重要的，他把从家务琐事开始的每一件事都变成了某种
宗教仪式。
至于人们对劳伦斯的同性恋的一般指控，莫里在他的自传中说（如前所引），
“人们通常理解的同性变一词”无法与劳伦斯联系起来，弗丽达于1951年1 月21
日给本作者的信中说。在劳伦斯——莫里的关系中，“劳伦斯从不曾有过任何性意
识”，在1953 年8 月6 日给莫里的信中，弗丽达坦率地说，“在你和劳伦斯之间
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结合力、如果把能活得更长久些，你们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他是
那样地渴望得到你的理解。我想，他的同性恋是出自内心痛苦的一种表现形式——
我和他抗争，并胜了，——但他希望从你那里得到更深刻的东西”。
如前所述，莫里发现《恋爱中的女人》中两个裸体男人的摔跤场面或许正是表
明了劳伦斯希望得到他的兄弟关系的一种方式。在“格斗”那一章里，瘦弱的鲁帕
特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和敏捷，将肌肉发达的、强健的杰拉尔德摔倒在地。劳伦斯
将此解释为伯金学过柔道。自此以后，杰拉尔德和伯金都认为，这种运动中的肉体
接触可“使人心智健全”。在劳伦斯的其它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场面——《白孔
雀》中毛巾擦身那一节和《颠狂的毒蛇》中起誓的场面——似乎暗示着一种强烈的
互相补偿的欲望，一种一个虚弱的躯体与一个强壮的躯体同化的愿望，虽然这是一
种想象性同感的运动。
无论如何，劳伦斯的计划对1916 年时的莫里是太过分了。凯瑟琳独自留在家
里（她可以听到弗丽达在隔壁来回走动的声音），抱怨地给远方朋友写信，“我不
清楚什么最使我厌恶”。她告诉柯特连斯基：“当他们在相爱之中。在相互嘻戏时，
或当他们在相互咆哮时，劳伦斯揪着弗丽达的头发说，‘我要割断你这该死的喉咙，
你这泼妇’！”。凯瑟琳悲哀地说：“叫我如何去接受这些人，难道是我错了？”
最后她迫使莫里告诉劳伦斯，这半岛的北部海岸对她来说就像是在异国，他们必须
到南部海岸去找一套房子。不久，莫里在特鲁洛河支流靠近梅勒·法尔第斯找到了
一处住所，年租金18 英镑。凯瑟琳到伦敦住了几日，莫里则将他们的东西装上了
一辆马车，劳伦斯在帮他的忙，但他不肯道别，弗丽达敷衍地答应以后去看他们。
当莫里离去时，他觉得他这是在与劳伦斯永别。
（五）占卜石和监视网
1916 年的兵役法使劳伦斯感到不安，他给戈特勒去信（在4 月29 日），
“我们都有些沮丧，等待着被迫征招服役，我期望像我和莫里这样的人能够编入‘
后备军’，做一些文职工作，但看来只有听天由命了”。使劳伦斯感到有趣的是，
爱德华·马什开始向他讨债了。劳伦斯说，我最好寄给他几本未发表的小说来“代
替所欠的钱”，向上帝祈祷也没用，因为上帝是最大的富翁，我大约还有15 镑，
但我不在乎。
劳伦斯夫妇这里偶尔会有一些客人来访，凯瑟琳·卡斯威尔、杜丽·拉德福德、
巴巴拉·罗和两个来自美国的崇拜者，记者罗伯特·蒙齐亚和伊沙·安德鲁斯（蒙
齐亚一度曾是劳伦斯在美国的代理人）。有一次，莫里带着他们的一位牛津的朋友
弗雷德里克，古德耶来曾诺，劳伦斯很喜欢古德耶。这位爱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的古德耶去了西部前线，不久便被打死在战场上。
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这一群人们，战争正在海峡两岸严酷地继续着。但英国将
军们花了数年时间才发现，波尔战争的步兵战术在机枪阵地前是无法奏效的。
劳伦斯偶而也去看望莫里夫妇，这会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带来一丝快乐。她
在梅勒的邻居试图让她参加教区集会，这使她感到烦恼。而在这一时期，劳伦斯差
一点被淹死：他划着的小艇在突然而至的风暴中几乎颠覆。但是，劳伦斯在那一年
的另一次应政府之邀而作的旅行则使他更为恼火。地区邮递员送来了一封可怕的官
方信封，当他把信递给劳伦斯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而笑了出来，劳伦斯在《袋
鼠》一段取材于生活的场景中描写了他收到官方的征召命令一事。那邮递员是一个
超龄的美以美教派传教士，他热衷于他人入地狱的观点，“他对他人的不幸除了具
有科尼什人的那种天生的狂热外，还有一种宗教的热情”。
6 月28 日，劳伦斯和弗丽达去了彭桑斯，他从那里被派到六十英里以外的鲍
德明，他的德国妻子不得不独自一人穿过那片荒野回家去。在《袋鼠》“恶梦”这
一章中，劳伦斯谈了他在兵营里的经历，以及他对此的厌恶：在监狱般的兵营中度
过的两天一夜。够他这一辈子受的。医生建议他应该用某种方式来帮助他的祖国，
而这些话对他就如马车驶过时留下的隆隆声那样毫无意义。
莫里因身体条件不符而到伦敦接受了在战争办公室的工作，劳伦斯却逃脱了，
他似乎是当时为数极少的能够完全逃脱这种义务的作家之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在战争后期，他因生活拮据而希望就业时，却连类似的工作也找不到了。
甚至剑桥——布鲁姆斯伯瑞圈子的一帮人都加入了战争工作。愤世嫉谷的和平
主义者莱顿·斯特拉奇负责伯克郡·班格堡的一间房子，它是专供精疲力尽的战争
工作人员度周末的，而一批知识分子则在加辛顿消磨他们的时光。作家兼掷弹兵护
卫官奥斯伯特·惠特威尔回忆“一些国家智囊”，在这个“田园牧歌式的聚居地”
胡扯乱混。奥特琳娜·莫瑞尔夫人则坐在绿色的18 世纪画室中“嚼着薄荷硬糖”。
西格弗利德·萨松也是个军官，创作过战争诗歌，他谈起过一次相似的访问印象：
忙忙碌碌的知识分子，在夜晚来到这座庄园，“在壁炉边吸着教堂执事才抽的烟斗，
幽默机智地谈论文化，并以热切认真的语调谈论艺术上的重要流派，以及军国主义
的罪行。”此时，劳伦斯正将讽刺的矛头对准了加辛顿。在1916 年11 月21 日，
他给凯瑟琳·卡斯威尔的信中告诉卡斯威尔说，终于给她寄去了自己的小说，“感
谢上帝，我把它从屋子里拿了出来……当然，还有最后一章及尾声尚未完成：这还
需要一些时间”。他希望她和她丈夫读一读此手稿，“作一些必要的修改”，指出
任何不一致的地方，“不要让其它任何人看，我希望知道你们俩对它是如何评价的。
我想，这是一部杰作，不管别人怎么说。问一问唐：他是否认为某部分有诽谤性—
—例如，哈利迪是黑索尔坦因；那位普桑，是一位叫普玛的模特儿。他们取材于生
活”。他说，此外再无他人了。但几天后，他又给卡斯威尔夫人去信：
我听奥托琳娜·莫瑞尔今天早上说，据传，她是这本新小说中的一个反面人物。
真奇怪，谣言是怎么传出来的——所以，我提出寄给她我的手稿——望你在我通知
你以前不要将它给平克。
我接到了《运动员素描》，并拜读了。不，我不是很喜欢屠格涅夫，他太会挑
剔了，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或那种老童男。使我感到可笑的是，我们曾那样地
崇拜过这些外国人，他们的艺术和我们相比是那么的笨拙，刻板、啰嗦。我能告诉
你它怎样败落的，从费尼莫尔·库柏——对我们来说是无名之辈——纯洁高雅的艺
术，到屠格涅夫新闻体式的大头短棒。所有这些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
妥耶夫斯基、莫泊桑、福楼拜——都非常浅薄和粗劣。只有费尼莫尔·库柏或哈代
才是优美、成熟、精巧的艺术。在我看来，我们英国艺术中最优秀的是至今世界上
最精巧、优美和最完美无瑕的。但是，向一个更粗俗，原始和矫揉造作的民族屈膝，
常常是一个高度发达民族的特征。以德·阿农齐奥和我的《侵犯者》为例——德·
阿农齐奥是那么的粗劣和愚蠢。真的，够了。对外国人的这种糊涂崇拜该结束了。
世界上最高雅的艺术是用英语写成的。
请你不要多谈我的小说了，行吗？更重要的是，不要给任何人看，唐除外。我
觉得它还不会出版，所以， 我不希望任何人谈论它。我希望奥托琳娜·莫瑞尔不
会要这些手稿，假如你能防止巴巴拉·罗姨妈知道你拿着这本书，那就再好不过了
——因为，一旦开卷，她必定会要求读完其余部分。
为什么劳伦斯突然将奥托琳娜夫人漫画成可怕的赫米奥妮，现已无从判断。尽
管在前面引用的1915 年的信中，他曾指责她机械地运用意志，但他和她不可能像
伯金和赫米奥妮一样发生恋人之间的争吵。《恋爱中的女人》中的那一段显然出自
想象。大卫·赛西尔勋爵在信中这样说：
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劳伦斯和奥托琳娜夫人争吵的全部真相，像你一样，我
敢肯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着一种“深奥”的性质。奥托琳娜夫人是个非常复杂的
人物，实在太复杂了，以致于我无法在一封短信中，用某种方式对她作出公正的描
述。保护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向来是复杂的，尤其像她这样，作为保护人的同时
又是某种艺术家——生活艺术的专家，并具备艺术家应有的气质。所以，情况复杂
些，劳伦斯可能发现她太专断。不管怎样，他不喜欢生活在别人的恩惠之下。
奥特琳娜夫人的女儿伊高·文诺格拉朵夫夫人也在一封信中说：“在遇见我母
亲时（劳伦斯），他们都有一种强烈敏感的热情和富于同情心的个性，所以，他们
一见如故……她对那一代作家的兴趣是真正的，真诚的，近乎古板的、维多利亚式
的。其帮助和促进的愿望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出自自我名利。这些在最近所写
的书中都论及到了。”至于恋爱关系的可能性，文诺格拉朵夫夫人记得，“我爸爸
说：弗丽达告诉他，她不在乎劳伦斯和我妈妈有那么一种普通的关系——她不能容
忍的是所有那些‘精神痴情’”。当时奥托琳娜夫人发现她自己深陷在伯特兰德·
拉塞尔的情网之中。
劳伦斯写给奥托琳娜夫人的最后一封信——在他们数年后恢复通信以前——显
然写于1916 年5 月24 日。劳伦斯告诉她，他刚送回《阿姆热斯》的校样，奉献
给她，除了她之外，他已划去了所有的题献者，因为人们是“这样可笑和浅薄”。
达克沃尔斯版6 月份发行时，题辞仅仅只有“献给奥托琳娜·莫瑞尔”；但劳伦斯
显然忘记了修改休伯斯奇版本。当数月后，它在纽约发行时，矛盾出现了。题辞仍
完美地写着：“……称赞她的高尚和独立的同情心，及她的慷慨和无私的理解／这
些诗是感激的奉献。”奥格斯特斯·约翰在他的自传《明暗对比画》（1952 年）
中回忆，奥托琳娜夫人曾坚持让他阅读《儿子和情人》。对此他持怀疑态度。最后
他读了，并“急于宣布我的转变”，但反应却是“冷淡的沉默”，因为，“事实证
明我已经太迟了……其时，主人多少已经得罪了信徒，他的名字不再被提及了”。
《恋爱中的女人》当然包含着比劳伦斯的近友的不太真实的肖像要丰富得多的
内容，它是20 年代前英国的《针锋相对》。在皇家咖啡馆——索赫——乡间别墅
这一段中，劳伦斯对令他恼怒的人和制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些地区是一个社会
前哨阵地（不管带着怎样的“和平主义”特征）。这个社会使人类机械化，机械地
将人们引入了一场战争浩劫。但《恋爱中的女人》不仅仅具有社会性，其中的人物
有时具有（尽管劳伦斯不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一种陀氏的强烈感情，它对英国的
描述——书中劳伦斯为读者而唤醒的也只有劳伦斯能够唤醒的英国的自然风光——
那些砂砾般的煤矿小镇和奢化了的乡间别墅；那些对伦敦“患病”部分的描写，以
及在晶莹洁白的泰洛连阿尔卑斯山出现的高潮。英国已经失去如此主要的特征——
丰富了英国文学的构成，而能够与此媲美的只能追溯到浪漫主义或伊莉莎白时期。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现代模式之中，有效地运用了象征，就像在那可怕的一幕中，
厄索拉极端痛苦地看着伯金，向池塘中投石，以击碎池中的月亮这个女性形象——
或在同样令人可怕的一幕中，一只兔子当着杰拉尔德的面，在戈特勒手臂上拉了个
口子：“那浅而长的口子像划在他自己的脑门上，撕开了他意识的最深层，释放出
深藏着的、从未曾意识到的、不可思议的红色领域——后者将心理学上的最新发现
和未来主义最有效的方式相结合。劳伦斯曾在意大利对未来主义作过深入的研究。
在这种风格下，哈利迪在索赫的公寓房间里的非洲雕像是一极重要的象征，决
定了小说中的几个主题的发展。其中的一座“奇特和令人惶恐的”。
胎儿似的雕塑——一个长着“痴呆的、发育不全的脸”的生产中的妇女——使
杰拉尔德震惊，尽管他同时也感到它是“很美妙的，表达了一种极端的肉感”。这
里或许表达了劳伦斯对雕像的赞许。但劳伦斯绝非如黑和白那样简单，在攻击过分
理智和它对现代人的危害的同时，他并没有提倡要回到原始状态。这一点清楚地表
明在他的第一篇论述麦尔维尔的文章《美国古典文学研究》中（1923）（以及其它
一些地方）。在文章中他说，不管我们如何强烈地反对所谓的文明，我们不能回到
过去：“我们或许不得不打碎东西，那就让我们打碎吧。而且，我们的道路或许不
得不转个大弯”，这似乎是一种退步。
但是我们不能回去，不管那南海岛民如何，其在生活奋斗方面要落后于我们好
几个世纪。那是一种意识的奋斗，为灵魂成熟的奋斗。那里有他的女人，头披黑发，
长着深色的、朦胧的、略带嘲讽的眼睛。我喜欢她，她是迷人的。但我永远不想去
碰她，我不能回到那么遥远的过去。
这些话听来有些像鲁帕特·伯金。在《恋爱中的女人》的不同版本中，都在观
察和思考着来自非洲或南海的木雕像。劳伦斯本人尽管羡慕土著人和农民，倾心于
原始精神的清新，但是，他在写作中多次提到他永远无法降下他的“文明意识”的
旗帜。当他完成《恋爱中的女人》时，他已阅读过泰勒、弗雷泽、简·哈里森和吉
尔伯特·莫雷（弗罗本涅斯的作品显然要晚些时候才出现在他那儿），并通晓人类
学——他在运用这些知识中确实走在大多数20 世纪作家的前面。正如本书作者首
先指出：（在《D ·H ·劳伦斯的生平和著作》中（1951））劳伦斯是在小说中改
编神话的先驱。如，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通过给几个人物选用取自中世
纪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文学的名字扩充了他的含义：古德仑，是诺斯的《伏尔
桑加古英雄》中的西格德的配偶，（古德仑是瓦格纳的相似著作《众神之光》中西
格弗雷德的妻子）；杰拉尔德，是日尔曼语的名字（持矛人，勇士），像西格德—
—西格弗雷德一样早逝；而洛尔克，这个长着鼠眼的侏儒般的人物，表现了北方神
话中恶魔洛基的某些特征。
至于原始的艺术形式，开始盛行于劳伦斯初到伦敦的时候，高格涅（现已长辞
于世）是当时的时尚人物。1904 年，德国画家柯奇纳开始传播在德累斯顿人类文
化博物馆发现的非洲和美拉尼西亚艺术。先锋派的布鲁克，以此索材进行绘画创作。
当时在巴黎，非洲雕塑影响了野兽派圈子和毕加索。在伦敦，罗杰·弗莱和其他人
为原始艺术撰文，在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首都，芭蕾守护神不久将听到斯特拉文斯
基“春之激情”的“粗野”的旋律。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引进“原始主义”
的主题不仅仅是为了追赶时尚，或甚至是对此进行讽刺，或者为了修饰和形式对比
——在哈利迪的寓室里，黑色肌肤和裸露的波希米亚人的洁白肌肤的对比——尽管
存在着这些组合特征，但如同他触及的所有东西一样，劳伦斯以他自己的眼光采用
这些材料（那位黑索尔坦因，哈利迪的原型，于1916 年写信告诉德刘斯说，在他
伦敦的寓所里有一尊非洲雕塑，这是对《恋爱中的女人》的有趣注释）。
《恋爱中的女人》手稿的一部分（收藏在得克萨斯大学），对此书的背景材料
作了重要补充。在开始动笔创作到正式出版前几年写下的几章中（出现在《长生岛
》之二中），描述了杰拉尔德·克里奇和鲁帕特·伯金相遇及他们一起穿越泰洛里
斯阿尔卑斯山的旅行。同行的有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赫斯金，他是个海军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