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贸易季度最早装货从黄埔出发的是东印度公司的船只，通常是在11月间。他们拥有上年年底签订的合约。在各家行商的行号存有大量的茶叶，等待着第一批船只的到来。这些茶叶被称为“冬茶”。公司必须维持伦敦市场整年的茶叶供应，这是公司的特许状规定的。公司船只陆续进行装运，因而到了年底或者再迟一点，公司的船只便全部驶走。直到1828年左右，即第一次运去红茶时，向美国输出的几乎全部是绿茶；从此以后，红茶便成了贸易上的一个特征。签订新的贸易季度的茶叶合约，或者按照固定的价格，若为了让某船即速启碇，价格可随开市的价格而定。在茶季开始时要密切关注，这显示旺季与淡季之间的差异。在旺季时，我们经常留在办公室直到凌晨2时。1830年到1838年的各个贸易季度特别活跃，除与印度、英伦和美洲西海岸的贸易外，我们自己的行号在黄埔经常有10到15艘船（1833年达22艘），每艘船都装满了茶、丝驶往美国，在1833年之后，船只亦载货往英伦。在这些年中，有一年——我想是1834年——我们派遣第一艘往英国的满载自由茶叶的船从黄埔驶往新南威尔士，该船的名字叫“皇家撒克森号”，船长为唐斯。
最后装运的一艘船的舱货包括各种各样的零星物品，是留作最后扫尾用的。它由一只名为“杂货艇”的驳艇载运。而较为贵重的货物，未能及时交正常驳艇运去的，也由它运往黄埔。这是一种极大的便利，而运出其他所有的舱货，要受到米堤亚人和波斯人法律的严格限制①，必须有无可挑剔的装货文件。
当市场上的茶叶已交割完毕，船只已经出发，贸易季度也就结束了。于是就和行商拟订下一季度的合约。这些合约常常数额巨大。它们包括茶叶的质量和品种，用大箱或半箱包装，有时按①注：米提亚和波斯俱为伊朗高原上的奴隶制古国，此处借喻当时制订严格限制对
外贸易法令的清政府。固定价格，有时则按到货时的市场价格，或按通常可到货的时间来定价。这些合约除双方各自记帐外，从无其他记录。没有书面协议和签字，也无须盖印和
誓证。从未发生过故意破坏合约的事件。至于货物的数量和质量问题，行商方面是很忠实很认真地履行合约的。这里所说的，是我本人最初20年所亲历的。
全部茶叶舱货的购入与装运，都是以几个小罐的样品为准，而过磅则从每批取出几箱平均计算。茶叶每批的数量是不一定的，红茶为400—600箱，有时多些或少些，绿茶则为120—200箱。每箱茶叶本是装100斤，即133 1/3磅，半箱或1/4箱则按同一比例递减，而盒则是由本地以大小不同的罐包装的。这些较大的包装，在体积和重量方面都是不便的，因此便逐渐减少到每箱平均为80斤。这个时期装运的一些包装已完全不用，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过有5斤或10斤一盒，也没有1磅、2磅、3磅的罐装了。
对贵重丝织品的货单，我们也只是选择任何一盒打开，随便拿出一两匹来检查，才决定购买和装船的。这些丝织品包括缎子、绉纱、东方绢、摩啰绸、黑手帕、素纺、光缎和茧绸等，除此之外还有大批黄色的南京布，所有上述各种物品，现在几乎完全停止运出了。
作为中国商人诚实的必然结果，我们既无收据，也无支票簿。大笔款项的支付由买办经手，只在一张小小的纸片上签署该行号的大写字母。没有期票的存在，自然也就没有“汇款簿”，没有邮局，没有邮费，也没有抄写机。
我们不必办理海关手续；我们的进口货的起卸和存放，以及出口货的装船外运，都经由通事，我们只须通知他进口货存入哪家行号，或出口货由哪一艘船装运就行了。所有的商品买入都是按长期价格，而卖出则是按短期价格，这是老规矩，省去我们许多麻烦。我们无需考虑我们装运茶丝的质量和重量。诸如用“普鲁士蓝”或“中国黄”来增加茶叶表面光泽，将碎柳或榆叶掺入以扩大体积，掺入铁屑以增加重量等奸巧办法，还未为那些“异教的中国人”所实行。可能由于缺少这些“技巧”，因而造成一种做生意的极原始的方式。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自制墨水（墨粉从英伦运来），在这方面我们和犹太人相似，他们在公元前1122年到249年之间的某一个时间来到中国，并在开封府定居下来①！历史学家对此还未有定论，但他们已证实，不论是在何时，“那些人削竹为笔，并在结茅节②配制足够下一年用的墨水”！我们的信件或船运文件用加糊封或印封发送，因为还未有像信封那样的东西（而中国人已使用了几百年！），我们亦未能享受到昂贵难得的邮票。而且就一艘船带来的全部函件而言，船上的每一个受托人就是他自己的“邮局”，他根据本人的便利交送。我知道很多例子，即带来的函件，是在递送这些函件的船，已经驶出虎门回程时才交送的。从美国驶来的船，并非总是在抵达时将信件送到，这种习惯是大家互相谅解的，并被认为是各行号的特权。这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如果一家在纽约的行号派出一艘名叫“女猎人号”的船，运载一批贵重货物去1．2万海里外的市场，假如该船带来的竞争对手行号的函件按时递交，通知往来行号马上将货物处理，告知该船出口的货物详目和回程的定单，它的利益会受到巨大的损失。因此，很有理由将函件延搁，直到该船的代理人已将他的购货办妥——至少他有权延搁。当然，出海航行都是有机会的，最快的船，所获得的结果会不同。①注：此处说犹太人始至中国及定居开封在商代至战国期间，当属对西方传教士说法的误传。据陈垣《开封—赐乐业教考》研究，犹太人至中国虽然在汉代以前，其定居开封则在元代。（《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77—85页）。②注：结茅节为犹太人的秋节，以纪念其祖先的旷野天幕生活。
船只进出口
当一艘船在黄埔下碇时，引水通过当地的一个税馆向海关监督上报它的到达。报告时往
往不报船名，而以船长的姓名称呼该船。接着，两只小艇很快驶到船边，看看有无走私货物。两只小艇分别停泊于船尾两旁。同时，代理人会选择一个行商来为该船“担保”，以及一名通事来替船上办理海关事务，派几只驳艇来把货物运到广州，并把回程货物从广州运来黄埔。这就是代理人需要照料的全部“公事”。
船只开舱之前，必须先缴纳“规礼和船钞”，第一个词的意思是“送礼”，是从最早的外国船只为获得进入本口岸的权利所要交的钱沿袭下来的；第二个词的意思相当于吨位税。在通知发交代理人的当天，一位特派海关官员，由办事人员和许多仆人随同到船上来。他总是受到相当体面的接待，并以酒和饼干招待他。和所有的官员一样，他们都很威严而又举止安闲。当他上船时，船长在舷边迎接他，全部人员则穿上“星期天服装”。经过通常的寒暄之后，照例询问航行的情况，等等，于是由一名随员丈量船只，拿起一条丈量的带尺，从舵头的前部拉到前桅的后部，于是喊出长度，另一人则将其记下；然后又从船的中部，靠近主桅后面的盖板中间量出船的宽度，登记后，计算大小，以便收税。由于项目是特别的，我举那艘纽约的船“玛利亚号”（船长埃文斯）为例，该船的吨位约420吨（1830年6月于广州）。
船长，67尺；宽22尺；共计147 4/10尺。按规定
二等船减少五分之一。单位为两①：842．2．8．5①原注：单位是两、钱、分、铜钱。
折兑纹银补平75.8.0.6
折兑手续费，0.2％15.1.6.1
规礼810.6.9.1
1743.9.4.3
海关“放关费”480.4.2.0
2224.3.6.3
解京费用和衡量费150.1.4.5
拨归藩司116.4.2.4
折兑纹银加1.1％1.2.8.0
2492.2.1.2
广州与北京的称量差额7％174.4.5.5
每元按72算，为5092.59/100元两3666.6.6.7①
直到1833年，运载大米驶入黄埔的船只，可以享受减轻1150元的口岸税，但在那一年，由于发生大饥荒，这些税都被废除了。卢总督②颁发一份长布告，布告中命令行商通知“全体外夷”停止征收这些税，“彼等必欢欣雀跃，并四处找寻米石载运”。
“规礼和船钞”按时办妥后，即发“开舱”准许状，于是便不停地卸货。出口货运到船上之后，船只就准备出海。装运茶叶的船只在黄埔碇泊的时间，除遭遇大的阻碍之外，平均约3个月，但如果船上的回程舱货有丝，通常要有6个月的时间才能办妥。届时碇泊所没有一艘外国船留下；都开走了。我曾几次见过这种情况。
装货完毕，就由通事向海关监督申请“离港执照”③，查明各项手续已经完备，关税已经缴纳，便可立即发放。它是有宽边的①注：此为按72算之总数，但累加数应为2666.6.6.7。②注：即两广总督卢坤。③注：原文作Grand Chop，中国文献称为“红牌”，全称“粤海关外洋船牌”。一大页纸，两边各绘有一条龙（中华帝国的标志），其格式一直是一样的。是用木板印刷的，留有空格以备填写船长名字、水手数目、军火名单和签发日期等。“玛利亚号”船长埃文斯的离港执照的译文如下：
钦命督理粤海关税务中，①遵旨颁发此照。西洋船只，业经丈量，缴纳税饷，现已起程。倘遇横风逆水，以致驶往他省海岸（不属指定贸易范围内），如携有此项盖印清单，应准其继续行驶，不得截拦阻止。并予备案。今有洋船“埃文”，载有货物前往花旗国②买卖。船业已按例丈量，清征税饷。该船现既启碇，理应颁发执照，交该夷商收执妥藏，如经任何关
卡，不得稽延。各处炮台，亦应查验执照，准该船通行无阻，并不得诱令其停留买卖，收取任何规费税饷，否则必将引起纷乱。遵照旧例，该船携带防卫船只之炮械、军火及其他武器等列单在内。不得额外携带，亦不敢在船上收藏违禁物品。如发现该船违反律例，则此执照自应拒发。谨查验放行。
（海关监督之印）
水手26人
大炮4门
炮弹100发
剑10把
滑膛枪10枝
火药200斤道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①注：原文作Chung，即中祥，道光九年至十三年（1829—1831）任粤海关监督。②原注：“花旗”即美国。
英公司船只
照料美国船及其他外国船的黄埔买办，持有海关监督衙门发给的执照。他们像广州同行一样，是显贵阶层，照料船只就像后者照料商馆事务一样。这是当时体制完备的另一例证。凡有生意在本口岸的，都得到他们本身提供的便利和可靠的帮助。照料美国船只的黄埔买办，十有八次是一个被称为“波士顿水手”①的买办，他深受这个岛上乡民的尊重，并且有礼而亲切。他曾经作为船上的管事去过波士顿一趟，后来经合恩角和美洲的西北海岸返回黄埔，他乘坐的是一艘约200吨的小帆船“哥萨克号”，船上大班是戈登。“波士顿水手”很喜欢讲述他乘坐“哥萨克号”的经历，特别是在合恩角附近的情况，他常常说，“很多大风，海浪和桅顶一样高——见不到天，见不到水”，意思是说在狂风暴雨中什么也看不见。在他的同胞眼中被当作吹“大炮”；在美国人眼中却是个宠儿。他活到高龄才去世，受到“人人惋惜”，视为重大损失。
在从海关监督收到离港执照之后，就在黄埔雇请一名引水。当船启碇时，按照“旧例”，买办就会将“礼物”②送上船来，它们包括荔枝干、南京枣（极品枣子的名称）、几篮橙子和蜜饯姜；然后燃放挂在买办艇尾部一条长竹竿上的鞭炮——“求神启航”，这样神可以保祐船只“顺风顺水”——于是船只启碇。驶入江面之后，在虎门的阿娘鞋炮台附近，引水出示执照。当船驶到澳门附近时，此人立即离船，船只很快就驶出大海，在中国海破浪前行——直驶家园！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分为两队，分年轮流驶来。每支船队①注：原文作Boston Jack，中文原名不详。②原注：送给船长和职贝的礼物。约有20艘船，其中一些船指定经由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到中国，而其它船则是直达船。
它们是1800吨到2000吨的豪华大船。有些是属于公司自己的。其他通常租用来作一定次数的航行。其中许多是在印度用柚木造的。在战时有护航；那时在炮位上装备适当的武器，这些武器曾在几次遭遇战中起了良好作用，显著的一次是在中国海南部，当时在舰队司令达克沃思的指挥下，一个法国分遣舰队被击退，另外几次是在孟加拉湾。它们航行时挂公司的旗，这面旗和美国的星条旗有点相似，以红白条相间，它的旗面中画有英国国旗。船上的纪律与战船相同，只是不挂三角旗，不载特种海员。船上除指挥之外，还有6名船副、几名职员、医生和会计，通常还有几名定编船副。船队分派船只运送军队和军火，前往印度的公司
领地服役。
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公司船队集结在黄埔的那种景象更好看的了。各船的进口货已起卸完毕，每艘船排成优美的行列，等待装运茶叶。那些巨大的船只，不是今天的飞剪船的式样，而是后部宽阔，船舷隆起，船头宽圆。船上各物整洁，秩序井然，显示出纪律与力量。老资格的船长每天升起像分遣舰队指挥官一样的三角旗，每天大船轮流派小艇去广州，它与其他各船的私自业务无涉。船长和船副都是慷慨好客的，有的船上还有乐队，奏乐来款待客人。“范西塔特号”的乐队甚至还到广州商馆来演奏过一次，他们在广场上演奏，招待全体外国侨民。乐声还吸引了许多中国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极为新鲜的事。乐队成员身穿红色制服。当我们全神贯注地看着听着时，突然有一个中国人大叫起来，“为什么他这样吵吵闹闹？”“吵闹！”有一个夷人说“愿佛爷和你都滚开吧，——那不是吵闹，而是音乐，你不喜欢听吗？”“哎呀！我怎么会喜欢，什么都混杂在一起——我中国音乐顶呱呱；他太糟了！”我们不知道他还说了些什么。突然他跑开，大叫嚷着“你为什么踢我？”随即快速跑向靖远街。后来不久，人越来越多，声音嘈杂，为了避免再发生“纷扰”，乐队只好退入公司商馆内，广场上的人散去，但很不安定，因为中国人的光秃脑袋里还回响着强加给他们的拍打节奏，虽然时间很短。这是在广场听到的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外国乐队的演奏。
“港脚船”运往印度的出口货物包括茶叶、陶瓷、纸伞、丝织品和各式各样的杂货，以及大量的白银和金条。输出后者，要向海关监督领取特别执照，称为“银执照”。这样不断运出金银，引起了地方当局的警觉，他们将此事与本口岸的外国贸易一同禀告北京政府。其必然结果是，发下上谕禁止运出这样大量的金银，去购买偷运入“中华帝国”的“洋烟土”，禁令屡颁，警告所有从事这种买卖的人“立即住手，不要触犯圣怒”，凡中国人加入者将会受到严惩。但由于这么久以来所享有的豁免权，加上中国政府本身的弱点，致使外国人相信，不会实行任何严厉的措施来禁止这项贸易。历次上谕被看作徒然浪费纸张而已。鸦片运入并售出，“白银外流”照常进行。
行外商人
在中国的“行外”商人中，有几个是很受人敬重的，他们做生意的诚实和才智，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商界人士所不能相比的。这些人是华盛、金华、联昌、武元、义盛、吉昌①及其他人等。下面记述与义盛有关的一次意外事件，可作为说明他的诚实和公正的例子。
在1822年的那次大火灾中，大量的私人财产和货物被焚毁，由此给人一个机会，可以谎称商品被火焚毁，而将它藏起来，不①注：以上译名应为店铺名，作者以此代替店铺主人名字。会被发现。珀金斯洋行的约翰?顾盛存放了5000匹绉纱在义盛，准备染色，价值约5万元。这当然是没有买保险的，当时广州还未有这种业务。火灾后的一两天，义盛走进顾盛的办公室，叫道，“哎呀！哎呀！”“你好，义盛，”顾盛问，“情况怎样？”他回答说，“我的房子，我的店铺没有了——全都完了，太糟了。”顾盛开始安慰他，深信自己也一定被牵连，受到损失，这时义盛继续说，“我的全完了，只搬了你的绉纱（抢救出来），损失了84匹，我尽了力，没有太大损失吧？”他把顾盛的绉纱抢救出来，而丧失了自己的房屋和各物，包括大量自己的货物和动产。
上面提到的吉昌，在深井岛上有一处房产，他的家族在这里已居住了800多年。房产大小适中，住宅宽敞，正如他常常说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变动。”有一次他把他的族谱给我看（中国人对此认真保存），从中看出其家系上溯到宋朝（967—1281）①，是元朝即蒙古族成
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大帝之前那个朝代。
中国人有一个习惯，不用他们的姓来作商务上、行号上或个人的称呼。他们采用另一个名称，以此来作为公开名字，承担责任。并得到官府的认可。例如浩官，他的姓是伍，商业上的名称是“怡和”。又如潘庭官②，他姓潘，行名是“同孚”。华盛的姓是“莫”。这些名称的采用是五花八门的，有时甚至是可笑的。在经过任何一条商业街时，你会看到门边一条柱子上钉着一块小招牌，上面写着“和平”、“得利”、“集义”、“全合”、“联和”。我曾经见到“单意”（字面意思是“单独的生意”）、“金记”、“三联”等。亦有采用较为有气派的，例如“乔治与桑德班克，子与侄”，采用双名的如“永和记”。还有用一张小红纸写上黑字贴在门口、楼梯脚、①注：应作960—1279。②注：即同孚行商潘绍光，原名正炜，字榆庭，外商称为庭官。其祖潘振承原名启，
外商称为潘启官，父有度及其本人亦被称为潘启官。秤和斗上，几乎各处和各物都贴上。你在大门上见到“五福临门”（寿、富、子、贞、自然死亡），内进见到“财源广进”；以及不具恶意的一张“闲人免进”。或“货如轮转”，“客如云至”；“上等货物，实价不二”；“富客常临”；“日进万金”（买卖达到这个数额），“厘生万两”（后两条贴在秤和天平上）；因此每件东西都有它的专用语句，各适其所。你在一堆水桶上见到每个桶上面都写着“水桶常平”；箱子上贴着“箱盒大吉”，内门上贴着“开门大吉”，架子和柜子上贴着“箱开财来”，楼梯顶上贴着“上落平安”。在船头艇尾上贴着“海不扬波”（广州土话通常讲“顺风顺水”）；又有“惠风和畅”、“和风富贵”、“月光临活水”、“龙头角生金”（指帆船船头，以两只大眼代表为龙头），象征“一帆风顺”。
外国报纸
在广州出版的第一份外国报纸是在1827年，名称为《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由三孖地臣①借当时马格尼亚克洋行②行内的一部小型手摇印刷机印刷。他当时在马格尼亚克洋行任职。篇幅小于一张大页书写纸。编辑，第一个排字工人，是美国费城的青年人伍德，他是一位著名的悲剧作家的儿子。他在才智和工作上，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富有机智，读书广博，无一定成见。他脱离《纪事报》之后，加入旗昌洋行工作，大约与华盛顿①注：三孖地臣为怡和洋行创办人詹姆斯?孖地臣之侄。英国鸦片贩子。1882年封
为准男爵，故又称三孖地臣爵士。②原注：据说在中国创办外国报纸（《广州纪事报》）的是已故的詹姆斯?孖地臣爵士。但究竟是他还是伍德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初时，我向该报投稿（从中文翻译），但以后每天和伍德接触，他从未暗示过自己不是该报的唯一创办者。如果我的记忆无误，当时詹姆斯爵士正沿着海岸向北旅行。虽然如此，只有一个“老广州”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三孖地臣爵士。?欧文的侄子小欧文同时入行。有一天，我们的帕西友人化林治来要几张“小面额”的伦敦期票——填写期票是伍德的工作。在3间办公室中，我们的办公室是旗昌洋行的船长通常聚会的地方，那天刚好来了五六个船长，谈到购买木匠的樟木箱、漆盘、写字台等事宜。期票填好后放在洛先生的桌子上等候签名。突然我们听到“大班”的办公室发出一阵大笑声，那位先生出来了，“伍德，”他一边说，一边把一张期票递给他：“我很怀疑巴林公司的人会承兑这个，即使化林治把它带去也一样，念一下。”伍德于是照念，原来他在巴林公司要付款给化林治的期票上写上“100个漆盒”，这是由于他被船长们所吸引，以致心不在焉。不久之后，伍德在法国馆租了一块地方，创办第二份报纸，名叫《中国快报》（ChineseCourier），但存在的时间不长。在他的其他成就中，小品文
是其中之一，他在这方面很有天份，他还是一位诗人！一天晚上，有几个人在他的房间吃晚餐，谈话涉及到诗歌，还即兴写了几首，并要求伍德模仿拜伦的诗《你熟悉这片土地吗？》作诗，诗句限定完全用本地事物。他接受了这个要求。在我们再次聚会时，吃饭后，他就把写的诗念给我们听，我们都祝贺他，他所写的广州写得实在妙！
你熟悉这片土地吗，满地是南京布和茶箱，又充斥着肉桂、大黄和樟脑？苦力散发着臭气的脚常在行里践踏，他们包装武夷茶的方法会使人大为吃惊？
你熟悉这片土地吗，你只是做徒劳的努力，出售你美丽的长袍或交换你的棉纱？当你心烦意乱，到你如此清醒，发觉你的利润全都变成了“沙”？你熟悉这片土地吗，麻醉品交易畅旺，棉花和槟榔流行无比？巴特那和马尔瓦①是每一个故事的主题，生活中的每件轶事，是庄严或是放荡？你熟悉这片土地吗，美女得不到命运之神的保护，只有凋残？妇女是奴隶，受到暴君的抛弃，她们悲叹唯一的光洁宝物，并非己有？在这里，本来用于表达夫妇间的温情或对爱人的挑逗的嘴唇；是否不用于倾诉他们的柔情爱意，而全用于发泄吸烟的刺激？这是我们居住的土地——它勇敢、创造和宝贵将使普天之下感到羞耻；她的历史由于她的圣人②和名将③的名字而辉煌灿烂，傲视大地；这里的茶叶是一服饮啜的良剂，连帝王也屈尊降贵（他们如此，谁不效尤？）他们亲视炉火煎煮①注：巴特那旧译作八达拿，马尔瓦旧译作麻洼、迈尔洼，俱印度鸦片产地。②原注：孔子。③原注：孔明，公元3世纪的名将。
写下了“瓦壶之傲”的散文颂歌。
最美的花地①到处是花圃，万花芬芳，随风摇曳，清香与彩色，荫满楼台，或缠绕着老树的藤蔓；那些充满鲜花和芬芳的土地，虽已全都离开我们。是否需要这种韵律，使我们回忆对那里所产生的深情厚意？再见了，茶箱；迎风扬帆，并责备我们的耽延；现在到了离别时，低声说“请，请”，可怜的“番鬼”，全都舍不得离开！
伍德和一个同事的侨民、爱尔兰人基廷有一段时间曾发生“小纠纷”。赫德站在他一边，另一个“旧派”的古怪的苏格兰人因义士则站在后者一边。他们之间来往交涉多次，以致要用“血”来解决问题。一方选定了黄埔的深井岛作决斗场，另一方则选定伶仃，这样在发生“事故”时，不致受到中国当局的干涉。但通过一些“最好的人”的好意，和普通朋友的厚意，争执总算得到解决。正如伍德所说的：“这里没有大教堂可以停放尸体。”在广州大约生活了10年之后，伍德移居马尼拉，在爪拉—爪拉建立了一个咖啡和甘蔗种植园。他从新住地的来信，充满了乐趣，使①原注：广州附近有名的花园，外国人常往游玩。人忍俊不禁，比如描写“台风先生”和“干旱公司”的光临以致歉收，或野牛捣毁他的篱笆。由于很多又长又大的蛇在他的平房“安居”，使他在夜里从未能入睡，“在他的眼底下”，最“无害”的老鼠在天花板上，在柱子上下以及地板上追逐。他终于放弃了爪拉—爪拉，加入在马尼拉的罗素、斯特吉斯公司的办事处。在他们的热情照顾和关怀下，他终于在那里成了家。
他是第一个把照相技术介绍到马尼拉的人，他教会了许多梅斯蒂索人①，使他们成为能手，他此时以此作为职业。他曾到欧洲作短期旅行，回来时兴致冲冲；曾到澳门来和我见面（在我们首次在广州见面的30年后）。最后，可怜的伍德的丧钟敲响了；他活到高龄去世。在其不寻常的人生中，体现了巨大的个人价值，但却没有什么坚定的目标；至于就尘世间的成功而言，他的一生是很不成功的。
呈递禀帖
在某些情况下，外国侨民可以到城门口去“呈递”禀帖！这种权利早已有之。当局却并
不鼓励这种做法，严令守门的士兵严密监视，如遇任何夷人走近，即将城门关闭。这个旧例起源于某些问题，例如请求减税（所有税收的多与少是任意决定的），或请求运出超额的丝织品——按规定每艘船的担数有限制②，称为“丝权利”，或某些有关他们的个人生活问题。公行经常和我们合作，给我们介绍递禀帖的办法，甚至帮我们起草。这些禀帖的回复都可收到。如有必要，行商将准备为我们答辩。
为了尽可能不引起注意，采取极度小心的行动，对所有安排①原注：欧洲西班牙人与土著的混血后代。②原注：规定140担重。参加递禀的人都是临时通知。没有比外国侨民中的年轻人更热参加的了，他们认为这种事很好玩。现在来说说一件特别的事例；正对美国商馆前面的河边上，堆积了一大堆泥土和垃圾，它是因1822年的大火而来的。后来兴建新商馆和修理损坏的商馆时，工人和苦力把各种废物扔在那块地方。慢慢地，这里成为各种废物的堆积地，成为令人讨庆的乞丐麋集之所，其中有许多人就死在这里，但除了将尸体运走之外，外国人要求将全部东西搬走的各种努力都没有结果。
行商不时派来一些苦力，但他们对垃圾清理做得很少。最后，行商提出这主要是“官员的事”，因此决定去城门口递禀。禀帖由行商起草，我们抄写。
到了约定的日子，参加请愿的人悄悄地互相通知到那个城门集合。三四个人一伙，走不同的街道，向我们所称的“递禀门”①前进，到了那里突然一拥而入。卫兵不知所措。他们连忙将笨重的外门关闭，防止中国人进入，以免造成骚乱。看到我们高举过头的红纸禀帖，他们从经验上知道我们到来的目的，并马上派出一人去海关监督衙门传递消息。所有围上来看热闹的中国人很快就被士兵用鞭子赶开，就像平时一样，他们用鞭子为外国人开路，并把鞭子抽在那些企图扰乱或回避不及的同胞肩上。在上一次递禀时发生过一次不愉快的事，这是由于一件纯属臆测的侮辱引起的，双方互相殴打，外国人方面有一个很激动的人对着士兵说了一句已经成为口头语的话：“打倒他们，奥立芬朋友，他们不过是些茶叶和大米罢了！”这个笑话最妙的是，说话的人是个教友派的，而奥立芬是世界上最安静的人之一，是一个最后出手打人的人。
这样的表演，非常遗憾地加强了对外国人的一种观念，即他们确实是一些“难以驾驭的番鬼”——好斗、野蛮、吵闹的人。这①注：即清海门，距粤海关监督衙门不远。
时我们听到官员前导的锣声和高喊声，他们叫出官员的职衔，同
时肃清道路。城门外门与内门之间，是城墙最厚的地方，约30英尺长，12至18英尺宽，站岗的卫兵约20到25人，退列两旁，就在这块地方接受禀帖。大人与其他官员及随从来到这里，行礼之后，看到竟有这样多的外国人，大为惊讶，他们坐在由他们的随从带来的椅子上。然后他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进入城门是极为不当的，违背了“天子”的旨意。警告我们今后不得这样做，恐怕会因此断绝皇恩对远人的施惠，等等，这是照例的开场白。这时有一个衣冠楚楚的通事在场（他是由行商私下派来的），他向前双膝跪下并将禀帖“递上”。在这个时候，出现一种奇特的景象，城内房屋、店铺的门口和窗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中国人，他们极其安静和好奇地观看着。
大人读了那份禀帖，将其交给一位官吏，说必须通知行商，而我们必须立即返回商馆，今后要敬谨服从，则各事顺利，否则普天之下的统治者——圣上，他虽然格外体恤远居西洋之人，亦将被激怒而收回恩赐，等等。“天朝律例必须遵从”，这是收场白。
事情就这样结束，还安排了一次短暂的会谈。由于我担任翻译，他们便要我讲讲我们的国家离“天朝中华”有多远，来回要走多少个月；特别问起我们是否当我们离开本国的海岸，向“中央帝国”航行的时候正值黑夜，而在这里却正是白昼这一点。他们还问了一些问题，如我们各人的国籍，我们的名字等；他们还学着说我们的名字：如扎卡赖亚、克里罗夫斯基、伯尔和布朗等等，他们互相观望并大笑自己无法学得准确。茶壶是官员的随从中不可缺少的（还有拿烟筒的），茶很快就端上来送给我们，我们也以马尼拉雪茄“回敬”。谁也没有流露
出一丝一毫的不耐烦情绪，尽管城门内外有数百名中国人，被迫绕道到别的城门去。
官员们每人身上都带着两只表，接着开始互相对时；他们问我们的年龄，在这个“万能的统治者”的恩泽及庇护下我们住了多久；在回答了其他问题的时候，明确地相信在我们遥远的国土里，偶而可看到一个太阳，极偶然地可看到两个或三个月亮和稀疏的星光。他们便从座位上站起来离去，很快就不见了。接着把大门沉重地打开，门轴“吱、吱”地发响，而“番鬼”在过了一两个小时欢乐之后，也返回商馆。这份禀帖的结果是行商收到立即清除这堆不堪入目的垃圾的命令，当然是由他们出钱。他们有效地执行了，地面被弄平了。于是它就成了帕西人和摩尔人侨民的印度仆役喜欢常到的处所。
浩官与旗昌行
直到1829年夏天，最重要的美国行号是珀金斯洋行。它是全部外国行号中没有改变名称的最老的行号之一，是在珀金斯于1798年带着两艘船来广州之后不久创立的。至1807年，该行的代表人为巴姆斯特德，以后由顾盛继任。和今日的商船比较，这位先生当时乘来的船“利万特号”（船长普罗克特）是264吨！顾盛后来成为波士顿的珀金斯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同时也是他经手管理的珀金斯洋行的合伙人，一直到1828年未离开过广州，这一年他乘“米洛号”返回波士顿，9月17日到达该处。
顾盛的继任人托马斯?福布斯，乘自己的游艇前往澳门，于1829年8月9日回程中，不幸遇台风淹死，和他一起的还有旗昌洋行的簿记员蒙逊。在这次不幸的事件发生后，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封封了口的给旗昌洋行的信。信中要求他们，假如他遇到意外，请代管他在本地行号以及珀金斯公司的业务。他们照办了，而且和浩官一起办理，因为他在顾盛侨居广州二十多年期间，是顾盛非常亲密的朋友。
当福布斯的死讯传到顾盛那里时，他正在英伦，该处有一艘波士顿行号的船“巴肖号”（船长皮尔逊），正在装货运往黄埔。他乘那艘船返回广州，于1830年8月间到达。于是正式指定旗昌洋行为波士顿行号的独家代理，珀金斯洋行则清理结束，同时浩官的重要的外国生意也确定委托给他们。
“条约前”时期快结束时，商馆由于另一个簿记员的暴卒而受到严重损失，他是波士顿人乔治?珀金斯。他入行时为助理簿记员①，后来就担任了这个重要职务。他年约30岁，工作很有条理，读书广博，而态度极为和蔼。他离开澳门回美国探亲，并取道旧金山回来重任他的职务。在抵达香港附近时，他离开了那艘他搭乘横渡太平洋的船，带上所有行李乘一只快艇去澳门。那些艇夫以为他从“金山”（这是中国人称加利福尼亚的名称）回来，行李中一定有金，因而引起贪心。他们在大屿海峡把珀金斯推下海淹死了。在将此事向广州当局报告后，他们严密侦查，很快就发现杀人犯的快艇夹在一群快艇中间，停泊在晏臣湾②，于是将他们斩首。
番妇到广州
1830年是外国人在广州的生活编年史中前所未有的一年，因为有几位英国和美国妇女从澳门来到商馆，此举“直接违抗旧有规章”。官员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不知所措，便四处张贴“告示”，命令妇女立即离开，一刻也不准停留；否则，对外国人如此恩惠的“天子”，亦将收回他的怜恤，而且——事实上——即使是世界末日，当局亦不会比这更为惊惶。在当时所写的日期为1830年4月8日的一封信中，我见到下列语句：①原注：1841年在澳门。②注：西方人以英国海军将领晏臣（Commodore George Anson）曾在1741—1742年间将皇家战舰“百夫长号”驶入狮子洋面碇泊，遂称该处为晏臣湾（Anson'sBay）。
早晨与几个美国人去“公司”的小礼拜堂听韦切尔牧师讲道，并看几个“番鬼婆”——中国人这样称呼她们，她们是商馆主任的妻子盼师夫人，还有罗宾逊夫人，费伦夫人。但盼师夫人是她们当中最美丽的一个！她穿戴的全是真正的伦敦时装，我们对此十分欣赏，而中国人则认为“可怕”。在“天朝”见到外国妇女是一件非常奇异的事，一件从未出现过的事！几天之后，她们还未等到官员以停止全部贸易作威胁前就离去！
同年11月12日，我见到下文：
广州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单身汉何处找安身之地？没有任何地方。洛夫人和洛小姐及其他女士们此刻还在这里！在她们到达的第二天，见到几个老人穿着宽大的外衣，这些衣服起码在樟木箱子里放了10到15年，还盘着大围巾，戴着曾经是手套的东西，前来拜访！
13日，拜访大班夫人和侄女，给她们描述当地知名人士，如浩官、茂官和鳌官；还有“人合”、“华合”和“同合”——她们从未听过这么杂乱的称谓，而这些名字使她们非常感兴趣。
22日，晚祷在塔尔博特家举行，他是领事，住在美国馆一号。妇女们和一大群先生出席，9时半，我们陪同前去看我们的时髦街道靖远街，它的店铺在那时已关了门，但有几个中国人在旁边经过，大叫“番鬼婆”！立即各家店铺纷纷开门，并且打起灯笼。10分钟之后，我们被团团围住，不得不急忙夺路退回。我们并未受到一点骚扰，纯粹是惊奇和好奇而已。当走到某行的大门时，人们都安静地散去。
24日，中国人称我们为“蛮夷”是不太过分的。瑞行二号有二三个人去拜访妇女们。大衣、手套和领带——又是领带！“感谢上帝，总算完了。”我听见一个人回来说，然后又拿起短上衣和黑围带！接着他点燃了一枝雪茄烟，看起来像是如释重负！晚上在塔尔博特家吃晚饭，当然全部都是单身汉！这是个美好的小聚会；由于我过份酗酒，所以睡觉时间一到就进入梦乡。在这个国家，到外面吃饭是坏习惯。我想我应该发誓戒掉，回到家不要被人看见！我希望住在一号的妇女们不要看见我进门的狼狈相。
30日，妇女们今晚要离开了，她们登上小艇，全体美国先生都前往送行。当我们从牡驴尖回来时，一个老单身汉说“我希望妇女们永远不再来广州打扰我们！”但他是一个有名的厚脸皮的老家伙。
赏格
由于丢失了一条好的猎狗罗弗，一个英国朋友也丢了一只小巴儿狗博普，我写了一张“赏
格”，贴在章官行的墙上。因为这些“赏格”的文体特别，我将其中一则翻译如下：
本年正月初十日，瑞行与荷兰馆走失洋狗各一只，迄今未回。其一长耳长尾，胸前配有褐色星号，身呈“香墨”色。另一为小狗，耳尖剪短，其尾不长，全身呈杂棕白色。大狗名“罗弗”，小狗名“博普”。特此告知，如有“仁人君子”知其下落（或许它们是“迷路”了）而报知者，即赏花红银大者2大洋①，小者1大洋。即使被盗去（难以相信之事！），如将其带回瑞行二号，仍将照付花红，不予追究。此贴是实，决不食言。
道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
这两只可怜的狗始终没有找回，而买办坚持说：“有人已将它炒炒了。”我们也相信是这样。
商馆人员生活的特色
1831年2月27日，罗素和顾盛最后一次离开广州，乘“巴肖号”（船长皮尔逊）返回波士顿。前者满意地在这个远方的口岸建立了一家行号，在他精明的经营下，这家行号已获得所有中外商人以及世界各地无数外国来往行号的信任和尊重。它目前的遍及世界的声誉使它能一直存在到今天，即使它不是好望角以东最老的行号，也是风格没有受到改变的最老行号之一。罗素是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人，是一位性格非常温和敦厚的人。他的举止始终温文尔雅，充满魅力。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他赢得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尊敬和爱戴，至于他在被极度激怒之下的宽容忍耐，对此我可以从个人经历上来加以说明。从我开始参加工作时起，他迫切希望我能很快熟悉簿记。他首先教会我这方面的秘诀。不论初学者对各种交易科目的相互位置了解得如何不正确，或误记科目，他以无限的耐心和和蔼态度加以指正，由于获得这样的鼓励，终于使我清楚地了解到借贷的各自价值，并且懂得了“这两个因素是形成一切商业交易的基础”。①原注：所有钱数必须在红纸上写明——送钱的具体办法。
办公室的青年成员，为了对曾经给予他们慈父般的关怀的尊敬的大班作一些微薄的表示，邀请他作为客人，参加他们的“饯别宴会”。他谦和地应允了，似乎对此感到很高兴。我们还邀请顾盛和他的老朋友浩官。后者未能出席，但派人给我们送来精美的燕窝汤作宴会之用。我们曾从马尼拉运来一只好看的火鸡，它运到之后，放在河南饲养，并责成饲养的人一定要好好喂养。火鸡在广州是很少见的，一向是由马尼拉供应。我们的火鸡到达广州时看样子有点瘦削，买办认为它“很疲劳了”，但又说宰食时一定很肥美。宴会那天，我们把它盛在一个大盆放在席上，得意洋洋地揭开了上面的盖子，使我们非常吃惊的是，我们只见到火鸡的脚和翼等，鸡身却几乎没有！
在旧广州生活的“商馆”有不少显著的特色，它是某一行号全体老少成员的共同住处和做生意的地方。这种制度产生互相信任。所有事业上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公开谈论，它使职员也和合伙人一样能够知道。在后者表达自己的看法和经验时，前者亦从中获益。这样得到的知识，被各自应用到自己的部门，形成更合理的共同合作，在日常业务或某种经营中得到普遍的协调一致。在其他事情上的情况也一样。年轻人员通过这种日常的“家庭”式的交往中得益非浅，从各种各样的事情中得到许多有益的知识。假如说有些负责人对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缺乏经验，没有冒险的经历足资谈论——又怎么能够克服那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或在有利可图下取得利益呢？象这样的事是少有的。在每天的锻炼和消遣时，大家都集合在一起，无论是散步、划船或游览，大班和会计都同样有份。划船时如果今天大班掌舵，会计划桨，明天就会调换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