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心和被动的情绪相反，它是源于想象力的人的自我表现，本质上是能动的，它突出地表现在（我并不是没有一般日本人引以为耻的记忆而写的）冬天或者通宵静坐的那些受害者要求制定受害者支援护法运动的全部过程中。受害者们已经是中、高年龄的人，他们为了健康和生活而要求国家给与援助，理由正当，但是他们提出此项要求的同时，还希望对他们要求国家走向和平之路的意志给与充分肯定，并且表明坚持此项运动的精神。／他们是原子弹带来的人间悲剧的体验者。饱尝痛苦与辛酸而活下来的受害者，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核武器恐怖掌握最现实、最科学的确证的人。然而他们却不是被恐怖所能动摇的人。他们能动地为自己的健康和生活而斗争，并且为此不惜向政府挑战，同时更高瞻远瞩，怀有强烈希望国家和平的意志。他们对核时代的想象力，是把自己的健康与生活同希望国家和平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们才坚持要求制定受害者援护法的运动，并迈出了第一步。"
这一运动影响之下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高潮，具体表现就是作为厚生大臣咨询机构而成立了原子弹受害者对策基本问题恳谈会，但是，１９８０年政府却明确表示拒绝制定"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政府按此方针行事，居然无视受害者们多年的奋斗以及国民的支持。然而受害者们决不屈服，他们差不多用了五年的时间，与专家反复讨论，表明"受害者团体协会"的基本构思才得到认可的就是这篇文章。文章根据长期运动的经验和周到的讨论，通俗易懂地表达根本性的设想。我是该文章的参与其事的人，对该文怀有敬意，不妨引用其中几段如下。
美国投原子弹，造成了人类史上最早的核战争灾难。／其行为是无差别、非人道地对待战争，其违反国际法一事，已经由原子弹裁判裁定，日本政府也认为"违反国际法精神"。强制他人受原子弹灾害，决不能再次发生。／决不允许重演的原子弹灾害，根本不是由于受害者的责任引起的。"追本溯源，战争乃国家之行为而发生者"（１９７８年最高法院判决）。／反人类的原子弹灾害既然是战争的结果产生的，对其受害给与补偿，乃实行战争之国理所当然之责任。／及时制定'国家补偿之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乃日本政府的义务。／日本政府关于对日和平条约，放弃对联合国提出一切请求损害赔偿权，其中包括原子弹受害者之请求权。这不仅无视原子弹受害者，事实上也放弃了追究投掷原子弹之责任。对美放弃请求权的政府更应根据本身之责任及早制定援护法。／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不仅同美国占领军一起一直掩盖原子弹受害之事实，而且原子弹受害者最需要援护的１２年之间不采取任何援护政策，弃置不顾。在此期间许多受害者已经去世。／其后，作为运动之成果，制定了原子弹受害者医疗法、特别措施法，但对最多受害者的死者却没有补偿，各种津贴支付要领上还有所谓限制所得规定，简直谈不到对受害者给与"国家补偿"。甚至为了掌握原子弹受害者的实际情况应该作的调查，政府直到现在从未实现过。／原子弹受害者对策基本问题恳谈会对于上述意见，认为受害者的对策"应该是立足于广义上的国家补偿的见地考虑的，然而却以现行两法来充当。而且还说什么国民对于战争的牺牲"必须忍受下去"从而拒绝制定援护法。国家补偿的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直到现在之所以仍未实现，是因为日本政府拿基本问题恳谈会的意见作挡箭牌，让原子弹受害者们依旧"忍受"下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广岛、长崎被炸以来已逾四十年，受害者很快就老龄化，"如不尽快补偿，我们就等不及了"，这呼声令人痛心。／核战争迫在眉睫的今天，为了使受害者生命多延长一天，让他们继续呼吁废除核武器，援护实为不可或缺的延命之粮。
没有直接表现"受害者的要求"，紧接着便是下面的话："当此被炸４０周年之际，受害者作如下由衷的呼吁。／不要发动核战争，废除核武器！／现在要立刻制定援护法！／此项要求有成果时，受害者才能以'和平柱石'的面貌生存下去，死去的人才算瞑目。／要筑起为了防止人类'重遭灾难'的城堡。--这是历史给与原子弹下幸存下来的我们的使命。惟有完成这个使命，才是受害者能够留给下一代的惟一的遗产。"
把死去的人们和活下来的我们联系在一起，这不就是很好地表现出给下一代留下核时代认真的生存态度的定义么？表明胸怀此志而仍然活下去，虽有困难然而真挚地坚持生存的定义，这就是许多走向老年的受害者们生存态度的定义。从今年冬天起重新开展的以达到"原子弹受害者之基本要求"为目的的受害者团体协会的运动，必须要求日本各地许许多多的人们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要求青年们参加此项运动，学习广岛、长崎受害者们生存态度的定义，对他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教育。
应该提到，我们早就有负面的经验，但是，被核状况之下的悲观主义--并非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而是守旧的悲观主义--拘束而不能重新振作的自己，认识到这是耻辱从而觉醒的，正是受害者团体协会以及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促成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这些人顽强地主张要建立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但是另一部分人却认为废除核武器无望，这就等于把自己置于无舵之船一般，所以自己决不能对此采取容忍态度。
这几年，不论在欧洲，在美国，有人告诉我，他们对于广岛、长崎的受害者们谈自身经历的话，听了大为感动，并会见了那里男女老少市民运动家们。每次和他们谈话，我总的感觉可以大致概括如下：广岛、长崎的受害者已趋老龄化，帮助他们的年轻的社会事业义务工作人员们展览被炸实相的照片，同时口述他们个人的经历。地上受灾的人之多之惨，规模之大，给每个参观者以巨大冲击。而且，他们述说众多的生活于悲惨之中的受害者们的经历--当然是那些众多被炸后死去的人口述而由义务服务人员转述的--这份辛劳非常感动，因为这对于防止未来重现原子弹受害者的惨剧很有帮助，而且关键的地方很受鼓舞。其次是因此他们也意识到，客观上核状况的条件越来越恶化--必须把它推翻，然而推翻它的方法和劳动量也日渐困难和增大--的情况下，人类是主体条件，有朝一日必然废除核武器，对于这个方向和理由更加相信。
想到这些，我再次想起死去的人们之中，不用说对于我自己，即使对于众多的同时代的人也是无可代替的渡边一夫喜欢引用的塞南库尔说的话，那勉励人奋进的声音，仿佛清清楚楚地响在耳边。
也许人要灭亡的。但是在抵抗之中倒下去好不好？假如我们抵抗以后仍是虚无，也不要把它硬说成是正确的好不好？
只凭这样的话，我对塞南库尔新的认识也许很难让人理解。但是，假定一位受过原子弹灾难的老年人出现于寒冬之夜的集会--它不是作家靠他的想象力编造的场面，而是根据前面提到的基本方针开展的国民运动"受害者团体协会"的集会上屡见不鲜的现实场面--的时候也这么说：也许核武器终于毁灭了人类，也许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在抵抗中毁灭好不好？即使我们抵抗之后是热核战争的虚无，也不要把它硬说成是正确的好不好？那么，听到这些话的新一代首先是他们自己受到鼓舞与勉励，一定奋发而起，为了不要出现全人类沦为这种虚无而仍旧说成正确的局面而下定决心，希望加入到原子弹受害者的运动中来，这样，岂不就找到了自己主体的存在了么？这样，就和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决心直接联系一起了。总而言之，我相信这就是在我们自身之中复苏渡边一夫、中野重治坚持的生存态度的定义，把广岛、长崎３０余万死去的人们的遗念，让下一代当作筑起积极的城堡的使命，同幸存的原子弹受害者的生存态度的定义一致，并为此而奋起。
我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到中野重治战后第一部小说中有"此项待续"这句话，自己也三番五次地感到必须写，实际也这么说出去了。在这篇文章结尾的时候，发觉要写"此项待续"的想法比预感更加强烈。我现在意识到也写过现在的自己正处在生存的断缝之处，正因为处在这断缝之处，所以脑子里常常想到，面对这断缝之处自己该如何把自己的人生连结起来，即使从这一意义来说，"此项待续"对现在的自己就是一个重要课题。
何况自己已经是生存处于断缝之处的年龄，这把年纪的自己同要求和我谈话的新的一代之间，很明显的一点便是越过了这断缝之处，那么，这接合之处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反复思索，所以，包括许多意义的"此项待续"就在我心中时明时暗。比如，中野重治写了"此项待续"，他是如何续起来的，从他的工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然而中野是死去的人们之中的一位，他以后的"此项待续"，我也曾想过自行其事地续下去的方法，但是这种想法有时并不能约束自己。
这些文章里反复写了我那残疾儿子的事，以此为主题的小说连续短篇集《新人啊，你醒来吧》的结尾处，我对于２０岁的儿子拒绝人们给他起的那个"好啊"的外号一事发了如下的感慨。
儿子啊，我们从来就没有给你起过用"好啊"这样的婴儿奶名，一定叫你"小光"。因为你已经到那个年龄啦。一喊你小光，你和你弟弟樱麻两小青年人就站在我们面前哪。这时我把熟记在心中的布莱克给《弥尔顿》作的序中常常念诵的诗句，口若悬河般地念出来。Rouce up，O，Young Men of the New Age！set your foreheads against the ignorantHirelings！醒悟吧，啊，新时代的青年们！对于无知的雇佣兵们，你们要热情对待！因为我们的兵营、法庭或者大学都雇着雇佣兵。他们如果有所作为，那才是永久抑制智力之战，把肉体之战久久拖下去的人们。在布莱克思想指引之下，我的幻视中新时代青年一代的儿子们--在这穷凶极恶的核时代之下，更需要多多亲近雇佣兵们--身旁，感到仿佛还有一个青年人，也仿佛重生的自己站在那里。来自"生命之树"的声音是勉励人类的话，这话仿佛是对不久即将走向老年而必须承受苦难的自己说的一般。"不要怕，海神之子啊！我如果不死，你就不能生。／但是我如果死，我再生的时候将和你在一起。"
写在这里的死和再生的主题，当然是以时代、世界的死与再生这一课题而展开的，但就其根本来说，正如这里谈个人的感怀一样，是把自己作为单独的个体对死与再生有所思索。所以，只要和小说的形象有关，我就把它放在主人公＝我的祈求的层面上来完成现实的表现。但是把同一主题重新写成随笔文章，我就怀疑，是不是没有把它写成有说服性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对来自"生命之树"的声音的主人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感到甚至前面引用的布莱克的文章，也只能说仅仅是在小说里地地道道是我自己的文章但意义却是共有的而已。
但是我确实想过，把时代、世界的再生和单独个体的再生放在一起，当作最实际的课题思考，首先是把它放在我利残疾儿子的共同生活上，联系布莱克诗里的形象而表现在小说的情节之中，使它成为支撑我现实生活的力量。然而小说的情节随着覆盖时代、世界的核武器黑云更密更浓，作为难以动摇的主题--可以认为，不深思这个问题，作家就一步也不能前进的紧迫问题--确实在自己头脑中开始存在了。我决心坚持"此项待续"以为我自己的生存和文学的课题。至于"续"下去的方法，我现在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和自己有联系的死去的人们的关系上，比较清楚，然而和新一代的联系方法就比较不清楚了。因此，我想在这里更加认真地写下"此项待续"。
附录——我在暧昧的日本①
大江健三郎
灾难性的二次大战期间，我在一片森林里度过了孩童时代。那片森林位于日本列岛中的四国岛上，离这里有万里之遥。当时，有两本书占据了我的内心世界，那就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②和《尼尔斯历险记》③。
①该文为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７日，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的讲演全文。该讲演标题直译应为《暧昧的日本的我》。因文章中多处借此标题进行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除标题外，文中各处均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
②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
③１９０９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儿童文学女作家拉格洛芙的作品，在我国被译为《骑鹅旅行记》。
通过阅读《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孩童时代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我发现，在恐怖笼罩着世界的那个时代，与其呆在峡谷间那座狭小的房屋里过夜，倒不如来到森林里，在树木的簇拥下进入梦乡更为安逸。而《尼尔斯历险记》中的少年，则变成了一个小不点儿，他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并进行了一次充满冒险的旅行。在这个故事中，我感受到若干层次的官能性的愉悦。首先，由于像祖先那样长年生活在小岛茂密的森林里，自己天真而又固执地相信，这个大自然中的真实的世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方式，都像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获得了解放。这，就是第一个层次的愉悦。其次，在横越瑞典的旅行中，尼尔斯与朋友（野鹅）们相互帮助，并为他们而战斗，使自己淘气的性格得以改造，成为纯洁的、充满自信而又谦虚的人。这是愉悦的第二个层次。终于回到了家乡的尼尔斯，呼喊着家中思念已久的双亲。或许可以说，最高层次的愉悦，正在那呼喊声中。我觉得，自己也在同尼尔斯一起发出那声声呼喊，因而感受到一种被净化了的高尚的情感。如果借助法语来进行表达，那是这样一种呼喊："Maman，Papa！Je suis grand je suis de nouveau unhomme！"criatil。
他这样喊道：--妈妈、爸爸，我长大了，我又回到了人间！
深深打动了我的那个句子，是"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继续体验着持久的苦难，这些苦难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到与日本社会的联系，乃至我在２０世纪后半叶的总的生活方式。我将自己的体验写成小说，并通过这种方式活在世上。在这一过程中，我时常用近乎叹息的自吻重复着那声呼喊："Je suis denouveau un homme！"
可能有不少女士和先生认为，像这样絮叨私事，与我现在站立的场所和时间是不相宜的，可是，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现在，谨请允许我稍稍讲述有关个人的话题。
半个世纪之前，身为森林里的孩子，我在阅读尼尔斯的故事时，从中感受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不久后自己也将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另一个则是自己也将会与亲爱的野鹅结伴而行，从空中飞往遥远而又令人神往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结婚后，我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弱智儿。根据Light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我们替他取名为光。幼年时，他只对鸟的歌声有所知觉，而对人类的声音和语言却全然没有反应。在他六岁那年夏天，我们去了山中小屋，当听见小鸡的叫声从树丛对面的湖上传来时，他竟以野鸟叫声唱片中解说者的语调说道："这是……水鸡。"这是孩子第一次用人类的语言说出的话语。从此，他与我们之间用语言进行的思想交流开始了。
目前，光在为残疾人设立的职业培训所工作，这是我国以瑞典为模式兴办的福利事业，同时还一直在作曲。把他与人类所创造的音乐结合起来，首先是小鸟的歌声。难道说，光替父亲实现了听懂小鸟的语言这一预言？
在我的生涯中，我的妻子发挥了极为丰富的女性力量，她是尼尔斯的那只名叫阿克的野鹅的化身。现在，我同她结伴而行，飞到了斯德哥尔摩。
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①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我现在使用的英语单词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暧昧的"这一形容词。我之所以特意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用英语翻译"暧昧"这个日语单词时，可以有若干译法。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我"里"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
①此处意译应为《我在美丽的日本》。因文章中多处将其与《暧昧的日本的我》作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特直译为《美丽的日本的我》。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标题首先意味着"我"从属于"美丽的日本"，同时也在提示，"我"与"美丽的日本"同格。川端的译者、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美国人将这一标题译成了这样的英语《Japan，the Beautiful，and Myself》。虽说把这个句子再译回到普通的日语，就是"美丽的日本与我"，但却未必可以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位娴熟的英译者是一个背叛原作的翻译者。
通过这一标题，川端表现出了独特的神秘主义。不仅在日本，更广泛地说，在整个东方范围内，都让人们感受到了这种神秘主义。之所以说那是独特的，是因为他为了表现出生活于现代的自我的内心世界，而借助"独特的"这一禅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纪禅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说来，这些和歌都强调语言不可能表现真理，语言是封闭的。这些禅僧的和歌使得人们无法期待这种语言向自己传递信息，只能主动舍弃自我，参与到封闭的语言之中去，非此则不能理解或产生共鸣。
在斯德哥尔摩的听众面前，川端为什么要朗诵诸如此类的和歌呢？而且还是用的日语。我敬佩这位优秀艺术家的态度，在晚年，他直率地表白了勇敢的信条。作为小说家，在经历了长年的劳作之后，川端迷上了这些主动拒绝理解的和歌，因而只能借助此类表白，讲述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与文学，即《美丽的日本的我》。
而且，川端是这样结束讲演的：有人评论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可它却并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相同的，道元的四季歌命题为《本来面目》，一方面歌颂四季的美，另一方面强烈地反映了禅宗的哲理。我觉得，这里就有直率和勇敢的自我主张。他认为。虽然自己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之中，却并不属于虚无主义。川端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在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寄予信赖和希望的未来的人类发出心底的呼喊。坦率地说，与２６年前站立在这里的同胞相比，我感到７１年前获奖的那位爱尔兰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①更为可亲。当时，他和我年龄相仿。当然，我并不是故意把自己与这位天才相提并论。正如威廉·布莱克②--叶芝使他的作品在本世纪得以复兴--所赞颂的那样："如同闪电一般，横扫欧亚两洲，再越过中国，还有日本。"我只是一位谦卑的弟子，在离他的国度非常遥远的土地上，我说了以上这番话。
①威·勃·叶芝（１８６５-１９３９），爱尔兰诗人，剧作家，１９２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威廉·布莱克（１７５７-１８２７），英国诗人、画家、神秘主义者，著有散文《天堂和地狱的结婚》（１７９０）等文学作品。此外，还创作了一批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
现在，我总结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一生而写作的三部曲已经脱稿，这部作品的书名①，即取自于他的一部重要诗作中的一节："从树梢的枝头，一半全是辉耀着的火焰／另一半全是绿色／这是一株被露水湿润了的丰茂的大树。"他的全部诗集，在这部作品的每一处都投下了透彻的影子。为祝贺大诗人威·勃·叶芝获奖，爱尔兰上院提出的决议案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您的力量，我们的文明得以被世界所评价……您的文学极为珍贵，在破坏性的盲信中守护了人类的理智……"
①书名为《熊熊燃烧的绿树》。
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vague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①所下的定义--"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①凯·雷恩（１９０８-），英国女诗人，著有《坑坑洼洼的土丘》、《失去的国土》、《在荒凉的海滨》等诗集。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１２０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双重性。在近、现代化的历史上，这种近、现代化同时也带来了它的弊端，即太平洋战争。以大约５０年前的战败为契机，正如"战后文学者"作为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出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然而，蕴含着这种道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处遗传了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除了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不幸者），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念。
现在，国际间有一种批评，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对于在联合国恢复军事作用以维护世界和平持消极态度。这些言论灌满了我们的耳朵。然而，日本为重新出发而制定的宪法的核心，就是发誓放弃战争，这也是很有必要的。作为走向新生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日本人痛定思痛，选择了放弃战争的原则。
西欧有着悠久传统--对那些拒绝服兵役者，人们会在良心上持宽容的态度。在那里，这种放弃战争的选择，难道不正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如果把这种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国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奇+书+网]，在国内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试图利用国际上的所谓外来压力的策动--无疑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身为小说家，我不得不想象，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种残忍的新的背叛。
支撑着现有宪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义原理，把绝对价值置于更高的位置。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主义宪法下，与其说这种情感值得感怀，莫如说它更为现实地存续了下来。假如日本人再次将另一种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战后重新出发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为在崩溃了的现代化废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而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益了。作为一个人，我没法不去想象这一切。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剧膨胀，并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点，国际间的批评之眼所看到的，远比我们在国内所感觉到的更为清晰。如同在战后忍受着赤贫，没有失去走向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现在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对前途的巨大担忧，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奇妙。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繁荣，有赖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股潜在势力的增加，这种繁荣正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所希望创作的严肃文学，与反映东京泛滥的消费文化和世界性从属文化的小说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我们日本人自身呢？
奥登①为小说家下了这样的定义：他们"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浊中污浊，／如果可能，／须以羸弱之身，／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我长年过着这种职业作家的生活，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弗兰纳里·奥康纳①语）。
①威·休·奥登（１９０７-１９７３），出生于英国的美国诗人，著有《新年的信》（１９４１）和《不安的时代》（１９４８）等诗作。
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我想从乔治·奥威尔②时常使用的形容词中挑选"正派的"一词。奥威尔常用这词以及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洁的"等词来形容自己特别喜爱的人物形象。这些使人误以为十分简单的形容词，完全可以衬托我在"暖昧的日本的我"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暖昧"一词，并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与日本人所希望呈现的形象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①弗·奥康纳（１９２５-１９６４）美国女小说家。
②乔·奥威尔（１９０３-１９５０），英国小说家、社会评论家，著有《一九八四年》（１９４９）等讽刺性作品。
倘若我将"正派的"人这一日本人的形象，与法语中"人道主义者"的日本人这一表现重叠起来使用的话，我希望奥威尔不会提出异议，因为这两个词都含有宽容和人性之义。不过，我们确实有一位前辈不辞辛劳，为造就这样的日本人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他，就是研究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思想的学者渡边一夫①。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中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这是不同于川端的"美丽的日本"的另一种观念。
与其它国家为实现近、现代化而不顾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相互影响的复杂方法，试图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欧同他们的岛国连接起来。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作，却也充满了喜悦。尤其是渡边一夫所进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②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①渡边一夫（１９０１-１９７５），日本的法国文学专家、评论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江健三郎的恩师。
②弗·拉伯雷（１４９４-１５５３），１６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文学的代表作家、医师、人文学者。
年轻的渡边在大战前曾在巴黎留学，当他对自己的导师表明了要将拉伯雷译介到日本去的决心时，那位老练的法国人给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青年下了这样的评价："L′enCtreprise inouie de la traduction de l′in traduisible Rabelais"即"要把不可翻译的拉伯雷译为日语，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企图"。另一位惊讶的帮腔者则更为直率地说道："Belle entreprise Pantagrueline"，即"这是庞大固埃①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然而，在大战和被占领期间的贫困、窘迫之中，渡边一夫不仅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而且还竭尽所能，把拉伯雷之前的、与拉伯雷齐驾并驱的、还有继他之后的各种各样的人文学者的生平和思想，移植到了处于混乱时期的日本。
①拉伯雷的代表作《巨人传》中的巨人王。
我是渡边一夫在人生和文学方面的弟子。从渡边那里，我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小说。在渡边有关拉伯雷的译著中，我具体学习和体验了米哈伊尔·巴赫金①所提出并理论化了的"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物质性和肉体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结的重合；还有公然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
①米·巴赫金（１８９５-１９７５）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
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置身的边缘的日本乃至更为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为争取一位韩国优秀诗人的政治自由，我曾参加过一次绝食斗争。现在，我则对中国那些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们的命运表示关注。渡边给予我的另一个影响，是人文主义思想。我把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重复的欧洲精神，作为一个有生气的整体接受了下来。像是要团团围住拉伯雷一般，渡边还写了易于读解的史料性评传。他的评传涵盖了伊拉斯谟①和塞巴斯齐昂·卡斯泰利勇②等人文学者，甚至还包括从围绕着亨利四世的玛尔戈王后③到伽布利埃尔·黛托莱的诸多女性。就这样，渡边向日本人介绍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宽容的宝贵、人类的信仰、以及人类易于成为自己制造的机械的奴隶等观念。
①德·伊拉斯谟（１４６６B６７-１５３６），荷兰文学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著有《格言集》（１５００）、《痴愚神礼赞》（１５１１）和《对话集》（１５１８）等文学作品。
②塞·卡斯泰利勇（１５１５-１５６３），１６世纪法国人文主义者、新教神学家。
③玛尔戈王后（１５５３-１６１５），１５７２年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结婚。
他勤奋努力，传播了丹麦伟大语法学家克利斯托夫·尼罗普的名言"不抗议（战争）的人，则是同谋者"，使之成为时事性的警句。渡边一夫通过把人文主义这种包孕着诸多思想的西欧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胆尝试了"前所未闻的企图"，确实是一位"宠大固埃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的人。作为渡边的人文主义的弟子，我希望通过自己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刚才说过被日本人的暖昧"撕裂开来"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创伤。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祷。
让我们重新回到个人的话题上来吧。我那个在智力上存在着障碍、却存活下来的孩子，在小鸟的歌声中走向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世界，并在其中成长，终于开始创作自己的乐曲。我认为，他最初的小小作品，无异于小草叶片上闪烁着的耀眼的露珠，充满新鲜的亮光和喜悦。纯洁一词好像由in和nocea组合而成，即没有暇疵。光的音乐，的确是作曲家本人纯真的自然流露。
然而，当光进一步进行音乐创作时，作为父亲，我却从他的音乐中清晰地听到了"阴暗灵魂的哭喊声"。智力发育滞后的孩子尽了最大努力，以使自己"人生的习惯"--作曲，得以在技术上发展和构思上深化。这件事的本身，也使得他发现了自己心灵深处尚未用语言触摸过的、黑暗和悲哀的硬结。
而且，"阴暗灵魂的哭喊声"被作为音乐而美妙地加以表现这一行为本身，也在明显地医治和恢复他那黑暗和悲哀的硬结。作为使那些生活在同时代的听众得到医治和恢复的音乐，光的作品已经被广泛接受。从艺术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治愈力中，我找到了相信这一切的依据。
我无须仔细进行验证，只是遵循这一信条，希望能够探寻到一种方法--如果可能，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２０世纪，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们的苦难。我还在考虑，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许金龙 译）
颁奖辞
歇尔·耶思普玛基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大江健三郎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倾力描写光。讲述人蜜（蜜三郎）因为长子出生时就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脑功能障碍，夫妻关系不和，就与渴望成为激进派活动家而壮烈捐躯的弟弟鹰（鹰四）一起回到故乡四国，来到祖祖辈辈居住过的、偏僻荒凉的山谷。
一天夜晚，蜜看见弟弟在性兴奋的刺激下赤身裸体地在新雪甫降的雪地上转圈奔跑，身子在雪堆上翻转滚动。此时此刻，鹰就是一个世纪前农民起义领袖叔祖父的兄弟，就是现代暴动的煽动者。几百年间的风云变幻都凝聚在这一瞬间。有人认为，从这个场景可以窥见大江叙述的精采，他把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时间轴上的一系列事件准确地推向悲剧的顶峰。还有人认为，这种手法的运用是把过去交织进现在的一例。人物重新出场，情节展开变化。大江的作品中，这种为数众多的来自过去的挑战不断地呼唤着新的回答。我们真切地回想着逃避到祖祖辈辈居住的僻远的深山、一个世纪前的农民起义、龃龉不睦的兄弟间的紧张关系、孩子的残疾造成的精神打击。
核武器的悲惨后果是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问题自然相关的另一个主题。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中获得的哲学要素贯彻作品的始终，形成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但是，大江也提出了另外的主张，即应该认识难以捉摸的混沌不清的现实，这就需要"模特儿"。
这种连续不断的反复逐渐形成其作品的特征、特色，从而导致更加宏大的作品构思。读一读《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MBT森林的神奇故事》等长短篇小说以及去年译成法语的《致令人眷念的年代的信》，就可以明确这部作品的位置关系。为了创作幻想式的自传，大江采用了日本第一人称小说的写作技巧。
大江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小说百分之八十的情节是虚构的。对于讲述人的人生绝对必需的人物吉哥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创作，他以与实现留在祖先的森林里耽读但丁这个梦想的讲述人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而出场。于是先前的作品重新映照着新颖的文脉的新光，获得公正的位置。例如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不仅改变了吉哥服刑十年的犯罪形式，而且也变更了祖先生活的有关资料。
我们处理大江作品中连续出场的作品主题以外的东西。作品群在一个伟大而精巧的构思中互相感应、变换。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位作家不仅仅在写书，而是在"构筑"作品。如果再补充一句，就是大江在他的新著《熊熊燃烧的绿树》中，将焦点重新对准父亲与智力功能障碍的儿子之间的共生，从而把他先前的整个题材颠倒过来。他以反论语言"Rejoice！（高兴吧！）"结束全书。
也许大家会以为这是严谨缜密的构思，其实并非如此，莫如说这种固执的尝试似乎产生于富有诗意的迷恋。大江说他的创作是驱除自我内心中恶魔的一种方法。我祈愿他的驱邪不会成功……。然而从与恶魔的搏斗中产生的作品超越了作家的意图获得以外的成功。
大江说他的眼睛并不盯着世界的听众，只对日本的读者说话。但是，其中存在着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崭新的见解、充满凝练形象的诗这种"变异的现实主义"。让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语言等）障碍。我们终于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惊讶其变化，理解作者关于真实与肉眼所见的一切均毫无价值的见解。但价值存在于另外的层次。往往从众多变相的人与事中最终产生纯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我们全体关注的感人形象。
大江先生：
您主张如果要以我们的感觉把握现实就必需"模特儿"，实际上您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接连变化和持续不断的神话的"模特儿"。通过这些模特儿，我们可以了解过去与现在的相互作用，可以区别作品中人物的微妙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