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唉，竟在北京生了根。”他一半给自己解嘲似的，将帽子放在桌上，笑着说。
“摩理孙的到死为止在北京，也就如此的呀。”我也笑着回答。又问道，“那厨子怎么了呢?”
这是因为这么一回事。他初到北京时，依着生在新的美洲的人们照例的癖气，对于古的事物是怀着热烈的仰慕的。他首先就寻觅红漆门的支那房子；于是又以为房门口应该排列着石头凿出的两条龙；又以为屋子里该点灯笼，仆役该戴那清朝的藤笠似的帽子上缀着蓬蓬松松的红毛的东西。后来，那一切，都照了他的理想实现了。于是他雇起支那的厨子来；六千年文化生活的产物的支那食品，也上了他的食膳了。衙门里很闲空。他学支那语；并且用了可笑的讹误的支那语到各处搜古董。莫名其妙的磁器和书箱和宝玉，摆满了他一屋。他是年青而独身的。他只化一角钱的车钱，穿了便服赴夜会去。他是极其幸福的。
但是，无论怎样奢侈，以物价便宜的北京而论，每月的食物的价钱也太贵了。有一天，他就叫了厨子来，要检点月底的帐目。他于是发见了一件事：那帐上的算计，他是每天吃着七十三个鸡蛋的。他诘责那厨子。厨子不动神色的回答道：——
“那么，鸡蛋就少用点罢。”
果然，到第二月，鸡蛋钱减少了；但总数依然和先前一样。他再查帐簿；这回却每天吃着一斤奶油。因为这故事很有趣，所以我每一会见他，总要问问这聪明厨子的安否的。
“那人，”他不禁笑着说，“终于换掉了。”
此后两三天，总请我到他家里去吃夜饭。照例是清朝跟丁式的仆人提着祭礼时候用的灯笼一般的东西，从门口引到屋里去。在那里的已有“支那病”不相上下的诸公六七人。当介绍给一个叫作白克的美国人的时候，我几乎要笑出来。这并非因为“白克”这姓可笑；乃是因为想到了原来这就是白克君。想到了这白克君已经久在支那，以为支那好得不堪；那些事情，就载在前公使芮恩施博士的《驻华外交官故事》里的缘故。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五骆驼好像贵族
在北京的街上走着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从时间的观念脱离。这并非仅仅是能否赶上七点半钟夜饭的前约的程度；乃是我们从二十世纪的现代脱离了。眼前目睹着悠久的人文发达的旧迹，生息于六千年的文化的消长中，一面就醒过来，觉得这是人生。十年百年，是不成其为问题的，而况一年二年之小焉者乎。
支那人的镇静，纡缓的心情，于是将外国人的性急征服了。而且，北京的街路，无论走几回，也还是览之不尽的。且勿说四面耸立的楼门的高峻，且勿说遥望中的宫殿的屋顶的绿和黄，即在狭窄的小路中，即在热闹的市街中，也都有无穷的人间味洋溢着。
牵引我们的，第一是北京的颜色。支那的家屋，都是灰色的；是既无生气，也无变化的灰色的浓淡——无论是屋瓦，是墙垣。但在一切灰色这天然色中，门和柱都涂了大胆的朱红，周围用黑，点缀些紫和青；那右侧，则是金色的门牌上，用黑色肥肥的记着“张寓”之类，却使我们吃惊。正与闲步伦敦街上，看见那煤烟熏染的砖造人家的窗户上，简直挂着大红的窗帘时，有相类的感觉。还有，就在门内的避魔屏，也很惹眼。据说，恶魔是没有眼睛的，一径跳进门来，撞着这屏，便死了。有眼睛的支那的从人，就擎着来客的名片，从这屏的右手引进去。门的两旁又常常列着石狮子等类。
然而，惊人的光景，却是活的人和动物。尤其是从日本似的，人和动物之间并不相亲的国度里来到的人们，总被动心于在支那的大都会中，愉快地和人类平等走着的各种动物的姿态的。
先是骆驼，凡有游览北京的，定要驻足一回，目送这庄严的后影的罢。那骆驼，昂了头，下颚凹陷似的微微向后，整了步调，悠悠然走来的模样，无论如何，总是动物中的贵族。而且无论在怎样杂沓的隘巷里，只有它，是独拔一头地，冷冷然以流盼俯察下界的光景的。那无关心的，超然的态度，几乎镇静到使人生气。人类的焦急，豚犬的喧骚，它一定以为多事的罢。仗着蓬松的褐色毛，安全地凌了冬季的严寒的它，即使立在淅沥的朔风中，也不慌，也不怯，昂昂然耸立着，动物之中，自尊心最强的，一定要算骆驼了。它是柏拉图似的贵族主义者。
那旁边，骑驴的支那人经过了。一个农夫赶了几十只鸭走过去。猪从小路里纷纷跑出。骡车中现出满洲妇人的发饰来。卖东西的支那人石破天惊地大叫。看见一个客，二十个车夫都将车靶塞给他。作为这混杂和不统一的压卷的，是黑帽黄线的支那巡警茫然的站在街道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