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乡村小屋唱起了德国歌曲，她哭了——他不知道这是为了何故”。理查德·阿尔
丁顿证实劳伦斯夫妇在那里度过了11 月11 日这一夜，但大卫·加纳特坚持说他
们是在蒙塔古·希尔曼在埃德尔菲的寓所的聚会上。奥斯伯特·斯迪威尔爵士和其
他人曾对这次聚会有记述，布隆姆斯伯瑞的许多人在那里进进出出，或来到他们在
高登广场的旧总部。加纳特回忆，劳伦斯在希尔曼的聚会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长篇
反战演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加纳特在给本作者的信中说，“这天的
所有事情我都记忆犹新，我从那天起开始了一个农业工人的工作，那天晚上给我的
印象是，我的自我解放突如其来。当然，我对劳伦斯杞人尤天的悲观主义是不感兴
趣的。”加纳特在其它场合记述，在希尔曼的华丽堂皇和充满欢乐的骚乱的聚会上，
劳伦斯“指出一场更厉害、更具毁灭性的战争将随之而来。”劳伦斯以这种“预言
和仇恨的情绪”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劳伦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前了大约20
年。最起码他应该受到称赞，因为他透过这纵情狂欢的停战之夜，看到了这场大战
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即使是同在聚会上的卓越和老练的肯尼斯在几个月后才发现
了这一点，并在1919 年写的《和平的重大经济意义》中提出了这一看法。
（七）再见，我的英格兰
停战后，弗丽达继续留在伦敦，而劳伦斯则尽本分地回到了德比郡。从那里，
劳伦斯以抒情的笔调给凯瑟琳·曼斯费尔德写了一系列十分精彩的信。
他从11 月底到达当地开始，描述了那个漆黑的、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当地
的马车夫等在他称之为“维克塔赖”的地方，随后在黑暗中“穿过哗哗积水的道路”
到达了小屋。邻居道克西太太在壁炉里生起了火，准备了茶。第二天清晨“世界变
得很像麦克佩斯眼中的景象——头顶上是褐色的落叶松的小枝，棕色卷曲的欧洲蕨
蔓延到屋檐的阴影里”——在写给伦敦的那位病中的妇人的信中，他几乎都用了这
种抒情的笔调。给她写信时，劳伦斯在进行创造性的、富于想象力的思考。他后来
在故事中使用了这些诵现在他散文体的信中的这些构思和笔调。
如有一次，劳伦斯告诉凯瑟琳，在大雪后，有一只雉跑到了他们的屋子附近来
躲避，对这只雉的描写（“绿色的头和长长的笔直的羽毛清晰可见，仪态端庄地站
在雪地里”）能和劳伦斯在给辛西娅·阿斯奎斯的信中所描绘的那只孔雀相媲美。
他想象这只孔雀在半空中被两条狗咬伤，鸣叫不止直至跌落到地上，“一个妇女从
不远处的小屋中跑过去，说它会好的”。这些记忆和形象不断溶合，可能触发他写
作了《冬天的孔雀》这个故事。
在写给凯瑟琳·曼斯费尔德的另一封信中，劳伦斯谈及了12 月乘火车在渥克
斯渥斯和利普雷之间的一次旅程。旅途中，他看到从巴特雷水库那边的钢铁厂升起
的火光，映照在月台上，将一切都映得通红——有一个人长着暗红的眉毛，奇怪得
不像个人。我能为他写个故事，他使我想起了埃舍班尼帕尔（阿西利亚的最后一位
君王——译注）。劳伦斯确实创作了一个故事，开头是这样的：“当他在人群前转
过头来时，火光映红了他的脸，月台上的人群中都是一张张映红在火光中和藏在黑
暗中的脸”——这篇故事，《凡尼和埃尼》，像《冬天的孔雀》一样被收入了在1922
年出版的《英格兰，我的英格兰》短篇集中。实际上，《凡尼和埃尼》是一篇战前
的故事，开头的段落可能是后加的。
在一封显然是写于1918 年12 月初给卡斯威尔太太的信中，劳伦斯提到了他
另一种最新的尝试：“我为《泰晤士报》写了四篇小文章——《人民的教育》——
很不错，但很革命。因为谈的是教育，不是政治，弗利曼本可以出版这些文章的”
——但他没有。乔治·悉尼·弗利曼，这位《泰晤士报》的编辑将文章退还给了劳
伦斯，建议把它们编成集子。劳伦斯1920 年在西西里显然作了重写，但它们直到
他死后才被收入《长生鸟》得以发表。劳伦斯在1918 年晚秋写的这些文章的动机，
可能希望想使自己成为某种教育权威，以便在这一领域获得一个行政职位。
在一封1918 年12 月6 日写给伊利诺·法基昂的弟弟赫伯特的信中，劳伦斯
向他借阅人人出版社版的《夏勒曼传奇》（布尔芬奇著）作参考用，但看来他没有
将它作为资料使用。
弗丽达从伦敦回来时正好赶上1918 年的圣诞节。这年的圣诞节她和劳伦斯是
在利普雷度过的。这是一个欢乐的英格兰式的聚会，老少在一起纵情欢聚。圣诞节
的第二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黑夜里欢呼着去了费洛齐医生家——他是个印度袄
教徒——又喝了两瓶麝香葡萄酒，并在他宽敞的房间里跳起舞来，直到我们摇摇晃
晃，昏昏欲睡。”劳伦斯从来不让一个有趣的人物白白浪费掉，在《阿伦的杆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