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的版本的第一章中，他叫鲁帕顿，成了杰拉尔德的姐夫。杰拉尔德和伯金彼
此之间已经“完全承认，”他们知道，“他们彼此相爱，并且彼此都会为另一个人
献身”。伯金代表这么一类人，即“冰清玉洁”和“混浊黑暗”在他身上并存。
“他希望摒弃这些欲望；希望将它们忘却，但是，一个人只要能感知冷热，他就无
法扼杀内心的生命欲望。”尽管伯金总是受女人的吸引，但“只有对男人他才会产
生一种只有对异性才会有的热情、激动和诱惑”。而且，“尽管他总是最起码与一
个女人保持密切的关系，在而且事实上，从未和一个男人有过这种关系，但是，男
性体格才使他迷恋，而他对女性体格只有一种喜爱，一种对待姐妹般的神圣的爱”。
在小说结尾部分被舍弃的阿尔卑斯山故事的片断中，厄索拉在杰拉尔德死后去
了意大利（显然去和伯金在一起了）。这此片断中讲到，厄索拉在一年后收到了古
德仑的来信，古德仑已经离开了洛尔克，并生下了杰拉尔德的遗腹子——费迪南德·
杰拉尔德·克里奇：“他的头发就像大海上闪烁的阳光”。另一个被舍弃的结尾相
对说来比较“圆满”，它与劳伦斯后来的剧本《一触即发》（1919）相类似。在这
个结尾中，劳伦斯没有让杰拉尔德死去，而是让他回到了英格兰，古德仑相随而归。
尽管她还怀着杰拉尔德的孩子，但是洛尔克还是向她求了婚。洛尔克此时已在考虑
结婚——假如她能保证“你会比关心孩子更关心我”这个古德仑认为只有杰拉尔德
才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劳伦斯式的主题的再现，在他的生活中和作品中都是如此。
此主题在这里的出现，重复了《虹》中威尔·布兰格温对他女儿厄索拉的爱情主题
——就如那个被舍弃的结尾部分中重新奏起的阿尔卑斯山主题和杰拉尔德“冰清玉
洁”的品质，复述了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反复出现的原始艺术的象征。
在另一个重要的章节“月色中”中，伯金回忆起他在哈利迪的住处看见过一尊
雕塑，不是曾使杰拉尔德感到震惊的那一尊，而是另一尊女性形象。
在上面伯金了解到了“几千年来的纯肉体的、非精神的知识”。这是一种“耽
于感官、止于感官的认识；一种分解、融化时的神秘知识。就像生活在腐败和无声
消亡的世界中的甲虫所有的那种知识”。在“这个可怕的非洲”存在着一种必然性。
但是“白种人会采取不同方式”，“他们背靠北极，冰雪般的抽象观念能够解释一
种神秘的冰雪破坏力和雪一般抽象的毁灭”。这种认识，早在劳伦斯的一篇论麦尔
维尔的文章中作过评论。它预言杰拉尔德在泰洛里斯阿尔卑斯山之死。他的死亡并
非出于意外，而是由于他内心的某种因素，造成了“雪一般抽象的毁灭。”伯金则
是通过星星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他能够意识到某种东西，如与厄索拉之间的一种均
衡，“两个独立的人的均衡”，就像“两颗星星平衡地共存”。但是，同样也有伯
金的“消融之河”。
在柯林·克拉克的书中作了郑重的处理。作品的标题就是来源于此词。对于伯
金来说，走向生命的道路要通过腐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通过消融。
但生命并不一定要扼杀其它成分才能存在，而是与它们共存的，就如同前面引
述过的柯勒律治的文章中的“第二类想象”的成分一样。
《恋爱中的女人》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对人际关系的处理，特别对伯金和厄索
拉这样的成为“平衡星体”的关系的处理是极为不易的。正如小说的结尾所表明的
那样，劳伦斯从来不是一个善于处理结局的人。他被称为“男性加文主义者”。但
这一称呼放在他身上其意义未觉过于绝对。他意识到自己的那种强烈的支配欲，但
他又与之抗争，如对伯金和其它几个人物的处理上。在《袋鼠》中，对R ·L ·索
默斯的处理上尤为明显。甚至在所有“治疗性”争论中，厄索拉都是与伯金平等的。
鲁帕特·伯金并非如某些评论者所言的那种自传性人物，但它经常表达出劳伦斯的
思想，正如他在不断寻求的“星体均衡”那样。
《恋爱中的女人》比当时大多数小说在对现代人的基本问题认识上要深刻得多
——这是生活在战争犹酣、充满恐怖的英国年代里那位病魔缠身和失望沮丧的劳伦
斯的巨大成就；同样，也是这整个破坏性的世纪中的巨大成就。
除了奥托琳娜夫人之外，他的其他一些熟人显然也感到不安了，他们开始在《
恋爱中的女人》中寻找自己的形象。劳伦斯于12 月5 日告诉戈特勒：
“在我的小说中有一个男人——不是你，我向你保证——他为一家工厂做了一
根巨大的花岗岩中楣，例如，你的旋转木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指戈特勒最
近的一件作品。”我们认识一个人，一个德国人，他在科隆为一些漂亮的大工厂做
这些大浮雕。——劳伦斯的朋友开始意识到，这种否认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人们不
仅能轻而易举地从洛尔克身上看到其原型戈特勒（甚至他名字的读音也有暗示），
而且，戈特勒的一幅画《旋转木马》，正如劳伦斯12 月5 日在信中承认的，与洛
尔克为科隆附近一家工厂外面建造的花岗岩中楣极其相似。洛尔克向厄索拉和古德
仑解释说，此物“代表一个交易会，农民和艺人们在纵情狂欢，一个个喝得酩酊大
醉，他们穿着可笑的现代服装，在旋转木马上滑稽地旋转，呆呆地观赏着展品。成
群结伙的人们亲吻着，摇晃着，荡着秋千，在打靶场打着靶，一片杂乱的狂欢”。
当然，这部分描写取材于威克斯——（北部一些工业城市每年一次的假日——译注）
在伊斯握举行的充满生机的庆祝活动。但是，正如艾弥尔·德拉芬纳首先指出的，
它也从戈特勒的绘画中借鉴了某些东西。1916 年秋天，当劳伦斯在为《恋爱中的
女人》的最后一章进行润色时，戈特勒给他送去了一幅：“旋转木马”的画。劳伦
斯于10 月9 日给戈特勒去信：
如果他们告诉你说，此书是淫秽的，那他们算是说对了。我相信在这可怕的、
揪人心肺的淫秽中，有着庞贝文化艺术的某些东西。但是，既然淫秽是我们今天的
激情之真谛，那么它便是艺术的唯一要素——或者几乎是唯一要素。我，作为一个
笔墨文人，不能说我从画中领悟到了什么。但是，我确实认为，在那熊熊的火焰、
强烈的和机械的旋转及完全的卷入、那毫无意识的激情、令人激动的极端状态之中，
你得到了一种真正的、全新的发现。
在这一年，劳伦斯听说珀西·路卡斯·梅纳尔的女婿7 月6 日在法国因伤势过
重而去世后，开始酝酿一篇根据真人真事所写的故事。劳伦斯写了平庸的短篇小说
《英格兰，我的英格兰》，它首先刊登在1915 年10 月的《英文周刊》上，6 个
月后又登载在一家美国杂志上。故事较为明显地将梅纳尔一家公之于众。因为故事
中讲到了高德弗雷·马歇尔为他的女儿们建造的克劳克汉姆，一所大宅院。其中一
个女儿嫁给了伊夫林·道特利（再版中改名伊格伯特），他心恢意懒地依靠着马歇
尔的恩赐打发日子。劳伦斯甚至将小姑娘的意外归咎于这位女婿的粗心，他随便地
将一把长柄镰扔在地上。但珀西·路卡斯。尽管年逾40 年，并已有三个孩子，他
还是自愿参战。劳伦斯可能被珀西·路卡斯少尉最后写给E ·V ·路卡斯的信所感
动。在信中，珀西说，他们骨盆和大腿被德国机枪子弹打伤了，他在持续不断的炮
火下的弹坑里坐了8 小时，直到担架队员将他抬到两英里外的绷扎所。他以最详尽
的方式向他的弟弟叙述了这一切，没有丝毫的自怜。他从索姆被抬下来两天后，乘
驳船去了后方医院。他心情烦燥忧郁，但平静地等待重返英国。护理医官写信告诉
E·v·路卡斯，“在坏疽出现以前，康复的希望是较大的。”医生截去了他的腿，
6 小时后，他死了。
劳伦斯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里听到珀西·路卡斯的死讯，写道：我希望这
个故事没有发表，它应该深藏在海底”。他还补充说，不管怎样，它使他想起“男
人必须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赋予生命以新的价值，不然他的女人就会拒绝他，他就
必须去死。”劳伦斯后悔他“去住在葛雷特汉姆”，他还希望小说不至于伤害马德
琳·路卡斯，珀西·路卡斯的遗蠕：“此事至关重要。如果这故事是真实的，它就
不该造成损害”。但在附言中他又说：“不，我不希望我从未写过这个故事，从长
计较，它该是有益的”。1922 年，他以此作为他的一本选集的书名。不管他是否
喜欢他的那些熟人，也不管他们的喜恶，他继续对他们进行描述。但《英格兰，我
的英格兰》是他依据真人真事写成的小说中最残酷的一篇。
在1916 年期间，劳伦斯没有离开康沃尔。8 月14 日他告诉卡斯威尔夫人：
“我不能来伦敦——从精神上我不能，但弗丽达想来找她的孩子们。我宁愿做丹尼
尔呆在狮笼里，而不愿亲自去伦敦，我是真的被搞怕了——我实在被如今的人们和
世界弄怕了，像惊弓之鸟。”11 月14 日，他告诉戈特勒：
“这里是如此宁静和偏僻，不会和人争吵”。但是，他和弗丽达之间显然不可
避免地会产生争吵。
凯瑟琳·卡斯威尔在9 月去了特雷杰森进行了短暂的观访，她听到劳伦斯提及
他和弗丽达最近的一次争吵。劳伦斯以为他们的冲突已经结束，便开始唱起哥来，
弗丽达稳步走到他背后，像赫米奥妮对待伯金似地对待他，尽管没有用青金石，但
她用餐勺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他稍有耳聋，所以，没有听到她的到来。“真是妇人
之举”他说。当争吵显然结束后，她又从背后悄悄接近，给了那么一下子——这一
击很可能要他的命。但卡斯威尔夫人说，他并没有记恨，他可能将这次争吵写进了
《恋爱中的女人》中。在《恋爱中的女人》的冲突场面中，赫米尔妮用左手举起了
青金石。一位美国学者（爱德华·尼尔斯）50 年代在伦敦指出，奥托琳娜·莫瑞
尔在她的这本书上，对这个问题加了旁注：“弗丽达是个左撇子！”在她作客康沃
尔期间，卡斯威尔夫人引起了她的主人的不快，因为她没有带睡衣。有一天晚上，
她起来拿书时，“穿着内裤和毛背心”出现在劳伦斯夫妇面前，劳伦斯的严厉的清
教徒主义的指责便通通发泄到了她身上。卡斯威尔夫人离开康沃尔的时间比她原定
的要早，因为她寂寞的丈夫打电报催她回伦敦，她随即动身，这还引来了劳伦斯嘲
讽的笑声。
12 月14 日，在给杜丽·拉德福德的信中，劳伦斯说，弗丽达被准许再见见
她的孩子。他觉得她应该让他们独自长大成人：“到那时，如果仍存在联系，那是
无法阻止的，如果不存在主动的爱，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之产生。
此事真让我感到厌倦。”弗丽达的女儿巴巴拉回忆说，弗丽达带他们一起去听
了一场音乐，并给了每一个十个先令。大女儿爱尔莎在女厕所里对巴巴拉说：“你
知道你不该喜欢妈妈，就因为我们得了十先令”。这些钱后来由欧内斯特·威克利
正式地还给了弗丽达。
劳伦斯仍想着离开英国，12 月7 日，他写信给艾米·罗威尔说，如果能拿到
旅行签证，他希望去意大利。然后，他谈到了几天前发生的英国政局变化：“我们
现在有劳伊德·乔治为首相，这对英国的前途不利。阿斯奎斯时期还存在着英国旧
日的正统和对自由的迟疑的爱，但是，劳伊德·乔治是一只聪明的威尔土小老鼠，
极端顽固不化，缺乏独创性，软弱无能，只会进行快速和剧烈的机械运动。只有上
帝才知道他会将我们引向哪里；会出现一团糟的局面。但这个无人掌管的国家还是
需要他的……“上帝要毁灭人，必先使其疯狂”。
劳伦斯在他的通信中，如同在他的创作中一样，始终这样评论劳伊德·乔治。
即使在凡赛尔协议以前，即使在他不敢辞去黑格的时候，尽管乔治已不信任他——
即便是在这位据说是精明的威尔士小律师在帕申迪尔大屠杀期间访问弗兰德斯而被
黑格的一位参谋官愚弄的时候，这位参谋官把监狱中身体强健的德国犯人都转移出
去，这样，劳伊德·乔治就只能见到“一群瘦弱的”俘虏，并会相信黑格的进攻正
在挫败德军的士气。在谣传中曾一度被当作初期法西斯分子的劳伦斯，被搁在了一
边。但有时，他被看作是一个具有敏税政治目光的人。
12 月21 日，他写信给麦克列奥：“这位像威尔士小兔子一样的劳伊德·乔
治究竟在未来会使我们蒙受什么灾难，只有上帝知道。他在无事空忙，不久我们便
会发现自己晕头转向地陷入混乱之中”。两天后，劳伦斯写信给堪贝尔说，他和弗
丽达无法再去伦敦了，从伦敦到圣·伊弗斯的车票现在要3 镑15 先令。他正在读
莫里的小说手稿《静物》，他觉得这小说更像复制品，而不是创造。莫里“总是不
愿意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他是个聪明的而没有独创性的人……我不喜欢他将自己
想象成和最杰出的人不相上下的人物，这是他毛病的实质所在，而他所有的新花样
和努力只是证实了他的这种虚伪性”。
对于劳伦斯，这是一个痛苦的季节。一个“讨厌和可诅咒的”圣诞节。但希望
总还是有的：“在今后的年代里，你们会看到，在我们身上去掉了一大堆东西，我
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新的开端”。
尽管他有许多不幸，1916 年对劳伦斯仍是重要的一年。就在那时，他完成了
（除了几段之外）他最重要的著作《布兰格温英雄传》。在此书等待出版的4 年中，
他没有重写《恋爱中的女人》。因为，尽管在他后来的创作生涯中也有惊人之作，
但是，再也没有能够在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结合上达到象《虹》和《恋爱中的女人》
那样的技巧了，尽管他的语言技巧有所提高。
随着1917 年的来临，劳伦斯又一次想要逃避到美国去。在去年秋天，他向柯
特连斯基感叹道：“我们的拉纳尼姆在哪里？假如我们在两年前有勇气去寻找和创
造它，该有多好啊。也许现在为时不晚。”1917 年1 月5 日，劳伦斯告诉凯瑟琳·
卡斯威尔，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逼上绝路的狐狸，他正在努力，重新申请去美国的
签证。13 日，他写信给她：“我们梦想那个遥远的隐身之处，它是我的未来”。
22 日，他请堪贝尔在签证上予以帮助：“从长计议，我希望找个地方，过上简单
的生活，脱离这种文明，在太平洋上，并和几个同样心平气和的、憧憬幸福的人生
活，相互理解，自由自在。”他认为，堪贝尔会理解他，尽管他犹豫不决，还不能
抛弃这个世界。劳伦斯希望有朝一日他也这么做。25 日，他再次请求堪贝尔帮助，
并解释说，所谓“太平洋”不是指加利福尼亚，而是马克萨斯群岛，这是他在重读
麦尔维尔时想到的。劳伦斯正处在写作《美国古典文学研究》初期。他问堪贝尔：
“最近你读过什么东西吗？我发现费尼莫尔·库柏和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作品实为
世珍——还有达纳的《桅杆前的两年》；它们是如此成熟，甚至超过了我们。”
（l 月25 的信）。这最后一种观点成了他《研究》的首要主题。劳伦斯和吉西·
钱伯斯一起读库柏的作品，但麦尔维尔对他是一次新的经历：在对麦尔维尔的重新
评价中，劳伦斯是先声之一，他严肃地对待麦尔维尔，并把他看成是一个重要的作
家。
1 月9 日，劳伦斯给平克去信，谈及他有关美国文学的文章：“但是，我不能
在英国写有关美国的东西，我必须使自己身临其境。”这些文章，其中一些发表在
1918——1919 年的《英文周刊》上，其它几篇，劳伦斯当时想以《美国文学中的
超越因素》的书名结集出版。但在他1922 年去美国后，他重新修订成一卷。次年，
以《美国古典文学研究》之出版。后来的版本总是和最初的有所不同。阿明·阿诺
德编辑的《象征意义》实用地将它们收集在一起。他认为，这些早期的文章比在《
研究》中的那些更好。但在二次大战后的新读者的眼光中，是他的后期的文章给了
苏伦斯巨大的帮助。这些经过修改的文章，使人们对劳伦斯的重新认识产生了兴趣。
在《袋鼠》中，劳伦斯和自传性人物索默斯也在1917 年在康沃尔要求签证生
效：“一个人处在极度的紧张之中，（这是索墨斯苍白的、虽生犹死般的时刻），
在寒冷的早晨，他头戴钢盔，从小邮局朝家走去，他刚寄出他的护照，申请去纽约
的签证。”他感到自己似乎走在一片“被死神所控制的陌生的土地上……这几乎使
他感到惧怕，‘我做错了吗’？他自问道，“我要离开我的国家。去美国，这错了
吗？’”但不管劳伦斯自己是否曾有过这样的负罪感，这种感情不久变成了愤怒：
“他们不会给我去美国的签证”。他2 月13 日给卡斯威尔夫人去信：“除非你为
国家利益而去。这一国家利益是个新的恶魔。……我不能呆在英国，最起码对我是
这样。我会在他们的恶臭中死去，我必须离去。”这是个“该诅咒的国家，我诅咒
它，我诅咒英国人，男人、女人和儿童，让他们因为他们的国籍而受到诅咒和仇恨，
永不得宽恕。”后来，在写到《袋鼠》中的索默斯时，劳伦斯气愤地谈到当局拒绝
发放签证给“一个英国所能产生的最热情的英国小人物，他怀着对英国的激情，即
使常常是仇恨的激情。但是不行，他们坚持认为他是个外人，哼！”并不是因为美
国是完美的，而访问记者罗伯特·蒙齐亚回到了纽约，将他的朋友留在了英国，他
感到“十分悲伤”但劳伦斯说，“在他（指美国——译注）身上有着一些美丽可爱
的因素，可惜，本质上他也是个凡夫俗子，屈膝于这邪恶的、毁灭性的过程，靠丑
恶的战争养肥了自己，本质上，他有着很多的丑恶和贪婪，典型的美国式的”。但
劳伦斯的美好的东西，也会“在他身上取得胜利”。
他刚完成《男人和女人》——这本集子后来以《瞧！我们走过来了！》的书名
出版——这是劳伦斯1917 年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从1912 年开始的诗歌创作经
历，在曾诺达到了顶峰：它充分体现了劳伦斯的勇气和他对希望的执着追求。所以，
他以个人胜利的纪录为终结，给诗歌取了这样一个挑战性的，肯定的标题。也许，
在他部分作品中反映了他生活中的失望时刻，但他大多数的作品始终是积极的、向
前的，充满了探索生活的惊奇之处。在《瞧！》诗集的最后一首题为《宣言》的诗
中（作于曾诺），他谈到了一个妇人给他的“力量和充实”和“所有摇摆中的加拿
大麦子，正在成熟／没有像一个妇人的躯体有这般的力量”；他通过这首诗，创造
了一个柏辅相成的原则，近似于伯金的”两个独立的人的均衡相联”。在这样的相
辅相成中，劳伦斯在这首诗中说，我们将自由自在，胜过天使，啊，妙不可言，”
还有：
每个人那时会像一朵花
自由自在……
我们将爱，我们将恨，
但这像音乐，纯粹的语言，
无遮拦地发自未知
闪电和彩虹在我们心中出现
无拘无束，无须检验
像使者一样。
在完成《瞧！》的手稿几天后，于2 月23 日，劳伦斯告诉堪贝尔：“春天来
临，鸟儿在啼叫，天空是一片银色，我向上帝祈愿，让世界人民都处在春天之中。
“就在此时，他给凯瑟琳·卡斯威尔去了封带着忠告和预言的信，可能与她的丈夫
被应召入伍而引起的不快有关：
我不知道怎样与你与卡斯威尔说，这是不幸。现在降临了，这必然会发生，外
界的一切对此都无能为力。
但事实上，从长远来看，它不会真正地伤害你，你和唐之间不会发生什么不幸，
请相信这一点。不幸只会伤害外在的一切：不是致命的摧残，一个人应该下决心去
忍受，而不是失去信心或失去任何胜利的信念。尽管敌人一时曾抓住了我的身体，
我会巧妙地调整自己，使他无法掐住我的致命部分，而当他被迫放开我时，我是强
者。
我甚至希望唐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真正地摒弃这个世界。我希望他会从中吸
取教训，不能抛弃他独立的个体而随波逐流。直到那时，你和他在一起才会幸福。
因此，要有勇气，而不是去庇护他，应该让他自己去决定该属于哪一边。
你知道，他不能指望通过法律取得成功，这是死海之果，还是请他尝尝这个世
界的家常便饭吧，而他的法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让他吃下这硬果，既然他期待的
是爆炸。对他的磨难。你要硬起心肠，毫不动摇地爱他，带着对新生活和新世界的
期望。热爱未来的伟大精神胜过爱他本身——这是唯一的办法。
这封信（在这里只选录了它的开头部分）写于劳伦斯不太运用想象才能时期，
但它却具有创造性文章的表现力。劳伦斯如利尔克一样清楚，信可以是创造性的。
并如利尔克一样，他可能会说：“如果有机会”，他会“以信件丰富他的创作”。
在凯瑟琳·卡斯威尔的劳伦斯传记《野蛮人的朝圣》中，她以平等的态度谈及
他和弗丽达的婚姻：“劳伦斯依靠自己的力量表现自己，他还坚持男性原则，他相
信这是命中注定的，但其中没有个人主义。它让弗丽达具有女性表现力的充分自由，
只要弗丽达没有企图把它变成纯粹的女性个人主义。”卡斯威尔夫人指出，也许没
有任何其他女人能够忍受“他男性的正直压力”，他的“恶魔”。弗丽达是“他所
遇见过的最自由的女人”，他在她身上发现了崇高的女性之真谛，以及她的健康的
体魄。但是，从《袋鼠》和其它一些作品中（如前所录）可以看出，劳伦斯并不总
是“坚持男性原则”——他经常与之抗争，有时会认识到，不管是不是“首领”，
一个男子需要一种和女人之间的均衡关系。
3 月23 日，劳伦斯和艾米·罗威尔谈起了他正在写作中的一系列文章：
“希尔达·阿尔丁顿非常悲伤和压抑，一切都错了，我希望情况会有好转。
我完成了一些题为《和平的现实》的短文，它们对我很重要，我希望它们能在
美国出版，因此，我将它们寄给你。”4 月2 日，劳伦斯告诉平克：“哈里森给我
来信，谈到了《和平的现实》中的文章，说他将把最后3 篇分3 个月连续发表，我
希望他能将它们一起发表……但他说做不到，所以，我想我们只能接受这个方案。
或许我可以将前4 篇放到其它地方去。”奥斯汀·哈里森在1917 年夏天的《英文
周刊》上发表了3 篇短文，但另4 篇显然是丢失了。幸存下来的这3 篇在《长生岛
》中再次发表，但它们从未汇集成书。8 月，劳伦斯告诉平克，他在写作一部新书
《在门口》，它是依据更为浅显的《和平的现实》的题意写的。但这完全是形而上
学的，尤其是在后来，听起来纯粹是形而上学的，它能应付专业哲学家的“攻击”。
但是，平克无法安排出版此书。他在1920 年分手的时候，将这份手稿和别的稿件
一起还给了劳伦斯。这些稿子看来也已失踪了。
1917 年春天，弗丽达写信给辛西娅·阿斯奎斯，幼稚地表达了她的遗憾。
因为，赫伯特·阿斯奎斯也必须像普通的年轻人一样，参加战争，面对死亡：
“做首相的儿子有什么好处？”1917 年4 月，劳伦斯把弗丽达留在康沃尔，
和伊莎·安德鲁斯呆在一起，他自己独自去伦敦一星期。他经柏利斯都取道伊斯渥
和利普雷。他遗憾地发现，霍普金夫人病倒在伊斯渥。在利普雷，他姐姐艾米莉也
得了腹泻。这时正是结肠炎和肠炎的发病期。而当他回到康沃尔，发现弗丽达也病
了。
卡斯威尔夫人在《野蛮人的朝圣》中提到劳伦斯夫妇的客人伊莎·安德鲁斯，
她是“不幸福的，她在她的痛苦之中无法抵御对劳伦斯的依恋和她想与弗丽达相抗
衡的企图——对于她，这是灾难性的”。卡斯威尔夫人曾听劳伦斯和弗丽达谈起过
此事的详情。她发现梅宝·道奇·洛汉在《劳伦斯在陶斯》中，对这次恋爱事件的
记载“会使人误解是不准确的”。洛汉夫人说，弗丽达曾告诉她，劳伦斯在这次恋
爱事件中，第一次对她“不忠实”，并“带着一种痛苦的胜利的表情”补充说，
“此事件是失败的”。弗丽达察觉到了危害，“将姑娘送出了门”，最后那一句，
是洛汉夫人惯用的伊斯林恩的笔调。她在记述谈话时，常常带有些福德·麦道克斯·
福德（《英文周刊》）
编辑——译注）的北方风格，而很少有弗兰克，哈里斯的南部风格。
1917 年，当军事当局在4 月再一次找到他时，劳伦斯在康沃尔生活的复杂情
形又加剧了。23 日，早晨7 点，他在石头房子的门口与弗丽达分手，准备出发穿
过大田以前。他对弗丽达说，他会在日落以前回来。这一次，他所受的耻辱还算轻
的。在鲍德明兵营，医生只花了两个小时就告诉他，尽管“身体不适”，但拒绝的
期限已经过去，他将被编入第三类别，从事轻微的非军事服务。但他坚信，有那么
多人希望加入第三类别的工作，他不会被启用的。
那天只经受了两个小时的折磨，两小时的拥挤、听诊和被人窥视，然后，正如
他所预言的，他在日落前回到了家里。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劳伦斯和一个相邻的农民青年。威廉·亨利·霍全建立了
亲密的友谊。劳伦斯在《袋鼠》中给他取名为约翰·托马斯·伯杨，一个诙谐的谐
名。洛汉夫人有关这段情况的描述，是依照弗丽达1922 年在新墨西哥告诉她的话
所写的。在康沃尔的“一个”青年农民：他们之间真有那种事情吗？”洛汉夫人在
记述时问道。弗丽达回答：“我想是有的，我特别不高兴。”但凯瑟琳·卡斯威尔
在和劳伦斯保持友谊期间，和劳伦斯探讨了这件事，他把这种科尼什友谊解释成一
种神圣的事，他向她保证，其中不存在“冒犯圣灵的罪恶”。
他经常在晚上去霍金家的农场和威廉·亨利交谈，并给他弟弟斯坦利上法文课。
这像过去在海格斯那样，劳伦斯和男人们一起在田里劳动，谈论哲学或农活。就像
过去在葛里斯列的麦田和钱伯斯一家在一起。霍金家的姑娘梅宝和玛丽挎着篮子送
来午饭，而他们坐在布满石头的荒地上一起吃饭。钱伯斯先生也几乎要出现了，并
说，“有伯特在那儿，干起活来就跟玩似的”。
确实，威廉、亨利·霍金1953 年在B ．B ．C ．（英国广播公司）的谈话中
回忆，他有一次对劳伦斯说：“你越来越像我们了。”劳伦斯向霍金家人示范中部
地区捆扎麦秸的方法，但他们还是喜欢科尼什的方法。
有时，弗丽达会到农庄去喝茶，霍金一家和这个高个子太太在一起，总比不上
和他丈夫在一起那么随便。霍金家是劳伦斯夫妇在康沃尔时仅有的几个朋友之一，
此外还有曾诺的凯蒂·贝利曼。他们从那里买面包、烤兔肉和藏红花饼。既使是在
霍金家，受到不断滋长的对这个红胡子的男人和他的德国妻子所产生的敌意时，她
仍然是他们的朋友。
科尼什人怀疑他们为沿岸的德国潜水水手提供给养。但弗丽达后来指出，即使
她和劳伦斯与这些水手有接触，但他们当时穷得一天都无法剩下一块饼干。尽管如
此，他们还是被怀疑从事各种间谍活动。（大卫·加纳特在1959 年说，他相信，
从事政府宣传写作的休佛，在1915 年写了有关劳伦斯夫妇的坏报告，它在战争期
间一直存在他的档案里）。
一天，两个军官在他们背后从荒野的一处草丛里窜出来，指控弗丽达带有照相
机：“我打开帆布背包，在众目睽睽下，从里面拿出一块面包。如果他们因此而马
上要绞死我的话，我必须表现出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情。”这只是许多事件中的一桩
：怀疑的毒素开始渗入到他们最简单的生活细节中。有一次，弗丽达在海滩上感到
欣喜若狂，便快乐地奔跑起来，她的白色头巾在风中飘舞。劳伦斯叫起来：“停下，
停下，你这个傻瓜！难道你没想到他们会以为你在向敌人打信号吗？”凯瑟琳·曼
斯菲尔德笔下描述过的那些狡诈的科尼什人的小眼睛，现在正每时每刻注视着劳伦
斯夫妇。直到1970 年，住在曾诺的一个男子还在骄傲地展示他曾用来观察劳伦斯
夫妇行动的小望远镜。这段时期，科尼什“对外人的怀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吉
斯彼·奥列奥里在他的自传《书商历险记》1937 中对此作了证实。他第一次见到
劳伦斯时是在康沃尔。他记得，“曾诺有一个有教养的老妇人”，尽管她在战争中
没有失去任何亲人，她说她想绞死德国皇帝，吃他的心”，（弗丽达：“我，这个
身处异国的德国佬！”）
奥列奥利在康沃尔还认识一位教授意大利艺术的人，他几年前娶了一个英国女
人，放弃了他的德国国籍，成了一个英国人。当他出门去荒地时，科尼什人会尾随
而去。在这样的歇斯底里的时期，管闲事的人享受到了英雄主义的荣耀和豁免权，
他们随心所欲地对他的住所进行搜查，他的心脏太弱，以至于他无法步行到最近的
彭赞斯镇去，当地的商人拒绝给他送去食品和杂货，几个奥列奥利认以的姑娘常给
他送吃的。一次，警察找到了一种他留给姑娘们的便条，他那可怜的、只想要一点
毫无危害的糖果的请求要了他的命。
因为，他的审判者坚持说“小杏仁饼”是他准备给敌人潜艇提供油料的代号。
自那以后，他受到他们的折磨，悲惨至极，最后他自杀了”。
这一类故事表明，劳伦斯和弗丽达从未想到他们自己会遭到迫害。8 月10 日，
他给凯瑟琳·卡斯威尔去信说：“我没有告诉过你我有一架钢琴——旧的，表面是
暗红色的——五个吉尼买来的——发出美妙古朴的琴声。”就是这样一架旧乐器也
招来了麻烦。当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上面弹奏起赫布里底民歌并歌唱时，当地的凯尔
特人会以为他们唱的是德文——劳伦斯夫妇有时确实挑战性地唱起一些德国浪漫歌
曲。但在当时，犯罪＋联想的技巧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科尼什搔乱的最后一
章发生在赛西尔·葛雷的家里，这位年轻人对赫布里底音乐做过专门研究，劳伦斯
和弗丽达那里的乐曲就是他送的。
葛雷是位作曲家，菲利浦·黑索尔坦因的朋友。他4 月再次出现在康沃尔时，
没有带上他新婚数月的妻子，她的原名叫明妮·露西·查宁。他住在彭赞斯和曾诺
之间的一幢小房子里，并又一次地称赞劳伦斯的著作，这时他给朋友去信谈起了《
和平》随笔的重大意义。夏天，在当局开始严格征兵法时，他变得坐卧不安。在他
的自传《音乐椅》中，葛雷说黑索尔坦因患“神经错乱”而有医疗证明，这使他得
到了永久的豁免。但他在8 月逃到了爱尔兰，在那儿差不多一直呆到战争结束。
在康沃尔，葛雷搬进了鲍斯格兰城堡，它位于紧靠海岸边的一个荒凉峭壁上。
劳伦斯夫妇在8 月的一个晚上去那里吃饭，对此，劳伦斯在《袋鼠》中作了回忆：
一些人破门而入：“你在打灯光信号！”葛雷后来回忆，有一块窗帘被风吹动，
从中透出闪烁的灯光，这使窥探者以为葛雷和劳伦斯在和一艘潜艇联络。一些人在
窗下偷听时摔倒在泥里，这使弗丽达很高兴。她记得在成群的人闯进来时，“劳伦
斯只是看着这些人，他们的行动是多么果断……所有这些情况与亚历山大·索尔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