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类生活的基调，是在协力。我们单用一个人的力量，是什么事都做不成的。一切生活的形相，全仗着和别人的协力而达成。为了协力，则指导和服从的关系就必要了。这所谓指导和服从，并非上下的区别。仅仅不过是目的达成上的便宜。我们往往容易将指导的意义，政治底地来解释；但将在政治以外的部门的指导和服从的关系，正在逐日增大起来的事，倒闲却了。例如，指导和服从的关系之显然者，殆无过于美术，文艺，工艺这些方面。画家的天才，对于社会所有的指导底地位，是颇为自然，毫无上下的关系的。而善于营造美好的房屋的木匠，也分明是这一部门的伟大的指导者。
所以指导者的存在，是人类生活的必需不可缺事。倘没有他，我们是不能营日常生活的。一经发见了这指导者，便服从他，是我们的重要的生活条件。
四
然则我们怎样发见指导者呢?这是相随而起的重要的问题。但为了发见指导者这一件事，我们还应该先将所谓指导者的职能，加以检讨。
我想，向来的指导者的意义，和现代生活背驰起来了的事，是指导者丧失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古代的幼稚的社会里，所谓指导者，就只有一个人。就是称为帝王呀，大将军呀，大政治家呀那样的人，就只一个，指挥着，统率着一切方面的事象。甚至于还照了帝王的趣味，连那一时代的音乐，美术，文学，诗歌，都受支配。像这等，从现代人看来，是可笑的没道理；但是服从着了的。换句话说，便是那时的意思，以为指导者的职能，是具有包举人类生活一切部门的指导权。
然而和人类的发达一同，行了指导者的分科了。政治底指导者单是政治，军事底指导者单是军事，教育底指导者单是教育，那指导的职能，逐渐分科起来了。就是，指导者职能的专门化，是人类文化发达的归向了。
于是，我们就有转而检点今日的指导者的内容，究竟是否适合于今日的我们的文化程度的必要了。仰那素有政治底能力的人，为政治底指导者，是合乎道理的。然而因为这，却也将他所作的颇为拙劣低级的诗文，赞美到好像贵重的文献，这又有什么必要呢?诗歌上的指导者，总该另有备具这一种天才的指导者在那里的。我们以一个善于理财的人，当作理财方面的指导者，那是好事情。但为什么，又必须承认他的低级的伦理观念，作为一国的国民思想的标准呢?关于伦理观念，总该会有特具天禀的思索力的天才，另外存在着的。
关于指导者的观念，我们不抱着时代错误底思想么?在现今的进步的时代，我们所可容认的指导者云者，并非以一个人，来指导统率地上万般的事相的人之谓。这是，明明白白，是分了千百方面的，为着特殊的目的而存在的指导者。
在这意义上，即现代的每一个人，是莫不具有各依天禀，可作别人的指导者的潜在能力的；而在那能力的自觉上，就约定着人类生活的向上和发达。
五
将指导者的意义，定为如此，则指导者的发见，就不很难了。凡有长于一艺一能的人，无不各从其艺能，是指导者。作为人类的别的人们的义务，即在随从这人的天赋的处所。
唯于此有成为最重要的问题者，是那指导底地位的存续期间。
据向来的历史看起来，人类是一旦占得指导底地位，便发生勿使失去的强烈的欲求的。那结果，是这指导者的地位，很容易变成立于自然淘汰的法则之外的特殊的阶级。换了话说，就是指导底地位的职业化。
人类生活的不幸的大半，即起因是这指导底地位的职业化。古代罗马共和国之所以繁荣，是因为所有市民，入则为农，出则为兵，一旦有缓急，便从市民中选出大将，授以指导统率的全权，国难既去，复降之于市民之列，毫不使指导底阶级，至于职业化的缘故。但到罗马共和国的中叶，苏耳拉(Sulla)和玛留斯(Marius)两将出，蓄养私兵，自行独占永续底指导者地位，削市民的自由，而共和制的基础遂亡，开了国家陵夷之端了。在我国，也是及中世封建的制度成，武门武士，以天下的政柄为私有，而古代日本的盛运扫地，作了文化停顿之俑的。幸借王政维新的大业，摧破了职业底指导阶级，而打开四民自由的境地，才见生动之气，又郁然磅礴于六十余州了。
六
我们转而一考察现代世界上的人心动摇的事相，是在旧的指导者的幻灭，和新的指导者的未到，尤其是，在日本的今日的我们，竟没有能够指导民众思想的归向的天才。也没有能图民众生活的安定的政治底指导者。也没有可作民众文化的中心的艺术家。然而，较这些更是缺憾的，则为在各市村各篱落间的指导者的丧失。而同时，这也是世界共通的病症。
这救济，唯在打破了指导者的阶级化和职业化，自由地行着指导者的自然底选择的时代，才能达成。而且必须大家都知道，这指导者的内容，并非如向来那样包括底，笼统底，而是对于各目的，当各时期，是自然而特殊底的内容。
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们，竭力主张职能的政治。因为他们是连广泛而包举底的政治这件事，也不像先前那样，一般底地，统一底地设想，却以为应该各依部门，来分那代表者的。这是文化发达的径路。英国的文豪威尔士的近著《如神的人们》中说，在乌托邦里，就没有政治那样的东西。这就因为作为职业，来统治别人的事务，是用不着了。因为各个人都依着他时时的必需和能力，自然而且自由地行着政治，所以特地设立一种叫作政治的事情，又设一种叫作政治家的职业的必要，也没有了。这自然只是他所描写的理想乡的梦。但也未始不能设想：一到人文发达的极致，便极其自然而然地，人类都成指导者，也是被指导者，于是也就不再使用这样的名称，自然地转变下去，更革下去了。
然而，纵使还未到那么圆融无碍的时代，至少，我们在现代，也不可不从新想过那指导者的内容，而涵养着对于真实的指导者，则整然从其指导的心境。而且，为了那自然的指导者的出现，我们还应该将不自然的职业底指导者阶级，一扫而去之。全世界共通的烦恼和挣扎就在这里。
一九二三，六，二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