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风暴为时不久，它在黄昏时袭来，但由于全体船员勤奋尽职，到半夜时，另一大桅下桁已安妥，帆已结索，中帆和三角帆已重新装上。我们已把全部帆具，不论是“低的和高的”，包括最上桅和船首三角帆，都弄得十分妥贴。星光格外明亮，一切又恢复了宁静。只有一个值班看守着水手们的吊床，除了船头劈浪前进的拍击声外，听不到什么声音。我们早就已经注意到，特别是经过暴风雨的今天晚上，闻到一种强烈的香料气味，空气中似乎“充满香料的气味”。
我们驶近鸽子岛，它是在我们右面的新几内亚广阔巨大的岛屿之一。有无数独木舟划到我们的船边。这些巴布亚人的样子十分难看，头发茂盛，有两英尺长，更由于敷上乳油，就成了污秽的暗红色，看起来令人作呕。我们从船舷上用绳子吊着篮子和他们进行交易，我们用搜罗得到的旧衣眼去换取他们的贝壳、香蕉、番木瓜和极乐鸟的标本，以及精巧的篮子等。我本来想开开心，用一顶旧草帽去换一只极乐鸟，然而却出乎意料地如愿以偿。我的吊桶装回意外的战利品。后来当这艘船返航纽约时，我托人将这只极乐鸟带回家，证实它是一件罕见的受到欢迎的礼物。夜里我们在鸽子岛附近下锚。第二天，船驶入太平洋。
我们的船驶近帛琉群岛①，以便让一群独木舟靠近船傍，使我们再获得水果、贝壳和薯类的供应，又可以把我们不要的旧衣服清理掉。这些土人曾被认为是无害的，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就在我们经过之前，他们袭击了一艘从爪哇驶往伶仃的纵帆船。由于水手们让土人登上该船，甲板上挤满了土人，就在作交易时，土人突然扑向水手，有几名水手被杀死，所有的人只好爬到帆索上逃避——于是抢掠开始。土人在甲板上为所欲为。但忽略了船上的厨子，他把自己关在厨房里。他突然打开一扇门，把热水尽情地向这些土人泼去，由于他们几乎是光着身子，被烫得大喊大叫，跳下海去。帆索上的人迅速爬下来，他们抢夺木棍，及时截住那些搜查甲板木柜的土人的退路，将这些土人杀死，然后把尸体抛入大海，还打了几枪，吓退独木舟，纵帆船又继续它的航程。
我们的船向西北方向航行，水手们动手将船上用具整理好。通过巴士海峡之后，有个水手趴在船舷上穿好纵帆下的角索，不小心掉下水去，值班的二副将一根绳子扔过去，那个水手及时抓住绳子，很快缒上舱面。“你大概是睡着了吧，”二副休斯说，接着问他海水是冷的还是暖的。后来二副走进船舱，大声说：“那家伙①注：帛琉群岛又称帕劳群岛或帕劳区（Palau District），为西太平洋加罗林群岛西
部岛群。大概是睡着了，要不怎么会掉到海里去呢？幸亏‘及时醒悟’，来得及抓住绳子，不然的话他就完蛋了。”这是一个水手称之为“有趣娱乐”的例子，水手们在每个星期六下午值中班时还有他们的“水手的娱乐”，那就是检查他们的箱子和袋子，缝补破烂衣服。
他们的补法是把一块补丁补在另一块补丁的旁边，而从不把一块补丁补在另一块补丁的上面，他们认为这样就像乞丐似的。很多人回忆儿童时代留的“辫子”，他们互相帮着结辫子，打辫子时一个人在前舱叫“互相打辫”，或者“你帮我打，我帮你打，大家都不占便宜”。
没有哪一个在“海上摇篮颠簸”的水手，能比在“公民号”上当水手更快活的了。这是船上纪律严明、待遇优厚的结果，有最好的食物，有好酒，没有不必要的打扰。船长基恩和助手们关系融洽，和衷共济。该船于1827年第二次航行之后，在返回广州途中，船长基恩谈到1825年的回程航行，称为非常艰苦的一次。船从纳塔尔①到好望角竟航行了40天，战胜了强暴的西风和可怕的巨浪。在谈到他的船员时，他说：“从未见过比这更好的船上人手。”
我们于1825年2月11日清晨5时到达中国海岸，一个从南丫岛上来的引水到船上来，领我们通过同一名称的水道，在右舷是当时“不认识的地方”——“香港”。下午2时船停靠在伶仃岛，离开纽约已经125天了。
到达伶仃
“伶仃岛”即“零钉”，通常称为“伶仃”，当时是“鸦片趸船”以及一些前往黄埔的船只的临时碇泊所（也有一些例外）。一艘美国船到达，即派一只“快艇”通知它在广州的代理人，同时①注：纳塔尔今为南非东部省份。派出另一只“快艇”去澳门雇请引水，领入内河。前面说的“例外”，是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或者从印度来而没有鸦片的港脚船（那些船有的已先在伶仃碇泊卸下鸦片）；然后这些船在澳门雇请引水，直接驶入被称为“内碇泊所”的黄埔。伶仃碇泊所绝不仅是一个鸦片站。所有装载普通货物或只装大米驶往黄埔的船只，都要缴纳规礼①和船钞。前者的数额很大，后者是有规定的。因此，如果一艘船只装载部分普通货物驶入内河，而目的是装运可能购得的货物，它可以用下面的办法减少上面提到的巨额费用：假如一艘船载货不多。它可以把船上的货物交给另外一艘船运入，然后装大米驶入黄埔，装运茶叶作为回程货。这种情况几乎经常出现，而这种办法也可以获得成功。因为不断有船载着大米和普通货物驶来。
“公民号”在伶仃滞留了一个星期之后，受命装载沿河所购得的货物，驶入黄埔。通过虎门②要塞时，将中桅帆放下，而引水则到岸上去，将他的执照交给官员查验，他把官员带回船上，表面上是来核对实情，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递上一杯酒，以及送给这位官员几张信纸之后，我们发现这被认为是一种大的款待。我送给他一盒当时最新发明的火柴，他更是受宠若惊，离船时不停地说：“请！请！”又祝我们“顺风顺水”。我们于20日碇泊在法国人岛③的平行线上。①注：原文为Cumsha,或译作金沙。②原注：Bogue一词，是葡萄牙文bocca（“口”字）的误写。约在1525年，当葡萄牙人第一次到达时，见到珠江窄口的左边高起的红沙石很像虎口，引起呼喊，现在仍沿用这个名字。中国人名之为“狮门”。
注：葡萄牙人初次到达珠江口在正德九年（1514）。谓中国人称虎门为“狮门”，疑与“狮子洋”混为一谈。③注：即深井岛，在18世纪中叶，法国商船曾将该岛作为设立堆栈及水手上岸游散之地，故西人称为法国人岛。
珠江河上
清朝的第三代皇帝雍正，于1745年①下令全部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口岸——通称为黄埔港。法国人岛与丹麦人岛②被河的支流分隔开来。这两个岛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由于该两国在岛上享有设立堆栈的特权。经过从欧洲到这里的长途航行之后，当用烟来熏船及修理船只时，水手们就在上面暂住，遮蔽风雨。这些当年的建筑物早已荡然无存，只剩无数半埋在荒草和泥土之中的倾颓的墓碑，仍在诉说往事。定期的茶叶季节已经过去，我们在黄埔只见到很少的船只，这些船只和“公民号”一样被称为“误季船只”。碇泊所的北面是重要的黄埔岛，这条河也叫做黄埔，碇泊所亦同样使用这个名称。这个名称的意思是“黄色的碇泊所”。黄埔岛上是一个住有好几千人的市镇，他们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船运有关，充当买办、装卸工、铁匠，等等。
珠江，通称为省河，1825年2月21日呈现出与20年后大不相同的现象。其时河面上挤满本地船只，包括那些现在差不多完全绝迹的沿海航行的中国帆船。当时它们航行于中国南北各口岸、西里伯斯岛、婆罗洲③、爪哇、新加坡，以及马尼拉等。一长列盐船排在河南岛岸边，这些船从电白和澳门的西南海岸把盐运到这里。它们是那些享有这种贸易独占权的盐商团体拥有的，为了防止走私，当地政府组织了一支特别巡逻船队。对贩运私盐的人处罚是很严厉的，甚至比贩运鸦片还要严厉得多。盐商是一个有势力的团体，像行商一样受到重视，在财富方面可与之匹敌。从内①注：1745年为乾隆十年，限定广州一口贸易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与雍正无关。②往：即长洲岛，西人称为丹麦人岛，当与丹麦水手曾在岛上活动有关。18世纪中
叶以后，被作为英国商船设立堆栈及水手上岸游散之地。③注：西里伯斯岛今称苏拉威西岛，婆罗洲又称加里曼丹。地来的货船、客船、水上居民和从内地来的船艇、政府的巡船及花艇等，其数目是惊人的。此外，还有舢板，以及来往河南的渡船，还有一些剃头艇和出售各种食物、衣服、玩具及岸上店铺所出售的日用品的艇等；另外还有算命和耍把戏的艇——总而言之，简直是一座水上浮城。这条江给人一种极好的感觉——毫不停息的活动，低微的噪音，生机勃发和愉快欢畅。
现在，在这个浮城的景象中更加有趣的，是中国农历大年初一的这一天。使人吓一跳的打锣声，是作为对相识者见面的祝贺，或者在一只艇或一艘帆船抵达或启航时表示迎送。最后，在洒金的红纸上写有大的墨字，专为新年年初使用，形成各种船只的另一显著特色。商船的驳艇通常都备有短桨，用它从海珠炮台①下面划到商馆前面上岸的地方。因此，我们的驳艇的橹已用这种短桨代替，经过两小时灵巧而又耐心的划动，我们从黄埔到了“牡驴尖”登岸，这是我于老广州难以忘怀的日子。我们在船长基恩带领下，穿过广场，进入瑞行，受到史密斯的特别代理人科弗特和戈登以及两位较年轻的职员格罗夫纳和布拉德古德的热情接待。
史密斯要我在加入他的广州办事处之前，先行学习中文，由于无法找到教师，所以科弗特决定立即送我去新加坡，那里在筹办一所学校，接受外国学生，会容易完成任务。于是，我乘一艘孟买船“成功号”前往海峡，该船船长为波因顿。经过17天的航行，于4月间抵达目的地。我携有交驻扎官员克劳福德及其他人的介绍信，并委托约翰斯顿公司照顾。可是那所学校不仅没有建成，而且没有成立的希望。因此，我的朋友获知马六甲有一所英华书院开学的消息后，就用一艘当地的小双桅船送我前往。我们从新加坡经过4天的旅程便到达。我在新加坡度过的两个月，住①注：西人称为荷兰炮台，位于当时珠江中的海珠岛上。在里德夫妇在政府山斜坡上有游廊的平房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男女主人父母般的关怀。他们很快就使我这个最年轻的异乡人，消除了人地生疏之感。时至今日，我还记得，他们以温和
与真挚，力求使我感到如同在自己家中。他们还用那辆豪华的私人马车载我去游玩，每种新奇的事物都使我发生兴趣，使我有如到了另一个星球上。那时，今日的新加坡还是个原始丛林哩！
英华书院在教学的各方面都很得法，我在那里学习，直到1826年底。然后乘“孟加拉商人号”往广州。船上载的是棉花和鸦片。它不是快船。船长布朗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先生，满肚子玩笑和有趣的故事，因此，容易消磨时间。我们在新加坡停泊，这使我有机会去探访我的老朋友里德夫妇、约翰斯顿先生和到政府大厦去拜谒总督和克劳福德夫人，以及他们的子侄。我到处受到热情迎接和称赞：“你长得多快啊！”我们继续航行，经过卡拉马特航道、爪哇海、萨拉耶海峡，再经丹皮尔海峡进入太平洋。我们在帛琉群岛和巴士海峡之间，遇到了很大的台风，晚上海面白得像雪一样，而且海浪高得可怕，太平洋的巨浪，不断向我们打来。经过60天的航程后，我们在伶仃下碇。
奥立芬作为科弗特的继任者，从1826年就已到了广州；戈登加入设于瑞行二号的旗昌洋行。我参加的美国商馆，在1825年已经重建。除了奥立芬之外，还有塔尔博特和查尔斯?经①。塔尔博特担任美国领事职务，房子前面的广场每天升起国旗。居住瑞行一号的为斯特吉斯；瑞行三号的为拉蒂默；四号的为约翰?顾盛、托玛斯?福布斯和哈特。我拜访奥立芬，并见到最近从英伦返回的牧师马礼逊博士。刚坐下不久，他就对我的中文进行一次全面的考查，看看我在马六甲书院学习究竟有多少进步，最后的评价①注：《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65年）656页称为“咪■■国之夷商■”。其他中国文献又称为“京”或“■夷”。是“好”。尽管如此，他们要我不要中断学习，几天之后，又安排一位李先生来指导我学习。茶叶季度已过，除了一两艘“误季的”船只以外，其余已经开航，但那些留下的，有一艘是我的“老家”、“第一流的海上摇篮”——“公民号”。不久，船长基恩和我又在黄埔上船，再一起航行“战斗”。
业务萧条
1827年是生意很萧条的一年，我在跟李先生学中文。终于到了10月份，茶叶季度开始。船只陆续到达，带来了不愉快的消息。我的任职于史密斯父子公司（已改此名）的兄弟来信告诉我，该行号的业务已有“困难”。它终于停止付款并破产，不过这并非因为中国的生意不好。因此，广州的代理行也要关闭。我就个人的去向征求奥立芬的意见，他劝我回纽约，认为只有在那里才可能给我安排一个职位。按照那个时期的习惯，我应签订雇主与雇佣人的正常契约。它们约束我与史密斯之间的关系。契约规定，他派我来中国学中文，然后受雇于他在广州的商行，担任书记或代理人，要为他服务直到21岁为止。对我来说，等到1827年还有很长的时间。在这些不可克服的困难出现之前，纽约商行的几艘船按常规航程到达，正在装货。其中有一艘“贵族玛丽号”，船长是罗塞特，我乘这艘船回去，经过120天的航行才到达。我的旅伴是斯坦斯伯里，他的名字与美国在广州的贸易紧紧连在一起。因为他是计量标杆的发明者，以后就用它来测量舱货。它被证实是既准确又快捷的工具，构造极其简单，用起来又极为方便。“斯坦斯伯里计量标杆”，现在已为人所共知。1812年，即我们上次与英国交战期间，当时发明者是在广州，美国贸易有一个时间中断，在他被迫赋闲的日子里，设想了现行的计量舱货的方法。在此之前，一直都是用英尺计量的！
我和史密斯的合伙人布鲁恩会谈，除无偿取消契约外，没有别的结果。不久，奥立芬本人也返回纽约，留下塔尔博特和经在广州，准备在广州创办一家他自己的行号。他首先购买
了一艘非常好的船，名为“罗马号”，船长为拉文德，载重约500吨。他准我乘这艘船，并给我一个受雇于这家新行号的机会。这家行号在后来许多年与中国的贸易中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我接受了这个机会，并于10月间乘“罗马号”出发。船上一共有6位乘客，塔尔博特的父亲和兄弟，他们是旅行的；老塔尔博特在1802年或1803年已到过广州。其他两位是裨治文牧师和雅裨理牧师，他们是第一批到中国去的美国传教士。前者成为当时成就最高的汉学家之一（我并不把这归功于我在旅途中每日给这两位先生所讲的中文课），而雅裨理则被派任广州以北口岸的第一位美国领事，在厦门任职。
任职旗昌行
我们于10月间启航，次年2月下碇伶仃，经由丹皮尔海峡，全程134天。我受到塔尔博特的接待，他从纽约得知未来业务情况尚未确定，因此无法安排我的工作；但在其他行号亦无办法时，欢迎我随时乘“罗马号”返回。当时在广州的美国行号为数甚少，而且是代理行，似乎已有年轻人了。因此，我准备再返回纽约。在此期间，塔尔博特为我的工作奔忙。但“罗马号”停留的时间很短，很快就要出发。看来已完全没有办法。在该船启碇的前几天，我正在房间收拾行李，一个中国仆人来对我说，“塔尔博特请你下去。”我立即跟着他下楼，我被介绍给罗素，他是旗昌洋行的主任。他说，他从塔尔博特处获悉我要乘“罗马号”回国，因此来请我加入他的行号。我接受这个工作，晚上我被正式安排在瑞行二号任职。这一天是1829年3月24日，从此，这里便成了我连续居住的处所，直到1842年12月31日。
商馆
“商馆”①这个词来自印度，该处用来称呼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机构，和代理行（agency）是同义词。这里之所以要作说明，是因为它和制造产品的工厂（manufactory）容易混淆。
外国侨民在广州所占据的地方离珠江边约300英尺，离澳门80英里，离伶仃60英里，离虎门炮台40英里，离黄埔碇泊所10英里。这片地方东西宽约1000英尺，各国商馆就建在上面。每个前来贸易的国家，最初各以一所大房子作为居停贸易之所，由此形成商馆。每座商馆的正面是一样的，全部朝南。“公司”所占的两座建筑物中有一座是新的，这是在1822年那场大火之后仿照原来的样子重建的。这场大火几乎把所有的商馆都烧掉，幸免者并不多。根据官方的记述，“中国方面烧掉西郊一万二千间房屋、店铺及庙宇。”每座商馆都包括许多相联的房屋，一间接一间，中间由狭窄的空地或院落相隔开来，商馆由南向北伸延。前面的称为一号，后面的称为二号、三号，以此类推，几乎全部是三层楼的房子。当时房屋数目最少的是美国馆，最多的是丹麦馆和荷兰馆，分别占7间和8间房屋。
中国话的“行”原系指任何做生意的地方，尤其被特别用来指那些“保商”的“行”，因之从整体上说，行商或任何外国商馆都可以称为“行”。意思是一系列的房屋。中国人称外国人做生意的地方为“洋行”，而称保商为“洋行商”。①注：原文作Factory，中国方面称为商馆或夷馆，如译作工厂，则误。
从西边起，第一家为丹麦馆①；与之相连的是一列中国人的店铺，临着靖远街，隔街东面为西班牙馆，再东为法国馆，紧挨着整个法国馆的为行商章官的行号②；再东为同文街，再东为美国馆，再东为宝顺馆，紧挨着的为帝国馆③，再东为瑞典馆、旧英国馆和炒炒馆④。再东为一条狭窄的小巷，称为猪巷⑤，可谓名副其实。新英国馆的高墙临着巷边，再东为荷兰馆，相邻为小溪馆⑥。后者因一条沿着城墙流入江中的小溪而得名。此溪原为广州城西边的沟渠。
以上一共有13座商馆。在这些商馆的背后，是一条长而狭窄的重要街道，从东到西，名叫“十三行街”。
在新英国馆前面有一条宽阔而有列柱的长廊，伸向河边，它的列柱支撑着屋顶，山墙上刻着一个大英帝国的徽记和一句用拉①注：现将本书所记十三行馆原名及另译名列下，以备参考：
丹麦馆Danish Factory 黄旗行
西班牙馆Spanish Factory 大吕宋行
法国馆French Pactory 高公行
章官行Chunqua's Hong 东生行
美国馆American Pactory 广源行
宝顺馆Paou—shun Pactory 宝顺行
帝国馆Imperial Pactory 孖鹰行
瑞典馆Swedish Factory 瑞行
旧英国馆Old English Factory 隆顺行
炒炒馆Chow—Chow Pactory
（Misellancous Factory）丰泰行
新英国馆New English Pactory 宝和行
荷兰馆Dutch Factory 集义行
小溪馆Creek Pactory 义和行②注：章官即东生行商刘德章。东生行创立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道光五年（1825）刘德章病逝，5年后行号破产，行址亦易主。③注：原文作lmperial，原为神圣罗马帝国商人所设的商馆。④原注：炒炒（Chow—Chow），意为混合的。⑤注：原文作Hog Lane，即新豆栏街。⑥注：原文作Creek Factory，小溪指当时广州的西濠。丁文写的格言“为了国王和英国政府的利益”，以其来代替“恬不知耻”；荷兰公司也有一条类似的长廊，也有国徽，格言是“我支持”。英国和荷兰这两家公司，都是直接从他们的创建者继承下来的，分别创建于1600年12月31日和1602年。在1825年，英国、荷兰、美国和西班牙等国的国旗，每日在各自的商馆门前升起，远远就可以看见。西班牙国旗代表的是菲律宾公司。法国国旗在间歇了30年之后，于1832年12月13日升起，它只代表法国驻广州领事馆，因为它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而当时瑞典、丹麦和“帝国”（奥地利）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业已停止，此外没有别的西方国家和广州有直接的贸易。葡萄牙也只是局限于和它自己的殖民地澳门有商业关系；俄国人只到恰克图。在中国东海岸的口岸乍浦，每年有两艘中国帆船驶往长崎。在黄埔偶尔也可以见到暹罗船，是运送贡品去北京的，在离商馆不远的地方有其使臣的住处。
在同文街北面尽头处的对面，矗立着一组很漂亮、宽敞的中国式建筑，称为“公所”，或“洋行会馆”。它有很多套用来接待客人和办事的房间，有露天的庭院。公所由中国人负责管理，经常是井井有条，十分清洁。公所是行商的公产，靠行商拨款来维持。任何与外国贸易有关的事都需要通过公所，例如订立新规，或重申旧规，或修改税则时，都请“大班”即外国商馆的负责人来这里与行商商议。任何外国人如高兴的话，都可以进入公所，在这里可以了解许多官方法令，这些法令有些是有关做生意的，甚至有关日常散步或在河上划船的，
当局连这些活动都提请注意，建议你别外出作短暂停留，或者在活动时要小心避免冲突等。或者在很少情况下其中某一行商发生破产事件，或在银钱上出现困难时，行商们也会到公所开会，公所也是存放帐本和会议记录的地方。进入公所的通道是一道宽阔的花岗石台阶，还有两扇沉重的门，这门是用非常贵重的木料做的①，打磨得非常光亮。由于这是一座很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到广州来的外国人常被带到这里参观。
商馆是行商的私产，租给外商使用。依照法律，妇女不得进入商馆，并不得携带枪械、火药和兵器入内。商馆的后面与前面有一条有拱顶的通道相连。底层为帐房、仓库、储藏室、买办室及其助理、仆役和苦力的房间，以及一个筑有石墙、铁门的银库，这是商馆的一个基本特征，因为当时还没有银行。每间银库的前边有一片铺砌得很平的空地，摆有天平秤和砝码等，为银钱交易必不可少的设备，因为当时一切银钱交易皆通过称量，只有少数例外。二楼为饭厅和客厅，三楼为卧室。每座楼房都有宽阔的走廊，并且建筑得很精细，尽管未多加装饰，用起来还是很舒适的。在同文街到猪巷之间的商馆前面有一条很宽的用石头砌成的人行道，人行道至江边是一个广场，约300英尺。广场东边邻接东印度公司墙边上的卸货地点和围栏；西边邻接章官行前面墙边的卸货地点和围栏。中国人被禁止在这个所谓的广场中游逛。在同文街与美国馆的拐角处设有一个守卫所，有10到12名中国士兵驻扎，作为警察以防止中国人骚扰“番鬼”。对着宝顺馆和小溪馆的江边上，设有税馆②，是粤海关的一个分支机构，他们的职责是防止走私，但他们的实际行动却是帮助生丝非法出口（或布匹非法入口），较官定税率低得多。说几句好话，同时送上一笔贿赂，就可以使“游鹰”艇通行无阻，不受巡船的检查，直达黄埔。
“商馆”和“行”这两个词可以通用，但含义不尽相同。前者只包括住处和办公室，已如前述。后者不仅包括许多职员、厨子、①原往：暹罗柚木。②注：原文作ChoPbouses，原注称：“当地对任何官方的办公处都称为‘Chophouse’。”但原书《广州商馆图》（The Canton Factories）称之为Customs Sta－tion，应指税馆，即梁廷枏《粤海关志》（道光间木刻本）卷5《行后口图》中的行后税馆。信差、过磅员等的房间，而且包括能容纳一艘船的舱货，以及大量茶叶和丝的仓库。外国人讲到他们自己的住处时，通常用“商馆”一词；但当谈到行商做生意的场所时，则用“行”。唯独瑞典馆好用中国名字，称为“瑞行”①
我之所以如此具体地描述这些世界有名的商馆，是因为后来西马?糜各厘爵士对广州城进行炮轰时，这些商馆被夷为平地②。当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地点时，离我最初开始在这里居住已近35年，这个地方简直无法辩认了。这里完全变成废墟，甚至找不到两块迭在一起的石头！一百多年来，这块地方曾经是广大的中华帝国唯一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在商馆的围墙之内所进行的交易，是无法计算的。由于这里的生活充满情趣，由于彼此间良好的社会感情，和无限友谊的存在；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
在世界各地，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当局，对于外国人的人身安全比这里更加注意的了。这些外国人是自愿来到一群广大的人民中间生活的，他们的习惯和偏见是如此地排斥外国的事物，而且中国政府并没有条约义务要对这些人加以保护。他们只是勉强被允许在广州居住。外国领事或任何其他的官方代表，都未得到中国的直接承认。然而地方政府对他们的保护是不遗余力的。除了在美国馆和同文街的拐角处经常有士兵守卫外，在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或郊区，都有士兵驻守，以便随时驱散可能肇事寻衅的①原注：中国人称瑞典为瑞国。②注：指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提督西马?糜各厘于咸丰六年（1856）进攻广州，焚毁十三行商一事。中国人，或将迷失方向的外国人送回商馆。
当东北季候风盛行期间，商馆北边人烟稠密的城郊，时常发生火灾。每逢火灾威胁到外国人居住地时，行商便按照官府的命令，派遣手持武器的苦力，并用他们提供的小艇，帮助
外国人将商馆的帐簿、档案、银钱和个人财物运走。所有陌生的中国人都会被粗暴地赶离广场，而将通往船艇的道路肃清。我曾多次见过这种场面。假如一个外国人在街上遇到麻烦事时，通常只要认个错就没事了，而中国人则为倒霉者，被推到一边。1838年11月，在外国人交出鸦片前不久，有数千暴民进攻商馆前面的广场，他们用石头和其他武器把外国人赶回自己的大门之内，外国人被迫设置路障。一种异乎寻常的不安情绪笼罩着我们，担心事情不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这次攻击是“由于外国人妨碍中国官吏”执行政府的命令而引起的。
所有来广州的外国人，从到达的第一天起，就被认为他们的任务只是作生意。英国人和荷兰人在17世纪前半期出现在广州，相继而来的是丹麦人、瑞典人和奥地利人（“帝国”人），西班牙人曾一度邀请中国人到他们的殖民地马尼拉去，后来，他们自己也来到广东省城。
在这些不同国籍的人中间，据说荷兰人的头发是红色的，中国人爱开玩笑地称之为“红毛番”，以后又把这一称呼用之于所有的外国人。而对他们自己则称为“黔首”。
地方当局为了特别管理和控制这些来自远方的不同民族，制定了8项规章。这些规章始自1760年，回想起来觉得很奇怪。这些条文一直没有被废止，一直被认为有效。在1810年修订之后，又在1819年由嘉庆皇帝颁发一道谕令加以重申。其中有些规定，外国侨民已不再遵守，尤其是那些关于去花园、河南寺①以及在①注：指陈家花园和海幢寺。河上划船各条；至于妇女不准进入商馆一条，在1830年就曾受到违犯，关于此事，详见下文。如果发生不遵守这些规章的主要条款的事件，主要受害者自然是行商。时常有一个通事将“八项规章”带到商馆中来，向外国人宣读，以示不得视为具文。现将其翻译如下：
1．所有兵船不得驶入虎门。为商船转运货物之兵船必须停泊外洋，直至商船准备启航，然后一同驶离。
2．妇女、枪炮、戈矛和其他任何武器不得带入商馆。
3．所有引水及船上买办必须在澳门同知①衙门登记。由该官员发给每人执照，或悬腰牌，当被召见时须出示腰牌。若无船上买办在场，其他船夫民人等不得与外国人接触。如船只走私，参与此事之该船买办②将受惩处。
4，每座商馆严格限定只准雇用8名民夫服役（不管商馆本身人数多少），即2名搬运夫，4名挑水夫，1名看货夫（仓库苦力），并设一名“孖毡”③（外文merchant一词的音译），即负责商馆事务之买办，如今日之称呼。
5．夷人不得在省河划船游乐。按嘉庆二十年（1819）规定，只有在每月初八、十八和二十八日三天方可外出“兜风”。所有驳艇通过海关税馆时必须停船查验，以防偷运枪炮、
刀剑或火器。在每月初八、十八和二十八日3天，夷人可到花园和河南寺④游玩，但每次不得超过10人，“游毕”，
①原注；地方行政官的助理。直到1848年，澳门是在葡萄牙和中国政府的共同统治下。
②原注：这一时期船上买办是在澳门雇请，而不在黄埔。
③注：原文作ma—chen。又译作马占、马砖、麻占。林则徐释其义称：“即华官所谓买卖人也，不独洋商工伙，该夷以此相称，即一应交易货物者流，该夷均呼为‘孖毡’。”（《林则徐集?奏稿（中）》，740页）此指商馆买办。
④原注：佛寺．
必须返回商馆，不得在外过夜，或聚众滥饮。如有违犯，下次“假日”将不准外出。如出游10人擅自闯入村庄、公共场所或集市，陪同之通事将受惩罚。
6．夷人不得向官府呈递禀帖，如有事申诉，必须由行商转递。
7．行商不得拖欠夷人债款。禁止走私货物出入城内。
8．抵达之商船不得在口外游荡；必须直接驶入黄埔。夷人不得随意在海湾游玩，不得将交税货物卖于民人，以免走私货物，减少皇帝陛下税收。①
东印度公司
最初有两家英国东印度公司，最老的一家是在1579年成立的。到1600年，两家公司合并，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自此遂改称“联合东印度公司”②，商标是两个支柱穿过一条心，4个空格中填入V．E．I．C．4个字母③。后来这个商标在广州很负盛名，凡贴有这个商标的货品，买者不再启封查验。略加检查，即可成交，原封流行帝国各地。公司船只最初到达广州是在1650年至1660年之间，而到1666年英国人才开始喝茶。
中国人把company这个词译作“公司”，即“公共司事”之意。广州的外国侨民称公司的代表为“商馆”，其员工人数远远超过其①注：以上8项规章，取材于嘉庆十四年（1809）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的《防范夷人八项规条》和道光十五年（1835）的《酌增防夷新规八条》等中国官方文件。可参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29《夷商》（三），29—36页；《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1932年铅印，页6—18。②注：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同年获得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1698年又成立一家新的东印度公司。1708年这两家东印度公司合并，改称“英国商人对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简称“联合东印度公司”。此处在年代记载上有误。③注：即联合东印度公司之缩写，拉丁文U作v.他任何别的机构。在1825年，商馆由威臣爵士担任主任，由部楼顿、马治平和德庇时3人当中的两人和主任组成一个特选委员会，办事员约20人；一名看茶师里夫斯，牧师维切尔，医生皮尔逊和加律治，以及翻译马礼逊博士。
“商馆”布置豪华，待客奢糜。他们的宴客厅极为宽敞，有一条通道连接着面临珠江的长廊。左边为图书室，藏书甚富，管理员是皮尔逊医生；右边是弹子房。宴客厅的一端悬挂着一幅和真人一般大小的英王乔治四世的画像，他身穿王服，头戴王冠，手执权杖。这幅画像曾由特使阿美士德勋爵带往北京送给乾隆皇帝①，但被拒绝接受，由陆路带回广州。画像对面悬挂着一幅较小的阿美士德勋爵的全身画像。
天花板上吊着一簇巨大的蜡烛台，插上蜡烛，桌上也放着一个枝型大烛台，烛光照耀着桌面上许多银盘中的山珍海错。
我曾有幸目睹这种在这遥远的地方举世无双的场面。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说的，“不是人人皆可到科林斯②”。在我踏上广州的土地不久，我就荣幸地首次接到请帖，到“商馆”共进晚餐。老实说，像我那时的年纪，竟受到这种邀请，的确有点受宠若惊。来自瑞行的戈登也是被邀请者之一，他与我一同前往。我们进了大门，经过“礼拜堂”——礼拜堂的尖顶上装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大时钟，这是广州唯一的大钟，每个人都按它来对自己的表，登上宽大的石级，通过长廊，走过图书室，才进了客厅。等到主人和宾客到齐，巨大的双扇门被打开，我们走进辉煌的宴客厅。这里我看到的是金碧辉煌、群情欢腾、满桌奇珍的场面。在大厅的这一端是商馆与宾客的中国仆役，他们戴着帽子，穿着长袍。等到①注：原文作Emperor Keen—Lung，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与乾隆皇帝无关，此处有误。②注：科林斯是希腊南部的一个城市，在古代以商业、艺术及奢华著名。身穿礼服的宾主们入座后，他们就各自站在主人的后边。
出席宴会的约有30位先生，其中有布莱特曼，他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任；霍林沃斯?马格尼亚克，他是“批准注册的”马格尼亚克洋行的（该洋行是今日怡和洋行的前身）；托马斯?颠地，他是另一家“批准注册的”颠地洋行的①；此外，还有我的几个同胞，包括威尔科克斯和拉蒂默。
但是，可尊敬的东印度公司这时已不知不觉地快要终结了。它已存在250年了，至1833
年它已不再是商业团体。“商馆”的许多成员后来移居印度，到那里担任文官。只有阿斯特尔和克拉克还留在广州，办理结束事宜，直至1839年12月才最后离开广州。英国政府限定东印度公司在自1833年算起的25年中，将这些富于进取心的商人在印度所建立的帝国移交给政府。因之到了1858年，公司的政治命运也告结束了。
当年目击这家“商馆”关闭并离开广州的凄惨情景的人，如今已寥寥无几。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很难过，因为公司在此间外国侨民中一向是颇具特色的。至于“外面的”未经批准的商人，却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幅繁荣的前景，这个美景不久终于实现。作为载入“史册”的一个事件，第一艘“自由船”载着从黄埔装运的“自由茶”，于1834年3月22日驶往伦敦②。该船属于仍在营业的怡和洋行的“萨拉号”，船长为怀特赛德。
公司所运出的茶叶主要是武夷茶和功夫茶。人们可以根据它们在英伦的售价来判断其质量。“当时每磅卖到2先令6便士至60先令，现在最好的功夫茶也不过卖6便士一磅！”（1881年2月①注；颠地洋行后称宝顺洋行，托马斯?颠地为该行创始人，英国大鸦片商兰斯洛特?颠地的叔父。②注：“当时英人称东印度公司的专利取消以后为对印华自由贸易时期，故作者以‘自由船’、自由茶’取笑也。”（见《鸦片战争》第一册255页林树惠按语。）西拉公司的茶叶广告。）公司输入中国的商品为英国毛织品、布匹和印度棉花。在1825年，经公司批准的最重要洋行是马格尼亚克洋行，颠地洋行，伊尔贝里、费伦洋行，怀特曼洋行和罗伯逊、卡伦洋行。（费伦上校于1825年指挥先遣队，乘坐东印度公司船“肯特号”去加尔各答时，该船在比斯开湾焚毁，他是上面提到的费伦的兄弟。）他们的贸易都是和印度进行的，总体的贸易额很大。他们从3个印度首府①运来棉花，从孟买和加尔各答运来鸦片，从马六甲海峡运来大米、胡椒和锡等。在广州称他们的贸易为“港脚贸易”，船只为“港脚船”，其船长为“港脚船长”②。有些读者可能会记得，在黄埔停泊的印度船上进餐时，有一道常吃的菜就叫做“港脚船长”。这些船只是用柚木在印度建造的；航行速度不快。但很坚固舒适。它们每年远航一次，乘着西南季风来中国，乘着东北季风回印度。有些船只，如“萨利曼尼号”、“威廉要塞号”、“萨拉姆号”，都将近80年了。
行商
行商（合起来称为公行）作为一个团体始于1720年。从这一年起，除在1725年以前曾一度短暂中断外，他们一直垄断着对外贸易。在1825年，主要的行商有浩官、茂官、潘启官、潘瑞兰、章官、经官和鳌官③，外国人往往误以“官”为名字的一部分，其实“官”是尊称，相当于英文的先生。字义是“管理”或“控①注：指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3个直辖殖民地首府加尔各答、盂买和马德拉斯。②注：原文分别为Country Trade，Couttry Ship，Country Captain。港脚为Country 的音译。③注：浩官原文作Houqua．或作Howqua，指怡和行商伍秉鉴和伍绍荣父子，本书多指前者；茂官原文作Mowqua，即广利行商卢文锦；潘启官作Pwankeiqua，或作Ponkhequa，即同孚行商潘绍光；潘瑞兰作Pwansuylan，即中和行商潘文涛；经官作Kinqua，即天宝行商梁经国;鰲官作Gouqua，即东裕行商谢嘉梧。制”。公行共有13家行号。
他们的办事机构建在上文已提到的小溪边，沿着江岸一直向东伸延，这里，货物的上落都十分便利。这是他们的货栈，从内地运来的茶叶和丝，在这里过秤、打包，加上标记，运到黄埔的船上。用来运输的驳艇是特制的，有圆形的舱板和侧舷，外形像一个瓜，中国人称
为“西瓜艇”，外国人则称为“官印艇”①。载重量为500担，或容茶叶500箱。各行号办事敏捷有次序，打包整齐，手法灵巧，是中国人的办事特色。
行商是得到官府正式承认的唯一机构。从行外的中国人买进的货物，如不通过某些行商就无法运出。因之通过行商可采办的货物，必须由行商抽收一笔手续费，然后用行商的名义报关。然而，行外商人已变得非常重要，他们每年都做巨额的生意。如丝织品、草席、南京布、绉绸、夏布的制造商和某些次要商品的老板，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发了大财，同时，由于他们严格限定只经营作为外侨“个人使用”的必需品，因而常常得到官方的批准。事实上，地方当局不时以“惯例”提醒他们，要依照定章，甚至列举他们只允许提供外国人的货品名称。鉴于好奇，列之如下：衣服、雨伞、草帽、扇子、靴子，等等。
行商向粤海关监督②负责所有的进出口关税。只有他们才能和官方机构，即“海关”办事，这样可使外国人省去报交关税的麻烦。这里必须指出，粤海关监督（用“河泊”的称呼是不恰当的）是一个在广州为对外贸易而特别设置的职位。他由皇帝任命，地位与省的督抚大员相当。“户部”本是中国政府管理财政的一个①注：原文作Chopboats，大约因装到这种艇上的货物必须由海关官吏加戳征税，始能放行，故名. ②注：原文作Hoppo，西文对粤海关、粤海关监督或粤海关官吏都称为Hoppo。或音译为“河泊”，河泊为明清时代官府向渔民征收渔税的机构，当为Hoppo一词的起源。部，但在当地，大家就误称粤海关监督为“户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