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该有种种罢，但在我的眼中，以为最大的理由者，乃是因为英国人已经悟入了中庸的道德。所谓moderation(中庸)，是英国民的真性格。他们于凡有政治，文学，经济，外交，都无不一贯以中庸之德。身体壮健而意志强固的他们，病底的极端，无论作为思想，作为行为，是都不容纳的。无论什么时候，总取平均。史家房龙评古希腊道：“中庸之道，始于希腊。”然则也可以说，在近代，领会了这事者，是英国。现在试细看英国劳动党内阁出现之迹，也就可以窥见英国人的通性的moderation的发露。所以并无欧洲大陆诸国的激变那样的演剧味，而同时也没有那些国度似的反动底后退之忧。
德国既败北，结了停战条约的这一夜，美国的思想家华尔博士忽然对我说：——
“何以后进的德国，敌全世界而败，富强四百年的英国，交全世界而胜的呢?”更自己对答这问题道：——
“一言而尽。曰：moderation。德国不知中庸之德而自亡，英国常留着二分的宽裕，而掌握了世界的霸权了。”少顷之后，他于是又说道：——
“日本所可以学学的，是这一点。”
二十女王的盛世
劳动内阁的出现，倒并没有很给我感兴。最使我发生感慨的，是直至劳动党内阁出现为止的路径；是曾以议院政治颁给全世界的英国，现在又将以新的政治的原则和实际底活用颁给全世界的一件事。
这要而言之，是菲宾协会(FabianSociety)的人们的四十年努力的结果。是继续了四十年质实艰难的努力，到底得了今日的收获的。那达见，诚意，粘韧的底力，实在使我们敬服。
在伦敦劳动党本部里，和副书记密特尔敦君谈天的时候，他突如说：——
“英国劳动党的本体，是六百五十万人的劳动组合员。然而转旋这六百五十万人的动力，是四万人的独立劳动党员。而指导这四万人的政治家者，则是仅仅四千人的菲宾协会会员。菲宾协会是英国劳动党的头脑。”
自己以筋肉劳动者出身的密特尔敦的这些话，是含着深的意味的。
菲宾协会的历史，是从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十六个青年男女，聚会在伦敦的股票交易所员辟司君的小小的家里的时候开始的。从此隔一星期聚集一回，作社会问题的研究，这就是起源。这也不过是无名的青年们的集会。然而奇怪，从此同志竟逐渐增加，发表了深邃的研究，遂隐然成为从英国的思想界，扩大而转动世界的思潮这模样了。但是，于此也有两个大原因，助成了这幸运的发达的。
其一，是时代；又其一，是人物。就是，当时的英国，是在最合于这样的研究团体的发达的境遇上，而会员之中，又来了惠勃夫妇(SydneyandBeatriceWebb)，来了培那特·萧(BernardShaw)，来了华拉司(GrahamWallas),来了阿里跋(SydneyOlivier)。这些人们，现在是已经成就了可以将永久的痕迹遗留史上的事业了，而在当时，则全是无名、无产的青年。然则映在这些富于感激性的纯洁的青年男女的眼中的当时的英国，究竟是怎样的状况呢?
这正是迪式来黎的光怪陆离的六年间的内阁已经倒掉，格兰斯敦的第二次内阁成立得不多久，而那密特罗襄征战的狮子吼，还在鸣动于全英国的时分。正是外以迪式来黎的外交的手段，国威大张，内由格兰斯敦的道德底热情，民心振起的时候。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年届六十四岁，盛年时的剧烈的气象，将渐入圆熟之期，民望日隆的时代。
斯忒律支在被人称为不朽的名著的《维多利亚女王传》里，记载那时的女王，这样说：——
慌张忙碌的日子过去了。时光的难测的抚触，已现于女王的脸上。年迈静静地前来，置温和的手于女王之上。头发的颜色，从灰色变成银色了，在渐就圆熟中，容颜渐增了温婉。略肥而低的身体，借着杖子徐行。而同时，女王的身上也起了变化了。迄今为止，许多年以批评底，较确，则不如说是以反感对女王的国民的态度，都一变了。
这样子，内外两面，都到了英国的繁荣时代。
所以英国有名的评论杂志《旁观报》，在一八八二年夏的志上，这样说：——
英国未尝有今日似的平和而且幸福。
然而全英国的青年的胸中，却有难以抑止的烦恼。而这涨满了英国全土的青年的烦恼，遂产生了菲宾协会。
二十一菲宾协会生
所谓这涨满了英国全土的青年的烦恼，是什么呢?就是一见似乎达了平和幸福的绝顶的当时的英国，而那深处，却萌芽着激烈的思想底动摇。而且当老年的英国人和中年的英国人们陶醉于英国的繁荣之际，青年们却睁开了锐利的心眼，洞见了正在变化的一种时代相。
当时的青年们，是失望于政治家了。那结果，是青年的心完全从政党离开。对于政治家之无学和政党的无定见，无话可说了。而使当时的英国青年烦恼者，尤其是没有思想底指导者，他们常感着彷徨于暗夜的旷野上似的寂寞。
威尔士(HGWells)在那《世界史大纲》里，喝破道：“英国在十九世纪后半五十年间，被叫作格兰斯敦这一个无学的政治家所支配。”这虽似奇矫之言，而实不然。格兰斯敦精通希腊的古典，是确凿的；他懂得神学，也确凿的。但作为十九世纪后半的政治家，则他却缺少最要紧的知识。这一点，他的政敌而贵族党的首领迪式来黎的识见，要高明得多。迪式来黎是在那小说《希比尔》里，已经豫见了将要起来的社会运动的。抱着比这两人更进步的思想的政治家，是年青的约瑟·张伯伦。但这快男子后来却一转而埋头于帝国主义了。以政界的巨人，尚且这样地对于社会问题并无理解，则在当时的英国，别的群小政客之盲聋于变迁的时代相，不问可知。所以一见似乎泰平无事的维多利亚女王后期，其实乃是孵化着当来的暴风雨的重大的时代。
老年中年的人们和青年的思想底分离，在家庭为尤甚。父母和子女之间，因思想底差异而起的冲突，是不绝的。到处重演着家庭的悲剧。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后二十三年。可以称为“人文史上的大革命”的大发见，于老人们却并无影响。在老年中年的人们，比这穷学者的著作，倒是内阁大臣的演说和大富翁的意见，不知道要切要得多少倍。但在纯洁的青年，则达尔文的原则，却是万分重大的事业。较之一时的富贵权势，更其尊重贯万世的真理的发见的青年们，遂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感奋了。斯宾塞和赫胥黎这些学者，又来祖述了以指导民心。然而中年以上的人们，对于这些学者的著作却不加一顾。于此遂有了老年和青年的思想底反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