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年老的退休离开，有如广大而重要的事业在实行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一样。他们对于后继者却充满信心，相信他们有能力使事业达到合理的结局，而且同样可以创办新的事业。
来回美国
罗素在离开我们之前，安排我负责帐簿和来往帐目。这一年我们的工作极忙，又加上茶叶定货，以及前所未有的大量丝织品。到5月间，我病倒了；布雷福德医生①于7月间送我去澳门换换空气，10月间从该处返回。12月旧病复发，我乘最后一班，即约400吨的小船“霍华德号”往纽约。以为海上的空气会有好的疗效。我们于1832年2月初从黄埔启航（我的工作预定由桑普森接替，桑普森和后来的塔潘，都是波士顿人）。驶经中国海时，天气和航行都好。我们在克罗卡托亚岛和太子岛之间驶入印度洋，这段航程走了10天。我们很快驶达好望角；在那里连续遇上西北强风，使我们滞留了22天。我们的船在赤道时因无风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们终于回到了纽约，全程162天，我的健康完全恢复了。
我高兴地在克林顿旅馆又见到了罗素先生，他依然是那样和蔼可亲，他请我吃早饭，介绍我认识将要前往广州工作的库利奇。随后，我被邀请前往米德尔敦去访问他，在那里我很高兴地认识了罗素夫人，她是一位美丽、温静的妇女，我受到最热情的接待。
“罗马号”现在又准备开往广州，仍然是我的海上老伙伴拉文德船长指挥。他曾经在属于史密斯的“美国号”上航行了好几次。奥立芬答应让我上船，船上没有其他乘客。那时驶往中国的船只还不习惯于载客，也不带普通信件。在家里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于1832年10月25日启航。这次我们取道吉洛洛航线驶入太平洋。1833年3月5日清晨5时，我们到达“茶、丝和肉①原注：是外国侨民的一位驻地医生，与可尊敬的东印度公司无关。他是费城人。桂海岸”的福祈角①，5时半我们驶入大屿海峡，下碇大屿山下，航程共计131天。拉文德派一只快艇前往广州，通知他的代理人——奥立芬洋行，船已到达，而我则上了另一只快艇，于9日傍晚回到商馆。
这样就结束了第二次一年一程的“来回家”（这是那种旅程的委婉说法）。这些“来回”实际上是要听9个月的“巨浪倾诉”，而不知不觉或几乎不知不觉地“在家闲荡”了3个月；在那里夏天被迫睡在垫褥和羽绒的枕头上，使温度计升到随心所欲的高度；而在广州则睡在清凉的硬藤席或竹席上，午夜的温度很少超过华氏96度。
直到11年多之后，我才作另一次的“来回”。这是1844年在澳门乘孟买船“威尔士亲王号”（船长为琼斯），前往加勒，然后乘汽轮“西福斯号”从科伦坡经坎纳诺尔和芒洛洛尔去孟买，还到马哈毕利沃和浦那去“游览”；然后到亚丁，乘东印度公司的汽轮“阿塔兰塔号”回到孟买，再从该处乘怡和洋行的一艘约280吨的漂亮的新飞剪船“莫尔号”经新加坡去澳门，该船由“我的老友”弗雷泽指挥，他是1825年驶往新加坡的“成功号”的二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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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3年底，我们不幸失去了我们可尊敬的主任洛先生，他对所负责的工作过于勤劳，终于积劳成疾。他和他的家人一起乘公司船“滑铁卢号”往英伦，几个月后，我们听说他已在好望角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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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还有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值得注意，波士顿一位年轻的美国小姐希拉伯，与公司“商馆”的医生加律治在澳门举行婚礼。①注：为Fo一Ki Point，的音译，中文原名待考，其
地大约在当时珠江口外伶仃走私中心的范围内。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由于它是一件新事，举行了比以往更为盛大的庆典。
律劳卑到广州
可尊敬的东印度公司于1833年从广州撤离之后，继之而来的是“英国商务总监督”律劳卑勋爵，他于1834年7月25日到达。勋爵阁下乘坐港脚船“威廉要塞号”的一只驳艇登岸。这艘船是由行商顺兴①作保的，他要对此事负责，被传入城内监禁起来。由于女王陛下的代表拒绝通过行商来与总督往来，总督于9月5日颁发布告，内称这种“抗拒”是违反帝国现行的法律与规章的——勋爵阁下因公来广州，未获得皇上的许可，因此要他返回澳门，等候请示北京；又说，如果他拒绝返回澳门，将不允许任何中国人为他服务。这份布告，贴在一块薄板上，悬挂在勋爵阁下下榻的（东印度公司）商馆的大门上，并派了约20名士兵守卫。布告贴出不久，商馆里的中国人就被吓得半死，害怕那些士兵会进来，他们冲上楼去报告所发生的事情。律劳卑勋爵王和罗宾臣爵士及其他人一起进餐，他立即起身离席下楼到大门去，很快把布告拿走。由于意识到事态有些严重，律劳卑勋爵派一个信使去见碇泊虎门口外的皇家战舰“伊莫金号”舰长布莱克伍德，请他派12名海军前来保卫，要求他的军舰和僚舰“仙女座号”一起火速驶入黄埔。各事办妥之后，勋爵阁下及其随员退回商馆，并将大门上了闩。到了半夜，罗宾臣爵士离开了广州，乘一只小快艇去与那两艘军舰会合。海军很快就到达商馆，广场上满是中国士兵，河面上集结了许多帆船战船和小艇。和黄埔的所有船运联系都被截断了，英国船艇禁止来城。总督还要求美国商人，如无紧急事情不要让他①注：即兴泰行商严启昌，名字Sun—Shing又作Hengtae。
们船只的驳艇驶来。不用说，整个口岸的对外贸易已完全停顿了。就在这时，出了点麻烦。我们的一个船长，“尼罗河号”的赫伯恩正在商馆里，通事曾对他作过保证，可以提供一只中国的驳艇送他回黄埔，因为他自己的驳艇已返回大船。到了6日，准备出发，我们发现通事无法提供驳艇。于是我命令自己的小游艇“费理特号”作好准备，然后我们一起于下午4时离开广州。我们通过一队大约有50只战船组成的舰队，上面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不久我们意外遇到一只英国小快艇，艇上有刚从伦敦驶达的“巴林号”船长圣?克罗伊克斯，他带着我们的公文前来。我告诉他根本无法通过，于是和他一起到“尼罗河号”上。
第二天，9月7日，库利奇、洛和卡伯特到来；他们夺路来收取“巴林号”的函件，这是在我离开之后不久听说该船到达的。又见到从澳门来的一艘纵帆船“联合号”，船上有桑普森和一个荷兰人范德米伦，我们把他们带上了“尼罗河号”。
当天，库利奇、洛和卡伯特带着“巴林号”带来的函件，希望能够返回商馆；但中途驶达猎德炮台①时，一颗接一颗的炮弹，从他们头顶飞过，他们只好停船。一只水师艇驶到旁边，艇上的通事告诉他们不要前行，由于英国人惹起的麻烦，总督又颁发命令：“一切外国船只不得驶入广州，以免伤及无辜。”他们又只好回到“尼罗河号”上。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全都在黄埔成了囚徒，包括另一个美国人戈勒姆在内。我们自称是“广州难民”，全靠我们的朋友，当时碇泊在黄埔的6艘美国船的船长的接待收留。在这个多事之日，我仍在“科利斯姆号”（船长为斯托达德）上用餐，晚上在“尼罗河号”上玩牌。第二天又到“印度号”（船长为塞勒姆人库克）上用餐；我们分别在各船居住：——库利奇、范德米伦和我在“尼罗河号”；洛先生在“约克号”；卡伯特、桑普森和①注：西人称为浩官炮台（Houqua’s Fort）。戈勒姆在“科利斯姆号”。
9月26日，在黄埔当了整整20天的“难民”之后，我们终于安全回到自己的商馆。局势还很混乱，我们受到警告，不要离“家”太远。街上到处是无赖和恶棍，他们用粗言恶语骂我们，并向我们做杀头的手势！尽管如此，我们可以随便远至牡驴尖或新豆栏街，而且可以到同文街游荡，无须担惊受怕。
因律劳卑勋爵离开广州，“敌对行动”停止之后，立即返回广州是值得一提的，只要看到那为防止外国战舰的快艇进入广州的那种兴师动众的情况就够了。我们走的是帆船的航道，一路上通行无阻，直到我们已驶过猪德炮台及与其平行的赤岗塔①时，我们被命令停船，并划到一只大官艇旁边。艇上聚集着一群目光凶狠的随从，看来也是半饥半饿的，这可以从他们贪婪地抢夺我们撒给他们的饼干的样子得到证明。我们分乘两只艇——一只是孟买船“卡斯尔雷勋爵号”的艇，有船长汤克斯、洛先生和桑普森，而我则独自乘一只小快艇。一个戴着白顶的下级军官上了汤克斯的小艇，并指引他到一艘中国帆船上去，船上有一个通事，我也跟着去了。我们从黄埔回到商馆走了4个半小时。
律劳卑勋爵阁下不答应以行商来做与总督往来的媒介，而这却是当时中外关系中，唯一可以行得通的方式。总督不能置未废除的制度于不顾，也不能与任何外国代表作私人的接触。如果要这样做，必须由帝国政府特别授权。因此，全部的麻烦都是由于女王陛下的代表坚持要求总督做他所不能答应的事而引起的，这样自然便引出了这场“律劳卑战争”，或如当地人所称的“律劳卑的失败”。同时还造成整个对外贸易从9月2日到9月24日完全停顿，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完全是一场不合理的没有宣战的①注：原文作Lob Creek Pagoda，可意译为临溪塔，大概以赤岗塔靠近珠江边的一
条小河涌，故称。战争。律劳卑勋爵被迫放弃他曾表明的要留在广州的决定，而以屈辱告终。不列颠政府或则从北京政府那里取得对其代表人的正式承认，或只是要派一位领事，该领事的礼遇应该和别国领事一样不容侵犯。
9月21日，律劳卑勋爵和他的随员离开广州，前往澳门，军舰驶向虎门和伶仃，律劳卑勋爵乘坐的两只官艇，也从内河航线驶向目的地。他是由几只中国水师艇护送的。勋爵阁下于26日到达。他坚持与当地政府直接来往的尝试无效的屈辱结果，加重了他从“威廉炮台号”的驳艇上岸之日起，因遭受困扰和刺激而起的病症，到10月11日，勋爵阁下在澳门去世。
西方商业的危机
1835年和1836年，没有发生不正常的事件。洋行业务大有发展（纯属代理业务），但在1837年却出现了与美国人有密切关系的3家伦敦重要银行倒闭的大事，我们已将他们“帐款”的相当数额转付给我们的代理指定人以支付茶丝货款。这3家银行是威尔逊银行、怀尔兹银行和威金银行，一般称为3W银行。各行是在短期内相继倒闭的。查阅我们的签发票据登记簿，发现我们尚未收到付款或承兑通知的总数达20万镑。它们全部是签署“无条件信用书”，没有“附属担保”（当时还未流行），见票后6个月付款。我们信任我们的美国代理指定人，但由于用船运往市场，已占去4个月，时间紧迫，所以通常的帐款只能按6个月期贷款。无论如何，我们自己的帐款，应首先考虑。我们的一个合伙人当时在波士顿，他经管浩官委托的一笔巨款，浩官给我们一张随意向前者转付任何款额的汇票。我们将汇票附上，并指示汇给巴林公司以足够的款额，以清偿那3家银行所签发的这种不能付款的全部票据的帐款。同时，我们通知巴林公司，汇款给他们供应这种票据，以便我们签发的票据立即可以
承兑。
那个时期与西方世界的通讯是很费时间的；那时甚至还没有“快船”出现。然而，我们已习惯这样的迟滞，耐心等待它的结果。第一批通知是来自伦敦的，它们通知我们，巴林公司的职员，将承兑签有我们名字的给那3家破产银行的全部票据。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因为他们还未收到我们上述的有关通知。各事照常进行。有些行号帐款所签发的票据已准备照付，其他的则提供了抵押，所以从整个帐项来看，最终的损失是不大的。我们在波士顿的合伙人汇款是如此迅速，所以在1840—1841年度，当在澳门收到伦敦的年终来往帐目时，我们这一方的收支已有赢余，浩官的亦全部清还，那是由美国的指定代理人代还给我们国内的合伙人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837年是那些以“7”结尾的年份，第一个成为天下知闻的西方世界商业大萧条的年份。
查顿其人
1838年（11月）查顿离开广州。他在1832年创立怡和洋行，并合并了当时仍在霍林沃斯?马格尼亚克经营下的马格尼亚克洋行。查顿曾经是东印度公司的船上医生，几次航行到孟买和中国。他熟悉著名的东方巨商和慈善家“吉吉普豪”——现在有一家医院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并建造了从孟买到巴仙的河堤，这是他用自己的钱为他的同胞造福的许多建筑物之一。而且，他还是本管辖区①内——我认为是印度的——第一个被不列颠政府授予从男爵爵位的土著居民。吉吉普豪和怡和洋行的业务发展到很大规①往：原文作the Presidency，指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殖民地的3大管辖区之一：孟买管辖区。模。
查顿在经营其巨大的商业业务方面，看来是机智和明断的。他是一个精力充沛而且非常慷慨的人。他是在东印度公司200年的独占快要结束时，第一个运出“自由茶”往伦敦的人。说到他的性格的独特之处，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小溪馆的私人办公室中从来不放椅子——表示在办公时间内，谁也不能以闲谈和偷懒来打扰！
在查顿离开广州前的几天，全体外国侨民都到东印度公司商馆的宴客厅为他饯行。各国人士出席者共约80人，其中包括印度人。宴会一直持续到午夜后好几个小时才结束。这是以后外国侨民经常谈起的一件大事，我们中的几个人常把这个日子作为话题。
继查顿管理洋行的是詹姆斯?孖地臣（后来的詹姆斯爵士），在居留广州约15年之后，他于1842年3月10日最后离开中国。他是一位态度温和而仁慈的绅士。正如《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在提到他离开澳门时所写的：“他的离去，使外国侨民失去了一位极有事业心、才能而又慷慨的成员。”
商馆被围
1839年2月26日，在美国商馆前面处死一个据说是鸦片贩子的中国人。官吏将行刑时间选择在下午，正好在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到外面散步或在河面游玩的时候。这个人被绑住，
很快就被绞死了，所有的行刑者带着尸体迅速沿同文街返回。我们刚从艇上下来，看见有几个人聚在广场上未散，我们从中听到所发生的事情。对于这次事件，我们的唯一公开表示，就是不将我们门口的国旗按日升起；直至1842年3月22日从未再升起过。
任命一名“钦差”前来广州，专门办理禁止鸦片贸易事宜，这事已众所周知。任命——这样的任命是为了要采取紧急措施时才作出的——授予林则徐的权力不仅高于广州所有的权力机构，而且还管辖南方及东南各省①。林阁下是福建泉州一个自食其力的绅士的儿子，其父以经营瓷窑为生，据说他本人也曾在窑上做日工②。
“钦差”终于在3月10日，星期天上午8时半到广州。我和两位先生登上碇泊在商馆附近的一艘小帆船观看他的来临。他乘坐一只大官船，稍后站着几个戴红顶或蓝顶的官员，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本人。他具有威严的气概，有点严厉而坚决的表情，身材肥大，长有浓胡子和长须，看起来大约60岁③。他的座船后面跟着一大群其他的船，各船旁边挂着写有主要官衔品级的黑底金字的旗，船尾则有各种颜色的旗帜。船夫一律穿着红饰白的新制服，戴着同样颜色的圆锥形藤帽。这些船载着本城的大官，包括文武官员，从总督到盐运使。靠近商馆对而的河南岸上的红炮台④墙上，有穿着崭新制服的士兵队列，海珠炮台⑤上的也是一样。江的两岸，所有的门口和窗户，以及空地上都站满了人。大家都像我们一样好奇地静静观看这种新奇的场面。江面上没有任何别的船艇移动；全都紧靠岸边碇泊，到处一片寂静。除了我和我的同伴外，在这个盛大场面中，没有看见一个“外夷”。
17日，“钦差”召集行商、通事和买办（除了我们行号的之外）训示。他们都诚惶诚恐地服从了。目的是查对已登记过的商①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38年12月31日）关于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的上谕称：“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424页）并未授予管辖广州及南方、东南各省的行政权力，此处有误。②注：林则徐为福建侯官人，父宾日只中过秀才，以教书为生，从未经营瓷窑，以上说法，显系误传。③注：林则徐身材比较矮小，偏肥而略有胡须，到广州时年54岁。此处亦不准确。④注：红炮台为水清炮台的别名，故址在今广州河南鳌洲。⑤原注：这是商馆东面的一个古老中国炮台的名称。馆侨民，是否仍在该处做鸦片“生意”，他们的名字已于18个月前呈报北京。旗昌洋行没有包括在内，我们的买办没有被“邀请”，他对此似乎特别高兴。
18日，“钦差”传谕行商。斥责他们包庇鸦片贸易，钦差大人威胁说，如果不立即停止，就要绞死他们几个！又责备他们纵容居住商馆的外国商贩“吸烟”，他们惊恐万分，其中有一个人说：“从未见过这种样子。”他们立即在公所商议，直至深夜。
同一天，“钦差”向外国人发布第一道谕令，命令他们将持有的鸦片全部交出，而且必须具结不再从事这种贸易，“违者处死”。事情很清楚，对这位钦差大人不可等闲视之。
19日，孖地臣、颠地、格林①、韦特莫尔、鲁斯托姆吉和丹尼尔等在公所与行商会晤，行商传达“钦差”的口头命令，重申上次的谕令，另外说要将鸦片销毁。而且，如果不执行钦差大人的命令，后果将是严重的。这时伶仃趸船上的鸦片有1．5万箱，在沿海各站的有5000箱，总共价值超过1200万元。
外国侨民在收到这份“不可改变”的命令后，企图拿出一定数量的鸦片来敷衍“钦差”。这个建议是由行商提出来的，不过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认为“钦差”会严厉地坚持要交出持有的“全部”。因此3月21日晚，在丹麦馆召集会议，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行商也来了，他们在邻室集中商议，他们和我们一样焦急，要避免这个有危险的麻烦。如他们所表示的，“钦差”不听什么“道理”。实际上，在我们被禁锢在商馆的6个星期里，他们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并经常在前所未闻的压力下，尽可能去请求“地方当局”以缓和我们的困境。所有这种做法，对他们都是极为危险的。他们出席会议是想知道我们有什么决定。以便尽快向“钦差”报告。事实上，我们从他的批复中看到，这是在22日早晨5①注：清代文件中译
为记链。时至7时之间告诉他的。
开会前一两个小时，浩官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他请求当时的主任格林，在我们准备交出的数目上，再加150箱鸦片，这些鸦片以旗昌洋行的名义交出，钱则由他来付。这些鸦片价值10．5万元。出席的各位先生代表他们的行号，共认缴1034箱，价值72．5万元。但当把这个数目呈报“钦差”时，受到断然拒绝。与黄埔的船运交通已全被截断，商馆附近和河面上都布满了士兵，在几天之前，所有商馆的后门也被用砖堵塞了。
在“钦差”给外国人的文告发布之前，总商请我把一份钦差大人、总督①和巡抚联署写给英国女王陛下的英文照会译成中文。原稿已译成英文，钦差大人想判断后者的译文是否能将中文原意表达。我欣然同意，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在公所花了4小时把它完成，在场的有钦差大臣的代表，一个四品官员（浅蓝顶），一个下级军官、浩官的孙子、茂官、经官和两名通事。这份公文是很奇怪的。显著地用夸张语气，这是由于长期的统治，而又缺乏外交往来，对公文格式无知的结果。文内称：“夹带鸦片，诱惑华民，该夷商等只知牟取暴利。”认为英伦亦禁止吸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然后诉之人情：“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乎？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跟着就大夸：“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我天朝君临万国，柔远绥怀。”这是庄严崇高的意思。公文的结尾称：①原注：广东省首府是肇庆府，两广总督行辕的所在地，后来由于广州成了对外贸易的所在地，总督衙门遂迁往广州，地位次于总督的是巡抚。“由此晓之以诚，益昭恭顺①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我一直都没有听说这份公文是否送达它的目的地。
3月23日，“钦差”下令，各商馆内所有的中国人，从买办到厨子，一律离去，并威胁说：“如敢返回者处斩。”昨天，宝顺洋行的主任颠地，曾被召入城去见钦差大人，他不愿去。当局企图诱其前往无效。24日，女王陛下的商务监督义律上校从澳门到达，立即为英国侨民处理关于“缴出全部鸦片”的复杂问题。商馆后面的街道布满了士兵，“广场上”亦配备一支强有力的卫队，从小溪馆到丹麦馆这一范围的河面布置了3重用艇组成的封锁线，全体外国侨民就这样成了中国人手上的囚徒。不准运入生活物资，也不准一个人走出广场之外，事态极为严重。我们用下面的办法来克服伙食供应的困难。中国士兵和外国人根本难以相处，有发生“麻烦”的危险；因此，行商向地方当局申诉，并提出派他们自己的苦力来看守各商馆的大门②。此事照准，因而获得木柴和伙食供应的双重好处，这是他们在夜里偷偷给我们送来的。
3月27日，按照“钦差”对女王陛下监督的要求，“将英国商人拥有的鸦片全部交出”。计交出并查收20283箱，指定穿鼻作为查收处所。副监督参逊负责缴交鸦片事宜，于4月3日乘艇离开广州。趸船驶上虎门，将全部鸦片缴交给官吏（“钦差”‘指定的）接收，后者将其倒入穿鼻高地的深沟销毁。这样就表现了“懔遵”。义律上校于1839年3月30日在致女王陛下政府的公文内指出：“这是我们与这个帝国交往的第一次，该国政府竟用挑衅手段，无缘无故地（？）进行危害不列颠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①原注：这一类和类似的中国官方文件的词句，给西方人造成笑谈，其实也不过是文字上庸俗的形式，好象我们的“您的忠实仆人”之类。现在看，“恭顺”也就是“郑重合作”一样用法，正如那位“蓝顶”给我指出的。②原注：不使一人逃逸。并危害不列颠王室的尊严。”对于保护我们在广州所享有的财产和生命的安全，没有什么语言比这里所说的更强有力的了。但公文内没有一字提到外国人所进行的挑衅，不顾一再颁发的禁令，和不准继续贸易的一贯警告，而不断进行这种可咒诅的生意。当然，我不能责备我在广州的兄弟商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国家，正如我们一样被牵连在内。我们不顾地方当局的命令，也不顾北京来的，而且确实相信就“鸦片贸易”而
论，我们将永远不受惩罚。
3月24日晚上，天气格外清朗，天空中挂着一轮圆月。突然有几百名中国人（估计约800人）被迫离开商馆，商馆好像死地。在各种服役工作方面——连一个帮厨的人都不准留下，外国居民简直完全束手无策。结果，为了“生存”，他们被迫自己尝试做饭、收拾房间、扫地、摆桌子开饭、洗盘碟等等！有人或者认为会引起不满、抱怨和焦躁。一点也不；住在瑞行的我们——和我们在一起的其他商馆，只有少数例外——都不以为意，当我们尝试去烤一只阉鸡、煮一只鸡蛋或马铃薯时，与其说是诉苦，不如说是好笑。我们都学会把刀叉弄干净、扫地、甚至给灯添油。但我们不能猜测的哑谜是，我们的主任格林，试着煮饭失败之后——煮出来像一团硬胶——表明是一个最蹩脚的厨子。于是去擦银餐具，但又不干了，终于去扫地！洛先生自觉地干他力所能及的事，但当他把面包烤焦，又把鸡蛋煮成硬的葡萄弹之后，他放弃这份工作，改做一些不需过度动脑筋的工作，他摆餐桌布又巧又好。我们其余的人，出于谦虚或者感到完全无能，除了绝对必要的事，不再多做。抢夺别人的荣誉那是很不合理的！有些人只好去给水瓶灌水；任何人都会拔出瓶塞或烧开水。我们就这样想方设法来维持生活——至于“面包”，则由浩官的夫役晚上供应。他们还带来各种食品（放入提包里，装作“个人行李”或“防水毯”，逃过守卫者）。
白天我们在广场会面时，便“热烈交流”关于极度费力的烤、煮或炖的经验。有些人认为这段时间很好玩。其他人则把前所未闻的咒骂，加在天朝道光皇帝陛下和“林”钦差大臣的头上。
还没见哪两个人象这样地被恶毒咒骂的，而咒骂人自己却是一贯在生活中严守“八项规章”的。这一切真是多么好笑。
5月2日，已交出15501箱，这时才允许仆役分批返回；而总数20283箱①则到21日才交齐。27日，义律上校回到澳门。30日，鸦片飞剪船“阿里尔号”驶往苏伊士，直接带公文给不列颠政府。该船于1840年4月2日返回。
在5月6日到21日期间，许多外国人被允许离开，前往黄埔或澳门。义律上校在离开之前，于22日发出告示，通知英国臣民亦离开，到了月底，他们已离去；因此除了大约25名美国人之外，没有外国人留下。29日，我带着帐簿、文件等目前广州不需要的东西，随其他6只艇前往澳门，其中有帕西人和几个英国人，还有科克斯医生和狄克逊医生。在途中，加入我们一行的有运载林赛洋行职员的4只大官船，以及怡和洋行的希拉伯和其他人。旅途甚为愉快，我们在一起饮宴消遣，于6月1日晚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到达澳门，从紫泥和香山到艇上来的官员，像往常一样有礼貌，似乎毫不关心广州发生的事。
美国人的战时生意
随着“不列颠人所拥有的鸦片”的缴出而来的是，广州对外贸易的基础出现新的事态。现在开始了这个广阔而神秘的中华帝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这是第一次出现。那时还没有①原注：广州代理商谈论收回委托人半佣的问题，理由是他们印度的本钱，可以从
不列颠政府得回，按照商业习惯是可以收费的。半佣大概约为30万元，没有取得
一致的决定，但旗昌洋行交出的数量——约近1．5万元——收费如前。签订过什么条约，除了与俄罗斯有关于管理贸易和划定边界的条约之外。俄罗斯与中国的商业关系是在边境上的两个城市（以边界分隔），即有名的恰克图和“买卖城”。
任何西方官员，即使是领事或副领事的等级，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无论哪一位与
广东政府之间的所有往来，都要通过行商作中介。因此交出鸦片可能产生的后果，使外国侨民充满了忧虑。美国人未交出任何美国人所拥有的鸦片，我们只交出土耳其人的大约50箱。而他们决定留在商馆，继续做他们的生意。撤离的英国人把他们的生意交给美国行号代管。大部分是交给旗昌洋行管理，为了便于与它外面的新委托人商量，其中一个合伙人在九龙的英国船“女英雄号”上设立办事处。后来，当所有外国船只都被驱离该碇泊所时，就设在铜鼓①。本洋行的几艘船，包括“伶仃号”在内，来往上述各地和黄埔之间，以每吨30到40元的价钱运载不列颠的货物，印度棉花则每包7元，船上收货，货到商行后收取运费。在美国旗帜下进行的贸易非常活跃，对英国朋友和他们的利润都大有帮助。茶叶是这些进口货的回程酬报，茶叶运到碇泊所，再经铜鼓运往英伦。
在货运进行期间，一艘约900吨的英国船“剑桥号”②从新加坡驶达，船长为道格拉斯。打算出售，旗昌洋行买下这艘船，改名为“切萨皮克号”③以纪念这个多事之秋。船上装的不列颠货物，价值15万镑，从甲板上直堆到栏杆顶，将其驶入黄埔，由格尔曼任船长，当然，船上已改挂美国旗。时间紧迫，因为过几天就要封港。1840年4月22日，就在“切萨皮克号”驶过时，英国皇家战舰“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在穿鼻④附近驻守。该船是进①注：铜鼓洋面在澳门东北金星门附近，今属珠海市。②往：此船即当时中国文献所称的“甘米力治夷船”。②注：切萨皮克为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海湾。④原注：在虎门口。入本口岸的最后一艘船。它抵达目的地并卸了货，货物照常在广州上岸。
中国人在二道滩上游以大木排拦江，准备对英国人采取敌对行动。他们当时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购备一艘大的外国船，配上武器和士兵，碇泊在木排上游，作为防御夷人战舰的一个附加设施。于是向当时的旗昌洋行主任德拉纳商量，他一直没有离开过广州，遂以“切萨皮克号”成交。拿回美国旗和文件，将船移交给官员。该船的“规礼和船钞”约8000元免予交纳。官员接收后，立即将这艘船装备为木排的“辅助防卫”船，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由于狂妄自大而胆敢闯入内河的英国战船”。船头涂上两只大眼睛，每根桅杆都挂着垂到舱面的大旗幡，大量各色各样的旗帜——上面写着“勇”、“阴阳”和“八卦”①以及指挥官的官衔品级——挂满船尾栏杆上。总之，它成了中国人“威力和胜利”的标志！它的进攻将是惊人和毁灭性的打击！
与此同时，将武器运到船上，各种用得着的大炮，摆在舱面两侧，圆炮弹、石头和其他投掷物放满一大堆。既有弓箭，又有大量的滑膛枪、燧发枪和击发枪，而更多的是火绳枪。船的水手包括黄埔的中国人（还有许多别的地方人）——他们熟悉外国船只，没有比他们更好的水手——还有从港脚船只私逃的马尼拉人、西地人②和印度雇佣兵，船上约有四五百人。
如此装备好之后，它就在一片难以形容的打锣声、爆竹声、蛇焰火和火龙飞舞中被拖到指定的地点——感谢这些和它船头的两只“眼睛”，使它平安驶达并下了碇。
这是在1841年2月26日，虎门炮台被伯麦爵士攻陷的前几①原注：“阴阳”是“八卦”的重要特征，用神秘的方法推演很远古的占卜的复杂系
统，测出未来的紧急事变。②原注：非洲土著，扫地人等。天。当时这艘“无敌”的大船，将大量火药搬上船，存放在瓦坛里，像平常一样乱七八糟地堆放在甲板上和中舱之间。27日它又照样忙于这项工作，还有许多官艇和其他小艇泊在船旁。突然在虎门方向出现了一缕汽轮的烟！结果弄清驶来的是皇家战舰“复仇女神号”，舰长为霍尔。它胆敢独自驶近“壁垒”，当驶到相当距离时，以“空前的鲁莽”，对着“威力和胜利”的标志，试试康格里夫火箭的效力。目标准确，像一道闪光——或者说在一道“闪光”之中——船、水手和船上的东西、小艇等，全部从水面上消失！爆炸声是这样可怕，远离30英里之遥的广州城也清晰可闻。据报无一人生还！几年后，还可以在河的该处左岸见到那艘船的船底，它从船身分离下开来，很像是锯断的一样；中国艇夫们协力将它弄破，然后一块块地拿走，逐渐地消失了。
英国军队逼近广州，1841年3月20日协议停止冲突，口岸又可以自由出入。尽管如此，地方骚乱爆发，5月22日以后，一群中国暴民抢掠并烧毁了东印度公司的新商馆、荷兰馆和小溪馆。25日，卧乌古爵士已在潘庭官的乡间房子附近登陆并占领了制高点，从该处可以俯瞰广州城。于是当局同意以600万元来赎城，31日以前先交500万，当军队撤离广州时，外国船只又再入口。
内河贸易的进行现已停止。我们在口外碇泊的有“伶仃号”、“大屿号”、“南丫号”和“老万山号”。“伶仃号”从1830年开始作为旗昌洋行的趸船，该船结构很好，可以装载大量货物，而且航行的性能良好。它的经历和最后的命运是奇特的。除因台风季节移动地点外，9年来从未启碇，到1839年，该船重新担负它原来的职能，在珠江航行。
当我们的船只闲得发慌的时候，我收到了德拉纳的通知，说浩官打算向印度订购棉花，在广州被封锁及出现骚乱期间，棉花的价格在印度自然下跌，但几个月没有进货，致使价格大涨。于是派遣3艘船并汇款10万镑前往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资金是东印度公司的加尔各答票据。“伶仃号”往马德拉斯，“大屿号”往加尔各答，“南丫号”则往孟买，以便尽量装载棉花，还准备在那些口岸包租其他船只。尽管如此，装载所购货物的一部分到达的第一艘船是瑞典船“加尔各答号”，它在澳门潭仔碇泊只有几天，就被台风刮上岸。正在这时，我们的船到达．于是第二次派出“伶仃号”前往，但只开到新加坡，船长汤森违背命令、在各种借口下，载了藤条返回澳门！他的“帐款”拒付，他向澳门法庭控告我们。
1844年我离开澳门时，官司仍在进行。诉讼文件堆积起来足以“装满”该船。有一天，问法庭的书记员，他是否认为可以了结，答复和他几年来一再重复的相同：“当然，先生，不过需要一点时间”。
虽然如此，“伶仃号”还是被派往黄埔。这时中英第一次条约已经破裂，又再进行防御准备，当局没有灰心，另买外国船只——这次是在省城附近设防。他们看中了“伶仃号”。把它卖给他们，由一大队小艇把它拖到上游。船头的两边又各画上一只眼睛①，船上的短桅全部拆去，在敲锣和鞭炮的杂乱声中，将它停泊在城对面的海珠炮台下游。
在约定“移交”的那一天，有几个高级官员和很多随从来到船上。船长恩迪科特负责移交事宜，他在船舱的桌子上摆了一些茶点，款待这些官员，还有几瓶杜松子酒和白兰地、一两壶水、一些饼干和雪茄烟！在陪同他们视察全船之前，他先请他们进船舱。
他后来向我们讲述当时的情形说：“在饮完全部饮料和吸一支雪茄烟之后”，我们到舱面视察全船，接着就到中舱，官员们宣称①原注：对中国帆船船头的眼睛，产生一种说法，“没有眼睛，不能看见”，外国人
以为中国人认为它有看见和避免危险的力量，这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出海的中
国帆船的船头表示龙头．阔大的嘴巴和浑圆的眼睛，是中华帝国的标志，正像美
国船上刻有鹰一样，没有赋以什么神秘力量。各事都很满意。当看到船上的淡水桶①泵时，其中有一名官员对此很感兴趣，他以为是一种“打仗机器”，并询问它的使用方法！他们很快就离船回城去了。“天啊！”船长恩迪科特对一个请求到船上来看中国官员的先生说：“总算完了。现在他们已经走了，让我们下去喝杯酒，抽支烟吧！”他们回到船舱，发现所有的东西，杜松子酒和白兰地、雪茄、饼干，甚至水壶和玻璃杯，都被那些大官的随从顺手牵羊去了。中国水手和水师官员前来接管，船长恩迪科特也离开了他多年的“老家”。于是该船也正式改成一艘中国战船，照例挂上无敌的标志，画有龙吞月、“阴阳”、八卦和象征雷电图形的三角旗。
所有这些毁灭性装备的指挥官，他的帽子上插有孔雀羽毛，头上张着一把大丝罗伞，舒服地坐在一张竹椅上，吸着烟筒。
其他的令人生畏的战斗准备是，及时配备一些被虫蛀了的枪、火绳枪、长矛和盾牌。它很快就可以准备和任何英国小护航舰对抗，无论是“摩底士底号”，还是“阿勒琴号”，甚至
“前锋号”。但有一天晚上突然发大水。汹涌的潮水冲击船锚，使它从右边滑到左边，撞在炮台附近的岩石上，船身滑脱，沉入深深的水底！于是中国人把它的桅杆拆下，留下一条高出舱面约7英尺高的残余木杆，并在上面挂了一盏小灯笼。从那时起它就成了指引来往河面小艇的“灯塔”！这是“记录在案”的广州的第一座灯塔。28年后，当我最后看到这枝桅杆的残部时，船身周围已淤积成一道大的泥堤，而在其上的是一个小纸灯笼里射出廉价蜡烛的微光，标明这是“伶仃号”的长眠之地。①原注：“淡水桶”是一种桶，中间有个方孔，每天灌满水，用手泵挤水。
旧广州的破灭
收缴鸦片的结果，打破了从1720年以来就存在的广州对外贸易特殊状况的面貌。社会生活的特殊状况也不复存在，完善而奇特的公行组织也宣告结束。
1841年8月10日，璞鼎查爵士作为女王陛下的特命全权大臣到达澳门，同官员的和平谈判与攻占沿海城镇同时进行。中国人遭到无可估量的损失和牺牲，尤其是那些无辜人民的自尽。一个曾在1842年5月参加攻占乍浦的英国军官写给其在澳门的朋友的一封信中说：“3500名强悍的士兵，在战舰的掩护下登陆，犯下了极可怕的滔天罪行。”他接着说：“在攻占该城之后，我进入100多家住宅，每家至少有2人，许多家有8人死亡。这些都是母亲或女儿的尸体，她们是由于害怕被捉而自尽的；战斗结束后，掩埋了1600具尸体，其中大半是满洲士兵，他们与敌人拼死搏斗，宁死不屈，几乎全部自尽。这难道不是爱国主义的光辉表现吗？”
据官方统计，这次战役英军方面的损失有上校1名、中士1名、士兵7名；7名军官和47名士兵负伤；这简直是侏儒与巨人的对抗！
最后《南京条约》于1842年8月29日，在该城附近的皇家战舰“康华丽号”上签字，中国人赔款2100万元，由璞鼎查爵士阁下与帝国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签署。就这样结束了第一次欧洲人与中国的战争，这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所进行的最不正义的战争之一。
下一个条约是同美国的，于1844年7月3日在望厦村（澳门）签字，由凯莱布?顾盛①与耆英签署。它们合起来是旧广州①注：此人为约翰?顾盛的堂弟。在此之前本节所讲的顾盛皆指约翰?顾盛。的“丧钟、裹尸布、掘墓锄和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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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被优势的海陆军压倒而一再被迫的让步极其不满，它使他们丧失无数的生命，经常处于无比的暴行和前所未闻的苦难之下，还要加上与战争损失赔偿无关的好几百万元。这种折磨是可怕的。但是他们从此却得回一种并不嫉恨与西方观点调和的权利，由于这种巨大的权利而鼓舞起信心，他们现在签约借款，他们按照欧洲的式样来建造战舰，他们以外国战术来训练军队；他们使用西方的精良武器来装备自己——总而言之，他们武装起来。他们在那些各自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打算的——就是说“互相监视”的——专使或公使之间施展全部外交手段。他们颈上架着刀，成为了那些可笑的自称为“兄弟”国家中的一员！
广州的旗昌洋行，1823－1844
旗昌洋行成立于1824年1月1日。它是继承罗素洋行的，该行号成立于1818年12月26日，至1823年12月26日结束。中国人称之为“旗昌行”。它严格规定自己只经营代理业务。在1824年1月1日到1830年中期，它的合伙人只有罗素和安米登。到1829年9月，洛先生乘“苏门答腊号”（船长为朗迪）从塞勒姆到来；1830年11月，老赫德乘三桅船“伶仃号”（船长为罗伯特?福布斯）①从波士顿到来。这两位先生（洛和赫德）都成为行号的合伙人。前者直到1833年底，才因病不得不离开广州，他在好望角上岸，并在那里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