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商控制了广州口岸全部的对外贸易，每年总额达数百万元，受益固多，责任亦重。外国商船或其代理人如果违犯了“规条”，俱由行商负责。官方认为他们能够而且应当管理住在广州商馆的外国人和停泊在黄埔的外国船只。行商对这两者，都有保证他们守法的责任。因此外国居民从登岸之日起，必须有一个保人，每艘外国船亦然，行商也就成了“保商”。我的保商是浩官，他当然还是其他人的保商。由于这种关系，我们戏称他们为“我们的假教父”①。
东印度公司购买货物时，在行商中按股分拨，浩官得到其中的14股②。
行商的位置是通过花一大笔钱从北京方面获得的，听说是20万两，等于5．5万镑。虽然这份执照所费高昂，它却保证行商财源广进，不断取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行商们却经常受到“敲诈和勒索”，迫使他们捐款，如公益事业或公共建筑，赈济灾区等，还经常无中生有或夸大长江、黄河泛滥造成的灾害。
“浩官，你好！”有时拜访浩官，我们谈起天来，“今天有消息吗？”他回答说：“太多坏消息了，黄河又闹水灾。”这当然是不好的消息。“官员来看你了吗？”“没有，但他叫人送来一张‘票’，他明天来，要我拿出20万元。”这显然又是勒索，而且数目甚大。“你给他多少？”“我给他五六万。”“假如他不满意呢？”“假如大头子不满意，我就给10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官方对总商的勒索（其他行商也被轮流召见，要他们拿出钱来）和他们的财力。同时①注：原文为“our horse godfathers”，即象马儿一般的教父。②注：英公司在行商中实行呢羽交茶的制度，即根据每个行商购买进口的毛织品多少来确定其茶叶等出口货的贸易份额。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h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第3、4卷所载，行商的贸易份颁最多为4股，最少为1股。这里的14股应为4股之误。他们知道，所谓水灾的严重性是被夸大了的，即使真有其事，从他们的捐款中，也只有一小部分被用来修理河堤，官员们拿走大部分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行商们可以商量，可以少拿，但不能逃避。同时当海关监督回京时，新任监督上任时都必须送钱，还要送钱给京城的户部大员；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由此可获得官员势力的保护。并且是自愿馈赠，相对来说，数目不算太大。
行商为了要提高自身的地位和巩固特权，用钱捐买官衔，其标志是一个圆形的小徽章或有颜色的小圆球缝在帽子顶上。这顶戴可能会因犯法或破产而被摘去。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叫
“摘去顶戴”，这也可说是丧失了表明他的社会公开地位的标记。
在中国的大财主、读书人和那些凭自己的才能做了官的人的眼光里，商人的地位是很低的，破了产不但丢人，而且被认为是犯罪行为。
破产的行商首先被革去名义上的官衔，然后被依法惩办。在我到达广州之前，发生了一件行商破产事件。对一名公行成员的刑罚是流放到伊犁。在公行存在的以后年代，只发生过另外一次破产事件。最近被流放的破产行商叫人和①，他在外国侨民中颇得人望，举止谦恭有礼，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一个有修养和诚恳的人，他的顶戴是“蓝顶”，表示正三品官衔，这给了他在名帖上和他的行号上写上某种官衔的特权。他的行号帐本和事务交由公行清算，结果证明情况很糟，当结果呈送给海关监督时，他被宣告破产。结果，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到西北边境的伊犁。广州人通称伊犁为“寒冷”地方。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地理位置。行装准备好之后，人和及其他几个犯人由一些官吏负责押送，前往那个遥远的省份。上述全部人犯已在碇泊商馆附近的艇上，他的许多中①注：原文作Man—Ho，或作Manhop，即福隆行商关成发，今译为“人和”。福隆行于道光八年（1828）倒闭。外老友都到艇上来和他话别。其中一个外国人交给他一封信，信中对他的不幸深表同情。另外，为使他有所安慰，行商和外国人捐赠一笔钱，同时，也用来交给其自愿陪伴他去流放的忠仆。如果数额不过份，政府和海关监督都不反对这些因不幸或经营不善而受到刑罚的人接受亲戚朋友给予的捐助。这一次捐助的数额为1万元。
几小时之后，这只护送的小艇就开始了一种可以想像得到的极其可怕的旅程。全程要走几个月，要转好几次船，要坐很不舒适的竹轿，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然后又骑小马，而且经常要步行。
在他离开很久之后，我们从他那里回来的一个仆人处获悉，人和起初被安置在一间寺院做“打扫夫”，这纯粹是让他有个名义上的“职务”而已。而且，他已设法获得在伊犁所能得到的各种舒适享受，据说这是少见的。过几年之后，我们突然听说他已去世，其遗体运回广州（是由那些留在那里服侍他的仆人运送回来的），以便归葬故乡。
在人和离开广州之后，我从上述外国捐赠人之一的手上，见到他的一张面额6万元的债券，月息5％。在一般情况下，利率是不算太高的。当时的利率，有最好担保人的流水帐户月息是1％，而临时债款普遍是月息2％至3％。
作为一个商人团体，我们觉得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他们自己的住宅，我们曾去过几处，规模宏伟，有布局奇巧的花园，引水为湖，叠石为山，溪上架桥，圆石铺路，游鱼飞鸟，奇花异卉，千姿百态，穷其幽胜。
其中最美丽的是潘启官的住宅，座落在江边，在商馆西边的三四英里处。他的私人“宫殿”中有大批仆役，通常包括侍者、门丁、信差、轿夫和名厨。我们曾有幸领略过这些名厨的技巧，参加过一次无外国菜的“筷子宴”。
我们吃的菜有美味的燕窝羹①、鸽蛋，还有海参，精制的鱼翅和烧鲍鱼，这些只不过是全部菜色中的一小部分，最后还有各式各样的点心。饮料是用大米酿造的“三苏”②，也有一种用绿豆、一种用黄皮水果，以及其他我们从未听到过的东西酿成的酒。盛酒的是小银杯或瓷杯，每只杯都放在制作精美的银座上。
这些宴会确实令人赏心悦目，至今仍使人记忆犹新。主人热情好客，彬彬有礼，散宴时每次都送我们到大门外，然后吩咐脚夫打着写有他们姓氏的大灯笼，护送我们返回商馆。
有人认为，在这些欢宴上给客人端上一盆烧或蒸的“小狗”作为佳肴是编造出来的。而我则相信，下面诗句的作者，是在吃完一顿“筷子宴”，喝过“绿豆酒”之后写下这几行诗的，或者可以证实当时流行的笑话：
筵席大张，五光十色，
目不暇接；
尽粤省之美馔，
以娱嘉宾。
满座无声；不愿打破这
庄严肃穆；
啊！四大洲的朋友
不会说中国话。①原注：质量最好的燕窝是从爪哇运来的，这种“珍品”，每担（133 1/3磅）值4000西班牙银元。②注：原文作Samshoo，属“广东英语”。潘有度《西洋杂咏》第六首咏黑奴称：
“供役驶船无别事，倾囊都为买三苏。”（原往：夷呼中国之酒为三苏。）（潘仪增、江飞声《番禺潘氏诗略》，光绪间刊本，第二册《义松堂遗稿》2页）“三苏”最初当为英文Sauce的音译，意为烈酒。东试西尝，挟起一块叫不出名字的菜；事实上，这些菜样样使他发腻！主人铭官①，每菜敦请。
拳拳致意；铭官心想，尽量满足这群容貌丑陋之辈！终于，发誓无法再吃，饱形于色；“哎哟！”他说，“魔鬼在这儿送上肉食和厨子！”这时餐具撤换，他喜形于色，以为运气来到，可是放近面前的看来似乎是一只鸭！细细端详，他已经头晕目眩；转向侍仆，指着菜叫“嘎，嘎”。这个中国人摇头，随即有礼地鞠躬；①注：原文作Mingqua，或作Minqua，铭官又称明官，即中和行商潘文涛。其行号即东生行故址。并表示盆上是什么说出，“煲汪汪！”①
有关行商方面慷慨大方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下面我将谈有关总商一人的事来说明。他接受一艘美国船的直接委托，他的慷慨，仿佛这只船是由他的一位老朋友经营的一样。例如有一艘由C船长指挥的船驶入黄埔，船上载有大量水银，当时这种货物价钱跌得很厉害，货物卸上岸并存放在浩官行里，他提出按市价收购。几个月过去了，当预示交易季节的西南季候风结束时，各商馆开始为他们的船只搜购回程货物，每天都有新茶到达。水银仍然无人问津，若以当时的价格售出，所得款额可购的茶叶数量，与船的容积差距甚大。同时，接获消息称，纽约茶价上涨，显示可获大利。因此，C船长决定将水银售出，尽快将可购得的茶叶装运，结算售价，即商业用语“结帐”（按时登记）。然后立即开始收购。在这个过程中，浩官对他的委托人说：“老友，你将得到满载的货物回程，我来供贷给你，你可以在下一次付款给我——你不必烦恼。”一切都安排妥当，船开始装货了，装到一半时，浩官又来找船长，并通知他说，由于北方各省商人突然急需大量水银运回，大大提高了它的价值。所以他按照目前的价格清算这批货物，还在他的帐户上将先前所购的注销。由于承托人方面的这一慷慨行为，使C船长得以满载货物而归，而且不用欠货款，并使他这次航行的收获差额，差不多达到3万元。这件事是几年之后，C船长在广州亲口对我讲述的。
一位曾在广州居住多年的美国先生，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失。重整旗鼓的希望诱使他继续开业，此事得到浩官的①注：原文作Bow—wow—wow，意为煲狗肉。“汪汪”形容狗叫，与“嘎嘎”形容鸭叫，皆象声词。大力帮助。他们两人像该地通常所说的“老友”。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在w先生支配下的款项数额颇大，这位行商没有对它进行查询，直到第二年或第三年年底，他的帐目和浩官的进行核对，浩官得到有利差额共计7．2万元。而这笔钱，他只收取一张期票，并将其锁在保险箱里。由于我懂得中文，所以在这种事件中我常常从旁协助，这并不是持票人怀疑发票人方面有什么不法行为，只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称心而把它们译成中文。可以这样说，当时广州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能够读或写英文的。我见到这些期票仅仅写着认可的金额、日期和开票人的姓名。日子一天天过去，W先生时常表现出想返回美国。总希望他的事业会发生好转，以便他能够注销他的票据。然而，它是用一种极为出人意料的方法注销的！
有一天，W先生去拜访他这位中国老友，老友说：“你离家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回去？”
W先生回答说他不能回去——他无法注销他的票据，只是此事阻碍他。浩官询问是否只是这张债券使他滞留广州，假如他没有一点收入，用什么来维持在美国的生活？回答是没有其他债务，而他并不是没有财源的——只是欠了这份债券！！浩官立刻把帐房叫来，并命令他把库房内装期票的那个封袋拿来。把W先生的期票拿出，他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他接着把期票撕碎，将纸片扔进废纸篓，并说；“好了！一切取消；你可以走了，请吧。”那就是说，“我们的帐现已结清，你高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吧”。
1841年5月21日，卧乌古爵士率领英军占领了城墙北面的制高点，并准备进攻广州，后来由于从当时停泊在商馆附近的小汽艇“路易莎号”上，送来了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上校的一封信而中止。他通知卧乌古爵士说，广州城愿付出600万元作为赎金，并指示他把军队带回停泊在河面的船上去。这是一个明智而人道的安排，是义律上校想出来的。假如攻入城内，会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更不用说房屋和财产的毁坏了。而且即使占领了也很不光彩，因为它的防卫状况，完全无法抵御2200名英国的海陆军。广州城当局一经谈妥赎金的办法后，立即开始筹款，像往常一样首先想起行商，可以预期他们会大量拿出来。
他们共捐出200万元，其中潘启官捐26万，浩官捐110万，其他行商共捐64万。中国人有一种迷信，以为有一种神力影响着人的命运，他们称之为“风水”。在这次事件中，有一个突出的事例可以说明他们的这种迷信。浩官本人深信赔财消灾，感谢“风水”保祐，消除一生灾难，使其平安无事，事业顺利发展。为此他把这笔捐款作如下分配：80万元用以保祐自己“生意兴隆”；20万元保祐其长子永远孝顺；10万元保祐最小的儿子。这个儿子是他刚好达到六十“甲子”时出生的。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幸运的巧合，即“极品风水”。全部款项，由义律上校拿走了3张旗昌洋行签发的期票，有效期30天，由浩官认付，由他在期票背面签名。义律上校把期票存到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这两家洋行和旗昌洋行一样都已迁到澳门。期票分别为40万、40万和30万元。这时旗昌洋行掌握有它的委托人，即在期票后面签名者的约250万元款额。下面的事，可作为浩官之所以获得显赫地位和商业机智的一个值得自豪的例子。在3张期票到期的前几天，在澳门收到他用中文写来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仁兄：
义律期票，业已签署，日内到期，即可付款，请来领取。贴现应为九百余元。
敬祝一日千里。
他立即通知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接受现款，较少贴现，这笔款额几达1000元！下一次我在广州见到浩官，他高兴地谈到这笔交易的结果，并说；“我对巴林公司全都一样。”这位老先生喜欢把自己和这家著名的行号比较。他通过旗昌洋行和巴林公司做过几年很大的生意。
向公行要钱从未停止过。有一个事例是总督要他们清还3位公行成员对“外夷”的债务。他们是兴泰①、茂官和经官。于是由浩官付100万，潘启官13万，潘海官②7万，爽官和佐官③每人5万，孚泰④9万。我叙述的这种情况，作为旧广州的一个特征，是中国用来防止与外国政府发生纠纷的一种措施。
与公文体裁的辞句相反，行商的私人信札在礼仪上是无可挑剔的。这是许多信中的一封。1837年，我们外国侨民中的一些年轻人员，组织了一个“广州划船俱乐部”。准备在省河上划船或驾驶帆船，这是我们主要的娱乐活动和呼吸新鲜空气的方式。俱乐部还没有开展活动。行商的职责是我们的“监护人”，同样从地方政府的眼光看来，又是我们的“担保人”，他们听到组织这个俱乐部的消息后，恐怕发生意外，写了这封信给我们的一位成员：
函达：
可敬的老先生：获悉老兄及各位先生⑤拟举行河上划船竞赛，未知确否？此举向来所无，
若官府闻悉，则弟等以轻率从事而受重责。河面船艇丛集，往来不息，易生冲撞，发生意外，甚至沉船伤人，后果甚重。
敬恳转告各位先生，切勿赛艇，无贻后患，各保安①注：原文作Hingtai，或作Hengtae，即兴泰行商严启昌。道光十七年（1837）外商控告他共欠债款285万余元。见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日本南岩堂书店1968年，109页。②注：原文作Pwanhoyqua，即仁和行商潘文海。他为中和行商潘文涛（铭官）之弟。③注：爽官原文作Samqua，即同顺行商吴天垣，又名健彰，咸丰间官至上海道。佐官原文作Saoqua，即顺泰行商马佐良。④注：原文作Footai，即孚泰行商易元昌，原名容之。咸丰间官湖北知县，被太平军所杀。⑤注：原文作chinte—le—mun，即gentleman一词的“广东英语”。音译真地文。见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中行商致外商各函。
宁为是。
大展鸿图，万事如意。
（签名）
浩官、茂官、潘启官及其他行商等。
浩官究竟有多少财产，是大家常常谈论的话题；但有一次，因提到他在稻田、房产、店铺、钱庄，以及在美国、英国船上的货物等各种各样的投资，在1834年，他计算一下，共约值2600万元。当时的购买力约等于现在的两倍，以现在的钱币来说，他拥有5200万元。他为人很俭朴（就其生活方式而言），一则因为其性情如此，一则因为其身材瘦小，食量不大。而他的慷慨是无限度的。他的帐目非常准确清楚，除绝对必需的以外，从不增加开销。在他管理的井井有条的庞大行号里，办公室占有两三个房间，陈设也极简单。
自可尊敬的东印度公司从广州退出以后，他也退出了和外国侨民的一般交易，专和旗昌洋行一家合作，他的对外贸易全由旗昌洋行一家代理。他在武夷山区拥有大片茶园，每年将从该处出产的名茶——功夫茶运往伦敦，它在英国市场上很受欢迎。他的交易额很大，全部由他的驻广州的代理人办理，他非常信任这些代理人，放手让他们去做。他的货物输出到英国、美国和印度。关于他慷慨大方的性格，我还可以举另一个事例来说明。这件事发生在近50年前，当时未按照他的指示办理。我们替他载运一船他从产地订购的生丝。生丝卖出之后，获得很好的利润。按照他的指示，卖得的钱应在加尔各答换成东印度公司的期票。令人吃惊并使他失望的是，卖得的钱竟被投资在一船英国货物上。这时，与他输出货物不同，输入英国的制造品是很不明智的（当时中、英间的自由贸易正在开始）。因为在自由贸易开始之后，只有少量生丝出口。结果使他损失了几千元。等到我们知道损失是因为未执行他的指示而造成的，我们立即通知浩官，我们应当赔偿他的损失。
这位老先生回答说：“让我想一想，明天告诉你。”到了第二天，在他的办公室，他答复道：“请你写信给C先生①，请他以后要多加小心。”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杖顿地以加强语气。他接受了毛织品，但拒绝接受赔偿。
公行在《南京条约》缔结后废除，前后存在了130年。这位举世闻名的公行最后一位首领，于1843年9月4日在广州河南去世，享年74岁，他和拿破伦、威灵顿都生于1769年。
通事
除了行商以外，在其他中国人当中，和外国侨民联系最密切的就是“通事”。他们之所以被称为通事，是因为他们只通中文，并不懂外文。他们被粤海关监督指派为通事，并持有
执照。而且，这也是按照北京政府的命令设置的。因为在“条约”签订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外国的领事或副领事被当局正式承认，因此这些外国官员如果要和海关监督联系，必须通过行商，行商又通过通事来递交函件。海关监督的答复又是写给行商的，命令他们转知“夷酋”，使他们“凛遵勿违”（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主要的通事有“老汤姆”、刘汤姆”②和阿兰仔③。他们是外国人许多雇员中的首领，协助他们照料日常事务，如侍候城中出来的官吏，检验出入口的货物，替这些税吏们填写税表，呈报海①原注：我们派去伦敦的一个合伙人，拜伦勋爵有一次写信给默里提到他，称为“恩塔西马西”，所以我们叫他做“塔西马西”。②原注：他们的中国名字是谭（Tam）和董（Tung），但外国人分不清这两个音，于是都成了汤姆（Tom），年纪大的是老汤姆，年纪轻的是小汤姆。③注：老汤姆（Old Tom）或译作老谭，即总通事蔡懋，办有宽和通事馆。小汤姆（Young Tom）和阿兰仔（Alantsae）其人待考。关监督衙门，以备登记，以及后期征税等。他们的职责当然不轻。无论白天黑夜，他们随传随到，应付五花八门的事情，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乐意为全体外国侨民提供方便。我们申请去澳门，要通过他们去取得批准，运出一船茶叶或卸下一船外国货物，也得通过他们去申请批准。有关外国人应注意遵守的详细规定也得由他们去传达。根据法令和“旧规章”，到江边散步，或去几英里外的“花园”，或去商馆对面的河南大佛寺逛逛，都必须有通事陪同。凡按“规章”去我们可以去的任何地方，都必须有通事跟随。事实上，要求通事跟随的“规条”并未严格执行，但也从未被废止。官员们派通事跟随我们出游或在河上划船的动机本来是好的——为的是防止我们迷路，或因言语不通而与本地居民产生误会以至冲突。通事的职责还包括到商馆去分发政府有关外商事务和黄埔的船只或伶仃的“趸船”的通告。在上述最后一种情况中，通事必须将通告“翻译”出来并指出：官员说，“如果趸船不立即起碇回国或驶入黄埔，就派巡船前往驱逐，决不姑息容忍。”然后又照例问：“你们明白了吗？这一次大人是认真的！”这份重要文件就被插进长袜子或靴筒内（这是他们常用的公文夹），然后说声：“请，请。”①于是又到我们隔壁的商馆去了。
在船运季节，从10月到次年3月，一艘船的通事，在装货期间，如有必要，常在晚上被召至外商的帐房，预备明早装船的茶叶单据，往往工作到半夜后。然后他持着这些单据，不得不连夜跑几家行号，看看茶叶是否已经运到，驳运货物到黄埔的“西瓜艇”是否已到来。完成这些事情，往往需要整夜劳动，但他们并没有流露出不耐烦或心不在焉的神色。等到一艘船上诸事俱备，准备量船时，通事又得去报告海关监督，由他派一名税吏来黄埔①注：原文作My chin—chin you，意为“向你告辞了”。原注释为“我向你致意”（My ComiplimentS to you）。“办事”，这位税吏总是由通事馆的一名成员陪同前来，该通事被称为“官方”通事。等到这艘船要开行时，通事必须给外商代理人一张“船钞和规礼”费用清单，货船最后离港时，他必须办完一切出入口交费的单据，呈给海关监督，一切手续皆办完之后，才能得到“大单”，即离港清单，交给代理人，手续才算终了。当商馆附近失火时，通事又得立即赶到现场。
作为一个团体来说，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人了。那位总通事“老汤姆”，无论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超凡的，他永远保持冷静。无论被官员恐吓，或者被外国人辱骂，他都从不发火。尽管有时遇到了难以和解的问题，他总是能圆滑地将官吏对付过去，并使“外夷”愉快。
每一艘停泊在黄埔的外国船，应交250元的通事费。每一只西瓜艇运货进港，通事费是15．22元。出口货物则由卖货者负担费用和责任。
买办
在商馆中，最重要的中国人是买办。他由行商作保，担保他的品行和能力，即要诚实能干。所有受雇于商馆的其他中国人，无论是他自己的帐房，或者仆役、厨子、苦力，都是买办的“自己人”，他们都拥护他，而他则担保他们品行良好、忠诚老实。这又是广州的侨民生活安全、秩序良好的原因之一。买办又管理商馆的内部经济，以及行外店铺主、工匠和商馆所雇用的买卖人。他在助手的协助下，管理商馆及其成员的私人帐目，他采办伙食，并侍候大班及会计①。
商馆的银库也由买办管理，它存放所有的现款和贵重物品。这个责任并不轻，因为有些商馆银库里的银钱数目很大，经常超过100万元，很少在15万或20万以下。在贸易的淡季（从4月到10月），商馆的主要帐本，所有重要的函件、信函簿等也放在其中。在1824年以后的许多年，还没有抄写的机器；所有文件都是手抄的，这就更要注意保存这些信件和文件了；当时广州还没有银行，每家商馆就是它自己的银行，因此买办的责任很重，而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人辜负了对他的信任。虽然他的薪金相对是很少的，每年只有250元到300元（我们洋行后来增加到500元），但他却可以从其他来源得到数目很大的津贴，这已成为“老规矩”。由于中美贸易的差额大大有利于中国，美国方面每年都把大量的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输入中国，以平衡由于其他进口货物相对较少所造成的逆差。茶叶、丝织品及其他货物，都必须用现金买进然后运出，因此每一艘美国船都带来大量的银元，如“公民号”就带来35万银元。1831年有3艘船就运来110万银元。除此之外，鸦片一直是现金交易的，还有伦敦的汇票也在开始使用。总之，所有这些款项主要是由买办经手。他从鉴定银钱中得到收益，这些都在银钱入库之前进行；但是一经鉴定，即行存库，以后如有短少或发现假洋，都由他负责。他给鉴定银元质量的看银师的费用是每1000元中付1角，而他得到的手续费是2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目。另一项收入是，在商馆对外付款时，凡在1000元以下①原注：外国商馆的主任称“大班”，即总管的意思．助理或职员称“会计”，这个词毫无疑问是从管“帐”的机关来的。会计一职中国人只知其为东印度公司商船的船长办理业务。其实外国商船的会计当每艘公司船回国时，享有为他自己运载40吨货物的舱位（英国测量单位）的权利。他们必须到广州去，为公司卖出出口货，采购进口货。会计有时租用商馆中的一部分房屋，当他们的船只停泊在黄埔时，就住在商馆。的，每元收底子钱5文（约等于半便士），无论对谁付款，或因何付款，此款由收款人负担。此外，凡商馆对行外商人贷款，或订丝织品和其他商品合约的预付款，他也有一定的好处。而商馆购买必需品时，他也抽收佣金。在1823年，发生了我所知道的唯一买办盗窃案，这个买办任职于当时最有名的两家美国洋行中的一家，住在瑞行三号。他挪用洋行的大量资金去经营自己的投机事业，被偶然发现了。当时洋行的主任A先生，立即去见买办的保人浩官，告知损失。浩官当即叫人把买办找来，他承认私自用洋行的钱进行投机事业，没有来得及将款补回，就因A先生突然检查而被发现。浩官当晚就将短欠的款项送还洋行，数目在5万元以上。
看银师
我们已经介绍了公行、行外商人、通事和买办，以及他们各自和外国人的关系。现在我
们来讲看银师，即鉴别银钱的人，或称“银师”，他们也是外商不能缺少的人物，尤其是在收款时。他们每日每时都出现在商馆宽敞的拱形通道中，在这里，成堆的白银正在被检验，白银放进铜秤盘里，又被取出，锵然有声。这是旧广州的生活中每日每时不可或缺的、炫目的伴随物。
银块与银元在入库之前必须经过鉴定并过秤。当这项手续办完之后，银元就不再单独存在了，因为中国人在做生意时，金、银与铅、铁、铜都是同样被当作货币看待的。在这方面中国人独具睿智，因此，在银钱交易中能采用简便的方法。根据长期的经验，每1枚银元，重量值银0．717两，这已成为当时所有结算的标准。这个帝国除了铜钱之外别无其他硬币，人们对铜钱已很熟悉，它仅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需，除了货币兑换商用来增加其储备外，在重大的交易中从不使用铜钱。尽管这种货币的规格很低，却给每个人带来了方便，这是很聪明的做法。铜钱的正面铸着铸钱时在位皇帝的年号①，并有“通宝”两字。但在另一方面，商业需要更大价值的代表，故通常使用便于携带的金条或银碇。金条较银锭小，平常每块10两，作长方形。纹银②作椭圆形，通称马蹄银，大小及价值不一。对这些用于贸易的金条银锭的铸造，政府不加干涉，犹如其他金属。看银师或铸造银锭的钱庄在上面打上戳记，以保证其质量。
由于并不存在金银硬币，其结果自然是外国银元的流入，每经过一次手就称一次，打上一个戳记，用广州话来说便成了“戳洋”或“戳钱”，第一次的“戳记”是看银师在检验时加的，以保证其质量。久而久之，这种银元逐渐失去原形，只能用“两”来计算，零数就用钱、分和铜钱来计算③。中国自公元903年以来就有称量金银的习惯做法。如果看银师加戳的钱经过检查，确属不好时，可以兑换，不过这种情形极其罕见。中国人在做银钱交易中，常带着称金银的厘秤，将其挂在腰带上。
任何人都可以把任何数量的金银送到看银师那里鉴定。但遇必要时，他们也去外国商馆、行商及其他顾客那里鉴定。手续费是很少的，但经年累月，过手的银钱多得无法计算，因为中国人一切交易都是用钱或其它的代用物④。看银师又是兑换银子的银商，需要时他们可以提供戳洋或金子——他们还是银行家，经营贷款或存款业务。他们的店铺用褐色的地砖铺地，到了年底他们将换地砖的权利出卖，因为砖缝中往往有不少的银屑，得此权利者自己出钱将砖换好。我听说有人曾出到50两银（约70元）来购买重要看银师的铺子换地砖的权利。①原注：自从满族征服中国以来，铜钱的背面用满文铸着皇帝的名字。②原注：纹银，就是银上面有“细丝纹”。③原注：10铜铁＝1分。10分＝1钱，10钱＝1两。④原注：金条、纹银或戳洋之类。
自1825年以来，有好几种银元被输入中国，在此之前最多的是西班牙的卡卢斯四世的银元。中国人特别看重这种银元，通称为“老头”。由于中国人特别习惯使用这种银元，以致卡卢斯三世或斐迪南七世的银元都不受欢迎。而“老头”则可得到贴水，这样便形成了银钱兑换规定的一条例外。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中部的省份都是用它作生丝交易，所以形成这种偏好，只认“老头”，对其他银元除戳钱之外都不肯接受。这样就使“老头”的价值上升了10％，甚至15％；在某一贸易季度，我们卖给总商6万元的“老头”，贴水竟达30％，换回7．8万元的戳钱。后来由于“老头”流通日少，斐迪南七世银元成了“新头”，渐受欢迎。但“新头”的贴水从未超过1％到2％。其他的银元如智利的、秘鲁的、墨西哥的和美国的，都不如“戳钱”受中国人欢迎，因而常被改铸。这些钱上面的花纹和铸字都和旧钱不一样，中国商人看不惯。有时在某种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墨西哥银元可以得到1％或1．5％的贴水。这种差额或由看银师上下其手所致，他们又暗中操纵；又因钱庄多为富商所开，往往用洋钱来进行投机，因而起伏不定。
如前所述，在帐本上，外国商馆是以元或分来记帐的，按照惯例兑换率为1元等于0．717两。只有一种特殊情况例外，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采用较为合理的中国币制。如生丝
付款每元等于0．75两，茶叶每元等于0．72两，麝香每元等于0．75两，①有些种类的鸦片也是按0．75两计算。由于中国一切产品皆以重量计算，就是生丝或丝织品也是这样，而所有的计算都是十位制，这就使交易较为方便。①注：原文分别作750／100、720／100、750／1000，可能有误，应作750／1000、720／1000、750／1000。
“广东英语”
“广东英语”①这个名词，是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之间用作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在我到来后的许多年里，外国侨民中懂中文的只有3人——马礼逊博士；现在的德庇时爵士，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商馆的最后一位主任；还有一位美国人，即我本人。“广东英语”是广州口岸在早期对外交往中产生的。这种奇特语言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外国人来广州的时间短暂，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够致力于学习像中文这样一种难学的语言，甚至要学讲一些极普通的话也不容易做到，即使学会了，到其他地方也毫无用处。加上当地政府严厉禁止学习它，甚至将一个讲授中文的中国教师斩首②。这是马礼逊博士之前有过的先例，他谈及在我到来之前发生过的一个事例。他还告诉我，在他到来几年之后，在1807年，不得不在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里的灯光遮蔽，以保护他自己的中文教师。
另一方面，伶俐的中国人，却巧妙地运用听惯的外国音调，成功地弥补他自己语言的不足，并依照他自己的单音节的表达方式，同时使用最简单的中国话来表达他们的意思。他们就这样创造出一种语言，可以说是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只将其①注：原文作Pigcon－English，又作Pidgin English.Pidgin本指不同语种的人们在商业文往中发展起来的混杂语言。大约在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广州口岸的中国人与西方人商业交往的语言是“广东葡语”（Pidgin—Portugues）。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英国在中西贸易中地位的上升，“广东英语”代替了“广东葡语”。到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以后，“广东英语”盛行于上海外国商馆集中的洋径浜，逐称“洋泾浜英语”。②注：指乾隆二十四年（1759）洪任辉事件中，清政府以“始则教授夷人读书，图骗财物，继则主谋唆讼，代作控词”的罪名，处死刘亚匾一事。见《史料旬刊》第九期天字307页。化为最简单的成分。但它却很牢固地扎下了根，成了许多数额巨大的生意或极为重要的事情的便利的交际媒介，以其活力和奇特性一直流行到今天。
这无疑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明，在英国人出现在广州很久之前已有它的根源。这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葡萄牙语和印度语的混合来证明，后者的来源可能是由那些最初经过印度的西方来客传来的。英国人在一百多年以后才到来，他们语言中的一些词汇逐渐被吸收进去，增加到使葡萄牙语消失，葡语便只限在他们的殖民地澳门使用。后来英国最终成了最主要的贸易者，这种语言便成了著名的“广东英语”。
Pigeon English（“广东英语”）的Pigeon一词完全是business （生意）一词的讹转，它们合起来的意思是商业英语。在葡萄牙语源方面，最确实的证据，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几个词，如mandarin （官员）起源于葡语mandar（命令）一词，compradore（买办）起源于ComPra（买），joss（菩萨）起源于Deos（宙斯）①；Pa-te-le起源于padre（神父），maskee起源于masque（不要紧），la-le-loon起源于ladrao（贼），grand（大）起源于grande（首领），如grandchop（大印）、junk（中国帆船）起源于最初在中国东海岸贸易的葡萄牙人对当地土语chueng（船）的读音②。在印度语方面，我们可以找到的有：bazaar（市场）、shroff（看银师）、chunam（石灰）、tiffin（午餐）、gogown（货栈）起源于ka—dang；lac（十
万）、cooly（苦力）、chit（便条或信）、kungalow（小屋）、k6aarle ①注：宙斯，拉了文原作Zeus，为希腊神话中最高的天神。②注：chueng又作chun，为闽南、潮州方言“船”的音译。据田汝康称“由于帆船海员多系闽广两省人民，因之马来语称中国帆船为djong，以后孽乳而成英文的junk，法文的jonque（或古法文的joncque），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的junco，荷兰文的jonk，德文的dschonke，意大利文的giunco。”（《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211页。）（咖哩），等等。
在“广东英语”中，必须指出有两个经常使用的词的特殊表现。这种语词的含义不仅限于来自外国语，而且包括纯然来自汉语的词汇；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混杂的语言。例如“折”（chop）这个词是经常出现的。它和“帖”（cho）一样，字面上的意思是指某种文件。一个店主的帐单是“chop”，上谕和官员的布告也是“chop”，运货的驳艇称为chop-boat；它又是期票、收据、印花或印信、起落货物的执照、商标、或者特许状等的称呼。一级品用“一等chop”表示；次等的根据其质量分为第六、八或第十“Chop”，即最差的。当派一名苦力去干一件急事时，就告诉他要“chop-chop”去。“第一chop人”称好人，而“坏chop人”称坏的。
又如一个复合词“炒炒”（chow-chow）的用法，差不多是无限的，在某些情况下其意思甚至截然相反。例如“第一号chow-chow”的东西，意思是“毫无价值的”，但用在早餐或正餐时，它的意思是“极好的”。一船chow-chow的舱货是一船杂货；一家普通的店铺称为chow-chow店；各种伙食的供应泛称为chow-chow；又如在商馆名单上已列出的，有一家叫“炒炒”馆，因为它的住客包括帕西人、摩尔人①或其他印度土著等。
虽然，中国人将所有的外国人都叫做“番鬼”或“外国鬼”，但是具体到各国人却还有很滑稽可笑的独特叫法。英国人称为“红毛鬼”，帕西人有剃光头的习惯，称为“白头鬼”②，摩尔人称①注：帕西人原文作Parsees，或作Parsis，帕西人为8到12世纪移居印度的波斯人的后裔。自18世纪后期起来广州、澳门贸易，为英属印度殖民地港脚商人的一部分。梁廷枏《粤海关志》称为“巴社白头回”。但帕西人为祅教（拜火教）徒而非回教徒．摩尔人原文作Moormen，或作Moors，为近代欧洲人对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伊斯兰教徒的泛称。③注：帕西人称“白头鬼”或“白头回”，与早期帕西人以白布缠头有关，此处有误。为“摩锣鬼”，荷兰人称为“荷兰”，法国人称“法兰西”，美国人称“花旗鬼”，瑞典人称“瑞”，丹麦人称“黄旗鬼”。葡萄牙人则一直叫做“西洋鬼”，因为他们最先从西洋来，所以就一直沿袭下来，至于他们在澳门出生的后代，则称为“澳门鬼”，中国人称Macao为澳门。
在广州商馆附近的书店出售一本名叫《鬼话》的小册子。封面上画着一个身穿上一世纪中叶服装的外国人——戴着三角帽，外配以有扣形装饰的大衣，手上拿着一根手杖。我现在面前还有一本这样的小册子。它首先提到的是“夷”（Yun），下面是“夷人”（barbarian）的释义，用另一个中文字“曼”表示“man”的发音。在许多单音字之后，是双音节的词。如“今日”（to-day）在解释外文意义之后，用两个其他的中文字“土地”来拼to-day的音。直至整句话也还是这样，由此语言的结构便被奇怪地改写。这本小册子每本才卖一两个便士，但它常见于仆役、苦力和店铺主的手上。该书的著者是一个中国人，他独具匠心，应使他名垂千古。我常常想是谁最先把“外国话”创化成为一种当地的语言，为了纪念他，应该在他的祭台上，点起红烛，献祭清茶，他的遗像应置于文字之神庙宇里的木雕神像中。
鸦片贸易
在西南季候风盛行时节，虽然很少有一般生意可做，但鸦片贸易却非常活跃。这正是“新土”到达的季节。经纪人卖货统用现金交易，照趸船上的定货单付款。接货船①依照定货单将鸦片装到船上，运到各个不同的目的地交货。这些专为此项贸易而特制的船艇是很长的，船梁和宽阔的船尾的比例显得不相称，为的①原注：中国人称这些船艇为“扒龙”、“快蟹”。是给经纪的代理人留一块地方，使他们可以常在一起。船上的水手数目是60到70人，他们和所有的中国船夫一样，是非凡的水手，聪明而又勤快。他们排列着坐在甲板两旁的矮长凳上使劲划桨，还有以席、竹和藤做成的主帆和前帆来增加推动力。船上的武器是一门大炮，放在船首，还有铁链、长矛，以及从外国船上买来的燧发枪、滑膛枪。这些走私船艇和官雇的巡船不同之处是重武器较弱，水手较少，并且船身油漆得很光亮，而水师船则油成红黑相间的花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