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自弗里茨·费斯特在《成才与堕落》上发表他那些不切实际的无稽之谈以后，我就不再买这本杂志了。
“听着，维利，”我说，“我希望你今年还能把巴巴拉到便盆里，好吗？”
“好的。”维利说。他根本不知道今年还有多长时问。
“你知道要把什么拉进便盆里吗？”
不要问他，也不要同他商量！要命令！
“不会是屁屁，屁屁马上就飞走了。是臭巴巴。”
“这就对了。你不要把臭巴巴拉到什么地方？”
“不要拉到裤子里。”
“好，这样臭巴巴就不会再飞走了，我也就不会再折腾你了。”
小维利不悦地点了点头，就好像他不拉我会马上吃掉他似的。
“是什么东西妨碍你往便盆里拉巴巴呢？”
“没什么。我觉得没劲。”
你听听，就是这样！你看到了吧，弗里茨，小孩子都有和你一样的需要。难道你蹲在厕所里没有读报？也许你那些蹩脚的文章是蹲在厕所里写的呢！
“你想要连环画吗？”
不要问他！不要商量！要命令才行！是的，孩子在用力大便时应该有一本连环画看看，而且以后总要看同一本，这种情况人们称之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什么的。只要孩子一看到《小本亚明·布律姆星》这本连环画，排泄的欲望便立即自现。这可真是个好办法呢。
“不要。我想看电视。”
我没有理会胖子弗里茨的抗议，打开了电视。正好是上午节目时间，只见一位政治家正伏在演讲台上手舞足蹈，高谈阔论，讲他经济政策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成果。
二台的节目也是这幅画面，三台只有播送讯号，四台、五台和六台的节目还算规矩，正在播送莫扎特的乐曲。在七台中，一条动画巨龙正挥舞着利剑向一只恐怖的庞然大物砍去。这种节目不适合孩子，在这点上我与弗里茨·费斯特意见一致。七岁的孩子做家庭作业时看它还说得过去，可是两岁的孩子用力大便时看这种节目却不合适。快换台，快换台，否则他就要肠梗阻了！
八台中有人正推着一位养老院需要护理的老妇人，走在前面的是一部晃动的摄像机，一位播音员正用吃惊的声音报道说，为改行做护理人员的培训基地极其稀少。我认为，维利对这种节目不会感兴趣的。
在九台中，一位留着拉罗发廊鬈发的时装模特儿正泪流满面地请求亲叔叔原谅（配音很糟糕），她的叔叔手中拿着威士忌酒杯站在游泳池旁。
这种镜头我儿子是否能看，对他的行为是否有好处，我飞快地考虑了一下，然后就重新换台了。
十台中，一户黑人家庭的成员围站在一间美国客厅里，他们个个兴高采烈、无拘无束。他们每说一句话，不管逗人与否，就从背景处迅速传来阵阵笑声。尽管维利也和我一样，对这种傻乎乎的美国娱乐方式丝毫不懂，可他还是跟着开心地笑了几回。
十一台里，一辆特快列车正奔驰在冬天单调荒凉的田野上，一个劲地开呀开呀，似乎永远不想停下来。
十二台里，一些运动员正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一座滑雪跳台上冲下来，可第四个人跳了以后就令人感到无聊了。
在十三台里，几个年轻人做着鬼脸，用一种疯狂的节奏在摄像机前蹦蹦跳跳。电视画面剪辑混乱，没有协调性，使电视观众会不自觉地眨巴眼睛。
这个台里的年轻人是介于我和维利之间的一代人，对他们这种文化我们娘儿俩一窍不通。我用审视的目光看了看还是空空的便盆，然后关掉了电视机。
“你知道吗，维利，我给你带来了欢快的歌曲。”
“是吗？”维利说，“是帕派的歌吧？”
“是的，”我说，“就是帕派的歌。”
就在这个除夕，令人难以形容的事发生了！
维利·斯巴斯蒂安·赫尔-格罗斯克特尔把屎巴巴拉到了便盆里！
我有理由为此欢呼！
除夕完全是按我的心愿，独自一人安安静静地度过的。两个孩子在床上酣睡，没有被鞭炮的噼啪声惊醒。我站在阳台上，手中拿着一杯葡萄酒，欣赏着大城市的鞭炮声，倾听着教堂的钟声。我想，明年庆祝的方式一定是另外一幅景象，也许同埃诺和阿尔玛·玛蒂尔在一起，就在这些别墅之一，新朋满座，喝很多的香槟，放很多的鞭炮，一片热闹气氛……也许就是这幅景象吧。到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也许没有多少共同语言。
可这次却是我自己的除夕。
也是我的告别，自己告别自己，孤身一人与过去告别。
十二点刚过电话铃就响了起来。我没有马上去接。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威尔·格罗斯打来的，这家伙决不会花时间去计算时差的。不，不是他打来的，那一定是埃诺的，他又想用香槟来使我兴奋了。可是我并不需要别人逗我高兴，我情绪很好，我只想一个人同我那两个正在熟睡的可爱的孩子在一起。
在我同威尔婚后的头几年，我常常感到孤独，感到被人抛弃；我常常在背后偷偷地诅咒他，并且发誓，只要这家伙踏进家门，我就把孩子扔给他。当我看到那些能干的爸爸站在沙坑旁，参加父母和儿童体操，看到他们高兴地让孩子骑在肩上，一起欢闹着在场地上奔跑时，我就充满了妒嫉和羡慕。当我看到那些爸爸给孩子擦鼻涕，甚至令人感动地同孩子认真而严肃地侃侃而谈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不知说什么好。可我的丈夫却从来没为孩子做过什么。说来也奇怪，本来我可以要求他对我表示同情与关怀，要求他承认我作为家庭主妇的工作，可我却没有这样做，反倒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
我这位两个孩子的坚强的母亲能够独当一面。
我根本不需要男人。
不需要同他一起过日子。
只需要他同我在一起消遣，这是另一码事。
可今天我不需要他。
也许以后某个时候。
时间一到，男人自来。
新的一年明天就要开始了。
新年第一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那灰蒙蒙的天气已悄然而过。我怀着出去散步的极大喜悦，把孩子们抱进自行车挂斗里，让他们面对面坐着，以保持双轮挂斗车的平衡。这样，我就可以轻松自如地手推这辆弹性极好的挂斗车了。再说，推这辆挂斗车要比推儿童车少花不少力气呢！手推车就更别提了，它根本就不能与这辆挂斗车相提并论。外形也不好，不像这辆车是流线型的，而且还不能拆卸。我这辆车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绝对没有问题，而且转弯极为方便。我推车时能盯着孩子，并且可以同他们边走边聊。当然，两个孩子也可以互相交谈。他们裹在舒服的棉被里，每人怀里抱着一个暖水袋，当然他们也可以互相用体温取暖。路上，他们有时小睡一会儿，有时就玩他们的小玩具赛车。这对我难以抑制的散步欲望真是再好不过的解决办法了。我马上就为其他母亲感到遗憾了，因为她们带着孩子，推着儿童车或儿童三轮车，拿着一大堆孩子用的东西，几乎寸步难行。对这种情况我称之为“原地踏步”。如果是那样，我就会手脚冰凉，情绪沮丧，失望透顶。
当然，孩子们也需要运动。于是，每到一处他们觉得好玩而又没有危险的地方，我就叫他们下车玩。这时，我就从车里取出羊皮褥，铺到一张长凳上或一根树干上，自我陶醉一番。必要时，甚至把棉被也一起铺上。这样，大家就都能运动，也都能休息了，谁也不觉得冷。我的两个小家伙红光满面，是本市呼吸新鲜空气最多的孩子了。值得一提的是，要是我同孩子呆在家里超过一小时，我就感到极不舒服。
这辆挂斗车几年以后我还可以派上用场。即使弗兰茨以后不用支撑轮就可以骑车，我还要带着它。先把它放在汽车座位上，维利一个人可以坐在里面，以后可用它装各种行李。夏天我把它固定在自行车上，冬天我可以推着它散步。购物时，把一周用的东西放进去绰绰有余，这样我就不用再提那种对环境有害的一次性塑料袋了。挂斗车的上部用一把手柄就可以从车架上卸下来，能塞进各种规格的汽车行李箱中。假期旅行时，可以把它放到汽车后座上，放到两个孩子中间作玩具存放箱。同样只用一把手柄就可以把车架折叠起来，也可以塞进汽车里放置。
请原谅我这种絮叨的叙述。
别的女作家喜欢连篇累牍地描写什么印花壁纸、枝形吊灯、地毯花纹，而我却不揣冒昧，想给年轻的母亲们一点儿实际的忠告。
谢谢你们的耐心！
现在我们终于言归正传，又回到了那个清新的阳光明媚的新年之晨。
我推着挂斗车，迈着矫健的步伐，兴高采烈地去德克斯坦湖边散步。我感到自己真是如鱼得水。我不停地走啊，走啊。中午时分，我们想在小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湖边小屋旁吃上一根维也纳熟香肠，喝杯热可可。
新年伊始，美妙无穷。
大自然完全变了样！蓝色的天空，清新健康的空气！
不再有爱发牢骚的威廉·格罗斯克特尔在我身边了。要是有他在场，他至少每隔半个小时就要问，我是否知道，他除了散步以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现在，我没有义务再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了。面颊红润的孩子们正心满意足地从被子里探出头来东张西望。
看，那儿就是湖了，就是那美好、湛蓝、安静的德克斯坦湖了。湖边小屋还在沉睡中，只有烟囱里冒出的缕缕炊烟可以使人想到里面正在准备受人欢迎的午餐。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湖边小屋看起来就像圣诞市场上用糖霜做成的小屋。我热爱这儿胜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
“妈妈，我要下车！”
我强迫自己停往脚步。我们小心谨慎地冒险来到湖岸。湖上结着一层薄冰。我们凿下了几块浮冰，把它们甩到湖面上，破碎的冰块在湖面上发出咔咔的响声。
弗兰茨从灌木丛里捡了一根长长的木棍，把它递给我。在这里，没人能够打扰我们。
“给你，妈妈。我要抓着你！”
这一定是一幅奇妙的图画：两个裹在冬装里的小男孩，紧紧地抓着他们的妈咪，防止她凿冰时落进湖里。我玩这一游戏玩得如醉如痴，直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话时，我才停住。
“要想把整个湖面都凿开，你们的妈咪还得拼命地凿呢。”
冲我讲话的一定是我的房屋管理员，也许是我的牙科医生。我要热情地同他握手，顺便祝他新年快乐。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直起了身体。
可我错了。面前的这位男子我根本就不认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我也不认识。这是一个我们完全陌生的家庭，属于那种会在父母和儿童体操中一起跃过垫子的和睦家庭。他，这位当父亲的，穿着牛仔裤和长靴，留着诗人特有的发型，像个大男孩，让人觉得可爱。我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过他的声音。那个小男孩留着同样的发型，有着一双同样的褐色眼睛，还有一个流着鼻涕的有趣的鼻子。我下意识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我的泰普牌手巾纸，给他擦了擦鼻涕。他父亲笑起来。又是那种熟悉的声音！
那个把辫子盘在红帽中的金发小姑娘大概只有五岁，她有一张温柔可爱的小脸。然而我马上注意到，她是个低能儿，她患的大概是医学上称为智力低下综合症的病吧。
不管怎么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嗯……嗯……”我显得有些尴尬，连自己都很奇怪，怎么一下子就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呢？我平时可没有这么笨嘴拙舌。穿着毛皮大衣的女人长得很美，有一头乌黑的头发，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她留着用雷诺牌柔顺液保养过的油亮的马尾巴发型，上面扎着一根丝绒发带。她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一匹被精心装饰过的小马驹。她衣着时髦，穿一条吊带裤，裤缝笔挺，脚蹬一双用毛皮镶边的漆革皮鞋。至于她身上有种什么东西使我反感，我一时也说不清。不管怎么说，纯粹从外表看，她似乎与这位随和快乐、有着一张大男孩脸庞的丈夫不太相配，我穿着鼓鼓囊囊的滑雪服，脏兮兮的儿童手套露在口袋外面，在她面前显得邋遢窝囊。
“把棍子给我，”这位有着诗人发型的男子用洪亮的男中音说，“这是男人干的事。”
我把棍子递给他。由于一直被他吸引，我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立即用力地凿起冰来。他妻子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为的是不让飞溅的水滴弄脏她的皮鞋。
“今天可真冷。”我对她说。她赞同地点了点头，同时点上了一支烟。孩子们拽着他们爸爸的袖子，看着他凿冰。按我的心愿，我很想继续散步，更喜欢同孩子一起去拽这位男人的袖子，可没有人要求我去这么做呀！弗兰茨和维利毫无拘束地站在这位热情的凿冰人的周围，维利还大胆地抓着他的衣角。
散步的人流越来越密，整个世界似乎一下子从除夕的熟睡中苏醒过来。大家都拥到德克斯坦湖的周围，开始了他们日复一日的散步。顷刻间，这儿就挤满了大人、孩子、狗、儿童三轮车、雪橇和婴儿车。我那辆挂斗车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
啊，这一切太美了！
我站在陌生妇女的旁边，抓着我小儿子的风帽，而他又抓着陌生妇女丈夫的大衣。我让一位陌生的父亲用手里的木棍在我凿开的冰窟窿里来回敲击，然后把一块窗玻璃大小的冰块放到我大儿子的手里。
父亲和四个孩子都兴奋不已，而那位妇女却无动于衷。
我在考虑要不要想办法使她那郁郁不乐的情绪高涨起来，比如可以风趣地对她说，这新年开头不错嘛。但我打消了这一念头，还是同孩子一起扔冰块最开心。要是站在冰面上使劲晃动几下，冰封的湖面便会发出神秘而又恐怖的声音，像哨声，又像呼啸声，让你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光秃秃的树木像上千个精美的剪纸伸向灰白色的晴空。斜挂的太阳照耀着新年的一幕幕景色，使一切美丽如画。
“马丁，你想在这儿扎根吗？”那位女士说道，同时把手中的香烟扔到冰面上，让它慢慢地熄灭。她不断地用镶了毛皮边的鞋子跺着脚，那副不耐烦的样子就像一匹不愿出征的小马驹。“我可是越来越冷了！”
这么说这个男人叫马丁了，可是我从没听说过。但为何我总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呢？我暗暗地把大学里认识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把所有在讨论课、讲座、研究班和实习班上认识的人统统过了一遍……没见过，我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他。
我蹲下身子，捡起一大块浊水冻成的冰块，就在我打算把它递给弗兰茨的时候，这个叫马丁的人从我手中接过了它，他的手套触到了我的手套，我顿时感到有些冲动。
“真棒！”他说，并笑容满面地注视着我，好像是我发明了这一游戏似的。“完全是大自然的捉弄。”
这是大自然的捉弄吗？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句话。
对，是在《刺猬歌》里！
我恍然大悟，知道面前的人是谁了。
一定是他！听声音就知道！
“这是大自然的捉弄。
刺猬，你为何要如此？
你不让我接近，
甚至都不能抚摸。”
这是帕派的歌。
他就是帕派，就是那个每个星期天早晨搅得我不能睡觉的男人，那个清晨六点就在我床上打扰的男人，那个总是同我们一起乘车的男人。这个帕派，他每天晚上都坐在我们的床沿上！
“马丁！你还不走吗？”
他的夫人似乎有些不悦，因为马丁泄漏了他的笔名。
我会心地笑了。
你这个帕派。
多亏你，我的小儿子去年经过训练已经不随地大小便了。真是谢谢你了。
他知道我已明白了一切，于是也冲我笑了笑。他的下巴上有个迷人的小酒窝，再加上他那特有的油光可鉴的诗人头发，我真想摸上一摸。
“马丁！”那个穿着毛皮大衣的小马驹的声音越来越严厉了。
“您可别因为我们耽误动身。”我说。
“是我们要他留下的，”弗兰茨说，“他应该和我们在一起！”
“您留不住我，”诗人笑着说，“我们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呢！”
我们都笑了，除了那个女人。
然后我们又凿了一会儿，高兴地把冰块扔到冰面上。碎冰撞裂开来，四处飞溅，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帕派。
已婚，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个小酒窝。
女人走开了，想到上面的路上冒着寒冷来回踱步。她一定敲过湖边小屋的门，迫切希望进去暖和一下，可商店的门还没开。很清楚，对我们这种愚蠢幼稚的活动她没有任何兴趣。
当我们的双手变得冰冷的时候，我们开始给孩子们重新戴起手套。
“您就住在附近吗？”当我们并排蹲在同样高度的时候，帕派问道。我们每人捏着一只孩子的小手，为他们戴着手套。
“我们不住这儿，不过很快就要搬过来了。尽管如此，我们很乐意在这儿散步。这是本市最漂亮的地方。”
“是的，”穿皮夹克的男人用他那令人着迷的目光很自然地看了我一眼。“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夏天还可以在这儿划船呢。”
“还可以打小高尔夫球！”弗兰茨喊道。
“埃诺为我们买了一座房子，就在那边。”维利说。
“这个埃诺可真行。你们的爸爸今天早上在哪里呢？”
“爸爸在加勒比拍电影，埃诺在阿尔玛奶奶家里，正在床上睡觉呢。”弗兰茨说。
我焦急地咽了口唾沫。这个男人一定会把这一切联系到一块：无家可归、被逐出家门的两个孩子的母亲来凿冰，为的是能在家里为自己做一锅暖和和的热汤。孩子的爸爸离家出走，也许正在别的女人床上呢。
帕派慢慢地把一只新手套戴到孩子的另一只小手上。
我们又一起站起来。
“埃诺是妈妈的律师。爸爸是妈妈的男人，”弗兰茨说，“但他正在加勒比拍电影。”他的面颊红红的，与他头上的小红帽争奇斗艳，一副迷人的样子，着实令人喜爱。哎，你这个小家伙呀，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家庭纠纷和盘托出，泄露给面前的这个陌生人呢？
“这么说，你们今天是单独出来的？”
“我们不是单独出来的，我们是三个人。”弗兰茨说。
“这个人是你们的妈妈，是吗？”帕派逗孩子说。
“是的，”我很快说道，“也许您对此还有什么怀疑？”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
“没有，”他说，“没有丝毫怀疑。”
孩子们在摔打着木棍。维利和帕派的儿子正在试着重新脱下手套。我想制止他们，提醒他们要动身上路了。我想尽快离开这儿。
“再见……”我说。
“认识您很高兴。”帕派说。把这一我熟悉的声音同他的那张脸联系起来时，我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但刹那间，我对他的脸庞也熟悉起来，还有那个小小的酒窝。遗憾的是，我不能带走他的脸庞和上面的酒窝以作为对这次见面的纪念。
“祝您今天玩得快乐。”我说。
“祝您新年快乐。”帕派说着，一边匆匆摸了一下我那两个孩子的头发，表示告别。
帕派帮我把孩子抱到挂斗车上。
“好主意。”他说。
“是很妙，对吗？”我高兴地说。
然后他们离去了。他那诗人特有的头发在走动时上下摆动着。
我选了一条相反方向的路。
当我转过身来，他也正好转过身。
他向我招招手。
我也向他招招手。
“毕阿特，拿几个杯子来，现在不要接电话。”
埃诺看起来有些变化。我呆呆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才发现他把胡子剃掉了。埃诺没有胡子了。这使他丧失了原有的几分和气劲儿，看起来就像一个真正的妈妈的宝贝了。
“新年过得好吗？”
“很好，你过得也不错吧？”
律师先生刚刚刮过的脸上皱起了眉头。他说：“我感到非常孤独。”
“为什么？你不是还有妈妈吗？”我想稍微刺激刺激他。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没有你我感到非常孤独。”
------------------
6
这我早已预料到了。
“埃诺，你一定不是因为无聊才爱上我的吧？”
“不是这样的，”埃诺绷着脸说，“你不要胡思乱想。”
“对不起。”我一边说，一边努力保持着脸上的严肃。“你放假的这几天都干什么了？”
“我在想你。”
“自然是因为公务才想我的喽。”我说，“你看了我写的东西没有？”
“没看。我母亲看了，我马上也要看的。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几乎两个星期都听不到你的消息？”
妈咪呀！这下我可惹祸了。律师先生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比现在还要亲密得多。
“我是想，要是在放假期间用我们家那些斗嘴吵架的事情麻烦你，你们律师圈子是不习惯的。”我装模作样地说。
“我们还可以谈些别的嘛！”埃诺绷着脸说。
“什么事？”
“我母亲看了你的笔记，她觉得非常有意思。”
“太棒了。”我写的东西至少使这位老人感到高兴了。
“她说你有了不起的写作天才。”
“过奖了。”我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内心里实际上高兴得要死。
“我母亲有个非常古怪的想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
我轻轻咳嗽了一声。他千万可别说，他母亲认为我和他干脆结婚好了，反正我们以后也是邻居了嘛……
“埃诺，我想我们现在应该重新理智一些……”我抓起了威士忌杯子，想稳一稳自己的情绪。
“我母亲做事也许有点专横了些……”
我神经质地紧紧握住酒杯。我的天啊！也许她已经买好了结婚礼服呢！四十号，灯笼袖，带皱褶，圆领口，屁股后面拖着下摆和饰带！也许她已经请教堂登了结婚预告呢！也许两样都办了！
“埃诺，请告诉我，你母亲有什么好想法？”
我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紧接着，埃诺就放出了爆炸性的新闻。
“她把你的东西……你的……婚姻故事交给了一家出版社。”
我呆呆地看着他。“她把什么交给了出版社？”
“这段时间你到我们家来一下就好了。你们不来，她就有充裕的时间去读你的东西了。她读完以后就决定发表它。”
“那你没有阻止她吗？”
“没有，她今天早上才告诉我的。”
我一屁股坐到了猪皮沙发椅上，不知如何是好。一想到出版社某个自称编辑的鸟人，无聊地瞎翻一通我的笔记，然后摇着头，嘟囔着“都是胡扯，都是胡扯”，并把它啪的一声扔进旁边的抽屉里，我就羞得无地自容。
我决定发一通怒火。要是好好地想一想，这也的确是一件做得过火的事。
“我觉得太过分了。我想，你作为律师应该知道这一点，你有保守秘密的义务。要是你把材料给你母亲读，那你作为律师也应该有责任不使它落入陌生人之手。这种做法是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或叫其他什么名称。我告诉你，这件事会要你小命的！这是一件要上最高法院的案子！我要对我的律师提出控告！”
我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的姑娘们怒火冲天，破口大骂，她们砸碎橱窗，掀翻汽车，连警察的高压水枪也不能使她们放弃这些欠考虑的过头行为。
我气得喘着粗气。眼下我也不清楚该用什么方式对他和阿尔玛·玛蒂尔采取行动。他对我家庭、个人和财政情况了如指掌，对他这一行当中的所有计谋与圈套已经运用得得心应手。他刚刚为我买下了我梦寐以求的心爱的房子，而且没收一分钱的佣金。他还接手了房子的全部整修事宜。他母亲基本上还是一个好心肠的人。而且，我和埃诺不管怎么说还一起在鲸鱼皮上打过滚的。
可尽管这样我也要告他！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更要告他！
埃诺显得很吃惊。可他没有绕过办公桌，像我想像的那样，一边抓起我的手臂安慰说，“亲爱的，你继续大声吼叫吧”，一边偷偷地通过对讲机让人叫来备有橡皮间和紧身衣的救护车。
我猛地抓起酒瓶，用颤抖的双手给自己斟满了杯子。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的。”当我喝完酒并重新抬起头来时，我的律师说。
“混蛋！”我边骂边考虑该如何理智地了结这一局面。谁要是骂他的律师为“混蛋”，他就应该顺理成章地把杯子扔到他身上，要么把他的电脑摔到立柜的镜子上，要么用尖尖的皮鞋跟踹他的“敏感部位”。
埃诺惊慌失措地在他的上衣口袋里翻了起来。他也许会掏出一支手枪来对准我……我的这一想法还没有结束，他就把一张纸条塞到我的面前。上面有一个八位数的电话号码，区号是汉堡。
“你可以在我这儿打电话，这是出版社的号码。你看，亲爱的，出版社叫新女性出版社，这名字对你很合适。”
“我才不想给这家该死的新女性出版社打电话，让他们把我的东西退回来呢！这是你的事，是挽回你职业信誉唯一可以补救的措施！要是你以后再把这些算到我账上，小心你的脑袋！”我冲他训斥道。
“我当然已经往那儿打过电话了。”埃诺说。
“结果呢？”
“他们想出版。”
“他们要出版？”
“是的，他们要出版！”
“你捉弄人！”
“不，是真的。他们要出版你的东西，只要你同意。”
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埃诺急忙给我斟满了杯子，我机械地抓起它，放到嘴边。我的律师把我停止破口大骂看作是我做出的一个友好姿态。我脑垂体里的姑娘们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一个个变得气喘吁吁。
埃诺抓住了这唯一的机会，活力又重新回到他的身上。
“我当然立即就同一位很亲切的……叫……嗯……”他在他的档案卡片里翻找着，“……叫浮士德博士的老先生草拟了一份临时合同。这位先生是主编，非常亲切，他建议把手稿送去付印。这位……嗯……浮士德博士先生自己已经看了手稿，他妻子也看了，他们都觉得很有意思。这位亲切的……博士说，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女性文学。”埃诺额头上冒出了汗珠。
“浮士德？”我不知所措地问。
“是的，就叫浮士德。他很重视新的文学趋势。他说，妇女作品应与过去不同，要轻松活泼，不要那么严肃死板。严肃死板的作品已经充斥了整个市场。但是你的东西很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第一版出五万册。”
我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一片寂静。
一只肥大的苍蝇在窗户上嗡嗡地叫着。
埃诺用充满期待的目光看着我。
五万册！我简直不敢相信。五万册呀，这不意味着将有五万个机灵的妇女要读我写的维克托·朗格和威廉·格罗斯克特尔的故事吗？
“不行，”我斩钉截铁地说，“这与别人无关。我要离婚，然后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我是为了这个才聘请你的。”
“可稿子还可以编辑加工呀！”埃诺说着，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我用力推开了他。不要动我，你这个叛徒！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们要下功夫把书中的名字全部缩写？就像报刊亭里出售的那些脏乎乎、皱巴巴的消遣书所做的那样？出身于K城、被人抛弃的母亲弗兰西丝卡·H讲述她同著名导演、出身于明斯特-布拉克罗的威尔·G的痛苦的婚姻故事。在封面照片上，我们的眼睛都用黑条条遮盖起来，孩子们哭叫着坐在肮脏的租房楼梯上？你为什么不马上同一家私人电视台联系一下呢？这样你就可以对着摄像机向我递上一束鲜花、唱《原谅我》的高调了！威尔·格罗斯就会从幕后走出，吻着我的面颊，泪流满面、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应该重归于好！而阿尔玛则坐在观众席上，捂着手绢嚎啕大哭！你一定为此拿了一大笔好处费吧？”
埃诺大惊失色。在他笨重的办公桌旁还从来没见过有人发这么大的火。不管怎么说，还从没见过有人向他这位性情温和的律师发过火！
太绝了，他的律师事务所终于有了一种气氛！
我觉得自己有些了不起。现在正是好机会，我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的女权主义运动者热烈鼓掌，给予支持。
“要是你冷静下来，我就把编辑的建议告诉你。”埃诺冷静地说。
我决定冷静下来，我毕竟难以压抑我的好奇心。这位编辑的建议是什么呢？埃诺作为我的律师和经纪人对此又是如何反应的呢？
“我已经冷静下来了。他说什么了？”
“他想同你坐在一起商量商量。他说，凭你的天分和幽默感，你可以把这一素材写成一本很有意思的妇女小说。他说，这正好符合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
“他是这么说的？”我问道。
“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了些别的事情。”埃诺又翻弄起他随身携带的小纸条来。“嗯……同老师的那一章……我记不得在什么地方了。我想，是同某个舞蹈老师……”
很清楚，埃诺本人对我的东西只字未看。我清楚他指的是哪一章，太清楚了。
“是德语老师。”我说。
“对，他对德语老师的那一章最喜欢。”
“为什么？”
“谁知道？他自己会亲自讲给你听的！你最好给他打个电话。”
他又把那张纸条推到我面前。
这次我拿起了纸条。当埃诺把手放到我的手上时，我也握住了他的手。
一部小说！一部小说！
我要出小说了！
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一种奇妙的、压倒一切的成功后的喜悦抓住了我。我脑垂体广场上的姑娘们从挂钩上扯下监狱的钥匙，为其他姐妹打开了牢房的大门。然后，她们欢呼着互相拥抱起来。
乌拉！乌拉！我们这些思想上受到压抑、作用得不到重视的低能儿终于走出了脑垂体这一小小的天地，要为改变社会政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视野太窄了，只是围着锅台打转，只知道洗晾衣服。可现在，我们要扩大视野，要写小说，而且是在两个孩子同时呆在家里的时候进行创作。那位绝顶聪明的退休老头弗里茨·费斯特对此会有什么高招呢？噢，他一定会说：为两个捣乱的小家伙装两部漂亮的微型游戏机，这简直易如反掌，用两个鞋盒子和四十四块同样大小的小石子就可以做成。然后，再给他们一些未经漂白的再生纸、无毒的彩笔、去了尖的回形针和几个娱乐题目，然后在“父亲”——以下称之为“提案反对人”——的办公室举行一个快乐的聚会。
这一要求不予同意，拒绝举行！
应该把两个可爱的小淘气鬼交给律师的母亲，她反正已经自讨苦吃，照顾过其中的一个了。
我觉得这个主意富有创造性。弗里茨·费斯特决不会想到这一主意的，是的，他不会想到的。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埃诺如释重负地对我笑了笑。
“咱们讲和吧？”
“讲和就讲和。”
“太好了！”我的律师说，并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埃诺？”
“什么事？”
“我还可以请求你做点事吗？”
“没问题。”
“请你的胡子重新长起来吧，我对它已经习惯了。”
三天后我登上了飞往汉堡的飞机。
这是一架很窄的小飞机，在冬季早晨的大风面前显得有点招架不住。另外，当飞行员拉起机头离开跑道的时候，没有人鼓掌，没有哪位空姐给我或其他什么人戴上一顶有趣的红色船形帽，也没有分发彩笔什么的。
我坐在座位上，夹在两个商人之问。他们既没有穿夏威夷的衬衣，也没有把啤酒瓶放到脖子上。不，完全相反，他们把一些似乎很重要的文件摊放在文件箱上，在里面饶有兴致地翻腾着。两位老兄顺手搅了搅他们半满的咖啡杯，对飞机猛烈的摇晃似乎毫无察觉。我悄悄地抓紧座位扶手，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要是哈姆弗雷·博格或其他某个这种类型的年轻人在这儿，他现在一定会贴近我的耳朵，用动人心扉的浑厚嗓音对我说：“你感觉不舒服吗，宝贝？”然后一定会递给我一块手帕或一杯矿泉水。要是查尔斯·布鲁森在场，那就一定会递上一瓶烈性酒了。
坐在我旁边的两位商人可不是这样，他们对我的满头大汗和突然发出的祷告声丝毫不加理会。当我穿着认识埃诺·温克尔时穿的那身衣服从他们中间挤过时，他们除了随口道声“早安”算打招呼外就什么都不说了。既没有对我的漂亮衣服吹一声赞赏的口哨，也没有问我今天晚上打算在汉堡做什么。对此我感到异常惊讶。
就在大风稍稍减弱、飞机爬到一定高度以后，他们也没有让我有机会进行一次生动诙谐的交谈。比如：
“请允许在下作个自我介绍。我是比约尔·恩霍尔姆，退休政治家。我现在乘飞机去钓鱼。”
“认识您很高兴。我叫赫尔，是作家。我同出版社约了日期，去谈小说校样的事。”
甚至当空姐走过来问我们还想喝点什么时，这两位老兄也没有趁机递给我一小瓶香槟。这着实令人遗憾，因为我曾想像着，我们一定是唱着歌、摇头晃脑地在汉堡着陆，然后在提行李处大家热烈拥抱，交换地址，依依不舍地告别。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正焦急地等在玻璃门后面的出版社代表团的眼前，为首的是那位动人的浮士德博士先生和他的夫人及母亲。编辑、女秘书、司机和行李员列队站在后面……
我们着陆时天气刚刚放晴。
我胃里有一点儿不舒服的感觉。我的大衣从飞机行李箱里往下掉，快要落到地上的时候，有人将其接住递给了我。
“是您的大衣吗？”
“是我的。”
我看了一眼递大衣的人，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他是不是对我这个作家以及去编辑部的事感兴趣呢？可他已经转过身，又埋头读他的报纸去了。
这就是我的经历。
我目睹了有钱人乘飞机的情况。连极为普通的商人在飞机上都衣冠楚楚，目不斜视，或把脑袋扎在报纸里。谁要是转身对人笑一笑，就准会露出他那皱巴巴、脏兮兮的脊背。
我把地址告诉了出租车司机。他微微点点头，也没有问：“您是作家吗？您叫什么名字？叫赫尔？听起来像‘先生’那样的称呼！这很好记！我要把这个名字讲给我老婆听听！”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而是绷着脸驶进清晨上班的车流中去了。
出版社大楼位于普拉哈特大街，就在阿尔斯特湖对面。
我昂首挺胸地走进前厅。喂，女士们，先生们，我来了。脑垂体里的姑娘们不得不留在门外。可她们挤在入口处，示威性地举着拳头，祝我成功。但愿她们可别挤破玻璃。
在一间玻璃房里坐着一位保养有方的女士。她看到我后，把身体往前倾了倾，对着装在玻璃后面的话筒问道：“您有何贵干？”
我故意先不回答，以一种期待喝彩的表情向正在把鼻子贴在玻璃门上的“战友们”望去，然后语出惊人：“弗兰西丝卡·赫尔。”
这下好了，她一定会跳起来，赶紧系上上衣扣，从洗手盆里拿出一束鲜花，跑出玻璃房，再三向我道歉，并发誓说，她没有马上认出我，然后带我去领导的房问。
然而我期待的事没有发生。女士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我，然后又俯下身子说出了下面的话：
“这儿没有这个人。”
“是没有，”我抬高嗓门冲着玻璃说，“因为我本人就是！”
我又用期待喝彩的表情向门外的姑娘们望去。她们赞赏地向我点点头，并做了一个威胁的表情，意思是鼓励我不要被人吓唬住。
“噢，是这么回事。”那位女士说，然后又重新凑到话筒上问，“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是浮士德博士约我来的。”我向这位不知情的可怜的看门女士解释道。她似乎还不明白，她所在出版社的老板请来的可是一位社会知名人士。
“浮士德博士先生正在度假。”这位女士对着话筒说。
说完，她就算交差了，又重新用北德人所特有的镇静忙着她的私活，即擦她的眼镜片去了。
“我把我的书稿交了。”我喊道，真想用拳头去砸那面玻璃墙，可那竖眉下逼人的目光使我放弃了这一念头。
“很多人都交了。”她冷冷地说，不想再听我继续解释。
“浮士德博士看了书稿！他想出版！”
