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万国的生计即南朝鲜"，虽然世界到处一片混沌，但是表现了它是其中最苦的，最受蹂躏的，苦难最多，然而生命的恢复最有可能性的地方。它的成就在于净化整个世界，甚至是使宇宙复苏的主题。表现这一主题，对于生命本身有了很深的理解。生命，人、兽、草、虫都有。虽然个个孤立毫不相关，但就整体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这前半部分，如以日本为例，构思好像同武田泰淳，属于佛教的。生命这一主题虽然出现数次，虽然和性与生殖纠结在一起。布莱克写他最后的预言诗《耶路撒冷》的时候，把所有人类全都合并为一个巨人。合并为海神之子这位神人。虽然全人类合并了，然其中还有原子一样一个一个的人活着。在这个之上的整体就是耶稣、基督。布莱克说，而且它也是想象力本身。和基督教的一个想法相似，这就是：人虽然是一个一个的人，但是不论从历史来说，还是以相同时间来论，全有一个一个的生命，而且这些人构成的整体是一个巨大的生命团块。我的看法是，金芝河是单独的一个人，然而他的思想是人类自古以来培育起来的思想之一。
有人说，金芝河现在是否依旧持抵抗的态度还值得怀疑。我想还会出现这样的人：从金芝河这部《南》来看，他实际上并没有对韩国的现政权坚持对立的态度。不过我从这部作品看到的是，金芝河描写的敌人都是最高层的。……此时，金芝河把敌人规定为兜率天王，兜率天王是天国的王，可以说最高、最大的敌人了。面对这样的敌人，他简直是赤手空拳，破罐破摔，不住嘴地骂骂咧咧地战斗中，清晰地浮现出自己所想的世相。我以为他是以这个形式对现政权用'广大'这个人物给予批判。／细一寻思，搞政治论争的时候，虽然有无论如何得下决心把对方打倒不可的办法，但是实际上把对方一个一个地打倒也不是个办法，必须和包括他们个体的整体一决雌雄才行。这方面的描写，书里常常出现。"
"昨天夜里找出有关金芝河的计算机软盘，先从新闻报道看起，当我看到觉得这个人这样下去再也活不成了的时候，就同时想起那一天发生的事来。但是，他依旧活着。有报道说他已经转变方向了。想到这里这报道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可是"良心宣言"却发表了。／想到这里，就觉得历史对于正直地生活下去的人是很严格的。我是个悲观的人，所以觉得历史就是这样对待人的。把历史称之为时间也未尝不可。也许是最理想的形式。金芝河活到八十年代之后写出了《南》这部作品。我以为在发起救援金芝河的运动中无论多么乐观的人，十年前这件事是办不到的，可以说，完全是一种空想。
文学对于一般的社会人，今天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效用，究竟还有什么任务？我特别对小说作了观察，我以为，对现实情况尽可能多方面地了解，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的行为，它就有模范的效用和任务。金芝河的作品那样具有巨大综合性的诗也是如此。
在这里如果按小说来谈，那么，小说作者的想象力，即使表现现实的一个侧面，也要把对象多方面地分段化，每一分段都要掌握它的真实性，并且加以概括，使文章和形象提示的情节发挥作用。读者的想象力也是以同样的作用，接受小说表现的内容。表现某一现实的时候，如果不把它多方面地分段化，既不能保证整体的真实，而作为单个存在的作家，必须超越单个的制约，要到达某一普遍表现的完成，除了经过这一概括之外别无他途。单方面地论述自己想法的写法，作为单个存在而受限制的方面只有扩大的作家的精神作用，不可能使他的小说达到普遍的表现。金芝河的大说《南》，只有彻底的表现上的多面化和概括，才能完成了今天和明天的朝鲜民众的整体规模上的自我表现。
然而在经过多面化表现的总体上，一般说来，在其贯穿作品整体的文体上，也应该有经过概括的单个的声音。用观察理解这文学典型而锻炼出来的手法，多方面观察理解现实的形貌。然后，对它给与以自己为主体的概括，我认为这才能够说我们掌握了今天的现实，掌握了同时代。所谓掌握今天的现实，掌握同时代，也就是掌握今天的危机的现实，遍布危机的同时代，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掌握这样的现实，这样的同时代，肯定会导致我们对遍布深刻恐怖的世界有所认识，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是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援手之下，给吊在半空中了么？我在前面的引文之中提到我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接着也说了下面的话："我想，金芝河自己也许不可能１０年前就预料达到《南》这部作品的文学与生涯之路吧。但是，现在看来，他的本质和奋斗精神中早就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才有现在的《南》。我觉得这差不多是文学的恩宠。
从文学这个·知的单一领域更加扩而大之，对于哲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现在新的带有强大活力的知的领域，我们过去没能看得清的现实的侧面，当作彻底的多方面的能使我们看得见的方向，这是谁都应该注意到的。如此多方面地看到时代危机的形势，掌握了这些·知的领域，那么，我们在危机形势面前是朝后退的方向走呢？还是在这危机形势之中，朝着探索打开现实局面的方向走呢？
我开头所说我有个残疾儿子，我们一家人都得应付他所造成的危机，我认为按前述中后者的标准行事才是人理所当然地选择的道路。与残疾儿子一起生活二十余年，每天都接受这样的经验和教育，因而使我这样思考了。
十一、战斗的人道主义
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因为经办的年轻人们特别卖力，堪称一次盛会。我想这是中野的书简集《致我所爱者》（中央公论社出版）包括青年在内的读者特别广泛的反映。对中野的生涯给予支持的伟大女性们，只看其中的原泉、佐多稻子和在场的青年们联欢，就可以体会到"某种乐趣"的滋味。内容丰富的话在之前已经反复讲过了，轮到我上台的时候已经时间无多，再加上我们善于使用预先写好的草稿，来不及讲完就下了台。我想把准备讲的后半部分写在这里。"我在《读日本现代的人道主义者渡边一夫》里也曾说过，渡边一夫１９４８年写了'文法学研究者也必须诅咒战争'和'难道人就避免不了成为机器么？'中野重治把这两篇随笔牢牢记住，第二年年初以往复书简的形式给予批判。
扼要地说，中野认为渡边犯了堪称为"文法的"错误。中野说："你写道，'人成了机械、制度、意识形态或者神的奴隶与工具，拼死拼活，符合必然性的人们能够活了下来，如果是文艺复兴以后人获得人类解放的结局，或者它也是历史的必然，那么，按我的见解，那简直是天真而又天真特别天真的反动言论。'但是，如果是这样，它岂不是和你所说的'所谓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期的宗教改革，１８世纪的法国革命，产业革命，１９世纪的共产党宣言这一连串人类最有声有色拼命奋斗的结果'这一说法在文理上岂不互相矛盾了么？你还说，'如前面所说，如果成为机器是近代人的结局，那只能是瞑目瞎想而不是别的'。我认为这'如果'二字用得太不合适了。"
虽然这样批判了，但是中野在信的结尾却是这么说的："我自己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这样写，我想你大概不会笑我。……我担心的是，你的文章的力点，在文法上恐怕会滑向悲观主义。反正被引向悲观主义，这是年龄或者说我们这个年龄的经历造成的结果吧。不过重复地说来，最浅薄的乐观主义者们既然愿意战争，那么，我们悲观主义者就必须毅然决然地前进了。"
作为有较深的理解能力和经历的文化人，都不是肤浅的悲观主义者，从他们各自对现状的认识出发--如果是那样，能从社会的前线退下来么--但是为了改造它能够果敢地前进么？从如果派和但是派的对立，就是用以看渡边一夫和中野重治相互关系的方法。
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想起渡边总是念念不忘的瑟南古①说的话："人，归根结底也许是要毁灭的，也许剩下的只是虚无而已。但是，即使抵抗不也是照旧毁灭么？""所以我真想说，难道渡边不也是属于中野的但是派的人么？顺便要提到的是，渡边在战败整整一年之后，翻译出版了托马斯·曼的《五个证词》，这本书有安德烈·纪德写的序。渡边一夫本来是研究法国文学的，但他却旁及自己专业以外的德国文学。这里我想引用《五个证词》中一段。因为它是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上我本来要讲的，但是没有来得及讲，所以把它写在这里。这是年逾７０的曼在危机正趋于严重的时刻，以"告欧洲"为题而写的文章的结尾部分。
①Etienne，法国作家（１７７０-１８４６）。受卢梭影响颇深。悲观厌世思想的杰作《奥贝曼》为其代表作--译注。
世界也许已经到了恐怕难以收拾的地步。既然无法从昏睡中把它弄醒，使之恢复意识，那么，世界就的确无可救药了。／所有的人道主义之中，都有脆弱这一要素。它是对于一切狂信主义一概嫌弃，清浊并饮的性格，以及趋向于宽大的怀疑主义的倾向，以一言以蔽之这都是因为它那本来具有的温厚。这样，在某种场合，对于人道主义本身就能成为致命的东西。今天对于我们极为必要的也许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检讨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难道欧洲的人道主义再也不能使它获得更生，为它的原则夺回战斗力了么？如果不能自觉，不能使它恢复生命力，为战斗而作好准备，那时候，人道主义必然灭亡，与此同时，欧洲大概也要灭亡吧。那时欧洲这个名称，已经不过仅仅是地理学上历史学上的表现而已。那样，我们就得从今天开始立即在时间与空间以外寻求避难所，除此以外难道还有别的道路么？
我对于企求生活于战后新生活之中的渡边一夫--他的性格是喜欢低声说话--所抱的希望，主要不是他自己写的文章，而是他翻译的文章所表现的，因为，我感到这里的的确确寄托了他的想法。也就是说，渡边其人的中心思想还是对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怀有最后的希望。
渡边一夫这种姿态如果和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中野重治的姿态加在一起，我以为那才是今天核状况的时代之下，我们必须和他们这样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性。相信在如此严重的核危机之中，核武器战争之后获得胜利的国家会幸存于世的人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头脑最简单的乐观主义者们还有。覆盖全世界的核权力统率部证明了这帮人的存在，而且我国的外交政策却是支持他们的，扩充军备的政治家掌握政权，对此给予赞赏的文化人不在少数。
深深忧虑有朝一日出现核冬季把整个地球冻住的人现在还有，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悲观主义者。参加美国八大学足球联盟之一的布朗大学里，投票赞成大学里该预备核爆炸之后自杀用的毒药的学生们，一定当作悲观主义者受到批判。不过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核政策却给与了尖锐的批判，由此可见，这些悲观主义者们正是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正因为是核时代，才是不能缺少他们的时代。
中野重治在前面提到的往复书简里对渡边一夫说："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上。"我在这个会上说，我也想把自己的手放在他们的手上，更希望青年们许许多多的手放在他们的手上，就这样，潦草地结束了我的讲演，所以没有时间谈到渡边、中野这两位思想家与核状况在现象方面的直接联系。我想作为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的报告之一，应该把它写在这里。
这年从秋末到冬初，中间只隔了一周，我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和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与吐鲁蕃旅行。现在是刚刚回国，把所见所闻熟悉一番，和青年时代的旅行比较起来，那是要用更长时间的。在旅行过程中，特别是相隔四分之一世纪重访中国，应该是认认真真地理解才对。但是在这里也只能像写"草书"一般写一写。
从德克萨斯大学往回返的时候，顺便到巴克莱--和去年秋天在同一研究所生活过的朋友会会面，看看在此工作期间给我以鼓舞的树木，怀着这种想法才绕道而来--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尽管正是总统选举之前的忙乱时期，然而继去年秋季E·P·托姆逊的讲演之后，今年秋季批判核状况的高质量的讲演系列照旧开始举行了。连续一周的讲演之中有一天是邀请了西德的进入议会大搞反核运动的培特拉·凯里和巴斯齐安将军，特别是前者的发言，大受学生听众的欢迎，这种情况据说是常有的。大学的美术馆里正在开威廉·莫里斯的展览会。
展览会展出的是莫里斯制作编织品、彩色玻璃制品、书籍装钉等等，那些书籍包括莫里斯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运动》在内，大部分是评传方面的书，而作者就是E·P·托姆逊。我认为，去年秋季托姆逊的讲演所播下的种子，居然这样多方面而且扎实地在巴克莱生根发芽。听过托姆逊关于批判核状况演说的学生，相隔一年之后，从展览会上看到莫里斯的实际制作和构想的世界史，可以说接触了一个杰出人物的正确生活态度的典型，其意义是深刻的。我以为托姆逊一定会想到，假如莫里斯生活在今天的核状况之下，肯定认为他是最可信赖的民众反核运动的领导者。
从新疆往回返的路程中，经西安、北京然后在上海稍事逗留，我们一同旅行的伙伴得以拜访了当今亚洲最大的作家之一的巴金。我在今年于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上听到巴金的讲演，那是最使我感动的讲演。那一天迎来了他的８０岁生日，这位大作家对我的旅行伙伴竹西宽子说，他也去过广岛，他一直祝愿被炸的人们幸福地生活着，《仪式》一书的作者竹西也以谦和但也如实而有充分信心的独特语言作了简短的应对。当时那番光景是令人难忘的。
我对于作家们的谈论，以为他们或者她们是把自己的话写成文章的人，所以我的习惯是从不引我耳朵听到的他们说的话。在上海，时序已是初冬，下榻之处有广阔的前庭，树上仍有尚未辞枝的红叶，我在房间里引用兼有宽松与紧张气氛的两位文学家的文章。
先从《仪式》开始。"那夏天的晚霞之美，并不仅仅是夕阳的缘故。苍茫之色首先从东方消失，渐渐地溶进灰黑色，天空虽然增加了暗度，但是晚霞始终未敛。不仅这样，随着相反一方的天空转暗，这一方的红光却亮了起来并且越来越扩大。阿纪蹲在不知是谁家的旱田的那块洼地里，一动不动，呆呆地仰头望着傍晚的天空。／早晨、闪光、爆炸声、喷烟、疾风、火……到此为止还记得清楚。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就是阿纪的记忆中填补不上的空白部分。／阿纪苏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被不认识的人搂着向大海跑去。他眼前看到的是扯开口子的衬衫，烧焦了的裤子，渗着血的短衫，少一只袖子的单长衫，灼伤的皮肤，坐在地上哀哀无告地看着眼前过往行人的老人，两臂搂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光着一双脚的大学生……'着火啦！'有人这么喊了一声。回头望去，只见市街被黑烟包围，阿纪一点也估计不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想一想都觉得可怕。／阿纪提着一个空铁皮水桶来到那块洼地蹲下。'为什么拿一个桶来呢？'往这聚集的人以奇异的目光看着他，尖声地说。人们的嘈杂声突然停下来的时候，听到低沉的海啸。快到傍晚时刻，洼地上奇形怪状的人越聚越多。／已经不是夕阳残照的时刻了，地上的余烬烤着天空，一直烤了一个通霄，过不多久天亮了，同时再也看不见余烬的光彩。天亮之前，令人恐怖的声音像雪崩一般三番五次地摇撼着这块洼地。风送来烤肉的香味。也时时传来蛙声。
巴金在国际笔会东京大会上的讲演中有下面一段话：
亲爱的朋友们！讨论核状况之下的文学时，我们不能忘记当前紧迫的国际形势。外国军队依旧侵犯别国的领土，杀戮别国的人民大众，破坏别国的文化。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核裁军谈判毫无进展，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世界各国人民头上正在吊着达摩克里斯的剑。说不定有朝一日核弹头就落下来，那时候蒙灾受难的就决不是广岛那么大的范围，整个文明世界统统遭受巨大灾难。但是，核状况下的文学也决不是悲观主义文学。不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人民大众的力量估计过低。因为人民大众永远是我们作品中无可取代的主人翁。发达的科学技术应该给人类带来幸福，原子能应该贡献于人类的进步。和平建设才有助于促进人类的繁荣昌盛，对于作家来说，拥护和平是无可回避的责任。／核状况下的文学，本来应该是建设和平的文学。文学是应该表现人类如何以其才智建设美好生活和灿烂文明的。作家的笔应该产生大量打动人心的作品，用人民大众在生活中创造的奇迹丰富我们的作品，反过来再用我们的作品鼓舞读者。在东京大会的会上，用兴高采烈的语言，推心置腹地畅谈我们美好的未来--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们却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头上笼罩着乌云，我们耳朵依然听到战争的呼喊。我们不能忘记广岛的悲剧。／……我们反对战争，尤其反对核战争。我们坚持和平，尤其希望长期的和平。对于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能估计过低。我们手里的笔能够产生力量。以文学具有的无言的感化力培育人们的灵魂。
竹西宽子仿佛以其明朗平静而且始终强韧有力的声音谈她的回忆。巴金那和霭可亲的面孔蕴藏的是强烈而毫不动摇的祈念。我们可以分出能理解这些话的人和不能理解这些话的人，前者之中也可以分出从中立刻看出战斗的人道主义的人和对此视而不见的人，最终的结局难道不是这样分的么？我们如果仔细看看自己周围，或者如有扩而大之能观察海外的眼力，那么，就会在许许多多的地方，许许多多的情况之下，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直到现在仍被优秀的人们坚持不懈。对于主要靠写出来的语言表达观察的情况和人这种类型的我自己来说，这也就是最上限了，我自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
同时对中野重治所说的喜欢玩弄战争的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是执同时代的牛耳的人。而且，一旦战争开始，那就是把世界推向灭亡边缘的核战争。我们的确是被这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多方面多水平地包围着，饱尝着陷于深刻恐怖的苦味。
例如，《世界》杂志４６９号译载的MIT《科学技术舞台》杂志刊登的乔纳桑·B·达卡的论文中，似乎信手拈来一样就能举出形容这种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实态的多种例子展示给读者。原来这些乐观主义者们全是玩弄战争的人，他们打着大义名分的招牌，声称免于敌国的侵略而保卫自己的国家，为这种荒诞不经的所谓大事而奔走呼号的消息灵通人士。
关于开发以BMD也就是宇宙空间站为主，靠激光制导的弹道导弹防卫系统的问题，达卡的论文结尾部分表明了冷静的专家们带有批判性的推测。激光BMD系统最坏的情况--指苏联以全面的核战争向美国挑战时，按战略家们的构想，除了情况特别明显之外未必会发生--出现时，必须应付苏联发射的两千个大陆之间弹道导弹和潜水舰发射的导弹，短时间之内进行的如此高密度的防御能作到么？宇宙空间站如果建成，那么，苏联也可能按照俗话所说"笨枪手多开枪，反正总有打中的"道理，制造更多的、成本比较便宜的核弹头。况且苏联已经开始生产巡航导弹，它和美国的托马霍克一样，能在宇宙激光射程之外的低高度飞行。还有军事卫星的突然故障，不是照样能导致核战争的么？
既然批判的条件如此明确，宇宙空间站的开发不就应取消了吗？然而并非如此。里根总统把此项研究开发计划说得很好，用词很美，说它是"把希望给与未来的绝妙之物。"综合参谋本部花大力气建成综合宇宙司令部，总统本人和安全保障会议决定对该计划给与巨额资金。随后是众多的科学家和技术家开始工作，那规模巨大的活动带来的喧嚣，甚至从达卡的论文上也能感觉到。如果中野重治健在，我以为一定称他们为当今的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苦涩与愤怒之色形之于外，厉声谴责，然后号召大家：正因为这样，我们悲观主义者必须坚决前进。
新疆之行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一行人加上外交官们举行午餐会，我在这个会上发表了一通议论，因为虽然交往时间很短，但是具有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精神，人格高尚、经验丰富的实业家首先提出问题：特别重视核武器而扩充军备的西方既把苏联请到裁军会议的圆桌上来，应该是为了实现和平的，那么，过去的扩充军备难道不是有积极意义的么？
对于实业家根据过去与现在情况的意见，我倒是对现在与未来的估计并重而发表了反对意见。因为这反对意见正是我常常思考的课题。记下它的内容之前，我先把回国之后立刻读到的新闻报道"美苏裁军的新谈判"这一消息展示在这里。我这里引用的是《朝日新闻》１１月２３日华盛顿发出的报道。
美国白宫２２日发表，同意举行美苏两国新一轮一揽子裁军谈判，作为预备谈判，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于来年一月七八两日在日内瓦会谈。发表此项新闻的总统助理麦克法伦（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谈称，新一轮谈判包括核武器以及宇宙武器等等一切有关裁军问题。总统助理强调，此次谈判并非只是去年年底相继中断的日内瓦美苏两个核裁军谈判，即战略武器谈判（START）和限制中距离核力量谈判（INF）的重新开始，而是新的谈判。此次谈判可以看作，两个谈判处理的中长距离的攻击核武器之外还加上了宇宙武器的限制、禁止，以及禁止化学武器、禁止核试验等等，意味着包括一切裁军领域。
去年秋季我在美国逗留期间，因日内瓦谈判中断的新闻带来的心情郁闷和动摇，在本书开头第一章里已经有了。但是美苏之间重开裁军谈判，肯定是一种鼓舞。其次，可以明显地看出，此次重新开始谈判的动机，是因为美苏两国对于无休止地开发宇宙武器都感恐惧之故。总而言之，表面上有了进展，促成这次重开裁军谈判的直接原因，可以看作由于双方都对无止境地开发宇宙武器怀有恐惧。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３日，里根总统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明保卫美国免受核攻击的长期规划，其中开发宇宙空间站系统的特大扩军计划是把苏联引到裁军谈判的桌上来的，这种情况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位实业家所谈，可以说是现实的。近来综合性杂志有一股潮流，甚至用夸张的语言说没有扩军就没有裁军谈判，用这种臭不可闻的歪理代替一般理论的论文也出现了。但是，我对于上述现象虽有所见，然而却依旧反对扩军是实现和平的跳板这类看法。因为就今天的核状况而论，开成一次裁军会议，和在此之前行之已久的核武器开发与生产、储备等等可怕的效果，不论任何时候，都是以和这类会议的成果极不相称的汹涌澎湃的规模进行的。也就是说，一次裁军谈判即使取得成果，现实的看法无非是有得有失，总归是使世界危机前进了一步。
根据前面列举的塔卡论文，重新观察这个问题。下面引用的部分中，虽然塔卡的论文只谈北大西洋会议（NATO加盟国的议员团）的反应，但是，关于开发激光宇宙空间站对给与日本周围国际政治方面的影响之程度，恰好清楚地露出了欧洲反应内在的一面，活现出一幅足以陷我们于痛苦的示意图。
靠战略的防卫即使能够使美国本土免遭核导弹的攻击，但是也破坏不了指向西欧或东亚的SS－２０那样的苏联中距离导弹、短距离导弹和炮弹一类的战术核武器。所以，靠保护美国之盾把美国和其他同盟国之间的命运分离开，把对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信赖性搞垮，那么，在抑制苏联对欧洲的攻击，美国就不得不依靠常规武力了（笔者注：在东亚，由于增加了托马霍克搭载舰船和日本加强了扩军，得到直接增进，而且目前仍在前进）。更进一步说，美苏如果一起配备防卫系统，据说就能保障各自本土的安全，因此，也许挑起一场包括欧洲的核战争在内的"有限的"纠纷（笔者注：有必要使围绕日本列岛海域的核战争恶梦再次重复么）。所以北大西洋公约总部警告说，美国的战略防御能引起"同盟国内危险的分裂倾向"。
概括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今天和明天的核状况之下，把新的扩军用于裁军谈判的条件这一有冒险性的危险上，任何谈判的成果都不可能得到平衡。我已经重复写过，除非从乔治·凯南起，凡是真心忧虑今天核状况，有多年来身居负责岗位，有经验有思考的有识之士们提出提案时，首先是核保有国主动地开核裁军会议，以此为立足点，召开一次本质上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核裁军谈判，就根本不可能是"把希望给与未来的绝妙之物"，这事我在北京那次午餐会上本来想说，但是担心有损于那个团聚气氛而没有说，但明年想公之于众的想法。重复地说，我对于托姆逊、凯南以及凯利，对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者都有深刻印象。尽管凯南总是自觉地以基督教徒为立足之点而发言，最近他的谈论中还不习惯"战斗的"这个词，但他毕竟是个温厚的人。
他们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正如曼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一样，毕竟通过苛酷的现实经验，特别是经过了反对把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给吞食下去的锻炼。谈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经历的巴金的《随感录》、《真话集》无不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东京的讲演中，巴金排斥了悲观主义文学，这位老大家憎恶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他那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有的、包括对自己充满苦涩的自我批判的书，是使人完全相信的。
如果重新考虑战斗的人道主义的定义，我认为它和中野重治所说的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是表里一致的。只要从日本人这方面来看今天的核状况，我一直在想，我们自己把自己无条件地搞成了深重的悲观主义的俘虏。大学时代就是好朋友的一位医学家对我说，你没有因为悲观主义而自杀，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勉励的精神力量，倒不如说是由于强健的肉体的力量，这一点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的确如朋友所说那么强壮，没有麻烦他们当医生的。
回想起来，中野重治和渡边一夫都是身体强壮的人。如果他们携起手来，以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姿态大步前进，可以想象那前景是错不了的。而且通过这一想象，我对于他们共有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有了更明确的定义。我想把它用自己的语言传达给年轻的人们作为自己的一项工作，才写了这篇文章。
此次中国之行，对于作家的我来说，最使我感动的是，在北京参观了鲁迅故居和博物馆的时候。青年们常常念诵的裴多菲的诗句，我看到鲁迅也引用过，为了很好地理解它的思想，我想起《野草》这个有名的短篇，由此也想到１９３２年他在上海出版的自选集上的自序，我想把其中的一段抄在这里。他也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者。是竹内好译的。"我开始写小说是１９１８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但是老实说，我对'文学革命'还没有热情。我看到辛亥革命，看了第二次革命，看了袁世凯炮制的阴谋和张勋复辟的阴谋，看了其他许许多多，完全怀疑了，失望之余非常沮丧。今年，民族主义文学家在某小报上写道：'鲁迅深表怀疑'。说的一点也不错。我目前就怀疑这些人未必是民族主义文学家，谁也不知道今后变成什么样。不过我也怀疑自己的失望。因为我看的人和看的事极其有限。这想法给了我拿起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我觉得这么谈的鲁迅才是最值得记住的具备战斗的人道主义的、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十二、"此项待续"
和这些生在同一时代的、而且以彼此了解深以为幸的人们一起，以编辑者为中心多方筹备的季刊《海尔梅斯》①（岩波书店出版）终于创刊了。纪念出版的集会上编辑者们谈话的时候，我引用了两首诗。这些诗是从以前每逢自觉意识到生活转换期的时候，就像地下水一涌而出一般在我心里复苏的诗，也是年复一年徒增感慨而反复吟诵的诗。总之，花费好长时间和朋友们创刊了新的杂志，也可以说这是自己的人主告一段落，自然而然地有此表露吧。
①HermeS希腊神话中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管理道路之神--译注。
第一首诗是叶芝的作品，是长诗《一九一九年》的一段。我曾经为加深记忆而把它试译出来，夹在全诗集里。"飞向荒凉天空的天鹅。／它的形象带来了粗犷，也带来了愤怒，／所有的事物应该让它结束，／用回忆描写我辛劳备至的人生／甚至半靠思索描写／甚至仅仅写了一半／啊，我们已经进入梦境／为什么现在不抹掉恼人的困厄／寒冬的风吹来／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已经破碎。"
当时我特别注意布莱克的新柏拉图主义，所以对我来说，这首诗首先使我深入地理解了这部作品，原来早就由叶芝经过先进地侧面研究，认为它是布莱克重振风采的很有力量的作品，并且在"柏拉图周年"时提到它，同时称它是歌颂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与肉体的作品。
那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再加上想到它是表明多年工作的诗人一生之中分歧点的作品，仿佛诗人那粗犷的叹气声依然回响的作品，所以照旧打动我的心。因为我也正处在一生中的分歧点，怎样发出回声，有待我不久的将来以小说的形式表现--总之，随笔文章过于带有自白式的多义性--它的内容。所以，我把天鹅的飞翔当作粗犷和愤怒的象征在头脑中描绘，同时重复了下面一段："啊，我们已经进入梦境／为什么现在不抹掉恼人的困厄／寒冬的风吹来／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已经破碎。
另一个诗是奥登①的《一九二九年》中的一段。这位诗人使我对诗的感受性受到尖锐而且深刻的影响。我这里引用深濑基宽的译文。奥登是对叶芝怀有复杂心情然而深表敬意的晚辈的诗人。奥登悼念叶芝逝世的诗中，下述一段我至今仍然牢记在心："诗人啊，起步吧／一心一意地朝着暗夜的深渊之路走去吧／你以沉静的声音／述说我们的欢喜之路吧／／给诗的调子培上土吧／从诅咒之中开辟出葡萄田吧／把人间的蹉跌／以悲叹的欢喜歌唱吧。／／在心脏的荒野之中／让厚惠于人的泉水喷出来吧／让幽囚于牢狱者尽成自由之人／教给人们以赞美之道吧。"
①Wystan Hugh Auden，英国诗人（１９０７-１９７３）。艾略特之后的新诗运动的代表人物。经常发表政治色彩极浓、社会主义内容的诗。代表作有《不安的时代》--译注。
《一九二九年》在下述写得很美的开头部分已经肯定地发出了不祥之音，这是充满苦涩的自省自察的诗，我读了它的开头部分。
那是复活节的时候，我在公园里漫步／边走边听池中的蛙鸣／美丽的云团在那辽阔的晴空／十分悠闲地飘然而去，我却目不转睛地望着它／给新的名字加进新的意义／对伸过来的新手用新的力量去握，为不停地前进的人世而使用新的语言／这是世上所有的恋人和诗人们都能看得见的季节。／边想这些忽然看到／孤零零的一个男人坐在便椅上哭泣／低着头，咧着嘴／衣冠不整，面貌丑陋，像个刚出蛋壳的雏鸡。
现在重新把它抄在这里。对于为纪念《海尔梅斯》季刊创刊而前来相聚的人们，我把这两篇诗各引一段并讲了话，但是我仍然担心，是否没有很好地传达我的意思。至于在我的讲话里怎样把这两篇诗联系起的，我看只要明白叶芝的《一九一九年》和奥登的《一九二九年》相隔十年而标题相似这一点就行了。
于是我想重新整理自己对这诗的感受。看一看一定的生存期间一直从事文学工作--说看一看一直在艺术以及其他领域工作也可以，与艺术无关的工作也一样。我注意的是一定的生存期间这个问题，这里我想立足于自己的经验说话，所以先把文学工作当作立足点，然后再向一般方面展开--觉得准确到连年、月、日都清清楚楚。这时，断开之处的两侧就像两脚各踩一侧站在那里一样，过去的工作就会叠在上边，回顾一定的生存期间，过去自己从来没看到的光景，自己本人在这一光景里往往是轮廓分明，分明得使自己不能不为之愕然。
使我觉得这个自己，或者是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示经破碎而必须向自己诉苦。或者这个自己在清楚地看到从过去到现在的生存光景之中，和那个坐在便椅上哭泣，低着头，咧着嘴，衣冠不整，面貌丑陋，像个刚出蛋壳的雏鸡的人一模一样。
奥登的诗没有完，接下去便是以下这样的句子。
因此我想起了死去的人们／他们的死成了季节开始的必然条件的人们／对于这个季节只是凄凄惨惨回头望去／对于圣诞节的愉快怀念不已的人们／在沉默中消失，泪眼矇眬的冬天的对话等等。
我对于这些诗的思索，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正碰上它，同时也因为我对死去的人们抱有真挚的感情，比如说和十年之前自己所感受的，已经完全不同了。
如果整理一下自己过去所思考的所谓死的定义，可能是这样的：年幼的时候，对于某些人的死，感到失去了极其宝贵的人，似乎出现了无法恢复原样的坑，而且这种感觉翻来覆去很难抹掉。但是自己现在意识到的是与此不可比较的几乎是暗淡的感情。总而言之，也就是自己已经找到自己的感觉是：他们死去的同时，活在这个人世上所遇到的最好的东西确实因此而丧失了一部分，已经无可恢复。我常常--差不多完全像个退职老人那种感触--怀念那些死去的人们的同时，也看到了和他们一起去了另一世界，对于这个现实世界所谓最好的部分久久念念不忘的自己。死去的人们之中，我最思念不已的是渡边一夫，他晚年常说，自己最亲近的人已经大多去世。那句话的最深层所包容的巨大的哀叹，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我才觉得，有着现实的同感。
年龄？对你来说，你是不是说得有些为时过早？既然这样，我就换个说法，只好说这个时代使我如此感知而早熟的。使我不能不感到，在这核时代，难道不是核覆盖了整个世界而且成了一种象征，它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事物涂上了一层怎么也擦不掉的脏东西么？难道不是它让万民期望的高度科学技术社会前进的巨流，按照它所指的方向滔滔前进的么？我难以忘怀的许许多多死去的人们，在朝着规定方向的文明前进之中，无不坚决拒绝按它所指的方向前进，我也是按照他们这样展开思路的。总而言之，我的感情有时是被这样捆得紧紧的：那些死去的人们是没有直接的支持者的，而现在的我们又是正在被黑暗的浊流推着走下去，这个现实世界里，太阳全被阴翳挡住一般，毫无生气。
如果还要引用深濑基宽译的艾略特的《空虚的人们》中的诗句，那么，我想引用如，因为我感到这一节最恰当地表现了我的内心所思："两眼发直地瞪大着眼睛／渡到彼岸死的王国的人啊／如果有心就把我们记住--／你成不了猛然纵身跳进地狱的魂灵／你只是空虚的人／只是剥制的人。"还说"在死的梦幻的王国／梦中的我害怕那凝视的眼睛／这眼睛，并不露出来／那眼睛在那里么／斑斑剥剥照在圆柱上的阳光／那里一棵树在摇曳／人声在风的歌里／比一颗黯淡下去的星星／还遥远还沉重的风的歌。"
不言而喻，我也并不是一天到晚仅仅思考那些死去的人们的事，也不是仅仅思考他们从这边带到那边去的美好事物。如我开头所写，和自己差不多年岁相等--也就是同年代的生者与死者--的人们一起，创刊新杂志这样的事，的确是可喜的，而且以这种可喜的心情办下去。然而即使在这种积极的、有充实感的工作之中，和它带来的勃勃生机的喜悦并不矛盾的死去的人们那种阴翳插了进来。
具体说来，《海尔梅斯》的发刊词上引用了，对于编辑同人来说无可代替的人，已经成了死去的人们中一员的林达夫的话。我发表在创刊号上的小说里，把围绕林达夫之死的思索作为最大的主题。总而言之，活下来的人们在他们自主的行为之中，总想把死去的人们带到另一世界而又无可代替的东西，或多或少地拿回现实世界来。把取回来的东西当作给与自己的智慧的资产，当作精神的资产，认真地给与重新认识，并且把它传达给下一代，我对此一定尽力而为，在这里先记下这一笔。
让我再一次引用艾略特的作品，前面的那诗的结尾是这样的："这样，这个世界就算完了／这样，这个世界就算完了／这样，这个世界就算完了／毁灭没有完，因为人在哭哭啼啼。"想到核时代亲眼目睹这个世界完全毁灭，那么，反复吟唱This is the way theworld ends，紧接下去的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这一行，我以为具有极其生动的预言性。在核状况的沉重和黑暗日渐加大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让Withapang把这个世界毁灭，在最后关头只靠Whimper的呼喊而不奋起抵抗是不行的，这样的反省会激发我们奋起。总而言之，我认为在这个时代甘当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应该说是我们生存态度的根本定义之一。
关于我们的生存态度的根本定义。我总觉得，具体地思念死去的人们之中这个人那个人的时候，他的定义中最具体的东西好像在自己的心里反刍一样。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写了和他们的直接关系，写了他们给与我的生存态度的定义。残存的记忆之中他们直面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生存局面不断地重现，他们昭示给我的生存态度的定义在我心中复苏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另一世界的人--尽管这种丧失之感再次感觉深而且重，但恰好因为这个缘故才有如此感觉--了，但是他们的生存态度的定义，现在仍然对于活着的我们起着作用，我相信，等我们走向另一世界的时候，他们昭示给我们的生存态度的定义上必须再加上我们的补注，传给活着的一代，而且也能够这样传下去。
我手头有一篇最典型地表明着今天的情况之下，去了另一世界的人和活着的人们以及下一代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的生存态度根本定义。这就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们跨过巨大困难而活跃的"日本受害团体协会"，于１９８４年冬发表的《原子弹受害者的基本要求》。这是比多年来要求制定"原子弹受害者支援护法"运动更向前迈了一步的文章。我说多年来，证据之一便是我十年前写的《面对情况》的文章结尾部分用了"耻"的回忆这句话，现在把其中的一节引用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