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鸦片交货时，每箱①鸦片要付给趸船5元，称做“金沙”。如果7天内不交定货单提取货物，还得再付2元作为滞留费。在从船上将货取走之前，都要用草席重新打包，然后在上面写上货主的私人记号和重量。有时一船装到100箱，市价约值15万到20万元。广州的代理商抽收5％的佣金，后来减到3％。每次拆包、过磅和重新打包仅花几小时。趸船上的水手大部分是马尼拉人和一些印度人，而看银师、木匠和小艇上的水手、厨子、仆人等，都是中国人。
鸦片贸易是皇帝的圣旨和广州当局的文告所禁止的，中国人贩卖“洋烟土”②要受到斩首的刑罚，但是存在着完备的贿赂制度（外国人与此毫无关系），以致鸦片贸易通行无阻，而且经常地进行着。虽然有时也会暂时中断，例如在新的地方官到任的时候。接着出现了提高规费的问题；但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除非新上任者的胃口太大，像经纪人说的“太不象话了”，就是说“这个人太狂了”。无论如何，很快一切都会满意地得到解决，经纪人又会笑逐颜开，大地上充满着“平安”无事。
在广州从来找不到一家卖鸦片的中国店铺，或者一个人可藉①原注：每箱1担＝133 1/3磅。②原注：官方常常这样称呼。以判断在何处买到鸦片或吸食鸦片的迹象，尽管鸦片并无其他用途。
广州的官员甚少过问“怜仃”转运站的事情，有时被迫敷衍一下，发出一份通告，命令“碇泊口外”的船只驶入港口，或驶回本国，否则“龙船”将对违反这项特别禁令者开炮轰击，把它们粉碎。
鸦片贸易的另一分支是在东海岸，有几艘属于广州两家洋行的中型船只，停泊在靠近厦门的泉州、甲子门，以及南澳岛。由双桅船和纵帆船向它们提供给养（从事这些交易的人称作“岸商”）。这些船从伶仃出发，把货送到上述碇泊的地点，然后在回程时收集货款。这些交易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几个人参与其事。有一次，商馆给我一个获得实际经验的机会，我利用这个机会，去南澳走了一趟。当时我们有一艘波士顿的飞剪船①，名叫“玫瑰号”。在1837年，这艘船准备载一批在广州已成交的鸦片去南澳交货，另外还带去若干箱，试探行情。整船货差不多有300箱，按广州市场价格计约合30万元。我邀请了一位英国绅士作我的客人，一同前往，在澳门附近的急水门②上船。“玫瑰号”很快就作好了开船的准备，我们趁着一股中等强度的西南季候风启航，这是一艘注册吨数150吨的前桅纵帆船，甲板排水孔离水面两英尺。天气很好，风力稳定，海平如镜。我们注视着气压计，因为当时正是台风季节，我们还派出目光锐利的嘹望人员注意密布海面的渔船船队，因为这些和平的渔民，有时也会变成劫掠的海盗。
到了第三天，我们进入南澳岛内部碇泊，最近两艘英国的双①注：原文作clipper，即
鸦片飞剪船，是19世纪中叶外商专门用来在中国沿海进行
鸦片走私的快速帆船。②注：急水门在香港附近，靠近澳门的为金星门，此处有误。桅船“奥米加号”①和“芬德利总督号”②。比我们更靠近海岸处，有两艘用作战船的中国帆船，向我们碇泊处驶来，船上挂着许多旗帜，其中一艘升起一面“副将”旗，我们知道要和大人们周旋一下。但是没有一条中国小船，甚至是卖食物的小艇靠近我们，更不要说中国帆船了。我们刚卷好帆，收拾好东西，一位“大人”就坐着一种平底方形的长宽划子来到了，除了划桨的人之外，还有随行的官员及私人随从，他们穿着草绿色的衣服，戴着圆锥形的藤帽，帽上围着红丝绳直到帽沿。大人自己威严地坐在椅子上，安闲地吸着烟。一个仆人举着一把绣花的大丝绸伞在他头上，另外有几个随从站在他旁边用扇子替他驱赶蚊蝇。船长福斯特到船舷边迎接。大人举止安详而有尊严。当递上一枝雪茄烟和一杯酒之后，副将询问我们来南澳碇泊的原因。看银师③告诉他，说这艘船是在从新加坡去广州的途中，由于遇上逆风，被漂到南澳，必须补充木柴和淡水。大人很认真地听取解释之后说：“任何补给物都可以得到，但当补充了木柴和淡水之后，应当马上驶往黄埔，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因为大皇帝不允许从远方来的船只到任何别的口岸去。”然后他庄严地从靴简里抽出一份长长的红色文书交给他的书办，让他将其大意通知我们。
其大意如下：
上谕
因向来只准外夷到广州一口通商，不得以任何藉口到国内其他地方游荡。然而天子恩德浩荡如海，断不能置因海流相逆缺乏食粮之夷船而不顾，特准其补给以便①原注：“奥米加号”属于宝顺洋行。②原注：“芬德利总督号”属于怡和洋行。③原注：所有的鸦片船上都带着看银师。继续航行。一俟补足，立即开行，不得再行逗留。钦此。
道光十七年六月四日。
这道上谕放进封套之后，再放进他的靴筒（如碰到其他“需要补给”的外国船只还可再用）。大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示意他的部下返回划艇上，只留下书办。这时就请大人和书办进船舱休息，茶点之后，我们便转入正题。这位官员开门见山地问：“你们船上有多少箱？都是运来南澳的吗？你们还沿着海岸再往北驶吗？”同时还暗示，这里的官员是非常严厉的，不敢不执行大皇帝的旨意等等；而我们的回答也同样是明确的，直截了当的。这艘船不打算驶往南澳以北，船上约有货物200箱。然后就谈到“金沙”，这个问题按照中国人的“老规矩”解决。这样一切都安排妥当，于是便喝酒抽雪茄烟，这位大人说声“告辞”，我们陪送他到船边，在其书办的帮助下跨过船舷；我们看着他安稳地坐在那顶漂亮的丝绸伞盖下，不久就回到了他的大船上。
中国的买货者看到官员已经查察过这艘船之后，便自由地来到船上。一两天之后，几艘商人的帆船从大陆驶到我们的碇泊所。当他们靠近时，我们从他们的桅顶辨认出他们的标记，在离开急水门之前，他们已将这些标记的副本给我们。我们升起我们的标记，这些帆船便靠着我们下碇，在惊人的短时间内，他们便已用自己的小船从“玫瑰号”上把鸦片搬回帆船。这些鸦片在广州成交并付款，在这个碇泊所交货。广州外国商馆的卖货人与中国的买货人之间的完全信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如果有任何一方违约时，对方并没有什么合法的手续得到赔偿。这批货的价值为15万元，已经在急水门打好包，加上标记井查点过了。那个中国人上了船之后，打开包袱，取出在广州外国商馆已经办好的定货单，抽了一两筒烟，和看银师喝了一杯茶，与此同时，有人从船边上将货物搬过去，然后说了一声“顺风顺水”，或“一路平安”！就和我们分手。于是那几艘中国帆船起碇，升起主帆，等到最后一包货运上甲板时，锚已拉上船首，他们向北面站立着，立即开船。
有人曾作过多次尝试，企图在更北的地方建立“浮动”货站，为此甚至到过朝鲜的海岸和台湾岛北端的基隆港。“气仙号”飞剪船，船长华莱士，直航行到辽东湾，那位有名的普
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为了传布《圣经》和劝世小册子的特权，充当贩卖鸦片的翻译。郭士立牧师是一位“老岸商”。他第一次到中国是作为一艘中国帆船的乘客从新加坡来的。由于他也在马六甲学过中文，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种友情。第一艘在东海岸停泊的鸦片船是“扬上校号”①，在1831年，它的补给船“仙女号”来往于伶仃与停泊站之间。郭士立曾在“扬上校号”上呆过一段时间，由于他懂得中国沿海的方言，这就使他成为一个极为有用的人。他很像是一个中国人，他们便称他是“假汉人”。在他回来后曾将他到沿海及内地旅行的笔记给我看，内容是很新奇而有趣的。他有好多天离开这艘双桅船而独行。有一次他几乎到了广东省的边境；在另一次，他深入福建的武夷茶区。他说那里的人和善好客，给他坐粗陋的轿子，毫不吝啬地给他食物，到寺庙投宿从未遭到拒绝，而且还给他吃的。他旅行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知识，而且为了散布劝世文，每到一个城镇或乡村，他总是散发翻译了的《人生说》，并给中国人治病。有一天，他乘小艇上岸时，小艇翻了，他和他的几个“穷朋友”、一个装满宣传小册子和一袋袋药丸的箱子都滚到浪涛之中，他和小艇上的4个水手在恐惧中挣扎，随时都怕被鲨鱼吃掉。
两个星期快完了，我决定回到急水门。我的朋友N先生表示同意，但问题是何时回去，怎样回去？“玫瑰号”上还有相当数量①原注：“扬上校号”以及“仙女号”均属于怡和洋行。的鸦片要处理，一个月都未必能准备好。这一犹豫，两天的工夫过去了。就在这时，从北方的货站驶来了纵帆船“猎兔狗号”①，这是一艘号称100吨的小船，是在澳门由一个美国造船匠汉密尔顿造的，由我的朋友，船长霍尔指挥，他答应载我们回急水门。在从3艘南澳船收了款之后，该船的全部货物中包括有价值43万元的金条和纹银。我们带着行李和几个仆人来到船上，船立刻启航。这艘船的船舱自然是很小的，而且到处跑动着蚂蚁、蟑螂和蜈蚣，使我们不得安宁，我们只好搬到舱面上，吃饭、抽烟、开玩笑，倒也逍遥自在。我们在九龙碇泊，刚好避过了一次非常大的台风。我们从那里出来，然后驶往急水门，从那里坐快艇直接回到广州。
“玫瑰号”在1841年7月21日，因遇台风而沉没了，只有1名葡萄牙“海怪”②未被淹死。他在一块厚木板上飘了3天，被我的一位老朋友和当年的船上旅伴，“成功号”船长弗雷泽，在离老万山30海里的海面上救起。
我不厌其烦地叙述我到广州最初15年的鸦片贸易，可以帮助读者正确了解当时鸦片交易的方式。在1839年，林铁差大臣收缴了20052箱鸦片，当地的鸦片贸易在一个时间陷于停顿，但并未彻底杜绝。在这一年之前，这种买卖确是在广州的外国人最易做，也最惬意做的。他卖出是愉快的，收款是平和的。这项交易似乎也具有了这种麻醉品的特性，一切都是愉快舒适的；卖出的手续费是3％，盈利的手续费是1％，没有坏帐！代理商每箱可赚20镑，年年如此。
没收英国人所有的鸦片的结果，就是要广州城交出600万元的赎城费，这还是卧乌古爵士的格外施恩。这笔款后来由英国政①原往：“猎兔狗号”属于怡和洋行。②原注：港脚船和海岸船上带有充当舵手的马尼拉人、孟买或澳门的葡萄牙人，他
们用水砣测深，被称为“海怪”。府拨给鸦片的所有者作赔偿费，这些鸦片所有者当时曾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广州的代理商，遵照义律上校的命令，“为了女王陛下的政府，向中国钦差大臣屈服”，而交出了鸦片。
由于赎金的赔偿远远低于一般的市场价格，甚至连成本也不够；另一方面，由于北京当局采取措施，在中国领土内“永远根绝”吸食鸦片，谁也不能预测鸦片跌价会跌到怎样低的程度。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是非常合理的。
在所有洋行中交出鸦片最多的一家是7000箱；我们的行号交出1500箱，名列第三；其余的主要是由英国人、帕西人，以及其他印度土著的行号交出的。派遣钦差大臣以及他将要到达的消息，是在1838年的最后几个月传到广州的。当地的官员为了表现他们积极执行以
前的谕旨，便开始对交易者采取严厉的措施。这就产生了许多残酷的惩罚。1838年12月间，在商馆前面的广场处决了一个人（这是为了侮辱外国人），1839年2月，又企图在那里绞死另一个人①。这就引起了一次空前未有的暴乱，导致了中国暴民对所有外出的外国人都加以袭击，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受了伤，商馆被数千暴民包围着。
他们拆下每座商馆前面围栏的沉重柱子，作为攻打的武器，像许多野兽一样狂叫着。我们担心他们破门而入，所以在我们的商馆瑞行二号的主要入口处撒满了玻璃瓶碎片，因为我们的敌人都是光着脚的，我们又滚了几个大煤桶来挡住门；但我们的第一道防卫措施并没有什么效果。几个官员大约在中午时带了一名鸦片贩子来到广场，要在那里将他绞死②。绞架已经竖起，几分钟内就①注：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1963年台北版，第一册，70、72页），1838
年12月12日，广州官吏拟在商馆前面将烟贩何老近处死，因外国人反对，未果。
1839年2月26日，将何老近在商馆前绞决。这里所说应为同一人。③原注：绞死，是在广场中立起大木架，犯人伸颈，双手伸出，准备行刑。这是比
杀头更可怕而更可耻的死刑。要完毕。当时一个异常的骚动突然发生，以致引起正在广场上的一些外国人的注意。这个消息马上从一家商馆传到另一家商馆，所有我们能够召集的人都来了。大约有七八十人，全都冲到外面来制止行刑。我代表当时所有在场的外国人发言，抗议把广场变作刑场。那负责行刑的官员声称，他接到命令，一定要执行，广场是他们皇帝陛下帝国疆土的一部分。我告诉他，可能是这样，但广场已租给我们作为娱乐场所，我们决不允许在这里公开行刑而玷污它！说这样的话是一件勇敢的事。在这短时间内，广场上出现一种异常的气氛。在绞架旁边，是脖子上挂着铁链的犯人，被两名狱卒架持着，所有的人都以惊奇的目光围观着。官员的仆人不断给他装烟，他的随从，几名兵丁和轿夫对这件事看起来比什么都更有兴趣。如果不是有一艘船的水手今天上午恰巧从黄埔来到这里的话，那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群水手是属于原东印度公司船“奥韦尔号”的，船长为拉金斯，以前曾在公司服务，在外国侨民中很出名，受到普遍欢迎。这些水手当时正在广场闲逛，慢慢走近出事的地点围观。看了这种事态，他们突然抓住绞架，把它打得粉碎，并拿着木块向行刑的刽子手和附近的中国人的头上和肩上乱打。狱卒把犯人拖走。水手拆烂了为官员搭的棚子，推翻了椅子、桌子，抓起茶壶和茶杯要掷向那位官员，幸好被我们拦住了。当官员和随从未遭到伤害而离去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而且发现我们仍然保有这块地方。这时一个水手对另一个水手大叫：“我说，比尔，我们可不是天天都可以这样闹着玩的！”
在整个下午，这群暴民继续包围着商馆，在美国商馆拐角处的卫兵，几经努力去驱逐这些袭击者，都徒劳无功，被迫退回。在帝国馆，“亚历山大?巴林号”船长圣?克罗伊克斯把所有同住的人都集合起来，用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武器，如手枪、鸟枪将自己武装起来，提议冲出去，幸好没有这样做。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有8000到10000名坏人，他们决心要消灭这些“外国鬼”。快到5时时，有人提议，有必要把我们的处境告知浩官。看起来，官员们似乎要把我们交给这群暴民了，当时街道都堵塞了，没有一个中国人愿去传递消息。我和一位美国人奈先生自告奋勇去见浩官。我们爬上瑞行四号的屋顶，设法爬过一家可以到达新豆栏街①店铺的屋顶，我们从那里下来，几经努力，到达商馆后面的街道——十三行街，这条街可以通到浩官的行号。我们发现这位老先生已经得到一些消息，他忐忑不安，但却似乎完全不知道广场和商馆已经在暴民的控制下。他马上派人送信去给广州知府，我们则从原路返回。大约6时半，我们听到由远而近的开道锣声，这表示官吏们来到了，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我们从阳台上看到暴民被鞭子驱散。官员们带着很多兵丁来临，吓得暴民急忙从广场夺路而逃，一个也没有留下。有的甚至向河边跑去，有几个掉到河里，也没有一个船夫肯去救助。各商馆的大门很快打开了，不一会儿，原先被囚禁的占领者出现了，脸上露出难以形容的如释重负的表情。官员们就在楼下过夜，椅子全给了他们，官灯全点着了，此时此刻我
们有了一种绝对安全的感觉，而且还不受打更锣声的干扰，我们全都上床睡觉。第二天，一切又恢复平时的舒适和安全。那个被带离广场的烟贩，被带到公共刑场去执行绞刑。早晨，我们向官员表达谢意，感激他们的及时援助，（而不是如某人所说的，我们这样做是“厚脸皮的”，因为前一天我们亲自控告他们，还把执法的官员赶走！）他们很客气地接待我们，向我们保证，要我们“不用伯”！
这是外国人对当局许多挑衅中最严重的一次。我们完全无视他们的文告、禁令、警告和威胁，将其统统看成是一纸空文。我们自己也常常说他们很宽大，对他们给我们提供帮助和保护感到惊奇；事实上，他们是把我们看作一些不听话的孩子，一群从来①注：原文作Hong Lane，Hong应为Hog之误。不讲“道理”的人。
当帝国政府突然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来没收英国人所有的鸦片，并惩罚本地的交易者时，鸦片贸易的末日似乎已经来临。广州的洋行被迫交出它们的存货，在极少数几家洋行控制下的东海岸的鸦片供应，已经大大减少，新的货源也没有希望。许多从印度运来的鸦片，中途就在新加坡卸了货或运去马尼拉，而更远一点的先前来货的国家也完全中断。前景一片漆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鸦片持有人没有法子在新加坡把货卖出去，这物品真的成了一种药材。甚至每箱低到150元至200元，成了海峡方面的常价。这就是随着查禁鸦片而来的“鸦片问题”的情况。外国侨民除了美国人之外，全都离开广州。最初他们带了些杂物住在九龙的船上，但那个碇泊所被官员开炮轰击，在急水门口的铜鼓①，便成了一般外侨的聚集之地。有一天，一艘飞剪船在出海途中，失踪了一段时间，才又听到它的音信。船上有几箱在“收缴鸦片”前到货的鸦片。在行驶时间中，接到给船长的两封信，信中指示他在离开大陆之后打开其中的一封。他照办了，原来信中指示他最好驶往新加坡，将船上的鸦片卸上岸，然后把未开的一封信送给那里的一个委托人，并接受委托人的指示。结果，船长遵命而行，但却不知道目的何在。如果有人问他，他根据指示回答说船上装的是鸦片。在到达时，20箱鸦片要当着众人的面运上岸去。岸上站满了摩尔人、犹太人、帕西人和中国人，全是鸦片持有人或经纪人。当然，他们没有收到信。而且眼睁睁地看着20箱鸦片被抬上了岸，所以他们便得出结论，的确“上帝真伟大，穆罕默德是先知”，中国最后决定禁止毒品进口了。这个代理人敏捷地制定他的计划，在聪明的经纪人的帮助下，从这里买一点，从那里买一点，在24小时内悄悄地收购了近700箱鸦片，价格奇贱。鸦片在①注：铜鼓洋面在金星门口，此处有误。新加坡无销路，许多持有人再也无法储存了，有些索性能卖多少就算多少，并且从此“洗手不干了”。平均价格是每箱250元。原来的20箱又重新装上那艘飞剪船，加上新买的，稍事停留之后就启航了，竟无人知觉。船是向中国海驶去的，目的地是东海岸。在那里它的舱货很快按每箱2500元的平均价格卖出了。
在广州城内，我听中国人说，每箱价格升到3000元。在当时，贩烟和吸烟关系到生死——吸烟者要严惩，甚至对知情不报者也要惩罚。钦差大臣就驻在城内，他是毫不留情的。华人团伙普遍惊恐，但我们从有关方面听到，被砍头的还不太多。
当鸦片贸易进行时期，经常讨论到做这种贸易的道德，以及中国人吸烟的后果问题。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几家外国行号凭着良心不从事这种交易。至于对广大城乡居民的影响来说，我们看到他们还是健康、活泼而勤劳的人民，乐观而又俭朴。他们在商业方面是聪明的，在工艺方面是灵巧熟练的。这些特性和吸食鸦片的习惯是不相容的，何况鸦片精土价高，因此将其炼成稀膏（用许多烟土块熬成）是全无害处的。在比较富裕的阶层中，毫无疑问是普遍用的，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就是我自己，我想可以确实地说，全体外国侨民也是难得见到有哪一个人因为吸烟而身心受到损害的。说是普遍滥用，包括使用烟枪在内，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我记得有一个人，由于吸食鸦片过度，被带到一所传教士开的医院治疗，但他看起来像一头狮子，这就很可以说明问题。事实上，吸烟只不过是一种习惯，就如同我们外国人喝酒一样，只要有节制就可以了。至于与美国和英伦的饮酒比较，则鸦片的恶果是
微不足道的。这是我在广州、澳门和香港40年侨居生活中的个人经验。
来往澳门
在第一批外国商人来到广州的许多年以后，在他的船只出发之后，是不准在该处居留的，必须随船离去。这对于那些大公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说，便逐渐觉得很不方便。因此，这些人便退往澳门，在那里有当时特别为他们建造的临时居住的处所（该处的旧荷兰商馆，建立已达一百多年，在1875年被台风摧毁）。在每年东北季候风结束时，商馆人员便从广州迁往澳门，与此同时，商业的“淡季”也开始了。市场上的茶叶已经运完，在黄埔很少或没有船只。澳门气候宜人，海风清新，风景优美；从整体来说，或许它提供了在东方世界已有250年的一个西方殖民地的唯一标本——它建有炮台、城墙、教堂、女修道院、参议会，以及宽敞坚固的私人住宅。
东望澳门湾，看起来酷似那不勒斯。一幢幢美丽房屋，边沿有一片宽阔的海滨草地保护着①，草地又由一道筑有矮墙的防波堤环绕着，风景非常美丽，港外的东北面是大屿岛②和伶仃岛，北方横列着“九洲岛”，西南是一个名叫潭仔的碇泊所，位于大横琴岛之东和鸡颈岛之西的中间③。这个碇泊所离澳门约3海里（离上述两岛也是3海里），它是在葡萄牙的统治权之下。澳门西边是一个内港，将澳门和拱北岛分开。葡萄牙人早期曾在该岛上建有带花园的别墅，但终于因无力保护自己不受中国海盗的抢掠而放弃①原注：其地称为南湾，1875年曾一次被台风所破坏。②注：英文名应为Lantao，原文误印Lantoa。大屿岛又称大屿山、大鱼山、大奚山等，今属香港新界。③注：潭仔岛和大横琴岛均在澳门西南，正当十字门航道。潭仔岛东面有鸡颈角，西文和为Cabreta Point，故又称潭仔岛为鸡颈岛。近仔碇泊所在鸡颈角附近。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驶往广州的外国商船，先在此处碇泊，向澳门同知衙门雇请引水和买办，再驶入黄埔。了，到1825年，只剩下一些遗迹。
每年离开广州商馆，都简直是一件大事。有15到20只驳艇停泊在公司码头。在这些船中，有的被改成睡舱，因为这些船的甲板高，又有宽阔的船舱，将地板拆除，便可腾出宽敞的空间。船的两边有大窗，有窗帘和活动遮板，以蔽风雨。另外的驳艇载有乳牛和养牛人，以备旅途食用，此外还载有重要的帐簿和文件。商馆的人员很少会少于20到25人，和他们的私人仆役，分乘其他各船；还有买办人员、厨子、苦力等，包括驳艇的水手，总人数不下250到300人。当通事带来了政府的准许状后，艇队就在打锣声中启碇，放鞭炮并烧小红方块的纸钱，献祭江河诸神，驳艇经常经由被称为“澳门航道”的水道①，这是珠江的一条宽阔的支流，离商馆西面约半海里，流向正南；驳艇鱼贯驶经商馆时，浩浩荡荡，很是壮观。到澳门的距离，如果把河道的弯弯曲曲也算进去约120英里，一般要走3至4天。从澳门返回广州也是当地生活的一件大事。如1831年10月公司离开澳门时，我有幸接受当时商馆的主任马治平的邀请一同前往。分配一只驳艇给小马礼逊和我使用。下面是当时我写给一位在美国的亲戚的关于此次前往省城的旅途详细情况的信：
1831年10月4日，于澳门往广州的“金帆船号”划艇上。商馆原来打算于1日启碇，但却推迟到2日。当时分别通知全部人员，要求他们在第二天早上10时半分别登上各人艇上，各艇按时出发。我和同艇旅伴上了我们的驳艇，它与另外13只驳艇碇泊在内港，它们组成了这支艇队。特选委员会主席德庇时先生的艇上发出信号，并①注：即白鹅潭以南的珠江后航道。将主帆升起，几分钟后，我们陆续通过内港出发。我们算了一下，连请来的客人在内，一共有38名外国人。有3只驳艇（按照外国的度量将及120吨）满载商馆的苦力、
乳牛和供应品。另外每只艇上载有可供3天的供应品。我们的艇既宽敞又舒适。我们有一个用板隔开的船舱，有14英尺长，10英尺宽，7英尺高。前面另外一个舱房给我们的仆人、厨子及作储藏室用。两旁的长凳作床用，还有桌子、盥洗用具，一切都很完备，整齐清洁。我们早晚用餐，一如岸上的方式。按照安排，有些艇上为4位先生，有的为5位。这些艇一年租给商馆两次，每只艇单程收入为100西班牙银元。供应品和家具——事实上，全部必需品——亦由公司供应。我们不是全体人员一起返回，有的暂时仍留在澳门；回广州的人当中有加律治医生和维切尔神父，以及其他重要人物，管事坎宁！公司的买办也随船同行，他掌管有三四只快艇以传递信息、访友，或者分送新鲜牛奶。因此，你可以明白，一切都称心如意。每只艇约有水手15人，他们驾船娴熟，令人赞叹。这些中国船民在世界上可能是无以伦比的。他们不仅聪明活跃，而且性格善良，乐于助人，似乎急于让船只尽快地前进。
刚才我已向你简单地介绍了我们艇上居住舱室的情况，现在我将继续向你描述从内港出发后航程的情况。当我们通过内港时，鞭炮齐鸣，锣声迭起，以此“请神”保祐我们一路平安。过了不久就吃午饭，这是头等丰富的午餐。开始是蟹肉汤，满满一大盘点心，霍奇森的淡色啤酒，极好的玫瑰酒和雪梨酒，加上番荔枝、香蕉及其他水果。我们11时上床睡觉，但睡不着，因为进入了“磨刀门”之后，遇上强烈的顶头风，以致我很早就起床来到甲板。艇队艰难地前进，不断地转帆抢风。我们发现自己的艇是在艇队的中间，那些在上风的艇离我们约3海里远，在下风的也隔同样的距离。8时我们经过磨刀炮台，有名的海盗阿保仔①曾经以此为根据地，向四面八方进行劫掠。附近碇泊有两艘“天朝皇帝陛下”的水师帆船。当天的鲜奶已送到船上。在8时吃早餐很不方便，因为艇身颠簸倾斜。我们驶入香山河，但在11时半，我们被迫在离城5海里处下碇，因为暴风骤起，暴雨倾盆。5日早晨，阴天有雨，风势有所减弱，潮水顺流，我们起碇，8时半驶过香山。我们打算下碇迎接该城官员的照例拜会，但他不愿意在这样的天气外出，幸好，昨夜买办已乘快艇前往，获准在公司的准许状上盖上他的官印，准我们前行，不用停留。但由于这一阵子的忙乱和买办不在艇上，致使我们的饭后茶没有牛奶！6日早晨，买办又在艇旁出现了，他向我们表示“情况良好”，预示要再用羊肉给我们作正餐，想到我们离开澳门以来所“经受”的，它将会很受欢迎。
河两岸的景色非常秀丽，我们尽情欣赏。河堤上种满橙、柠檬、桃和荔枝树。在一个小山顶上有一座7层宝塔。如果你向一个中国人询问建塔的目的和用途，他答称这是“菩萨的事”，而你则仍然不清楚。事实上，中国人相信这些建筑物会给当地带来繁荣并能驱走邪恶。河面上挤满了往来两岸的小艇，艇上满载着各种各样的土产和乘客。他们睁大眼睛好奇地望着我们。再往前进，我们经过另一个炮台，它的名字很古怪，叫做“老鸭”，河对岸的另一个则叫做“大良”。下午，清风劲吹，我们①注：阿保仔又称张保仔，即嘉庆年间广东沿海的著名海盗张保。
行驶加快了，又经过另一个炮台，叫做“大门口”。我们不得不吃饭，吃了一只极好的烧阉鸡，其他的则照常。我们正好在紫泥靠岸，去办验证手续。驶过西炮台不久，我们看见了省城的万家灯火；晚上8时，我们高兴地发现又回到了“老广州”。
荷兰东印度公司也以同样程序来往澳门。该公司的人员没有英公司那样多，通常由两位先生主管全部业务，另外还有3个或4个“书记”。
其他外国商人，在各种借口之下，整年留在广州。其借口之一是他们的进口货未卖出，因之他们运出的茶叶或其他货物的货款未付清。这种借口，即使不被认为是合理的，无论如何已产生使当局装作不知道他们留下的效力。逐渐地使“旧例”条款成为具文。
已知道大公司来往于广州和澳门之间的情况之后，就必然想知道个别“私人”来往所经过的手续（这些手续同样适用于那些公司）。首先要请来一位通事，把申请前往澳门人员的姓名、国籍告知他，由他转交行商。于是由3个或4个行商联名向海关监督递禀，便可得到批准。在这几个行商中，必须有一个是外国申请人的“担保”人。3天之后，通事又来到商
馆，通知说行李必须由海关监督衙门的官员检查，待检查完了，就将准许状交给租艇的头目。第4天。艇就可以起程。不要以为“政府规章”是不能违背的。如1830年，因患病，我请浩官利用他的影响设法让我立即起程，因而在24小时内，我的证件办好，随即起程。外国人往返澳门时所坐的艇，称为“内河快艇”（如果人数众多，则用驳艇）。它们既宽敞又舒适方便，船舱内可容客人站立，两边还有宽大的铺位，上面铺着干净的席子，人可以在上面睡觉。船窗装有绿色的软帘，船舱中央放有餐桌，上面悬挂着一盏灯。设备可供4人之用，在主舱之后有一个较小的舱，是给仆人和厨子住的；艇尾部则由舵手和两三名操纵主帆的水手居住。船上的一个部分是厨房，主舱前面覆以平甲板，直到船头；在这里竖起一杆前桅，设有10到12枝桨。水手为12或15人，他们总是机敏地努力操作，而且性情和善。沿河上下航行是特别愉快的，暂时摆脱了室内事务，赋予人一种新的感觉；而且，如果是乘西南季候风航行，没有什么比在商馆忙完后领受那种海上吹来的清新微风更爽快的了。全程的租艇费用为80元，而通常的赏钱是10元到15元多，根据个人在旅途上的痛快或沉闷的心情而定。
官方的文件有4份，特殊情况下可能增加到5份，现在一起将其列下。
第一份，由行商递交的申请前往澳门的准许状，文句如下：
呈请为核准前往澳门事，兹有夷商亨某，确系去年前来广州贸易，现拟前往澳门一游。不敢妄自行动，彼请商等转请颁赐官方执照，以便沿途关卡查验。此事确属夷人请求，商等呈请核准其前往。
附注：夷商亨某携有一枪一剑，作为本人防身之用，另有随身衣物及厨房用具等。
（签名）浩官茂官
潘启官潘海官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第二份，海关监督核复：
准予所请，可前往澳门。此件须出示沿途各关卡，并于抵澳之后，将其缴交该处收税人员。
（海关监督之印）
附注：提交西炮台及紫泥税馆签署。
第三份：
此件提交赴澳沿途查验放行。钦命署理粤海关监督加二级豫①。为确保来往广州与澳门间行程安全及畅通，自应发给该夷人等过关执照，以便提交沿途关卡，查验放行。并将各处到达与离去时间详为注明，据此可通行无阻。如不借故游荡，何致发生纷扰？抵澳门之后，本件必须缴交该地税馆，送回本衙门注销。彼等（手持执照者）须郑重执行本谕。
附注：艇一只，乘载夷人亨某一名。彼于四月十六
日从省城起程。
（即鉴及日期）
验照处：
西炮台十六日晚到，当晚离去。
紫泥十七日日间到，当日离去。
香山十八日②午夜到，次日日间离去。
澳门十八日晚到。
（我按照到达及离开的时间填写）
第四份：
豫（同上）。
钦命统管外洋贸易各事。现核准商人亨某，乘张叶①注：原文作Yu，即粤海关监督豫堃②注：原文如此，“十八日”当为“十七日”之误。保艇，携带上等茶叶等物前往澳门发
售，所带已完税各物登记如下：
63斤茶叶，分为5盒。
4只大银匙。
8只小银匙。
45斤油，分两罐。
10斤图画①
36斤蜜饯，1箱。
27斤咸鱼，1袋。
612斤木器，分8箱。
30双鞋，1箱。
270斤铁器，分3箱。
18斤火腿，1袋。
1张木桌。
27斤白糖，1袋。
3幅小油画。
该夷商亨某又带有如下自用物品：
542瓶洋酒。
30把外国餐刀，及30把叉子。
30个玻璃杯及玻璃瓶（细颈盛水瓶）。
1箱毛衣服。
2盒剃头用具（剃刀）。
250斤外国衣服。
30斤香水。
200斤铅。
70斤潜水鸟食物。①注：原文如此。疑为从内地收购的各种画册或画页，出口时以斤计税。
1块玻璃镜。
1盏大玻璃灯。
20斤外国陶器。
10斤铜器。
30斤蜡烛。
10块洋香皂。
1枝洋枪及1把洋刀。
1顶帽及1个小望远镜。
170斤白色洋纸。
5幅有玻璃镜框的图画。
40斤卷烟叶（方头雪茄烟）。
1床白色毛毯。
由于我前往澳门的时候，正好是收缴鸦片之后的一两个月，因而特别严密，以防“钦差”。点了名的9名外商人质逃跑。为此而颁发如下的特别文件：
第五份：
本准许状，由管理鸦片事宜钦差大臣派遣驻防夷馆一带、审查来往广州走人之官员颁发。特派候补李具报广州协。①现悉张某艇上，有夷人亨某乘坐，于四月十六日赴澳，不得拖延。再者，艇上并无“九犯”在内，沿途关卡应准予放行。
第一九六号（广州协签名）
另注：“此件应缴回注销”。
注：原文作Kwang—chow—bee。原注：“广州地方行政官员的副职。”广州协为广州快副将或广州协镇的简称，即广州地区绿营军队的指挥官。此处有误。
商馆的买办总是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们自己经营的一大批“杂货”运往澳门，我们从未拒绝这种权利。在第四份文书内“携带上等茶叶前往澳门发售”以下的项目，那200斤铅（266磅）是从哪里来的，对我来说是个谜，而那270斤铁器是铁箱，270斤白洋纸是一般办公的帐簿和文具，从广州搬走是由于一些待解决的事务和大量的商馆存货等等。详细登记各样东西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做法。至于同样的文件，现在已不再颁发，而且在上述情况下，也不再经过内河水道的奇异行程去澳门了。现在一般经由外洋水道，乘坐华丽的轮船从虎门前往。
茶叶
英语tea（茶）这个词起源于中文，本来是福建方言toy的讹音，该省最先输出茶叶到欧洲。“茶”字原来的方音在西方仍然保留着。从广州口岸运出茶叶已将近250年，广州音把它称为cha。这个词的原意为“泡沏”，而cha－yip（茶叶）则类同商业用语的“泡茶”。茶的种类繁多，主要分为红茶和绿茶两类。只是最近55年内才有乌龙茶和安溪茶输出，主要是运往美国。这些茶是浅褐色的。红茶则包括武夷、功夫、小种和包种。第一种得名于著名的福建武夷山，第二种意思是做工者的茶，第三种是“小的种子”，第四种是“包着的种子”，这些茶总是用纸包装。绿茶有：1．“雨熙春”，2．“熙春”，3．“熙春骨”，4．“珠茶”，5．“大珠茶”。第一种的中文意思是雨前采摘的茶，第二种意为“初春”，第三种是茶的废料或碎末，第四种意为“小珍珠”，第五种意为“大珍珠”。
除此之外，以前还运出拣焙，红梅，萝茶①，芽茶和武平；但①注：当为松萝茶的简称。这些茶的特别名称现已消失，假如现在出口，将与其它较为流行的名称混在一起了。
最上等的茶叶，我们只是在特别的情况下才得一见，每年行商的贺年礼物中有这种茶，称为“神小种”，这种茶是由一座名刹的和尚种植的，由此而得名。全部产量很少，它盛在茶罐内只2或3盎司，通常认为是进贡给皇帝的。大皇帝陛下将其作为珍品赏赐一些给北京政府最受宠信的大臣，他们又将其作为贵重礼物的一部分送给行商。行商惯常将昂贵的镶珍珠的表、时钟、八音鼻烟盒或“香水”（中国人称为熏衣草香水和花露水）等西洋物品作为答礼送给有权势的大官，感谢其以前的帮忙，并博取其今后的关照。
下面是关于这一特种茶叶流行的传说。尽管宣称每年所产的全部茶叶“献给当今皇上”，但总有一些带来广州，不过数量非常少。
在武夷山深处的灌木与树木中，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地方，有一座“明月庙”。它的年代久远，以致它的起源之迹，无法追寻。很古以来，庙里住着“茶祖”一家，他们在茶叶成熟的季节，以最好的茶叶奉献给嗜茶的保护神。在庙的附近，有3株小茶树，由这家人照管，每株只产1斤，这3株树乃数千年前的神仙手植的，3株树合起来的年产量从未超过3斤（4 1/3磅）①①注：施鸿保《闽杂记》（咸丰六年刊）卷10《吕仙茶》条称：“崇安县星村有茶树五株，叶皆对生，自下至上，大小不殊，味冠诸种，云吕仙所植者，村人珍之。每茶时，公阉一人收采，选以送官，后乃分给各户，然不能多，每年只数斤而已，各户分得，不过数两，遇贵客始出饷之，名吕仙茶，亦曰吕岩茶。”与译文所载相近，俱起源于武夷山区的民间传说。
以上译文的原件，是潘瑞兰在送给我一小盒这种名茶时附在其中的；但我问他是否也认为这些茶是“神仙”手植的，他回答说不是，而是“它自己长出来的”——意思是说“茶是从土地上自然长出来的”，并非人工所种。大家知道，总商得到这种茶最多。因为潘瑞兰、潘启官和浩官的家族，曾经长期在武夷山种茶，大约是1750年，在限定广州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之后不久①，他们才首次到广州来（这是他自己经常对我谈起的）。
有钱的中国人喝红茶，但通常不是新茶。他们把茶叶装在一个密封的瓦罐里，两三年后才拿出来喝。这样可以减少新茶多少带有的苦辣味道，使之较为香醇可口。
茶丝贸易
好像一切事情都安排得顺顺当当似的，西南季候风开始时，把外国船只吹送来黄埔，装载茶叶舱货。就在这段时间，从8月到11月，从内地运来的大批茶叶到达。当船只满载并陆续启碇时，东北季候风正好吹送它们出海。唯一例外的是那些“误季的船”，每年很少超过2艘。这些船是经由吉洛洛岛②，或丹皮尔海峡向东来的，他们将季度最后的茶叶运走。显然会有船依赖好的天气，在岁末时走巴拉望航线，沿着吕宋海岸到博利瑙角，然后直到中国海。但是这样走很危险，因为浅滩很多，即使成功了，船只也会受到可怕的冲击。在1830年或1831年，第一艘鸦片飞剪船，冒着东北季候风，进行了一次勇敢而成功的试行，这艘船叫“红色流浪者号”，船长克利夫顿同时也是船主，来自加尔各答。这被认为是一次极不寻常的壮举。①注：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②注：印尼哈马克拉岛的旧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