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我不在乎你。但是我在乎他。非常在乎。”
“为什么？”
“为什么，艾里奥？你必须原谅我这么说，但你从来就不是很聪明。”
我花了好一会儿才了解她这句话的意思。我恍然大悟。
“我也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说。
“不，你还是可能。我可就不一定了。”
我感觉到喉咙绷紧，只好把她留在岩石上侧身往水里跳去。正如我所料。那天晚上我会盯着水看，会有那么一瞬间忘记他已经不在这里，忘记已经没有理由回头往阳台上看，尽管他的影像还没完全消失。然而，不到几小时前，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现在他可能已经在飞机上吃过第二餐，准备降落在甘乃迪机场。我知道他在费米奇诺机场盥洗室里最后一次吻我时，充满了悲伤。尽管在飞机上，饮料和电影转移他的注意力，可是一旦只身在纽约的房间里，他也会再度感到伤心。我讨厌想到他伤心，我知道他也讨厌看我在我们的卧房里伤心，那个太快变回我房间的卧房。
有人往礁石这儿来。我试着想点什么事好驱赶我的悲伤，却想到一个讽刺的事实：我和薇米妮的差距，与我和奥利弗的正好相同。七年。差距七年，我想了又想，感觉喉咙里有东西几乎要爆裂。我潜进水里。
晚餐后电话铃响。奥利弗平安抵达。对，在纽约。对，同样的公寓，同样的人，同样的噪音——很不幸，同样的音乐从窗外飘进来，你现在听到了。他把听筒伸出窗外，让我们感受一下纽约西班牙韵律的风味。一百一十四街，他说。要跟朋友去吃一顿迟来的午餐。我的父母双双在客厅分别用不同的电话与他通话。我用的是厨房的电话。这里？嗯，你也知道啊。像平常一样的晚餐宾客。刚走。对，这里也非常、非常热。父亲希望这对生产力有帮助。
“这”指的是？跟我们一起住啊。父亲解释道。我这辈子最棒的事。如果可能，我想套件衬衫，外加一件泳裤和一支牙刷，跳上同一班飞机回去。大家都笑了。我们展开双臂欢迎，亲爱的。笑话一来一往。你知道我们家的传统，母亲解释道，你一定要常常回来，即使只待几天。“即使只待几天”的意思就只是几天——但她是真心的，奥利弗也知道。“那拜拜了，奥利弗，希望很快再见到你。”她说。父亲大致重复了相同的话，然后补上一句：“那么，我让艾里奥跟你聊喽”我听到两支电话分机挂上的咔嚓声，这表示线上没有别人了。父亲多么圆融啊。但跨越似乎是时间的障碍，太过突然地享有独处的自由，令我呆在那里。他旅途还顺利吗？顺利。餐点他讨厌吗？讨厌。他想我吗？我没有问题可问了，而且应该想出比拿更多问题轰炸他更好的方法。“你想呢？”是他含混的答案。他怕不小心有人拿起话筒？薇米妮向你问好。非常沮丧。我明天会出门替她买东西，然后用快递寄给她。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忘记罗马。我也是。你喜欢你的房间吗？还算喜欢。窗户面对嘈杂的院子，从来没有一丝阳光，几乎放不了什么东西，以前不知道我有这么多书，现在床太小了。希望我们能在那个房间重新开始，我说。一起在傍晚时探出窗外，摩擦着肩膀，就像我们在罗马时一样——一辈子天天如此，我说。我也是。带着衬衫、牙刷、乐谱，我就能飞过去，所以也别引诱我。我从你房间带走一样东西，他说。是什么？你绝对猜不到。是什么？自己找找看。然后我说了——那并非我想对他说的话，然而沉默重重压迫我们，这是停顿时刻最容易偷渡的东西。至少我说出口了：我不想失去你。我们会通信。我会从邮局打电话给你——那样比较隐秘。我们谈到圣诞节，甚至谈到感恩节。好，圣诞节。在这之前，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间的距离，原本似乎比不上奇亚拉曾经从他肩上撕起的那块皮那么厚，然而此时他的世界却飘到数光年之外那么远，圣诞节前可能没关系。最后一次，再让我听听你窗外的噪音。我听到劈啪声。让我听听你那时发出的声……一阵模糊、胆怯的声音——因为屋里有别人，他说。我们因此笑了。朋友正在等我一起出门。我希望他没打这通电话来。原本我想再听他唤我的名字。既然我们分隔这么远，我原本想问他和奇亚拉之间究竟怎么了。我也忘了问他把红色泳裤放在哪里。或许他忘记要给我，带走了。
通过电话之后，我先回房间看看他可能带走什么能让他想起我的东西。我看到墙上有一块未发黄的空白。愿上帝祝福他。他拿走一幅1905年前后印制，裱了框的莫奈崖径古董明信片。那是我们早先一位美国夏季住客两年前在巴黎跳蚤市场找到，当做纪念品寄给我的。褪色的明信片原本在1914年寄出——背面有仓促手写的深褐色潦草德文字迹，收件人是英国的医生，旁边有那位美国学生自己用黑色墨水写给我得问候语：有朝一日请想我。那张照片会让奥利弗想起我第一次大胆说出真心话的早上；或我们骑车经过崖径却假装没注意的那天；或我们决定在那里野餐，发誓不碰彼此，以便能更享受当日下午一起躺在床上的那天。我希望他永远把那张明信片放在他眼前，一辈子，放在他的书桌前，床前，每个地方。钉在你去的每个地方。
谜题在当晚的睡梦中解开，一如前例。之前我从来没意会到，然而这件事显然已经存在整整两年。那个送我明信片的人叫梅纳德。某天下午一两点，他必定知道大伙儿都去休息了，他来敲我的窗户，问我有没有黑色墨水，说他的用完了，而他只用黑色墨水，他知道我也是。他走进来，只穿一件泳裤的我走到书桌前，把墨水瓶拿给他。他盯着我看，尴尬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接过瓶子。当天傍晚，他把墨水瓶放在我阳台门口正前方。换做其他人，应该会再度敲门，把瓶子交还给我。当时我十五岁。但我不可能拒绝。我曾经在我们某次谈话中，将山丘上最令我心仪的地方告诉他。
直到奥利弗拿走他送的明信片为止，我从未想起他。
吃过晚餐后一会儿，我看见父亲坐在早餐桌的老位子上。他把椅子向外翻、面海坐着，腿上放着新书的校样。他喝着惯常喝的黄春菊茶，享受夜晚。身旁放了三大根香茅蜡烛。蚊子今晚来势汹汹。我下楼跟他同坐。我们总是在这个时候一起坐坐，但过去这个月我冷落他了。
“告诉我罗马的事吧。”他一看我打算往他身边坐就开口说。这也是他准许自己抽当天最后一根烟的时刻。他有点厌烦似的把手稿丢到一边，表现出一股“现在咱们要进入精彩部分了”的急切感，然后继续摆出准备使坏的姿势，用其中一根香茅蜡烛点烟。
“怎么样？”
没什么好说的。我重复我告诉母亲的话：旅馆‘卡比托’波格泽别墅、圣克雷芒教堂、餐厅。
“吃得好吗？”
我点头。
“喝得好吗？”
再点头。
“做了你祖父也赞同的事吗？”我笑了。不，这次不一样。我告诉他在帕斯基诺像附近发生的事。“好主意，在会说话的雕像前吐！”
“看了电影吗？去听音乐会了吗？”
我汗毛直竖，怕他可能在或许也不自觉的状况下，把话题导向某处。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在他不断提出一些旁敲侧击的问题、甚至远早于在角落等着我们的东西进入视线范围之前，我就感觉到我不断回避他的问题。我提到罗马的广场总是那么脏污破败。炎热的天气、混乱的交通、修女四处可见、某某教堂关闭。到处都是破瓦残砾。草率的修缮。我还抱怨人，抱怨旅客，抱怨让无数带照相机、戴棒球帽的人群上上下下的小公交。
“去看了我跟你提过的私人内院？”
我们没能去参观他提到的私人内院。
“替我向布鲁诺④的雕像致敬了吗？”他问。
④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 ,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神秘主义者。其最引人瞩目的是无限宇宙与多重世界理论，是现代科学的先驱。最后以宣扬异端邪说的罪名被教皇处死。
当然有。那天晚上差点也在那儿吐了。
我们大笑。
短暂的停顿。他又吸了一口烟。
来了。
“你们俩有美好的友谊。”
这比我预期的任何说法都大胆许多。
“对。”我回答，试着让我的“对”悬在空中，仿佛受到暂时窜出头但终究会被制伏的反方预赛优胜者所鼓动似的。我只希望他还没听出我声音里的些微敌意、回避和似乎很疲倦的“对，所以呢？”
但我也希望他能听出我答案里没说出口的“对，所以呢”，抓住这个机会骂我一顿，就像他常常因为我对绝对有理由自认是我的朋友的人，表现出严厉、冷漠或过于挑剔的态度，而训斥我一样。接着他或许还加上一段陈词滥调，说什么友谊多么难得，还有即使经过一段时间证明不好相处的人，多数还是保持善意，而且人人都有优点可以分享。没有人是孤岛，不能自绝于他人之外，人是需要人的，哇啦哇啦。
但我猜错了。
“你太聪明，不可能不了解你们之间所拥有的情谊，是多么稀有、多么特别。”
“奥利弗是奥利弗。”我好像在做结论似地说。
“因为是他，因为是我。(Parce que c' é tait lui，parce que c’ é tait moi.)”父亲引用的，是蒙田⑤针对他与博埃蒂⑥之间的友谊所下的断语。
⑤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以其随笔闻名。
⑥博埃蒂（Etienne de Boétie）：法国法官、政治哲学家、作家，为蒙田好友。
但我想的却是艾米莉·勃朗特⑦的话：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
⑦艾米莉·勃朗特(Emily Hront,1818- 1848)：英国小说家、诗人。
“奥利弗或许非常聪明……”我那不老实地提高了的声调，再度昭告我们之间有一个该死的问题无形地悬在那里。现在什么都好，只求父亲别再引我走这条路。
“聪明？他不只是聪明而已。你们俩之间拥有的一切都跟聪明有关，也都无关。他很善良，你们俩都很幸运能找到彼此，因为你也很善良。”
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形容过善良。我因此卸除武装。
“我想他人比我善良，爸爸。
“我想他对你也有同样的评价，这使你们俩相得益彰。”
他往烟灰缸倾身，点了点烟头，伸手碰我的手。
“接下来这段时间很艰难。”他改变声音开始说。他的语气告诉我：我们不必讲出来，不过咱们也别假装听不懂我说什么。
用抽象的方式说，是对他吐实的唯一方式。
“别害怕。事情总会来的。至少我希望如此。而且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自有它狡诈的办法，找出我们最脆弱的地方。只是要记得：我在这里。现在你可能不想去感受什么。或许你从来不希望去感受什么。或许我也不是你想讲这些事的对象。不过请你要去感受你所感受的。”我看着他。这时候我应该说谎，告诉他，他完全搞错了。我正打算这么做。
他打断我：“听着，你有一段美好的友谊。或许超越友谊。我羡慕你。就我的立场来说，许多父母会希望整件事就此烟消云散，或祈求儿子很快重新站起来。但我不是这样的父母。就你的立场来说，如果有痛苦，就去照料；如果有火焰，也不要掐熄，不要粗暴地对待它。让我们夜不成眠得退缩可能很糟，但眼见别人在我们愿意被遗忘以前先忘了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为了用不合理的快速度治愈问题，我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太多东西，以致不到三十岁就已经破产。每次重新开始一段感情，能付出的东西就变得更少。为了不要有感觉而不去感觉，多么浪费啊！”
我张口结舌，很难接受这一切。
“我僭越了？”他问。
我摇摇头。
“那再让我讲一件事。这么做能够扫除我们之间的芥蒂。我或许曾经很接近，却从来没拥有过你所拥有的。总是有什么东西制止或阻挠我。你怎么过日子是你的事。可是切记，我们的心、灵和身体是绝无仅有的。许多人活得好像自己有两个人生可活，一个是模型，另一个是成品，甚至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版本。但你只有一个人生，而在你终于领悟之前，你的心已经疲倦了。至于你的身体，总有一天没有人要再看它，更没有人愿意接近。现在的我觉得很遗憾。我不羡慕痛苦本身。但我羡慕你会痛。”
他抽了一口气。
“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谈这件事，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今晚而对我有成见。如果有一天，你想对我说话，却觉得门是关上的，或者不够敞开，那我将是一个糟糕的父亲。”
我想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怎么可能有人不知道？“母亲知道吗？”我问。我本来要用“起疑”这个字眼。“我想她不知道。”他的声音好像在说：即使她知道，我相信她的态度应该与我无异。
我们互道晚安。上楼时我发誓有一天一定要问有关他人生的事。我们都听过他年轻时交往的几个女人，对其他事情却一无所知。
我的父亲是另一个人吗？如果他是另一个人，我是谁？
奥利弗信守承诺。就在圣诞之前，他回来了，并一直待到新年。起初他因为时差的关系累得不得了。他需要时间，我想。但我也是。
他和我父母一起消磨许多时间，然后是薇米妮——她因为觉得两人的关系完全没改变而狂喜不已。我则害怕我们会不知不觉重新陷入早期的状况，除了在院子里讲些客套话之外，回避和冷漠才是常态。他的电话怎么没让我为此做好心理准备？我是那个该为我们友谊转向负责的人吗？我的父母说了什么吗？他是为了我才回来的吗？或者是为了他们？为了这栋房子？为了离开？他是为了他的书回来的。他的书已经在英国、法国、德国出版，现在总算要在意大利推出。那是一本简洁的书，我们都为他高兴，包括B城的书店老板，他答应明年夏天要为奥利弗办一场发表会。“或许吧，再看看。”我们骑脚踏车路过停留时，奥利弗对老板说。这个季节，冰淇淋小贩不营业。我们第一次离开崖径(就是他给我看他的擦伤多么严重那次)那时曾经逗留的花店和药房也一样。那些都属于一辈子以前的事了。这个城市感觉很空洞，太空是灰的。有一晚他和父亲长谈。他们很可能在谈我，或我上大学的前景，或过去这个夏天，或他的新书。他们打开门的时候，我听到楼下过道有笑声传来，母亲吻了他。过了一会儿，有人敲我卧房的门，而不是落地窗——那么，那个入口就要永远封闭了。“想谈谈吗？”我已经在床上。他穿了一件长袖运动衫，像要出门散步的打扮。他坐在我的床缘，看来紧张的程度铁定不下于第一次、在这个房间还属于他时的我。“今年春天我可能会结婚。”他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可是你从来没提过。”“嗯，已经断断续续两年多了。”“我觉得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我说。有人结婚总是天大的好消息，我为他们高兴，结婚很好，我脸上灿烂的笑容也够真实，即使不久之后我明白，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绝不是个好预兆。我介意吗？他问。“别傻了。”我说。漫长的沉默。“你现在要到床上来吗？”我问。他小心翼翼看着我。“一下子。不过我什么都不想做。”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修饰过的更为有礼的“回头再说，或许吧。”所以我们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我有一种模仿他的冲动，却克制住了。他穿着长袖运动衫，躺在我身边的毛毯上。除了懒人鞋，什么都没脱。“你想这会持续多久？”他挖苦问道。“不久吧，我希望。”他吻我的嘴，但不像在帕斯基诺像后面用力把我压在灵魂圣母教堂路边墙上的那种吻。我立刻认出那种味道。我从来没察觉我多喜欢或想念这个味道多久了。在我永远失去他之前，为我的难忘事物清单再多留下一笔记录。我正要钻出毛毯，他突然说：“我不能这么做。”然后弹开。“我可以。”我回答。“对，但是我不能。”我的眼神必定冰冷如刀，因为他突然明白我多愤怒。“我最想做的是脱掉你的衣服，至少抱抱你。可是我不能。”我伸出手臂环抱他的头。“那你或许不该留下来。他们知道我们的事。”“我猜到了。”他说。“怎么猜到的？”“从你父亲的讲话方式。你很幸运。要是我爸爸，一定送我去管教所。”我看着他：我还想要一个吻。
我本来应该、或许可以，抓住他的。
次日早上，情况正式变得冷淡。
但那星期确实发生了一件小事。午餐过后我们坐在客厅里喝咖啡，这时父亲拿出一个牛皮纸大文件夹，里面塞了六份申请书，还有每位申请者的大头照。明年夏天的候选人。父亲想听听奥利弗的意见，接着他把文件夹传给母亲、我和一位偕妻子同来午餐的教授暨大学同僚——他去年也曾为相同的理由来过。“我的后继者。”奥利弗边说边挑出一位优于其他人的申请者传给大家看。父亲本能地朝我这儿飞快瞥了一眼，然后立刻收回他的目光。
将近一年前，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梅纳德的后继者帕维尔在圣诞节来访，看过档案之后，他强烈推荐一位出身芝加哥的学者——事实上，他们很熟。帕维尔和房里其他人都对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什么不好研究)竟然专供先苏学派⑧的年轻博士后研究员感到兴趣缺缺。我花了过久的时间看他的照片，然后因为自己没感觉而松了一口气。
⑧先苏格拉底学派(pre-Socratics)：指未受苏格拉底（Socrates,469-399B.C.)影响的早期希腊哲学家。这样的分类方法可以上溯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他认为苏格拉底特别强调人道主义以及伦理问题，可视为哲学史的转折点。相对地，先苏哲学家比较强调自然哲学和宇宙论，而非伦理学。
现在回想起来，我完全确定，我们之间的一切，早在圣诞假期那时，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开始。
“我就是这样被选上的吗？”他带着一种诚恳笨拙的率直问道，那种坦率总是能解除母亲的心防。
“当时我希望是你。”后来那天傍晚，在曼弗雷迪载他去车站前几分钟，我帮他把东西装上车，告诉他：“是我让他们选你的。”那晚，我快速浏览父亲的柜子，找出装有去年申请书的档案夹口我找到他的照片。敞开的衣领、大波浪衬衫、长发、带着一点电影明星不情愿被狗仔拍照的架势。怪不得我会盯着这张照片看。但要我记得整整一年前的那个下午我有什么感觉——满溢的欲望旋即带来欲望的解毒剂：恐惧。真正的奥利弗，和一个接一个、每天穿着不同颜色泳裤的奥利弗，或赤裸躺在床上的奥利弗，或斜倚在罗马旅馆窗台前的奥利弗——阻挡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快照时，为他描绘的那个烦恼、困惑的形象前。
我看着其他申请者的脸。这个还不坏。我猜想换做其他人来，我的人生会有什么转变。我大概就不去罗马了。但我可能去其他地方。我可能对圣克雷芒一无所知。我可能发现其他我错过并永远不知道的东西。可能不会改变，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可能成为另一个人。
我想知道那另一个人如今变成谁。他比较快乐吗？我能否沾染他的生活几小时、几天，自己体验看看？测试一下另一种人生是否比较好，衡量我们的人生如何因为奥利弗而分隔得远得不能再远。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匆匆见上他一面，我会对这另一个我说什么？我会喜欢他吗？他会喜欢我吗？他或我能了解对方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他或我会惊讶得知，事实上我们都分别遇见这样、那样、或男、或女的奥利弗吗？而且不管那年夏天谁来跟我们同住，我们非常可能仍然是同一个人？
是母亲憎恶帕维尔，并可能迫使父亲拒绝帕维尔推荐的任何人选，而改变了命运。我们或许是谨慎的犹太人，她说，但这个帕维尔是反犹太主义者，我不准再有任何反犹太主义者踏进我们家。
我记得那段对话。那段话也铭刻在他的大头照上。所以他也是犹太人，我想。
接着，我在父亲的书房里做了当晚我一直想做的事。我假装不知道这个叫奥利弗的家伙是谁。这是去年圣诞的事。帕维尔仍在努力说服我们接待他的朋友。夏天尚未到来。奥利弗会搭出租车来。我会帮他拿行李，带他去他的房间，领着他走下通往礁石的阶梯到海边。如果时间够，我会带他四处参观我们家远至火车站的地产，然后说说住在悬挂萨伏伊王室标志的废弃火车里的吉普赛人。几周以后，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能骑脚踏车到B城。我们会停下来吃点心。我会向他介绍那家书店。接着我会带他去莫奈的崖径。一切都还没发生。
第二年夏天，我们听说他结婚的消息，寄了礼物过去，我在里面加了一小句警语。夏天来了又去。我常常想告诉他有关他的“后继者”的事，并渲染各种与我共用一个阳台的新邻居的故事。但我什么也没寄给他。我一年后真正寄的唯一一封信，是为了通知他薇米妮的死讯。他写信告诉我们他多么遗憾。当时他在亚洲旅行，所以信寄到的时候，他对薇米妮过世的反应与其说是舒缓了裸露的伤口，更像是轻轻擦破已经愈合的伤口。写信给他谈薇米妮，仿佛通过我们之间最后一座步桥，尤其在我们显然永不再提我们之间的过往以后，或者，因此，我们甚至连提都没提。如果积极跟所有过往住客通信的父亲还没告诉他，我也会写信跟他说我打算上美国的哪一家大学。讽刺的是，奥利弗把回信寄到我在意大利的住址；这是另一个延误的原因。
接着是空白的几年。如果我用床伴来为我的人生加上标点，如果这些人可以分为“奥利弗之前”与“奥利弗之后”两类，那么人生所能赐给我的最大礼物，便是将这个分隔标记的时间往前挪了。许多人帮我把人生区分为某人之前与某人之后的段落，许多人带来欢喜和忧伤，许多人迫使我的人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其他人则没有造成任何不同，因此长期如天平支点隐约出现的奥利弗，最后得到许多后继者。这些人或让他失色，或将他降格为早期的一座里程碑，像是一条不重要的岔路，或是前往冥王星等更远的旅程途中一颗火热的小水星。想不到吧!我可能会说：认识奥利弗的时候，我还没跟某某邂逅呢。但人生少了某某，根本无法想象。
有一年夏天收到他最后一封信之后九年，我在美国接到父母来电。“你一定猜不到谁来我们家住两天。就住在你的旧卧房，而且现在就站在我面前。”我当然早就猜到，却假装猜不出来。“你拒绝说你已经猜到，其实已经透露许多事实。”道别前，父亲窃笑着说，接着父母争论谁该把电话交出来。总算传来他的声音。“艾里奥。”他说。我听见父母和背景中有小孩的声音。没有人会这样唤我的名字。“艾里奥。”我重复，意思是我在听，也为了启动我们过去的游戏，证明我什么都没忘。“我是奥利弗。”他说。他已经忘了。
“他们给我看照片，你没变哪。”他说。他谈起他两个儿子，分别是八岁和六岁，此刻正跟我的母亲在客厅里玩。说我应该见见他的妻子，说他很高兴又回来。你不了解，不会了解。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说，假装以为他是因为场所感到快乐。你无法了解我到这里来有多快乐。因为讯号的关系，他的话断断续续。他把电话交还给母亲，母亲跟我讲话之前，仍亲切地对他说话。“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呢。”她总算对我说。“但愿我跟你们大家在一起。”我回答，为了一个几乎不再想起的人激动不已。时间让我们变得多愁善感。或许，到头来，令我们受苦的是时间。
四年后，经过他所在的大学城，我做了不寻常的事。我决定露面。我坐在他下午授课的讲堂里，下课后，趁他收拾书本，把散置的纸张收回档案夹时，我向他走去。我不会要他猜我是谁，却也不打算让他好过。
有一个学生想问他问题，所以我在旁等候，好不容易那学生总算离开了。“你或许不记得我了。”他略微眯着眼猜想我是谁时，我开口说。他突然变冷淡，仿佛害怕我们是在他不愿想起的地方认识的。他端起踌躇、讥讽、质疑的表情，还有一抹不自在不安的微笑，仿佛预演一场“恐怕你认错人”的戏。接着他停顿了一下。“老天爷—艾里奥!”是我的络腮胡让他困惑，他说。他拥抱我，拍了我毛茸茸的脸几下，仿佛我的年纪甚至比多年前那个夏天还小。他拥抱我的方式，是他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他快要结婚那一晚所做不出来的。“多少年了?”
“十五年。昨晚我来这儿的路上算的。”接着我补充说：“不是真的啦。我一直都知道。”
“十五年了。看看你!”
他又说：“来喝一杯吧。来我家吃晚餐，今晚。见见我太太我儿子。拜托，拜托，拜托。”
“我很乐意……”
“我得去办公室放东西，然后我们就走。到停车场这段路很漂亮。”
“你不了解。我很乐意。可是我没办法。”
“没办法”不是说我没空拜访他，而是我做不到。
他继续把纸张收进皮制袋子里，一边看着我。
“你一直没有真的原谅我，对不对?”
“原谅?没什么好原谅的。如果有什么，那就是我对一切都很感恩。我只记得好的部分。”
我在电影里听过这种话。那些角色信以为真。
“那是为什么?”他问。
我们离开教室，走进公共餐厅，从那儿看得见东岸秋季漫长慵懒的日落在临近山丘上投射出一道橘色的光。
我要如何对他或对自己解释，为什么尽管分分寸寸的我都渴望去他家、拜访他的家人，却做不到?奥利弗的妻。奥利弗的子。奥利弗的宠物。奥利弗的书房、书桌、书、世界、生活。我期待些什么?一个拥抱，一个握手，一个马马虎虎的“欢迎老兄，幸会”，然后是那句无可避免的“回头再说”?
会见他家人的可能性，让我提高警觉。太真实，太突然，太咄咄逼人了，演练还不够。过去几年来，我一直把他放在永恒的过去，视他为我过去完成式的情人、悬在夜晚暗影里的兽首标本，将他冰存，以回忆和樟脑丸填满他。我偶尔把他拿出来掸掸灰尘，再放回壁炉架上。他不再属于尘世或生活。此时我发现，不只是我们选择的路相距多远，还有即将打击我的失落有多大，无非是这些东西而已。我不介意用抽象词语去思考这些失落的东西，但被正眼盯着瞧却令人心痛。在我们停止想念已经失去、或许可能也从不在乎的事物很久很久以后，怀旧之情仍然令人心痛。
或者我是嫉妒他的家庭，嫉妒他为自己成就的人生，嫉妒那些我从未分享也不可能了解的事物。他渴望过、爱过、失去过的东西，失去这些东西曾经打垮他，但这些东西出现在他的生命中、当他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并未在场见证，也一无所知。他获得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在场，他放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缺席。或者其实更简单?我是来看我对他还有没有感觉，是否仍怀着什么情感?问题是，我也不希望还有任何东西继续存在。
这些年来，每次想到他，我就想起B城，或我们在罗马的最后几天。一切都导向两个场景：附带痛苦的阳台、灵魂圣母教堂路：那个他用力把我压在古墙上亲吻，让我缠着他的腿的地方。每次回罗马，我都会回到那里。对我来说，过去还活着，仍然回响着完全属于当下的声音，仿佛从爱伦·坡故事里窃取出来的心脏仍在古老的石板路下跳动，提醒我，我在新英格兰住过一段时间，与他距离不过五十里路，却继续想象他困在意大利某处，不真实而有如幽灵一般。他住过的地方也同样令人感到单调乏味。每次我一去想这些地方，这些地方也会立刻浮动、漂离，同样不真实而如梦似幻。然而，结果看起来，不仅新英格兰的城镇生气勃勃，连他也是。多年前，无论他结婚与否，我都能轻易把自己赖给他——除非，抛开表象，其实我自己才是那个不真实而有如幻影的人。
或者我是抱着更为卑鄙的目的而来?为了发现他独居，等着我，渴望我带他回B城?是啊，我们俩装着同一副人工呼吸器的人生正等待我们终于相遇、重登皮亚韦纪念碑的时刻。
接着我这么说：“真相是，我不确定我能够毫无所感。如果我要见你的家人，我宁可不要有任何感觉比较好。”接着是突如其来的沉默。“或许事情一直没有过去。”
我说的是实话吗?或者因为当时紧张棘手的气氛，让我说出我从来不会对自己承认，也仍然无法保证全然是事实的话?“我认为事情还没过去。”我重复道。
“所以。”他说。他的“所以”，是唯一能为我的不确定下总结的词语。但或许他也有“所以呢”的意思，仿佛质疑经过这么多年仍然想要他，有什么好震惊的。
“所以。”我重复道，仿佛谈一个爱小题大做的第三者那反复无常的痛苦和悲哀，只是这个第三者恰巧是我。
“所以，这是你不能来我家喝一杯的理由?”
“所以，这是我不能去你家喝一杯的理由。”
“真是个呆头鹅!”
我完全忘了他的口头禅。
我们抵达他的办公室。他把我介绍给两三位刚好在系上的同事，他对我了如指掌，令我意外。他什么都知道，对于最近、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了解。从某些事情看来，他一定挖掘过一些上网搜寻才找得到的消息。这一点令我感动。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他完全忘记我了。
“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他说。他办公室里有张皮质大沙发。奥利弗的沙发。所以，这里是他坐下来读书的地方。文件散落沙发各处、地板上，只有条纹大理石台灯下角落的座位除外。奥利弗的台灯我记起在B城时，他把床单铺在地板上的样子。“记得吗?”他问。墙上挂着保存不佳的彩色复制裱框画，是留胡须的密特拉像湿壁画。去圣克雷芒教堂的那个早上，我们各自买了一幅。我已经好久没看过我那一幅。旁边的墙上有一张裱框的莫奈崖径。我立刻认出来。
“这本来是我的，但你拥有它的时间远远超过我。”我们曾经彼此相属，但因为距离如此遥远，如今已经属于其他人了。对于我们的生命，唯有擅自占用者才是真正的债权人。
“关于这张明信片，说来话长。”我说。
“我知道。我拿去重新裱框时看过背面的题字，所以现在你也看得到明信片背后的字。我常常想起这个叫梅纳德的家伙。有朝一日请想我。”
“你的前辈。”我这么取笑他。“不，不是那回事。未来你会把它交给谁?”
“我曾经希望哪天我其中一个儿子来实习的时侯，让他亲自来拿。我加上我的题字了，但你不能看。你会在这里逗留吗?”他边穿雨衣，边改变话题间道。
“会，停留一晚。我明天早上在大学跟人有约，然后我就离开了。”
他看着我。我知道他在想圣诞假期的那一晚，他也知道我明白。“所以你已经原谅我了。”
他抿着嘴无声地道歉。
“来我的旅馆喝一杯吧。”
我感觉到他的不安。
“我是说喝一杯，不是说上个床。”
他看着我，满脸通红。我盯着他看。他仍然帅得不得了，头发没变少，也没有赘肉，每天早上还是会慢跑，他说。皮肤仍像当年一样光滑。只是手上有些雀斑。雀斑，我想着，无法摆脱这个念头。“这是什么?”我指着他的手，碰了一下。“我全身都有这个。”雀斑。雀斑让我心碎，我想吻去每一颗雀斑。“我年轻时晒太多太阳。此外，也没什么好惊讶的。我已经上了年纪。再过三年，我的大儿子就跟你当年一样大了。要说怪的话，老实说，比起现在的你，他更像我们在一起那时我所认识的艾里奥。”
你是这么称呼那段日子的吗?我们在一起那时?
我们在老旧的新英格兰旅馆酒吧里找到安静的位置，那儿俯瞰河水，看得见花朵盛开的大花园。我们点了两杯马丁尼（他特别指定蓝宝石琴酒），紧挨着坐在马蹄形雅座上，像两个因为妻子去化妆室而被迫局促地坐在一起的丈夫。
“再过八年，我四十七岁，你四十岁。之后再过五年，我五十二岁，你四十五岁。到时候你会来吃晚餐吗?”
“会，我保证。”
“所以你真正的意思是，只有等你老得没办法在乎了才会来。等我的孩子离开。或等我已经当了祖父?我仿佛能够想见未来的那个晚上，我们会坐在一起，喝浓烈的白兰地，就像你父亲在晚上偶尔端出来的格拉巴酒。”
“我们会像小广场上那些面对皮亚韦纪念碑而坐的老人，谈起两个年轻人过了几周快乐的日子，然后在往后的人生里，将小棉花棒浸人那一碗快乐，生怕用完；每逢周年纪念也只敢喝像顶针那么大的一小杯。”但这件几乎未曾发生的事仍然召唤我。我想告诉他。未来的那两人永远无法取消、永远无法删除、永远无法抹灭或重新经历这段过去——过去就困在过去，像夏日黄昏将近时原野上的萤火虫，不断在说：“你原本能够拥有这个替代物。”但回头是错。向前是错。看别处是错。努力矫正所有的错，结果同样是错。
他们的人生像扭曲的回音，永远埋藏在封闭的密特拉神殿里。
沉默。
“天哪，在罗马的第一夜，晚餐时坐我们对面的人是多么羡慕我们啊。晚餐桌上的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少，始终目瞪口呆盯着我们瞧，因为我们是那么快乐。”
“在我们更老了以后的那个晚上，我们仍然要谈论这两个年轻人，仿佛他们是与我们在火车上邂逅，令我们佩服而想要帮助的陌生人。之所以羡慕，是因为‘遗憾’这字眼令我们心碎。”
再度沉默。
“或许我还没做好把他们说成陌生人的准备。”我说。
“如果这么说会让你觉得好过一点，我想你我永远都不可能准备好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来一杯。”
他连要回家的微弱理由都还来不及提出，就让步了。
我们把客套话摆到一边。他的人生，我的人生，他做过什么，我做过什么，好事，坏事。他想去哪里，我想去哪里。我们避谈我的父母。我假定他知道。他没问，暗示我他知道。
“你最美好的时光是?”他总算插话道。
我想了一会儿。
“第一夜是我最记忆深刻的，或许因为我实在太笨拙了。但罗马也很棒。灵魂圣母教堂路上有个地方，我每次到罗马都会再去。我会凝视那儿片刻，然后一切就回来了。那天晚上我刚吐过，在回酒吧的路上你吻了我。人来人往，但我不在乎，你也是。那个吻仍然在那里，谢天谢地。那个吻和你的衬衫，是我从你那里得到的一切。”
他回忆着。
“你呢?是什么时候?”
“也是在罗马的时候。在拿佛纳广场唱歌唱到天亮。”
我完全忘了。结果那晚我们不光是唱了一首那不勒斯歌谣。一群年轻荷兰人拿出吉他，披头士的歌一首接一首唱，主喷泉旁的人一一加入，我们也是。甚至连但丁都再度出现，用他的破英文跟着唱。“他们曾经为我们唱小夜曲吗?或者那是我的幻想?”
他困惑地看着我。
“他们是为你唱小夜曲。你那时酩酊大醉，还向其中一个人借了吉他开始弹，接着突然唱起歌来。他们都傻眼了。全世界的赌鬼都像绵羊一样乖乖听亨德尔。其中一个荷兰女孩情绪失控。你想带她去旅馆。她也想来。多么精彩的一夜。最后我们坐在广场后方一家打了烊、空荡荡的咖啡馆平台上看破晓，就只有你、我跟那个女孩，我们通通累瘫在椅子上。”
他看着我。“你来，我好高兴啊。”
“我也很高兴我来了。”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为什么这话让我紧张?“说吧。”
“如果可以，你愿意重新开始吗?”
我看着他。“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回答就是了。”
“如果可以，我愿意重新开始吗?立刻。开始我已经喝两杯这个了，我想再点第三杯。”
他微笑。显然轮到我问相同的问题，但我不想让他难堪。这是我最喜欢的奥利弗：想法与我如出一辙的他。
“在这儿看见你，就像昏迷二十年后醒来。你看看四周，发现老婆已经离开你，你完全错过孩子的童年，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有些已经结婚了。你的父母早已离世，你没有朋友，那些透过眼镜看你的小脸蛋是你如假包换的孙子，他们一起来欢迎爷爷从长眠中苏醒。你镜中的脸像瑞普⑨一样苍白。可是陷阱就在这里：你仍然比聚在你身边的人年轻二十岁，只是我能够立刻变成二十四岁的原因——我二十四岁。如果你把这个寓言推前个几年，我醒来时可能比我的大儿子还年轻。”
⑨瑞普(Rip Van Winkle)：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短篇小说《瑞普·几·温克尔》（Rip Van Winkle）的主角。故事中，瑞普上山遇到背酒桶的怪老头，他趁机偷喝一口酒，结果昏睡二十年，醒来已人事全非。
“那么，这赋予你活过的人生什么样的意义?”
“一部分，只有一部分是昏迷状态，但我宁可称之为平行的人生。听起来好一点。问题是许多人的人生都有多于两个的平行人生。”
或许是酒精，或许是真相，或许我不想把事情变抽象，总之我觉得我必须说出来，因为现在正是说这句话的时候。因为我明白这是我来这儿的原因，为了告诉他：“在我死去的时候，你是我唯一想要道别的人。唯有那时，我称之为‘我的人生’的这个东西才有意义。万一我听到你过世的信息，我所知道的我的人生，还有那个此刻正在跟你说话的我，将不存在。有时候我脑海中会出现这样可怕的画面：我在我们B城的家醒来，朝海的方向看，听到波浪传来你已在前一晚过世的消息。我们错过许多。那都是昏迷状态。明天我回到我的昏迷状态，你也回到你的昏迷状态。对不起，我无意冒犯—我相信你的人生不能说是昏迷状态。”
“对，是平行的人生。”
或许我这一生所知道的其他每一份哀伤，突然间都决定与此合而为一。我必须予以击退。如果他没看见，或许是因为他并未免疫。
我一时兴起，问他是否读过哈代⑩名为《至爱》的小说。没有，他没读过。是关于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离开他多年以后，死了。男人造访女人家，邂逅了她的女儿，爱上她。在同样失去她之后，过了许多年，又巧遇她的女儿，爱上她。“这些事会自已消逝，或需要几个世代、几辈子才能理出头绪?”
⑩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小说家、诗人。
“我可不希望我儿子跟你上床，也同样不乐意见你儿子(如果你有儿子的话)在我儿子床上。”
我们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倒是好奇我们的父亲怎么想。”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微笑。
“我不想收到你儿子捎信来报告坏消息：‘对了，随信附上的裱框明信片是家父要我交还给你的’。我也不想回这样的话：‘你随时可以来，我相信他会希望你住在他的房间’。答应我，不要让这种事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