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你这个年龄看起来够可以的了。能说说你多大吗？”
“三十四。”
“我三十三。”
“不出所料。”
“为什么？”
“那些睡觉时弄丢鞋子的小伙子大多比我年轻。”
“你已经习惯和那些更成熟的男人交往了吗？”
“是的。”我马上想到了维克托。这是不能比较的，完完全全是另一码事。
在那短暂的、令人心痛的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我本来是可以骗他的。
不，我没那么做。维克托是维克托。
帕派是帕派。
“喂，帕派？”
“什么事，弗兰卡·西丝？”
“我能写这个故事吗？”
“你想写这个故事？成为你的版权？”
“对，要是你不反对的话。”
“如果你能给故事中的我找一个合适的名字，我就不反对。用马丁这个名字可不行。”
“为什么不行？许多儿童读物作家都叫马丁！去看看电话簿吧！”
“因为这事不能让财务部门知道。如果他们发现我在朗读会开始之前到过这儿的话，那么我的运动鞋就不能免税了。”①
①在德国，购买工作范围之外的用品不能免税。
“我觉得你非常乐于助人。你可以给自己起个名字吗？”
“就叫鲁富斯吧。”
“哎呀，这个名字不好，它让我想起一个不刮胡子、不洗澡、满口歪牙、满嘴口臭的恐龙。”
帕派笑了起来。“你是指我吗？”
“不，你这个傻派！我读过一本小说，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鲁富斯。他穿着像抹布一样的内裤，挤在一起的眉毛下面长满了粉刺，前额乱蓬蓬的头发一直垂进了深陷的眼窝。”
“我也读过！小说名叫《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
“他穿着颜色难看的衬衣，衬衣里面那几个月不洗的腋窝散发出汗臭味。”
“哎呀！”
“然而他继承了一家酒店，去理了发。”
“然后呢？”
“然后，一个女作家嫁给了他。”
“真可惜。”
“是很可惜。”
“听起来就像《青蛙王子》①的故事。是你剽窃来的故事！”
①《青蛙王子》是《格林童话》中的一个故事。
我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是根据现实生活创造出来的动人故事！你可以观察嘛！”
“如果她非得把自己想像得那么愚蠢的话，那她也许不会有什么亲身体会。”
“是的。她没有时间去想像了，她得写书，这需要时问。”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吧！”帕派说，“很可惜，我只是一名儿童读物作家。我不好撰写这种故事。”
“是关于那家酒店的故事？”
“不，是我们的故事。”
“你也可以写的呀，我们可以分写这个故事。荨麻和蚂蚁归我，鞋子归你。”
“真能乐于助人。”
“为了自己的读者群各取所需嘛。”
“从前有一只运动鞋……”
“它过着困苦的生活，总是粘在主人的脚下……”
“它满头大汗，累得舌头都伸到了脖子那儿……”
“它摆脱了主人，跌跌撞撞地走开，跳到了溪流中，因为它想自杀……”
“可是它接着就去继承了一家酒店……”
“给自己扎上了新的鞋带……”
“听起来又是剽窃的故事。”
我们在荨麻丛中笑着瞎扯。
然后又一起倒了下去。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现在还有谁会这么做？
我在想，即使没有帕派，施瓦本的草地也非常美；有了帕派，这草地简直就无法形容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互相保证，不向任何人讲起这个美妙、疯狂的下午。这样就不会有人剽窃我们的故事了。
没有人看见我们。
只有一些蚂蚁，我们破坏了它们的领地。还有一只跟着我们的野蜂。
不过，蚂蚁和野蜂也不会把我们的事传出去的。
谁也不会说的。
一周之后，我们的美梦到了尽头。我们，帕派和我，一起度过了空闲时的每一分钟。现在，我们面对面坐在火车上，腿靠在一起。有些疲倦，有些满足，有一种夹杂着幸福的悲伤。我们什么都没有说。夜里，我们曾在宾馆里，在被子下面，窃窃私语，谈论自身的经历。我们笑过，也哭过，我们爱得天昏地暗。
我们竭尽全力地开着玩笑。
我们很明白：当旅行结束时，一切就都到了尽头。
我们天南海北地胡扯，开玩笑，尽量不触及这个话题。
有时，他出现在我的朗读会上，我就把他看作是陪同妻子前来的一位丈夫。我不时悄悄地看他一眼，时而很有礼貌地、很有距离地回答他提出的非常蠢笨的问题。我经常忍不住笑起来。我们越来越放肆。我们越来越年轻。每天都要年轻半岁。
当我出现在他的朗读会上时，我让人不易察觉地坐在最后一排。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十岁的时候，也许是七岁。我有滋有味地想像着：他是我孩子的爸爸。在那种时候我就会对弗兰茨和维利产生无穷无尽的思念。然后我就想像着我们会再相见。大家都在一起。帕派，妈妈和四个孩子。大家一块儿笑，一块儿唱歌，一起欢闹，爬山，研究树皮，观察甲虫，在树枝上荡秋千，采集各色的树枝和栗子，在雨天穿着雨衣去踩小水洼，去打浮冰，把它们扔到城里池塘薄薄的冰面上。这个愚蠢的美梦贯穿了一年的所有季节。
一个发疯的、美妙的却无法实现的梦。现在梦快到尽头了。火车启动了，驶向真实的生活，没有帕派的生活。
没有了占我四分之一的男人，这对于我的幸福来说不可或缺的内容。
过了波恩之后，我们就不再说话了。
有时，我们互相看一眼，然后我们就把腿挤得更紧一些。
我觉得该死的泪水在涌上来，那是在人们深陷忧伤时想流的眼泪。
在车厢里还坐着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妇女在读着弗兰卡·西丝的《独身幸福》。这一次我已经不觉得奇怪了。
一切都说过了。
就是没有说：再见，我给你写信。
就是没有说：我给你打电话。我有你的电话号码了。
更没有说：请转达我的良好问候。
问候谁呢？
什么也没有。
火车驶过一个工业区。天空灰蒙蒙的。铁轨在这儿有了岔路口。火车开始刹车了。
我们把腿挤得更紧了，好像要把我们的腿挤断一样。
然后我们站起来，从行李架上取出我们的东西。
过道里拥挤着好多人。我们靠在一起。我们的手抓得那么紧，都有些疼了。
火车站。车站大厅。许多张面孔。
到了。
那儿！他们在那儿！弗兰茨，维利，埃诺，帕拉，阿尔玛，以及行李手推车。他们都在等我。
我挣脱了帕派。
科隆火车站。
我的腿颤抖着，跟在很多旅客后面，从那个狭长的出口挤了出去。
他们跑了起来。
“妈妈，妈妈！”
他们长得多高啊！头发刚刚理过！
高大壮实的淘气鬼！我的儿子！我的小伙子！上帝，我是多么想念他们啊！
眼泪涌了出来。
我扔下行李箱和手提包，张开双臂，蹲了下来。
弗兰茨和维利几乎同时跑到我这儿。两张柔软、温暖、圆圆的男孩子的脸在我的怀里挤来挤去。
“妈妈！”
“我又回来了！”
“你给我们带什么东西了吗？”
“当然！我给你们带了许多帕派的书！”
四只不耐烦的、胖乎乎的小手就去扯我的手提包。我用颤抖的手指去拉手提包上那该死的拉链，匆匆忙忙把那些图画书取了出来。
埃诺走到我身边。他拿着一束玫瑰花。
帕拉和阿尔玛带着行李车也过来了。
我抬头站了起来，拥抱了每个人。
帕拉的身上有一股优雅的香水味。银鼬皮的围巾被风吹得飘来飘去。她什么也没说，冲我微笑着。阿尔玛的身上也有一股好闻的味道。闻到了阿尔玛的味道就闻到了家的气息。她兴奋地喊着，说我的气色好极了。埃诺也大声问我旅行是否顺利。孩子们蹲在行李车上，争抢着手中的图画书。
我接过埃诺手中那束带刺的玫瑰花。埃诺在鼎沸的人声和嘈杂的喇叭声中冲我喊着，我的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已经排到第五位了！阿尔玛也喊着说，孩子们非常非常的乖。埃诺打断她的话，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威尔·格罗斯从前天起搬进了我家的客厅，这可能会大大延缓离婚的进程。他还说，要是我们有一台传真机的话，现在我就可以知道最新的畅销书排名表。传真机操作很容易，他可以马上教我，这样我就可以把畅销书排名表用传真发给维克托·朗格；他在要回去吃饭之前也能给他母亲发个传真。这时，我突然感觉到背上有只手。我转过身去。
帕派。帕派抱着他的两个孩子。
金黄色头发的卡廷卡和黑色头发的贝内迪克。
“这是我的孩子。”
我看着这两个孩子。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好多情况，也已经非常了解他们的亲生父亲了。
“你们好。”
两个孩子转过身去，躲在马丁的肩膀上。
我偷偷看了一眼那个女人。她站在不远处，抽着烟，不耐烦地看着表。这一次她没扎马尾巴，头上戴着闪亮的帽子，身穿名牌牛仔裤，衬衣是绸的，脚上是一双漆皮轻便凉鞋。
“您好。”我朝她点了点头。
她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我们在火车上认识的。”我说。也许是帕派说的？我已经不知道了。反正没人在听我们说话。
“可以这么说，是在旅途中……”
“是的，然后呢？”
“到这儿旅行结束。”
“祝你一切顺利！”
他的脸，他的眼，他的嘴。一切都熟悉得让人心痛，一切又变得很陌生。
这就更让人心痛。
“再见！”
“也许还能再见……”
“也许……”他的太阳镜后面有了眼泪。或者这是我的眼泪？我觉得太难忍受了。
快走吧。
帕派！快从我的视野中走开！
我转身看着帕拉。帕拉看了看，明白了。她不易觉察地向那边瞟了一眼，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们走吧？”
“好。”我的声音是那么的干涩，好像刚发表过长篇演讲似的。
我用手指摆弄着太阳镜，这时听到有人喊，我们赶快转过身去。弗兰茨和维利坐在行李车上，使劲地把图画书抱在胸前。帕派的孩子从旁边经过时看见了，就伸手去抓他们的图画书。卡廷卡从维利的手中拽出一本书。维利非常害怕，气愤地叫起来。
“我的帕派！”
“是我的！你走开！”
“这书是我们的！”
“不对！是我妈妈带给我们的！”
那女孩子就是不走。她的母亲拉着她的胳膊。
马丁刚刚收拾完行李，走了回来。卡廷卡松开了那本书，维利把书给了帕派。
我也蹲了下来。
帕派把书递给了我。
我们相视而笑。
我终于可以说一句我一直想说的话了。“谢谢！”
“什么？”
“谢谢你呗。”
“嗯。”帕派说，“你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我们又站起来，笑了。
每个人都果断地把孩子和行李放到各自的行李车上。
然后这两个家庭就朝着不同的方向各自走了。
重新回到家里心情异常激动！家里来了好多信件：有崇拜者来的信，有读者来信，还有目前发行量已达三十万册的《独身幸福》的出版商新女性出版社的来信。有书店、图书馆等请我去作报告的邀请函。最让人高兴的是，今天早晨收到我应得的拍摄电影的酬金支票，以及我享有该影片著作权的份额。
好极了，我一边看一边想。要是遇上别的女人，她们甚至会嚎啕大哭的。不过，她们只管哭好了，那是她们的事。
支票上的数字是六位数。
我随手把支票放到一边，因为这时我无法集中思想来考虑这件事。埃诺会知道如何处理的，最最重要的是家里平安无事。
我回家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正赶上母亲节。帕拉准备了特别可口的早餐表示对我的欢迎。今天她不想休息，至少两点半以前不会休息。星期日的早餐好极了，这算是她母亲节送给我的礼物。
帕拉有用餐巾纸折叠漂亮花朵的特别才能。这天早晨，每个咖啡杯的托盘上盛开着一朵黄色的睡莲。孩子们在一块自己烘制的蛋糕上用糖色写着：“欢迎你回家，亲爱的妈咪！”在欢迎词的下面还画了几颗红心，在我的早餐碟子上放了两张也是用红心框起来的自己画的画。特别让人感动的是，我发现了一只小花盆。孩子们用手指在上面点了好多小圆点，帕拉又在中间加了一些小小的热带银莲花。屋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温馨，我被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怎么突然会受到这种待遇？
“这是你理应获得的。”帕拉说，“已经五年没人向你祝贺母亲节了，现在你就尽情地享受吧！”
幸亏我也替帕拉准备了礼物：一只高级手提皮包以及与之相配的钱包。她高兴得什么似的，我确实很希望她喜欢我的礼物。至于阿尔玛·玛蒂尔，我替她买了贵重的香水，准备下午给她。
“家里有什么新鲜事吗？”等到母亲节的欢快气氛稍稍平息一些之后我问道。孩子们心满意足地大口吞食着肝浆灌肠面包。
“格罗斯先生临时搬到这里来住了。”帕拉往弗兰茨杯子里倒可可时说，“他本来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
“是的，”我说，“是这样。还有别的吗？”我要是威尔·格罗斯也会暂的搬到帕拉这儿来住的。帕拉像只可爱又温柔的大母鸡，她的金色羽翼呵护了多少人呀！不管是五岁还是十岁的孩子，不管是三十五岁的成人还是九十四岁的老人，都受到过她的照顾。从前的特劳琴姑妈就是一个例子。帕拉散发出的热量，我在这个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从别的人身上发现过。
也许她让威尔·格罗斯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童年时，母亲是家中的主宰，父亲是个自负好斗的人。而我呢，又是个根本不愿当家庭妇女的女权分子。
帕拉歪着脑袋，隔着可可壶看着我，几乎是恳求般地问：“你们俩就不能再互相谈一谈？”
“不，”我说，“没有必要了。”
“帕拉，妈妈要同格罗斯先生谈什么？”
很显然，弗兰茨嗅到了火药味。然而有趣的是，他竟然称自己的父亲为“格罗斯先生”。
“没什么，宝贝儿！他们需要互相忍让。”
“忍让没有问题。”我说，“剩下的事就只能当着律师的面再说了。”
“顺便说一下，温克尔博士来过几次了。他是来家里安装一些设备的，诸如办公室的激光打印机、孩子屋里玩游戏的电脑，以及客人用的卫生间里的电视机等。”
“哦，”我说，“还有传真机不要忘了。”
我们咧开嘴笑了起来。
“还有电动火车！”弗兰茨说，“太棒了！”
我暗忖，弗里茨·费斯特替一个刚五岁的孩子安装电动火车是否会感到有意思呢？也许不会。不过，弗里茨·费斯特的意见对埃诺来说反正都一样。我答应弗兰茨，吃完早饭我会和他一起上楼，让这列高级火车在房间里驰骋。帕拉说，小维利常在屋里乱摔价格昂贵的电动火车，还用小铁轨对着柜子乱砸，真拿他没办法。他正处于摔摔打打的年龄，只有带声响的绒毛兔等玩具比较适合他玩。埃诺至今没有给小维利送过一只电子控制的、会用英、日、韩语演唱《我为我的小山羊高兴》这支歌的机器兔，我感到很奇怪。
帕拉接着说，维勒夫妇多次过来收拾屋子和花园。地下室进水后，他们也主动过来帮助排除故障，同时把地下室也收拾干净了。他们觉得干这些活很有意思，而且马上又干起了其他的活：把搁在顶楼上的花园里用的椅子搬下来擦洗干净；把洗干净的垫子铺在花园的平台上；给儿童戏水池灌满水；为砂箱换上新砂子，把坏玩具捡出来，把冬季用具作防尘包装，整齐地堆放在顶楼上；收拾花园凉亭，把铁花格仍搬回凉亭；擦洗窗户，冲刷平台面砖，还冲洗汽车。里里外外都经过了整理。
“冲水的橡皮水管还是我拿的呢！”弗兰茨兴奋得几乎无法自制。
“是和洗涤机配合使用的吧？”我结结巴巴地说，尴尬得停止了吃饭。
“维勒家就是这样，”帕拉高兴地说，“什么事情他们都乐意自己干。”
所以特劳琴姑妈活到了九十四岁！我要是也受到那么多照顾和爱抚，也不会早早就独立生活的。我永远也不要离开这些人，九十四岁可是个值得追求的年龄！生活一下子变得这么美好！而最让人高兴的是，我的孩子们也分享了我的幸福。
我们一家沐浴在一种和谐而愉快的氛围中。
是的，屋里屋外，到处都在闪烁发亮。连我的衣柜和内衣柜都收拾过了，内衣都经过了认真的折叠，整齐地放在抽屉里，外衣也井井有条地挂在柜子的衣架上。
真是个梦。
一个多年追求的梦。
一种真正的家庭温馨。
正是我这种年龄的人所需要的！
也是一个女人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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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几乎难以承受那么多受之有愧的幸福。
“帕拉，”我深深地望着她的眼睛说，“请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我有事要问你。”
帕拉合上嘴，期待地看着我。
我意味深长地清了清喉咙，拉着她的手说：“你想加薪吗？”
“是的。”帕拉说，两颊微微泛起了红晕。
晚上，我和埃诺舒适地坐在平台上娓娓而谈。我事无巨细地把我的情况都讲给他听了，反正差不多什么都说了。
孩子们睡在楼上。窗户敞开着，鸟儿向他们唱着夜曲，树林在夜风中发出簌簌的声音。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令人陶醉。
“要杯啤酒吗？”埃诺准备起身进屋去。不知怎么的，他有些心不在焉。
“好的，请顺便把那条红毛毯拿来！”
我伸展四肢，舒服地睡在躺椅上。啊，感觉好极了。要知道，在家里是最美的！
这样的静谧，这样的和谐，如此和睦相处！
“我重新回到家里，感到多么幸福啊！”我对埃诺说。他正拿着两个啤酒杯子回来。“处在市中心，可又那么宁静，周围是一片绿色！”
我似乎觉得埃诺正把目光投向树林，或者是夜空。可是情况完全相反。
“你现在是众所周知的大名人，”埃诺说，“生活会有点危险。”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应该安装一套报警系统！你现在完全有这个能力，大约两万马克吧！”
“埃诺！没有这个必要！”
“恰恰相反，亲爱的！你这里是撬窃案多发地区。”
“可我这幢不起眼的小屋子是不会有危险的！你没看到这里有那么多壮观的别墅！”我幸灾乐祸地想到了威尔·格罗斯。我想，要是他在离婚后有能力负担的话，他会在特劳琴姑妈家的铁栏杆后度过他的后半生。
埃诺怀着重逢的喜悦，几乎不能自制。“你没发现有什么改变吗？”
“没有。”我抬头向四周看了看。铁丝网？自动射击装置？瞭望塔？自动开启的栅栏？饿得嗷嗷叫的大警犬？我坐在椅子里，小心转动着，看看报警器是否会歇斯底里地响起来，蛙人是否会从阳台上跳出来。
埃诺一开始就考虑得比较周到，卷帘百叶窗会自动放下来。现在当然是看不见的，因为它还在上面。埃诺为即将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景象而满怀喜悦，他把另一只躺椅挪到我的身边，满意地躺了上去。
办理离婚案的律师夫妇晚上舒适地坐在小花园内，每人手拿一瓶啤酒，目光注视着窗户。真的，美极了。
“你也盖点毯子吧！”我把毯子的一角递给他。
“好的！”埃诺依偎在我身旁，我帮他掖好毯子。家庭温暖！美哉，美哉！
“瞧瞧时间！”十，九，八，七……
现在正九点！
突然响起一阵嘎嘎声，继而又传来一片哗哗声和吱吱声。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奇观呀！
所有卷帘式百叶窗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臂操纵着，同时放了下来。
我坐在躺椅上，双手捧着斟满啤酒的杯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壮观的美景。
这与天上的月蚀又有什么两样？
埃诺坐在我身旁，他挺起胸膛，庄严地举起啤酒杯。
“怎么样？设计巧妙吧？这是一种最新的系统。到今天为止只有美国有……”
这时，我突然感到一只冰冷的啤酒杯贴在我的肩头。
埃诺突然跳起身，扑倒在地，啤酒杯啪的一声摔得粉碎。
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几秒钟之内。出什么事了？
救命！谋杀！警察！他被无声手枪击中了？
埃诺匍匐在地，以惊人的速度爬过平台。这时，平台上方的卷帘式百叶窗正在关闭。就在最后一秒钟，他消失在百叶窗下。
深邃的黑暗。
痛苦的寂静。
我心跳得没一点主意。
出什么事了？
埃诺！亲爱的！亲爱的埃诺！我才发现你是多么诚实可靠！我需要你！你快从黑暗中出来啊！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活下去呀！
这时，平台上方的卷帘式百叶窗又慢慢地卷了上去。从房间缝隙中透出的一缕微光中还能朦胧地辨出埃诺的身影。他像鲁迪·卡累尔主持的《鹊桥》节目中的征婚人那样站在平台门后：在赢得这场生死攸关的赌博后，他变得精明无比，他的身影缓慢地、慢得有些折磨人地展现在正瞪大眼睛看着他的人面前。
我突然什么都明白了。
要是埃诺不够沉着的话，我们早被关在门外了。这一夜我们就得披着红毛毯坐在平台上了！可这时孩子们正天真无邪地躺在屋子里呢！
孩子们单独呆在漆黑的夜里，没有一点儿生气，这对他们是多大的恐怖呀！
悲剧性事件！家庭不幸！婴儿生产后遗症！这一切他在最后一刻都让我们避免了。
我颤巍巍地站起身来，一直等到卷帘窗重新卷了上去。
我紧张的心情终于松弛下来，无力地靠在埃诺宽大的怀里，他用有力的双手拥抱着我。
不，没有这个男人我是无法生活的。
没有埃诺，我是永远不会幸福的。
“他们邀请你参加电视台的名人座谈。”埃诺有一天中午来我家小坐时说道。当时我正坐在桌旁修改电影脚本，这是最后一次修改，我不愿意这时受到打扰。
“什么名人座谈？”我想起在穆赫镇和镇长、志愿消防队队长以及当地的特雷莎女士举行的一次恳谈会，讨论的题目是《这个男人还值一文钱吗？》。
“节目叫《自爱》。”埃诺喜形于色地说，啪的一声把一封信摔到桌子上。在电视台彩色台标下写着：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参加《自爱》这一节目的播出。信上写道，他们很荣幸地邀请我下周三晚上十一点钟在玛丽蒂姆饭店出席一个座谈会，参加的有女演员、政治家以及一位名演员的丈夫，当然还有节目主持人米勒-施米克先生，大家在一起聊聊。酬金、补贴及增值税均照发，晚上在玛丽蒂姆饭店下榻。
我张大了眼睛瞪着埃诺。“他们怎么会想到我呢？”
“你看。”埃诺自豪地说，同时把一个透明信封放在信的旁边。在一手工制作的高级纸张上有一个用字母组成的圆圈，上半个圆圈写的是“推介弗兰卡·西丝”，下半个圆圈由“埃诺·温克尔博士”这几个字母组成。
我吃惊不小，看起来是真正有专业水平的。
“就应该这么办！”埃诺自豪地俯身看着我。
“你做得很对。”我赞许地说。
“那还不吻吻我？”
“没问题。”
“这个吻是发自内心的。”
“谢谢，谢谢，亲爱的埃诺，你呀！”我勇敢地吻了吻他的双颊。
“为你这么漂亮能干的女士效劳是我的乐趣。”埃诺喜滋滋地说，然后稍稍离开我一些。
“你穿什么衣服？”
“不知道！”色情女演员会穿什么衣服呢？
“我想，我们可以视情况而定。”埃诺启发说，“帕拉今天在这里能呆多久？”
“到两点半，和平时一样。”
“两点半以后孩子们可以到我母亲那儿去。”埃诺显然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下午的安排毕阿特会替我推迟的，我这就给她发个传真。”
这样，几位准备离婚的女士和先生今天下午就要白等了，他们本来指望今天下午能找到埃诺，争取早日得到《独身幸福》中所描述的幸福。
为了表示安慰，毕阿特会向他们提供有关这方面内容的签名书籍。她在律师接待室里摆放着一大批这种内容的书。
埃诺和我，我们在互相推销自己。
尽管如此，还远远不够。
我本来不想让孩子们再待在阿尔玛·玛蒂尔家的，因为整个上午我都想见到他们。我也不愿让埃诺替我拿着手提包，上嘴唇冒着汗珠，满脸紧张地站在散发着霉气的试衣室前，一边谨慎地透过门帘向里张望，一边问：“合适吗，亲爱的？”我不喜欢买衣服时男人站在一旁帮我出主意。我自己最清楚该穿什么衣服合适。凡是带花边、镶边、小披肩，哪怕有钮扣的衣服我都不喜欢。另外，下摆狭小和臀部有活结的也尽量不要。
不过，埃诺替我做了那么多事情，我怎好伤害他呢？他为我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我即使出于礼貌也得带他一起来C＆A连锁店，让他透过门帘张望散发着霉气的试衣室。但要使唤威尔·格罗斯，老实巴交的办法是不行的。于是，我们把孩子送到阿尔玛·玛蒂尔家。她正在草坪上割草，于是不假思索地把两个孩子像架辕的马似的放在割草机前，让他们像个臃肿的百足虫缓慢曲折地在草地上行进。阿尔玛·玛蒂尔总会想出让人高兴的主意！干脆让孩子们也参加进来！就这么简单！这个建议弗里茨·费斯特当时要能提出来就好了！不过，正当我要上车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小维利的哭声。他不愿意再割草了。
哭声几乎使我心碎，我忍住了快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尊贵的夫人偕同律师驾临科隆市区，而此时小孩子却无人照看，他们得穿着尿湿了的裤子，在陌生人家割好几个小时的草。他们大声哭叫着，把瘦小的胳膊伸向他们的母亲。
振作起来，弗兰西丝卡！弗兰卡暗暗自责：你很清楚，这个孩子是在撒娇。你一转身，小维利就全忘了。阿尔玛·玛蒂尔只须挥挥耙草的耙子，这种忧伤的场面就会过去了。弗兰茨反正没有再转身向你走的方向看过，自动割草机太使他着迷了。今天晚上，两个孩子将穿着埃诺留下的旧皮衣，互相高兴地敲打着锅盖，大嚼煎土豆，把腮帮子鼓得满满的，你会认不出他们的！
当然，我们没有去C＆A连锁店，而是去了厚赫大街一家高雅的小时装店，见过世面的女性经常光顾这个地方。我们在那里没花多少时间就买了一套橘红色的女服，包括一件线条分明的短上衣和一条迷你裙。嘴里嚼着口香糖的女售货员从埃诺嘴里得知我们买这套衣服的用途后，建议我们配一件“最时髦的紧身衣”。
我本人对那种时髦的圆领紧身衣并不喜欢。这种衣服穿起来你就像“骑赛车的运动员”，我无法接受。而且乳房挤成一条缝，接吻时剧烈颤动，也是相当不舒服的。遗憾的是，确实还有少数妇女坚持认为，从圆形的乳房往下看，除了肋骨，应该什么都看不见，绝不能出现因长年饮食习惯所造成的后果。她们于是迫使自己不惜任何代价去穿那种紧贴皮肤的紧身衣，而且还在下面用三个扣眼把衣服扣住，这样每次解手前后所带来的无休止的麻烦我实在难以想像。反正我坚决拒绝购买这种服饰：特别是在公开场合，我总是非常害怕临时要上洗手间。
于是我们买了一件黑色无袖套头衫，即使为参加重要场合而做的高耸发式也不妨碍穿这种衣服。
黑色无袖套头衫不受时间限制，好极了，弗兰卡说。况且，站在色情演员身旁更显得庄重些。
我们站在付款处时，弗兰西丝卡问，你的意见呢？我就穿着我那套弗兰卡女士服。
“您怎么付款？”嚼口香糖的售货员问，“现金、信用卡还是支票？”
“信用卡。”埃诺说，他已经取出了皮夹。
“支票。”说着，我的手便伸进了手提包。
我们互相看了看。
“我是想送给你的。”埃诺见怪地说。
“不，你即使离婚一千次我也不会送你一分钱的。”
女售货员暂时停止了咀嚼，不解地看看我，又看看他。
我非常坚决地填好了支票，放到收款员的桌子上。
归根结蒂，你就不能写妇女解放之类的书，以主张独身幸福和有成就作家的身份在电视上亮相，然后还让既无血缘又无姻亲关系的男人为你买性感的透明服装。这是人们必然得出的结论。我们还在隔壁的一家大鞋店买了一双高跟鞋，前不久我还带着孩子们在这里买过便鞋。我向孩子们曾玩耍过的游乐场瞥了一眼，现在是别人家的菲利普和安妮-卡特琳在那里玩耍。
弗兰西丝卡，你就享享福吧！你现在根本不必蹲在地上为孩子们汗津津的双脚套上价格昂贵的童鞋！你可以武装武装你自己那两只高贵的脚了！
当我们提着时装纸袋，手挽着手走过购物区时，我一下子意识到，我们现在伊然成了世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的一对。不管怎么说，我们很像一些妇女作品或广告中大肆宣传的那种梦幻般的一对，比如在为汉堡-曼海姆保险公司、强力香槟酒和佳美丽卫生巾所做的广告中就是这样，连“显示您良好信誉”的信用卡也用这种梦幻般的一对做广告。脚着高跟鞋，手提时装袋，挽着丈夫的手臂徜徉在步行街上，这对一位妇女来说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
我们走过一家大书店，几星期前我曾在这里和那位不认识弗兰卡·西丝的女售书员有过一次失望的接触。
“我们进去一下吧？”
埃诺和我一样，都急于知道书的销售情况。
我们走进书店，以搜索的目光向四周看了看。
“我可以为您效劳吗？”还是那位额前垂着一绺头发、脸上戴着眼镜的女售书员！当然，她没有认出我。因为我上次穿着防雨短上衣，是给孩子们朗读帕派儿童读物的母亲，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而现在则是身着橘红色套装、手挽着信心十足的丈夫的身材修长的女商务顾问，两者之间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当然，要是售货员这次再不知好歹地在登记簿中瞎翻的话，我会把时装袋摔到她头上去的！
“您找哪本书？”
“弗兰卡·西丝的。”埃诺只说了个名字。
“《独身幸福》。”售货员脱口而出，“书都堆放在楼梯间，另外在楼下的畅销书柜上和二楼妇女作品部的弗兰卡·西丝专柜都有出售！橱窗里也有，当然还有精装本！”
“谢谢，”埃诺说，“够了。”我们转身准备离开。我真想大声欢呼，好不容易才克制住了，没有叫出来。呸，你这个喜怒无常的眼镜蛇！
“那，您不想买一本吗？我非常愿意向您推荐！这本书非常有意思，我们一天售出三百多本呢！”
“好了，就这样吧！”我说着，拉了拉我丈夫的袖子。
“再说，这本书很快就要拍成电影了！”额前垂着一绺头发的售货员无奈地在我们身后大声说。她有什么做得不对的？
“我们知道书的内容。”我傲慢地回头说了一句，昂首阔步地走了。
“我们自己就是！”埃诺的这句话更使女售货员迷惑不解。
我们离开书店时，售货员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们，没有说话。
“我们自己就是，这话你觉得怎么样？”
“独身幸福。”埃诺说，“我们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
“是的，”我喜形于色，“你自己提到了这个问题！……”
埃诺突然站住了，严肃地看着我。
“你知道，我现在提到这问题……不过……阿尔玛·玛蒂尔常说……你究竟为什么不愿意结婚……我是说，如果你离了婚的话。”
“埃诺，”我说，“难道还要我跟你说吗？”我踮起高跟鞋的脚尖，贴在他耳边轻声说道：“请不要和我结婚！”
“可以考虑。”埃诺说，“对我来说，这么办是最合适的！”
“我知道，亲爱的。”我说。
然后，我们手挽着手，漫无目的地开始闲逛起来。
威尔·格罗斯正在生我的气，我一到家就感觉出来了。
“你看，你像个什么样子？”
“哟，不就像个爱社交的女人嘛！怎么啦？出什么事啦？你怎么没有待在自己的别墅里？”
也许他觉得别墅里太空、太冷。他的说话声在大理石墙壁的反射下发着回声。窗前的铁栅栏投下一片阴森森的黑影。哪儿都见不到替他做汤的帕拉！他觉得像被开除出这个家庭似的。
我那可怜巴巴的威尔身穿休闲服，此时正坐在楼梯上，像个漫不经心的、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孩子。可恶，真可恶，狠心的妈妈！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自己则同对门有钱的邻居去采购昂贵的破烂货！可怜的孩子手里拿着一本卷了边的画报。
“你在那里看什么？感到无聊了，是吗？”
我同情地看着他。他脸色苍白，一看就知道，他缺乏户外锻炼，呼吸新鲜空气少。他最好做点儿像割草这样的室外活动，或者在他未来的宅子里闹闹也好！这才是他需要的！现在做这些户外活动正是时候，因为维勒一家不再去别墅里干活了，而是到我们这儿来干了！
威尔·格罗斯不无失望地注意到了这些不愉快的变化。
“你在充当阔太太还是其他什么人物？”威尔·格罗斯不高兴地打量着我。
我告诉他，我当了五年家庭妇女，老是穿着牛仔裤和脏兮兮的套衫，而现在对比较整洁的服饰发生了兴趣。至于今后什么时间穿，那得看是否有合适的机会，譬如说上电视。
我突然产生的这种胜利的喜悦感实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至于他向我投来的目光就根本用不着描述。
威廉·格罗斯克特尔打开了手里的杂志，这是第六期《我们妇女》。
“啊，是《我们妇女》呀！”我说着就想伸手去拿杂志。
“你向这种人瞎说些什么啊？”威尔恼怒地问。
“怎么了？”
“这上面的内容给我的电影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我不明白自己的过失。我在咖啡桌上向那位可爱的伯克真实地讲述了一些生动有趣的事情，这些事情和我本人、我的书、我的孩子、我的婚姻、我的生活或多或少有点关系，最后当然也与他的电影有点关系。也许我不经意地说了“我们的电影”，是的，一定是这么回事！出现这种失礼的话，一定是我当时说漏了嘴，真是抱歉！
“给我看看！”
威尔·格罗斯把杂志递给我，那表情就像是父亲把老师反映学生旷课、偷窃、说谎、打人等行为的一封信递给自己的孩子那样。第一页上有我的一张照片，但并不像埃诺为我做广告时所拍摄的那么傻得可爱。这张照片上，我咧着嘴，很自信地在大笑着，旁边的粗体标题是：狂妄的女人。
第二页上有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是我和孩子们雨中坐在早餐桌旁正在敲生鸡蛋的情形。照片的旁边写着：她在家里发号施令。弗兰卡·西兰，非凡的女人。
难道是这句话让我前夫生气吗？所有单独教育孩子的家庭主妇在和未成年的孩子们吃早餐、敲鸡蛋时都是用这种口气说话，否则孩子们就要把鸡蛋敲得到处都是。这可是弗里茨·费斯特那老头儿的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