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干生是一个人来的？”
“对。应该是七号或者八号。葬礼是五号，总之是在葬礼之后。”
“他说过自己是来做什么的吗？”
“他说是妈妈让他来拿东西。我把他从前台带到了二〇三号房。”
柿沼主管说没看到他回去，也不知道他在房间里待了多久，取走了什么。
“只有那一次吗？”
“对，没错。”
看来干生经常帮父母跑腿。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个好孩子。他会威胁自己的父亲，所谓受母亲嘱托来取东西多半也是扯谎。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宽二先生的。虽然他自己住单间，多少还是会和其他住客有交流吧？”
“在食堂和娱乐室会有交流。我们很尊重入住者的隐私，不过总一个人待着也不好，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会多留意。”
“有没有哪个人和他关系比较好呢？”
柿沼主管沉吟一阵。“不好说啊。宽二先生比较喜欢独自打发时间……”
“可以麻烦您问一问有头绪的人吗？”
“好吧。不过您可别期待过高了。宽二先生在我们这种养老院里情况算是不错的。其他人要么耳背，要么是阿尔茨海默症，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
“我明白了。见山小姐性格开朗，干活也相当麻利啊。”
“她来我们这里三年了，之前在特护机构工作过五年，在护理师当中算是做统筹的角色了。”
“护理师一般是女性比较多吗？”
“我们这里七成都是女性。”说着，柿沼主管露出了久违的微笑，“我们的女性员工给宽二先生起了个绰号呢。”
二层的绅士先生。
“是嘛，这可真有意思。”
“有好多原来有地位的人，上了年纪后却成了暴君，但宽二先生非常绅士，这个绰号很贴切。”柿沼主管很是自豪，就像在说自己的事一样。可他的表情却在下一瞬间由晴转阴。“他这么好的一个人……虽说年轻时遭到了背叛，但因此就憎恨女性，犯下了那种罪行，这有可能吗？”他带着责怪的语气小声说，“相泽先生想得也太多了。”
“毕竟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说道。
我们喝光了两瓶啤酒，以这家店的招牌菜——鲷鱼茶泡饭收尾，结账时是AA制（我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柿沼主管），之后我就回了家。在整理今天的调查笔记时，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爷爷做了什么事吗？
——犯下了那种罪行，这有可能吗？
相泽干生和柿沼主管都用了动词的一般过去式。
但羽崎不同。
——武藤先生做过吗？
他果然听到了宽二、幸司父子的对话。这句“做过吗”应该就是对“曾经做过当时他们提到的那件事吗”的省略。
5
宽二先生曾经的户籍所在地——春川町的那个地址上现在立着三栋三层的木结构住宅楼，相互紧挨着。三栋楼的外观一模一样，只有人字形屋顶的颜色不同，看起来就像文具店里卖的箭头形便笺似的。大概是用于出售的住房吧。
我想去临近的理发店问问情况，结果被人以“推销的？我这里还有客人呢，你别进来”为由赶走了。去对面便利店询问也没有成功，年轻店长和店员都说：“这附近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
再往前走两家店，有家卖酒的小铺子，瓦片屋顶上明显有灰泥修补过的痕迹。这家店有些年头了，和我租的那间老房子有一拼。店门口一个棕发女孩正在扫地。
“不好意思。”我向她打招呼，“能麻烦跟你打听件事吗？我正在找一位以前住在这里的人。”
我的相貌和气质可能让人比较放心，不太会引起警惕，在这种时候很占便宜。我谎称自己在找叔父，他和父亲大吵一架之后便杳无音讯，现在父亲心软了，很想见见他。这样的假话，女孩居然认认真真地听我说完。
棕发女孩拿着扫帚喊道：“奶奶，奶奶！”她喊着走进屋内。不一会儿，一个腰上围着针织毯的老婆婆佝偻着腰跟着女孩出来了。
我继续对着她们俩演戏。
“昭和五十年啊，”老人认真回想着，“我嫁过来的时候还是三十三年。”
“您一直住在这里吗？”
“是啊，你看这家店都这么老了。你要问的是那儿吧？”老人指着像三摞便笺一样紧紧并排而立的三栋木造住宅楼。
“是的。”
她思索片刻，说：“哎呀呀……这我可真记不得了。”
“那三栋人字屋顶建起来之前，我记得那里有一栋展示房吧？”小姑娘说道。她应该是老人的孙女。
所谓展示房就是样板房。近来很流行在住宅之外另建一栋房子用作展示，称为展示房或样板房。
“这附近到处都在新建公寓，所以那儿的展示房也换了差不多有三次。”
“应该比那还要早，叔父住的应该是公寓楼。”
老婆婆抬头看着我说：“你家亲人之间还真是疏远啊。”
“是啊，真是难以启齿。”
“那里之前是不是空地来着？”孙女突然说，“还挺宽敞的。我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还在那儿堆过雪人呢。”
“你不是平成年间出生的吗？这位先生问的是很久以前的事。你稍微安静一会儿。”
老人让孙女闭上嘴，自己皱起眉头陷入沉思。她的孙女比我脾气还要好，屏住呼吸不敢出声。终于，老人长出一口气，说：“我还是想不起来。”
“哎呀，奶奶你可真是的。”孙女把扫帚在地上敲了一下，很是失望，“奶奶去帮人家问问爷爷嘛。”
“只要知道之前在那里的公寓楼叫什么就行了吧？”
“是的。也有可能是独门独户的房子。”
“哎呀，都无所谓啦。你还会再来吗？”
“会的。敝姓杉村。那个，”我掏了掏衣服内侧的口袋，假装在找名片，“名片好像用完了。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
我无法得知自己离开后，刚才那段蹩脚的表演会获得什么评价。说实话，我也不想知道。哪怕那对性格直爽的爷孙俩议论我“刚才那个人真奇怪”“说不定是新型诈骗”也没关系，只要她们在说这些的时候不会感到害怕，而是面带愉快的微笑就好了。
继续在小酒铺附近闲逛也很尴尬，我便向三角町走去。
昭和五十年时吉永运输有限公司的旧址如今已经建起公寓。正门旁的奠基石上写着“平成十六年竣工”。如此说来，在那之前吉永运输可能一直都在。
向街对面那家精致的面包房打听后，我那小小的期待破灭了。对方说，在建起公寓之前，这里是一个投币式停车场，再之前的情况就不了解了。
“我记得那里从很久以前起就是投币停车场了。”
“可旧地图上说这里以前有家物流公司。”
“那就不太清楚了……”
事已至此，接下来就是拼体力、拼毅力的时候。我只能依照地图前往那些有可能提供有力线索的地方打探，同时还要避免重复或遗漏。首选是餐饮店、理发店、美容院、洗衣店和酒铺，这些行业会和物流公司有业务往来。其次是老房子里的居民，他们很可能常年在此居住。然后便是町内会、自治会或消防团办公室（近几年已经少了许多）、加油站、灯油铺子。至于娱乐场所，我一般不会去酒吧、小酒馆打探消息。太麻烦，而且在喝酒的地方得到的消息大多靠不住。围棋会所或者将棋沙龙在我本次要调查的范围内出现概率较低，不过一旦找到，很可能获得高质量线索。麻将馆和弹子机房则恰恰相反（我经验尚浅，实在不明白其中缘由）。便利店也指望不上，补习班却是一处出人意料的可靠消息源。这里是孩子们每天往返的地方，补习班的负责人和老师们通常会十分关注周边的情况。但我这次想要挖掘的是陈年旧事，恐怕不能报以太大期待。
铁律只有一条——千万别找警察。只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只是想在三角町找到吉永运输的旧址，却连一个说“我知道”或“我不太清楚，帮你跟认识的人问问吧”的人都没遇到。
吃过午饭，我连三角町的邻町（在春川町的反方向）都走访了一半，仍旧毫无收获，便坐在无人的公交车站长椅上休息。昭和五十年实在太久远了。用手机搜索那一年发生的事，出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经济企划厅公布日本经济在上一年度出现战后首次负增长”“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夺宝奇兵》大获成功”之类的旧闻。
正在这时，相泽先生打来电话。“哎呀，杉村先生，真是不好意思。”
嗓门的确不小。
“本来昨天就想给您打电话的，结果太忙了……”
“我也知道您很忙，不用介意。”
“干生那小子，没做什么失礼的事吧。”
“没有没有。不过，干生是怎么发现您在做调查的呢？”
“那个臭小子，冷不防地就过来问我：‘爷爷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暴露的。”
相泽干生不仅偷听到了父亲的电话，似乎在那之前，他就知道些什么。而且他的父亲对此并未察觉。
“我已经跟他说过别再管这事了，您不用担心。”
我可不这么觉得。
“话说回来，您找到令尊的地址簿了吗？”
“找到了。新的、旧的各一册，不过上面很多名字都被划掉了，能派上用场吗？”
“贺年卡呢？”
“只找到五张。他和人来往不多，这些都是老爸搬来和我们同住之后认识的人。我老婆的亲戚啊，我家附近的医生，都是我也认识的人。老爸搬来时，可能就和老朋友失去了联系，或者是他主动断了联系吧。”他的语气沉下来，“总之，我会把地址簿送过去。”
我本想说“我去您那里取”，话到嘴边改了主意。“那就麻烦了。如果我不在，您放到信箱里就可以。信箱锁得很严实，请放心。”
“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继续四处打探消息，结果还是空手而归。
第二天，我从前一天结束的地方开始继续收集消息。现在回春川町的那家酒铺还太早了。过了中午，我在距离三角町地铁两站远的一家汽车修理厂终于有了点收获。
“对对，是在三角町，那家物流公司。四吨的大卡车排成一排，我觉得当时生意应该挺红火的。”胡子有些花白的修理厂厂长满是怀念地说道，“我刚入行的时候，我爸赶我去拉生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到本地的那些出租车公司、物流公司、停着轻卡的工厂，遇到一家我就进一家。”
不过，在厂长的记忆里，那家公司并不叫“吉永运输”。
“吉永，就是吉永小百合的吉永吧？那我绝对不会忘记。我印象里，那家公司的名字应该更普通一些，是随处可见的那种名字。”
厂长似乎是小百合的粉丝。
“这边各种工厂、商店还挺多的，我以为昭和五十年前后的事情应该还有人能记得，没想到完全找不到人。”
“泡沫经济时代之后全都变样啦。三角町那一带以前仓库和工厂特别多，现在全都建成公寓了。”
这么说，三角町可能还有一家住宅地图上没有记录下来的物流公司。
“您说的那家物流公司发生过一起案子……”
“什么案子？”
如果厂长没有印象，可能他当时就不知道，或者是因为和自己关系不大而忘记了。
“不是什么大案子。谢谢您了。”
我继续向前走，沿着和来时相对的半圆轨迹，一路打探着消息返回三角町。
路上有一栋瘦高的四层建筑，一层是帽子店，楼上似乎是住宅。不过从结构上看不像是公寓。楼里的居民应该也不是房客，而是房主。我这么猜想，走过去一问，居然撞上了头奖。
“我记得啊，吉永运输。”
这名女子头发染成明亮的栗色，穿着时尚的混色针织衫，声音有些沙哑，将近六十岁。
“事到如今，还来找我们干什么？”
我没明白她的意思，有些心虚，但还是开门见山地问道：“您和吉永运输有什么关系吗？”
“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来了吗？”
“您这话的意思是……”
她眯起眼睛打量我，像是在思考该表现出几分生气比较合适。“那个案子，你不知道吗？”她的话里透着冷淡与揶揄。
“昭和五十年八月的案件吗？”
“你这不是挺清楚的吗？”她话里带刺，“那时候被杀的，是我的家人。”
我愣住了。被害人田中弓子的家离吉永运输很近。而这家店的名字，招牌上写的是……
“我们家叫田中帽子店。被杀的田中弓子是我姐姐。”她直直地盯着我。
我缓缓压低视线，避开她的双眼，深深低下了头。“实在抱歉。对令姐的死，我深表遗憾。”
我取出名片，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一位前阵子去世的老人，断断续续地提到了关于吉永运输那起案件的事情，遗属也是第一次听说，不清楚故人在案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感到极为不安……
田中帽子店的这名女子在案发时应该二十岁上下，想必和姐姐弓子的关系十分亲近。她看向我的目光带着猜疑，严厉得近乎充满敌意。然后，她这样说道：“那位老人家应该是吉永运输的人，是在那里工作过吧？肯定是凶手的同事。那个案子对他们来说肯定也是不堪回首的记忆，整个公司都因此没了。”
“吉永运输倒闭了吗？”
“案件后不到一年就没了。在员工杀过人的地方还怎么谈生意。”
更何况杀人的是员工，被杀的也是员工。
“田中女士，您一直住在这里吗？”
她靠着放有一台收银机的桌子，视线落在散落的发票上，下巴轻轻点了点。
“您对案件还有印象吗？”
她没有回答，眉间的皱纹更深了。
我随身带着从宽二先生相册里抽出的几张照片，正犹豫要不要给她看。
“我倒是见过的，那个凶手。”她说。
“您是说茅野次郎吧。”
她仍旧盯着发票。“那男的真的很恶心。”她的眼圈周围失去了血色，越来越苍白，“已经够了吧？你请回吧。”
我是个怯懦的侦探，点点头说了句“打扰了”就转身走向店门口。这样的状况下是无法打探出更多消息的。
但她主动叫住了我。“提到姐姐的老人，不会是吉永社长吧？”
我转过身。
“社长当时好几次来我家哭着道歉。”
——都是因为我管理不到位。
“不过，如果是社长的话，从年龄上来算应该早就去世了。”她继续自言自语般小声说着，“我爸妈也都已经走了。”
她是独自照看着这家店和这个家的吗？
“不过，那家伙还活着，因为没判死刑。”
那一刻，她心中像突然燃起了什么，双颊恢复了血色，双眼绽发出光芒。“难道你说的那个老人是茅野？”
我冷静而果断地否定道：“不是。是一位名叫武藤宽二的先生，七十八岁，本月三号去世的。”
无论我说的是什么，帽子店老板娘心中的火焰都熄灭了，回到原本的冷漠。她仿佛化作了一团灰烬。
不，她从一开始就是一团灰烬，一团人形的灰烬。在那灰烬的深处，空虚与悲愤持续不断地燃烧着。这团烈火并没有温暖她，而是从内部炙烤着她，使她痛苦。
“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离开了田中帽子店。明明撞上了头奖，却撞得如此疼痛，几乎令我感到窒息。
6
我也想过，这种时候忙这些真的合适吗？不过第二天，我还是一早就前往大宫的一个讲堂参加进修班。侦探也需要学习。
进修班由蛎壳事务所所属的青色申告会主办，主旨是带领大家学习频繁修订的税法及财务规定相关的新知识。课程是针对企业会计开展的，我也算是蛎壳事务所的员工代表。签约调查员参加类似的进修班、学习会时，事务所会提供一定的便利，不过报名费还是我们自掏腰包。
我想让大脑和双腿放松一下，如果能顺带学到些企业财务相关知识也不错。不过实际上，课程对于没有基础的我来说宛若天书，听是听了，脑子里想的全都是宽二先生和三十五年前那起案件。
进修班下午一点多才结束。我立刻赶往车站，搭上电车，前往城东区春川町那个瓦片屋顶的酒铺。
老婆婆和她孙女今天都不在。看店的是另一位老人，穿着薄羽绒背心，戴一顶带毛球的针织帽。
我报上名字，老人“哦”了一声，露出笑容。“我家老太婆说你是新型汇款诈骗集团的初级员工，实际上到底是不是呢？”
“我不是诈骗犯。我其实是调查员。”我笑着回答，递上名片。
老人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把名片审视了一通。“是吗？哎呀，你是干什么的都无所谓。现在那个像积木一样的建筑，以前是一栋公寓来着。”老人干脆明了地告诉我。
“我想了解昭和五十年的情况。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
“三十六年前吧。现在都过完年了。”
“啊，也对。”
这位老人家思路很清晰。
“没错啊。‘希望庄’是昭和五十四年拆掉的，昭和五十年时确实还在那里，里面也住着人。”
“希望庄？”
“嗯。木造的二层小楼，平顶，脏兮兮的，也就名字好听。”
“您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呢？”
“因为那些人是我们家的主顾啊，经常来买啤酒和烧酒。”老人说，“那儿说是公寓，以前其实是独门独户的人家，后来分租出去了。租户全是打光棍的家伙，一到不上班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喝酒，酒和下酒菜都是在我们家买的。”
“您说是在昭和五十四年拆除的，您确定吗？”
“嗯。那时我找来拆楼的工程队，顺便把我们家的屋顶换成轻型瓦了，之前是本瓦葺。要是地震给震塌了，多吓人啊。”
我干笑了两声，附和着。“昭和五十年八月，旁边的三角町发生了一起杀人案，您还有印象吗？”
老人马上点头。“是物流公司的姑娘被杀的案子吧？”他用圆乎乎的手往希望庄曾经所在的方向一指，“凶手小茅当时就住在那里，我也见过他。”
我凝视着老人指示的方向。武藤宽二曾经的户籍所在地，是茅野次郎住过的地方。
“他经常来我们家买东西。小茅瘦瘦小小，看上去怯生生的。我当时还想呢，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从胸前口袋里取出宽二先生的照片。这是他四十岁左右时拍的快照，照片里宽二先生身着工作服，蹲在拉下的卷帘门前。“请问您认识这个人吗？”
酒铺老板戴上老花镜，比刚才还要认真地盯着照片看。“不好说啊。”他歪了歪头，“这人应该不是小茅吧？”
“不是。不过他当时应该也住在希望庄。”
老板再次看了看照片。“长相我实在是记不得了。”
“名字是武藤宽二。”
“武藤……宽二。”老板重复了一遍，又摇摇头，“可能有过像他这么大岁数的人吧。我倒是记得有个老头子，喝酒特别凶。”
那的确很容易让人记住。
“案件发生的时候，在这一片是不是引起了轰动？”
老板用尽整个上半身的力气点点头。“闹得满城风雨。杀人案这么大的事，在这一带可只发生过那一次，空前绝后。”案件给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刑警也去了希望庄，去查他的屋子。”
茅野次郎自首后，警方前去搜查了他的房间。
“我家老太婆和妹妹当时都还年轻，吓坏了，吵得不行。”老板眨了眨眼睛，“对了，那之后希望庄的人还上各家道歉，也来我们家了。”老人再次看向手中武藤宽二的照片，“是这个人吗？点头哈腰地过来道歉，说抱歉打扰大家了。”
这就像是犯人家属的行为。住在希望庄的那群“打光棍的家伙”关系大概非常要好。
就在这时，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凶手小茅不是被警方逮捕的，而是在案发两天后主动自首。听说他自首的时候有朋友陪同，那个朋友是住在希望庄的人吗？”
老板愣了一下，向后缩了缩脑袋。“这我就不知道了。当时我又不在场。”
但我觉得，这个猜想有可能成立。
“这附近的老居民差不多就剩我们一家了。希望庄的所有者也早就把地皮卖掉搬走了。”
也就是说，我就算继续打探下去，恐怕也得不到更多信息了。
“给。”老板把照片还给我，“没帮上忙，对不住啊。”
“您太客气了。帮大忙了。不过……”这个问题有些多余，但我还是问出了口，“我前天遇到的，是您夫人吗？”
“是我家老太婆和孙女。”
“您夫人似乎完全不记得希望庄了。”
老板听完大笑起来，帽子上的毛球跟着一晃一晃。“如今这个世道，我们这种老头老太太哪能放松警惕啊。电话诈骗之类的，骗人的花样可太多了。我家老太婆要是觉得来人可疑，就会装傻充愣的。”
那居然是在演戏，由衷佩服。
“我可不怕，我奉行的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政策。哎，虽然不了解情况，不过你也够辛苦的。”老人家砰砰地拍着我的背，把我赶出了酒铺。
目前可以建立两种假设。
一、吉永运输杀人案的凶手并非茅野次郎，而是武藤宽二。两人都住在希望庄，关系亲近，茅野次郎出于某种理由包庇了武藤宽二，替对方顶了罪。案件发生三十五年后，拥有幸福晚年的武藤宽二为过去的罪行感到悔恨，想要坦白真相，为自己赎罪，却始终犹豫不决，没能彻底说出真相。
二、吉永运输杀人案的凶手的确是茅野次郎。武藤宽二对他十分了解（茅野自首时，陪同者可能就是武藤宽二），但武藤宽二出于某种理由，对事实进行加工，以仿佛自己就是凶手、至今尚未被逮捕的语气陈述了整件事。
第一种假设很牵强。昭和五十年的确年代久远，不过即使以当时的法医学理论和鉴定技术，如果茅野并非真凶，警方应该也能轻松识破。这样的案件，遗留在现场的证据恐怕要多少有多少。更何况被害人是被扼死的，脖子上肯定留有凶手的手印和指纹，只要查一查，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然而，即便用排除法排除掉第一种假设，第二种也难以成立。宽二先生为什么要扭曲部分事实呢？
难道说，他本来思路清晰的大脑出现了一些混沌？相泽先生说过，宽二先生的死因是心肌梗死，但以他当时的身体状态，全身的血管随时随处都可能发生梗塞。记忆上的混淆、前后矛盾的错误回想，可以解释为脑血栓和脑梗死的初期症状吗？
拼图的碎片还没找齐。我需要进一步挖掘宽二先生的经历。我立刻赶往花篮老人之家。
红灯拦住了我的脚步，我在马路对面等待。今天天气依旧不错，一月下旬的夕阳渐渐西沉。养老院坐东朝西，熹微的红日映射在大厅巨大的玻璃窗上。
一名保洁员在用干布擦拭着自动门的玻璃。她擦完外侧，正准备开始擦内侧。正门人来人往，比较显眼，所以她才会擦得那么仔细吧。
红灯转绿，我走过人行横道。
保洁员从玻璃门高处开始大幅度地左右擦拭。我放慢脚步，准备等她擦完。保洁员专心致志地擦着。在擦拭自动门下半部分之前，她取下别在腰间的毛巾折了三折，放在脚边，然后跪在毛巾上。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发出丁零一声轻响。我需要的拼图碎片就这样滚落在眼前。同时，我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这样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问题并不在于宽二先生为什么要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加工。这只不过是次要问题，而事情的核心是，他是在对谁说这些话。
我直接从养老院门前走过，边走边想。
人在和他人对话时，并不是只说给最直接的对象，例如夫妇之间对话，有时也是在说给旁边的孩子听（而不想让孩子听到时则会压低音量）。即便是自言自语，在身旁有人在场的时候，也可能是希望对方有所回应才说出口的。
对某个人的夸奖或批评，有时也会故意对着别人说，让目标人物碰巧听见。很多时候，相比于直接告诉当事人，这样做的效果要好得多。
莫非，武藤宽二也采用了这种方式？
因为他对某个每天都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产生了猜疑。
我又走过两个路口，躲进某栋建筑的阴影里，给柿沼主管打去电话。等了一阵，对方接通了电话。
“柿沼先生，您现在在哪里？”
“啊？我在办公室。”
“就您自己吗？”
“是的。”
“有件比较复杂的事想跟您说，直接在电话里说可以吗？”
“可以的，您要说什么呢？”
“先请您告诉我，在您那里工作的保洁人员，在需要跪下来打扫的时候，有在膝盖下面垫毛巾的习惯吗？”
柿沼主管一时沉默不语，笑道：“怎么了？突然问这个。”
“不好意思，这个细节很重要。”
“啊……有吧。大家经常会这样。地板太硬，直接跪会很疼。我们这里重新装修之前是写字楼。只是在地板上铺了装饰板，底下就是水泥地了。”
“您很鼓励这种方法吗？”
“倒也没这么夸张。之前有员工会戴护膝或者膝垫，不过被人投诉说有碍观瞻，只好禁止了。那之后大家都是各想各的办法。”
“我知道了。还有一个问题，羽崎新太郎惯用右手还是左手？”
“啊？您问这个又是为什么？”
“我马上会解释，您知道吗？”
“他是左撇子。”
我停顿了一下，放缓语气说：“柿沼先生，去年十一月八日在板桥区的体育公园发生了一起杀人案，您还记得吗？”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他的语气听上去很疑惑。
“也许是有的。”
柿沼主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正巧那阵子我很忙，没什么时间看报纸。”
护理师见山应该也是吧。
归根究底，即便养老院里有其他人和宽二先生一样看过体育公园那起案件的报道，仅凭那段监控录像也很难对身边的人起疑心。这其中应该也有觉得随便怀疑别人不好的心理作祟。
但羽崎新太郎的确符合那起案件中凶手的特征。
武藤宽二注意到了这一点。不仅年纪和身高符合，羽崎新太郎是左撇子，在需要跪在地板上工作时，习惯叠起毛巾垫在膝下，这些宽二先生都知道。毕竟他对护理师和保洁人员的工作很关注，经常说一些感谢的话。
宽二先生还具备其他人都没有的、可以称之为洞察力的能力，毕竟他拥有极为罕见的经历。
三十五年前的夏天，他和那个受纠缠的爱意与情欲驱使、杀害了一个女孩的年轻男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恐怕关系还颇为亲近。
在茅野次郎自首前，和他一起生活在希望庄的那些意气相投的“打光棍的家伙”，是否注意到了茅野的变化呢？即便事先没有意识到，但在他自首后，恐怕也会联想起许多细节。无论如何，这经历可比委托侦探开展调查更为稀奇。
武藤宽二见过杀过人的男人的眼神。他曾经就在杀人犯身边，在从案发起到那个男人被负罪感压垮、最终坦白罪行的两天里，他一直在近旁。
所以，他才能够注意到。所以，他才越发怀疑起来。甚至可能在注意到之前，就已经开始怀疑了。那是难以言喻的直觉，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拥有的天线，捕捉到了细微的信号紊乱。
保洁员羽崎新太郎很可疑，最近的样子不太对劲……
但是，仅凭这些还不足以把这么大的嫌疑扣在身边的人身上，还没到挑明的时候。于是宽二先生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他决定尝试扰乱羽崎的心神。
宽二先生开始了自白。贸然引发骚动会难以收场，因此，他仔细选择对象，谨慎地开口。“我曾经杀过人。曾经杀害过一名女子。脑袋一热，一不小心就动了手。人渣才会做这种事。死者到现在还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杀人犯只能躲一辈子……”
他之所以选择护理师见山和柿沼主管，是希望通过他们，让这番话间接传到那个叫羽崎的年轻人耳朵里（虽然实际上这个打算落空了）。向儿子幸司先生自白的时机刚刚好，当事人羽崎也在现场，电视中播出的正好是那起案件的报道。
没错。柿沼主管和护理师见山听到宽二先生的自白时，说不定羽崎也在旁边，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保洁人员在工作时会尽量不引人注目，他们是无处不在的。
或许，宽二先生在和羽崎独处时，也曾做过同样的尝试，只是其他人不知道而已。这种可能性很大。
也正因为宽二先生每天都在观察着这些细节，字斟句酌地说话，观察目标人物的反应，他才会血压飙升，因为太紧张了。
那么，他又是为什么要把茅野次郎的罪过说成是自己所为呢？
比起“我认识一个曾经杀过人的家伙”这种说辞，“我杀过人，但没有被逮捕”应该更能表达出“我非常理解做了这种坏事的人的心情”这层意思。这样一来，“死者会出现在梦里”“只能躲一辈子”这种话也会显得更有分量——我虽然没被抓住，一直躲到了今天，但这不是什么好事，到了这把年纪仍然被悔恨折磨着。
羽崎，我在怀疑你。如果你就是凶手，快去自首吧——宽二先生心里应该是这样想的。
那么，羽崎新太郎的反应又如何呢？他真的就是体育公园杀人案的凶手吗？
柿沼主管全程没有插话，默默听完了我的推理。话筒另一端是死一般的寂静。
“柿沼先生？”
“我在……”
“羽崎现在在吗？”
“他今天是中午开始上班，上到晚上八点。”他的声音不由自主地越来越小。
“那正好，我现在想去他的住处看看。”体育公园案件的凶手应该对案发现场附近十分熟悉。“我很明白这些是个人隐私，不过现在情况特殊。能请您告诉我他的住址吗？”
柿沼先生似乎叹了一口气。“您稍等片刻。”电话进入保留通话状态。柿沼主管可能在犹豫，也可能是在和谁商量。“喂？”主管再次拿起话筒，声音比刚才又小了一些，“工作人员名册上的住址是这个。”他用耳语般的音量快速报出地址。
我复述了一遍。“谢谢您。”
挂断电话，我在手机上搜索那个地址。屏幕上显示出板桥区内的交通网，在同一个画面上还有一大片绿地。
是体育公园。
电话铃响了。是柿沼主管。他也在看地图，声音相当低沉。
“负面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我说。
话筒中传来柿沼主管不平静的鼻息。“我经常和员工聊天，也会和他们一起去居酒屋喝酒，以酒交心。要是谁有什么不对劲，我马上就能发现，不可能发现不了的。”
他并不是说给我，而是在说给自己听。当年和茅野次郎一起生活在希望庄的男人们，或许也曾这样说过。
羽崎新太郎从住处去花篮老人之家上班，有两条合适的路线可以选择。
去时，我选择了其中一条，地铁换乘私铁，从车站步行十五分钟左右就到了。
这栋公寓楼龄不长，简易廉价，供单身的年轻人居住。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供人过夜的箱子。公寓虽然廉价，不过旁边配有专用的自行车停车场，每个停车架上都标有房间号。
羽崎新太郎住在一〇二号。对应的车架是空的。
监控摄像头拍到男子所骑自行车的前轮上粘有白色污渍。那段录像在电视上反复播放。如果那名男子就是凶手，他应该会把污渍擦掉，或者更换轮胎。不过最省事、最安全的方法还是直接丢弃自行车。
我研究了一下一〇二号房的房门，不得不撤回对这栋公寓“廉价”的评价。门上装有最新型的圆筒销子锁，没有专用工具无法打开。我四处搜寻一番，信箱底部、挡雨棚上方和面向走廊的窗框下都没有藏着备用钥匙。
我离开公寓，心想这样也不坏。现在我身上连搜索时必备的手套也没有。如果直愣愣跑进屋里，破坏了潜在的证据，那就本末倒置了，辜负了宽二先生的苦心。
返程我打算走另一条路线，搭乘私营公交到最近的JR车站。街上已是夜幕低垂，无人的公交车站亮着冰冷的灯光。
我抬起头，看着公交站牌上的路线图。一个站名更加印证了我的想法。
下一站是“区民体育公园前”。
7
相泽先生没有联系体育公园杀人案特别搜查本部。“我家有个熟客，是辖区警局的高层。我先跟他说说。”他问我，可不可以给对方看我的报告。
“报告是给您的，任由您处置。”
接下来只要等待就好。蛎壳事务所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开始干活。本打算到事务所露个脸，顺便跟木田小朋友打个招呼，没想到他钻到睡袋里，在办公桌下面睡着了，看来我俩真是八字不合。
一月二十七日早上，羽崎新太郎作为体育公园杀人案的嫌疑人被逮捕。他在公寓门口被刑警拦住，直接被带到了警局。
指纹、掌纹、毛发、鞋印，证据要多少有多少。他本人也很快招供了。报道中说，刑警问他：“你知道为什么要逮捕你吗？”
——知道。很抱歉。
案发当晚，他从便利店出来，在回家路上遇到了被害人高室成美，并尾随其后。
——觉得她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好。
他供述称，本来没想对被害人做什么，只是想拍她的裸照。失手将被害人杀害后，因为遗体过于凄惨，死者的表情也令他恐惧，羽崎没有达成目的就逃回了公寓。之后，他仍旧像往常一样生活。
——难以想象自己会做出那种事。感觉自己已经不是自己了，鬼使神差地就动了手。
在播报他这段供述时，新闻综合节目的主播面带难以平息的愤怒，而我相比于愤怒，更多是脊背发凉。
宽二先生说过：“这种事情，就跟被什么附身一样，控制不了的。自己也控制不住。”
这话虽然说的是三十五年前的茅野次郎，但竟一语道破羽崎新太郎的心理，准确得令人胆寒。
奇怪的是，羽崎没有提到自己折了三折摆放在尸体旁边的毛巾。是因为这个动作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吗？
他提到的是另外一件事。
——我很讨厌工作，每天闻到的都是老头老太太身上的臭味，早就烦了。
我还在电视上看到柿沼主管在花篮老人之家门口被记者围住采访的样子。看上去和和气气、实则目光犀利的主管收起了天生的亲切和蔼，从始至终都是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
“本机构的员工犯下如此罪行，实在是万分抱歉。”柿沼主管反复低头鞠躬，就像当年和茅野次郎同住一个屋檐下、关系亲密的某个人挨家挨户向街坊邻居道歉时一样。
蛎壳事务所这次分派的任务花了我不少时间，也相当耗费精力，直到周日下午才算办完，我筋疲力尽地回到家。
相泽干生正坐在我家兼事务所的门口。他背着背包，腿上放着一个巨大的扁平纸盒。他抬头看我，说：“您有烤箱吗？”
相泽先生做的比萨，哪怕是重新加热一遍也很美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次长了教训，这次干生没有再多说话，和我一起喝着咖啡、吃着比萨。
“爸爸让您也去店里坐坐。”
“等遇到什么好事，我就去坐坐。”比萨吃光了，我倒上第二杯咖啡，回答道。“你爷爷的通讯录还在你手上吧？”
干生面无惧色。“我还给爸爸了。”
“他应该让你转交给我吧？”
“您不是也不需要了吗？”
从结果上来看，的确是这样。
“你按通讯录上的电话打过去，有什么收获吗？”
这个问题让干生措手不及。不过，他马上调整好状态，再次扬起一边嘴角。
“我找到了爷爷交往过的人。”他很是得意。虽然令人不爽，但我的确感到了惊讶。
“是嘛，是什么样的人？”
“已经是个老奶奶啦。这还用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她说话的声音之类的。”
少年沉思片刻，像是在寻找合适的说法。“感觉性格很开朗，还有点不拘小节。”
“她是什么时候和你爷爷交往的呢？”
“据说同居过三年。她说那三年里，日本的年号从昭和变成了平成。”
那就是武藤宽二离开希望庄之后的事了。
“他们本来想结婚的，不过老奶奶的母亲病倒了，必须回老家照顾。”
“老家是哪里？”
“长崎。”
“那还真远啊。”
“不过，爷爷知道她的电话号码。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联系过。”
肯定联系过。只是不知道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